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 总第5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魏明孔 戴建兵 （主编） 隋福民 （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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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 总第5期)试读：

纪念文章专栏

努力开拓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新境界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经济史学界的专家，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对经济研究所为迎接建所90周年而举行的系列活动，表示诚挚的祝贺！对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150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两位先生都是蜚声海外的经济史大家，他们写出了很多传世的金字塔尖式的著作，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留下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传统，严谨勤奋、执着坚守的精神，谦和宽厚、帮扶后学的为人品格，乐观通达、奋斗不息的人生态度。

他们这种光辉的学人精神在学人和后辈学人中广泛的流传，感人至深，是经济史学界和整个经济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老所”“大所”，兼具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些学科以基础理论的研究为主，以综合性的经济研究见长。建所近90年来，经济所涌现了许多经济学的名家大师，贡献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经济史学者做出的成就令人瞩目。

我印象中的经济史研究室，当年都是一二十个人（最多四十多人）的规模，不止说是大师云集，仅规模就很大。经济史研究室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研究所形成了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经济史研究团队，从事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中心的资料整理编纂工作，以严谨的学风和卓越的成果闻名中外，一度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经济史专家。早在1960年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承担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任务，许涤新、吴承明等经济史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总结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三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经济史学者数十年磨一剑，先后完成了由严中平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汪敬虞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等，这些著作被誉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扛鼎之作。它们浸透了经济史学者的辛勤汗水，是经济史学人的智慧的结晶。这些中国经济史著作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学术价值。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史学新的使命，也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研究的落脚点，发挥经济史学以古鉴今的作用，以纵向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国际视野，解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

我们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昨天即历史”，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我们说四十不惑，不惑，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总结，要在理论上进行更新的概括。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这个奇迹，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经历的由盛至衰并再度崛起的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理应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做出贡献，增进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演进规律的整体性认识。我们不仅说我们自己有经验，还要把它变成理论，而且我们应该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但是总体来说，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甚至经济史学，以西方为主流，它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往往是从一些固定的教义出发，那么这些教条可能历史上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是中国，不仅是中国，早一些，东亚的整个经济发展，和西方的传统的古典资本主义发展是不一样的，中国更是不一样，因此西方的传统和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的奇迹。那么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中国经验所显示出的制度变迁，也做了很好的描述，但还是预设了很多特定的制度轨迹，给我们标出了一些圭臬。但是事实上发现，你也没有遵守他的这些东西，因此，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奇迹的时候显得捉襟见肘。

比如说很流行的有一本书，讲中国改革，科斯和王宁写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他们引用了哈耶克的一个说法，叫作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就是说不是人有意为之，但是产生了一个你原来预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它说，用这个来说，中国改革案例是最佳的一个例子。

那么我想，我们不说它对不对，至少它是一个典型的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来解释中国特殊经验的案例。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层面进行考察，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理应对下面一些命题给出理论分析，也就是说今天实践的理论期待，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贡献。

第一个就是李约瑟之谜。这看上去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实际上把它放得更广义一些，它是一个所谓的大分流之谜。而大分流之谜是我们经济学者孜孜以求的探索国家兴衰，但是至今没有破题的一个大命题。而中国是走了一个完整的周期，由盛至衰再复兴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最好的案例，而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个就是中国奇迹之谜。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实现了改革开放促发展、促共享这么一个过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么成功和这么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那么我们有很多经验，独特的经验。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后怎么发展，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之谜——尽管我们未必就会——我们还面临多大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可能并不大，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即使减速了，到2022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按2010年的价格大概也超过了12600美元，也就是说已经跨越了中等偏上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这个门槛。那么继续增长，我们可以想象到2030年、2040年，我们肯定是在中高收入国家中的比较高的收入的行列中。那么，就像总书记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一定会跨过去的。关键是，跨过去以后怎么发展？那么我想，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叫作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之谜，那么也是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经济史学价值，也是中国特有的具有针对性的现象。

注入这样的一些命题，把我们具有的丰富的发展经验和经济史素材，和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结合起来，我们当前面临着诸多的课题可以去做。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上下都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以及总书记给我院40年院庆的贺信。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经济所、经济学史学者再接再厉，取长补短，努力开拓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同时，也希望经济所把建所90周年系列活动作为一个契机，系统梳理经济研究所的辉煌历程和贡献，总结经济研究所名家大师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增强全所同仁的荣誉感、使命感和凝聚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宏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1]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缅怀大师风范，推进学科发展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来宾及各位同行，还有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时值酷暑季节，大家又异常繁忙，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经济所参加我们这一次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盛会，我感到特别的感动，所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经济所全体同仁，对于大家莅临经济所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关于这次会议的主题，刚才蔡院长已经讲得非常全面，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讲，我只想站在经济所的角度，就这次会议谈点个人的体会，我们这次会议，实际上细分起来有三个主题。第一是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百年诞辰的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第二是关于经济史理论和研究的一次研讨会。

第三是我们经济所建设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纪念名家大师的首场重大活动。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活动放在一个会上，我们觉得意义还是不同于以往的。

首先，我们之所以非常隆重地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百年诞辰。其实我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著名的研究员，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甚至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曾经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写下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成果。其实最重要的考虑是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呈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两位老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他们曾经做出的这些贡献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所人所做出的贡献感到特别的自豪，而且这是我们进一步前行的一种动力。我想这一点我们全体经济所人是深有同感的，对两位老先生，对老一辈的经济所人，我们素怀高山仰止之感，所以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条。

其次我们说选择这样一个时间举行经济史理论与研究的研讨会，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深刻考虑。纪念两位老先生，当然我们是对两位老先生，对以他们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所人所做出的这种奠基性的贡献倍感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我想各位都有体会，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必须完成的较重要的任务，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显然有多个方面的线索，其中刚才蔡院长已经讲过，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也常说中国经济的实践是成功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都是成功的。既然实践是成功的，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把做对的东西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这无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一个必由之路。

所以在这样一个宏伟的事业和伟大的工程当中，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史学研究和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特别是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梳理清楚，这不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吗？那么这项工作本身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吗？不就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吗？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思考，总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可能要从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史学研究两者之间彼此融合、相互交叉这样一个线索上往前推进，很可能就是，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将经济史的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走两者结合、彼此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也将会是经济所未来一段时间学科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和考虑之所在。

在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研究所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经济史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我们把它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位置。经济所现在有11个研究室，学科可以做多方面的归结，但是从大的方面，从总体上，我们把它概括为“两学两史”，都是一级学科，“两学”即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史”就是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从这样一个布局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史的研究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占据了经济所研究的半壁江山，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特别是我们老一辈经济所人打下的关于“两学两史”的这个重要学科的发展基础，我们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在经济所人身上是必须担负的、不可推卸的重要历史责任。

所以今天经济史学界的那么多的朋友，经济史学界那么多的前辈到会，也是想借此机会请大家为经济所的学科建设、为经济所的学科发展，特别是为经济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项工作上给我们指点迷津，贡献你们的智慧，这对我们做好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最后，从7月18号开始，我们举行了经济所建所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启动仪式，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7月份，也就是我们经济所建所90周年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当中，经济所将举行一系列的建所90周年的纪念活动，像今天举行的这次会议，就是纪念名家大师的这个活动的首场。

搞这样一个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完成一项庆典，甚至不仅仅是像普通人那样过一个生日，或像一个机构那样过一个生日。我们特别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在系统总结经济所90年发展这个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炼出经济所人的与生俱来的、沿袭已久的学术传统，能够由此激发经济所人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借此做好我们当下的工作。

当下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既是继承也是发展，衷心地期望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关心经济所，特别是关心眼下为期两年的经济所建所9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通过建所90周年的契机和这样一个平台，帮助我们把经济所的工作做得更好，经济所也愿意为大家，特别是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研究和繁荣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份贡献。

再次地谢谢大家！

[1]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100周年诞辰。两位先生都是我国经济史学界的大家，同时也是经济所的老前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这个主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第二，如何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第三，有一个想法，就是政治经济学界，应该和经济史学界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先讲第一个想法。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往往是其时代精神的凝结，同时又在它的时代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的一般性和历史的特殊性两者的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出现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有“其出现的世纪”。正是“其出现的世纪”赋予它不同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经济史研究，都是把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合的典范。譬如，汪敬虞先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大量的历史证据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马恩笔下的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恩等经典作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爆发，而是可以在单个落后国家率先发生，而后波及其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的。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织进行的，这也与马恩所预言的革命顺序有所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类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定位，就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个问题，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建立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

总书记有一段话，这段话原来没有公开发表，在最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里边，他在第十页有一段话说，“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总书记提出的这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他说：“邓小平讲：‘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表现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分析和解释，片面地倚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尽管两位老先生并未进行直接的探讨，但他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汪敬虞先生主张，首先要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新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也是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是这样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道路。吴承明先生所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自始至终都是要求注重生产力和流通，并要求凡是能计量的尽可能做一些定量的分析，他全书制作了487张统计图表，这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是罕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是推动生产关系演进的最主要的力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最重要的历史尺度就是发展生产力。

另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来解释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汪敬虞先生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既是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他用了“放脚”和“铐手”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提示我们，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解决生产目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必然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丧失了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民需要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根本的着眼点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个关系问题。

第三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应该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刚才所长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1995年吴承明先生在《经济研究》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这一篇文章后来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这篇文章当中，吴先生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就是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这就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应该扎根于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当中，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史是不能分开的，经济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过往的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了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所指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我的理解是，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在这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党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也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炼理论认识，比如说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从不断发展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提炼的过程，也就是对经济现实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经济史的研究。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十八大，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就说明了这样一个过程。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一个论断，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高度的凝练。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在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史发展历史的问题上，特别要注意不要把前30年和后30年割裂开来，这是要以史为鉴，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成绩和方式的挫折，把这些历史经验吸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这个建构工作当中来。所以开展这项工作就需要经济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彰显中国风格、包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可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逐渐地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包括顾海良教授提出的“一学两史”的问题，包括武力教授一直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基础”的观点。最近这种看法越来越得到共识。

好！谢谢大家，请大家批评指正。

[1]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父亲与他的经济史研究

我其实没有研究过我父亲所毕生研究的经济史，但是我还是研究了一下研究经济史的我的父亲。

我见到的父亲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是一本题为《古代云南中土关系之研究》的手稿，他一笔一画工整誊录又装订好糊上封皮的竖排版小册子，一个个古老的铅笔字，一张张手绘的地图和表格，是他在西南联大本科的毕业论文，写于1940年，那年他23岁。论文用的是文言文，我读不大懂，端在手里却有种莫名的感动，曾拿着它请一位研究民族史的朋友看，朋友阅后惊讶地说：“我们业内近几年还在不断讨论的问题，居然你父亲七十年多年前就差不多已经都讲清楚了。”

我父亲的最后一篇经济史论文题目是《全要素分析方法与经济史研究》，刊登在《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上。他拿到这本书见到他最后一篇研究成果的问世非常高兴，很费力地认真看了很久很久，抬头对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94岁时还发表文章的，可我做到了”，此时他已经过了94岁，距他离世仅仅一个多月。非常感激这本文集的及时问世，是它带给了父亲最后的欣慰。

从第一篇的1940年到最后一篇的2011年，从他的23岁到他的94岁，整整70余年，父亲只干了这一件事：研究经济、历史和理论，父亲是以匠人之心来打造他的经济史理论的。

但是，就算70年只干一件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的。这期间，天赋，内心的喜爱，无条件的坚持，环境和机遇，特别是义无反顾地付出，一定都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史是不是父亲最适合的研究领域；二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我父亲的学术研究。

在家里一般认为，同辈人中，我父亲比较聪明，懂中文、英文、文言文，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又特别勤奋。我们有时就想，如果父亲不做研究经济史的工作，而是像我叔叔那样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或者像几个姑姑那要从事文字教育或者医学，那是否也会像他研究经济史一样最终取得今天这么不凡的成就？经济史，是不是父亲最适合的研究领域？

2017年初，我曾到他年轻时就读和参加学生运动的清华大学档案馆，请工作人员帮助找到了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籍卡、成绩单，他其实没有等到从清华毕业就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所以这张成绩单是不完全的，但就已有内容我发现，虽然他学习过的科目很多，但成绩最优秀的全都是经济类和历史类课程，这既与家学渊源有关，更决定了他日后专业方向的选择；我也听过他回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留学时的课程和成绩，同样是所有的经济学及历史学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成绩，这才使他有条件后来在美获得“金钥匙”奖章。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下放到东北和河北的“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从辽宁盘锦干校回来，带回两本深蓝色皮、油印的水稻种植方面的资料，那时他尚为中年，身体尚好，但明显情绪低落，并不快乐，我问他：“您又看这个，那现在您不做以前的研究了？”他说“现在就是种稻子”，我并没有见到他看过那些水稻种植资料，只是将其长期搁置于一堆书中，他在干校会把时间花在诗词欣赏和写作方面。后来，直到他又有机会借调到商业部去编专业书籍，才见他恢复充实忙碌但愉悦的心态；我听父亲几次说过：“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创新太困难，那些人太了不起了，而社会科学，只要我去努力还是能够做到有所创新和贡献。”我父亲对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和数据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每次我们家里亲友聚会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对过往，在每个人回忆的情形不一致时都能够最后证明我父亲的记忆才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对人脸识别记忆、方向感等就不像是对事件、数字的记忆那么良好。总之，我自己认为，经济史研究成为父亲一生为之努力探索的方向，是经济史也是他自己的一大幸事，这大概是比其他专业更让他能如鱼得水和发挥潜能才智的领域，也是他真心热爱愿意一如既往努力投入的研究领域。

我父亲对经济史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我却知道他为此付出过太多太多。他的一生，除了经历过他那个年代的学者都曾经历过的战乱、颠沛流离、历次运动、十年浩劫等这些系统性灾难之外，我们家里的微观环境对他的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有利的：我母亲早在1963年仅46岁就在工作时突患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时我只有六岁，在幼儿园上大班，隐约的记忆中，忽然有天全幼儿园空空荡荡，到夜晚就只剩下我和值班的阿姨，那其实是因为母亲突如其来的病倒，父亲连按时接我回家都做不到了。此后，我的记忆就是：父亲的一张大书桌，紧紧地挤着母亲的一张病床，父亲趴在书桌上埋头写作，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直至今天的夜晚，梦中常常萦绕着的仍然是这个我内心最渴望再现的画面。我母亲，只有父亲坐在她床前的桌旁工作时才最平静；我父亲，只有母亲躺在他工作着的桌旁养病时他工作才最踏实。父亲精心照顾病榻上的母亲的饮食起居，与此同时抓紧分分秒秒埋头在稿纸堆里又写又算，这个画面，从1963年持续到1994年1月母亲离世，整整31年。这期间，在1981年、1984年、1991年母亲的脑溢血都曾经复发，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凶险，直到1994年1月份最后一次发病，母亲终辞别我们而去。当时大夫们都认为，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下，我母亲的病情能够有长达31年的生存期完全可以说是个奇迹。

1989年，父亲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作最有压力和紧张的时候，家里唯一的男孩——我哥哥罹患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去世时仅仅39岁，这让父母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此时，父亲排解悲痛的方式竟然是工作，他每天含着泪水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言语，头都不抬地将自己埋入纸堆和书本中，企图用工作来麻醉自己痛苦的神经，似乎从工作状态中走出来就无法安放破碎的心灵；2006年，父亲的女婿（我先生）在51岁时又因肝癌过早去世，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却重重地遭受了两次，但是他每次都丝毫没耽误一天的研究和写作。人们常说，只有时间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对我父亲来说，良药只能是工作，他只能让工作充满时间才可得到安慰。

父亲全身心投入研究，可谓达到无我的境界，常常忘记时间，忘记吃饭，甚至有时忘记身体在哪儿，如不几次三番地叫他，他会从早上到天黑一直写下去，每次吃完饭，放下饭碗，就一头又折回书桌，一旦坐下来就似再没有什么能够拽回他起身让他停止工作的事情了。房间内小孩打闹，头顶邻居装修电钻轰轰响，他都能像入无人之境。终于有一次他过于长久地投入写作，刚刚站起身来便一头栽倒在地，磕破鼻眼满嘴鲜血，我们将他送入朝阳医院急诊缝针，但稍稍好转后他又是一头埋进工作中。

不仅仅不幸、悲苦不能阻止他的研究，欢乐和幸福也同样不能让他工作受到影响。如逢年过节，家里孩子结婚，有了第三代，第三代上大学、出国、工作、结婚，有了第四代……所有这些，他最多就是与家人一起欢欢喜喜地聚个餐，餐桌上非常放松，谈笑风生，放下饭碗的第一时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回到书桌投入写作。

收入低，待遇差，房子小，种种的不公正等情况也不会影响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全民经商时期，中信银行曾有意聘请他当副总，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薪资待遇和能够大大改善居住、出行条件的机会，但却被他婉拒了。原因就是“如果我去做这个工作就要中断学术研究，这我可不能接受”。他晚年时曾对我说，房子、待遇那些事情反正也解决不了，即便现在解决我怕也再没多少机会享受了，自己一生从没有过挨饿受冻是比较满足的，他认为老是提那些不愉快白白耽误时间，别人对他提起就跟着附和几句，但是心里真正着急的却是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父亲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果做了一个整理，列了一份这七十年来他的专著出版、论文发表的统计目录，共计20本专著，134篇文章。我根据他的目录按照年份做了图表观察，发现除了十年“文革”的空白之外，其余的日子里，他每年都有研究成果问世，家里发生的幸与不幸，他本人处境的顺利与否，都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经济史研究的贡献。相反，家里遭受不幸最多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末期，这段是他的理论体系逐渐成熟、精力旺盛、研究最为硕果累累的时期。从他最为倾注心血地写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时间来看，这段时间即1977到1993年也是家人病患最频繁和灾祸最多，住房条件、经济条件最差最不顺利的十五年，却是他工作最为拼命的时间，他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获取孙冶方奖的论文以及他自己最满意的著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问世的年份，都是家里有亲人病逝他遭遇痛苦打击的年份，只有到了2000年以后他自己85岁以后甚至90岁的高龄时，随着身体状况的下滑，他的研究步伐才逐渐放慢了下来。

父亲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是2011年初，到了2011年6月份，父亲预感到了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次性预发了家中小保姆三个月的工资，见他难受，为了安慰，我劝慰道：

我：放心，您的病还会好起来。

父亲：这次不行了，但你不要伤心，我觉得我现在就走挺好的。

我：为什么呢？

父亲：我快95岁了还发表了文章，现在走，过五年，到我100岁时，大家还会记得我的研究。但如果我继续活着，比如从95岁活到100岁，这五年我肯定是再也做不出研究了，到那时我再走，走后的五年即我105岁时，大家不会记得我了（大意）。

我：那又为什么呢？我认为仍然会记得您。

父亲：因为会有新人，经济史研究会有新的理论创新，新人新成果会被记住，应该是这样的（大意）。

他说这些话时很平静，但很认真，让我深深震撼，他在这次谈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我们。此时我也终于知道，困难、幸与不幸、亲人的遭遇、钱财、待遇……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父亲的经济史研究，除非生命本身的终止。其实父亲自觉自愿地认为，如果不能再继续做他的理论研究了，那么生命本身也就再没有太大的意义，变得可有可无，且应该将生命的位置和资源让位于能够有新贡献的经济史学人了。

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已是他去世的第六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越来越思念我的父亲。许多他当年说过的话、办过的事、评价过的人和事、做过的选择和决定，我到现在才逐渐能够想通原因。我很想对父亲说，如果还有机会，我将一定能够更好地关心您、照顾您、帮助您，我一定能够让您钟爱的经济史研究做得更顺利，让您的烦心事更少，让您对您爱的家人更满意，让您每天的心情和身体更愉悦，我一定能成长得让您更欣慰一些，连您最爱吃的两个菜我现在做的手艺也比以前提高了许多，您爱喝的酒我也了解更多。只可惜，所有这一切，父亲您都再无从知晓，我都永远没有了机会。此时的心境，就像歌手刘和刚那首深情的《父亲》里所唱：“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1]吴洪，吴承明先生之女，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忆家父几事

家父汪敬虞生于1917年，今年恰逢百年诞辰。经济所为与家父同龄的吴承明先生和家父举办学术纪念活动，并邀我发言，不胜感激！家父逝于2012年，至今虽已有5年过去，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面前，令人难以忘怀。

（一）

家父生于旧社会，年轻时以学学问、做学问为追求，在政治方向上并不明确。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与一中共地下党员同宿舍，只是认为他是一个不简单的同学，并未与之交流过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相遇时，才知晓其身份而恍然大悟。1949年家父未随其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大部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后经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加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家父在经济所期间专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一系列观点，这是家父自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家父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特别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如何摧残阻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程。家父注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在研究“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指出，“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家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以及在台湾的亲属关系使得他必然被归类于“牛鬼蛇神”，遭受住“牛棚”的待遇。这种磨炼却使他去除了不少书生气，提高了政治认识，在“文革”后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续写范文澜先生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工作，以自己的学术积累为这一工作做出了贡献。更为可贵的是，虽然经受了“文革”浩劫，身心均遭摧残，家父在重新工作后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并被接受，显示出家父在磨难之后坚定的政治选择。

（二）

家父一生治学态度给我最深印象可用三个词来表述：一是勤奋。在家中，特别是家父晚年，我见到家父最多的景象是他坐在那张用了数十年的陈旧的书桌前，或凝神沉思，或奋笔疾书。家父晚年时，家中购买了轿车，我想多带家父驾车出游散心，但他难得应允，辞称时间不够用。家父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文章数十篇，著作十余部。

二是严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十年中，家父的中心工作是参与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家父和同事们，包括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章友义、姚贤镐、张国辉、聂宝璋、魏金玉、经君健、宓汝成等前辈先生，坚持从基础研究做起，从细节资料做起。我的记忆中，50年代中期他们前往上海数周，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囿于那时技术手段的不足，寻找和整理资料全凭翻阅和抄录，这在当时是一项既需体力又十分烦琐枯燥的事情。为了保存卡片形式的资料，家父专门请人打造了一具不小的资料柜，那是在以后数十年陪伴家父不曾舍弃的家具。他们经年不懈，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撰写专题文章，攻破项项专题；另一方面分工整理编辑出版数卷本的资料文集，不仅为此次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为经济史学界和后来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专题研究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历经30年左右的时间，直至80年代，我国经济史学界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这些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前辈先生们终于得以把他们的心血结晶奉献于世。这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历史上的第一个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三是向前看。家父做学问脚踏实地，却又敬畏未来，这是实事求是做学问的必备素质。家父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件事情是，当他们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在60年代初初见曙光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把这一工作做成“空前绝后”，家父对我讲，“空前”尚可争取，“绝后”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

家父的人品在经济所颇具口碑，颇有君子风范。一是严于律己。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学龄前时家父的一次身教。那时我家住在中关村，当时除了几幢简陋的三层家属楼之外几近荒郊，家属区有一道铁丝网围栏。一夜家父晚归，急于回家而钻网抄近，被警卫发现，处理办法有二，或缴罚款或写检查。缴罚款易且省事，而写检查费时且碍颜面。家父选择了写检查，他对我说，唯如此才能认识而戒。

二是与人为善。家父生前逝后我常听到他的经济所同事对他为人处世的称赞，上至领导同志，下至普通工勤人员。我母亲是妇产科医生，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晚间常有经济所人员或自己或携亲属来我家咨询就诊。那时家中狭小，作为男孩的我就要被撵出门，任由我在外游荡一番。确实，那时经济所职工的孩子有不少是在我母亲的医院出生的呢。

回忆家父的力求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深深感到他人品之端正、道德之操守确实是做好学问的必要条件。

（四）

我就业后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在长辈的教诲下和同事的帮助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回忆起来，家父的直接教导和扶持使我获益匪浅。第一件事：我中学是学俄语的，“文革”开始后整日无所事事，时间荒废。家父虽在单位已受冲击，艰难度日，但仍谆谆劝导我自学英语。他对我说，学英语日后必有用。在家父的指点下，我找到一本英语课本，开始自学，以后坚持数十年，水平逐步提升。英语成为我终身受用的一门重要的科研工具，家父不仅是我的第一位英语教师，更是我理解全面掌握科研工具重要性的指路人。

第二件事：我学习进入数量经济学领域，接触到投入产出法。在苏联出生，后定居美国的经济学家列昂捷夫因对投入产出理论做出了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家父曾对我讲，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进行过研究，写过论文，只是没有形成国际影响。这件事告诉我，中国人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我们只要努力，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照样可以站到学术前沿上。

第三件事：家父对于科学的、先进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十分敏感和重视的。我在80年代初进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系做研究生，当时数量经济学国内相关书籍很少，学习并无教材。家父便从图书馆给我借来了一本《OPERATION》（运筹学），这是我研读的第一本数量经济学书籍，虽是英文阅读极其困难，却带我入门，建立了逐步拓展的基础。对我学习研究数量经济学来说，是这本《OPERATION》带我入门。而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家父带我入的门。回想起来，80年代中后期，我进入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参与的第一个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大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课题研究中，我负责的“大道定理”模型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在研读《OPERATION》时获得的。家父虽然研究的是经济史，但他对现代经济学永久方法的重视是具有远见的。

忆家父几事，谨记述于此，深切缅怀逝者，与家父亲友同事共勉。

[1]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敬业专注、包容豁达、开拓创新的典范

时光荏苒，我国近现代经济史学界泰斗——吴承明、汪敬虞先生虽然都离开我们了，但他们的音容犹在面前，他们的教诲仍在耳边。两位先生著作等身，我们要学习的非常多。今天只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他们的敬仰与思慕。

第一，敬业、专注的人生价值观

吴承明与许涤新共同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都以数十年的功夫，抓住我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诠释与探索。

许涤新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撰写了全书的总序，其中指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出现，不必借助于暴力，也不一定以暴风雨式的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它的[2]难处；近代以来资本尽管不断发展，但统计的不足加剧了研究的难度；特别是在相当长时期，受到偏颇观念的影响与束缚，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对于中国资本与资本主义问题望而却步。

尽管如此，吴承明先生鸿篇巨著的主要内容均与资本、市场相关，仅外国在华投资及中国资本主义的著作就有十余部，特别是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为集大成之作。

汪敬虞先生在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二卷过程中，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主线。他的名著《唐廷枢研究》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对一个买办人物剖析得细致入微的范本。

两位经济史学科泰斗将研究的重点共同指向中国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显现了他们的卓识与远见。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焦点，可见两位先生的敬业与专注，以及他们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贡献。

第二，包容、豁达的学术方法观

他们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三者视为不可分的有机整体。[3]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观念出发，他们撰写的经济史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内容，以经济思想史为探讨对象，以提升和得到验证的经济学为指导方法。将三者视为经济史探讨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提出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又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们主张并力行包容，采纳多种方法，即“史无定法”；认为经济史既要定量，也要定性，缺一不可。文献及口述史料叙述、统计、计量等多种方式均可尝试，但以前者为基础，各种方法取长补短。

吴承明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4]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全面发展。在吴老提倡的“史无定法”的包容理念下，经济史学界各学派相互借鉴与启迪，使研究得以深入。

两位先生在世时没有赶上“大数据”。但是在“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他们包容、豁达、海纳百川的精神，指导我们义无反顾地接受新鲜事物，改进研究方法。

第三，开拓、创新的学科建设观

根据吴承明先生的论述，经济史学科的形成要比历史学科晚许多。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是引进西方史学和经济学后于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的。100多年来，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二是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沟通”，形成交叉与融合的趋势。

细分的趋向有利于研究中“以小见大”，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深入揭示历史的真实层面；沟通、交叉和“融合”的趋向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种种重大问题都不是一两个具体学科的研究所能够解决的，需要多个学科密切结合共同应对。

吴承明先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张作实证判断和规范判断的两种价值判断；赞成结构主义的整体史观。他还指出，对于这样的高标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做不到”[5]。因此，需要分工合作。这就涉及科研机制、科研组织与管理形式、科学研究的评价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推进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跨学科团队的建设。

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前辈所执着的价值观、方法观、学科建设观关系大数据下信息的处理与运用，是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也恰恰是眼下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弱项。学习与继承他们的遗产，我们才能不辜负经济所成立近九十年来历代先人的期待。

[1]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第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4]摘自吴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稿，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刘兰兮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325页。

[5]吴承明《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刘兰兮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326页。

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吴承明先生学术上的大智大勇

要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就要对学术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首先，学术是天下公器，因此我们每个人做出来的学术成果，都是学术共同体做出来的成果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能像土财主那样死守不放。其次，学术总是在不断进步，而进步就意味着吐故纳新。一些过去取得的成果，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必须扬弃；而一些新的不成熟的看法，如果被证明有道理的话，也必须采纳。只有这样，学术才能够前进，个人做出的成果也才能成为共同的学术的一部分，即使后来被修正甚至扬弃，也是一种贡献。

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在这个激励了几代人的著名讲演中，他说：

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

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

韦伯的这些话，是对“学术乃天下公器”这句话的一个很好的阐释和补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之人才能做到，而吴承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史做过讨论，指出：在20世纪后半期，我国经济史学的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这个理论体现了一种比较史观，即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围之中，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这个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和“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者们对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吴承明先生是最有建树者，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然而，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重大问题。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过去我们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存在错误。因此建立在这些看法之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日益暴露出破绽。

有感于此，我在20年前写了一篇《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小文，对“资本主义萌芽”提出质疑。这篇文章在《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刊出后，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吴承明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不仅不以为忤，而且予以肯定，这使我非常感动。之后，他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不应当再提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而应把注意力转到对市场的研究上。同时，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清市场经济的著作，为我们研究20世纪以前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指导。

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毅然放弃自己多年研究得出来的观点，需要何等的学术勇气啊！在学界，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吴承明先生做到了，这充分表现了他确实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体现了他的大勇。

吴承明先生放弃原有的观点，但是过去的努力并未白费。在扬弃“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同时，他提出了明清市场经济的新观点，从而使得自己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确，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诸多方面，市场经济理论都能解释。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做了分别，并认为“作为社会生活中间层的市场经济”与“作为社会生活顶层的资本主义”之间有不可混淆的界限。“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领域，“市场经济”是竞争的领域，而“资本主义”是垄断的领域。这是两个相互反对的社会生活领域。因此“资本主义”是“不同于市场经济的一些活动”，它始终占据社会生活顶层。布罗代尔的这个区分是有道理的。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其本身并不包括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吴承明先生提出不再谈资本主义萌芽而要研究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摆脱了困境，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韦伯说“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而吴承明先生自己超越了自己，这是真正的大智。

因此，吴承明先生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权威转向“明清市场经济”研究的倡导者，确确实实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这种大智大勇，来源于他真正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信念和实践。他的这种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1]李伯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国际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

“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

一 经济史的定义与经济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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