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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褚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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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

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

作者:褚艳红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01

ISBN:9787552010633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导论

海外中国学研究,一般是指对海外学术界如何研究中国及这种研究所获成果的研究,即对研究的反思和再研究。在海外中国学中,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可谓是一支异军突起的新兴领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研究”兴盛之后已俨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学术发展脉络,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妇女研究发展至今已是显学。

美国的中国妇女观察及妇女史研究由来已久,但目前国内尚未有这方面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的成果。拙著希望能理清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作出一些科学的探索,为国内的妇女史研究提供相对比较全面、准确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参考。本书试图从研究视角的变迁展开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全面考察,厘清传教士阶段以来诸历史阶段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一开始美国人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完全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了解,当然,严重的白人至上心态渗透了他们这方面的观察。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美国社会的进步思潮也曾影响过一批记者和学者对中国女性的报道。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真正兴盛,还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渗入此领域以后。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性别”概念、新文化史在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的渗透,美国中国学界涌现出包含社会性别史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妇女史著作。可以说,研究视角的变迁,不断影响着百余年来美国的中国女性史研究。美国的中国女性史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是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本书将通过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史研究得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取向,包括研究范式、研究特点等也经历了变化。以下各节将从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述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以及妇女研究关键词与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等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作出导读性介绍。第一节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述评

本书将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近30年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著述作视角变迁的研究。纵观美国对中国妇女研究的历史可知,其研究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商人、旅华学者的文献里对中国妇女的观察,下迄21世纪初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关于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美国学界涌现出大量著作,并且,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妇女研究随着时间发展而呈现出研究成果愈益密集、跨学科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深度研究的特点。其中海内外学术界不乏对该领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是必要的。

在海内外有关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原始文献方面,成露茜、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叶汉明、廖咸惠、王雅玫、毛岸俊主编的《近代中国妇女史英文资料目录》(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是一本中国妇女著述的目录集,囊括了中英文世界在近代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在教育、解放运动、人口健康、劳动力与生产、文学艺术、婚姻家庭、政治与法律、心理学和宗教、科技与军事、体育和潮流、中国的西方妇女等各领域的几乎所有成果,为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资源。在中国,刘霓、黄育馥著有《国外中国女性研究:文献与数据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当代海外英文学界中国女性研究的发展概况、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概述,并从史学、文学、政治与社会、婚姻与家庭、妇女经济角色、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作了全面鸟瞰式的文献与数据分析,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其美中不足正在于其优点,未能对各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探索。

女性主义史学与理论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曼素恩(Susan Mann)的论文《女性主义理论能为中国历史研究做些什么?》(《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强调了女性主义视角对中国史研究的新意义,她指出20年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给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挑战和机遇,女性主义理论试图将暗含权力的亲属、社区、阶层和国家的机构与特定时空的社会性别和性形态的意义联系起来,而国家的机构与存在于社会文化体制(诸如家庭、宗教组织等)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有着历史的关联,由此视角出发可从中国文献中解读出新内容。《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林春、谭深副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译介了20世纪60至90年代的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属于女性主义理论译介性质,并未分析这些理论对中国妇女研究作品的影响。华裔学者鲍晓兰所作《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主要探讨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目标和现实意义。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著,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阐述了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主张以及她对妇女们政治团结和掀起争取有色黑人妇女权利运动的呼吁。姜进教授所作《论题:女性主义语境下的性别与阶级》(《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主要讨论了性别这一分析范畴应用于女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发展女性主体性是实现男女平等和女性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她的另一篇论文《女性与中国政治》(《晚霞》2007年10月)则探讨了中国女性在父权制体制下的生存空间及其角色,指出中国女性只是在历史书写中失声,并未在历史中失声。《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何念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对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主张和社会实践作了深入述析。

同样,闵冬潮文《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发展》(《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从琼·凯利(Joan Kelly-Gadol)、琼·斯科特、杰达·勒纳、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等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理论表述中梳理了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发展,初步指出性别史理论对中国史研究的借鉴意义。王建中文《性别研究与历史研究》(1994年4月《光明日报》)则阐述了将社会性别作为史学分析范畴给历史研究带来的积极意义。11年后,《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沈奕斐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又从社会性别概念、女性主义理论、性政治、社会性别制度等方面概述了社会性别的理论。林小芳文《社会性别理论与中国妇女史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对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作了回顾,并指出该分析范畴在历史研究中的引入给中国妇女史研究带来的新契机。张仲民的论文《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中探讨了新文化史的理论特征和表达方式及其与国际汉学研究的关系,认为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贺萧、白露(Tani E.Barlow)等学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均系新文化史的作品。《性别视角:文化与社会》(王金玲、林伟江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继续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与社会。杜丽红的论文《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总结了身体史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和理论根源,指出了身体史、女性主义史学和中国妇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性别史、医学史研究的结合。

关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来华传教士中国妇女观和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研究,曲宁宁论文《意识投射:19世纪美国基督新教在华女传教士研究——并以慕拉蒂(Lottie Moon)为个案》(载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揭示了美国性别理想与女传教士在华传教实践的关系,但对美国社会背景和理想的女性形象与传教士中国观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教士中国观并未作考察。周宁的论文《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则指出,文明或野蛮的中国形象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想象。不过总体而言,英文学术界对此很少提及,笔者试图对这段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观和中国妇女研究进行学术考察,厘清美国中国妇女研究最初阶段的概貌与研究特点。

美国学术界对英文学术界的中国妇女研究作了回顾、反思和展望。萨利·泰勒·李博曼(Sally Taylor Lieberman)的论文《视野和教训:女性主义理论构建下的“中国”》(Sally Taylor Lieberman,Visions and Lessons:“China”in Feminist theory-making,1966-1977.Michigan Feminist Studies 6(Fall 1991).)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的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以及女权主张者和理论家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等人的理论对塑造“中国妇女”的影响,认为“中国妇女”是作为文化的“他者”出现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中,从而形成中国妇女从压迫到抗争、从悲剧到喜剧的固有叙述模型。罗普洛(Paul Ropp)的书评《晚期帝制中国中的妇女:近期英文学术界的评论》(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Review of Recent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Women's History Review,Vol.3,Num.3,1994),谈到近期的英文学术界对晚期帝制中国(约1500—1800年)妇女研究的发展状况,包括亲属形式和婚姻制度的演变、作为商品的妇女、寡妇贞节及自杀、宗教中的女性、史学和哲学话语中的妇女、医学和法律话语中的妇女、女性在文化中的表现及出版物等主题,该书评指出因材料丰富而导致1986年以来英文学界该课题研究有了迅速发展,并指出了中国妇女研究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贺萧、韩启澜(Emily Honig)、曼素恩和罗丽莎(Lisa Rofel)主编《中国妇女研究导论》(Gail Hershatter,Emily Honig,Susan Mann and Lisa Rofel comp.& eds.,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8.)对中国学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和欧美的中国妇女研究中心及其项目、港台地区的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学术机构及群体分别作了考察,有着重要的学术情报价值,但局限于大陆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和美国学者对港台地区妇女的研究。曼素恩的论文《妇女史,男性研究:晚期帝制中国中性别研究的新转向》(黄克武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性别与医疗》,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73—103页。)检讨了美国汉学界有关帝制晚期中国的性别史研究,指出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兴盛以后出现的“男性研究”的新方向。贺萧的论文《该研究领域的综述:漫长二十世纪的中国妇女》(Gail Hershatter,State of the Field: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3,No.4(Nov.,2004),pp.991-1065;中文版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十九、二十合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5—380页),对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中国妇女研究的英文研究著述分婚姻、家庭、性和性别差异、妇女与劳动、妇女与国家现代性等主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概述,但未从视角变迁的角度解读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邓津华(Jinhua Emma Teng)的论文《西方学术界对“传统中国妇女”的建构:一个批判的回顾》(Jinhua Emma Teng,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in the Western Academy:A Critical Review,Signs,Vol.22,No.1,pp.115-151.)以传统中国妇女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至20世纪末对传统中国妇女研究的路数的变迁,并对近百年来该领域的关键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叙述,概括精当简约,但并未对史学思潮及妇女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南加州大学费侠莉作《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和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主要介绍了自己作为美国女性研究的学者,从思想史研究向女性史、性别史研究转变的历程,是一篇理解美国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学术背景的重要文章。

关于中文世界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情况,近年涌现出的成果也有不少。如叶汉明著《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以中国女性主体性为中心议题加以研讨。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刊载了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及性别研究的成果,其中陆鸿基文《中华妇女史研究——综述一些近年的外文著述》对20世纪80年代美、英、法、日等国家的中国妇女研究作了概述;叶汉明文《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生活史——当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国妇女史学的展望》指出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中国妇女研究在资料运用上的不足。鲍晓兰的论文《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介绍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重要的妇女史书目,并指出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的理论思考。裔昭印撰《中西妇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回顾了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妇女史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状况,总结了妇女研究在各年代的总体特征,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妇女史的问题。李伯重的论文《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在反思当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时指出,中国妇女史研究不应跟在19世纪西方的社会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应从理论上进行探索。朱政惠撰写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4期)等论文指出了美国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深刻影响的妇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毛立平的文章《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概况》(200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对20世纪60至90年代各阶段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中的突出成绩作了简要回顾。

王德威的论文《女性主义与西方汉学研究:从明清到当代的一些例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指出了汉学界对中国妇女论述的基调由压迫论(oppression)、抑制论(repression)至表达论(expression)的转变。王政的论文《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集中探索了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指出该时段该领域研究的四大特征,即受害者刻板模式的打破、性别与其他范畴结合起来的研究、性别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中文学术界的男性研究状况,该述评未涉及对90年代以前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反思。孙康宜在论文《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增1期)中指出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缺漏之处,认为该领域的中国学者不应作为文化的“他者”,其开拓性成果应引起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注意。黄育馥作《从性别的视角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对美国中国学家的性别分布、女性中国学家的地位、女性中国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美国华裔中国学家的性别结构等,作了情报学意义的数据分析,指出女性中国学家的重要地位,强调中国学研究中应重视妇女研究这一问题。孙康宜、钱南秀的论文《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1月(上))指出了汉学界性别研究中的一个倾向,即中国妇女经历了由受害者向非受害者形象的转变。亦平的论文《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近况》从外缘影响和汉学传统两方面考察了近20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并介绍了部分妇女史和性别史的著作,但并未致力于探索各时期该领域研究的趋势。程为坤的论文《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对英文世界从19世纪至今100多年来的中国妇女研究作了发展史的回顾,并按学科和专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概述,虽然并未展示中国妇女史研究枝叶繁茂的程度及细况,但是很多总结精到准确。姜进教授的演讲《海外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英文)回顾——2005年4月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演讲》(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追溯了妇女史的理论脉络、社会脉络和精神起源,并分女性与中国传统社会、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性与性形态、女性知识分子和妇女写作、英译汉文原始资料五个主题介绍了英文学术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贺萧、王政的论文《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探讨了社会性别研究在欧美和中国的学术历程,归纳了中国妇女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条路线,即亲属制度、妇女与共产主义革命以及下层妇女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作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综上,中英文学术界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的文献研究,以及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与中国妇女史研究和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等方面的或概括或专题性的回顾,使我们得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归纳和反思、理论和方法上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关于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著述繁多,此处也不能都一一列举。我们从中能感知其对学术成就和理论发展的过程的清理和反思,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解决。

由上述对中英文学术界有关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不难得知,该领域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对于各年代的大部头著作的英文书评有一些,但中文书评很少,其中对20世纪60至80年代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专著的英文书评数量较少,中文书评为零。第二,对美国中国妇女史发展史的探索较少,综述性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不同的专题和时段,呈现出零散、不完整的特点,而且尚未发现对该领域相对完整的学术史专述。

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上述回顾、综述或研究为开启本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学术步伐的每次前进只有建立在吸收学界前辈真知灼见的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而学术视野也因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而更开阔。鉴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创见,笔者根据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的考察发现,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其发展的内在脉络,这种内在发展脉络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而且,该领域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研究视角,而尝试揭示特定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视角及其特点、该种研究视角与历史语境的关联过程,以及研究的利弊得失等,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第二节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作为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总结和反思,作为对美国中国妇女研究发展变迁历程的探索,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即是美国各时期对中国妇女研究的著述、论文和代表人物,间接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今各历史时期、各阶层或类型的女性群体,研究所凭借的基础文献是笔者所能搜集到的以史学研究为主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的美国中国妇女观察和研究著作,通过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文献的梳理汇总和回顾可知,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的美国中国妇女史著述尚未有中文翻译版本,这些文献也未引起中文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皆使用这些英文原典文献展开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妇女研究的复兴,学术界亦开始注重借鉴学习大洋彼岸的研究成果,对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译介作品逐步增多,对于90年代之后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著述的分析,本书采用以中译版本为主、适当结合对照英文原版著作开展研究考察。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开展对该主题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即以英文文献为基础,收集并分析相关文献,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对主要学术文献进行微观分析和考辨,探讨其学术观点和成绩,在对中国妇女实际状况的深入理解中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辨,这种基于历史文献基础和史实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同时,在对经典文本的微观研究中发现中西文化的碰撞,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将对中美文化的异同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而深化我们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认识。

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开展对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在不断变化的视角中考察不同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通过微观考察和总体把握得出特定阶段研究的历史传承和在新时期的新的研究特点。并且,在研究中注重从社会层面的外缘影响以及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这两个层面分析每一阶段的中国妇女研究特点,将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专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在不同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力图以点带面,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和学术发展的两个层面探索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递嬗演变的轨迹。

总之,本书将对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在近40年里发展的学术脉络、研究方法、学术贡献与局限进行探讨,以实现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全书主要包括六章。

第一章,导论。交代撰书原因、国内外学者研究述评、本书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并简要概述妇女研究中关键词与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关系。

第二章,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中国妇女观及中国妇女研究。本章将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有关中国妇女的著述作总体的学术回顾与考察。严格来讲,这段时期是美国对中国妇女进行考察的最初阶段,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由于这段时期是美国对中国妇女认识和研究的开端时期和最初环节,因此对这段时期的回顾反思是有必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对中国妇女的著述以观察、描述中国妇女为主。美国当时社会的妇女意识与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有着密切关系,她们出于解放大洋彼岸姐妹和传播福音的目的写下对中国女性观察的著述。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具有灰色、负面的特点,同时由于全球社会普遍处于女性并不自知的父权制社会中,故这种观察亦受到父权制的束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妇女的考察则呈现出译介与研究结合、传统和现实并重的特点。

第三章,激进时代的中国妇女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开始进入由女性主义理论主导的阶段。由于历史的继承性,此时期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沿袭了以往考察的风格,即注重对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的研究,但此时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父权制社会下的中国妇女研究的深入及其他研究特点的出现。受到此时期的东西方世界形成冷战态势及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美国此起彼伏的各种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呈现出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激进的特点,研究的关注点侧重在对中国社会革命女性的关注与底层女性的考察、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形象的考察,以及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地位的探讨这三个方面。本章以记者笔下的中国妇女著述、《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中国社会的妇女》等著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具体论证评析该段时期中国妇女研究中呈现出的“压迫—解放/抗争”的模式。受到美国国内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思潮和当时中国因素的影响,此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四章,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心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妇女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激进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运动的浪潮逐渐冷却,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深,美国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实地考察进行研究的阶段。在上述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的中国女性研究逐渐褪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呈现出相对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探索。此时期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一方面承袭了以往年代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特点,一方面开始突破20世纪中国妇女与革命主题的限制,将研究视野转向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妇女世界,开始从中国本土出发,对中国妇女进行历史的考察。本章以《中国妇女:当前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以及三篇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论证在中国古代妇女史、近代妇女劳工史以及对中国社会性别形象的考察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中心的研究视角,通过诸典型代表作品的个案分析得出这段时期的研究成就及其不足。

第五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史范式下的中国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总体而言存在着研究的多样性,有对之前研究课题的探讨;与此同时,新时期该领域出现诸多新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特点,这亟需新的理论框架给予解释,因此,此时期出现了对以往研究范式的超越和突破。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受到女性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开始将“社会性别”应用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此时期,社会性别理论得以丰富和深化,并在史学实践中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别史著作出现,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由此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移。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性别是怎样成为分析历史的有效范畴的,他们将妇女和社会性别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历史中考察,并将某一特定领域的妇女置于历史的中心,探索社会权力运作中的性别关系。本章选取《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闺塾师:明末清初才女文化》、《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以及《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等代表著述进行微观分析,分别论述中国妇女在历史上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中国史学实践,以及带有新时期史学思潮特征的性别史研究,来分析性别史研究的不同侧面及不足。

第六章,结论:历史的轨迹与未来启示。本部分首先从史学范式的更迭、观察视角的转移,和女性主体性的展现等三个方面来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演变进行总体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我们如何开展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提出几点思考。第三节研究概念的界定

在妇女问题研究中,重要的关键词包括父权制、革命、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等,这些也是美国的学者在进行中国妇女史研究时绕不过去的重要概念。由于这些概念本身含义复杂,而且也在特定时期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中多次出现,有必要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历史、现状,及其与美国中国妇女研究之间的关联作大致的梳理和阐述。

从词源上说,父权制(patriarchy)源于希腊文,意思是“父权的统治”,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和控制,这是一种基本和普遍的关系。随着妇女研究的迅速发展,“父权制”成为一个不能避开的重要概念。对父权制概念的界定和争论,学界也由来已久。父权制更准确地说应是“男权制”,狭义上是指男性家族长权力;广义上用来解释妇女所处的屈从地位,它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父权制”概念首先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界,是指“有家长权的男子统治、支配所有家族成员的家族形态”。从已知文献来看,17世纪的英国学者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在《“父权制”及其他著作》中被认为是一本较早较为完整地表述了父权制的政治理论的著作,他认为“国即家,国王即家长。臣民必须完全服从国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父权制也有论述,他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父权制产生的根源,认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父权制的产生,“母权制被父权制所代替,是全世界妇女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20世纪中期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ovir)在其著《第二性》的经典论述中,认为造成女性之所以是“他者”的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完全要归因于父权制,她也认为女性被奴役和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父权制。

1970年以后,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运动伴随着美国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而兴起,父权制理论成为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建树。激进女性主义学者对父权制的论述,以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表述最为鲜明,在1969年出版的《性的政治》一书中,她把贯穿所有历史年代的“男性支配女性,年长的男性支配年弱者”的支配制度叫作“父权制”,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男权制,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的权力机构均掌握在男人手中。她还指出,男权制是一种独特的、难以消除的社会体系,同阶级与种族并存,“男权制家庭的封建特征”与“封建主义的家庭特征”并且都被保留下来。自此,父权制便成为当代西方新女权主义者解释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主要概念;推翻父权制、争取男女平等也成为新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随后,妇女史学家杰达·勒纳(Gerda Lerner)在《父权制的创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以西方为模板的父权制解说,局限性在于其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此后,以父权制为主题的理论性著作仍不断涌现,主要还是探讨妇女受压迫的理论和状况。

简言之,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建构,它是一种规范男女气质与男主女次性别关系的概念,通过其阐述而严格界定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中西,全世界处于一种普遍的父权制的体制中,中西妇女的境遇在父权制的框架下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女性成为被压抑、被边缘化的群体,变成父权文化的牺牲品,而对父权文化的肯定是通过社会风尚、耳濡目染而逐渐渗入人心的。妇女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规训和教导,甘愿去担任社会认定的角色,途径之一是改造身体(如缠足、化妆等)以迎合男性需求,因此不利于女性身心的自我发展。“父权制”一词是女性主义者为研究妇女受压迫问题而提出的重要分析框架,也是本书第三章进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界的中国妇女研究时所多次涉及的概念。该理论概念在各层面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主张男女对抗,将男女作了二元对立的划分,这也是激进女性主义“性别对抗”的纲领,因此,以此为分析框架的中国妇女研究中便呈现出“压迫—解放(抗争)”的模式。然而,虽然父权制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但这种将男女完全对立的表述却与丰富细腻、具有内在张力的男女性别关系有所冲突。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明,父权制形态也丰富多彩,将男女进行截然对立的区分,有大一统的女性本质主义倾向,容易把妇女的生存状态简单化,不利于揭示真实的两性关系。此外,男权制理论更多从制度结构出发,忽略了主体建构的复杂性。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父权制理论框架的局限,从新的角度审视两性关系,力图更加真实地反映妇女历史和生存状况。“革命”一词有着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西方和日本有着不同的含义,近代以后,西方和日本的“革命”在中国实现了和与中国原有“革命”一词的融合与汇流。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领域有大量主题为“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史学论著,这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究明“革命”一词的发展变化对理解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中文“革命”一词可在古文献中找到,许慎《说文解字》中云:“兽皮治去毛曰革”,其中含有脱离、剧变和死亡之意;“命”意为生命、命运、天命等义。《易经》中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用“革命”来描述急遽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其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日本对中国的“革命”有着吸收和改造的过程。早在8世纪,《孟子》中有关汤武革命的理论就传入日本。随着中国儒学在日本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展开,“革命”一词在被接受的同时也在被改造。而中日两国因传统政治文化之差异而造成“革命”意义的不同,中国有着易姓革命思想的传统;日本则有万世一系天皇观的传统。江户末期,激进的爱国志士提倡“尊王攘夷”运动,主张在天皇领导下进行封建制度改革。因此,其传统的革命理论与“改革”或“维新”之义相近,这种不含政权暴力更迭含义的“革命”得以传承。西文“革命”英文为revolution,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16世纪后,revolt指叛乱,它与revolution词根相同,“叛乱”与“革命”的界限模糊,于是该词有了政治含义。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革命时代:1789—1848》定义中就属于这两种模式,这也反映了西方常识中的革命含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一书中认为,自18世纪末以来,“革命”被喻为“洪流”、“巨浪”等,暗含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方向。1848年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幽灵”及后来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浪潮,意味着世界革命出现了另外的走向。20世纪以后的西方学术界中,“革命研究”成为一个活跃的学科领域。

近现代中国“革命”一词的含义受到了跨文化翻译的影响。在清政府式微之时,中西方的“革命”实现汇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片质疑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改革声中,“革命”的种子逐渐被催生出来。戊戌变法中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及留日学生将“变革”之义的“革命”一词传入中国,此时期他们所使用的“革命”已经脱离了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并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相融合,经由日本输入的“革命”理论,对促使中国走上现代“革命”之途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人也以“革命党”自居,并汲取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赋予“革命”以现代意义,与世界接轨。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使传统革命话语的内涵增生出新的意义。在大量叙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革命的著作中,“革命”所描述的是政治与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这样,中国古代传统“革命”的意义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相结合,产生了现代中国的“革命”。

中国“革命”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50至80年代的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革命中的妇女。“革命”概念的厘清,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妇女的处境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到来,女性作为一分子也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革命与中国妇女之间有着两层关系:一是妇女顺应革命的潮流争取自身地位的提高,得到解放;二是妇女与父权制社会相对抗,争取获得与男子相同的政治、经济等权利。研究革命中的中国妇女,一方面能透过革命深入了解中国妇女更丰富的世界;另一方面也通过对革命中的中国妇女的考察了解时代思想和文化,增进对西方学术思潮变迁与内涵的了解。

对于“女性主义”概念的讨论,国内外的关于女性研究的权威著作汗牛充栋。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的基调贯穿始终。因此对“女性主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是有必要的。这里仅就其基本含义、发展、不足及其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关系作简要陈述及考察。

女性主义的英文为feminism,国内亦有翻译为“女权主义”的说法。关于两词哪个更为可取,学界迄今没有定论,根据王政的说法,笔者以为女权主义偏向妇女争取平等与权利的激进运动,女性主义则偏重学术研究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妇女的主体性。再根据字典中的定义:“女性主义是‘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因此本文在表示妇女学术思潮及理论时使用“女性主义”,在表示激进的妇女运动时则使用“女权主义”的概念。顾名思义,广义上的女性主义是指为实现男女平等、结束妇女受压迫地位而提出的诸多理论和思想的集合,不局限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

女性主义起源于法国,并在欧美获得长足发展。其理论来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天赋人权”与“自由理性”的学说,启蒙时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平等自由,这就逐渐唤醒了被压迫而不自知的妇女,自此至20世纪初,英、法、美等国妇女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开展了争取选举、就业等各方面权利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黑奴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妇女运动也应运而生。女性主义学者们如西蒙娜·德·波伏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凯特·米利特等人纷纷发表著作,成为这次运动的理论奠基石,她们多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这种社会性别机制是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她们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婚姻制度等看作是对妇女的绝对压制,以此试图唤醒女性起而反抗,寻求自身的主体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倾向,经典的女性主义理论受到了来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深刻冲击,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充实,女性主义内部也逐渐派生出众多的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及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第三世界妇女研究者质疑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普世化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只反对性别不平等的流派众多的女性主义是有缺陷的,其问题在于只关注性别不平等,而忽视了因阶层、种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女性的内部差异,并且“女性主义”一词定义有着特定时代、国界和文化的局限性,一般指欧美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在对经典女性主义的批判方面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不谋而合,它从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根源——启蒙思想入手,解构了理性,认为对女性的研究应该注意到妇女所属的特定阶层和种族的问题,特别强调“差异”的重要性。

女性主义理论讲究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看问题,注重维护女性的权利,希望解决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主义史学则指从女性主义的宗旨、视角、观点和方法等出发进行妇女史的研究。根据对以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大致梳理,本书在展开研究时发现,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认识即受到了欧美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美国国内各种运动的高涨,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激发下,女性主义学术逐渐发展,并也影响到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美国此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以父权制、社会性别为主题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均是女性主义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研究并非孤立地发展,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女性主义派别在美国出现时,该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也不免受到各派思潮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同样受到了同时期本国及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从当前第三世界及有色人种妇女研究者对欧美女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中不难得出:在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欧美之外国家的妇女研究中时,应保持慎重的态度,否则难免会将既定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误用到有着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其他国家中。

社会性别(gender)是在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产生并被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和核心的概念,它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是指男女之间的差异不是由生理特征的差异而自然形成,而是由社会文化、道德、风俗等所构建的有关男女类别的身份认同和期待,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规定了男女的一系列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在此规定框架内才可被称为某一性别。社会性别是人类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

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有一个过程,提出该概念的先驱是《女权辩护》的作者、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关于“社会塑造妇女”的论述,这应是最早的社会性别概念的萌芽。社会性别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是由波伏娃在其重要著作《第二性》中阐述的。她通过论证得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成是逐渐形成的”的观点。女性主义者们在第二次妇女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开始广泛涉及这一概念,1975年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的交易》一文中提出“社会性别”概念,但认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之说,他将男女不平等看成是生物差异的产物。自此,社会性别理论也不断发展和成熟,并向各学科领域渗透蔓延。20世纪90年代,受到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对社会性别概念的传统解释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有观点认为,社会性别理论一味强调社会建构、而完全否定生物因素或社会环境对建构性别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并且“在把妇女或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时对妇女内部存在的重大分裂及剥削关系并无意识”。这样,社会性别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构建到反思的发展过程,所以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我们应该动态地、发展地加以理解。

将社会性别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比较早的大体可见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中。1975年,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提出其初步思考后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上两性及性别群体的含义;……揭示其代表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作用以保持其社会规范或如何促进其变化的。”1986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所撰《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中,对社会性别如何应用于历史学作了进一步细致的理论分析,提出作为一种权力分配的模式,“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诸多后学对女性主义的冲击以及社会性别著作与日俱增的涌现,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冷静反思。1998年,琼·斯科特再度撰文,题为《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思考》,认为女人的存在并不总是需要作社会性别的分析,“妇女”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政治范畴,不能把某些国家和阶层妇女面临的问题,当成全体“妇女的利益”,因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

伴随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反思及其自身的成熟,更多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史学著作不断出现,社会性别史突破了传统妇女史的限制,充实和发展了史学理论,为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在主流学术领域赢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社会性别”概念同“阶级”“种族”一起,成为史学分析的重要范畴。汉学界受其影响,在此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别史著作。同时,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也为妇女史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琼·斯科特的论文《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的范畴》对美国汉学界的妇女史研究也是一个启示,催生并影响到中国学研究领域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性别史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的社会性别史发展迅速,贺萧(Gail Hershatter)、王政曾撰文谈到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动向,在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作出她的总结和反思后,认为中国历史可以成为社会性别分析的有效范畴。

社会性别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给妇女研究及历史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对父权制的剖析更加彻底和深入。女性主义者用“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父权制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实际上是对父权制压迫的理论总结。其次,对于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而言,其积极影响在于改变传统史学分期等,从而给从中国出发进行研究的视角作出了有益贡献。第二章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门大开之后,美国传教士、商人、学者等纷纷来华,他们以异域人的眼光打量并记录下中国历史上和当时社会的中国妇女状况,留下了对中国妇女研究最初的大量英文文字记录。其中,以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为典型。目前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中国妇女观及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很多著述对此时期的中国妇女研究均系只言片语的一笔带过。各种因素导致研究课题偏布并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然而对一个国家作为特定学术领域的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无视或割舍掉其开端部分是不合理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人的中国妇女著述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在进入研究主题之前,有必要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中国妇女观及中国妇女研究作一个学术回顾与考察。第一节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

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与美国当时社会流行的妇女意识有着密切关系,美国传教士的妇女研究著作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观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将通过对此时期中国妇女著述的分析,归纳出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中国妇女观的内容与特点,揭示其与美国社会对妇女形象、气质的期待与理想之间的映射关系,并论证得出此时期美国的中国妇女观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且因时代因素而具有诸多局限性。一、19世纪美国社会的理想女性形象

若要分析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先要了解19世纪美国对女性气质和理想女性形象的标准。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妇女意识或思潮与海外以女性为主的耶稣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察间有着关联,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影响到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

19世纪恰逢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兴起,呼吁女权的人们著书立说,致力于争取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它对提高美国国内妇女的地位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的影响却不大;相反,此时美国传统的道德深入人心,19世纪美国因特殊社会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妇女观及对于妇女的传统性别理想却集中地折射在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上。

此时期出现了对“共和国的母亲”的认同。首先,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妇女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肯定和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妇女重要性的认识。社会舆论开始强调妇女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认为妇女具有美德和理性,肯定了妇女的地位。“美利坚合众国生存的基础是有美德的公民,家庭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的主要场所,因此,作为母亲和妻子,妇女对共和国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夫妻间开始强调伴侣关系”。重视家庭与注重母亲、妻子角色的观念在中上层妇女中传播流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将要前来中国传教的美国国内的女传教士们,进而影响到她们来华后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和研究。

19世纪还出现了“对真正女性的崇拜”,并且在美国社会广泛流行。“真正的女性”是那种具备虔诚、纯洁和柔顺品质,并善持家务的妇女。她们因具有“优越的道德观”而被视为美国传统道德和文明的维护者。妇女成为灵魂的净化者,宗教则是连接妇女和社会的媒介,“美国妇女的群体意识通过宗教活动进一步巩固。19世纪初,宗教成为妇女的活动领域,女教徒组织起慈善团体向社会提供义务服务,宗教成为妇女走出家门、接触社会的桥梁。妇女通过宗教慈善活动将自身‘优越道德观’转化为社会职业。”女教徒被大量吸收入教会,女耶稣传教士成为美国“真正的女性”的代表被派往海外传教。珍·亨特(Jane Hanter)及其著作《女性的福音》就将女传教士视为美国文化的特使(Emissary),女传教士企图将当时美国有关女性的价值观念推广到她所能影响的最广阔的社群范围,也将这种价值观映射到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中。19世纪美国妇女的贞操在婚姻市场普遍受到重视,纯洁的形象、对父权领导的服从和家庭的爱护是其虔诚品格的外在表现。“真正的女性”的标准影响到女传教士的行事风貌,也成为传教士考察中国妇女的参照。“真正的女性”一方面折射出美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也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和观察中,她们以如是的眼光和角度观察中国妇女,使其中国妇女研究的基调和内容刻下了本国度“真正的女性”观念之烙印。

此时期妇女的身影局限于特定领域。女人、孩子构成小家庭的私人生活;男子则主宰着包括经济、政治等一切公共活动。“妇女的领域”指家庭活动、养儿育女、照顾丈夫以及宗教慈善活动。前三者限制了妇女的职责,也影响着来华女传教士观察中国妇女的内容。

就这样,“妇女的领域”、“真正的女性”等观念通过报刊、书籍等媒体向社会传播,成为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主流女性观,对各阶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时期美国妇女团体还存在着“姐妹情谊”。“19世纪不少妇女相互间保持密切持久的友谊,一些妇女在婚后仍然视自己的女性朋友为最亲密的知己。‘妇女的领域’使美国妇女产生了一种性别认同感,或称姐妹情谊……妇女把个人的遭遇同全体妇女的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妇女作为一个以性别划分的阶级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同时,她们又看到妇女整体的社会力量,从而组织起来为改变全体妇女的命运而斗争。”美国妇女对“姐妹情谊”的认同促使来华的女传教士将中国妇女看作大洋彼岸的姐妹,并力图通过宗教来解放异教国土受苦难的姐妹们。女传教士将此作为使命和任务来到中国,这也是其观察、研究中国妇女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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