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园园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北美华文文学母题审美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对移民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北美华文文学，至今未见系统的文学史意义上的研究，作者做了有益的尝试。本书对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做了较清晰的梳理，进而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缘起和创作概况做了要言不烦的概括。并对海外华文作家进行了多层次的划分：文化自信者、“草根族”作家群、留学生作家群、新移民作家群、新世纪文化越界者等，对这些不同时段作家的文化心态进行了代际性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对白先勇、於梨华、查建英、苏炜、严歌苓、张翎等大陆新移民作家移民后的主要小说作品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对这些小说创作特色的把握较为准确。本书难得之处还在于，对北美华文文学所面临的国族、文化和性别体验的差异及认同危机的阐释，颇有说服力，突破了学术界的有关说法和认知。本书适合文学研究者、爱好者阅读使用。序陈学明
本书作者宋园园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再到美国访学、做博后，一路走来虽艰辛，但成果颇丰。她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细想起来，她可谓是典型的中文系的才女，也是学者型教师。作者在访美期间接触到很多移民小说和华人作家，并且关注这个华人创作群体。
北美华文文学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和热土，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以及北美地区不同时期的华文文学进行比较，了解时代、地域、双重文化对文学作品、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课题，我想作者的立意也在于此吧。
纵观当代文坛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首刊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始，二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有关北美文坛重地的研究，却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很多人都在抽打，却始终拘泥在早期港台文学的研究格局之中，不仅研究的作家循环往复，研究的方式及关注的主题也一直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尽管每一届有关海外文学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打出的口号都是“期望超越”，可当我们看到一篇一篇、一本一本的研究文字时，却不能不扼腕叹息：一个越滚越大的陀螺仍在原地旋转。研究一种新的文学现象，首先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广泛评介。也许是由于时空的相隔，国内文坛给人的感觉是在“盲人摸象”，既达不到宏观的掌控，又容易造成局部的夸张。最早在国内介绍台港及海外作家作品的权威刊物《台港文学选刊》，数年来努力放眼华文世界，可谓功勋卓著，但评介的焦点依然多跟踪在台港的文学潮流之中，而一直未能进入海外创作的斑斓世界。阵地在北京的《世界华文文学》，目光虽搜索全球，但可惜在海外始终未能引起各路作家的普遍关注而未能形成应有的气候。国内其他的大小刊物就更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豹。在研究界，随着1979年对海外作家的开放，国内关于海外文学的研究在80年代正式开始起步。当年在各大学兴起的“港台文学”课，所建立的作家框架，基本上就是以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作家为主，乡土作家为辅，这样的研究格局竟一直延伸至今，并主导着海外文坛的研究方向，这显然隐藏着极大的偏颇和误区。因为很多来自台湾的现代作家，在海外并无大的创作成就，即使有，其中不少人也已成明日黄花，近十年来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问世，如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等（於梨华等虽一直未歇笔，但已不在文坛主流），显然，他们已不能再作为当今海外文学的主要代表。然而，当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专业刊物，看到的几乎还是那几位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尽管学术界一直在呼吁寻求突破，渴望从文化学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从性别作家的角度更新固有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但却仍在原地旋转不前，不断地翻炒冷饭，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讯的缺乏和距离感的隔膜。
本书作者试图用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来拉近这种文化隔膜，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考察文化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城市意识乃至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课题，通过研究北美华文文学来阐释其主要文化特征以及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进而思考人类文化的整体命运。
北美华文文学是目前较为活跃的华文文学领域，特别是在严歌苓等华文作者作品被翻拍为电影并在国内热映的情况下，更加聚焦了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目光，探究作者冷静审思中西文化的独到眼光以及新移民小说背后蕴藏的深刻寓意。因此，该书有一定的出版意义和市场价值。
看完书稿后，对于一直盘旋于我脑海中的问题，渐渐明晰了。作为作者的导师，我想对作者提出三个疑问。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出国或移民，中国人出国或移民之后，又会怎样？第二个问题，假如他国没有中国移民，世界又会呈现怎样一幅文化图景？最后一个问题，假如华人移民在国外没有写作，假如没有移民文学，那又会怎样？这三个问题，相信本书的读者掩卷之余，当会同样陷入深思。第一章绪论
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的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华文文学则指20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70多个国家。北美华文文坛越来越成为海外文学的重地，原因是变化快，作家层出不穷，又有各自深厚的文化背景，所以创作的成就也就格外地引起读者关注。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些奇妙，正当神州文坛苦求突破、港台文学茫然无归的时候，人们却突然发现：远在北美新陆的华文创作却展现出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盎然生机。这是一个怎样奇特的海外文坛，执笔者职业不同，身份各异，背景纷杂，贫富不均，却是一往情深。文学，真正是一种最奇特的生命，有灵魂的地方它就会发芽、生长、结果，尤其是在酷烈的文化交战土壤中，文学则更顽强地为历史与现实留下一丛丛鲜活迷人的奇葩。第一节北美华文文学的发轫一、“北美华文文学”概念的辨析
1979年4月，曾敏之先生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同年，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刊登在北京《当代》杂志第1期上。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复苏之际，华文文学从理论探讨到创作实践都开始引起大陆文学界关注的一个标志年份。30多年过去了，华文文学在今天已成为汉语新文学疆土内的重要领域，对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成就也斐然于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1993年“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改名成功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表明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具有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2002年5月，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从“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和内涵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从“涉世未深”走向成熟的过程。随着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整合研究思路，近年来较多探讨从语种的华文文学到族性的华文文学再到文化的华文文学，则更富于历史感地触及了华文文学的精神和本质。华文文学，在空间上，主要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从文学地图上看，海外（不包括台港澳）华文文学有北美板块、澳洲板块、东南亚板块、欧洲板块，其中以北美的华文文学最为活跃。
北美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由生活在北美洲的华文作家及其作品构成，主要包括美国华文文学和加拿大华文文学。其中，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移民的大量增加（这其中包括一些作家），加拿大华文文学未来的前景大可期待，但就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一文学尚没有“显山露水”，基本上还处于草创时期，著名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因此，目前能代表北美华文文学骄人成就的，就只能是美国华文文学了。有鉴于此，本书主要以美国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北美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研究也就有了自己的规律性。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是要放在北美华文文学的母题内容上。因为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北美华文文学的独特内容，就是海外华人在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从自身的生存境遇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其实，北美华文文学充当了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它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印证的是中华民族从近代开始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求强思变的过程。换言之，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有着微妙而直接的对应关系。二、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
北美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它是继台港文学研究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该文学的地理空间设定为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时间限定在19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创作群体限定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出国者，创作题材设限为移徙、流散和迁居异国的经历。北美华文文学的代表性文体主要指小说。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华文”，指的是汉语。北美华人或华裔用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则不属于这一文学范畴（如李恩富、黄玉雪、刘裔昌等华裔的创作不属于此类），学术界往往用“海外华人文学”来命名。事实上，这与华文文学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用英语进行创作，一用汉语进行创作。语言不同，文学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虽然海外华人文学同时也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们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是经过西方文化过滤的，符合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审美期待。两类作家追求不同的文化身份、文化内蕴，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背道而驰”。
北美一百多年华文文学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描述早期北美华工悲惨遭遇的创作
追溯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最早有书面文字记载的是19世纪中叶的诗歌和民谣，代表作品是张维屏的《金山篇》和黄遵宪的《逐客篇》。这两部著作被学术界公认为北美华文文学的发端。《金山篇》和《逐客篇》的内容包含了“华人去美国”和“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竞争，前者描述了早期华人的美国梦，后者表达的却是美国梦在现实中的幻灭。有趣的是，诗人张维屏并未去过美国，但故乡人不断往返于中美之间，带回了大量的海外见闻以及华人在加州采金的故事，这是张维屏创作的主要素材。《逐客篇》的作者黄遵宪，不仅是近代史上的著名诗人、诗界革命的主将，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有才能、极为强干的外交家。1882年，黄遵宪赴美，担任清政府驻旧金山第一任总领事，上任之初，美国正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逐客篇》生动描述了美国排华的种种原因和借口。一开头诗人便为民请愿，声称华人在美国遭受非人的待遇，受异族凌辱，是无辜的，哀叹清末的中国国运渐衰，华人在海外无立足之地。接着诗人开始回顾华人在美国的历史，涵盖了从“淘金热”开始华人大批赴美到1882年排华浪潮席卷全美国的30多年间的形势变化。《金山篇》描述了华人美国梦的开始，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而《逐客篇》是美国之梦的破灭，在美国这个异质文化圈中，华人作为沉默的少数受到白人的歧视，全诗洋溢着为华工请命的抗争精神，唤起了在海外受欺凌的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后来关于海外华工的文字记录，1905年由上海集成图书局以铜活字版排印，由上海申报馆发行，无名氏写的《苦社会》，被称为是“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书成之后“航海递华”的作品。小说借人物之口写出华工被迫漂洋过海，深陷异邦虎狼之口而备受欺骗、剥削、侮辱和虐待的种种不堪。另一部晚清域外题材的小说《黄金世界》，1907年刊登在《小说林》杂志上，描写的是旅美女工的惨状。再后来，便有吴趼人的《劫余灰》，写的是“卖猪仔”到国外又回到家乡的惨痛经历，依稀传达出大洋彼岸同胞的血泪心声。
在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天使岛”诗歌。1882年开始的美国排华期间，由旧金山入境的中国移民，最初是在太平洋邮船码头的一座两层的木屋里接受甄别审查的。后来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社团以不安全、不卫生为由向美国当局呼吁，美国移民署为了切断移民与外界的联系，便决定在旧金山湾内的天使岛上修建一处“移民拘留营”，主要是为了甄审亚洲移民，成为中国人的“大监狱”。天使岛移民拘留营自1910年1月21日启用，到1940年11月4日因一场大火焚烧关闭，30年间共有17.5万中国移民在这里接受审查。到这里的移民，需先通过健康检查，然后等待盘话，一般要等数月时间，也有长达两三年。盘问的话题也极其刁钻，稍有说错，便遭遣返。在等待审诘期间及未通过的漫无时日的诉讼中，有些移民便在宿舍的床铺、门板、餐厅等处，用笔、用刀写下或刻下他们心中的愤慨、悲伤和抗议，后人将其辑录成书，这就是所谓的“天使岛诗歌”。“天使岛诗歌”重现了早期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屈辱一页，同时，它也是美国华人以传统民族文学形式为媒介抒发自己精神苦痛的早期篇章。
2．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域外题材的创作
20世纪初，学术界认为庚子赔款中小留学生容闳写的《西学东渐记》为最早的留学生文学。五四运动前后，当时的国内文坛已有相关的域外题材的优秀作品问世，如蒋梦麟的《西潮》、郁达夫的留日小说《沉沦》，老舍先生的《二马》等。此外，胡适、陈衡哲、冰心、许地山、闻一多、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留学美国，但这并未使北美华文文学更有生命力，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借西方文明之风，构建萌生中的中国新文学。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关注重点使他们跟北美华人华侨社会存在着隔膜。北美华文文学的催生力量，仍主要系于美国、加拿大两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动。
尽管北美的华文文学历史悠久，且对华人生活影响重大，但迄今为止，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说来，除了北美华人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此做过一些零星的评论外，北美的华文文学极少关注到主流社会的宏大叙事。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直到20世纪中叶才真正具有了自己的规模和声音。以北美地区为代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不少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笔力雄健且思虑沉重，当时由林太乙主编的《天风》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留学生作品，可以说是海外“留学生文学”的初试啼声。
3．中国台湾60年代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
到了60年代，中国台湾掀起“出国潮”，涌出一批年轻而成熟的作家，于是有了以於梨华、白先勇、丛甦、欧阳子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其作品充分表现出留学生文学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并创造了海外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与此同时，以旧金山“天使岛诗歌”为发轫而形成波澜的“草根文学”也成为美华文学的重要一支，既与60年代勃兴的中国台湾“留学生文学”浪潮中所描写的中国知识分子漂流异域的那种“离根的乡愁”有精神内涵上的不同，也与后来8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移民文学中“自我放逐”的文化挑战迥然有异。
4．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大陆作家群的创作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浪潮，“海外新移民文学”逐渐成长壮大，尤以北美文坛阵容最为强大，与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群相比，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大陆作家群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见的作家和写作人。创作主体是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张翎、少君、陈谦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大多是中国大陆80年代“文学热潮”中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现代主义写作实验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对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现代主义小说实验的隔代呼应。同时，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与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一样，出国后处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中，新的身份、新的视野与新的生活赋予了他们创作的新鲜血液，使他们的创作展现出只有在异域才能产生的思想、情思、叙事与修辞。
从上述对北美华文文学的命名和发展轨迹看，北美华文文学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三、北美华文文学的特质
北美华文文学这一名称就显示出这一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尽管不同板块的华文文学具有诸多共通性，但各地华文作家的生存境况和文化地位差异还是很大，因此，北美华文文学整体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格局。北美华文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不同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基础上的。比如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与华人在东南亚的人生经历重合，从华侨文学开始，经历了移民文学、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泰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泰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仅是一种隐秘的文化传统上的关系，而它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社会和文化的联系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移民涌入，使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又补充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源的新鲜血液。但在华文文学国家主体性增强的历史趋势中，新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会被吸收在华文文学的有机体中，突显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新加坡的许福吉博士指出，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不仅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华，也形成了新加坡本土框架和全球性的后现代的文学特质。他列举了9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华人作家的例子，说明20世纪末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关注的是多重身份认同问题，触及的主题包括“全球化”“国际化”等。他认为，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热带雨林”意象体现的是一种东南亚本土文化属性，而“鱼尾狮”“花园城市”“榴莲型建筑”等意象，说明了新加坡的文化认同策略是多元互补、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
在大陆的新移民作家笔下，“落叶归根”的“原乡”书写已经变成了“落地生根”的期盼。新移民文学作家与他们上一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相比，由于时空的不同而在文化的归属上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反叛和超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学风貌在文化寻求的方向上俨然有别。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是在远离本土文化的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他们在自觉的双重文化的边缘地带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内心的真正渴望是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寻找自己新的文化认同。
北美华文文学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迁徙到美国、加拿大这一典型的西方文化场域中的产物。它也是在中国近代受外国侵略和自身力求现代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现象。如果没有中国人向海外的大规模移徙、流散，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华人移民北美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靠近、碰撞、交流的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移民身上两种文化的交锋导致他们文化上的危机和认同上的纠结，他们挣扎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地带。诚如美国学者帕克所言：“移民文化作为一种融合生长的‘边际文化’，它们有着自己特殊的‘杂交’面目，在那里，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正在进行，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历程。”
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实绩和重大影响是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观察和诠释的现象。与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相比，北美华文文学正是以东西方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自己的重要特征，这是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尚不具备的。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其主要的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表象上还是对传统的寻求和依归。而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华文文学，因作家数量少而没有形成像北美华文文学那样持续的大规模的有影响的创作，所以这两个区域的规模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节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学术景观
大陆关于华文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一些大学所开设的“港台文学”课的研究内容，基本上就是以中国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作家”为主、“乡土作家”为辅，海外的华人作家一般只提到严歌苓等几个影响较大的作家，这显然隐藏着极大的偏颇和误区。尽管每一届有关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国际研讨会都打出“期望超越”的口号，可是当我们看到相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时，都不能不感到遗憾。这让我们想起被评论界称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陈瑞琳对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概括：“纵观大陆当代文坛的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首刊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始，二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有关北美文坛重地的研究，却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很多人都在抽打，却始终拘泥在早期港台文学的研究格局之中，不仅研究的作家循环往复，研究的方式及关注的主题也一直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这反映了她作为评论家的一种敏感和识力。饶芃子说：“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学科所需，因为将文学放入文化中去研究考察，将使我们的研究更富有开放性和丰富性，并在一个纵深的背景上更好地阐释文学的意义与影响。同时，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在文学中透视文化因素，也必须是文本、文学、文化三者结合的融会贯通，并最终落实到对文学价值的寻找上，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应该得出的是文学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确立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视界’。”学术界一直在呼吁突破固有的研究模式，渴望从文化学、比较文学、性别的角度，更新固有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但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仍在原地徘徊不前。目前阻碍华文文学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已经不再是资料不足，而是理论和方法的缺乏。纵观目前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非常需要评论界的肯定和引导。
由于北美华文文学有异域的文化背景和创作实验，有迥异于国内汉语文学的存在形态，也有与海外创作实践相适应的理论话语和命题，因此，在想象中构建起来的北美华文文学总体是一个多元散存结构，它导致了文学阐释理论的多元性和多重性。最先引起对北美华文文学关注的是比较诗学理论。比较诗学侧重用西方理论来阐释文学现象，具有鲜明的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区域性。其中的“他者”理论、后殖民理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等已经成为北美华文文学阐释自身“身份”特质、进行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而由于北美华文文学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跨域性，这一比较视野自然也就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普遍背景。“跨文化”“族裔身份”“离散经验”等关键词，在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中成为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被长期使用，在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不适应时代语境变化的弊端。从现状来看，北美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对西方理论过度倚重，进而相对轻视本土资源的状况，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北美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化的“同质性”。
从北美华文文学创作来看，虽然作家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位移，并对西方文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但多数作家没有在普遍层面上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主导力量，传统文学的诗化形式和精神内涵在众多华文作家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因此北美华文文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不乏普遍性的主题。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跨文化、跨地域书写中对中华文化本体精神的坚持，能使其在跨文化冲突中更多采取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新时期以来，国内的研究者对于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研究者们总是希望找到更多的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共性，诸如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持守，对中西文化冲撞的表现等，体现出大陆学者的“中国视角”，因此有关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文章很多。实际上，北美华文文学同样涵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中国经验，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文化涵化现象。华人移居的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采取多元文化的政策，允许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并存。周南京指出：“所谓文化融合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文化特性，而是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吸收对方的优良特性，使之形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文化。”
这种新型的混合文化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独立于中华文化的新的文化家庭。比如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仅是一种隐秘的文化传承上的关系，东南亚的华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社会和文化的联系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哈佛大学的张凤女士认为，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占重要位置的“离散飘零、感时忧国”的“原乡”书写，已经悄然变成了“心安就是家”的期盼，因此美国的某些华人作家更改甚至放弃了中国文化及华人身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灵智教授在《双重“宰制”的结构：关于海外华人研究中的范式问题》一文中就对美国华人研究中的两种范式——“同化”和“效忠”提出了质疑。他说：“在美国，‘同化’研究范式关注的是中国人如何被美国同化，同化如何失败，美国社会如何通过政策和法令去对待中国移民等；而在中国，主流观念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对故乡的亲人、对自己的乡土、对中华文化和国家的效忠或忠诚。”王赓武指出：“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与当今的大多数民众一样，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北美的华人。对于早期移民的华人而言，民族认同是他们生存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柱，至于移民的后代，他们意识到，所在国才是生存于这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的保障，它是现实的家园。因此，他们认为华裔立足于现实生存，就不一定要保持中国文化认同，由此可以看出北美华文文学研究有待拓展的一面。
通过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者用得比较多的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在面对华文文学的新的变化时已经落伍了。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1世纪，迁徙、越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北美华文文学中经常提到的族裔、文化冲突、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也越来越趋向复杂和多变。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杨匡汉研究员对北美华文文学今后的发展和研究提出了建议，他提出“吸古润今、吸洋润华、打通地域、自主创新”，试图把中国本土文学、文化与北美华文文学、文化作时间和空间上的连贯性研究。
北美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文学，由于它是以汉语为写作媒介，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具有同一性。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由于对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很强的归属感和表达诉求，就必然使得传统文化成为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层面，因此我们应当改变以西方为主的话语体系，运用汉语诗学理论对华文文学创作进行阐释，重现被比较诗学遮蔽的汉语诗性景观。
地理空间上的位移、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异国融入的艰难，使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记忆和想象中的汉语诗意，这一度成为北美华文文学重要的精神特征。我们不得不承认，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乡愁和离散美学等诗学品质丰富了汉语诗学的感性体验，但同时也反映出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的裂变。北美华文文学的汉语诗学混合着华人生存及身份的双重危机的伤痕记忆，寄寓了海外华人更清醒的生存意识。北美华文文学在异域的呈现，汉语诗学必须在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对话中重塑自身，反映出对汉语诗学精神的维持以及与西方文化共生共存的境遇。正是有了内在的来自汉语传统诗学的诗性诉求，华文诗学才在西方文化的牵引下将这种感性的诗意理性化，实现诗学建构的目的。华文诗学属于汉语诗学和比较诗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内涵。强调海外华文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联，并不意味着比较诗学在华文诗学建构中没有地位。如果没有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激发，汉语诗学或许并不能在华文文学中得到相对集中的表现。因此，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诗性建构应该体现一种中西交汇的融合思路，即在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撞对话中，展开对汉语诗学品性的本真探求，力争使汉语诗学引领下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开放性的研究体系。从近年来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界大力倡导的结果来看，多元、动态的研究视野走向以超越种族、文化、原乡与异乡的跨越边界的研究，已被舆论指认为当前华文文学研究的方向。黄秀玲的专著《从必要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为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该书的每一章都探讨一个母题，虽然这些母题在外国文学中也可能存在，但黄秀玲教授侧重的是这些文学母题在亚裔美国文学中所展现的独特意义。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崛起，在新的语境下，北美华文文学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本土化、族裔化的复杂境遇，原有文化身份的消失和重构，中华文学母题的演进和更新，多元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文学呈现，等等。北美华文文学只有在一个全方位的比较过程中继承传统文化精髓中的鲜活内容，即其中的中国命题和中国元素被不断阐释运用之后，才可能整合性地走进汉语世界。鉴于北美华文文学的多元构成和开放性的特点，从文学审美的维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的母题以及建构这些母题的美学框架，有助于弥补当前学者单一的研究模式。文学类型与血缘、宗教、文化传统有关系，而这种关系会在文学母题上呈现出来。文学母题在文学作品中反复、不断地出现，反映了作者的信仰、梦想、追求等具有恒定意义的结构。北美华文文学的母题，体现着海外华人与故国的亲缘关系；文学母题的流变，反映着海外华人生存境况的变迁，凝结了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文学想象等因素。因此，“考察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那些来源于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探究其中蕴含的深邃而丰富的文化母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北美华文文学传承与流变的文化传统，进一步深入海外华人的深层心理。”
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根意识、怀乡情结和漂泊心态等都带有某种母题的性质。此外，有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学母题在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较为突出的体现，例如“唐人街”“边缘人”“越界者”“父与子”“母与女”等。这些母题虽然不是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所独有，却在汉语小说文本中得到了集中、典型的体现，饱含了海外华人特殊的流散、播撒的族裔经验和文化积淀，成为研究海外华人历史、文化的重要表征，有着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北美华文文学的母题研究，有助于探寻北美华文文学产生的市场机制，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渊源等方面，探求其所蕴含的文艺美学、文化诗学层面的意义，从而为今天的文化语境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方略。第三节“边缘状态”成就了文化创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着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富民强的有效途径。而真正要实现这一强国梦想，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变法革新运动及励精图治、迅速崛起的历史事实，也为中国树立了绝好的榜样。从清末开始向西方各国派出的一批批留学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西化”过程中，一直充当着先锋与中介的作用。他们是中国同世界直接接触的最前沿阵地。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与西方文化有过接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留洋学习的知识分子还是海外华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儒学复兴的倡导者杜维明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在中国的中国人（或用这里所用的隐喻来说，是从‘接触地带’到中国本土）。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的改造来完成。从全球的视角看，权力关系就似乎完全不同了，因为从那个视角看，周边与全球权力的中心相耦合，而中国社会的‘中心’则出现在周边的位置。”因此，“海外中国人”（包括留学生和移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海外中国人”的武器就是文学创作。当年鲁迅也认为改变国民的精神、唤醒民众的武器首推文艺。北美华文文学作为汉语文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以小说来展现它的主要实绩的。王德威说：“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已然记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关联，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因为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一些。”王德威还认为北美华文文学所承载的独特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当代中国小说的重镇之一应在海外”，“出自台港海外边陲的作品也决不仅是点缀而已，其所载的经验往往正是大陆文艺、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比较而言，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四大板块中，北美华文文学较为完备地记载了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国、加拿大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影响的全过程。因此，北美华文文学的文本具有寓言性，它所记录的华人在异域的生存困境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具有典型性，它预示了近现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命运，也预见了民族文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发展趋势。
本书试图对一百多年的北美华文文学做时间和空间上的连贯性研究，通过对北美华文小说的母题分析，来揭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命运以及全球化时代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研究方法
本著作研究的北美华文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它跨国别、跨语言、跨文化，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使得我们过去掌握的一些文学批评方法显得不够全面深入，难以对对象作整体性把握。北美华文文学的写作面对的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代出现的东西方冲突和文化差异造成的新的文学现状。对于它的分析可以运用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和性别诗学来进行分析。此外，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方法，在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中也具有重要位置。“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十分契合北美华文文学的跨地区、跨国别研究的特点。”作为世界华文文学重要一脉的北美华文文学，更是为这种“比较”提供了全方位的实践领域。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整体格局中去发现北美华文文学写作中的相互关联性，探索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以及一系列与社会和人生互动的整个社会场域，并将其历史化地展现出来。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流的视域以及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切换，使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成为一个边缘性群体，无论是在祖居国还是旅居国，他们都处在双重的边缘地带。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是一种跨域的边缘书写。这些作家跨越的不仅是地理上、国别上的疆域，而且是文化上、心理上的跨域，是一种从母体向外的离散。中国海外移民拥有文化使者的身份，必须使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适应所在国的异文化环境，在经历了种种不适和冲突之后，发生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和融变。由此而派生出另类的文化空间“第三文化”，即霍米·巴巴所说的“杂交”文化。海外华人难以割断传统文化长期的浸染，但在异国又难以剥离异质文化的影响。当这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和交融时，他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在事实上或心理上的边缘状态和生活经验，而这一状态和经验也必然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认同。
北美华人虽然身处边缘，游离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但恰恰是这种“边缘状态”成就了他们的文化创造，并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独特空间。由此，跨国界、跨文化的北美华文文学逐渐崛起，并成为当前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移民文学或流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北美华文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变性，本书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考察文化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城市意识乃至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课题，通过研究北美华文文学来阐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以及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进而思考人类文化的整体命运。
以上是本书第一章绪论和第八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本书的主体部分则分为六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具体论述。
第二章从20世纪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的心灵入手，探讨知识分子在异域的边缘处境和文化心态的复杂或多样化，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复杂或多样化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待西方文化态度的不同。事实上，旅美作家已形成多个层次：文化自信者、“草根族”文群、留学生文群、新移民文群、新世纪文化越界者等，有必要对这些不同时段作家的文化心态进行代际性比较研究。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围绕华人移民异国生活的现实描摹和故国回望与文化身份的重构这两大方面展开论述。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初出国门的留学生经过短暂的“文化休克”之后，在其作品中构造出异域镜像，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从中折射出来的留学生的文化心理人格，看到他们背后巨大的中国“阴影”，以及被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包围时所呈现出来的茫然无措的尴尬心境。北美华文文学的汉语写作，是海外华人抵抗遗忘和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他们用汉字表述着记忆中的祖国和家乡，用汉字反映着北美华人的现实境况。通过创作，旅美作家们不仅成功地建构了各自的文化身份，而且还阐释了他们对华人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识，为华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可供分享的精神资源。
第五章和第六章侧重论述性别表述与认同危机，且分别从北美华人男性的“去势”焦虑与认同危机和女性的多重困境与认同危机两方面入手来展开具体的论述。在海外的西方语境下，男性在中国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一直用以确定身份的价值系统轰然崩塌，导致男性“去势”的焦虑与文化认同的危机。而在西方的文化氛围中，种族歧视逐步与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导致女性陷入某种生存困境。
海外华人的这种书写，也间接或直接体现了作家选择与认同的文化身份。北美华文文学的这种性别叙事宣告了北美华文文学性别与身体纠缠的自我解构，海外华人男性、女性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使其成为坚定的行为主义者。
第七章集中讨论城市书写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北美华文文学开拓了文学与城市研究的新维度：文学对城市的想象表达了命运变迁和心灵真实。海外华人作为北美后工业时代的大城市的边缘人和异国城市中的“他者”，代表着客观的城市形象向主观的城市形象的转变，海外华人的城市意识与城市欲望空间的表述是海外华人“边缘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在他们心理上投射的镜像。
第八章再次强调了北美华人作家的写作对历史文化的价值，解构并重构了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化、妖魔化印象，反映出北美华人作家从扭曲中国文化刻意迎合白人趣味的“自我东方化”到“去自我东方化”到进而寻求平等的“多元化”或“全球化”的努力，以及北美华人文学从边缘进入主流的努力。三、研究对象
由于本书要对北美华文文学一百多年的历史做贯通性的研究，所以北美华文文学一百多年的创作都在这一课题的关照之下。但在论证的过程中，主要以两大研究对象为主，即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群和大陆新移民文学。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群的作品在70年代末进入大陆后，长期以来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都是围绕这些作家展开的，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欧阳子等。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留学生的涌入和移民文学的兴起，国内研究者的视点开始转向这一新兴的文学现象，如对查建英、苏炜、易丹、严力、严歌苓、张翎、少君等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关注。第四节从草根文学到新移民文学
全面研究北美华文文学，首先必须考察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为此，我们特别追溯了从早期海外草根文学到新移民文学的蛛丝马迹，从而说明北美华文文学的渊源。一、北美华文文学相关概念的界定
1．海外草根文学
早期来到北美的华人移民对文学的投入不多，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美华文文学基本上处于“失声”的状态。其间，除了少数文人的创作以外，海外草根文学是北美华文文学存在的主要方式。唐人街提供了华人进入异国的一种生存方式。“唐人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沟通着北美华文文学的“底层写作”。近年来以旧金山为中心的一群华文作家呼吁重视美国华人的“草根写作”，其性质与“唐人街写作”大致相近。所谓“草根作家”，大抵也是指在“唐人街生存方式”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它实际上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与未来“知识分子写作”并存的另外一个支流。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苦社会》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及题材表现、人物塑造等种种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旧金山“天使岛诗歌”为发轫而形成波澜的“草根文学”，也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的重要一支，其特质就是表现海外华人特别是底层华人在美国几代拼搏中所经历的血泪悲欢，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以黄运基为代表的“金山作家群”的作品。海外草根文学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这种历史书写的草根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诗歌，均以海外底层华侨、华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的生命形态为主题，表现特定的文化思维。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海外留学生文学截然不同。
2．海外留学生文学
追溯早期严格意义上的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发端相当困难。顺藤摸瓜，我们把目光移向留学生和留学生文学上。早期的留学生和留学生文学是在中国近代受外国侵略和自身力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容闳的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1909），描写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没落王朝的腐朽、衰败：城市萧条肮脏、农村荒芜贫瘠、交通落后、官府草菅人命、百姓愚昧无知、民不聊生。这些形象印证和强化了西方看中国的刻板负面形象，但与此同时也体现出容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表达出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希望中国富强的强烈愿望。
通常人们把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作为留学生文学的肇始之作。虽然它的文学性不强，但某种程度上仍可视为留学生文学的滥觞。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作家写了留学生题材的作品，例如老舍、郁达夫、胡适、郭沫若、许地山、张资平等。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众多作家都是具有西学身份的留学生，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都书写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情感。郁达夫的《沉沦》可以说是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留学生文学，是最典型的由海外留学生书写的反映留学生生存境遇和心灵伤痛的作品。“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始见于1987年纽约华人文学社团“晨边社”在纽约的一次讨论。“留学生文学”是由主讲人、美国华人史研究者于仁秋教授提出的。这次“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在1988年第1期的《小说界》全文转载，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留学生文学的关注。1989年10月，《小说界》杂志社邀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作家、评论家就“留学生文学”进行专题讨论。
留学生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和范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汇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的老留学生季羡林先生曾把留学生比作中国近现代的报春鸟、高加索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自然的，伴随着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也相应出现了记述留学生在异域生活、学习的文字。
大陆学者对“留学生文学”概念内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一批出国留学者（含出国访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者）所撰写的有关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从创作主体、创作内容等方面对留学生文学进行了界定。留学生文学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先锋开拓的作用。
3．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群
虽然在20世纪初的文坛风云中涌现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一大批当年的留学人写海外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其作品并不属于真正的留学生文学的范畴。“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立足重点在国内，他们着眼表现的只是“过客”的情怀。直到20世纪50年代，海外留学生开始以负笈远游的时代特色来思考“留学”这一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大裂变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及存在的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留学生文学的创作特质，而以60年代中国台湾在美留学生为代表的创作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峰。中国台湾的“留学生文学”是指中国台湾文学中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和范畴，即60年代诞生的一种以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随感及其命运为表现内容的小说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汉语创作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也是中国台湾文学漂泊主题在异国的延伸。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海外的中国台湾留学生，他们书写着北美华裔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梦想。其作品主要是在中国台湾发表和出版，以中国台湾读者为受众群，属于中国台湾文学中的特殊文本。
中国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有大批青年远渡国外，一些描写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小说等颇具影响，掀起了留学生文学的巨大波澜。到了70年代，由于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中国台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大大推动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刘大任、李渝、李黎、郭松芬、张系国、陈若曦等人，此时的留学生文学已超出了个人情感的圈子，多了一层政治与人文的关注。
4．大陆留学生作家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开始转换为由大陆留洋的新学子。大陆新时期较早发表留学生文学的阵地首推上海的《小说界》，在80年代中期，《小说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留学生文学作品，1988年正式开辟了“留学生文学”专栏，对于推动留学生文学发展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各家主要杂志竞相刊登留学生题材的作品，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的一种特别的文学景观。
国内第一部留学生小说集是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炜的《远行人》，随后还有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此时的创作多表现个体的艰难奋斗及生存状况。另外，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也被誉为90年代初具有较高水准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海外留学生的普遍思考，一代人共同的内心焦虑和情感失落以及社会文化的冲突逐渐浮现出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是阎真的《曾在天涯》，表现了人性在生存环境中的悲剧性扭曲。
5．大陆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与“留学生文学”在内容和主题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大陆新移民文学与留学生文学相依相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结束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其中有些人由“留学生”转变成“学留人”——即学成后留在当地成了新移民。这一身份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有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作家旅居海外，创作起点高，在这个意义上，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已经涵盖了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作家”与五六十年代的旅外作家一样，出国后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中，新的身份、新的视野与新的生活赋予了他们创作的新鲜血液，使他们的创作展现出只有在异域才能产生的思想、情思、叙事与修辞。
如20世纪90年代初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就属于新移民文学的范畴。此时，这些新移民作家创作出许多题材、风格多样化的力作，严歌苓、阎真、张翎、少君、雷辛、张慈、严力、戴舫等一批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
目前最具实力也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是严歌苓。异域生活的切换全面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严歌苓的海外创作甚丰，出版了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天浴》，自传体小说《人寰》，长篇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新移民作家不断涌现，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移民作家作品发表或出版。尤其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两岸作家以及新老移民在创作视点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历史造就的悲情已经淡化，共同关心的焦点是民族以及社会，甚至表现出题材选择、艺术风格上的融合之势。此一发展脉络不仅在北美华文文坛表现突出，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大致相同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移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成果和新水平，预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希望和新方向。二、相关概念的追溯
1．边缘书写
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实现空间上大规模的自由迁移。告别亲人前往异地的人们，面临着心灵的孤寂和不适，处于既与母国文化难以割舍然而又与所在国文化格格不入的两难处境，“边缘人”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这一类人群形象的概括。边缘人（又称“边际人”）是指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人。要阐述什么是“边缘人”，则不得不提及齐美尔的“外来人”（又译为“异乡人”“陌生人”）。齐美尔是从距离的角度来界定外来人的社会属性的。在齐美尔看来，外来人既熟悉又陌生，对世界具有一种超然的态度。遵循齐美尔对“外来人”的分析思路，帕克提出了著名的“边缘人”理论。他说：“当中世纪犹太区的围墙被拆毁，犹太人被允许参与当地人的文化生活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人格类型即文化混血儿出现了。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地与他的过去与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么做；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决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这个不受约束的犹太人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边缘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公民和市民。”帕克认为作为移民的边缘人趋向于变成一种人格类型，是一个文化的混血儿，他们既渴望成为新群体的成员但又遭排斥，在原有的或新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成为边缘人。“边缘人”在社会学家的定义里，是一种处于“空间性和地位性文化冲突”中的人，边缘人表现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和转型特征”，“边缘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交汇处的中间地带，负载着“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文化对他们都有一种吸引力，但他们处在这两种文化构筑的张力中而无法接近任何一方。因此，他们就成为本土与异域双重边缘化的“边缘人”。
较早关注边缘写作现象的是一群在纽约的留美学者，他们于1987年春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晨边社”。他们发表在美国《华侨日报》上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涉及边缘人的概念。在这个座谈纪要中，主讲人于仁秋提到了李玫瑰在《中国人在美国》中的观点。李玫瑰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芝加哥大学博士。她指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留学生是所谓“边缘人”（marginal man）。在美国时，他们群居在一起，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惯，他们只是处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他们始终打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回到中国呢，他们立即又发现，自己仍然处于某种边缘。因为他们学到了不少“坏”毛病，使他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格格不入。于是自成一个狭窄的小圈圈，只和背景相同的人有较多来往，又成了中国社会中的边缘人。李玫瑰提到的海外华人双重边缘的生存境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实这与西方大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称自己在西方的位置为“边缘人”，但在西方的主流文化氛围中，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称为“他者”。“他者”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相对“本土”存在的客体。“他者”是西方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即他群体、非我所属的社会群体，同“我们”相对，意味着非“我们”的必然被“我们”“他者化”。今天，“他者”已经成为讨论或描写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隐喻，在学术界广为流行。当然此时的“他者”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反映的只是一种认同上的意涵。换句话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互为“他者”。
西方传统人类学将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定义为“他性”的。他们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异文化时，就隐含了“自我中心”意识和距离、对立、差异等二元意图，以此来确立西方中心的时空宇宙观。在这种大西方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下，其他的少数民族族裔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化的位置，这其中有少数族裔自动或被迫选择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少数族裔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自古以来，欧洲人移民意识比中国人强，中国人有很强的故土情结，而故土情结和移民意识造成很大的冲突，这就导致中国移民更易产生“边缘人”的感觉。
严歌苓说：“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边缘人处在种族、政治、文化的弱势地位，是处于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人。他们不被主流群体认同，边缘人相对于主流强势者的威慑和强大，生存的艰辛和局促更加明显，通过边缘人揭示人的本质与人性的复杂多变是更加简便的途径。严歌苓将自己对边缘人的关注落在了“地母”式女性、同性恋者、儿童、寄居者等各种各样的人群身上，呈现出人性最本质最隐秘的东西。她的作品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茉莉的最后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