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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4 0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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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蓉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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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试读:

自序

出版这本著作,是为了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难点问题作综合研究与分析,回应社会的思考与问询,回应时代的发展与挑战。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和优势。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这种特色正逐步被认知,但是这种优势还未被广泛认同,主要原因在于其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一项制度的运行机制的科学构建和有效运用决定着这项制度的成败。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弊端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势及功能的发挥,怎么办?出路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怎么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走得更加稳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路径需要破解。

出版这本著作,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事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多党合作制度研究三十多年的心血和心得,尤其是近几年的研究所得凝结为一个成果,或者说是我三十多年相关研究成果的集萃,奉献给读者、奉献给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与实践的同仁,以实现理论与观点的传播和交流。怀着一名统战工作者和学者的情愫,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想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尽绵薄之力,想为统战理论研究、政党制度研究和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四川大学1979级)。之前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三营新建一连当战士和连队文书,兵团改制后为云南省农垦总局国营勐撒农场(位于临沧地区)分场十二队会计、共青团勐撒农场分场团委副书记。从1971年4月16岁到云南支边,8年的磨砺和锻炼铸就了自己好学习、肯钻研、能吃苦、懂珍惜的性情。知青时代和知青身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阅历,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后来的变革中,考大学、干工作,我总爱给自己定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我总爱给自己提要求,争取做得更好一些。在新时代,幸运地有了更好的条件,我尝试着去追求“忙得有成果、闲得有情趣”,感觉这才是最好的珍惜,这才是知青的宿命。

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1979年9月我以一个初中生的学历和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我与统一战线、统战理论与政策、统战历史与人物、统战工作与实践、统战教学与培训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统战理论和政策研究,从科员到副主任、主任,除完成岗位任务之外,便开始发表学术文章。其间,参与创办《四川统一战线》(国内公开发行刊物、月刊),先后担任过编辑、记者、副主编。其间,负责四川省公开出版和播映的涉及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人物、历史的书籍或音像影视制品的审读工作,经本人审读后出版或播映的有三十余部。其间,抽调到省委统战部党史办任主任,为《四川统战工作史料》(内部刊物)主编,牵头负责《四川省志·统战志》《四川省党派团体志·民主党派志》《四川省党派团体志·工商联志》,以及丛书《当代四川统一战线》的编撰工作,为撰写人、组织撰写人和审稿负责人,任总撰。其间,参与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等部门组织出版的《四川省情及政策》《辉煌五十年·四川》《四川统一战线人物录》《川北统战工作史料选辑》《风雨同舟》《红花绿叶永相依统战交往在四川》《肝胆相照绘宏图》《邓小平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基层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书的撰写、组织编撰和编审工作。

2001年8月,经公推公选(民主推荐和竞选上岗),我从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升任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任职11年。现为该院巡视员、教授,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理事、四川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在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期间,我分管教学、教务、科研等工作,任《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国内外公开发行、季刊)主编。在完成领导岗位管理工作的同时从事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教学与研究,重点是统一战线基本理论与政策研究、多党合作与政党制度研究、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研究。其间,参与编著《四川统一战线简明教程》《协商政治学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其间,于2005年获得副教授职称,2010年获得教授职称,并被有关院校聘为客座教授,为本院和相关院校、党政部门讲授统一战线基本理论与政策、构建和谐社会与统一战线、巩固和壮大新世纪爱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与政党制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领导干部的胜任能力建设等课程。

三十多年来发表论文60余篇,约40万字,参编著作十余部,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立项课题4项,获得省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项30余项,获得中央统战部全国统战理论优秀成果奖项2项,获得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优秀成果奖项2项,有30余篇论文被多家媒体转载、转摘,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入选《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2)》“学术人物”。

之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愿意、还能够坚守一点爱好、一点清静、一点相对独立的思考,常常于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加班写作,得益于自己长期以文字工作为主的工作习惯、得益于出生书香门第的钻研基因和生活习惯、得益于越钻越深、越深越钻、欲罢不舍的学者情节。

这本《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究》是我三十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虽然未敢奢求自己的研究有十分重大的价值,但作为一个认真的研究者,在立意选题上,注意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力图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尽一个学者的绵薄之力;在立论分析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现实联系历史,力求有所思考、有所见解并自圆其说合乎逻辑。不刻意歌功颂德,不专事针砭时弊,但遵循客观规律和现实发展的阶段性,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建议,作为一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与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观察者与学者,能够如此,颇感欣慰。

本人发表论文的代表作有:

1986年发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提出:在任何时期,中共制定统一战线政策都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当前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这个根本出发点是肩负使命的根本要求,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规律,适合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势。

1995年发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灵魂》,提出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凝聚力的纽带,是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内容。统一战线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巩固并发挥其特有的效力,就在于爱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无限感召力。是为统一战线汇聚人心、凝聚力量、成为“法宝”的真谛。

2002年发表《论知识分子既是统战工作对象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回应了21世纪初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

2004年发表《关于参政党建设的思考》,较早论述了参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必须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同时加强参政党建设的观点。

2004年发表的《政协章程修正案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和2005年发表的《政治协商两种基本方式的互补互动》,梳理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与关键,就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健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探讨了路径。

2005年发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的成因探析》,揭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历史逻辑与渊源。

2006年发表《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优势》,提出“空前的广泛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特点和优势的最新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理论内涵。这一特点和优势是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反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和优势的充分发挥,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本质和发展目标的最佳体现。

2008年至2009年连续发表了《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系列论文,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实践层面,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需要遵循平等的原则、真诚的原则、在前的原则、互动的原则;在制度层面,必须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以下简称“三化建设”);在操作层面,在这“三化建设”中,尤其应以程序化建设为重点。因为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是为了限制恣意和专断。只有重视程序,才能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

2010年发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途径》,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深入挖掘与实现途径融为一体,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为切入点,更深层次地研究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机制,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途径,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1)政党通过履行职能来体现和实现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政党职能履行的“三化建设”,尤其是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三化建设”上。(2)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关键在于加强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建设,以及提高参政党履行职能的组织化水平。这就必须从“三化建设”入手,建立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充分实现。(3)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成为我国政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动力。在政治运行中真正形成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己任,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荣耀的良好局面,这应当成为执政党和参政党履行职能“三化建设”的追求目标。唯其如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

文章以新颖的观点和有力的论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文章及其前期成果发表后,先后被《人民政协报》、《人民文摘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等十余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学术影响较大;前期成果转化为社会主义学院主体班的教学专题后,引发共鸣受到好评,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2010年发表《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履行职能的模式、特点和启示》,提出了我国政党制度健全与发展的路径及建议。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1)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这种特色尤其体现在中国政党的基本职能和履行其基本职能的运行模式和特点上。(2)政党的职能是政党在政治运行中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政党政治的基本方向、根本任务和主要作用。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履行其职能有着独特的模式和特点。

文章在归纳分析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模式和特点后,得到如下启示和对策建议:

第一,执政党和参政党履行职能的共同特点是以宪法为准则,以协商、协调、协作为方针,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祖国为目的。共产党执政和民主党派参政的目标、任务相同,但角色定位不同,执政的要旨是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参政则是在其中发挥完善和促进作用。这正是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特色所在,应当加以坚持和完善。

第二,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实现指导政府、组织政府和参加政府的目的,是中国执政党履行职能的一个基本特点。通过参与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中国参政党履行职能的一个基本特点。因而中国政党履行其基本职能的“三化建设”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三化建设”上。

第三,政治协商正好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履行其基本职能的结合点,因而政治协商的“三化建设”成为建立执政党与参政党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亦为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进而推进人民民主的关键所在。

文章在分析中国政党履行职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得到如下启示和对策建议:

第一,选择和确立符合国情、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还必须深入认识这一制度的优势,不断解决影响优势发挥的问题,创造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优势的理论、政策、制度和社会条件。政党制度的优势是政党制度的生命,政党制度要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发展完善。

第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体现其功能与价值,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作出努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决策者;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决策之前的民主程序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参政党通过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影响执政党的决策,实现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同时协助和配合执政党的监督机关,对其执行机关以及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机关进行监督,实现民主监督。执政党在组织政府工作的过程中,要通过确定适当比例配置党外干部和完善干部推荐任用程序,来体现多党合作,从而为实现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与功能提供组织保障;在参加政府工作的过程中,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提供体现多党合作的工作平台;在指导政府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方向和推进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通过完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制度,来体现和保障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和民主监督,从而达到利益整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文章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现状和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有益于提升执政党、参政党和社会公众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和特点的认识,从而验证或矫正相应的工作运行机制,推进其优势和特点的充分发挥,达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的。

文章发表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网、新浪杂志·龙源期刊、知网空间、万方数据、iLib2新一代学术数据库、维普资讯等多家媒体转载。我应邀参加由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进行交流并作大会发言;参加中央社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理论研讨会作学术交流,文章收入其论文集,具有较好的社会影响。

2011年发表《中国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中国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探索与实践,探讨了中国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我应邀参加由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以“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国特色协商政治发展研究”为题作大会交流,收入《中国政党制度的回顾与展望——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论文集》。

2013年发表《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定三个自信》《三个自信是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仅论述了该命题,而且首次提出以下观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涵;其坚持和发展取决于坚定“三个自信”。因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是伟大实践的结果,也是伟大实践的保障。“核心内涵”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014年发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若干概念辨析》,厘清了协商政治、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概念及其联系与区别,揭示了各自的侧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了推进中国协商民主乃至协商政治建设的要点与路径,对于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1)政治协商是中国协商政治的表现形式,也可以看作是协商政治的初级阶段,是对协商政治的探索与实践。(2)无论协商政治、政治协商、政党协商还是政协协商,都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标都是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促进国家的强盛与发展,都是在不同的语境里、不同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的民主实践,最终都统一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共同目标里、统一于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之下、统一于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之中、统一于宪法赋予的中国各政党、各界别的民主政治权利里。因为,宪法至上是协商民主乃至协商政治的精髓。

2014年发表《政党协商的发展与健全》,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中,政党协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协商的发展与健全直接关系到基本政治制度功能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健全。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1)我国协商民主中政党协商的最初形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双周座谈会”;在新世纪新阶段,政治协商两种基本方式的互补互动是对政党协商的发展与健全。(2)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包含两种基本方式,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前者侧重于政党协商,后者侧重于政协协商,考察新形势下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实践,“党外人士专题调研座谈会”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前者是对政党协商的发展与健全,后者是对政协协商以及政党协商的发展与健全。二者为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搭建了新的平台,二者都是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尤其是政党协商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2014年发表《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联系与区别》,提出政治协商主要由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构成,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健全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政协、民主党派积极开拓创新,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呈现出制度化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文章提出,立法协商的探索,正好成为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联系互动的契合点。赋予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中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路径:通过界别协商和党际协商的延伸、推进和互动,从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整体优势,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进行参政议政的组织化作用。

上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论述已融入本书。

本书撰写历时四年。全书共有12章,40余万字,内含两个省部级课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研究”(课题编号:ZB0819);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专项委托课题:“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联系与区别”(项目编号:zdzx1414)及其拓展研究,涵盖了本专题的重点和热点。

这些研究虽多是微言薄论、略抒己见,但是,当自己的论文及观点被十余家媒体转载、转摘时,尤其是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和中国社科院、人民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转载,受到业界、学界的关注并产生一定影响时;当自己作为学者被特邀出席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并作大会交流时;当自己入选《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2)》“学术人物”,成为在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首批九位专家之一时,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自豪,领悟到需要承载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想要再接再厉,希冀中央高层能够看到自己的文章、采纳自己的建议。我曾对自己的孩子说、对自己的同事说、对自己的学员说,如果能这样就更好了。因为,“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是一个学者或研究者的最高境界,自己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以上便是自己从事这项工作、撰写这本专著的心路历程。

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总是遵循着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神秘走向透明、从集权走向分权、从管制走向服务、从统治走向治理这样的规律。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适合人类自身的政治形式。人类从未停止过对一种最适宜自身发展的政治制度的追求。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也是如此。本书定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基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基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同时也基于自己三十多年来从事的研究与工作实践,希望是对这个命题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的和远景式的观照。

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能否把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得更好,从顶层设计到各层实践,从政者和学者都在探索与思考。观点、意见见仁见智,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观点的启发和影响,本书也引用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观点论述,在此一并鸣谢。

因为写作论述的缘故,有些章节部分有重复之处,有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解析思考,欠妥姑妄之处难免,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著作即将付梓,虽感欣慰,仍感不安,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但时间精力有限、水平能力有限,敬请读者及学界同仁指点。

感谢我所处的时代给予我著书立说的机遇。

感谢我的同仁给予我启发、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的母校四川大学的出版社给予我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供职的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给予我帮助和支持。曹蓉2014年11月26日于成都

引言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能否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当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选择中走来,并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关键要看这个制度、这条道路能否顺应国情民意,利民兴邦,能否顺应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向前发展。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成为民主国家的主流执政方式,中国也不例外,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种独特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发展,这已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优势。这个特色和优势的充分发挥,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路径就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民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方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关键要看这个治理体系能否顺应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意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还需要改进和完善,这个路径就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塑造共同的宪法信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还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使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道路走得更加稳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首次响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就是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推进民主,就是要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个关系到中国能否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速的关键时期,稳住阵脚、团结安定、保持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势头的大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关系到当代中国治乱安危、存亡兴衰的大问题。”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涵。因此“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新路,是中国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多党合作制度有着两大基本规定性,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只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得到加强和完善;只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就会不断发展,我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就能够在我国政治体系框架内有序展开、积极稳妥推进。通过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成本低、风险小、成效大的稳妥选择”。是为撰写《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主旨和要义。

政党之兴,基于拥有一种科学先进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如引路明灯,照亮前程;政党之幸,在于拥有一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伙伴,同心同向,矢志跟随。

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还需要政治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素质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构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一、道路由邓小平提出

最早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邓小平同志。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一直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1982年9月1日,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二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代表我们党正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开辟了振兴中华的崭新道路。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党的文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管用即能够发展中国、富强中国,是因为它根据我国实际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伟大的“中国梦”展现出光明前景。二、道路由人民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空前深重。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起的时代强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了不懈探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遏制下,这条道路走得极其艰难。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无论旧式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在不断失败又重新奋起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和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以实践证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自1840年以来,民族复兴第一阶段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它意味着民族复兴第二阶段任务的开启,这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艰辛探索、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三、道路是走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冒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我们学过苏联,照搬过苏联,也提出要“以苏为戒”;我们实施过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也出现过严重曲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唯物史观的深邃目光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率领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推向21世纪。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几十年的探索充满了艰辛曲折,个中滋味,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四、走这条道路的由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总结历史的深刻启示,也是面向未来的庄严宣示。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其发展的道路和途径也迥然相异。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西方模式”似乎成为唯一成功和正确的选择。事实上,“西方模式”依靠发动军事侵略和对外扩张,依靠残酷剥削和殖民掠夺形成原始积累,内部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其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始终存在。这种模式,别的国家学不来,行不通。历史经验已经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如果真有什么“终结”的话,也只能是“苏联模式”的终结,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也显现出来。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避免这一模式的弊端。但是改革不等于“改向”,扬弃“苏联模式”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为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注入强大的发展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苦难,又实现了对以往模式的超越;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二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繁荣富强为己任,在几个世纪的探索中,历尽曲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一、道路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以来(至十七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其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互相结合,缺一不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是逐步丰富和发展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精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是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基础上创新社会体制,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发展道路,就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二、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语法上看,由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两个词汇组成,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名词,可以简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当然,这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地结合,优化地组合。

这里所说的中国,既包括中国的天、地、人,也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国情。其中,最大最根本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弄清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根本国情,那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更谈不上为中国人谋幸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社会主义”之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的定语,就是要给“社会主义”打上中国的烙印,要中国人走自己的路,不能再走别国人的路了。“中国特色”又如何理解呢?从理论层面来看,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从实践层面来看,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从制度层面来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完善着的一系列制度、体制和机制。从发展经验综合来看,至少包括以下这些方面:(1)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4)坚持以人为本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7)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8)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9)追求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以高超的民族智慧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11)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等。中国特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坚定对道路的自信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许多条,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与现实相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长期的,具有普遍性;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是分阶段的,具有特殊性。正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实现了坚持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共十八大响亮地提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坚定道路自信,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这就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正确的指导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探索未能坚持下去。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提出,解决好走什么样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固定模式的羁绊,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对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做出正确判断,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结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做出正确判断,得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两个正确判断、两个科学结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两大理论基石。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坚定道路自信,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目标和科学内涵,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整体架构和发展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不仅表达了我们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坚定与自信,而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的不断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明确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四、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是和平发展的30多年,是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30多年。由于开创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64万亿美元,列世界第六位;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26万亿美元,超越法国,列世界第五位;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71万亿美元,超越英国,列世界第四位;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49万亿美元,超越德国,列世界第三位;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5.93万亿美元,超越日本,列世界第二位。环视全球,中国经济被誉为“牵引许多国家的火车头”“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道路决定命运,这是实践所证明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已经和正在被证明:

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鞋子合脚才能走得快、走得远。要以脚定鞋,而不能削足适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国情的关系,就好比鞋和脚的关系。只有准确认识国情、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前提、依据和出发点。在长期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一切都不能离开这个实际、超越这个阶段。尽管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只有牢牢把握了这一科学判断,我们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自觉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这是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实现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条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的目标就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美好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唯一现实途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艰苦奋斗、矢志不渝,已经书写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正确方向,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前进,脚踏实地、不懈奋斗,用苦干、实干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比较是最好的老师。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人民群众生活极大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欧美一些国家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正在彰显。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一节政治发展道路的提出一、政治发展道路的定义

政治发展(po1itica1deve1opment)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20世纪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麦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绝非偶然。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

政治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政治发展是指人类政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进步。狭义的政治发展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发生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显著变化,比如制度化、一体化、政府效率的提高等,是一个包括价值追求、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发展模式、实现途径在内的政治体系。概括来讲,政治发展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它是一个以政治民主为向度的历史演化过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发展道路是通过扬弃来寻求人的政治潜能不断得以发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路径,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所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国情,由追求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指向,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二、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率先开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摆脱专制体制的压迫和束缚,建立民主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主题。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序幕,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则开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先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酝酿与准备。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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