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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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周恩来促成圆桌会议
●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议的形式上应该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
●周恩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周恩来严正声明：“朝中两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政策与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
中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斗争
1953年7月27日，对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并签署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板门店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砂川河畔，是京义线上的一个小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在这里签字，从此，板门店也名扬世界。
当天上午9时30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及“联合国军”、南朝鲜军共8名佩带安全袖章的军官分别步入会议大厅。
签字大厅布置得庄严朴素。大厅正中，向北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它们中间是一张置放朝鲜停战协定文本的方桌。
会议桌上铺着绿色的绒布，靠西的会议桌上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靠东的桌上有联合国的旗帜，在大厅西部是朝中方面的席次，东部是联合国军方面的席次。大厅北面凸字形突出部分，设有双方新闻记者的席位。
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门入厅就坐。
10时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哈里逊中将进入签字仪式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坐。
在助签人员协助下，两位首席代表在各自一方准备的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员同时交换签字。10时10分，签字仪式结束，分送双方司令官签字。
当天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朝鲜党政领导及人民军高级将领等。
28日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志愿军高级军官100多人。
彭德怀签字后发表谈话，他说：
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于汶山帐篷里，在朝鲜《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
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
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日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
命令还要求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行动。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谈判双方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于当日成立了军事停战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共同指派，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总任务为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犯停战规定的事件。
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时，热爱和平的人民欢天喜地、载歌载舞。
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战线突然沉寂下来，寂静一片。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前沿上双方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然后一起欢呼。
这时，彭德怀走上还冒着硝烟的前沿阵地。几个小时前这里还在战斗，一队担架抬着中国士兵的遗体走下来。彭德怀轻轻地掀开每一个担架上覆盖着的白布，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花。
当晚，开城举行庆祝晚会，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小姑娘，有一双很大很亮的眼睛。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
于是，彭德怀拉着小姑娘的手，走了起来，大家看着彭德怀和小姑娘的身影，不禁感慨万千。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努力巩固朝鲜停战，严防侵略战争再起；同时，又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进行斗争。
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规定：
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3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因此，召开政治会议是朝鲜停战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首要步骤。
周恩来说以圆桌形式召开会议
1953年7月28日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当时，美国反对讨论从朝鲜撤掉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同李承晚集团于1953年10月10日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美军对南朝鲜的侵略合法化，从而破坏停战协议。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13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和李承晚集团缔结《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声明说：
全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自由人民，所期待和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这是我们朝鲜人民3年来英雄斗争的结果，是我国和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也是争取我国和平统一的第一步，是以协商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与缓和紧张局势的出发点。以伟大的苏联人民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人民，已表示要给予朝鲜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支援朝鲜人民为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和平的人民经济的斗争。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墨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就派遣了曾在3年前到朝鲜来策划并发动了朝鲜战争的臭名远扬的战争贩子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匪帮缔结了所谓《韩美共同防御条约》。《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暴露出美国企图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预先破坏将要召开的政治会议的阴谋策划。美国的这种阴谋对朝鲜和平与远东和平构成了威胁，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声明接着说：
朝鲜人民在3年的战争中，在金日成元帅的领导下，受到国际民主阵营的声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军事、政治和思想上更加团结和加强了。
我们将为和平统一而斗争。我们将为和平统一朝鲜而斗争，我们将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成功而斗争。
朝鲜人民是一个整体，朝鲜是单一的民族，朝鲜是朝鲜人民的。朝鲜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朝鲜必须和平统一。
1953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期会议讨论关于政治会议的问题。
中朝两国政府曾分别于8月24日、25日发表声明，阐明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
但会议的任何解决，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24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根据圆桌会议形式的原则而提出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提案。
声明指出：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打开了召开政治会议以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
现在，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授权本人对于政治会议问题发表声明如下：
1、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
2、政治会议的职权范围，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先行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先生1953年8月18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所提的关于政治会议的成员的提案是符合于上述原则的，我们表示支持。
中央人民政府并认为，凡以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国家，可被考虑作为停战的一方参加会议。
4、应该指出，联合国大会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竟拒绝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为了促成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联合国大会有责任将一切有关政治会议问题的各项提案和建议随时通知中朝两个政府。联合国大会的任何建议，如果符合于本声明中前述的各项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将予考虑作为举行政治会议的基础。
8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转来了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案的全文。
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拒绝了以圆桌会议形式为基础的苏联提案，而通过了以交战双方举行谈判为基础的15国提案，把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限于交战双方的国家。
9月1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联合国的做法“这是对于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有害的曲解”。
周恩来在电文中指出：
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与政治会议任务的能否圆满达成有着重大关系。它不应该由一方单独作出决定，而只能由联合国和中朝两国政府共同协商，加以解决。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本其一贯忠诚地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
曾于1953年8月24日发表声明，阐明自己对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主张，并支持苏联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维辛斯基团长根据圆桌会议形式的原则而提出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提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于8月25日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决议表示不能完全同意。
我们希望第八届联合国大会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所规定的政治会议的任务，尽速采取步骤来扩大政治会议的成员，使这个会议得以迅速召开。
周恩来还就召开政治会议提出具体建议：
……
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如下：
1、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国，应为在朝鲜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南朝鲜在内，以及被邀请的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
2、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
3、为使政治会议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并为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树立典范，第八届联合国大会在讨论扩大政治会议成员问题时，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大会，共同协商。
4、在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经过协商解决之后，朝鲜交战双方应即对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商洽和安排。
5、我要求你将这个复文的全文分发给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外的出席第八届联合国大会的所有会员国，并将它列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议程。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等待第八届联合国大会的回答。
9月18日，在第八届联大会议上，美国表示愿意派遣代表同朝中方面代表商谈政治会议的安排，后来又通过瑞典将此项通知致送中朝政府。
中国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后，于1953年10月10日和19日授权周恩来，就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先后于9月19日、9月24日、10月9日、10月14日代替美国政府转来的通知，提出了答复声明和通知。
周恩来的声明同意派遣代表于1953年10月26日在板门店会谈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并指出：
这一会谈不仅应该解决政治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
周恩来最后特别声明：
保留在这一会谈中提出讨论和解决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权利。
这样，朝中双方开始筹备第一次与美国的政治会谈。
周恩来强硬回复美国通知
1953年10月14日，美国政府通过瑞典政府将关于政治会议的通知致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到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交来的通知后，于10月19日对美方的通知提出答复通知，由中国外交部送致瑞典大使馆，然后转致美国政府。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将周恩来的上述通知用电报拍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先生，请他转致联合国第八届大会主席潘迪特夫人，并请潘迪特夫人分发给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外的所有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联合国会员国。
周恩来的通知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并已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研究了美国政府经由瑞典政府于1953年10月14日转来的通知。我现在受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知如下：
1、美国政府在其10月14日的通知中，硬说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过去曾经坚持过政治会议的参加者应该仅限于双方有关政府。这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当1952年2月朝鲜停战谈判第5项议程正在进行之时，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力图将并未参加朝鲜战争的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列入朝鲜交战双方中的敌对一方，因此，南日大将在讨论过程中，曾经将“敌对双方有关各国政府”一辞的含意明确肯定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军有关各国政府为另一方；并指出不应把联合国中绝大多数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会员国列为朝鲜交战双方中的敌对一方……
2、根据上述，联合国大会本应接受中朝两国政府在9月13日和14日先后复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的电文中的建议，来推荐组成政治会议的全体成员，包括交战双方及其他有关中立国家在内；但联合国大会竟屈从少数国家的意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拒绝了中朝方面的合理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此不能不再度表示深切遗憾。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之后，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10月26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在这一会谈中，可以包括美国政府通知中所提出的解决政治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问题，以及有关程序的、行政管理的和安排方面的各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与此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到了瑞典政府转交的上述美国政府关于政治会议的通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务省南日外务相也已在10月19日提出了同样的答复通知。
10月26日，朝中方面和美方在朝鲜板门店就召开政治会议的各项问题开始举行磋商。
11月17日至28日，关于政治会议的双方会谈分成两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进行政治会议成员与地点问题及时间问题的实质讨论，但没有任何进展。
美国政府代表迪安在一篇冗长的发言中，反对中立国家参加，并列举了巴基斯坦、印度、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这些亚洲中立国家的公正和责任感表示严重的怀疑。
迪安恶意地说：“假如我们邀请中立国家参加”，那么，“政治会议会被变成一个无休止的辩论会”。
迪安一口抹煞许多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等亚洲中立国家对实现朝鲜停战所作的贡献。迪安认为，中立国家不应参加政治会议，因为他们对政治会议的结果并不“付出代价”，只有那些对“它们自己的行动的后果付出代价”的交战国家才能参加。
迪安还专断地说：假如朝中代表不撤回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很明白的将会阻挠任何协议”，而且现在的会谈将是“没有结果的”。
迪安在发言中又重复美国歪曲南日将军在停战谈判中的发言和曲解停战协定第60款的滥调，声称中立国家不应参加政治会议，并硬说朝中两国政府在给美国政府的通知中主张只是在提到政治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之后，才提到成员问题。
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在会议上强调指出：美方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有关中立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有关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以协力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由于美国代表安迪对停战协定第六十款恶意曲解，双方会谈陷入僵局，美方借故拖延会谈。
于是，周恩来想方设法把美国重新拉回谈判桌上。
周恩来主张立即恢复双方会谈
1953年10月26日，朝中方面和美方在朝鲜板门店就召开政治会议的各项问题开始举行会谈。由于美国方面的拖延，一个多月后，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在11月30日的会谈中，中朝方面郑重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规定政治会议于1953年12月28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双方应邀请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5个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
在中立国的权限问题上，朝中方面同意中立国应按照双方协议确定的议程项目来进行讨论，并不参加任何表决。中立国必须具有与双方各国同等的权利参加政治会议的全部活动。政治会议的一切决议，须经双方每一成员国参加表决并取得一致协议以后始能成立。
政治会议的程序是，首先讨论战俘问题，然后按次序讨论解决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其他问题。
这个建议受到世界舆论的欢迎，为双方会谈提供了协议的基础。但美方代表拒绝进行认真的讨论。这样，拖延至1953年12月8日，美方代表才在会上提出一个17条的所谓“建议草案”。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美方强调这个“建议草案”是“最后建议”，“将不作任何更改”，并要求双方代表当场签字。
其实，这个“建议草案”不过是美方的无理主张的总和，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此，1953年12月12日，中朝代表针对美方“草案”中关于表决程序进行严厉驳斥。美方代表竟借故退出了会场。
至此，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进行了48天而被美方破坏。
1953年12月13日，迪安发表一个关于战俘问题的声明，其中道出了迪安中断会谈的原因。该声明表明，不论政治会议是否召开，战俘一定要按照美方所预定的“时间表”予以强迫扣留。这个时间表就是：
解释工作应于1953年12月22日终止。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应于1954年1月22日“恢复平民身份”；1954年2月22日，战俘工作“完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告解散。
这份声明充分暴露了美方蓄意拖延时间的企图。
为了打破美国方面对召开政治会议的阻挠和破坏，周恩来于1954年1月9日就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发表声明，主张立即恢复双方会谈。
周恩来在声明中指出：
朝中方面在1953年11月30日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可以作为双方继续会谈的基础；美国方面对于这一全面建议如有任何不同意见，可以而且只能在双方会谈中经过协商求得解决。朝中两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政策与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现在又一次对双方会谈的恢复主动地作了巨大的努力。
1月10日，朝鲜外务相南日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第二天，朝中代表联名致函美方代表，要求美方立即指派联络秘书于1月13日在板门店商定恢复双方会谈的日期。
1月14日，双方联络秘书会议得以举行。但至1月26日为止的5次会议中，美方无理要求修改过去会谈记录做为恢复会谈的条件，致使会谈无法恢复。
就在双方就政治会议的举行问题进行会谈期间，美国侵朝军队于1月20日和21日，用武力劫夺了2.19万名朝中被俘人员。遭到武力劫夺的朝中战俘被分别押往南朝鲜的浦项和群山以及台湾基隆，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
按照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应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尚未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由战俘所属国家派遣代表在90天内对战俘进行解释，经过90天的解释期限，尚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内协商解决。
美国强迫和扣留朝中战俘的行动激起朝中人民的极大愤怒。
1月29日和30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和朝鲜外务相南日分别代表中朝两国政府提出强硬地抗议，郑重声明：
美国方面对于强迫扣留的朝中战俘在任何时候都负有全部追回、并向朝中方面提出交代的责任；朝中方面保留把这个问题提交朝鲜政治会议及其他有关国际会议讨论的权利。并且不论政治会议何时召开，不论这些战俘被强迫扣留在什么地方，只要美方一天不把他们追回，朝中方面就不放弃对美方这种罪行进行追究。
美国蓄意阻挠召开政治会议，并用武力劫夺朝中2.19万名被俘人员，说明在朝鲜战场上已被迫停战的美国侵略者，仍然竭力破坏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美国的行为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谴责。
1月25日，苏、美、英、法4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于2月18日结束，19日发表公报。
其中关于朝鲜问题，公报说：
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
这样，美国代表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被迫同意，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因此，这一谈判斗争，由板门店的会谈转到日内瓦会议上来。
二、展开会前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强调指出：“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
●周恩来自信地说：“从今天的实战演习来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
●周恩来说：“如今，我们是做为一个大国，到日内瓦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是登国际舞台了。”
周恩来提出准备工作意见
1954年3月的一天，中国留法学生会主席，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的青年董宁川被急召回国。董宁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外交部报到后，他才知道是要参加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特殊考试。
这次考试是周恩来交给外交部办公室主任王炳南的一项任务，目的是挑选最优秀的法语翻译。王炳南不敢怠慢，亲自策划了这次摸底考试。
当天，考场的气氛十分严肃，考官们都是法语造诣很高的资深外交家，当然能来到这个考场上的应试者也都并非泛泛之辈。
一开始，王炳南不放心，他想，总理交代的任务到底怎么样，要摸下底，事先摸底，那就考试。
当时参加考试的人员，还有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袁宝华、北大教授陈定民和刚毕业的张锡昌。考官有原国民党法国公使凌其翰，还请到了越南驻华使馆的参赞。
考试的内容，有英文译法文，中文译法文，法文译中文，用文件对谈，最后是口语会话。
考完后，王炳南对参加考试的4个人说：“我们经过研究，这次你们4个人去。”又指着董宁川，“你做总理的主要翻译。”
这次成功入选让年轻的董宁川非常高兴，他获得了这次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而这次会议就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赫赫有名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次以5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国际多边会议。
3月1日，毛泽东致电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这样，中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参加日内瓦的准备工作。
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
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走向，“意见”分析了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得不到任何结果，企图干扰日内瓦会议等情况，认为“美英法3国之间在朝鲜问题特别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周恩来还在“意见”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基本策略：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政府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协议，以利于打通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周恩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反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人民在没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谓选举”。“意见”还提出：
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5人组成。准备工作现正由李克农、章汉夫、李初梨3位同志成立领导小组进行。
对于组成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强调：根据新中国首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的需要，务必配备强有力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展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形象。
周恩来还指出，借出席会议的机会，培养、锻炼我国的外交队伍和外交人才。
李克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代表团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周恩来任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和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王炳南任秘书长。李克农的建议名单被采纳。
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乔冠华、黄华、雷英夫为顾问。此外，各组组长和工作人员为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吴冷西、熊向晖、章文晋、浦寿昌、陈浩、董宁川等。
3日，中国政府复函苏联政府，接受苏联政府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向中国发出的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同意派全权代表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同时，朝鲜政府也表示接受苏联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议。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5大国之一的身份踏上世界外交舞台，所以，中央十分重视中国代表团的这次日内瓦之行。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忠实地执行《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的基本方针，努力使会议按照预期进行，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大成果。
周恩来赴苏联参加预备会议
1954年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务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
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
周恩来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
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1954年4月1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飞赴莫斯科，出席苏联、中国、朝鲜、越南4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并预测会议的进展和可能取得的成果。
周恩来估计到，日内瓦会议将是一场尖锐地斗争。
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仍经常约请有关人员商谈参加会议的问题；拟定开会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步骤。
为了和苏联方面协调双方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周恩来决定对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
在途中，专机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降落检查。周恩来等只好到机场候机室休息。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得到外国飞机停留的报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报告情况后，师哲去接电话，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恩来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为发生故障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师哲汇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沉思了片刻说：“我们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的访问。”
4月2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把这次会谈称为“圆桌会议”。
苏方参加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
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谈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
赫鲁晓夫说：“这是一次带着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要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不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愿达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接着，周恩来讲话，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指出：
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事情作出解释和澄清性质的声明，也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们对会议既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
周恩来声明，中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协同动作。
这次会议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苏方向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
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设宴为周恩来饯行。宴会的气氛很热烈，宾客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
12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北京。
这次莫斯科之行，中方通过与苏联、朝鲜、越南交流，相互通报了有关日内瓦会议各自的打算和设想。会议一致认为，在当时国际条件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
李克农带病做筹备工作
1954年2月28日，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团赴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立即批示：
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
经常事必躬亲的周恩来做出这样的批示，足见他对李克农的信赖。
中央之所以指定李克农参加，是因为此次会议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新中国形象的会议。
当时，李克农患有多种疾病。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曾经在1953年2月7日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说：“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两次。去年则加重了，每年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晨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了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感到十分焦虑，立刻将报告转交给了毛泽东。
3月4日，毛泽东亲笔在报告上写了如下批语：
尚昆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绝不可那样服药。
毛泽东
重托在肩，身染重病的李克农二话没说，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1954年3月2日上午，李克农函报周恩来，建议由周恩来任首席代表，由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书长。
李克农在报告中提出：
我请求不参加。因：1、情报部门今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3、身体不健康。
周恩来接受了李克农的建议，但不同意他不参加的请求，把克农列为代表之一，于3月2日晚经中央书记处确定。
中国代表团为出席这次会议，从2月下旬起，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地准备工作。
从1954年3月3日起，李克农全力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同国内39个单位联系，选派工作人员132人，记者团29人。除了中国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外，还请中国驻苏联等6个国家使馆抽调工作人员，人数最多时达182人。
关于医护人员，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直接报告周恩来理，建议配备医生、护士各2人：
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
周恩来批示：
同意医生黄树则、史书翰二同志去，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
李克农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把史书翰换成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由于周恩来坚持，代表团没有带一名护士。
李克农抱病领导中国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
李克农在准备工作期间，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设想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还委托李克农同先期秘密来京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协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意见。
此外，李克农领导有关同志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这些发言稿在会议期间虽然没有完全用上，但为周恩来临时现场发挥提供了论据。
李克农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10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比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共12大本，1700多万字。
这些资料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资料提供给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对他们的帮助也很大。
从3月3日开始到3月中旬，只十几天时间，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已集中到北京，分别编组，进行培训。每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政策。
李克农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情况，包括有关法令和风俗习惯等。他还亲自作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及保卫保密的报告。
培训工作十分严格，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要进行测试，没出过国的司机事先也要学习有关常识。
周恩来还要李克农注意吸收外交部顾问、专家们的有益意见。如原国民党外交起义人员刘泽荣等提出的关于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及代表团应设对外发言人等。
周恩来还要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迪等，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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