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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胜高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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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修养

中国的修养试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楼宇烈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10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5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10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他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他必须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他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他的子女对他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他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他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最后是“其下能养”,能养成了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第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他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他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在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

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他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他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15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他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他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他的脾胃,调和他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他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他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地努力。

引言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承载于诸多典籍之中,如《周易》、《老子》、《论语》、《黄帝内经》、《坛经》等,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耳濡目染,渐入佳境,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

作为学术方法,国学是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体系、修习文化教养的基本手段,作为一般的读者,稍有了解即可。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贯穿在文献典籍之中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相对于思想体系和学术方法,它更多留存在民间,作为文化传统绵延不绝,有的甚至深入到我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活在深厚而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浸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使得我们无法割裂来自文化母体上的观念、教养、认知,即便我们在生活上、科技上可以西化,但我们还常常感受到不自觉中有一种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原因。

文化的独特性,是划分民族或族群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我们有着黑头发、黄皮肤,而是基于我们有着5000年的文明血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积累。

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居所被称为华夏神州,我们的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野蛮还是文明?物质还是精神?科技还是人文?历史还是未来?

中国人内敛而平和,我们选择了文明而不是扩张;中国人文质彬彬,我们敬重“富而好礼”,也推崇安贫乐道;中国人渴望日新月异,更强调进步要以人为本;中国人尊重传统,更在意革故鼎新。

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总结出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

那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国人,除了科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之外,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培养和塑造为核心内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都把人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如何提高以及如何超越作为立意,意在培养可以担当家国责任的君子,通过修养自己、完善自己、锤炼自己,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通过培养良好的德行,不断提高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最后使全社会的人,都能达到一种完善至美的境地。这是儒学的旨趣,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旨归。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诸子学说的不同在于对世界看法不同,因而培养的方法也不一样。“立身行己”是讲“知行合一”,即要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学校读书阶段,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知识的获得,而忽略了行为的修养。有的人从大学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知识在不断增加,但人文修养却极为欠缺,导致参加工作以后变得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思想却无修养。精英缺失修养,社会便会整体迷茫;官员不讲人文,政府就缺乏温情。

不仅是学生,现在很多官员平时做事好像专业知识充足,修养却非常低,常常因为修养不够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很多腐败现象就是由于人的修为不高而导致的。我们讲国学,最重要的即是人的修养问题。《大学》里讲了一个人该如何修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国”在当时是指诸侯国,大者数千里,小者数十里。儒家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需要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想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先管好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一个人不能给老婆孩子以及家人做榜样,又怎么能够去做更大的事业呢?而要管好家人,首要把自己的修养做好。

如何修身呢?要先“正心”,即端正自己的内心,心正则身正,心邪则行秽。而正心必须先“诚意”,“诚”就是真诚,既对别人真诚,也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就是不撒谎不吹牛;对自己真诚,就是不自欺欺人,不好高骛远。我们很多人到诚意这一环节就开始出问题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性的美丑由此分判。能认识到诚意对于心性的重要,一在于有学识,二在于有见识,这就是致知。致知的基础是人情洞明、物理通达,即“格物”。

这八个条目,是儒家学说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循序渐进,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睿智干练的社会精英,在知识技能的锤炼之外,心性的修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就是国学培养人的模式,既熏陶了一个人的心性,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培育了一个人梦想,就启动了一个人的发展;锤炼了一个人的习惯,便塑造了一个人的未来。

这本书,正是按照古代对士大夫的培养,来审视古代中国精英的培养之路,一方面,我们是在学国学,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滋养自己;另一方面,对照古代名人贤士的心得来反思,思考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养成君子之风,修养成一位卓尔不群、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第一章 励志

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亲戚或朋友问到过“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回想一下自己的回答,现在是否还坚持着当时的理想?如果现在再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能说出来吗?说出来的志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能不能真正地实现这个志向呢?

一个人要想做事业、要想有发展,首先就要励志。孔子曾说:孔子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军队可以没有统帅,但一个普通人却不能没有志向。如果没有志向,心志就不能坚定起来;没有志向,就没有目标、没有追求、没有想法,就无法明确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墨子也说过:“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志向,即使有智慧,也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如果不能完全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事情也不可能达到所求的结果。孔子授业图,明人画

自古成大事者,从小就有不平之志。《庄子·逍遥游》里讲过一个故事:小麻雀的理想就是先饱食,然后在草丛间、树梢上飞翔,而大鹏则要向上高飞几万里。因此,小麻雀如何能知道鸿鹄的志趣呢?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起初只是一个佣耕的农民,耕作间息时他说“苟富贵,无相忘”,别的人就说:你不过是个农夫,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还有跟陈胜一样胸怀大志的人,如刘邦、项羽。秦始皇南巡时,刘邦看到巡幸的仪仗,便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看了以后也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这两个人性格不同,话语也不同,但无论是志向还是野心,至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梦想,这梦想便是努力工作的动力。“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北宋·苏轼《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一个人的志向如果不轻易改变,他就能成就大的功业,其关键不在于幸运或聪明,而在于他能否坚持志向。“不移之志”,第一个含义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能够实现。我们常说,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第二个含义是不要轻易地改变,常立志不如立长志,现实生活里我们可能都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能持之以恒的却是极少数。我们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功者少之又少?就在于不能坚持,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陈继儒《小窗幽记》中也说: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人穷困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穷困还没有志向;贫贱不值得他人厌恶,可厌恶的是出身贫贱、还不习一技之长而变得无能。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那是在阶级社会和门阀社会,穷人机会少。现在应该是“志短人穷”,只要有志向,总会找到合适的机会,走出困境,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么,如何立志呢?

第一节 自立

自立,就是不能有寄托或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事,立足点要放在自己身心的提高上。现在的社会也许需要依靠综合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来把事情做好,但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真正做大事业还是要靠自己。韩非子也说:“恃人不如自恃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

苏轼曾经评议晁错: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

说的是自古能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全在于有超群的才干,更在于志向的不可改易。只有坚信理想是能实现的,坚信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才能在整个社会、工作、学习中站在主流位置上。唐代的王勃是个少年才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观内怀仙》)他认为自己的本领一定能靠自己学好,不需要仰仗别人。所以,立志首先就是要立足于自我,立足于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这里讲的“志”就是做大事,让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事业成功可以带来安逸生活,但做事业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个人享乐。那样很难取得成功,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能持久。陆九渊教育他的弟子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事”,就是说人做事若一己之私太重,不能与之语大事,更不能与之共谋事。自古豪杰之所以卓异于他人,就在于他们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万般皆苦,尤其是想成就些事业,总会有困苦、有艰难、有衰败、有磨难相随,大多数人逢此际遇,常常放弃了最初的志向,退回到出发点,而在走投无路时坚持下来,志不衰,气不衰,越挫越奋勉,才能走出困顿而成就功业。这就是苏轼所谓的“坚忍不拔之志”。

立志是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规划呢?人的自立究竟该立什么呢?一、立身要正

自立先立身,要想实现梦想,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端正。

范开在评价辛弃疾词作的时候,不仅称赞他的词写得非常好,而且还称道其人“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说他的词气势宏大,主要是为人的格局高大,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作词如此,真正做学问也应该如此。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做学问就更要立志做天下的学问。能立此志,就要把该读之书读完,该了解之事都了解,不忘关心现实社会。不能立此志,书便可读可不读,时事便可关心可不关心。整天只为小福小利去做学问,把读书、做学问都当成一个职业,即使劳累也不会有成就。

立身要正,就是“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明·李贽《焚书·续焚书》)。“骨”是什么?骨气。一个人要想能自立,成为豪杰、英雄之类的成功人士,首先要有一种独立的风骨,不去依附别人,有饱满、充实的内心,有坚强的性格。明白外在的帮衬只是条件,内在的气质才是一切的依据,世上没有救世主,万事只能靠自己。建安七子中的徐幹说:“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中论》)有远大抱负的君子,不担心自己慢慢衰老,最担心志向逐渐衰落。由此,我们就明白了曹操《龟虽寿》里所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绝非一时的感慨,而是一个坚持梦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豪杰,他所保持的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可贵操守和独立人格。曹操像

古人常有“望镜自惭”的习惯。这个镜子,就是审视自我的凭据,是第三只观察自己的眼睛。只有立身持正的君子,其志向才能保证能安他、利他、乐他,于己于人皆有益。若有立身不正的想法,失去了德操的约束,只能算是野心,不仅不值得鼓励,而且还应该及早打消这个念头。

曾国藩曾讲:“做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曾文正公学案·修养》)作为立身的德操,“刚”即刚强、刚健,能刚强就能不改初衷,能刚健就能坚持操守。“介”即耿直,立身正,进道勇。“刚介”为自立根本,想自立就要刚强、果敢。曾国藩所说的“养心”:一要“敬”,对长辈,对德行好的人,对良师益友,要怀着虔敬的心与之交往共事;二要“恕”,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如自己的人或卑琐的人都要宽恕,心胸要非常开阔。

那么,如何立身呢?这就需要: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格言联璧·持躬》)

立身,从内心来讲,要心性开朗,充满阳光,而且非常地诚实、正直;容貌上,要堂堂正正,沉着稳重;言语上,要能简明扼要,语重心长,对人不闪烁其词,做到真诚肯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几点审视自己:

一是心术要正。要让自己的内心非常乐观、非常光明,不要有阴暗心理,不要去探听他人的私事。心术正,当有人讲他人坏话的时候,要么不听,要么不信。我们要知道,来说是非者,必定是非人。从品行上讲,闲言碎语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对你讲别人的坏话,他就有可能跟别人讲你的坏话,此种人不可多交,更不可深交。从心态上讲,总听这些闲言碎语,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阴暗,心胸会越来越狭窄。假如一个人听到别人的缺点、坏处就高兴,这并非他多么高明,仅仅是心境杂芜而已。

二是容貌庄重。俗话说“相由心生”,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他的容颜就会满含笑意。同样,内心充满惆怅,脸上便有遮不住的忧郁。君子内省不疚,自然心胸坦荡,容貌便显出光明正大之气。曾国藩所讲的“正大”,即行为要正,格局要大,有堂堂正正的廊庑之气。“老成”指做事沉稳,既能负重,也能负责,还能负担,处事不惊,行己有方。苏轼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来形容老成之态。即一件事情很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不会很震惊;有人误解他、歪曲他了,也不至于恼怒万方,如屈原般悲悲戚戚。正大老成既是对人心性的概括,也是对人处事方式的描述。对年轻人而言,不仅需要勉励学习,更需要磨炼锻造方能达成。

三是言语简重真切。“简”就是简明扼要,“重”就是语重心长。简单明了的语言,必待纯静如水、温润如玉的内心。心有杂念,则闪烁其词;心有邪念,则半吞半吐。与其修饰语言,不如洗净心肠,心口合一,言为心声,自然简而不晦,重而有情。言语要真切,也需心性笃实。即便有时真心话不太好听,别人也能理解;如果不是真心话,即使说得再动听,最终也感动不了别人。传统文化中很反对巧言令色的人,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就是说,若一个人面容表情丰富,言辞圆滑世故,只能欺骗陌生人,却不能打动熟悉者。久而久之,这类人不仅没有了朋友,而且连与亲戚家人的关系都维持不了。因为从心性修养来看,这类人生存靠的是技巧、而不是德行,不是光明笃实的君子,自然没有同道知己,其心性不定,立身不正,何以立德?

心术光明笃实,容貌正大老成,言语简重真切,是从自己行为、容颜上讲如何立身。从修养上来讲,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立身呢?要做到:气象高旷,心思缜密,趣味冲淡,操守严明。(《格言联璧·持躬》)

气象高旷,是人要不断修养自我,日新月异地进步,最终做到胸次高迈,视野旷远。气象是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状态的外化。林庚先生曾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起头,能时刻抬起头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表面上听,说的是走路的姿势,实际上说的恰是人的精神气质。韦应物《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说:“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高旷是一个人不要被尘俗的东西蒙蔽了眼睛,也不要被眼前的得失扰乱了胸怀,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潇洒出尘的梦想,是需要有不同流俗、不甘平庸的志向推动方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庚先生的话,一是说人要举止端正,心正则体端,端体则正心,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从容得体。二是要有高拔的情志,不要被尘俗中的油滑、流风遮蔽了高尚的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周围的俗人和俗事同化。林庚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心思缜密,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断洞悉人情物理,从无解处求解,从入手处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将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缜密”一品,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为特征,即言辞细密、思虑详切。这说的是文学,从个人修为来讲,需要能够用心。一生用心,可以成功;一时、一地用心,可以成就;甚至对一个人用心,也会赢得信任。很多人粗枝大叶,不是因为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不挂在心上,不太当回事。要想取得成功,简单的应付显然不行,凡事都要用心操持、精心设计。有时遇到一事无成的人时,若要问他:到目前为止,他认真、用心做过什么事?很可能一无是处。而那些做出一些成就的人,哪怕仅仅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有的,那就是一定用心思学习过,而且也把书本当回事,把老师的告诫当回事。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成功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是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就是有近乎苛刻的标准,有反复思虑、不断修正的过程。

趣味冲淡,是要人能够淡定下来。一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住处不必高楼大厦,但要明窗净几。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杭州市在西湖边给他一块地,他拿了2000万元建了一套别墅,但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杭州市了。他说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合适。这既是睿智,也是冲淡。由此比较那些炫富、耀富的暴发户,他们披金戴银,奢侈挥霍,真是不知道“三世而斩”的古训。

二是在心性上,浓艳之处要能淡得下。缺乏自我修养的人,往往需要外在的包装才能自立;缺少自知自明的人,常常需要前呼后拥才有自信。因而常看到权力起贪欲,一旦饱暖思淫欲,没有冲淡的趣味,富了衰得更快,贵了毁得更早。趣味冲淡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有市侩气、庸俗气、无聊气。花红柳绿能淡定,酒色财气不为所动。

操守严明,是要想成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要有的原则底线。有些官员越做越差,有些商人越做越衰,不是机遇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是因为没有了自己的底线。制度从来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透明,一个人时刻在被大家检验着。欧阳修《朋党论》中说:欧阳修书法作品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德不孤,必有邻,志同道合者做事,虽艰辛而越走越光明。沆瀣一气者做事,看似捷径,实则久临深渊,一时侥幸,随时灾祸。一旦没有底线,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他再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更何况,以利相交者,必以利相疏。与其留祸患于将来,何不亡羊补牢?多交益友,以道义相砥砺。

做事要想成功,则要看得破得失,能撇得开闲杂之事。要想做成事业,每年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有舍有得,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大学生读书也是如此,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计划,修读课程是为修学分,修学分是为了毕业;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从来不想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读书为了什么?在读书时期,最要的是心无旁骛,把闲杂事情放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何有的人很难实现,固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讲,很多人是自己放弃了目标。既然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梦想便只能成为梦,无从坚持便无从实现。

所以,我们先试着让自己的志向和自己的兴趣合而为一,因为做感兴趣的事情容易坚持,那就通过读感兴趣的书、做感兴趣的事来培养自己的兴趣,不感兴趣的则可以应付,感兴趣的就一定要坚持,要是连兴趣都坚持不了,那就不要抱怨自己总是落魄失意。二、立德要高《左传·襄公十四年》里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中国古代,“德行”被看得非常之高,因而在人的理想中,立志不仅仅是要立身,更要从德行上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子·喻老》)立志太难,因为立志的目的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超越自己。而超越自己,一是在知识能力上超越,二是在心智、修为上超越。

儒家也讲慎独、讲自省,《中庸》说:四书书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慎独就是能够在独处时,反省、约束自己。一个人的境界究竟如何,不是取决于在人前的高谈阔论、文质彬彬,而是取决于在隐私的场合、在独处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在儒家看来,要立德,首先要省思;而省思,首先要真诚。

什么是真诚?首先是不欺骗自己。

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是自我宽慰,自己找出理由来欺骗自己。看见今天下雨了,有的就找到了不去上课、不去工作的借口,看似获得了别人的谅解或者理解,实际是在欺骗自己,为懒惰、怯懦找到了借口。做学问写文章,几个注释不想核对,页码不想查,就编造一个来应付,看似欺骗编辑,实际也是欺骗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轻易放弃、不加注意,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不知道人生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恰恰决定未来的成败。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立身,还要懂得放弃自我、尊重自我。放弃自我与尊重自我矛盾吗?其实不矛盾的。放弃是把原先的小我、旧我放弃掉,每一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要跟昨天的自己告别,这正是对自己的尊重。做了错事,要告诉自己“没事的,这是过去的我,从明天起,我就是个全新的自己”。做了对事,也要告诉自己“别在意,那是昨天的成就,明天我又要面临坎坷”。古希腊有一个传说,国王让臣下送他一句话,然后刻在戒指上每天警策自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记住,这一切都已过去。”成功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要从头开始;失败的时候,这一切也都过去了,还可以重新再来。

立德,就是要认真地善待自己,把“道德”作为立身的根本,作为立志的基础,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志向,不要轻易被外在的诱惑扰乱心志。王阳明曾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与黄诚甫》)

功名和富贵都不应该时时放在心上,何况其他?

面对不义之财,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面对不义之事,也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能成就大事业的人,都贵在坚持。工作的坚持容易,德行的坚持则是动心忍性的考验,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艰辛,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之所以成为天下敬仰的道德典范,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操守,既不对殷朝愚忠,也不投奔侍奉周武王,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正是靠心中永恒的坚持。

唯有立德,方能担负责任。而能担负起家国责任的,则是大德。德行为仁,责任为义。只有心存大爱,才能大义凛然,才能勇于负责。真正的豪杰、志士和能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责任担得起、恩怨放得下、成败想得到、事业做得成、得失看得破、闲杂撇得开的人。该做之事一定做好,做错了就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能够成为领导、领袖,动荡的时候能一呼百应,在于他有责任意识,敢于负责,做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多数人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遑论能对历史负责了。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要有责任感。不管是家国的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都要担得起。一个人最强的优点是要放得下,懂得放下恩怨,对别人有恩要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怨也要忘掉,内心不要计较这些事情。如果他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报恩,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是在想着帮他,更不是在想着为他。这样,心里放不下恩怨,就很容易产生不平衡,生出怨恨。平时的言语中,因为有人说话让你难堪,他便对其不理不睬,千方百计找机会报复。这样的行事,会让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做人越来越小器,最后朋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想要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敢于承担责任,懂得放下恩怨。

敢于负责,勇于自省,坦诚不足,改过自新,是立德的主要途径。凡是总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常常推诿的人,多是缺乏责任感,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担义务,跟人谈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缺,实际一生不知道自己毁在什么地方,耽误在什么地方,倒霉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只要作人,就会有对错;只要做事,就会有成败。因而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仔细考虑,但又不能贪求所有。现在的人欲望太多,什么是欲望?需要的少,想要的多。结果是追求越多,失望就越多,越追求反而越痛苦,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很多东西都得不到。人生一世,哪能事事只得不舍呢?立志时,要把成败想清楚,做事才能有舍有得,生活才能有轻有重。

比如说,在大学读书时,要明白是先把脑袋满起来,还是先把口袋满起来?

现在很多新闻宣传某某人大二、大一就挣了多少钱,可不可以?可以,新闻就是为了求新。但若仔细想想:大学生都去打工争钱,而做了老板后却要回来参加天价的学习班,重新回炉。与其这样颠倒,莫不如在大学时先把脑袋满起来,全力学习,保持简单的生活,先把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参加工作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曾经见过有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停地在外面打工,整天做小买卖或做家教。出于勤工俭学,这固然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为乐事,就有些过分了。读书时,一定要把学习放到第一位,只有先把脑袋装满,将来才可能把口袋满起来。如果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不能独当一面,他这个大学时光就浪费掉了,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亵渎。

读书为了什么?从简单的生活逻辑来说,就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环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无论是先天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掌握知识、培育德行来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的人觉得读书没有意思,甚至说自己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以后,跟以前没有明显变化,找的工作甚至不如以前。为什么会如此?只能说明他在学校时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修养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个子长了、年龄大了、文凭高了、德行修为一点都没有进步,跟老师、同学没有学到任何优点,反倒故步自封,江河日下。三、立言要慎

对于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要做学问的人来讲,立言一定要谨慎。《周易·系辞上》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君子自己不出所居,但他的美言高论能被很多人传颂,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他,在于言皆由衷、言之成理。我们知道现今的文章传播范围很广,博客、微博、网页甚至期刊,随时都在更新,这就要我们发言一定要很谨慎。

尤其是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人,一定要先给自己定一个原则,即不能抄袭。别人说过的话就不能去抄,引用就要加上注解来说明是别人说的,养成学术规范。韩非子曾经说过:山上的野兔到处跑,因为它没有主人,大家都去追,这样是可以的。对于知识、观念、言论来说,就像奔跑的野兔,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但不能把别人表达的拿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否则这和窃取也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环境变了,写文章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听导师讲,老一代学者一般不让学生轻易地写文章、发表文章,因为火候不到,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深思熟虑,轻易发表,发现立论不实会后悔的。我有时看10年前的作品和论文,就觉得有些汗颜。但现在的体制不同了,鸡还没养成就要求下蛋,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入校,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发文章,急功近利,仿佛学问是可以逼出来的,创新是可以设计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考核出来的。流风如此,我们更要谨慎说话,既不能免于流俗,但心里要有一个尺度,不要被某些浮躁、虚空的学风扰乱了心志,坏了做学问的规矩。

立言有两种,一是知识之言,即道问学。刘勰《文心雕龙·章句》里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是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的道理表达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或者阐释文本。

而另一种则是立德之言,即尊德性。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丁鸿说:《二十四史》书影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

高明的人写文章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表达自以为是的道理,而是为了教育、启发天下的人。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写文章是在和天下人对话,这些话是会在天下传播的。那就要想想有没有真知灼见,有没有值得去听的对象,无病呻吟的东西就不要说,没有格局的牢骚不要发,既然去写、去说,就要竭尽全力去做好。

立言不是娱乐,不是随便写写心里话,写什么都无伤大雅、无关紧要。从古至今,中国人把写文章看得很重要,称之为“道德文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前一个“言”说的是有德之人,受人尊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者,不一定德行优良。我们先讲立德,再说立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德为水,以言为舟,德行高则言自善,道义明而文章著。

真正的立言,取决于人的自立。陆九渊教育他的学生说: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为什么不能学人言语?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声”,一只狗看见日食开始狂吠,一群狗就会跟着它叫,但它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对写文章也是如此,不明白的事一定要自己思考,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那样永远打不出自己的天地。齐白石也说学画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的还可以,但只追求完全形似于我的人,那是走到死路上了。这就是说立言要有原创性、要有创新性,一味模仿别人,最终会毁了自己。《围炉夜话》中说: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真正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要能坚持操守,只论事情本身的大是大非,即使遭点灾祸也毫无怨言;真正立身正直的士君子,写文章就要写公允平实之言,立言精确详备,使人信服,而不能哗众取宠。做学问、写文章要守正出新,最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看似令人耳目一新,实则经不起推敲。今天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明天又考证出来李清照是一个爱赌、嗜酒、好色的女人,后天又出现一个博人眼球的观点:李白原来是个混混。好像这样研究,一下子就出名了。但矫枉不可过正,做文章要凭证据,不要老去揭秘、去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要中正平和,有堂堂之阵、赳赳之气。四、立功要远

立功就是建功立业,这一点现在好像看起来很遥远,但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抱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要成功。

我曾问过研究生:什么是成功?大家异口同声说:有钱。

这是俗人眼中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一个官员的成功是当地政通人和,一个学者的成功是著书立说,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是发现真理,一个商人的成功则是富甲天下。如果都把收入的多少视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这个社会就会拜金主义横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导向需要调整了。看看宋代张载怎么说立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志向和责任感。宋朝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宋儒人格”,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独到的见识,有深沉的家国责任感。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到一定年龄阶段,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见识,理解这样的人格。要知道: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地区,总有心怀天下、心忧天下的人,他们不仅忧,而且还前赴后继,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而默默奉献。如果没有遇到,是我们的不幸,说明接触的人还不是足够优秀。如果遇到了,而我们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尊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能够为了别人利益而付出的人。

中国人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从小就知道胸怀天下的道理。班超有投笔从戎之豪迈,杨炯也写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豪言壮语,都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天下人的敬仰,只有做出了卓越贡献,自吹自擂没有用处,关起门来封王封侯,更是贻笑大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就这样总结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个人生于世上,碌碌百年,若对天下人没有一点益处,去世以后又得不到后人的纪念怀想,这是一种“自弃”的表现。道理很明白,志向也都有,关键是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诱惑迷了心窍,误导了方向,最终说得天花乱坠,做起事来一塌糊涂。

立功要立什么样的功?就是有益于家国,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百姓。程颐在《二程遗书》里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宋两浙刻本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虑,不遑其身。

君子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身一时之事,而是考虑天下人、千万世之事。小人思考什么呢?“一朝之虑”而已。小人只是由着性子来决定事情的做与不做,今天高兴了就对人承诺许愿,明天不高兴了便破口大骂。我们这里讲的“小人”,不是作道德上的划分,而说的是格局小的人。格局大的人具有家国关怀,有朋友、众人信赖,以大局为重。格局小的人就恰恰相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能立功者,必然要包容;立大功者,就要能包容天下。朱熹说:“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朱子语类》)随着事业的成长,随着个人的发展,要学会包容他人,引导他人,原谅他人;为人所容就只是跟着别人做,被他人引导,总被他人原谅。

要立功,做事的时候就要眼光远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即使很多企业家,像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在做生意之初也不是把钱看做第一位的。王永庆最开始只是一家小米店的学徒,后来借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小米店。天下开米店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成功?因为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从不把事情当成挣钱的终点,而是当成发展的起点,越做道路就会越宽阔,独木桥便可以走成通天大道。别人在米中羼杂加糠,王永庆从来不做,碾出来是最精致的米,而且送米随叫随到,一斤米也好,两斤米也好,再小的生意他都要送去。这样很快就树立起来了信誉和品牌,有了信誉就有了客户,有了品牌就有了口碑,事业由此起步,很容易良性循环。

因此,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树立,要让接触过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认可他这个品牌,都信任他的言行。久而久之,就自然超出常人一大截,做事要往远处看,往大处看,才能立功,这就是立功要远的意思。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台的节目,有一个嘉宾发言,说现在就业困难,好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家应该去自己创业。这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呢?一个人不能说服自己跟着别人干,怎么能说服别人跟着自己干呢?他去一家公司或者企业应聘,都不能成功说服单位接受自己,而要让他自己去做公司或者企业,能说服别人给他投资?说服别人跟他一起工作?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在毕业时,才知道自己离社会有多远。希望有心做些事业的同学,千万不要等毕业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对社会无知,而且根本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还是修养,都差了一大截。很多同学初高中一直在父母呵护中,大学也在象牙塔中,对社会的理解完全来自于电视剧、来自自己的假想,那毕业之后必然会到处碰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读书期间,不仅要读书本、学知识,更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和朋友、老师打交道,学会处理各种矛盾,隐忍周围人事中的某些不愉快。要知道“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所有的书都是服务于现实的,古人写书不是为了让后人死记硬背书中的文字,而是要活用其理。孔子的弟子要知道后人会闭门读一辈子的《论语》,却不去修身,恐怕也就不会编写这本书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阶段要多去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集体活动,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打交道,学会与不同性情的人协作共事。

有时看到学生兼职做家教,很辛苦,也很同情。为什么大一、大二、大三一直做,没有进步呢?一是,可能只算着每天每小时的报酬,可能忘记了总结发展。大一时一次带一个学生,大二时可以一次带三个学生,大三时一次就可以带十几个,毕业应该就可以办学校了,这才是进步。二是,可能做事功利性太强,做家教就是为了挣报酬,而没有把家教的孩子当成亲人去用心地教,效果自然不明显,孩子和家长也难以尊敬他,家教就很可能做不长久。假如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的、朋友的孩子去用心教,他肯定能做个好老师。从这个事情上看,人生的起步其实很容易,就是把细节做好,尽心尽力,自然就能够长久,能够发展。

第二节 自勉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志向再高拔,不付诸行动,永远只能是空想。北宋的林逋说:“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省心录》)要想做出一些成就,不在于有多聪明,也不在于有多勤奋,而在于能够坚持,即便步履艰辛,也能点点滴滴、坎坎坷坷,锲而不舍,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自勉。

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写过日记,但是坚持下来的人有几个?我当年和很多同学也立志要早上坚持锻炼,刚开始还能做到,慢慢的也就放弃了。这就是志向能立,但不能自勉。所以朱熹说: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清同治刻本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子语类》)

不停地立志向,但不能够坚持下来,就等于没有立志向。《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业就是要不停地向前走,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这不是盲目尊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了的适合自己的路。

每一步都兢兢业业,不怕缓慢,步履稳重往前走,就能成就大事业。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业的人,很少有纨绔子弟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的人。孔子、孟子、韩愈、范仲淹、岳飞都是从小丧父,为什么最后他们却能成就大功业呢?因为自勉,他们没有依靠,完全得靠自己努力。有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羡慕旁人在社会上、或是工作中有父母、亲戚的安排和帮助,更不能埋怨父母、抱怨自己的出身。相反,我们最应该感激的就是父母。想一想从母亲怀胎,养育成长,一直到培养教育到参加工作,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父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足够了,其他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

人要不停地向前走,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就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首先要有志向,“尚”就是拿志向不断地鼓舞自己,面对困难毫不气馁。这个志向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信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滕王阁序》)越是困顿的时候就越要坚强,越要磊落,心灵足够坚强、足够博大就不可战胜,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对大学生来讲,“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看到老师或朋友很有学问,只是羡慕不行,而要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不倦地学习,使自己的学问越来越广博。而不倦的动力,也是在于自己能坚持、固守内心的志向。这也是讲的立志要坚定、要砥砺的道理。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清同治刻本

就大学生而言,要想把书读好,第一,要有志,确立一个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把书当成自己发展的一个源泉或动力。第二,要有识,即有见识。有的人也许读书很多,但是有时候却让人觉得可怜、可叹,他通常习惯讲费尔巴哈怎么说、马克斯·韦伯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如果本科生这么说尚可理解,到了研究生,还总是如此说,就要反思了:自己该怎么说呢?读书人最怕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识。我们读书后,是要把书变成自己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要把自己变成书本的一部分,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论语·述而》中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要有比照,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长见识、学方法。一个人只读书不思考,就是无见识的书虫了。第三,要有恒,就是持之以恒。既然立志走读书、做学问的路,就不能把它当成职业来做,而是要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当成职业来做,做事就是尽头;当成事业来做,做事总是起点。所以,有志于学绝不会甘居下游,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看见别人做得好,就要想办法跟他学习,一定要达到更高的境界。孔子杏坛讲学图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见识越广,才越会发现世界上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尚没有完成的事太多了。图书馆的藏书如此之多,也绝没有一个人能在看完所有书之后,就能把世界的一切道理都穷尽。学理工的,总有新的课题要研究;做材料的,总有新的东西要合成;研究历史的,总有未解之谜等待发掘;从事文学的,总有表达不尽的意思需要去表述。随时要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没有止境,任何事情都没有边沿。

我们要有大见识,要有做研究的雄心。不要自我陶醉,也不要不自信。不能像河伯,看到大海的时候,就徒自感叹;更不要像井底之蛙,守着水洼泥巴,就自认为很幸福。只要他有远大志向,有非凡见识,有持久恒心,就没有完不成的事。这三点对读书人和做事业的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一、勉志“勉”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勉志”,还有坚守的意思。一个人定了志向,往往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主观的原因而有所懈怠。当外界再有一些引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志向。所以,立志向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能坚持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三国名将陆逊的一句话,说:“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立了很远大的志向,却“中道辍足”,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等于没有立志向;真正立下“图四海”的志向,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一些局部的事情,更不要因为一些末梢枝节的事情,而损害了大志的实现。人在生活中、抑或是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分两种类型:

一类人的目标非常强,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的人只盯着前面看,有时候反而会失去生活的情趣,会减少对身边事物的关注。另一类人常常会关注到身边的事情,做小事做得非常好,但却没有大的志向,没有明确的目标,这就难以成就什么大事业。我们要想真正把自己的志向发展出来,实现理想,一是要坚持往前走,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头走;二是要志存高远,不被环境或者身边琐事干扰。

坚持,就要“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汉·桓宽《盐铁论·地广》)。“穷”,包含一点贫穷之意,但主要是讲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的不顺利。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不顺利,而改变志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贫困而改变理想。“贱”,是被别人看不起或不被别人尊重,在被歧视时,有人往往就想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满足,比如要挣更多的钱,要做更大的官,从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志向。很多人在小时候立了志向,但长大以后就改变了,原因有的是被生活所迫,有的是被物质所诱。有的人在读书期间想穿一些好的服饰,或想得到一些奢侈品,但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忘了自己入学的志向,忘了应该要治学、做研究、提高发展自己。现实中,很多人就是津津乐道于物质上的东西,然后被物质所利诱,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本可以做得更好,结果一事无成,碌碌无为。

徐幹在《中论》里,专门讨论过治学与勉志的问题,他说: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一个人有才华很容易,但是一个人要真正有志向,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华是学问的徒弟,志向则是学问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讲,什么是导师?导师是指引方向、引向正路的人。导师会给他指出一条学术研究的方向,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影响他。为学者不担心没有才华,而最担心的是没有志向的引导。治学尚且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徐幹说,天下做学问的人有上亿人,当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现在是事实了。这以亿计算的人,能够做成大学问的、能够做出事业的,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只是凭依自己的聪明,却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这就难以成功。要想做事业,就必须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讲,“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南宋·张孝祥《论治体札子甲申二月九日》)。立志一定要坚定,一生可以只有一个志向,但不要轻易去改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在于今日做明日就速成,成功是持之以恒、质量非常高、而且能最终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在困难的时候放弃理想,而困难的时候却往往是自己长进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自己的生涯,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苶然自馁也。

受挫折时,恰恰应该是人沉浸下来去思考、总结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刻,这是最冷静的时候,也是最冷清的时候。一个人只有耐得住这种受挫的痛苦和磨难,才能够把自己的志向真正地磨砺出来,尤其是受侮辱的时候,更能磨砺志向。

想想中国历史上,但凡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受辱的经历。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屈于恶少年的胯下、刘邦在鸿门宴上也不曾逞匹夫之勇……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务须咬牙励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艰难困苦,没有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我们看电视剧、人物传记也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也好,那些成功的人都是有一个咬牙坚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让人坚强起来。每一次受辱的时候恰恰是人长进的时候,可以让人长智慧、长耐心、长见识、长胸怀、长气度,然后人才能够坚强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轻易地放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志向,直到成就自己的事业。二、勉时

立志而不能坚持,有时是受环境、琐事缠绕,有时则单纯是在时间上难以持久。比如说读书,用心去品读,读完以后能够把书上的内容说清楚,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这样一年读一本书,并不困难。那么问问自己,二十几年,是不是深入地读了十本、二十本的书呢?有的人读了很多,但又记住了多少?

做这样容易的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别的呢?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不能坚持,总是把时间给浪费掉了。有时候计划一本书在一星期内看完、每天看多少章,但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完,没有把时间利用上。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光稍瞬即逝,青春也不能持久,人的一生最多能有三万多天,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很重要,也都在很快地流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想做成一点事业,不枉一生,不枉时代,实际上就是靠时间堆出来的。我们常说,世上的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没有忙死的,只有懒死的,越懒越闲越无聊,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掌握住。

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学者叫王肃,学问非常好,几乎可以和之前东汉的大学问家郑玄相媲美。由于他和郑玄处处作对,郑玄解经的时候用古文经,他就用今文经,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自己。传说他伪造了不少书,后人就觉得他人品不好,把他的学问成就也放得比较低。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除了不遵守学术规范,他能造出这么多的假书,也是了不得的学问家,至少读了很多书。他是怎么读书呢?他说:东汉·郑玄三礼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休假回家就懒散,东北这边的人叫“猫冬”,闲而无事嗑瓜子、侃大山。古代的人冬天也只能像东北人一样“猫冬”,因为漫长的冬天没有农事了,天气寒冷也不方便出去,却恰恰适宜于读书。春天容易伤春,夏天容易困倦,秋天容易悲秋,只有冬天是读书的好时候,把冬天利用起来,就能读很多书,所以说“冬者岁之余”。晚上的时间,从7点以后到入睡,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闲着无事的时候,也正好可以读书。而且读书宜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利于读书,所以说“夜者日之余”。每天晚上都读读书,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都觉得,阴雨天就是睡觉天,因为阴雨天基本上气压低,睡着很舒服。古代阴雨天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代一到阴雨天,道路就很泥泞,人也稀少,出行不便,只好待在家中,而且阴雨天连去官府告状的人都没有,这种时间正好可以读书。我们读很多的唐诗宋词,基本上都是说下雨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待着,可见文人墨客们在阴雨天,通常都会待在家里读书。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

我们说能够做成点儿事的,都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精力。而一个真正能成就大业的人,则是一个必须要和时间赛跑的人。事业都是靠时间积蓄出来的,世界上没有绝顶聪明的人,只有勤奋坚持的人。人没有生而知之的,有的人学问好,不是聪明,是他用了更多的心思工夫、花了更多的时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告诫读书的孩子们说: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要想成就事业,就要知道光阴可贵,懂得掌握时间,当然还要“博览机要”,才能成为功业的保证。博览,就是不停地去读书,有用的书读得越多越好。我们学英语都知道,英语虽有精读和泛读之分,但都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学好。如果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真能像学英语那么认真,在同学中间绝对是卓然自立的。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却把时间花在英语上,对专业课采取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另外一种倾向也要注意,有的同学非专业的书不看,只读本学科之内的书,只做本学科之内的事情。我们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生活,服务于自己的修养,因此一定要广泛地阅读。在泛读中找出一些合乎自己兴趣的书来读。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擅长理性思维,有的人擅长感性思维,而兴趣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读书时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干什么,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很快地成长。当两者不能兼备的时候,就要找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来做,而不是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来做。如果只想做感兴趣的事,那是“浪漫主义”,20岁以前可以,20岁以后就一定要变成“现实主义”,要变为成熟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

古代人写诗、读书,都在说一定要珍惜时间。“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唐·窦巩《赠王氏小儿》)。不要因为自己年幼就无所忧虑、无所顾忌地轻抛岁月,白发苍苍的老丈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去的。魏源是清朝的大学者,他总结为学之道时说:“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有志向的人是一年一年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贤明的人是一日一日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而圣人惜时,则是在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计算自己的事业。我们反思自己是志士?是贤人?还是圣人?齐白石老人晚年绘画技法突飞猛进,在于他“不教一日闲过”,不轻易地放掉任何一天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越走越远,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人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阔。三、勉行

立志,不仅要抓紧时间,而且还应告诫自己要坚持理想,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躺在床上谈志向;工作以后,也有几次路过学校的静湖,听到有的男生就在女生的面前慷慨陈词:“我当年也是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我们不能把志向作为谈资,也不能只是回想年轻时候如何,而是要能够到老的时候,去感激自己年轻时立下志向,因为当年的决心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志向、操守、兴趣而让自己受益,才使得一生没有悔恨。

勉行,一是要鼓励自己立了志,就要认真去做;二是要勉励自己,行动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志向。我们前面讲的“立志”,不光是要立志向,同时也要立身。刘备曾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其实就是儒家讲的“慎独”,人在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打小算盘。有时想小学时写作文《一件小事》,很多同学写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还是不交给警察叔叔呢?交就是小善,不交就是小恶。在这一刻心理斗争之时,人其实已经开始了行为的修炼,是自我往何方走、如何走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考验。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求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

上面说到“慎独”,这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应如何直面自我、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对自己要多加反省,要严格;而为人则要厚道,对别人做错的事情要宽容,少责人之失而多赞赏人的优点。善于反省而又宽以待人,这样就能“远怨”,别人对他的不满、抱怨就会越来越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日常生活中遇到行事上、德行上比自己好的人,就要向他学习;而看到行事上、德行上有瑕疵缺陷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毛病。

勉行,要学会反思、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是说的三个人中总有人的知识比他多,除了知识之外,还包括修身与德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传道”讲的是知识,也包含道德;“授业”是教给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主要是能力;“解惑”则是要解决他生活中的疑惑和知识上的疑惑。向老师学习,既要学专业知识、学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德和修行。人应该学会在身边人中发现德行上的榜样,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学业不好,就放弃了对德行的追求,况且周围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韩文公祠堂(韩愈祠堂)

比如,听报告或听别人的讲课,不能总是充满批判精神,看人只看缺点,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报告人或授课老师有时候讲错了一句话,自己马上就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下课以后开始大肆宣扬,自以为高明。听同一层次的人作报告,更不愿意去,就是去听了也总觉得那个人不如自己。实际上,我们听别人报告、讲课也好,读别人的书也好,即使他讲了20句空话,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应该记下来。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接收的有用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知识才会越来越丰富。总是发现别人的短处,总是觉得人不如己,这样的话,做人难免骄纵,做学问就会自我感觉学问很多、很大,目空一切,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内涵。

见贤思齐,思齐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德行。我们如果能够把周围人的优点全部吸收了,那前途就未可限量,做事也会极其干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见不贤则要反省自身,怎么反省呢?那就要想想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如此,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一类人的轻薄之处。每次自省以后就能提高一点。读书,实际上是在修身;做事,实际上是在做人。

荀子在《劝学》里告诫天下的读书人,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像“冥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厚宽广。说人若没有这种很深厚的志向,就很难一下子洞悉很多东西,无论是书本,还是现实,那就需要自己能够修己树立原则,能够睿智看懂时世。我在读博士时,田余庆先生曾问什么是大学?胡适曾引宋人的话来比喻,说大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头陀”是古代的和尚,“带发头陀寺”说的是大学就像寺庙一样,做学生是要修行的。“无官御史台”,是讲在大学里读书,要有关注现实、关注古往今来成败得失的意识。身体在学校,眼睛却要望向整个社会,关注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也是一种自主的人格。御史在中国古代是管弹劾官员的,他不是官员,但是他要做“御史台”,要有批评精神。他要想批评别人,或者批评那些丑恶、丑陋的现象,就需要对古往今来的很多东西都了解,而且还要树立正直的人格。

惛惛,是说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一番头昏脑胀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时;读书,读着读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就会过去了,要“衣带渐宽终不悔”。儒家讲人的修养,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德行”是可以从外在来约束的。武侠小说里有很多高手,他们起初都是被人欺辱,生活得却很有骨气,突然有一次被打到悬崖底下了,于是苦练,最后成就了绝世神功。我们读书做事亦是如此,一定要经过“面壁”,要“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个人在读书期间,若能坚持一年、坚持两年认真读书的话,就会超过其他人很远。努力了,成功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读的书、写的文章、说的话、做的事,会真正觉得自己有了进步。“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诸葛亮曾很郑重地给他外甥写了一封信,告诫他怎么勉行: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甥书》)

志存高远,就是为人做事立意要高。写文章的立意要高,做人的立意也要高,应该让众人对他有不凡的评价,认为其做事做人与众不同,或者是不同流俗。而要志存高远,诸葛亮强调了几个方面:

第一,“慕先贤”,要向贤人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宫里面挂着很多前代的高人、圣王、贤臣画像,就是要树立向圣贤学习之意。

第二,“绝情欲”,这一点青年人要特别注意。有的人在中学就开始谈恋爱,年轻人的骨骼都没长成,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约束不了自己,还能对另一个人负责吗?年轻人不要轻易地找个男女朋友,而把父母、学习、事业、天下都忘记,读书期间一事无成,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轻忽了。还有的年轻人没事就在网上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这些都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业,也影响自己的身体。所以,“绝情欲”就是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情,孔子讲年轻的时候要“戒之在色”,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三,“弃凝滞”,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人做事不要黏黏糊糊的,要干练利索。我们知道写诗歌、写文章就最怕凝滞,如果诗歌、文章写得黏糊的话,读起来很不流畅,也没什么意思。做事也是如此,不能黏黏糊糊的,一个事情今天完不成,明天也不行,后天还不行,没有一个痛快话。做人“凝滞”,即是没有原则,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错,是老好人。孔子就说这种人不好,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才可以。能成功、成事业的人夸奖他,说明他具有成功的素质;不能成功、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夸奖他,又说明了什么呢?做人做事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想法,利利索索。

第四,“忍屈伸”,大丈夫能屈能伸,人该刚的时候要刚,该柔的时候要柔。但是年轻人在发展的时候,不要过分地想到委曲,不要去计较私利,不能整日里算计着一件事做或是不做能有什么好处。有时和他人之间有了意见冲突,也不要放在心上化不开,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一个人不可能让天下人都说自己好,也不能强迫自己去讨好天下人或和天下人都处好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类人能够相处好,这是能力;但志趣不同,还是远离一些更好。如果一个人有远大目标的话,身边的很多人是朋友,是帮手,而不是过客。

第五,“去细碎”,对琐事上的问题上糊涂一些,不要斤斤计较。

第六,“广咨问”,有问题时,一是要向众人咨询,二是自己也要多思考、多疑问,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从读书的角度来看,往往就是最留心的人,方能迅速提高学问。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请老师开个计划阅读的书目,但老师没有开。实际上,跟随一个老师读书,不需要开什么书目,而是要在应留心处学到真本领。比如,老师的文章要拿来看,从而了解老师做学问的路数;其次,老师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文献资料,也要拿来看一看,最常引用的要统计一下。把自己导师的文章、演讲,把自己认可或者推崇的学者,常引用的文献资料,都找出来看,半年以后学术的路数就清楚了,很容易走上正道,把真正的学问学到家。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知识就在身边,不是说只有读书才能学到知识。人与人之间辩论,对方的任何意见,都要听一听,听听在那些话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新东西。和人谈论,不能总是抱有逆反心理,不听对方意见,偏要争论;也不能总是唯唯诺诺,认为对方说的总有道理,一定要自己想想。读书最忌讳偏听偏信的态度。对错是非,一定要有分辨、思考的能力。借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剜坏苹果,坏的地方就剜掉,好的地方保留。待人也应如此。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评价要客观。批评或者夸赞一个人的时候,要考虑到优缺两个方面,同时还要作为自己的鉴照。

第七,“除嫌吝”,“吝”是吝啬,“嫌”是夸耀。现在讲消费拉动供给、拉动内需,大家一听就明白。实际上做人也是如此,不要吝啬感情,对别人多关爱一些,多夸奖一句,是一种德行。佛教讲这是一种施舍,最终是会有果报的。“嫌”还指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避嫌的心理。不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去做;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去做。俗语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避嫌疑就是立身要内敛,尽量不在河边走。人言可畏,“人心险如山川”,(《庄子·列御寇》)我们相信人心都是好的,但瓜田李下的误解与流言难免会有,因此“除嫌吝”这方面要极注意。

以上各点若都能做到,即使仍有不足,也不会损伤人的美德,也不会影响高尚的趣味。这样的人,不会有走投无路的忧患。“不济”就是渡河而迷津无舟,陷于绝地。但如果一个人若志向不能坚强,缺乏慷慨的志趣,整天忙于尘俗之事,纠缠于一己之狭隘私情,总免不了沦入平庸和次等的层面。日常生活里,人都难免交际应酬,但是不能日日沉迷沉醉,互相聊些不入流的闲言碎语,光阴虚掷,碌碌无为。只是把时间用到这些交际应酬的琐事上,不去想事业的问题,就是“滞于俗”。“束于情”则是束缚于一己私爱,同样没有益处。

真正的豪杰志士,感情是开朗的,心中充满大爱,对周围的人、对天下都充满关爱之心。做大事的人,最不能因一己之情而忘记整个天下,不然就很容易归于平庸。所以,要想让自己志向真的实现,就要明确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目标是什么,还要时刻告诫自己、警醒自己,要踏踏实实,珍惜时间地去实践。

第三节 自新

自新,就是每日都使自己更进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把每日都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每日都更新自己,一日一日终能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日进步一点点,日新月异,最后拥有无量的前程。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每次进步,周围的朋友都会发生改换,做的事业也会更有发展。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结构,最成功的人是在塔尖,每个人都是从底层起步,越是向上走、向高处走,随着自己的进步,所接触的人的素养、他们做事的境界就会越高。儒家学说就要求每个人不断修养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以求最后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地。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如果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成圣成贤是可以企及的。佛教也讲“佛乃众生,众生乃佛”,在众生之中,人的德行、修养、心性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可以成佛。圣贤和佛都不是高高耸立的雕像,而全在人自身的心性修为。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功名,更没有不期而至的幸福。事业、功名、幸福的取得,都要用自新来约束自己,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虞舜孝行感天图一、新身

新身,是自新的起点,意义在于告别旧我,努力改过。什么是“过”?《论语·卫灵公》中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过失不是“过”,有过失不努力改正才是“过”。孩童学习走路,总是不断地摔倒,再不断地起来,最后才能健步如飞。

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更多是平庸的人。但人要勇于发现和改掉自己的错误。一个人不能没有任何缺点,也不能没有任何优点,世上没有绝对平庸的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清楚自身的优缺之处:是拖拉还是干练?是糊涂还是聪明?是浮躁还是沉稳?是懒散还是勤奋?想明白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特点,明确自己的事业,确定一生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不断地反思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要把阻碍自己发展的行为、品德、习惯、传统都改掉,保留那些好的方面。人不能成为完人,但要知道扬长避短,不能像《论语·子张》里讲的“小人之过也必文”,去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短处。喜欢文过饰非,蒙蔽观察自己短处的双眼,其实这是格局非常小的人。相反地,正确对待过失,则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和小人,一个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成就大事业、大功业的人;一个是斤斤计较,执迷于尘俗的人。中国文化中对待过失的态度向来明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新身就是要告诫自己,犯了过失没有关系,只要改正了,人生就是新的一页,我们每天都在超越过去,每天都在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儒家如此讲,佛教也如此讲。《坛经》中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改正过失,在佛家看来能生“智慧”。这个“智”和“慧”是佛教言语,所谓的“智”,就是在尘俗之中能应对自如;所谓的“慧”,就是在心灵中能洞悉宇宙。在改正过失中,一方面,增长己“智”,使自己做事更加的聪明、干练;另一方面,也要增长己“慧”,使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更加的安详平和。

现实中,有时我们会多“智”少“慧”,聪明有余,待人接物上的聪明伶俐,堪比王熙凤,却少见他的“慧识”。王熙凤就是有“智”无“慧”,不懂《周易·丰卦》“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把聪明用到了极致,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没落凄惨地收场。所以说,“慧”不可少,在小事上好像很不聪明、不干练,内心里面却非常纯净、开朗。人犯过失之后心里容易忐忑不安,而改正之后就坦荡起来、开朗起来,这就是“智慧”生出了。“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前蜀·贯休《续姚梁公座右铭·并序》)。为人最怕就是文过饰非。殷纣王力大无比,聪明无比,最后为什么亡国?一是过于自信,觉得大家都不如他聪明;二是“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韩非子·难言》)。把提意见的人一个个说得无话可说,把自己的过错阐释得完美无缺。不懂得反思,不懂得修正行为,再伟大的人也会毁于一旦。①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诺距罗)②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迦诺迦)③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阿氏多)

儒家经常讲“勇”,很多时候不是指与人斗狠,不是指战阵的冲杀。更多的是勇敢面对自我,敢于面对自身错误、不足,而勇于去剖析、解决,然后坚守于道。用这种“勇”的精神来直面自己,这是我们讲的新身。《格言联璧·存养》里有一番话,可以见出自新的艰难:轻当矫之以重,浮当矫之以实。褊当矫之以宽,执当矫之以圆。傲当矫之以谦,肆当矫之以谨。奢当矫之以俭,忍当矫之以慈。贪当矫之以廉,私当矫之以公。放言当矫之以缄默,好动当矫之以镇静。粗率当矫之以细密,躁急当矫之以和缓。怠惰矫之以精勤,刚暴当矫之以温柔。浅露当矫之以沉潜,尖刻当矫之以浑厚。

有的人轻浮、轻率,做事不能深入沉潜下去,易浅尝辄止,就要学得稳重些、踏实些。我们看楚汉争霸的刘邦、项羽两人。项羽学写字、学击剑,都是心浮气躁、半途而废,虽然他很有勇力,是英雄豪杰,但终不能成大事。刘邦则既不会打仗,也不能言语滔滔,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却总能够改正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最后终成大业。所以说,人的轻浮、轻薄,一定要用稳重、踏实来矫正。“褊”、“执”就是固执、偏执,这样的心性要用宽和、圆通来矫正。人往往是蔽于私情私念,比如喜欢一个人,就喜欢得不得了;恨一个人,却又恨不得立刻把他毁掉。这样的心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人要宽和、圆通起来。“圆通”也可以称做圆融,就是人要对天地万物、人生、朋友都有包涵的心胸。“傲”即高傲、简慢;“肆”就是纵己纵私,没有收敛。人不要太高傲放纵,要谦和、谦虚。拿做学问为例子,“谦虚”是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见识太浅,不要易于知足,不能认为他人皆不行,天下无大家,轻易的就相互“商榷”、怒骂起来。谦虚谨慎而不自傲放纵,才是真君子,才能做出真学问。以“缄默沉静”来代替放言无忌,来矫正躁动难安。人要有沉静的美德,沉静中才能明心性、长德行,就是求其次,也要能动能静,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这些方面不能一一道来,说得都是易犯的毛病,需要分别对症下药,改过自新,而最后归于浑厚,“新身”即是要做浑厚之人。二、新识

新识,就是要树立、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识”不单纯是知识,因为天地间知识无穷尽,一生也难以学完,而是见识。见识和知识的差别就是,见识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思路、视野等,这在成年之前就能树立起来。人每天都在接受繁多的信息,而能否接受这些信息,一定要有自主的判断,必须增长自己的见识。

要增长见识,做事做人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这是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里面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即每天都要很努力,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闻”和“见”。与人接触交往,总要从对方那里学到以前没有见过、听过的新东西,总要思考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境界。留心处才能积累真知识,得到真见识。“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唐·柳宗元《祭吕敬叔文》)。假如自己的知识每天都能扩充,智慧都能增益,发展进步就会很快,就能不断成长。唐·吴兢《贞观政要》书影

见识的树立与增长,靠的是读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典籍,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是千锤百炼的精华。比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读它,绝不是靠某个帝王的一道命令,而是这些书确实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顺应了中国人的人生期待。要增长见识,就要多读这些经典著作,正所谓: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格言联璧·学问》)

读经传可以厚根基,《论语》、《孟子》这些书,读过之后方知是真学问,给自己的人生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读一些史书,就可以更洞晓人事、明晰道理。

举个例子,唐朝的时候,宫中要裁宦官,有人就进谏说,宦官不能轻易裁减,否则易出问题。怎么办呢?罚。宦官做了错事就处罚,赶出去,同时宫内不再新增宦官,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至少裁减掉1/3的宦官,也避免了因一次裁减可能出现的作乱问题。这就是历史裁撤的经验。在处理大众闹事的事情上,现在叫群体性事件,古代一个常用的做法就是先罢免直管官员。因为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矛头对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做出和缓的姿态来。还有民族、宗族问题,古代怎么处理呢?不要去过多考虑哪个民族、什么宗教,只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即可,犯法就依法治理,法律是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好的治国经验。

为人处世也好,济国安邦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一些经传,读一些史鉴,做小事、做大事都能有用。

要在读书之外,增加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多走一走,观赏高山、沧海、浮云、流水,眼界拓宽,就不再局于一己的私情私利。去嗜欲,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因为要毁掉一个人,嗜欲处是突破口,历史上因嗜欲而败身的教训很多。

传说清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君子,不贪财不好色,做户部主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想找他办事很难,因为没有行贿的借口。但这个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翁同龢的弱点,就是“好名”。读书人都好名。翁同龢喜欢到处题字,这个人就把他的这些题字都收集起来,编成《翁同龢墨宝》,算是翁的书法集子,然后进呈上去,便得到了翁同龢的欢心,事情就办成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大清建设海军的钱,批出去修建颐和园,因为翁同龢是户部主事,掌握这个权力。后果我们都知道,颐和园的石舫永远不能开动,而大清的北洋水师则永沉大海之中。所以一个人的嗜欲能被别人引诱,就是他的欲望太多了。现在有的官员腐败,绝大多数都是毁在嗜欲贪妄上。①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②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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