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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静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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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史话

共青团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共青团成立90多年来,坚持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神圣使命,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同时昭示,中国青年只有心怀“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信念,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连,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闪光的足迹。

当代中国处在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思想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现在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代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生力军。如何把握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坚定广大青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如何有效地在青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军作用,是团干部应当思考的课题。伟大的时代召唤着青年,辉煌的事业期待着青年。共青团有责任带领广大青年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创造出更加壮美的青春业绩。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面对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使命,团干部应该懂团史,青年团员也应该懂团史,在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对话中,把握历史的规律,思考现实的工作,开创美好的明天。

普及团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对共青团事业的创新发展有借鉴意义,而且为团干部认识共青团肩负的政治使命,增强光荣感和责任感提供精神力量,为广大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担时代赋予的重任提供思想源泉。《共青团史话》是一部鲜活简明的团史读本。它以时间为线索,以史料为基础,全方位、多角度地客观记述了共青团90多年的历史——共青团带领广大青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锋在前,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赴汤蹈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愤图强,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勇挑重担、艰苦创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锐意进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顽强拼搏、再立新功。《共青团史话》中一些生动真实的故事,既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也给人以工作上的启迪。

希望《共青团史话》能够得到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认同和喜爱。徐晓一革命时期1社会的变迁和青年群体的集结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鸦片加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和东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到20世纪初,中国已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直至辛亥革命前,一次次的反抗和斗争都失败了。尽管在1911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为了民族复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探索。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号召青年争人权以求个性解放,兴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担负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神圣使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旗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总部随之迁至北京,并以北京大学为核心,聚集了李大钊等一批《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从此,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青年作为社会群体集结、形成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爆发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这一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场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预言:十月革命掀动的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后,新文化运动逐步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各地出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进步社团,比较有名的有: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的跨校际的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成立的新潮社,邓中夏等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北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等。这些青年社团的出现,表明中国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责任,认识到联合起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拒绝了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青年学生率先在北京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焰,发动了五四爱国运动。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是这次集会的主持者和积极参加者。大家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及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会场充满了激昂悲壮的气氛。据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

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要求北洋政府拒绝签约,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学生遭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6月3日,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大批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商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市运动。随后,这一运动扩展到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

迫于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员。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李大钊还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先进青年的觉醒。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到民间去,在工人中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早期骨干。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4月,为考察中国的革命形势,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又推荐他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布)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并和陈独秀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于是,他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主张定名“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任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直接领导和推动了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建团工作,李大钊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北京、天津、唐山、太原等地的建团工作。

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是陈独秀派俞秀松等建立的。俞秀松是五四运动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曾与同学一起创办了浙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后在上海参加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指派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没有辜负陈独秀的信任和期望,经过积极筹备,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成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人,俞秀松任书记。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和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一起创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和输送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并且在这些青年中发展团员。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先后有20多人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

在举办外国语学社的同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注重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发展组织,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这些早期团员积极参加上海党组织的活动,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高君宇任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

后来,天津、武昌、长沙、广州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都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张太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是陈潭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毛泽东,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谭平山。这些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都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

然而,这些早期青年团组织,多数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团员成分比较复杂,信仰不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致,使工作难以开展,再加上经费困难等原因,到1921年5月前后,一些地方团组织的活动相继出现暂时的停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

正在这时,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局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负责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为了帮助青年团尽快完成整顿和恢复工作,中央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领导,并且将建团的有关文件和团的临时章程寄发各地。11月,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在1922年7月以前,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必须超过2000名,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

为了加强对青年团整顿和恢复工作的领导,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建立。在青年团的整顿和恢复过程中,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团体。

在党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恢复和建立地方团组织的城市就有17个——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佛山、梧州、新会、肇庆等,全国团员达到5000多名。此时,一个有着统一思想的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已初具雏形。

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那一天正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团的一大选择在这一天召开有着特殊的含义,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出席团一大的25位代表分别来自15个地方团组织。团一大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1500余人出席了团一大开幕式。当时,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到簿

张太雷主持大会,陈独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他提出要“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特别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要“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大会听取了施存统所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所作的关于本地团的情况报告,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决议案,确定团的性质是“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3诞生于法兰西国土上的中国青年团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一些立志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开明人士的建议下,把目光转向欧洲,开始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陈毅、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有利条件,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应聘到法国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李大钊、陈独秀委托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年底,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是其成员。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有效地团结教育广大旅欧青年,决定尽快建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团体。

在谋生存、求真知的过程中,勤工俭学学生逐步分化:主张通过抗争获得政府资助来谋取生存权的留学生成立了工学世界社,聚集在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被称为蒙达尼派,以蔡和森等为代表;主张勤工俭学、自谋出路的留学生成立了劳动学会,聚集在法国中部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被称为勤工派,以赵世炎等为代表。尽管两派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彼此信仰相近。

1921年2月28日,由于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北洋政府也拒绝给予救济,蔡和森等领导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联合巴黎附近的4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前往驻法公使馆游行请愿,提出“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巴黎警署对二二八运动进行镇压。

9月初,由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复课,校方在国内大量招收自费生,将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排斥在外。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00多人前往里昂中法大学进行交涉,结果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争回里大”抗争的失败,使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进一步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必要。周恩来在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中写道: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其实,在二二八运动不久,一些先进分子即感觉到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从克鲁邹致信在蒙达尼的蔡和森,提出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在内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主张。蔡和森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主张共产主义组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这便是成立旅欧青年团的最初酝酿。

1921年年底,为了把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会面后三人便分头进行筹备工作。周恩来经常奔波于柏林和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李维汉也积极在勤工俭学学生中作宣传工作。赵世炎先后两次给因参加“争回里大”抗争被驱逐回国的中共党员陈公培写信,报告欧洲方面决定成立青年团的详细情况,要求速寄相关材料。经过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把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业已成熟。

1922年6月3日,旅欧青年团组织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18名代表代表旅居法、德、比三国的38名团员。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产生了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时并不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5月在广州召开,且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于1922年10月召开大会,举行全体总投票,票决是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票决结果——一致同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会后周恩来和赵世炎筹集路费,派李维汉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给团中央的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这封信诚恳地声明,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在等待团中央答复时,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抵达莫斯科。周恩来等闻讯后即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陈独秀复信提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党,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讨论改组问题。会议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大会通过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派赵世炎等12位同志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举周恩来等5人为执行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这次会后不久,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收到了192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周恩来代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写了《报告第一号》:“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的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青年团组织成立后,为了适应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需要,于1922年8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少年》(《赤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年初,由于成员陆续赴苏学习或回国,旅欧青年团结束工作。在短暂的4年里,旅欧共青团不仅在开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坚持革命统一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4在工人运动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人数有30多万,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国青年团组织创建的过程中,各地早期的青年团员就已经投身工人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更是有组织地带领团员青年投身工人运动。黄爱、庞人铨是在工人运动中最早牺牲的青年团员。

黄爱是湖南常德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入湖南电灯公司做技工,为实现工业报国的宏愿,1918年考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与周恩来、马骏等人共同担任《天津学生联合报》编辑,并参加学联执行部的工作。1919年10月,日军在福建屠杀中国学生,黄爱代表天津学联去北京参加请愿被捕,出狱后被学校除名,1920年9月,回到长沙,与庞人铨等组织湖南劳工会。

庞人铨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织染科,读书时,曾以“龙庵”的笔名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抨击时弊的诗歌、短文,其中“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的诗句曾在学校广为流传。庞人铨从工业学校毕业后,曾在湘潭织布厂做技工,后又参加过湘军,1920年6月退伍回家时在长沙遇见黄爱,两人决定共同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以“团结工人,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谋求工人福利”为宗旨。

1920年11月,湖南劳工会成立,黄爱任湖南劳工会驻会干事、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驻会干事、出版部主任。此后他们在长沙先后组建了20多个行业工会。

1921年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湖南劳工会提出了“劳工神圣”“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口号。湖南劳工会还创办《劳工》周刊、工人夜校、女子职业学校,大力宣传工人运动,引导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

湖南劳工会的斗争引起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黄爱和庞人铨由倾向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1年年底,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已拥有7000多会员的湖南劳工会,一度成为青年团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

黄爱、庞人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于1922年1月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为加薪而举行的大罢工。他们代表劳工会与资方谈判,资本家派人送重金贿赂,被二人严词拒绝。1月16日夜,资本家勾结军阀赵恒惕,派兵包围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被捕。

面对死亡,黄爱坦然地说:“我决定洒我的热血,作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来,将来世界能享自由,这是我最大的希望!”17日凌晨,黄爱、庞人铨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黄爱、庞人铨的死震惊了湖南劳工界,在全国工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主持黄爱、庞人铨的追悼会,印发纪念特刊,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黄爱、庞人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中国学生的先觉。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因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

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敬意。

周恩来在德国得知黄、庞被害的消息,写下了题为《生离死别》的诗,决心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飘扬”。

1922年5月,上海浦东日华沙厂工人因对日本资本家迫害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不满,举行罢工,团中央立即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声援上海工人。团中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就是青年工人的先锋。在之后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等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中都有团员青年坚定的身影。各地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比如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安源的团员便发展到近百人,不久就建立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很多青年工人在二七惨案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团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案宣言》,强烈谴责军阀屠杀工人的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各地团组织随即开展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抗议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刚刚建立起来的青年团逐渐成长起来。5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国共关系完全破裂为止。

1923年6月,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要求青年团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

8月,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召开。大会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努力协助共产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实际运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言行与共产党员保持完全一致。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刘仁静任委员长。1923年8月,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召开

青年团二大后,团的各级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此后,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帮助下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为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培养青年军事骨干,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所以也叫黄埔军校。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黄埔军校创办的同时,国共两党还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了六届,学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

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为大革命时期各地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培养了骨干力量,为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干部。

1924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一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为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1925年1月,党的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团的重要工作是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为了贯彻党的四大精神,动员全团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青年团三大于当月在上海召开。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欧洲青年组织的名称。为了表示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青年团三大以后,共青团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在五卅运动中共青团带领团员青年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并组织发动上海各界青年参加这一活动。团中央局成员恽代英担任反帝示威活动总指挥。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遭英国巡捕枪击,死13人,伤者难计其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23岁的上海大学学生、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主任何秉彝,21岁的上海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共青团员尹景伊在五卅惨案中牺牲。此后,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浪潮。

6月13日,团中央发布《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书》,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罪行,号召全国青年继承死者未竟之志,准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积极领导和组织团员青年投入全国的反帝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卅运动期间,全国约有200多名共青团员牺牲。

1926年3月12日,日本派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随后日本纠集英、法、美等七国公使向中国提出国民军撤出防务、放下武器的要求,并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否则将用武力解决。

3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请愿团在执政府请愿时,遭北洋军阀政府军警枪击,造成死伤200多人的三一八惨案。惨案中有6名共青团员罹难。鲁迅称其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惨案发生后团中央即发表《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与“吴佩孚、张作霖、英日帝国主义做一决死战争”。

五卅运动后,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为了同北方的国民军相呼应,粉碎敌人对南北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把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

团中央号召广大团员青年从本地实际出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广大团员青年为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系北伐的先遣队,由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纪律严明,屡破强敌,赢得“铁军”称号。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为了配合北伐军向江浙地区进军,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21日,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为策应北伐军,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攻克敌人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组成的工人纠察队成为起义队伍的先锋。在与敌人展开的激烈巷战中,他们机智、勇敢、顽强,为起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有15名共青团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从1926年7月开始,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势如暴风骤雨,形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6坚持政治原则的勇敢行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随后,国民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由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军阀政府、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的“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

这时,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的五大没能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五大也没能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为党指明前进的方向。新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没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召开的团四大,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大会宣言指出:“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会选举产生团中央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任弼时任团中央书记。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央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依旧期望以让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团中央领导也看到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于是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政治意见书》批评陈独秀的退让政策,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强烈要求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

任弼时很想把《政治意见书》的内容当面向陈独秀反映,就请住在武汉的陈独秀来武昌参加团中央的会议。

团中央机关原先在汉口,后来传言何键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即马日事变),就随党中央机关一起搬到了叶挺部队驻扎的武昌。

待陈独秀在团中央机关办公室坐定后,任弼时将油印好的《政治意见书》呈上。看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气愤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随手就把《政治意见书》给撕了。

团中央的同志还在等着陈独秀开会,陈独秀不情愿地来到会场。当任弼时在会上宣读《政治意见书》时,陈独秀迅即起身,拂袖而去。

6月29日,何键发表反共通电,捕杀革命分子,为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充当急先锋。形势危急,任弼时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提交中央政治局。晚上,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地上。

7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宣读了由陈独秀准备的11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陈独秀在发言中说:“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路: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他强调:“第一条道路是不正确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即放弃独立的政策,留在国民党内。”

照此办理就是断送革命,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任弼时表示坚决反对。他要求在会上宣读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不甘示弱地说:“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个权利?”“共产国际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不应该进行干扰。”陈独秀没有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表态。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当年主编的《新青年》曾是任弼时和许多进步青年的政治启蒙读物。党内许多同志尊称他为“老先生”。但是,在革命危急时刻,他却对国民党采取了再三的退让政策。

正当陈独秀向汪精卫让步的时候,汪精卫却在和蒋介石合流,着手“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武汉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痛斥汪精卫等背叛革命的行径。

8月7日,任弼时出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团中央坚持政治原则的勇敢行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受到表扬,会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对团中央在特殊时期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党的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7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就有31万多人。党和团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和团的著名活动家都是在这时牺牲的。

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残酷屠杀的现实,使党和团内的思想陷入异常混乱的状态。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选择离开党和团的队伍。他们中有的登报声明脱离党、团组织,有的则公开投敌。这一时期党员和团员的数量迅速减少,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团员数量由3.5万人减少到1.5万人,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与党和团拉开了距离。

在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和极其险恶的局势下,一些地方团组织内部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

取消主义就是主张取消共青团。有的团干部认为,在白色恐怖中团没有特殊工作,应该取消,在党内设青年部。有的团干部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把团员和团干部全部输送给党,帮助党发展壮大。有的团干部则提出,应减轻团的政治任务,把入团最高年限从23岁降到18岁,让团专门做文化教育工作。

先锋主义就是主张共青团领导一切。有的团干部认为,团在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过程中提出过正确意见,团比党强,“党是机会主义,团是列宁主义”。有的团干部认为,团应当领导一切斗争,应该把共青团改名为青年共产党。

1927年11月中旬,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瞿秋白、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审查了近期团的政策和行动,批评了团内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分析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会议认为,取消主义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团干部脱离青年群众,没有去分析和研究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找不到工作出路。取消主义的危害是削弱了党对青年的政治影响。先锋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一些团干部没有认识到青年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唯一的政党。先锋主义会导致第二党的出现,第二党的出现会危害革命事业的发展。

团中央局扩大会议澄清了一些团干部的错误认识,及时纠正了两种错误倾向。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12月,党、团中央联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六号》又明确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非常错误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组织,是要领导青年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去养成共产主义的精神,是输送党的影响到青年中的组织。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团四大以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共青团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肯定了共青团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得到发展壮大,团员从1927年8月的1.5万人发展到1928年7月的7.5万人,团员成分由以学生青年为主发展成以工农青年为主,肯定了共青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及时克服了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影响。大会选出了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关向应任团中央书记。8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青年团礼拜六”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团中央于12日召开驻武汉中央委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出《告全团同志书》,指出今后团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党实行新的政策,积极参加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

随后,各地青年团协助党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举行武装起义,走上武装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共产党又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以及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共青团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到1930年10月,根据地的团员已发展到10万人。新的形势要求团的领导机关能更有效地加强对根据地青年工作的领导,但是,当时团中央机关还在上海。为了加强对苏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使共青团工作更加适应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需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在苏区建立少共苏区中央局(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决定。

1931年2月19日,团中央通过了《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明确了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分工,指出少共苏区中央局要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要经常向团中央局报告工作。4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青塘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任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推进苏区的青年团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创办了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和列宁团校。1931年7月1日《青年实话》第一期在江西永丰县龙岗出刊,1932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在江西瑞金洋溪村开学。

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统一和健全了根据地内团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为根据地青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此后,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团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红色政权,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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