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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迅,林语堂,傅斯年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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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中国人

看不懂的中国人试读:

【内容简介】

中国人是怎样一种人?中华民族是怎样一个民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善良还是险恶?是聪明还是愚蠢?中国人性格上有哪些优点和弱点?本书收集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格和弱点。序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难以理解的人。

中国人的复杂性就在于:

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

总之,中国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它并不浅显及流于表面。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们变得如此神秘而让人琢磨不透。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意在言外”。换句话说,中国人一向不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一天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双方扯破脸,就是关键性的时刻到了。所以,要想了解中国人,不得不首先了解中国式的“阴阳思想”。

比如,当对方回答“不”的时候,未必真的是“不”,可能只是碍于面子,第一次需要用拒绝来摆摆架子,或是讲讲客套。而第二次再恳求时,对方也许就同意了。反之,当对方说“是”的时候,也未必就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不愿当面给你难堪而已!

这可真难住了那些习惯了直话直说的蓝眼睛的西方人,对这样的性格特点和黄种人那拐弯抹角的办事方法,他们尤为感到迷惑不解。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老祖宗留下了不少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

看来,中国人还真是一本费解的、让人很难读懂的书。

本书收录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不分时代,不论国籍,只要语言犀利、剖析深刻,我们都把它们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书中有些内容描写的时代较早,像英国的罗素,法国的杜赫德,美国的古德诺等都是清末民初来到中国,说的都是旧社会的场景,这些内容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太相符,但就像勒蓬所说:“人类共有的遗产在知识的发现,而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则是各国国民专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历经几个世纪的冲洗,也不过是磨去了它外侧的棱角而已。”

* 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

——林语堂

说“忍”

陈子展

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这话本来不错。因为他只教人忍小事,当然权衡轻重,以成就大计划,忍耐小事件为是。倘若对方要使你的大计划弄不成,那就不是小事,只要你还有做人的血性,一定忍无可忍了。

孔子的话虽然这样说,可是他老先生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气得胡子发抖。比如他看见鲁国当权的阔人季氏在家里擅用只有天子可用的八佾的乐舞,他就气愤愤地说道:“这个可忍呀!还有什么不可忍呀!”

又有一次齐国打发人送女戏子给季氏,季桓子玩疯了,三天不办公。恰好有祭祀,胙肉又忘记分送给孔子,孔子只好气冲斗牛地出走,连官也不要做了。可见孔子还有修养不到的地方。

五代时候,冯道以孔子自比,他的忍性的修养工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相传他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牵着一匹驴子,用一块布写着“冯道”二字,挂在驴子的脸上,这分明是在取笑他了,他看见了也不理。有个朋友告诉他,他不好再装聋,只好答道:“天下同姓名的不知道有许多,唯道那一冯道就是我?想是人家拾了一匹驴子,寻访失主呢。”

俗语道:“宰相肚里好撑船。”肚皮窄狭,不能容忍,那是不配做宰相的。相传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做娄师德。他放他的弟弟去做代州都督,要动身了,他叮嘱弟弟道:“我本不才,位居宰相,你如今又做了一州的都督,我家阔气过分,这是人家要妒忌的,你想怎么了局?”

弟弟道:“从今以后,有人吐我一脸的唾沫,我也不敢做声,只好自己抹去,这样或者不致累哥哥担忧罢?”

师德道:“这恰恰是我担忧的地方。人家要吐你一脸的唾沫,那是因为他对你生了气。你如今把脸上的唾沫自己抹去,那就会更招人家生气。唾面不抹,它会自干,为什么不装着笑脸受了呢!”

弟弟道:“谨受哥哥的指教。”

这就是娄师德唾面自干的故事。这一故事活活描出了为着做官,不惜忍受一切耻辱的心理。

吾本家白沙先生,是明朝大儒,他有一篇忍字箴道:“七情之发,惟怒为剧。众始之加,惟忍为是。对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

他要学张公百忍,可惜他不曾做宰相,像娄师德、冯道之流,以忍治国,他只能学张公艺以忍治家。从家到国,都离不了一个忍字,一忍了事,中国民族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特大的民族了。

这个忍字,真可算得咱们唯一无二的国粹。忍的哲学,道家发明最早,不过不曾呈请注册专利。老子的不争主义,就在于能忍。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只算是他的诡辩。

道家每每把黄帝老子并称,称做“黄老之学”,其实不对。倘若关于黄帝的史事可靠,那么,黄帝开国,他是用抵抗主义半争主义战胜一切的。他把蚩尤赶走,外患消失,他才开始整理内部,建设了一个像样的国家。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弱,不但不曾继承了黄帝的道统,他简直不配做黄帝的子孙。

自从佛家的哲学传到中国,老子的哲学又得了一个帮手。相传释伽昔为螺髻仙人,常常行禅,在一棵树下兀坐不动。有鸟飞来,把他看做木头,就在他的发髻里生蛋。等他禅觉,才知脑袋顶上有了鸟蛋。他想,我若起身走动,鸟不会再来,鸟蛋一定都要坏了,他即再行入定,直到鸟蛋已生鸟儿飞去,他才起身。

这个故事虽然未必真有其事,可是佛家忍性的修养工夫,实在比咱们的道家不知高了许多。六朝道家佛家的思想最有势力,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最倒霉,北方经过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蹂躏,可怜南方小朝廷,还是偏处一隅,相忍为国,醉生梦死,苟安旦夕。

宋朝虽说好像是儒家思想最占势力,其实一般道学家戴的是儒家帽子,却穿了佛家道家的里衣。他们好发议论,没有实际工夫。“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贻为千古笑柄。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也最倒霉,北方始终在异民族手里,结果南方的小朝廷退让,退让,一直退到广州的海里崖山,小皇帝投海死了。

明朝道学号为中兴。所谓儒家还是贩的佛道两家的货色,即消极的哲学,懒惰的哲学,不求长进的哲学。虽说有个王阳明算为无用的书生吐了一口气,可是王学的末流,堕落做了狂佯。

明朝亡了,中国民族又倒霉三百年,我虽然不一定要把两千年来受异民族侵略倒霉的责任统统推在道家佛家乃至号为儒家的道学家身上,但这三派思想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液,已经久远了,三派所最注重的忍性修养工夫做得愈精进,愈深湛,就愈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族性。因此这个在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的民族,也就愈成为最适于被侮辱被侵略的民族了。

被作为墨家的一个哲学家说,“见侮不辱,救世之斗。”忍受一切,提倡和平,好伟大的和平主义者!记得清儒张培仁的《妙香室丛话》里有一段说:

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与美人同眠,这其间著个忍字,养了多少精神……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惺然着忍。如马欲逸,应手加鞭,则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永无伤。和者,众人见以为狂风骤雨,我见以为春风和气,众人见以为怒涛,我见以为平地,乃谓之和耳。

这也像是说的忍耐与和平二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难怪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的民族。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伟大的民族。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英)麦高温

1987年10月,代表中国接受美国学者采访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曾坦白说:“我努力去了解中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对于在中国社会中显示出来的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以及形成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中国精神实质,我还没能真正认识清楚。”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他们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且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难以理解的人。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就在于,那些与其有关的细微因素往往深藏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事实上,以往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是不全面的。虽然它们不全面,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就像一件复杂的工艺品,用它那巧夺天工的技艺为我们展示出她的精神实质。

那些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在离开中国时,都会有“中国人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群体”这样一个相同的感受。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大多是些含混不清的印象。

这些外来者可以整天与中国人待在一起,进入他们的生活,像使用本国语言一样熟练地使用汉语。但在四十年之后,对有关中国人的很多事情,他们自己不得不承认并不十分了解。

从这点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它并不浅显及流于表面。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变得如此神秘。而习惯了直话直说的西方人,对这样的性格特点和黄种人那拐弯抹角的办事方法,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黄皮肤的中国人,声音尖厉而不悦耳,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脸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美丽。他们颧骨突出,鼻子扁平,嘴唇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珠转来转去,仿佛在与外面的世界捉迷藏。另外,大部分中国人看起来显得迟钝、无神,给人的印象就是缺乏想象力。

虽然中国人有这些缺点,但英国人仍较其他西方人更喜欢中国人。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幽默感。中国人的幽默感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渗透于全身,只要受到外界的一丁点儿刺激就会迸发。

任何荒唐的古怪事都会让他们捧腹大笑,至少是微笑。一张严肃而神秘的脸也常常被一个有趣的故事或一段幽默的笑谈而改变,使你与这个刚才还素不相识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对中国人来说,不管他的心情如何,笑话对他都有绝对的威力。幽默就像溶剂一样,能溶解掉一切不友善的气氛。我曾亲眼见过一个粗暴难对付的人变得友善起来,只是因为几句机智的玩笑而已。

另外,我还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本来敌对正准备大打出手的人,却因为几个幽默的表示而一笑泯恩仇,成为朋友。

无论我们听得懂中国话与否,都要记住这一点:中国人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更习惯于开门见山,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喜欢直接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中国待不了多久,外国人就会发现,中国人真正的本意,仅仅从他的话语中是不可能确定的。你很难从一个中国人那里得到所提问题的直接答案。当一个中国人讲话时,他的脸看起来像孩子般的平静诚实,说话的神态也轻松自然,但经验告诉你他所说的和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举个例子,假如你请来一个泥瓦匠,给他一项工程,并让他用一周时间对这项工程做一个详细的预算。一周后,当他带着一张列有所需款项的纸来找你时,如果你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直接问他:“喂,你想要的报酬是多少呢?”

这时,你会发现这泥瓦匠愣愣地看着你。因为你问的问题与他本民族的习惯背道而驰,让他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避开这难以回答的问题,转而去谈这项工程如何困难,有多少复杂的工序等等。

你变得不耐烦了,对他说:“工作中的细节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你要的钱是多少。”可他就像没听懂你的话一样,继续掰着手指向你列举所需的各种各样材料。你发怒了,问他到底要多少钱,可他还是一样的无动于衷。

你终于明白了与这种人作对是徒劳无益的,不得不满肚子怒气地听他说下去。直到他认为把一切该说的都说全了,最后才说出酬金这个你最想知道的问题。

中国人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语言就是要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而言,语言通常只是作为一种载体。他们要表达的真实想法则隐藏在话语当中,只有通过推断才能明白。

中国人固执己见且自以为是,从这方面讲,它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民族。就像在你对某件事情提出方案之后,你告诉中国人应该怎样做。如果有不同意见,中国人就会反对你的方案,并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方案,并宣布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便装出一副孩子般满意的表情,认同你的方案并说你的方案的确是最好的。

可是,让你吃惊的是,在事情完成之后,你发现他们执行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方案。而当你质问他们时,他们却这么回答你:“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再比如,一位女士给出衣服的式样和装饰,让裁缝按自己的规定做一件新衣服。裁缝听完后,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说他完全记住了女士的要求,然后麻利地收好面料并说道:“我后天把衣服给您送来。”

几天后,裁缝来了,带着做好的衣服,脸上洋溢着微笑。他利索地打开随身带来的小包,取出一套用他那灵巧的双手做成的华美的新装。当衣服完全展开之后,女士的脸上却笼罩了一层阴云。她问裁缝:“你为什么改了衣服的式样?”“我替您选了一个更好的式样。您要相信我的眼光,我是个一流的裁缝,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更漂亮。”这位裁缝用他的洋泾浜英语向女士解释道。

虽然,人们对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感到厌烦,但绝不至于对他们产生报复的心理。就算在气头上,中国人也有办法让人们减轻心中的怒火,那就是他们那丰富的幽默感。他们通常会讲一个完全虚构,好笑的故事,让人们感到滑稽可笑,使人们的怒火在阵阵笑声中熄灭。

在史密斯先生的《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就叙述了他与那些性格独特的中国人打交道时的各种感受。这位先生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究竟他应该宰了那些执拗的中国仆人还是给他们加薪呢?

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个令人十分苦恼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并不诚实。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诚实这个概念。如果你对一个中国人说他在撒谎,他会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反驳你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谎。你也不可能用“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这样的话来使他屈服。

在中国,这种不诚实的现象普遍存在。一天,我为了得到一笔给医院的捐款而去拜访一位中国商人。因为之前我与他并不认识,所以进门之后,我先向一位神情严肃、性格沉稳的先生询问主人是否在家。他很快回答我说:“主人刚出去。”还指了指主人离去的方向。

我忽然意识到,我要找的人正是这位先生。于是我笑着说:“我知道,您就是主人。您应该为刚才的行为付给我双倍的捐款。”听我这么说,他露出了笑容。他旁边的人好像也觉得这很有趣。对这样的事别说向你道歉,他们甚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自然。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来拒绝不速之客的。

几天后,因为同样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仆人告诉我说主人病了,把我挡在了门口。我很怀疑他所说的话。进屋坐下后,我对仆人说:“我就在这里等,直到主人病好为止。”我还补充道,“我没有别的事,所以病人有足够的时间让身体康复。”仆人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对我说的话感到很奇怪。没办法,他只好把我的话禀报给主人。

几分钟后,仆人回来还是说主人病重,希望能改天见我。我说我对主人的病深表同情,但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等。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这位银行家终于同意在卧室里会见我。进屋之后,我发现主人根本就没有病。可能他对刚才的事也觉得好笑,正咧着嘴笑着。

中国人总是把神经绷得很紧。他们会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权衡,从中得出事情真相,就如同法官和陪审团那样。

举个例子,有个人满脸神秘的样子走进你的房间。他会先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然后仔细看看窗边、门口的过道里是否有人藏着,接着还要察看一下烟囱,最后指指天花板、指指地、再指指他自己对你说:“我说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接着他小心地向门口瞥了一眼,凑到你耳边,告诉你一件你非常信任的人的事,让你非常震惊。不一会儿,等你回过神来,你会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你会考虑这些话里有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夸张的、还有些什么主要的他没有讲等等。渐渐地,你会怀疑起你的朋友,但等你心头的疑团消除掉后,你会格外轻松,并对自己曾经怀疑的那个朋友深信不疑。

以上这些绝对不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主见、懦弱的民族。中国人要算是最有骨气的了,从他们对所处的环境有着毋庸置疑和极强的适应能力中就能体现出来。假如把中国人放到冰雪覆盖的地方,他们也能够很快地茁壮成长,如同本来就生活在这块寒冷的地区。再把他们送到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的南方,他们仍然能够生活得轻松自在。

中国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四海为家。他们能够沿着积雪覆盖的高山旅行;他们能够坐在华丽的轿子里让人抬着走;也能全然不顾蚊虫的叮咬在泥塘边的茅屋里露宿;他们还可以在坚硬且凹凸不平的地上,头枕着砖头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仍然精力充沛。

中国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显得很自然。他们既可以在一流客船的头等舱上安闲地踱来踱去;也可以在阵阵恶臭的内河的小船上随便找个地方,像蜗牛一样蜷起,美美地睡上一夜,而这样的环境对任何一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

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商人、苦力、匠人还是工人,他都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他粗鲁和缺少教养的外表背后,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忍耐力。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全然不在乎天气的好坏,也不在乎病菌、毒虫以及可怕的瘟疫的侵扰。

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的神经过敏。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在东方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东方人总是那么严肃、持重,从不着急。

在大街上,只凭一个西方人的走路姿势,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认出来。他快速摆动着手臂,脚步飞快,脸上的神色也是那么焦急,与周围那些神色平静的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总觉得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足,一点也没有必要着急。

中国人能够迅速地适应任何环境,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冷静。他们在对待疼痛时,往往也以一种圣人般的平静来忍受。正是在忍受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时,他们的英雄主义才那么地令人钦佩。

在医院里,我曾看到一个人,他的手因发炎肿胀得非常厉害。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眉头紧锁,脸也变得发青。但也只能找到这些痛苦的征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能表明他正处在极度的痛苦当中。

在医生把手术刀切入他那发炎的手时,他也只是“哎呀”了一声,伴着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以此表示他疼。如果是一个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大喊大叫。有时候,甚至要两个人把他按着,医生才能进行手术。

中国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是由于这种斯巴达式的忍耐和坚强。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着很少的粮食生活,像奴隶一样干着繁重的、一成不变的工作,而没有一天的休息。即使在屋里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然满脸悲哀、无奈和不满。但就是这样,他们依然倔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妇女的坚强并不输给男人。她们承受着痛苦和悲哀,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却没有一句的怨言。当她们的丈夫堕落为赌徒或烟鬼时,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她们此时却那么坚忍和勇敢,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

中国人的忍耐还表现在这么一个方面:当遇到别人耽误他们时间时,他们表现出那么的平静与毫不在意,而同样的事则会让西方人怒气冲天。

比如,一个中国人为某件重要的、特别的事情来拜访你。一开始,他并不开门见山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而此时刚好你又有事要忙,于是你便请他先坐一会儿,稍等片刻。他便静静地坐在那儿,脸上是一副很清闲的神态,表明他只是顺便造访,并没有什么事。

谁知你却被一些事情缠住了,忘了还有客人。等你一个多小时回来后,他见到你,也只是笑一笑,且很有礼貌地欠欠身,一点也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满。

如果是一个西方人遇到这种情况,他早就等得火冒三丈,又气又恼了。等你回来,你将看到他那阴沉的脸和喷火的眼睛,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彻底决裂了。

一个中国人,就有那样的宽容和忍耐,当你把他遗忘时,他却依然坐在那里等你回来。正是这样,他最后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英国人则带着满腔怒火离去,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他会冲你发泄心中的不满,而这样,你们也就不能够再交往下去了。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只有通过你才能轻易且行之有效地完成,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让愤怒和坏脾气来破坏自己的大事。他可以平静地等上更久的时间,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事实上,如果时间太紧,你让他明天再来的话,他也会面带真诚的笑容,表示他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

第二天,那个中国人按时来了,你却因为一个重要的约会而分身乏术。这时,在你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后,他会说再拖一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很快地让你没有了顾虑。面对这样好的耐性和脾气,你将会不遗余力地满足他的要求的。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表现出他们的机智,就像中国名将左宗棠在其戎马生涯中的一次经历。

公元1873年,一场叛乱横扫了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边境。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安全,必须要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

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平叛大军的统帅,肩负起领导平叛的艰巨任务。叛军所在的地方多是山地和丘陵,只有很少的土地可以用来耕种。那里不但没有足够宽的道路可供行军,那儿的人们还凶猛好战,而平叛大军的日常补给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还在内地时,左宗棠就尽最大努力把补给供应给平叛大军。当他的大军开进战区,士兵们在打开粮袋时,却发现粮袋基本上是空的。因为运粮的人和驮马在路上已经把粮食消耗完了。这时,左宗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靠运输得到补给了,而这大军的补给实在是一个考验他智慧的大问题。

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统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都会把大军撤回到后方以保存实力。但左宗棠不是,他不是一个平庸的统帅。他一定要胜利完成使命,绝对不能让这样的行为给他以往的光辉战绩抹黑。

左宗棠想出了一个只有中国人的头脑才能想出的办法。他下令将一块能够用来耕种的土地用壕沟围住,并建起一座营地,然后再让所有的士兵变成农夫,下地耕种。一支强大的军队顿时变成了和平的农民。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分别种上谷物和蔬菜。

一年后,大军的粮食供给解决了。在这一年来,中国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宗棠意志坚定,坚信自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一个号角吹响的早晨,耕作的农夫们瞬间变成了士兵,他们迅速加入到各自的队伍中。这支大军又开始向敌人的要塞进发了。一次又一次,因为缺粮,这些士兵们不得不停下来屯田种粮。但是,他们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经过数年时间的忍耐,终于平息了叛乱。

在中国人的身上,有许多特征是矛盾的,有些毫无疑问是出自于人性的弱点。其中一个主要的倾向就是,中国人对交给他们的任务都抱着一种马马虎虎的态度,而且还以此为满足。他们并不像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是“效率”那样,他们对生活是持着“马马虎虎”的态度,就像他们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那样。对于中国人,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完全公正的。

仆人们在家里,职员们在公司里,商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官员们在办公室里,无论干什么,中国人似乎并不认为他们应该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马马虎虎”这个词正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那种心态,而且,这种马马虎虎的行为随处都可以见到。

新买的东西,保修期刚过了几天就坏了;仆人把刚布置给他的事情忘了;坐办公室的人在外闲逛,而不在办公室里工作;约好了付款的时间,到时候却看不见钱的影子;让裁缝在今天把衣服做好送来,可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衣服带来。而且好像并没有人对上面这些事情感到不快。

许多像“别在意”、“别管它”、“别担心”等等这样与“马马虎虎”意思相近的词语被用来作为疏忽大意的托辞。不可否认,中国人的性格中有许多好的地方,但如果他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需要一场严肃的变革。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生活中的那种懒懒散散的作风必须被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风气所替代。

我所知道的中国人

(法)杜赫德

中国人都很温顺、人情味浓。他们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不粗暴、也不粗鲁。这种温顺的性格在普通老百姓中非常明显。付圣泽神父说:“一天,我走在一条狭窄的长巷里,突然许多马车把路堵住了。我原以为他们会像欧洲人那样大发脾气、用脏话骂人,甚至还会打架。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互相致意,温良恭敬地说话,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然后大家相互帮助顺利通过。”

他们十分尊敬老年人,皇帝陛下为人民做出了好榜样。一位大约100岁的数学研究院官员正月初一进宫给康熙皇帝拜年,那天本来不想接见任何人的皇帝还是下旨让他进宫。这位老人虽然穿着很差,但大家都上前来帮助他。

他们将他引到了皇帝的寝宫。皇上非常热情地起身迎接他。

官员双膝下跪,皇上马上将他扶起来,非常仁慈地握住他的双手说:尊敬的老年人,从今往后,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见朕。朕要告诉你,在朕面前你无须再行君臣大礼。朕会起身迎接你,朕不只尊敬你本人,也尊敬你的年纪。为了表示朕对你的真情实感,朕现在任命你为数学院院长。这位老人获得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幸福。

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得注意不要太匆忙或太热情。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从容不迫地行事。中国人在一个月内听到的东西,法国人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说完了。我们必须忍受这种冷淡,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缺乏热情或者活力,而是他们知道要及时克制自己,使自己比别的民族更文明,更有礼貌,更有价值。

一个外国人要适应中国人的情趣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场合下,他们的礼仪非常烦琐。学会这些礼仪是一回事,将它们付诸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不过,这种麻烦只在首次拜访或官员过生日等特殊场合才会出现,因为同一个人见过数面之后,你与他就像自己的同胞一样熟识,如果这时你要讲究礼数,他们就会先对你说,请不要把我当外人,请你不要恭维我。

在没有被激怒的时候,中国人说话非常文雅平和,但是如果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十分狂躁,并且报复心很强。下面就是一例:

据说一位官员将饥荒之年皇帝发放给灾民的大米侵吞了。人们到上级衙门指控他,并且证实他收到皇帝拨来的大米400担,但只发给灾民90担。这位官员立即被罢了官。他离开时,在经过的通道上,他发现并没有人们送别爱戴的官员时必备的装满香水的桌子和换用的靴子,倒是惊奇地发现自己被许多人围住了,他们不是来表示敬意,而是来侮辱他、指责他的。

有些人用嘲弄的口吻邀请他将皇帝分给臣民的粮食吃完再走,有些人则将他从椅子上拖了下来,然后把椅子砸烂。还有一些人坐在他身上,将他衣服撕碎,将他的丝织雨伞撕成碎片。大家随着他来到船上,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尽管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报复心很重,但是他们的报复进行得很有章法。他们会掩饰自己的不满,甚至对敌人也保持一副公正的样子,让别人以为他们麻木不仁。但是,只要出现了置敌人于死地的机会,他们就会抓住不放。表面上的耐心只是一种心计、一种打击敌人的策略。

有些地区的人非常喜欢打官司,他们为了告状将土地、房屋、货物和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抵押给别人,就希望自己的仇人受到惩罚。有时候,后者私下塞给官员更大的一笔钱,而逃避惩罚,并且让板子落到告状的人身上。

这样就有了不共戴天的世仇,这种仇恨永远也不会平息,直到他们找到机会满足报仇愿望。复仇的一个方法就是夜间烧仇人的房子,这种方法很少使用。因为这在他们法律上是重罪,犯这种罪的人将会被处死刑,官员们在找罪犯的方面很在行。

中国人的谦逊是令人惊讶的。有学问的人非常稳重,不会越雷池一步,事事都表现得很得体。女性好像天生就有这些端庄的品质,她们常年过着幽闭的生活,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连手也藏在宽大的长袖里不让人看到。即使要将东西给自己最近的亲戚,她们也要用长袖盖着手,只将东西放到她们的亲戚能够拿到的地方。

这个民族的最大怪癖是获取利益。当有利益可图的时候,他们就会调动自己所有的伎俩,采用各种方式向那些可能促成交易的人献媚,通过不断的服务来巴结对方,就算是非常小的事情也要充分利用达到最大的目的。

利益是他们的报酬。哪怕是利益非常少的时候,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总之,这使他们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大街上、河道上、公路上总有很多人走过来走过去,一直是处在运动中。

虽然中国人并不像李明神父描写的那样无赖、有欺诈性,但是他们确实不够诚实。尤其是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使用欺骗的手法,在骗局被人当场揭穿时,有一些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己的骗术不高明。他们说,你看,我只不过是个傻瓜,你比我更熟练,下次我对欧洲人无话可说了。据说是有些欧洲人教会了他们谋生的行当。

没有什么比发生在一位英国船长身上的事更加荒谬可笑了。他与一位广东的商人谈好了一大笔丝绸生意。船长带着翻译去了中国人家里,想要查看丝绸的质量。他们打开第一捆丝绸,质地确实不错。但是,其余的包里全是腐朽的丝绸。

船长非常气愤,指责这位中国人不守信用、欺诈。中国人听了之后却回答说,先生,你应该责怪你那卑鄙的翻译,他保证你不会开包查验的。

这种欺骗的技巧在老百姓中常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自己出售的东西里面掺假。有些卖鸡的人知道打开鸡胸的诀窍,他们非常熟练地将整只鸡的肉取出来,填上别的东西,再熟练地合上开口,人们只有在吃鸡的时候才会发现。

还有人会制造假火腿,他们把一种泥巴糊在一段木头上,然后用猪皮包起来,这种骗局只有放在桌上用刀切的时候才会发现。不过,他们只对陌生人或者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才使用这种骗局。中国人是不会上他们的当。

盗贼很少使用暴力,他们通常会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有些盗贼跟着船只走,他们常常混入山东省大运河岸上的纤夫当中。那里的纤夫每天都换人,这样他们就会不被人认识。

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地进入船舱,点上一种香让船上的人昏睡过去,他们就搜遍所有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有的贼会跟踪一个商人两三天,直到他们发现合适的机会才下手。

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当他们听到传教士们离开祖国、朋友和所有的亲人来到异国他乡,为的只是崇拜上帝的时候,他们非常惊奇,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民族的另一特征就是对生活的异常热爱。没有一个民族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尽管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妇女因为生气或绝望自杀。但是,通过发生在穷人中的一些事可以发现,他们更害怕死后没有棺材。

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么细心,真让人惊讶。那些有九到十块皮斯托尔(欧洲国家旧金币名)的人,竟会把钱用来买棺材,而且是在他们需要棺材前二十多年就购置好,并把它当作家中最有价值的动产对待。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患了重病时愿意听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不需要费大力气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为了不漏掉中国人的特征,我再补充一句:没有任何民族比他们对自己的摆阔更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他们国家有各种习俗、生活方式和箴言警句,他们无法相信中国之外会有什么好东西。

虽然自欧洲人占有帝国一席之地以来他们变得谦逊了,但是,他们无法相信除了他们的博学者知道的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见到欧洲人就问,欧洲是否有大城市、有城镇,是否有房子。

传教士在看到中国人面对世界地图时的惊讶表情常常感到很好笑。有一天,有些学者希望看看地图,他们找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半个地球当作了中国,实际上那里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

传教士让他们摸索了一些时间,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求解释一下地图上的字母和名称。传教士说,你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亚洲的这里是波斯、印度、鞑靼。那么中国在哪里?他们问道。在地球的这个小角落里,传教士回答道,看看这就是它的边界。他们惊讶地相互看了一看,用中文说,很小呀。

即使中国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水平非常低,他们也不愿意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去做事情。要想让中国的建筑师按照欧洲人带来的模型在宫中建教堂比登天还难。他们的造船技术非常差,也十分羡慕欧洲来的大船,但是,让他们仿照的时候,他们却很吃惊。

他们说,船是按照中国式样造出来的,如果不够完善也没有什么关系,它毕竟与其他的船是一样的。如果船的式样变了,那就是罪过了。

中国式的幽默

赵志伟

一位大学教授在给学生上课,他穿了一套过时的西装,领带也未系,蓝色的衬衫领子早已洗得发白,胡子未刮,唯独头理得分外整齐,吹了风上了油。学生们在底下窃窃私议。胆子大一点的问他:“先生,您的头理得很漂亮,为何衣服穿得一点也不得体?”

教授一本正经地问学生:“你们知道知识在哪里?”学生回答说:“知识当然在头脑里。”先生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答曰:“这是头发”“不!头发是头脑的‘分枝’。我给头发吹风上油,是为了提高‘知识分枝’的待遇。”于是全场哄笑起来。

又有学生问:“那您为何不买一套新西装以配套?”教授又说:“理一个头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如果还要买西装的话,恐怕我只好饿着肚子给你们上课了。所以只好别着急,慢慢地给其他部门落实政策。一切要向前看,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快乐的笑声。

这便是中国式的幽默。

我想起了西方一位艺术家的话:“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确实,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国度里由来已久。从时间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从具备这种幽默本领的人而言,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下至平常百姓。

中国式幽默的特点为谑而不虐,合乎中庸;温柔敦厚,合乎讽谏。即使有讽刺之味,大多以滑稽的形式出之。如上述教授的一番话便是一个例证,它的幽默比起民谣中流传的“穷教授”、“傻博士”之类的戏称要隽永有味得多,也比“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之类的隽句要含蓄得多。

虔诚·隐忍·虚荣·书呆·迂腐·忠厚

周泽雄虔 诚

中国人的性格矿产是非常全面的。有位女士读了我的《刁滑》后,便判定我拣了一个便宜。她的意思是,“刁滑”并非具有普通意义的性格,平均分布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若让一位瑞典人谈论刁滑,他就可能一片茫然,而中国的刁滑资源则是非常丰富的,一些国人运用起小刁小坏来,灵便程度不亚于使用筷子。

对此我尽管“心有戚戚焉”,却也不敢否认自己确实沾了身为中国人的光,不过我立刻发现,世上没有白拣的便宜,当我此刻试图进入“虔诚”的性格版图时,我意识到,还债的日子到了。

虔诚,正是大中华性格矿产中最为稀缺的品种。中国人之昧于虔诚,正与瑞典人昧于刁滑同。现在轮到我“一片茫然”了。

我曾在去某佛教名山游玩的山路上,见到非常感人的老太,凡行三步,必全身卧倒,做出标准的磕头动作,方始前进。真是三步一坎坷,一跪九莲花。对这位老太的虔诚,我只能本着最大的善意去估量,虽然,这位老太究竟因何迈此苦步,她的精神世界如何,文化水准咋样,我一概不知。

再说,我撰此小书,并无意惊扰或探究世上的苦行僧一族。我承认他们的存在,同时也承认自己对此兴趣寡然,我的评论兴趣不出市井里巷,评论对象始终是寻常百姓。正是在寻常百姓那里,我发现,虔诚要么没有,即有,也是姿态的意义远大于实质,世俗的功利百倍于精神的追求。

中国人在世俗领域中的务实倾向,是非常突出和注重实用的。中国人做出的种种貌似虔诚的行为,背后都有现实的利益或来世的果报支撑着。比如,一个从来不相信佛教、对大乘小乘之别都无所知的母亲,在儿子考大学之前,就可能去庙里烧香捐钱,三跪九叩,行出种种既如临大敌又莫名其妙的大礼。

若外人不察,单看她跪拜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谁都将以为她是世上最虔诚的女人,谁知她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增大利润空间,出门后又到太上老君的像前如此这般地再行跪拜起来。

在中国民间,观音娘娘的香火历来最盛,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说,观音娘娘在中国受到的侮辱最大。什么样的烂事馊事坏事,包括麻将的手气,阳具的力度,都可以到她那里去祈求,把个外貌玉洁冰清的菩萨都作贱成什么啦?

观音娘娘若果真“有求必应”,她不成了世上最大的贪官昏君,最浪荡的妓女?不觉想起钱钟书先生援引过的黄庭坚诗句:“设欲真见观世音,金沙滩头马郎妇。”该“马郎妇”据说正是“施一切人淫”的观音菩萨,一名“锁骨菩萨”。我纵属无神论者,也觉得看不下去。

虔诚是一种宗教性格,就其理想形态而言,应指与现实功利脱钩的性格或行为,理应有一种通灵的属性。我们敬仰某师某人,自觉自愿地恭行某种仪式,履践某种生活方式,当非出于物物交换的目的,而是在精神上别有寄托。

真正的虔诚,当能洗涤心灵,净化情感,提升境界。它的作用在此,亦仅限于此,逾此辄成僭越。虔诚未必非要备齐猪头三牲,行太牢大礼。它的奉献是精神性的,索取亦当止于精神。

然而在中国,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很少见,我们习惯上最能接受的,亦只是比喻意义上的虔诚,如说某人具有一种艺术的虔诚。而我们见得最多的,则是以虔诚之道对待不必虔诚之物。

一张张充满虔诚的脸,同时却在干着亵渎的勾当,这在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就亲眼见过父丧不奔的家伙,理由是什么呢?原来他所在单位正面临人事变动,自己那顶小乌纱帽有可能瞬间易手,出于对权势或官阶的虔诚,他只能把老派的孝道搁置不管了。

套用西方人的术语,虔诚者是一神教的,而如中国人之类具有随机信仰的人,则是泛神教、多神教的,所谓的“偶像崇拜者”。他们礼敬的对象,永远随偶像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我也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属于虔诚的东西,也许对文字有那么点,但这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隐 忍

以性格而论,“隐忍”似乎很有质感,来头不小。当我们想到它时,眼前浮现的总是些大人物或厉害角色,如三国时的刘备就是“隐忍”的典型。他在曹操眼皮底下效老农种菜时的谦恭,上厕所时偷偷抚摸那两条因久疏战阵而赘肉横生的大腿时发出的感叹,堪称中华隐忍术的经典范例。

中国从秦朝赵高开始扰乱朝廷的那些宦官,也个个擅长隐忍。他们男性气概上的致命缺陷,一旦被施之于宫廷权谋,好像总能提供意外的方便。说话是如此奶声奶气,举止是如此扭捏作态,以致谁都以为可以轻视他们,无视他们,谁都以为可以不把尔等当人看,结果偏偏是他们,经常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在中国,我们一般都会心照不宣地承认,想发横财,不坑蒙拐骗不行,想做大野心家,不擅长韬光养晦,同样没戏。

但今天,在制作这张“隐忍”卡片时,我想把笔尖转一转,暂时从那种赵高级别的大野心家身上挪开。在我看来,大野心家的隐忍,本是世界范围的共通现象,西方世界同样不乏此辈。既然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我觉得更有意思也更有必要首先探讨的,无疑是这个事实:为什么在中国,历来不乏超功利的隐忍者?

此话怎讲?隐忍,通常总有一个目的,你也可以说成居心叵测或包藏祸心。以刘备为例,他是身在菜园心在朝廷,此刻躬下去的背脊,正为了来日的光复汉室,高踞御座。但如果刘备完全没有那份雄心,就想着自己的自留地,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种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国内却并不少见。中国人信奉“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此类格言的泛滥,会制造出种种可悲复可笑的生命行为,其中之一是,在国内我们经常会遇到些目的不明、价值可疑的隐忍。

一个人,可以像天下最伟大的野心家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点头哈腰,在小科长面前都善于把谦卑进行到底,以致小科长们都快要怀疑这家伙居心何在了,到头来却发现,他竟然全无居心。

他隐忍得如此惊心动魄,至陋至贱,似乎只有一个天大的阴谋才配得上这份隐忍的规模,结果,闷葫芦打开后却发现,他所谓“天大的阴谋”无非是希望能保住饭碗,能按时领到退休金。手段如此不同寻常,目标又如此不足挂齿,从功利角度考虑,即使用高射炮打蚊子,也比他的行为经济得多。

所以,我只能说这种隐忍是超功利的——超功利云云,当然只是碍于我的理解力,也许对他来说,在小科长面前的曲意奉迎,与古代大臣在皇上面前的小步疾走,根本就是一回事,功利大得很哪。一个本无足道的寻常岗位,在他眼里不亚于一座帝国江山,值得用隐忍的方式去捍卫。

更可能的实情是,我们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隐忍。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不太容易产生中国式的奴才。我们在电影中也经常看到,西方大户人家的管家先生(想想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那些角色,或电影《蝴蝶梦》中的丹佛斯太太吧),走路往往还格外高视阔步,与主人说话时,甚至有居高临下之势。

在他们的思维里,尊严不是筹码,而是人的基本立场。当人的尊严可以无须呼唤地存在于每位个体身上时,隐忍也就无立锥之地了,即使忍耐(谁都会有忍耐的时候,西方人也不例外),也不妨昂起头来忍耐,不必非要低声下气不可。

然而,隐忍似乎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民族潜意识了,以致我们中一些人常常隐忍得莫名其妙,隐忍得完全丧失了立场和原则。我以为这才是最可痛心的事情。如果他真有赵高的野心,倒也罢了,可他们装孙子的目的偏偏就是为了做孙子——隐忍到这个份上,除了隐忍,他已经什么都不会了。虚 荣

我有过十多年的教师经历,自打二十一岁离开大学校门,就一直在学校里工作,也理所当然地一直被人以“老师”相称。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缘故,我对内嵌于“老师”一词中的荣誉感,历来茫无所察,只是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职业,就像“律师”或“木匠”那样。

十年前我去居住地房管所办事,诧异地发现其中的办事员彼此都流行以“老师”相称,顿时大感别扭,但不多久我就见怪不怪了。谁都知道,“老师”的称呼早已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今天,不仅文艺界有此爱好,企业界(尤其是房地产界)也是动辄以“老师”呼朋引类——人心的虚荣,正得到社会的大肆纵容。我们的媒体尤其喜欢以清仓大甩卖的方式,使用“著名作家”、“国际影星”、“艺术大师”之类称号。

日本人敬语很多,称呼一花一树木,一果一菜蔬,都得前置一个敬语,以示尊崇。按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更喜欢纵容人心的虚荣,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某大学(更别提银行或房地产界了)称某位行政人员为“先生”(意即“老师”),他的第一反应是脸红,第二反应有可能纠正你的称呼,至于是否有第三反应“窃喜”,我不得而知。

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谁都免不了有一点的品质。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竭力试图否认的品质。把自己排除在不良品质之外,是人的共性。这件事当然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它表明了人类可贵的避恶趋善倾向,弊端在于,它又同时表明,人们是多么不擅长了解自我。“每个人和他自己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这话是尼采说的,所以,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你自己”,这话是苏格拉底说的。

虚荣,顾名思义,是虚假的荣(名)誉。它既体现了人类对荣誉的追求,又表明人类有一种对荣誉的强烈占有欲。这事儿正邪参半,优劣难分。通常,一个人某方面的欲求越强烈,他的虚荣也就越突出。一个人某方面的能耐越优秀,他在该方面的虚荣也就越能得到平抑。

以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为例,众所周知,在他们刚刚出道还没混出多少人样的时候,他们是喜欢被人称为“老板”的。当时,“老板”的称呼还带点港台味,因为“港台味”还很吃香,但现在,随着他们一个个钱包塞得鼓鼓的,私车一年一换,“老板”的称呼猛然间对他们已经不构成敬意了,他们甚至还觉得是一种亵渎,“老师”遂应运而生。唉,我们丢人现眼的行为,往往就出现在对不实之誉的攫取之中。

依据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顺手获得一种方便的观人法:一个人对某种称呼的计较程度,总是能够暴露出他虚荣的领域。虚荣心在该领域的盛衰消长,又可以像温度计那样,准确地反映出他的现状。

他不喜欢别人称他“老板”,说明随着钱袋的增长,他当年的暴发户心态已经得到了克服,他攒钱的事业干得不坏。他喜欢别人称他“老师”了,说明他知识方面的自卑正在抬头。知识的匮乏,既是他的痛处,又是他的痒处。

一旦哪天他确实具备了知识上的自信,部下们再当面称他为“老师”,就未必会收到当初那样的奇效了。我们相信,大学者陈寅恪不会介意别人是否称他为“教授”,只有那些被称“教授”而不去纠正的“副教授”们,才是真正的介意者。他可能还会感谢别人故意漏掉那个“副”字呢。

虚荣可以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的虚荣心能不断提升档次的话。相比较而言,女人在美丽方面的虚荣,就颇为可虑了,因为女人的美色明显不可能随着年龄递增。如果她拒绝进行自我调整,美貌每况愈下,虚荣勇猛精进,结果只能是无尽的苦恼了。“啊,虚荣心!你就是阿基米德想用以撬起地球的那根杠杆。”这话是莱蒙托夫说的。书呆

典型的书呆子,请参见下文“迂腐”条。我将书呆子形象特征一分为二,自然另有用意。比如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虽然经常被人说成书呆子,但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显然不能归为一类。抬举孔乙己倒也罢了,贬低陈景润先生,会让我浑身不自在,觉得作孽。

首先我想探讨的,不是何谓“书呆子”,而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擅长将读书人称为“书呆子”,所以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试图探讨一种民族性。据我所知,西方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读书郎,通常礼敬有加,好像并没有“书呆子”一说。

照中国的标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实在是够呆的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不惜与魔鬼打赌。但是,他仍然没有被人称为“书呆子”,相反,人们总是愿意从所谓旺盛的“哥特式气质”中去理解他的行为。

若暂时撇开“迂腐”者,我可说,读书人并非中国独有,动辄视读书人为“书呆子”,才是我们的民族特色。所以,研究何为“书呆子”很可能是个伪问题,探讨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称读书人为“书呆子”,倒不乏实际意义。

本人即经常被指责为“书呆子”。我承认自己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两方面都有很大不足,既然不足,自然就有点呆。但若将这点“呆”归结为读书太多,我显然不能同意。

首先,我读书还很不够,远远没到书虫的地步,其次,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读书人,不可能把自己弄呆,“读书使人明智”,这是法国随笔大师蒙田的话,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类格言,不缺的当然就是“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破玩意儿。

仔细想想,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书呆子”问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我们目前的现状是,可以按是否读书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读书的,一类是从不读书的。

与欧美国家比较,我们在民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反读书群体。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乏这样一种信念:读书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读书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普通人与知识分子在读书上的区别,只在于读多读少,如何阅读,而非要读就当知识分子,不想当知识分子就基本上放弃阅读。

根据我本人的生活经历,我发现甚至贵为大学师长的,现在不读书的风气也甚为风行。在中国,读书总是与可见的功利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是科举取士,现当代则是为了高考、评职称。纯粹为乐趣而阅读,为丰富自己心灵生活而阅读,坦率地说,在中国基本上只存在于若干个体之中。

如此恶劣的求知环境,读书人被称为“书呆子”,也就逃无可逃了。庞大的反读书群体,由于无法理解、拒绝想象阅读对于提升个体修养、增加文明素质、丰富个人生活的积极意义,所以只能想当然地将读书人一概视为“书呆子”。将读书人视为“书呆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自己的大老粗身份得到某种捍卫。

在我看来,即使如陈景润一样人的行为怪诞的数学家,也不能被视为“书呆子”。读书、研究达到一定阶段,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飞翔感,会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远离现实生活,直接在精神领域翱翔。

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有可能忘记自家的门牌号码,浮士德也会选择与魔鬼打赌。西方的大量普通人,当然也和你我一样,不具备此种直接在精神领域过日子的能耐,但是和你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知道有这种状态,承认并且尊敬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所以,爱因斯坦不必担心被人指责为“书呆子”,而陈景润就生不逢地了。

中国有书呆子,但比之中国有书呆子更明显的是,中国更有一种视读书人为书呆子的危险倾向。迂 腐

感谢鲁迅先生,一想到“迂腐”,我们耳边就会回响起“多乎哉,不多也”的声调,想起那位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绍兴穷秀才。“迂腐”和“贞烈”一样,是中国文化特地熏陶出的两种病态性格。孔乙己的下场和旧中国四处可见的贞节坊,则说明了这两种性格的悲剧性,它们分别由男人和女人来承担。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逐圣弃智色彩,在儒家经典中浸淫既久,一个天资敏慧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被十年寒窗弄得木木呆呆,遇上中人之资,“迂腐”几乎成了他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他们满脑子利禄功名,思想的范围完全被程朱理学所圈定,因而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一边却不具备任何思想者的品质和热望。

他们的学问是以学代问,学而不问。先秦思想(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了他们的先验标高,对这些思想臣服式的理解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对构成上述思想之文字一字不差地忆诵,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课业。

他们生活在亚细亚小农经济的世态格局中,周遭是艰窘困败的日常生计,眼前是缺米少柴的家常境遇,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却一屋不扫,满脑子充满“修齐治平”的无上宏愿。他们被强制灌输了过高、过大、过苛的生命抱负,以致其中任何一个家伙都会不切实际地提升自己的人生追求,都会将仅仅成为一位县太爷视为人生的失败。

与此同时,他们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又是以使自己不具备任何现实能耐为特征的。简而言之,他们是浑然不觉地被某种“废物”模式培养出来的人间怪物,虽然生活在乡村僻壤,却既不会宰牛,也不会插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被“一条道走到黑”地培养出对现实生计的不屑态度。

他们仿佛接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牛痘,该牛痘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在任何世俗层面上成为有用之人的途径,以致当他们以“安贫乐道”自欺自慰时,事实上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转道他投的能力。

换句话说,“安贫乐道”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强迫症。当向上发展的空间由于资质或运气的原因而不复存在时,横向发展的途径也随之消失,一旦无法如期成为人上人,就必然成为人下人。

于是我们看到,这批资质平庸的读书郎,虽然满脑子“诗云子曰”,虽然自以为比所有人都更为斯文,更为正经,事实上却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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