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胜高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的修养试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楼宇烈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10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5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10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他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他必须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他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他的子女对他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他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他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最后是“其下能养”，能养成了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第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他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他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在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
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他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他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15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他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他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他的脾胃，调和他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他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他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地努力。
引言
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承载于诸多典籍之中，如《周易》、《老子》、《论语》、《黄帝内经》、《坛经》等，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典籍，耳濡目染，渐入佳境，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
作为学术方法，国学是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体系、修习文化教养的基本手段，作为一般的读者，稍有了解即可。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贯穿在文献典籍之中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相对于思想体系和学术方法，它更多留存在民间，作为文化传统绵延不绝，有的甚至深入到我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活在深厚而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浸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使得我们无法割裂来自文化母体上的观念、教养、认知，即便我们在生活上、科技上可以西化，但我们还常常感受到不自觉中有一种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原因。
文化的独特性，是划分民族或族群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我们有着黑头发、黄皮肤，而是基于我们有着5000年的文明血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积累。
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居所被称为华夏神州，我们的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野蛮还是文明？物质还是精神？科技还是人文？历史还是未来？
中国人内敛而平和，我们选择了文明而不是扩张；中国人文质彬彬，我们敬重“富而好礼”，也推崇安贫乐道；中国人渴望日新月异，更强调进步要以人为本；中国人尊重传统，更在意革故鼎新。
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总结出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
那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国人，除了科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之外，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培养和塑造为核心内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都把人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如何提高以及如何超越作为立意，意在培养可以担当家国责任的君子，通过修养自己、完善自己、锤炼自己，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通过培养良好的德行，不断提高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最后使全社会的人，都能达到一种完善至美的境地。这是儒学的旨趣，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旨归。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诸子学说的不同在于对世界看法不同，因而培养的方法也不一样。“立身行己”是讲“知行合一”，即要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学校读书阶段，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知识的获得，而忽略了行为的修养。有的人从大学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知识在不断增加，但人文修养却极为欠缺，导致参加工作以后变得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思想却无修养。精英缺失修养，社会便会整体迷茫；官员不讲人文，政府就缺乏温情。
不仅是学生，现在很多官员平时做事好像专业知识充足，修养却非常低，常常因为修养不够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很多腐败现象就是由于人的修为不高而导致的。我们讲国学，最重要的即是人的修养问题。《大学》里讲了一个人该如何修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国”在当时是指诸侯国，大者数千里，小者数十里。儒家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需要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想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先管好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一个人不能给老婆孩子以及家人做榜样，又怎么能够去做更大的事业呢？而要管好家人，首要把自己的修养做好。
如何修身呢？要先“正心”，即端正自己的内心，心正则身正，心邪则行秽。而正心必须先“诚意”，“诚”就是真诚，既对别人真诚，也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就是不撒谎不吹牛；对自己真诚，就是不自欺欺人，不好高骛远。我们很多人到诚意这一环节就开始出问题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性的美丑由此分判。能认识到诚意对于心性的重要，一在于有学识，二在于有见识，这就是致知。致知的基础是人情洞明、物理通达，即“格物”。
这八个条目，是儒家学说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循序渐进，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睿智干练的社会精英，在知识技能的锤炼之外，心性的修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就是国学培养人的模式，既熏陶了一个人的心性，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培育了一个人梦想，就启动了一个人的发展；锤炼了一个人的习惯，便塑造了一个人的未来。
这本书，正是按照古代对士大夫的培养，来审视古代中国精英的培养之路，一方面，我们是在学国学，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滋养自己；另一方面，对照古代名人贤士的心得来反思，思考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养成君子之风，修养成一位卓尔不群、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第一章 励志
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亲戚或朋友问到过“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回想一下自己的回答，现在是否还坚持着当时的理想？如果现在再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能说出来吗？说出来的志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能不能真正地实现这个志向呢？
一个人要想做事业、要想有发展，首先就要励志。孔子曾说：孔子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军队可以没有统帅，但一个普通人却不能没有志向。如果没有志向，心志就不能坚定起来；没有志向，就没有目标、没有追求、没有想法，就无法明确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墨子也说过：“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志向，即使有智慧，也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如果不能完全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事情也不可能达到所求的结果。孔子授业图，明人画
自古成大事者，从小就有不平之志。《庄子·逍遥游》里讲过一个故事：小麻雀的理想就是先饱食，然后在草丛间、树梢上飞翔，而大鹏则要向上高飞几万里。因此，小麻雀如何能知道鸿鹄的志趣呢？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起初只是一个佣耕的农民，耕作间息时他说“苟富贵，无相忘”，别的人就说：你不过是个农夫，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还有跟陈胜一样胸怀大志的人，如刘邦、项羽。秦始皇南巡时，刘邦看到巡幸的仪仗，便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看了以后也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这两个人性格不同，话语也不同，但无论是志向还是野心，至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梦想，这梦想便是努力工作的动力。“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北宋·苏轼《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一个人的志向如果不轻易改变，他就能成就大的功业，其关键不在于幸运或聪明，而在于他能否坚持志向。“不移之志”，第一个含义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能够实现。我们常说，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第二个含义是不要轻易地改变，常立志不如立长志，现实生活里我们可能都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能持之以恒的却是极少数。我们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功者少之又少？就在于不能坚持，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陈继儒《小窗幽记》中也说：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人穷困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穷困还没有志向；贫贱不值得他人厌恶，可厌恶的是出身贫贱、还不习一技之长而变得无能。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那是在阶级社会和门阀社会，穷人机会少。现在应该是“志短人穷”，只要有志向，总会找到合适的机会，走出困境，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么，如何立志呢？
第一节 自立
自立，就是不能有寄托或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事，立足点要放在自己身心的提高上。现在的社会也许需要依靠综合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来把事情做好，但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真正做大事业还是要靠自己。韩非子也说：“恃人不如自恃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
苏轼曾经评议晁错：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
说的是自古能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全在于有超群的才干，更在于志向的不可改易。只有坚信理想是能实现的，坚信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才能在整个社会、工作、学习中站在主流位置上。唐代的王勃是个少年才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观内怀仙》）他认为自己的本领一定能靠自己学好，不需要仰仗别人。所以，立志首先就是要立足于自我，立足于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这里讲的“志”就是做大事，让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事业成功可以带来安逸生活，但做事业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个人享乐。那样很难取得成功，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能持久。陆九渊教育他的弟子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事”，就是说人做事若一己之私太重，不能与之语大事，更不能与之共谋事。自古豪杰之所以卓异于他人，就在于他们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万般皆苦，尤其是想成就些事业，总会有困苦、有艰难、有衰败、有磨难相随，大多数人逢此际遇，常常放弃了最初的志向，退回到出发点，而在走投无路时坚持下来，志不衰，气不衰，越挫越奋勉，才能走出困顿而成就功业。这就是苏轼所谓的“坚忍不拔之志”。
立志是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规划呢？人的自立究竟该立什么呢？一、立身要正
自立先立身，要想实现梦想，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端正。
范开在评价辛弃疾词作的时候，不仅称赞他的词写得非常好，而且还称道其人“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说他的词气势宏大，主要是为人的格局高大，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作词如此，真正做学问也应该如此。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做学问就更要立志做天下的学问。能立此志，就要把该读之书读完，该了解之事都了解，不忘关心现实社会。不能立此志，书便可读可不读，时事便可关心可不关心。整天只为小福小利去做学问，把读书、做学问都当成一个职业，即使劳累也不会有成就。
立身要正，就是“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明·李贽《焚书·续焚书》）。“骨”是什么？骨气。一个人要想能自立，成为豪杰、英雄之类的成功人士，首先要有一种独立的风骨，不去依附别人，有饱满、充实的内心，有坚强的性格。明白外在的帮衬只是条件，内在的气质才是一切的依据，世上没有救世主，万事只能靠自己。建安七子中的徐幹说：“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中论》）有远大抱负的君子，不担心自己慢慢衰老，最担心志向逐渐衰落。由此，我们就明白了曹操《龟虽寿》里所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绝非一时的感慨，而是一个坚持梦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豪杰，他所保持的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可贵操守和独立人格。曹操像
古人常有“望镜自惭”的习惯。这个镜子，就是审视自我的凭据，是第三只观察自己的眼睛。只有立身持正的君子，其志向才能保证能安他、利他、乐他，于己于人皆有益。若有立身不正的想法，失去了德操的约束，只能算是野心，不仅不值得鼓励，而且还应该及早打消这个念头。
曾国藩曾讲：“做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曾文正公学案·修养》）作为立身的德操，“刚”即刚强、刚健，能刚强就能不改初衷，能刚健就能坚持操守。“介”即耿直，立身正，进道勇。“刚介”为自立根本，想自立就要刚强、果敢。曾国藩所说的“养心”：一要“敬”，对长辈，对德行好的人，对良师益友，要怀着虔敬的心与之交往共事；二要“恕”，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如自己的人或卑琐的人都要宽恕，心胸要非常开阔。
那么，如何立身呢？这就需要：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格言联璧·持躬》）
立身，从内心来讲，要心性开朗，充满阳光，而且非常地诚实、正直；容貌上，要堂堂正正，沉着稳重；言语上，要能简明扼要，语重心长，对人不闪烁其词，做到真诚肯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几点审视自己：
一是心术要正。要让自己的内心非常乐观、非常光明，不要有阴暗心理，不要去探听他人的私事。心术正，当有人讲他人坏话的时候，要么不听，要么不信。我们要知道，来说是非者，必定是非人。从品行上讲，闲言碎语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对你讲别人的坏话，他就有可能跟别人讲你的坏话，此种人不可多交，更不可深交。从心态上讲，总听这些闲言碎语，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阴暗，心胸会越来越狭窄。假如一个人听到别人的缺点、坏处就高兴，这并非他多么高明，仅仅是心境杂芜而已。
二是容貌庄重。俗话说“相由心生”，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他的容颜就会满含笑意。同样，内心充满惆怅，脸上便有遮不住的忧郁。君子内省不疚，自然心胸坦荡，容貌便显出光明正大之气。曾国藩所讲的“正大”，即行为要正，格局要大，有堂堂正正的廊庑之气。“老成”指做事沉稳，既能负重，也能负责，还能负担，处事不惊，行己有方。苏轼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来形容老成之态。即一件事情很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不会很震惊；有人误解他、歪曲他了，也不至于恼怒万方，如屈原般悲悲戚戚。正大老成既是对人心性的概括，也是对人处事方式的描述。对年轻人而言，不仅需要勉励学习，更需要磨炼锻造方能达成。
三是言语简重真切。“简”就是简明扼要，“重”就是语重心长。简单明了的语言，必待纯静如水、温润如玉的内心。心有杂念，则闪烁其词；心有邪念，则半吞半吐。与其修饰语言，不如洗净心肠，心口合一，言为心声，自然简而不晦，重而有情。言语要真切，也需心性笃实。即便有时真心话不太好听，别人也能理解；如果不是真心话，即使说得再动听，最终也感动不了别人。传统文化中很反对巧言令色的人，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就是说，若一个人面容表情丰富，言辞圆滑世故，只能欺骗陌生人，却不能打动熟悉者。久而久之，这类人不仅没有了朋友，而且连与亲戚家人的关系都维持不了。因为从心性修养来看，这类人生存靠的是技巧、而不是德行，不是光明笃实的君子，自然没有同道知己，其心性不定，立身不正，何以立德？
心术光明笃实，容貌正大老成，言语简重真切，是从自己行为、容颜上讲如何立身。从修养上来讲，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立身呢？要做到：气象高旷，心思缜密，趣味冲淡，操守严明。（《格言联璧·持躬》）
气象高旷，是人要不断修养自我，日新月异地进步，最终做到胸次高迈，视野旷远。气象是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状态的外化。林庚先生曾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起头，能时刻抬起头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表面上听，说的是走路的姿势，实际上说的恰是人的精神气质。韦应物《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道》说：“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高旷是一个人不要被尘俗的东西蒙蔽了眼睛，也不要被眼前的得失扰乱了胸怀，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潇洒出尘的梦想，是需要有不同流俗、不甘平庸的志向推动方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庚先生的话，一是说人要举止端正，心正则体端，端体则正心，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从容得体。二是要有高拔的情志，不要被尘俗中的油滑、流风遮蔽了高尚的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周围的俗人和俗事同化。林庚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心思缜密，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断洞悉人情物理，从无解处求解，从入手处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将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缜密”一品，以“语不欲犯，思不欲痴”为特征，即言辞细密、思虑详切。这说的是文学，从个人修为来讲，需要能够用心。一生用心，可以成功；一时、一地用心，可以成就；甚至对一个人用心，也会赢得信任。很多人粗枝大叶，不是因为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不挂在心上，不太当回事。要想取得成功，简单的应付显然不行，凡事都要用心操持、精心设计。有时遇到一事无成的人时，若要问他：到目前为止，他认真、用心做过什么事？很可能一无是处。而那些做出一些成就的人，哪怕仅仅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有的，那就是一定用心思学习过，而且也把书本当回事，把老师的告诫当回事。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成功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是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就是有近乎苛刻的标准，有反复思虑、不断修正的过程。
趣味冲淡，是要人能够淡定下来。一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住处不必高楼大厦，但要明窗净几。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杭州市在西湖边给他一块地，他拿了2000万元建了一套别墅，但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杭州市了。他说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合适。这既是睿智，也是冲淡。由此比较那些炫富、耀富的暴发户，他们披金戴银，奢侈挥霍，真是不知道“三世而斩”的古训。
二是在心性上，浓艳之处要能淡得下。缺乏自我修养的人，往往需要外在的包装才能自立；缺少自知自明的人，常常需要前呼后拥才有自信。因而常看到权力起贪欲，一旦饱暖思淫欲，没有冲淡的趣味，富了衰得更快，贵了毁得更早。趣味冲淡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有市侩气、庸俗气、无聊气。花红柳绿能淡定，酒色财气不为所动。
操守严明，是要想成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要有的原则底线。有些官员越做越差，有些商人越做越衰，不是机遇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是因为没有了自己的底线。制度从来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透明，一个人时刻在被大家检验着。欧阳修《朋党论》中说：欧阳修书法作品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德不孤，必有邻，志同道合者做事，虽艰辛而越走越光明。沆瀣一气者做事，看似捷径，实则久临深渊，一时侥幸，随时灾祸。一旦没有底线，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他再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更何况，以利相交者，必以利相疏。与其留祸患于将来，何不亡羊补牢？多交益友，以道义相砥砺。
做事要想成功，则要看得破得失，能撇得开闲杂之事。要想做成事业，每年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有舍有得，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大学生读书也是如此，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计划，修读课程是为修学分，修学分是为了毕业；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从来不想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读书为了什么？在读书时期，最要的是心无旁骛，把闲杂事情放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何有的人很难实现，固然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讲，很多人是自己放弃了目标。既然不知不觉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梦想便只能成为梦，无从坚持便无从实现。
所以，我们先试着让自己的志向和自己的兴趣合而为一，因为做感兴趣的事情容易坚持，那就通过读感兴趣的书、做感兴趣的事来培养自己的兴趣，不感兴趣的则可以应付，感兴趣的就一定要坚持，要是连兴趣都坚持不了，那就不要抱怨自己总是落魄失意。二、立德要高《左传·襄公十四年》里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中国古代，“德行”被看得非常之高，因而在人的理想中，立志不仅仅是要立身，更要从德行上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子·喻老》）立志太难，因为立志的目的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超越自己。而超越自己，一是在知识能力上超越，二是在心智、修为上超越。
儒家也讲慎独、讲自省，《中庸》说：四书书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慎独就是能够在独处时，反省、约束自己。一个人的境界究竟如何，不是取决于在人前的高谈阔论、文质彬彬，而是取决于在隐私的场合、在独处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在儒家看来，要立德，首先要省思；而省思，首先要真诚。
什么是真诚？首先是不欺骗自己。
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是自我宽慰，自己找出理由来欺骗自己。看见今天下雨了，有的就找到了不去上课、不去工作的借口，看似获得了别人的谅解或者理解，实际是在欺骗自己，为懒惰、怯懦找到了借口。做学问写文章，几个注释不想核对，页码不想查，就编造一个来应付，看似欺骗编辑，实际也是欺骗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轻易放弃、不加注意，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不知道人生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恰恰决定未来的成败。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立身，还要懂得放弃自我、尊重自我。放弃自我与尊重自我矛盾吗？其实不矛盾的。放弃是把原先的小我、旧我放弃掉，每一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要跟昨天的自己告别，这正是对自己的尊重。做了错事，要告诉自己“没事的，这是过去的我，从明天起，我就是个全新的自己”。做了对事，也要告诉自己“别在意，那是昨天的成就，明天我又要面临坎坷”。古希腊有一个传说，国王让臣下送他一句话，然后刻在戒指上每天警策自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记住，这一切都已过去。”成功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要从头开始；失败的时候，这一切也都过去了，还可以重新再来。
立德，就是要认真地善待自己，把“道德”作为立身的根本，作为立志的基础，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志向，不要轻易被外在的诱惑扰乱心志。王阳明曾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与黄诚甫》）
功名和富贵都不应该时时放在心上，何况其他？
面对不义之财，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面对不义之事，也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能成就大事业的人，都贵在坚持。工作的坚持容易，德行的坚持则是动心忍性的考验，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艰辛，甚至有时会付出生命。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之所以成为天下敬仰的道德典范，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操守，既不对殷朝愚忠，也不投奔侍奉周武王，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正是靠心中永恒的坚持。
唯有立德，方能担负责任。而能担负起家国责任的，则是大德。德行为仁，责任为义。只有心存大爱，才能大义凛然，才能勇于负责。真正的豪杰、志士和能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责任担得起、恩怨放得下、成败想得到、事业做得成、得失看得破、闲杂撇得开的人。该做之事一定做好，做错了就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能够成为领导、领袖，动荡的时候能一呼百应，在于他有责任意识，敢于负责，做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多数人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遑论能对历史负责了。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要有责任感。不管是家国的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都要担得起。一个人最强的优点是要放得下，懂得放下恩怨，对别人有恩要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怨也要忘掉，内心不要计较这些事情。如果他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报恩，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是在想着帮他，更不是在想着为他。这样，心里放不下恩怨，就很容易产生不平衡，生出怨恨。平时的言语中，因为有人说话让你难堪，他便对其不理不睬，千方百计找机会报复。这样的行事，会让人的格局越来越小，做人越来越小器，最后朋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想要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敢于承担责任，懂得放下恩怨。
敢于负责，勇于自省，坦诚不足，改过自新，是立德的主要途径。凡是总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常常推诿的人，多是缺乏责任感，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担义务，跟人谈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缺，实际一生不知道自己毁在什么地方，耽误在什么地方，倒霉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只要作人，就会有对错；只要做事，就会有成败。因而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仔细考虑，但又不能贪求所有。现在的人欲望太多，什么是欲望？需要的少，想要的多。结果是追求越多，失望就越多，越追求反而越痛苦，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很多东西都得不到。人生一世，哪能事事只得不舍呢？立志时，要把成败想清楚，做事才能有舍有得，生活才能有轻有重。
比如说，在大学读书时，要明白是先把脑袋满起来，还是先把口袋满起来？
现在很多新闻宣传某某人大二、大一就挣了多少钱，可不可以？可以，新闻就是为了求新。但若仔细想想：大学生都去打工争钱，而做了老板后却要回来参加天价的学习班，重新回炉。与其这样颠倒，莫不如在大学时先把脑袋满起来，全力学习，保持简单的生活，先把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参加工作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曾经见过有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停地在外面打工，整天做小买卖或做家教。出于勤工俭学，这固然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为乐事，就有些过分了。读书时，一定要把学习放到第一位，只有先把脑袋装满，将来才可能把口袋满起来。如果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不能独当一面，他这个大学时光就浪费掉了，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亵渎。
读书为了什么？从简单的生活逻辑来说，就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环境，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无论是先天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掌握知识、培育德行来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的人觉得读书没有意思，甚至说自己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以后，跟以前没有明显变化，找的工作甚至不如以前。为什么会如此？只能说明他在学校时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修养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个子长了、年龄大了、文凭高了、德行修为一点都没有进步，跟老师、同学没有学到任何优点，反倒故步自封，江河日下。三、立言要慎
对于大学生、研究生，尤其是要做学问的人来讲，立言一定要谨慎。《周易·系辞上》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君子自己不出所居，但他的美言高论能被很多人传颂，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他，在于言皆由衷、言之成理。我们知道现今的文章传播范围很广，博客、微博、网页甚至期刊，随时都在更新，这就要我们发言一定要很谨慎。
尤其是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人，一定要先给自己定一个原则，即不能抄袭。别人说过的话就不能去抄，引用就要加上注解来说明是别人说的，养成学术规范。韩非子曾经说过：山上的野兔到处跑，因为它没有主人，大家都去追，这样是可以的。对于知识、观念、言论来说，就像奔跑的野兔，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但不能把别人表达的拿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否则这和窃取也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环境变了，写文章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听导师讲，老一代学者一般不让学生轻易地写文章、发表文章，因为火候不到，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深思熟虑，轻易发表，发现立论不实会后悔的。我有时看10年前的作品和论文，就觉得有些汗颜。但现在的体制不同了，鸡还没养成就要求下蛋，甚至不惜杀鸡取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入校，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发文章，急功近利，仿佛学问是可以逼出来的，创新是可以设计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考核出来的。流风如此，我们更要谨慎说话，既不能免于流俗，但心里要有一个尺度，不要被某些浮躁、虚空的学风扰乱了心志，坏了做学问的规矩。
立言有两种，一是知识之言，即道问学。刘勰《文心雕龙·章句》里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是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的道理表达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或者阐释文本。
而另一种则是立德之言，即尊德性。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丁鸿说：《二十四史》书影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
高明的人写文章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表达自以为是的道理，而是为了教育、启发天下的人。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写文章是在和天下人对话，这些话是会在天下传播的。那就要想想有没有真知灼见，有没有值得去听的对象，无病呻吟的东西就不要说，没有格局的牢骚不要发，既然去写、去说，就要竭尽全力去做好。
立言不是娱乐，不是随便写写心里话，写什么都无伤大雅、无关紧要。从古至今，中国人把写文章看得很重要，称之为“道德文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前一个“言”说的是有德之人，受人尊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者，不一定德行优良。我们先讲立德，再说立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德为水，以言为舟，德行高则言自善，道义明而文章著。
真正的立言，取决于人的自立。陆九渊教育他的学生说：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为什么不能学人言语？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声”，一只狗看见日食开始狂吠，一群狗就会跟着它叫，但它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对写文章也是如此，不明白的事一定要自己思考，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那样永远打不出自己的天地。齐白石也说学画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的还可以，但只追求完全形似于我的人，那是走到死路上了。这就是说立言要有原创性、要有创新性，一味模仿别人，最终会毁了自己。《围炉夜话》中说：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真正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要能坚持操守，只论事情本身的大是大非，即使遭点灾祸也毫无怨言；真正立身正直的士君子，写文章就要写公允平实之言，立言精确详备，使人信服，而不能哗众取宠。做学问、写文章要守正出新，最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看似令人耳目一新，实则经不起推敲。今天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明天又考证出来李清照是一个爱赌、嗜酒、好色的女人，后天又出现一个博人眼球的观点：李白原来是个混混。好像这样研究，一下子就出名了。但矫枉不可过正，做文章要凭证据，不要老去揭秘、去窥探别人的隐私，而是要中正平和，有堂堂之阵、赳赳之气。四、立功要远
立功就是建功立业，这一点现在好像看起来很遥远，但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抱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要成功。
我曾问过研究生：什么是成功？大家异口同声说：有钱。
这是俗人眼中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一个官员的成功是当地政通人和，一个学者的成功是著书立说，一个科学家的成功是发现真理，一个商人的成功则是富甲天下。如果都把收入的多少视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这个社会就会拜金主义横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导向需要调整了。看看宋代张载怎么说立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志向和责任感。宋朝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宋儒人格”，就因为他们有这样独到的见识，有深沉的家国责任感。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但到一定年龄阶段，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见识，理解这样的人格。要知道：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地区，总有心怀天下、心忧天下的人，他们不仅忧，而且还前赴后继，为了这个世界更好而默默奉献。如果没有遇到，是我们的不幸，说明接触的人还不是足够优秀。如果遇到了，而我们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尊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能够为了别人利益而付出的人。
中国人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从小就知道胸怀天下的道理。班超有投笔从戎之豪迈，杨炯也写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豪言壮语，都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天下人的敬仰，只有做出了卓越贡献，自吹自擂没有用处，关起门来封王封侯，更是贻笑大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就这样总结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一个人生于世上，碌碌百年，若对天下人没有一点益处，去世以后又得不到后人的纪念怀想，这是一种“自弃”的表现。道理很明白，志向也都有，关键是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诱惑迷了心窍，误导了方向，最终说得天花乱坠，做起事来一塌糊涂。
立功要立什么样的功？就是有益于家国，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百姓。程颐在《二程遗书》里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宋两浙刻本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虑，不遑其身。
君子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身一时之事，而是考虑天下人、千万世之事。小人思考什么呢？“一朝之虑”而已。小人只是由着性子来决定事情的做与不做，今天高兴了就对人承诺许愿，明天不高兴了便破口大骂。我们这里讲的“小人”，不是作道德上的划分，而说的是格局小的人。格局大的人具有家国关怀，有朋友、众人信赖，以大局为重。格局小的人就恰恰相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能立功者，必然要包容；立大功者，就要能包容天下。朱熹说：“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朱子语类》）随着事业的成长，随着个人的发展，要学会包容他人，引导他人，原谅他人；为人所容就只是跟着别人做，被他人引导，总被他人原谅。
要立功，做事的时候就要眼光远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即使很多企业家，像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在做生意之初也不是把钱看做第一位的。王永庆最开始只是一家小米店的学徒，后来借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小米店。天下开米店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成功？因为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从不把事情当成挣钱的终点，而是当成发展的起点，越做道路就会越宽阔，独木桥便可以走成通天大道。别人在米中羼杂加糠，王永庆从来不做，碾出来是最精致的米，而且送米随叫随到，一斤米也好，两斤米也好，再小的生意他都要送去。这样很快就树立起来了信誉和品牌，有了信誉就有了客户，有了品牌就有了口碑，事业由此起步，很容易良性循环。
因此，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树立，要让接触过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认可他这个品牌，都信任他的言行。久而久之，就自然超出常人一大截，做事要往远处看，往大处看，才能立功，这就是立功要远的意思。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台的节目，有一个嘉宾发言，说现在就业困难，好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家应该去自己创业。这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呢？一个人不能说服自己跟着别人干，怎么能说服别人跟着自己干呢？他去一家公司或者企业应聘，都不能成功说服单位接受自己，而要让他自己去做公司或者企业，能说服别人给他投资？说服别人跟他一起工作？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在毕业时，才知道自己离社会有多远。希望有心做些事业的同学，千万不要等毕业时才发现，自己不仅对社会无知，而且根本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还是修养，都差了一大截。很多同学初高中一直在父母呵护中，大学也在象牙塔中，对社会的理解完全来自于电视剧、来自自己的假想，那毕业之后必然会到处碰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读书期间，不仅要读书本、学知识，更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和朋友、老师打交道，学会处理各种矛盾，隐忍周围人事中的某些不愉快。要知道“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所有的书都是服务于现实的，古人写书不是为了让后人死记硬背书中的文字，而是要活用其理。孔子的弟子要知道后人会闭门读一辈子的《论语》，却不去修身，恐怕也就不会编写这本书了。从这个角度讲学生阶段要多去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集体活动，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打交道，学会与不同性情的人协作共事。
有时看到学生兼职做家教，很辛苦，也很同情。为什么大一、大二、大三一直做，没有进步呢？一是，可能只算着每天每小时的报酬，可能忘记了总结发展。大一时一次带一个学生，大二时可以一次带三个学生，大三时一次就可以带十几个，毕业应该就可以办学校了，这才是进步。二是，可能做事功利性太强，做家教就是为了挣报酬，而没有把家教的孩子当成亲人去用心地教，效果自然不明显，孩子和家长也难以尊敬他，家教就很可能做不长久。假如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的、朋友的孩子去用心教，他肯定能做个好老师。从这个事情上看，人生的起步其实很容易，就是把细节做好，尽心尽力，自然就能够长久，能够发展。
第二节 自勉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志向再高拔，不付诸行动，永远只能是空想。北宋的林逋说：“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省心录》）要想做出一些成就，不在于有多聪明，也不在于有多勤奋，而在于能够坚持，即便步履艰辛，也能点点滴滴、坎坎坷坷，锲而不舍，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自勉。
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写过日记，但是坚持下来的人有几个？我当年和很多同学也立志要早上坚持锻炼，刚开始还能做到，慢慢的也就放弃了。这就是志向能立，但不能自勉。所以朱熹说：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清同治刻本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子语类》）
不停地立志向，但不能够坚持下来，就等于没有立志向。《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业就是要不停地向前走，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这不是盲目尊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了的适合自己的路。
每一步都兢兢业业，不怕缓慢，步履稳重往前走，就能成就大事业。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业的人，很少有纨绔子弟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的人。孔子、孟子、韩愈、范仲淹、岳飞都是从小丧父，为什么最后他们却能成就大功业呢？因为自勉，他们没有依靠，完全得靠自己努力。有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羡慕旁人在社会上、或是工作中有父母、亲戚的安排和帮助，更不能埋怨父母、抱怨自己的出身。相反，我们最应该感激的就是父母。想一想从母亲怀胎，养育成长，一直到培养教育到参加工作，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父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足够了，其他的只能靠自己去努力。
人要不停地向前走，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就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首先要有志向，“尚”就是拿志向不断地鼓舞自己，面对困难毫不气馁。这个志向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信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滕王阁序》）越是困顿的时候就越要坚强，越要磊落，心灵足够坚强、足够博大就不可战胜，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对大学生来讲，“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看到老师或朋友很有学问，只是羡慕不行，而要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不倦地学习，使自己的学问越来越广博。而不倦的动力，也是在于自己能坚持、固守内心的志向。这也是讲的立志要坚定、要砥砺的道理。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清同治刻本
就大学生而言，要想把书读好，第一，要有志，确立一个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把书当成自己发展的一个源泉或动力。第二，要有识，即有见识。有的人也许读书很多，但是有时候却让人觉得可怜、可叹，他通常习惯讲费尔巴哈怎么说、马克斯·韦伯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如果本科生这么说尚可理解，到了研究生，还总是如此说，就要反思了：自己该怎么说呢？读书人最怕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识。我们读书后，是要把书变成自己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要把自己变成书本的一部分，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论语·述而》中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要有比照，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长见识、学方法。一个人只读书不思考，就是无见识的书虫了。第三，要有恒，就是持之以恒。既然立志走读书、做学问的路，就不能把它当成职业来做，而是要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来做。当成职业来做，做事就是尽头；当成事业来做，做事总是起点。所以，有志于学绝不会甘居下游，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看见别人做得好，就要想办法跟他学习，一定要达到更高的境界。孔子杏坛讲学图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见识越广，才越会发现世界上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尚没有完成的事太多了。图书馆的藏书如此之多，也绝没有一个人能在看完所有书之后，就能把世界的一切道理都穷尽。学理工的，总有新的课题要研究；做材料的，总有新的东西要合成；研究历史的，总有未解之谜等待发掘；从事文学的，总有表达不尽的意思需要去表述。随时要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没有止境，任何事情都没有边沿。
我们要有大见识，要有做研究的雄心。不要自我陶醉，也不要不自信。不能像河伯，看到大海的时候，就徒自感叹；更不要像井底之蛙，守着水洼泥巴，就自认为很幸福。只要他有远大志向，有非凡见识，有持久恒心，就没有完不成的事。这三点对读书人和做事业的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一、勉志“勉”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勉志”，还有坚守的意思。一个人定了志向，往往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主观的原因而有所懈怠。当外界再有一些引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志向。所以，立志向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能坚持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三国名将陆逊的一句话，说：“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立了很远大的志向，却“中道辍足”，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等于没有立志向；真正立下“图四海”的志向，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一些局部的事情，更不要因为一些末梢枝节的事情，而损害了大志的实现。人在生活中、抑或是发展的过程中，大致分两种类型：
一类人的目标非常强，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的人只盯着前面看，有时候反而会失去生活的情趣，会减少对身边事物的关注。另一类人常常会关注到身边的事情，做小事做得非常好，但却没有大的志向，没有明确的目标，这就难以成就什么大事业。我们要想真正把自己的志向发展出来，实现理想，一是要坚持往前走，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头走；二是要志存高远，不被环境或者身边琐事干扰。
坚持，就要“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汉·桓宽《盐铁论·地广》）。“穷”，包含一点贫穷之意，但主要是讲一个人成长或发展的不顺利。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不顺利，而改变志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贫困而改变理想。“贱”，是被别人看不起或不被别人尊重，在被歧视时，有人往往就想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满足，比如要挣更多的钱，要做更大的官，从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志向。很多人在小时候立了志向，但长大以后就改变了，原因有的是被生活所迫，有的是被物质所诱。有的人在读书期间想穿一些好的服饰，或想得到一些奢侈品，但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忘了自己入学的志向，忘了应该要治学、做研究、提高发展自己。现实中，很多人就是津津乐道于物质上的东西，然后被物质所利诱，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本可以做得更好，结果一事无成，碌碌无为。
徐幹在《中论》里，专门讨论过治学与勉志的问题，他说：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一个人有才华很容易，但是一个人要真正有志向，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华是学问的徒弟，志向则是学问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讲，什么是导师？导师是指引方向、引向正路的人。导师会给他指出一条学术研究的方向，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引导他、影响他。为学者不担心没有才华，而最担心的是没有志向的引导。治学尚且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徐幹说，天下做学问的人有上亿人，当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现在是事实了。这以亿计算的人，能够做成大学问的、能够做出事业的，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只是凭依自己的聪明，却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这就难以成功。要想做事业，就必须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讲，“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南宋·张孝祥《论治体札子甲申二月九日》）。立志一定要坚定，一生可以只有一个志向，但不要轻易去改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在于今日做明日就速成，成功是持之以恒、质量非常高、而且能最终实现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在困难的时候放弃理想，而困难的时候却往往是自己长进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自己的生涯，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苶然自馁也。
受挫折时，恰恰应该是人沉浸下来去思考、总结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刻，这是最冷静的时候，也是最冷清的时候。一个人只有耐得住这种受挫的痛苦和磨难，才能够把自己的志向真正地磨砺出来，尤其是受侮辱的时候，更能磨砺志向。
想想中国历史上，但凡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受辱的经历。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屈于恶少年的胯下、刘邦在鸿门宴上也不曾逞匹夫之勇……曾国藩说在这个时候“务须咬牙励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艰难困苦，没有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我们看电视剧、人物传记也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也好，那些成功的人都是有一个咬牙坚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让人坚强起来。每一次受辱的时候恰恰是人长进的时候，可以让人长智慧、长耐心、长见识、长胸怀、长气度，然后人才能够坚强起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轻易地放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志向，直到成就自己的事业。二、勉时
立志而不能坚持，有时是受环境、琐事缠绕，有时则单纯是在时间上难以持久。比如说读书，用心去品读，读完以后能够把书上的内容说清楚，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这样一年读一本书，并不困难。那么问问自己，二十几年，是不是深入地读了十本、二十本的书呢？有的人读了很多，但又记住了多少？
做这样容易的事情尚且如此，更何况别的呢？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不能坚持，总是把时间给浪费掉了。有时候计划一本书在一星期内看完、每天看多少章，但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完，没有把时间利用上。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光稍瞬即逝，青春也不能持久，人的一生最多能有三万多天，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很重要，也都在很快地流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想做成一点事业，不枉一生，不枉时代，实际上就是靠时间堆出来的。我们常说，世上的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没有忙死的，只有懒死的，越懒越闲越无聊，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掌握住。
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学者叫王肃，学问非常好，几乎可以和之前东汉的大学问家郑玄相媲美。由于他和郑玄处处作对，郑玄解经的时候用古文经，他就用今文经，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自己。传说他伪造了不少书，后人就觉得他人品不好，把他的学问成就也放得比较低。但是从现在角度来看，除了不遵守学术规范，他能造出这么多的假书，也是了不得的学问家，至少读了很多书。他是怎么读书呢？他说：东汉·郑玄三礼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休假回家就懒散，东北这边的人叫“猫冬”，闲而无事嗑瓜子、侃大山。古代的人冬天也只能像东北人一样“猫冬”，因为漫长的冬天没有农事了，天气寒冷也不方便出去，却恰恰适宜于读书。春天容易伤春，夏天容易困倦，秋天容易悲秋，只有冬天是读书的好时候，把冬天利用起来，就能读很多书，所以说“冬者岁之余”。晚上的时间，从7点以后到入睡，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闲着无事的时候，也正好可以读书。而且读书宜静，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利于读书，所以说“夜者日之余”。每天晚上都读读书，是一个好习惯。一般人都觉得，阴雨天就是睡觉天，因为阴雨天基本上气压低，睡着很舒服。古代阴雨天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代一到阴雨天，道路就很泥泞，人也稀少，出行不便，只好待在家中，而且阴雨天连去官府告状的人都没有，这种时间正好可以读书。我们读很多的唐诗宋词，基本上都是说下雨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待着，可见文人墨客们在阴雨天，通常都会待在家里读书。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
我们说能够做成点儿事的，都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精力。而一个真正能成就大业的人，则是一个必须要和时间赛跑的人。事业都是靠时间积蓄出来的，世界上没有绝顶聪明的人，只有勤奋坚持的人。人没有生而知之的，有的人学问好，不是聪明，是他用了更多的心思工夫、花了更多的时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告诫读书的孩子们说：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要想成就事业，就要知道光阴可贵，懂得掌握时间，当然还要“博览机要”，才能成为功业的保证。博览，就是不停地去读书，有用的书读得越多越好。我们学英语都知道，英语虽有精读和泛读之分，但都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学好。如果一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真能像学英语那么认真，在同学中间绝对是卓然自立的。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却把时间花在英语上，对专业课采取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另外一种倾向也要注意，有的同学非专业的书不看，只读本学科之内的书，只做本学科之内的事情。我们读书的目的、做学问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生活，服务于自己的修养，因此一定要广泛地阅读。在泛读中找出一些合乎自己兴趣的书来读。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擅长理性思维，有的人擅长感性思维，而兴趣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读书时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干什么，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很快地成长。当两者不能兼备的时候，就要找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来做，而不是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来做。如果只想做感兴趣的事，那是“浪漫主义”，20岁以前可以，20岁以后就一定要变成“现实主义”，要变为成熟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
古代人写诗、读书，都在说一定要珍惜时间。“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唐·窦巩《赠王氏小儿》）。不要因为自己年幼就无所忧虑、无所顾忌地轻抛岁月，白发苍苍的老丈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去的。魏源是清朝的大学者，他总结为学之道时说：“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有志向的人是一年一年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贤明的人是一日一日地计算自己的事业；而圣人惜时，则是在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计算自己的事业。我们反思自己是志士？是贤人？还是圣人？齐白石老人晚年绘画技法突飞猛进，在于他“不教一日闲过”，不轻易地放掉任何一天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越走越远，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人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阔。三、勉行
立志，不仅要抓紧时间，而且还应告诫自己要坚持理想，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躺在床上谈志向；工作以后，也有几次路过学校的静湖，听到有的男生就在女生的面前慷慨陈词：“我当年也是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我们不能把志向作为谈资，也不能只是回想年轻时候如何，而是要能够到老的时候，去感激自己年轻时立下志向，因为当年的决心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志向、操守、兴趣而让自己受益，才使得一生没有悔恨。
勉行，一是要鼓励自己立了志，就要认真去做；二是要勉励自己，行动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志向。我们前面讲的“立志”，不光是要立志向，同时也要立身。刘备曾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其实就是儒家讲的“慎独”，人在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打小算盘。有时想小学时写作文《一件小事》，很多同学写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还是不交给警察叔叔呢？交就是小善，不交就是小恶。在这一刻心理斗争之时，人其实已经开始了行为的修炼，是自我往何方走、如何走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考验。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求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
上面说到“慎独”，这是儒家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应如何直面自我、如何处理内心冲突的词。《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对自己要多加反省，要严格；而为人则要厚道，对别人做错的事情要宽容，少责人之失而多赞赏人的优点。善于反省而又宽以待人，这样就能“远怨”，别人对他的不满、抱怨就会越来越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日常生活中遇到行事上、德行上比自己好的人，就要向他学习；而看到行事上、德行上有瑕疵缺陷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毛病。
勉行，要学会反思、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是说的三个人中总有人的知识比他多，除了知识之外，还包括修身与德行。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传道”讲的是知识，也包含道德；“授业”是教给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主要是能力；“解惑”则是要解决他生活中的疑惑和知识上的疑惑。向老师学习，既要学专业知识、学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德和修行。人应该学会在身边人中发现德行上的榜样，而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学业不好，就放弃了对德行的追求，况且周围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韩文公祠堂（韩愈祠堂）
比如，听报告或听别人的讲课，不能总是充满批判精神，看人只看缺点，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报告人或授课老师有时候讲错了一句话，自己马上就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下课以后开始大肆宣扬，自以为高明。听同一层次的人作报告，更不愿意去，就是去听了也总觉得那个人不如自己。实际上，我们听别人报告、讲课也好，读别人的书也好，即使他讲了20句空话，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应该记下来。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接收的有用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知识才会越来越丰富。总是发现别人的短处，总是觉得人不如己，这样的话，做人难免骄纵，做学问就会自我感觉学问很多、很大，目空一切，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内涵。
见贤思齐，思齐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德行。我们如果能够把周围人的优点全部吸收了，那前途就未可限量，做事也会极其干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见不贤则要反省自身，怎么反省呢？那就要想想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如此，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一类人的轻薄之处。每次自省以后就能提高一点。读书，实际上是在修身；做事，实际上是在做人。
荀子在《劝学》里告诫天下的读书人，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像“冥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厚宽广。说人若没有这种很深厚的志向，就很难一下子洞悉很多东西，无论是书本，还是现实，那就需要自己能够修己树立原则，能够睿智看懂时世。我在读博士时，田余庆先生曾问什么是大学？胡适曾引宋人的话来比喻，说大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头陀”是古代的和尚，“带发头陀寺”说的是大学就像寺庙一样，做学生是要修行的。“无官御史台”，是讲在大学里读书，要有关注现实、关注古往今来成败得失的意识。身体在学校，眼睛却要望向整个社会，关注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也是一种自主的人格。御史在中国古代是管弹劾官员的，他不是官员，但是他要做“御史台”，要有批评精神。他要想批评别人，或者批评那些丑恶、丑陋的现象，就需要对古往今来的很多东西都了解，而且还要树立正直的人格。
惛惛，是说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经历一番头昏脑胀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时；读书，读着读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告诫自己，坚持一下就会过去了，要“衣带渐宽终不悔”。儒家讲人的修养，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一个是修养自己的德行。这个“德行”是可以从外在来约束的。武侠小说里有很多高手，他们起初都是被人欺辱，生活得却很有骨气，突然有一次被打到悬崖底下了，于是苦练，最后成就了绝世神功。我们读书做事亦是如此，一定要经过“面壁”，要“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个人在读书期间，若能坚持一年、坚持两年认真读书的话，就会超过其他人很远。努力了，成功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读的书、写的文章、说的话、做的事，会真正觉得自己有了进步。“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诸葛亮曾很郑重地给他外甥写了一封信，告诫他怎么勉行：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甥书》）
志存高远，就是为人做事立意要高。写文章的立意要高，做人的立意也要高，应该让众人对他有不凡的评价，认为其做事做人与众不同，或者是不同流俗。而要志存高远，诸葛亮强调了几个方面：
第一，“慕先贤”，要向贤人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宫里面挂着很多前代的高人、圣王、贤臣画像，就是要树立向圣贤学习之意。
第二，“绝情欲”，这一点青年人要特别注意。有的人在中学就开始谈恋爱，年轻人的骨骼都没长成，自己都管不了自己，约束不了自己，还能对另一个人负责吗？年轻人不要轻易地找个男女朋友，而把父母、学习、事业、天下都忘记，读书期间一事无成，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轻忽了。还有的年轻人没事就在网上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这些都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业，也影响自己的身体。所以，“绝情欲”就是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情，孔子讲年轻的时候要“戒之在色”，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三，“弃凝滞”，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人做事不要黏黏糊糊的，要干练利索。我们知道写诗歌、写文章就最怕凝滞，如果诗歌、文章写得黏糊的话，读起来很不流畅，也没什么意思。做事也是如此，不能黏黏糊糊的，一个事情今天完不成，明天也不行，后天还不行，没有一个痛快话。做人“凝滞”，即是没有原则，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错，是老好人。孔子就说这种人不好，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坏才可以。能成功、成事业的人夸奖他，说明他具有成功的素质；不能成功、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夸奖他，又说明了什么呢？做人做事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想法，利利索索。
第四，“忍屈伸”，大丈夫能屈能伸，人该刚的时候要刚，该柔的时候要柔。但是年轻人在发展的时候，不要过分地想到委曲，不要去计较私利，不能整日里算计着一件事做或是不做能有什么好处。有时和他人之间有了意见冲突，也不要放在心上化不开，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一个人不可能让天下人都说自己好，也不能强迫自己去讨好天下人或和天下人都处好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类人能够相处好，这是能力；但志趣不同，还是远离一些更好。如果一个人有远大目标的话，身边的很多人是朋友，是帮手，而不是过客。
第五，“去细碎”，对琐事上的问题上糊涂一些，不要斤斤计较。
第六，“广咨问”，有问题时，一是要向众人咨询，二是自己也要多思考、多疑问，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从读书的角度来看，往往就是最留心的人，方能迅速提高学问。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请老师开个计划阅读的书目，但老师没有开。实际上，跟随一个老师读书，不需要开什么书目，而是要在应留心处学到真本领。比如，老师的文章要拿来看，从而了解老师做学问的路数；其次，老师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文献资料，也要拿来看一看，最常引用的要统计一下。把自己导师的文章、演讲，把自己认可或者推崇的学者，常引用的文献资料，都找出来看，半年以后学术的路数就清楚了，很容易走上正道，把真正的学问学到家。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知识就在身边，不是说只有读书才能学到知识。人与人之间辩论，对方的任何意见，都要听一听，听听在那些话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新东西。和人谈论，不能总是抱有逆反心理，不听对方意见，偏要争论；也不能总是唯唯诺诺，认为对方说的总有道理，一定要自己想想。读书最忌讳偏听偏信的态度。对错是非，一定要有分辨、思考的能力。借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剜坏苹果，坏的地方就剜掉，好的地方保留。待人也应如此。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评价要客观。批评或者夸赞一个人的时候，要考虑到优缺两个方面，同时还要作为自己的鉴照。
第七，“除嫌吝”，“吝”是吝啬，“嫌”是夸耀。现在讲消费拉动供给、拉动内需，大家一听就明白。实际上做人也是如此，不要吝啬感情，对别人多关爱一些，多夸奖一句，是一种德行。佛教讲这是一种施舍，最终是会有果报的。“嫌”还指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避嫌的心理。不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去做；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去做。俗语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避嫌疑就是立身要内敛，尽量不在河边走。人言可畏，“人心险如山川”，（《庄子·列御寇》）我们相信人心都是好的，但瓜田李下的误解与流言难免会有，因此“除嫌吝”这方面要极注意。
以上各点若都能做到，即使仍有不足，也不会损伤人的美德，也不会影响高尚的趣味。这样的人，不会有走投无路的忧患。“不济”就是渡河而迷津无舟，陷于绝地。但如果一个人若志向不能坚强，缺乏慷慨的志趣，整天忙于尘俗之事，纠缠于一己之狭隘私情，总免不了沦入平庸和次等的层面。日常生活里，人都难免交际应酬，但是不能日日沉迷沉醉，互相聊些不入流的闲言碎语，光阴虚掷，碌碌无为。只是把时间用到这些交际应酬的琐事上，不去想事业的问题，就是“滞于俗”。“束于情”则是束缚于一己私爱，同样没有益处。
真正的豪杰志士，感情是开朗的，心中充满大爱，对周围的人、对天下都充满关爱之心。做大事的人，最不能因一己之情而忘记整个天下，不然就很容易归于平庸。所以，要想让自己志向真的实现，就要明确自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目标是什么，还要时刻告诫自己、警醒自己，要踏踏实实，珍惜时间地去实践。
第三节 自新
自新，就是每日都使自己更进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把每日都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每日都更新自己，一日一日终能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日进步一点点，日新月异，最后拥有无量的前程。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每次进步，周围的朋友都会发生改换，做的事业也会更有发展。
社会是金字塔形的结构，最成功的人是在塔尖，每个人都是从底层起步，越是向上走、向高处走，随着自己的进步，所接触的人的素养、他们做事的境界就会越高。儒家学说就要求每个人不断修养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以求最后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地。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如果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成圣成贤是可以企及的。佛教也讲“佛乃众生，众生乃佛”，在众生之中，人的德行、修养、心性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可以成佛。圣贤和佛都不是高高耸立的雕像，而全在人自身的心性修为。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功名，更没有不期而至的幸福。事业、功名、幸福的取得，都要用自新来约束自己，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虞舜孝行感天图一、新身
新身，是自新的起点，意义在于告别旧我，努力改过。什么是“过”？《论语·卫灵公》中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过失不是“过”，有过失不努力改正才是“过”。孩童学习走路，总是不断地摔倒，再不断地起来，最后才能健步如飞。
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更多是平庸的人。但人要勇于发现和改掉自己的错误。一个人不能没有任何缺点，也不能没有任何优点，世上没有绝对平庸的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清楚自身的优缺之处：是拖拉还是干练？是糊涂还是聪明？是浮躁还是沉稳？是懒散还是勤奋？想明白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特点，明确自己的事业，确定一生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不断地反思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要把阻碍自己发展的行为、品德、习惯、传统都改掉，保留那些好的方面。人不能成为完人，但要知道扬长避短，不能像《论语·子张》里讲的“小人之过也必文”，去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短处。喜欢文过饰非，蒙蔽观察自己短处的双眼，其实这是格局非常小的人。相反地，正确对待过失，则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和小人，一个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成就大事业、大功业的人；一个是斤斤计较，执迷于尘俗的人。中国文化中对待过失的态度向来明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新身就是要告诫自己，犯了过失没有关系，只要改正了，人生就是新的一页，我们每天都在超越过去，每天都在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儒家如此讲，佛教也如此讲。《坛经》中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改正过失，在佛家看来能生“智慧”。这个“智”和“慧”是佛教言语，所谓的“智”，就是在尘俗之中能应对自如；所谓的“慧”，就是在心灵中能洞悉宇宙。在改正过失中，一方面，增长己“智”，使自己做事更加的聪明、干练；另一方面，也要增长己“慧”，使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更加的安详平和。
现实中，有时我们会多“智”少“慧”，聪明有余，待人接物上的聪明伶俐，堪比王熙凤，却少见他的“慧识”。王熙凤就是有“智”无“慧”，不懂《周易·丰卦》“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把聪明用到了极致，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没落凄惨地收场。所以说，“慧”不可少，在小事上好像很不聪明、不干练，内心里面却非常纯净、开朗。人犯过失之后心里容易忐忑不安，而改正之后就坦荡起来、开朗起来，这就是“智慧”生出了。“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前蜀·贯休《续姚梁公座右铭·并序》）。为人最怕就是文过饰非。殷纣王力大无比，聪明无比，最后为什么亡国？一是过于自信，觉得大家都不如他聪明；二是“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韩非子·难言》）。把提意见的人一个个说得无话可说，把自己的过错阐释得完美无缺。不懂得反思，不懂得修正行为，再伟大的人也会毁于一旦。①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诺距罗）②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迦诺迦）③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阿氏多）
儒家经常讲“勇”，很多时候不是指与人斗狠，不是指战阵的冲杀。更多的是勇敢面对自我，敢于面对自身错误、不足，而勇于去剖析、解决，然后坚守于道。用这种“勇”的精神来直面自己，这是我们讲的新身。《格言联璧·存养》里有一番话，可以见出自新的艰难：轻当矫之以重，浮当矫之以实。褊当矫之以宽，执当矫之以圆。傲当矫之以谦，肆当矫之以谨。奢当矫之以俭，忍当矫之以慈。贪当矫之以廉，私当矫之以公。放言当矫之以缄默，好动当矫之以镇静。粗率当矫之以细密，躁急当矫之以和缓。怠惰矫之以精勤，刚暴当矫之以温柔。浅露当矫之以沉潜，尖刻当矫之以浑厚。
有的人轻浮、轻率，做事不能深入沉潜下去，易浅尝辄止，就要学得稳重些、踏实些。我们看楚汉争霸的刘邦、项羽两人。项羽学写字、学击剑，都是心浮气躁、半途而废，虽然他很有勇力，是英雄豪杰，但终不能成大事。刘邦则既不会打仗，也不能言语滔滔，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却总能够改正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最后终成大业。所以说，人的轻浮、轻薄，一定要用稳重、踏实来矫正。“褊”、“执”就是固执、偏执，这样的心性要用宽和、圆通来矫正。人往往是蔽于私情私念，比如喜欢一个人，就喜欢得不得了；恨一个人，却又恨不得立刻把他毁掉。这样的心性会产生很多问题。人要宽和、圆通起来。“圆通”也可以称做圆融，就是人要对天地万物、人生、朋友都有包涵的心胸。“傲”即高傲、简慢；“肆”就是纵己纵私，没有收敛。人不要太高傲放纵，要谦和、谦虚。拿做学问为例子，“谦虚”是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见识太浅，不要易于知足，不能认为他人皆不行，天下无大家，轻易的就相互“商榷”、怒骂起来。谦虚谨慎而不自傲放纵，才是真君子，才能做出真学问。以“缄默沉静”来代替放言无忌，来矫正躁动难安。人要有沉静的美德，沉静中才能明心性、长德行，就是求其次，也要能动能静，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这些方面不能一一道来，说得都是易犯的毛病，需要分别对症下药，改过自新，而最后归于浑厚，“新身”即是要做浑厚之人。二、新识
新识，就是要树立、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识”不单纯是知识，因为天地间知识无穷尽，一生也难以学完，而是见识。见识和知识的差别就是，见识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思路、视野等，这在成年之前就能树立起来。人每天都在接受繁多的信息，而能否接受这些信息，一定要有自主的判断，必须增长自己的见识。
要增长见识，做事做人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这是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里面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即每天都要很努力，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闻”和“见”。与人接触交往，总要从对方那里学到以前没有见过、听过的新东西，总要思考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境界。留心处才能积累真知识，得到真见识。“日异其能，岁增其智”（唐·柳宗元《祭吕敬叔文》）。假如自己的知识每天都能扩充，智慧都能增益，发展进步就会很快，就能不断成长。唐·吴兢《贞观政要》书影
见识的树立与增长，靠的是读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典籍，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是千锤百炼的精华。比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读它，绝不是靠某个帝王的一道命令，而是这些书确实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顺应了中国人的人生期待。要增长见识，就要多读这些经典著作，正所谓：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格言联璧·学问》）
读经传可以厚根基，《论语》、《孟子》这些书，读过之后方知是真学问，给自己的人生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读一些史书，就可以更洞晓人事、明晰道理。
举个例子，唐朝的时候，宫中要裁宦官，有人就进谏说，宦官不能轻易裁减，否则易出问题。怎么办呢？罚。宦官做了错事就处罚，赶出去，同时宫内不再新增宦官，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至少裁减掉1/3的宦官，也避免了因一次裁减可能出现的作乱问题。这就是历史裁撤的经验。在处理大众闹事的事情上，现在叫群体性事件，古代一个常用的做法就是先罢免直管官员。因为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矛头对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做出和缓的姿态来。还有民族、宗族问题，古代怎么处理呢？不要去过多考虑哪个民族、什么宗教，只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即可，犯法就依法治理，法律是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好的治国经验。
为人处世也好，济国安邦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一些经传，读一些史鉴，做小事、做大事都能有用。
要在读书之外，增加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多走一走，观赏高山、沧海、浮云、流水，眼界拓宽，就不再局于一己的私情私利。去嗜欲，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因为要毁掉一个人，嗜欲处是突破口，历史上因嗜欲而败身的教训很多。
传说清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君子，不贪财不好色，做户部主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想找他办事很难，因为没有行贿的借口。但这个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翁同龢的弱点，就是“好名”。读书人都好名。翁同龢喜欢到处题字，这个人就把他的这些题字都收集起来，编成《翁同龢墨宝》，算是翁的书法集子，然后进呈上去，便得到了翁同龢的欢心，事情就办成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大清建设海军的钱，批出去修建颐和园，因为翁同龢是户部主事，掌握这个权力。后果我们都知道，颐和园的石舫永远不能开动，而大清的北洋水师则永沉大海之中。所以一个人的嗜欲能被别人引诱，就是他的欲望太多了。现在有的官员腐败，绝大多数都是毁在嗜欲贪妄上。①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②翁同龢书法，朴拙敛约，奇崛自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