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里卡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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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试读：
前言
1971年8月15日，一个安静的星期日晚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占用美国最热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开始广播演说，以宣布他的新经济政策。美国政府将实施全国性的价格管制，对国外进口商品征收高额附加税，并禁止用美元兑换黄金。由于一场正在进行的货币战争摧毁了人们对美元的信任，这个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总统确信，这些极端措施是必要的。
今天我们正在介入一场新的货币战争，另一次美元信任危机即将到来。这一次的后果要比尼克松面对的严重得多。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杠杆化产品在过去四十年里的增长，使得金融恐慌及其蔓延几乎不可能被遏制。
新的危机可能会从货币市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股票、债券和期货。当美元崩溃时，以美元计价的市场也会崩溃。恐慌将迅速蔓延全世界。
结果是，另一位美国总统（或许是奥巴马），将援引现存的法律，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宣布一项激进的干预计划，以避免美元彻底崩溃。这个新计划甚至可能涉及回归金本位。如果回到金本位，黄金的价格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样可用的固定数量的黄金才能支撑膨胀臃肿的货币供应。因投资黄金而获得新财富的美国人，将面临以公平名义征收的90%的“暴利税”。目前存放在纽约的欧洲和日本的黄金将被征用，为新的美元政策服务。毫无疑问，欧洲人和日本人会得到一份收据，他们的黄金将以新的更高的价格兑换成新美元。
作为替代方案，总统也可以不回到金本位，而是利用一系列资本管制以及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的全球性货币，来缓和并稳定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性救市不会用旧的、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而是用新印制的具有特别提款权的全球性货币。生活仍将继续，但国际货币体系永远不会再跟以前一样了。
以上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胡乱猜测，在过去，这一切全都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纸币贬值，资产冻结，黄金被没收，资本被管制。对此，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事实上，从1770年代到1970年代，经历了革命、内战、大萧条和卡特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国一直是美元贬值的引领者。在一代人中没有发生货币崩溃的事实，只是意味着下一次崩溃已经逾期。这不是猜测——先决条件早已满足。
今天，本·伯南克领导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进行金融史上最大的赌博。从2007年起，美联储通过削减短期利率和自由借贷来抵御经济崩溃。最终，利率归零，美联储的弹药用完了。
之后，在2008年，美联储发现了新的弹药：量化宽松。虽然美联储宣称，该计划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以缓解金融状况，但究其本质，它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印钞方案。
美联储正试图用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消费价格的膨胀来抵销崩溃后的自然膨胀。基本上这是一场对抗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萧条）的拔河比赛。在典型的拔河比赛中，开始时很少有什么发生。双方势均力敌，一段时间内没有动静，只是绳索被拉紧。最终，一方崩溃，另一方把失败者拖过界线以宣布胜利。这是美联储豪赌的精髓。它必须在通货紧缩占上风之前制造通货膨胀；它必须在拔河比赛中获胜。
在拔河比赛中，绳索是从一端向另一端传递力量的通道。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条绳子。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较量中，绳索是美元。美元承受着所有对抗势力的作用力，并把这种力量传递给全世界。美元的价值变化将告知谁赢得了拔河比赛。这种特殊的比赛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货币战争，它不是一场游戏，而是对世界上每一种股票、每一种债券和每一种大宗商品价值的攻击。
对美联储而言，最好的可能世界是这样的：资产价值被维持，银行变得更健康，政府债务消失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有什么问题。然而，通过规模空前的印钞，伯南克已成为21世纪的潘格洛斯，希望最好的情况出现，但对最坏的情况几乎毫无准备。
这里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美联储的印钞会突然变身为恶性通货膨胀。即使通货膨胀没有影响消费价格，它也会在资产价格中显现，导致股市、期货、土地和其他硬资产的泡沫，这些泡沫很可能会像2000年的科技股或2007年的房市那样破裂。美联储声称有手段可以避免这些结果，但这些手段从未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尝试过。美联储的补救措施——更高的利率和紧缩的货币——很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原本打算避免的大萧条。美国经济处于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之间的刀刃上。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企业主和工人，忧心忡忡地想知道美联储能在这把刀子上平衡多久。
更糟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如果美联储的政策操作仅限于美国经济，那是另一回事，但它不是。印制美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事实上向全世界宣布了货币战争。美联储政策许多令人担忧的潜在影响已经在海外显现。在美国印制美元，意味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更高，埃及的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巴西的股市泡沫。印制美元，意味着美国债务贬值，外国债权人收到的美元贬值。贬值，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升高，因为他们的出口商品对美国人而言更加昂贵。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进口商品如铜、玉米、石油和小麦的价格更高。各国已经开始通过补贴、关税和资本管制来反击美国造成的通货膨胀；货币战争正在迅速蔓延。
虽然美联储印制万亿美元的规模可能史无前例，但货币战争并非前所未闻。货币战争曾发生过——单单20世纪就有两次——而且结局总是很糟。在最好的情况下，货币战争造成有些国家从贸易伙伴那里窃取了经济增长。在最坏的情况下，对资源的争夺导致了侵略和战争，它蜕变成通货膨胀、衰退、报复和暴力。历史上的先例足够清晰，今天的危险则更大，因为金融关联的规模和复杂性在全世界呈指数级增长。
使许多观察家困惑的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在预见或防止经济灾难上的彻底失败。他们的理论不仅没有阻止灾难，反而使货币战争变得更糟。经济学家的最新解决方案——例如被称为特别提款权的全球货币——具有潜在的新危险，而且它并不能帮助我们从现存的困境中解脱。
这些新的危险中有一些不仅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福祉，也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专家对货币问题的审视，传统上是交给财政部进行的。新的威胁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中国购买黄金到主权财富基金的幕后动机。而大于任何单一威胁的，是美元本身的崩溃。军事和情报领域的高级官员现在认识到，美国独特的军事优势只能靠美元同样独特和占主导地位的作用维持。如果美元崩溃，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溃。
虽然当前货币战争的结果尚不确定，但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未能从前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某种类型的最坏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从经济政策、国家安全和历史先例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当前的货币战争。它将解读扑朔迷离的失败案例，以及被一厢情愿和傲慢偏见推动的现行公共政策，并指出一条通向更有事实根据的有效做法的途径。最后，读者将理解为什么新的货币战争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决定了所有其他事情的结果。第一部分军事演习第一章演习准备“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旧时代的产物。”胡锦涛2011年1月16日
应用物理实验室（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简称APL），建于曾是农田的400英亩的土地上，正好位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中间，是美国最高机密级的高科技应用物理和武器研究系统皇冠上的宝石之一。它与国防部密切协调运作，其专业包括尖端武器装备和深太空探测。实验室的官员自豪地告诉来访者，月亮和太阳系中的每颗行星都有一个APL开发的相关设备，要么在其表面，要么从旁经过。
1942年珍珠港被袭后不久，应用物理实验室成立，目的是引入应用科学以改进武器。美国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使用的大部分武器，要么过时要么低效。实验室最初被安置在美国陆军部征用的一个二手车经销店里，位于马里兰州银泉镇的乔治亚大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保密的，虽然其早期的安保只靠几名武装警卫，而不是今天复杂的传感器和多重安保外围设备。APL的第一个使命是开发延时（或称VT）引信，这是一种高射炮弹引信，用来帮助保护海军舰艇免受空中打击，后来它与原子弹和雷达一起，被誉为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作出贡献的三大技术。基于这一初步成功，APL的项目、预算和设施自此一直在扩大中。“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和各种的宇宙飞船，都属于APL近几十年来为国防部和美国宇航局（NASA）开发的先进武器系统和空间系统。
除了武器和太空探索，应用物理实验室还一直为军方做强有力的知识和战略服务。在这些更抽象的功能中，它的战争分析实验室尤其卓越超群，该实验室是美国军事演习和战略规划的主要场所之一。因为该实验室靠近华盛顿特区，人们最喜欢在这里进行战争—战斗模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多次成为这类演习的场所。为了进行一场由五角大楼发起的军事演习，大约60名来自军方、情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专家，于2009年深冬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抵达APL。这次军事演习与军方以往进行的任何演习都不同。交战规则禁止军方所谓的动力学方法——可以被发射或会爆炸的物体。没有两栖入侵、没有特种部队、没有装甲侧翼演习。取而代之，唯一允许使用的是金融武器——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五角大楼准备用货币和资本市场而不是军舰和战机，发动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战争。
21世纪初，美国在传统和先进的高科技武器系统方面，以及军方所说的4CI，即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电脑（Computers）和情报（Intelligence）方面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没有哪个国家敢直面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能的。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就有可能把某一事件升级为重大攻击而不顾后果。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影响，它也可能会卷入涉及其他国家，例如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与美国进行常规军事对抗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美国有能力遏制并最终消灭对方。结果是，竞争国家和跨国力量如“圣战组织”，越来越多地发展非常规战争的能力，包括网络战、生化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新花样——金融武器。这场金融战争演习是五角大楼的首次尝试，以探索实际的金融战争会如何演变，以及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这次军事演习酝酿了好几个月，我参与了真实演习之前的战略会议和演习设计。精心设计的军事演习，尝试达到出乎意料的结果并模拟真实战争的迷雾，但仍需要一些出发点和一套规则，以免陷入混乱。APL的演习设计团队在这方面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但金融战争演习需要一些全新的途径，包括华尔街的专业知识，对此物理学家或军事计划专家并不具备。而我的任务，是填补这一空白。
我与实验室的合作于2006年12月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开始，当时我在那里参加一个由美国战略司令部主办的战略论坛。我做了一个关于新的市场情报科学，或被情报专家称为MARKINT的报告，涉及分析资本市场以寻找关于市场参与者意图的有用情报。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方法，以便在收购和政府政策变动方面获得信息优势。现在，与合作伙伴——经验丰富的期权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克里斯·雷和在中情局工作三十五年后最近退休的兰迪·陶斯——一起，我们运用这些技术开发出新的方法，可以在国家安全领域提前识别潜在的恐怖主义袭击，并获得对美元攻击的预警。APL战争分析实验室的几名成员出席了在奥马哈的会议并在事后与我联系，商讨一起工作的可能性，把MARKINT概念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
所以当2008年夏天接到电话被邀请参加由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和APL主办的一次全球金融研讨会时，我并未感到惊讶。会议被安排在9月，目的是“审视全球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这是国防部计划在该年度整个夏末和秋季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中的一个，以作为金融战争演习的准备。国防部想知道，这样的演习是否有可能进行——它是否有意义。他们需要考虑适当的“团队”。这些团队应该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银行还是它们的组合？他们还需要考虑让参演者做出反应的情景，这些情景遥远但仍有可能发生。必须制定一张参演专家名单，也可能需要聘用一些从未参加过军事演习的人员。最后，必须建立演习的规则。
为了保障实验室内的绝密工作，对访客的安检程序与美国政府国防或情报设施的安检程序一样严格，从事先的许可证和背景调查开始。到达后，访客很快被分为两类，“无须陪同”或“需要陪同”，以徽章的不同颜色显示。其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来回咖啡机的途中，但隐含的意义是，那些持有“无须陪同”徽章的人，已经从他们单位的主管或政府承包商那里得到高度安保的许可。黑莓手机、苹果手机和其他数字设备，必须存放在安保处，离开时才能取回。X射线扫描仪、金属探测器、多重安保区和武装警卫是例行常规。一旦进入，你就真正陷入了军事情报复合体的氛围之中。
总共大约有40人参加了9月会议，包括许多杰出的学者、智库专家、情报官员和穿制服的军人。我是被要求在那一天做正式报告的五人之一，主题是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设立，用于把政府多余的储备金做投资，许多基金的资产总值在千亿美元量级甚至更高。这些储备金基本上是硬通货盈余，大多数是美元，由政府通过出口自然资源或制造业产品赚取。最大的储备金由石油生产国挪威和阿拉伯国家，或是制造业出口大国和地区如中国掌握。传统上这些储备金由那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以高度保守的方式管理；投资局限于低风险的流通票据，如美国国库券。这种策略提供了流动性，但不会提供太多收入，往往趋于将投资组合中的一大部分仅仅集中于一种投资类型。事实上，盈余国家把他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收益。储备金的规模在1990年代开始急剧增加，部分是全球化的结果，盈余国家开始寻找使投资获得更高收益的方法。中央银行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它们缺乏选择股票、期权、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所需要的投资人员和投资组合经理，而这些是高收益的关键。因此，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出现，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投资；最早的主权财富基金创立于几十年前，但大多数出现在过去十年中，发起政府从中央银行储备金中拨出大笔款项，并强制性地要求建立一个涉及全球的多元投资组合。
就基本形式而言，主权财富基金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大多数资本用于专业投资，不包含隐藏的政治目的，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收购是形象工程，如“中东”投资迈凯轮、阿斯顿·马丁和法拉利F1方程式赛车队，而另一些投资在政治上远比在经济上更重要。在开始于2007年的大萧条的第一阶段，主权财富基金是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07年底和2008年初，主权财富基金投入了超过580亿美元以支持花旗集团、美林、瑞士联合银行和摩根士丹利。2008年初，中国曾考虑向贝尔斯登额外注资10亿美元，只是因为贝尔斯登在那一年3月几近破产才最后放弃。当这些投资在2008年的恐慌中锐减时，美国政府不得不介入，用纳税人的钱来继续救助。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些早期投资中损失了大量财富，但它们的股票仓位和影响依然存在。
我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黑暗面，它们如何通过情报分析家所谓的借壳公司（即皮包公司），如信托公司、托管账户、瑞士私人银行和对冲基金来操作。有了这些皮包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可以施加恶性影响于目标公司，如窃取技术、破坏新项目、扼杀竞争、从事串通投标、招募代理商或操纵市场。我并没有断言这些活动是常见的，更没说它们是常规的，而只是说这样的活动是可能的，美国需要发展更强的监测能力来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与这些具体威胁一起，我指出了潜在的更大威胁：全方位攻击西方资本市场以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引擎失效。我的报告包括了监测主权财富基金行为的指标和系统规范，以便寻找幕后的不良活动并识别金融瓶颈——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在信息时代的等同物，它可以被监控，以防止或击退未来的金融攻击。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出席的国防部官员看起来很满意，因为实验室的专家、议题和威胁分析的坚实核心已经发展起来，由此可以将军事演习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次月，核心专家组在实验室再次开会，继续准备金融战争演习。除了APL的主持人和我们在国防部的发起人，还有包括商业和能源的其他内阁级部门的代表；包括海军战争学院在内的几所主要大学；包括彼得森研究所和兰德公司在内的一些智库；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在内的其他物理实验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军官。
这时我注意到我们缺乏有实际资本市场经验的代表。我是房间里唯一在华尔街有漫长职业生涯的人，包括在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交易所的工作经历。为了进行一次金融战争，我们需要懂得如何应用金融武器的人，这类武器包括非法预先交易、内幕消息、流言、带有误导性价格行情的“粉饰行情”、逼空，以及在华尔街蓬勃发展的其他诀窍。我们需要的，按照传奇银行家约翰·古特弗洛因德的名言，是在交易货币、股票和衍生品时能够“咬掉熊屁股”的人。房间里穿制服的军人或间谍，并不缺乏男性荷尔蒙，但在利用信用违约掉期摧毁一个国家方面，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比一般的股票交易员对洲际导弹发射程序的了解更多。要使这个项目成功，我得说服国防部招募一些我的同侪，使演习更现实并更有价值。
在10月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报告。解释如何使用这些杠杆化工具操纵潜在的实体市场，包括那些战略大宗商品如石油、铀、铜和黄金等。我也解释了由参议员菲尔·格拉姆主导、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其中禁止衍生品监管的条文，如何打开了这些产品在数量和种类上指数级增长的大门，它们被用来掩护主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之几乎无法被监控。我搭建了借壳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衍生品的杠杆如何联合起来发动金融珍珠港袭击的图景，对此美国将完全措手不及。演习前的研讨会开始达到其目的；军事，情报外交专家和金融专家现在意见一致。金融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第三次预备会议于11月中旬举行；这次有一些新面孔，包括来自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我们不再考虑金融战争演习的可行性；演习现在肯定要进行，要专注的是演习设计。我提供了详细的金融战争情景，并提出一个观点，由于资本市场的复杂动力学，演习设计应当包括攻击者和防卫者都始料未及的不可预测结果。会议的结论是，国防部和APL的演习设计团队已从专家那里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完成最终设计。剩下的只是选择参演者，设定日期和开始演习。
在行政部门交替中经历了一些不确定和拖延之后，奥巴马政府指示按原计划进行。正式邀请于2009年1月下旬发出。演习将延续两天，3月17日和18日，在APL战争分析实验室气势宏伟的作战室中进行，它曾被用于过去的多次战争模拟。
所有的军事演习都有一些共同元素。它们涉及两个或多个团队，亦称军团，习惯性地被指定为有关国家的名称或某种颜色。一个典型的演习可能涉及一个红色军团，通常是坏人，一个蓝色军团，好伙计，也有些演习有更多方参与。一个关键的军团是由演习总监和被指定为裁判的参演者组成的白色军团。白色军团决定某一个具体的演习行动是否被允许，也决定在每一轮比赛中谁赢谁输。一般由演习设计师对每个军团指定具体的目标或任务；其后参演者被期望采取合乎逻辑的行动来实现那些任务，而不是在无法解释的方向上漫无目标地动作。演习设计团队还将用政治科学家、军事战略家和其他分析师来描述影响所有演习者的初始条件，由他们决定起跑线。最后，还设计了度量国力的一些系统，以便确立在演习开始时每个军团的相对国力，其方式与战争开始时相仿，一些军团比其他军团更强大，或一些经济体具有较大的工业潜力。
一旦进入演习，参演者将促使每个军团采取行动，而白色军团评估每个军团行动的成功或失败，并对每个参加竞争的军团加分或减分。其他设计特点包括指定演习进行的天数和每一天的行动数量。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际约束，因为对许多外部专家而言，他们很难离开其专业岗位一次超过两到三天。
我不是一个军事演习专家，但我是被指定的华尔街专家，所以我与演习设计师一起工作，把我所知道的世界与他们参数范围内的所有类别、时间表、规则和预算相匹配。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演习设计允许非常规情景。我知道，一次真实的金融攻击不会涉及任何一目了然的事情，例如在公开市场上抛售国库券，因为总统有近乎独裁的权力，可以冻结试图那样扰乱市场的任何账户。袭击几乎肯定涉及很难识别的借壳公司和难以跟踪的衍生品。最重要的是，金融攻击几乎肯定会涉及美元本身。破坏对美元的信心将会比实施任何特定的使美元贬值的手段有效得多。如果美元崩溃，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市场都会跟着美元一起崩溃，而总统冻结账户的权力将毫无用处。我打算确保演习设计容纳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而不仅仅是股票、债券和商品期货的战争。
拼图的最后一些碎片正在复位。团队决定会有美国军团、俄罗斯军团和中国军团。此外，还将有一个环太平洋军团，其中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如果把韩国作为单独的实体，它可以根据问题类型采取非常不同的立场，但这样的妥协是必需的，以便不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使演习能顺利开始。也将有一个灰色军团，代表世界其他地区（我不确定欧洲人会怎么感觉，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自己的军团，而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冲基金和开曼群岛共享一个平台）。最后，当然是无所不能的白色军团，指挥演习过程，并在演习结束时确定胜者。
演习将在两天内有三个行动。两个行动在第一天，第二天有一个额外行动再加上结束总结时间。每个军团有自己的设施可用，作为决定他们每个行动的“首都”，在战争室有全体会议，各军团独自采取行动，而他们的对手则对此回应。白色军团主持全体会议，奖励或减去每个军团“国家实力指数”的国力分数。在每个回合中，军团可以在指定地点进行双边首脑会议或与其他军团谈判。
最有趣的是，每个军团都有一套外卡，外卡允许的行动和回应，不包含在每一轮情景的开始套路中。虽然这是在紧凑预算下的第一次实施，且可能的结果在开始时尚不清楚，但首脑会议和外卡的结合足以提示，我们可以向五角大楼显示真实的非传统的金融战争将如何发生。
当完成回顾概述后，我再次指出，我们有非常多的军方、情报和智库参演者，但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华尔街人士。我知道，通过邀请上述参演者，我们将得到十分可预测的行动－回应功效。这些人精通宏观经济学和策略，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资本市场在战壕中的作用。我告诉他们我想招聘一些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人员加入。他们说，还有足敷两个参演者的预算，我可以自行招聘。
我招聘的第一个人员是史提夫·哈利韦尔，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人。史提夫短小精悍、生气勃勃，因其粗框眼镜和光头很容易被认出。他是“俄罗斯通”的典型，就读于卫斯理学院本科期间，便作为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的早期交流生于1963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来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在花旗银行有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他在那里参与了花旗银行莫斯科分行的开张，而后在1990年代推出了美国第一批俄罗斯投资基金中的一个。史提夫知道无穷无尽的俄罗斯轶事，他以很强的幽默感告诉每个人生动的细节。他说俄语就像一个俄国人，并因他的银行和投资活动而在俄罗斯有一个庞大的网络。史提夫和我于2008年冬在莫斯科花了一周时间为我的一些对冲基金客户做市场调研。这次旅行，因为美丽的红场夜间降雪和我们与俄罗斯主人一起消耗的巨量伏特加和鱼子酱而令人难忘。我知道他将会在五角大楼的金融战争演习的俄罗斯军团中完美发挥。他也欣然同意加盟。
我还能招一个人。因为史提夫做的是私募股权基金，是一名长期投资人，我想要一个更接近市场日常动态的专家，他更了解什么是所谓的“技术指标”，即短期供应和需求失衡可能会推动股票价格远离其基本价值，并使所谓的理性投资人措手不及。我需要一个知道处理这种巨大订单个中所有诀窍的人，这种订单可以摆布市场，把不知情者碾压粉碎。我打电话给一位在金融战壕里超过三十年的朋友，他在华尔街以“O.D.”为人所知。
从共事于格林尼治资本公司（政府债券主要交易商）时算起，我认识比尔·奥唐奈已经有几十年了。比尔是我们那儿最聪明的销售员之一，除了埋头处理客户订单之外，他总是面带微笑。他从来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从不发脾气，这在交易大厅实属罕见。他一头清爽的灰白色卷发，一身学院风装束，外表俊朗，随和的举止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债券从业者之一，虽然该行业素以众多令人不快的A型人格人士著称。他热爱这一行业并见证了一切，从1982年初牛市启动，到始于2002年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我给他打电话时，他是银行业巨头瑞士联合银行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北美总部的利率战略负责人。
我曾为国家安全项目招聘过许多华尔街人士，与那些人一样，他立刻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并迫不及待地志愿参加。经与他的瑞士联合银行上司磋商后，几天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参加，”他说，“只要告诉我需要我在哪里。与将军和情报人员混在一起真是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搞定。
史提夫当然被分配到俄罗斯军团。O.D.则被分配到灰色军团，代表对冲基金和瑞士联合银行，这又是一个合适的分配。我被分配到中国军团，与我一起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哈佛学者，一位高智商的兰德公司分析师和另外两位其他领域的专家。
离金融战争演习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是放一些陷阱——军方称为“调理战斗空间”——的时候了。我知道俄罗斯的国力在比赛开始时会明显弱于美国甚至中国。事实上，国力评估显示俄罗斯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在两者之间。就我而言，这只是意味着俄罗斯在演习中必须更加聪明更加努力地去做非常规的动作，以使美国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关心国内经济进程和抵御金融攻击能力的美国人，我希望美国在演习环境中遭遇某种震惊或挫折。这是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严重挫折之前，我们为美国尽职并且使国防部和情报界某些人睁开眼睛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史提夫、O.D.和我都不在美国军团，这使我们有可能提供某种震慑。事实上，我们以更少的国力开始，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富创造性，更隐秘谨慎。“1020路标”是康涅狄格州达里恩一个受欢迎的小酒馆，靠近我的住所，也离史提夫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家不远，它已成为附近斯坦福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投资银行家们的一个聚会场所。桃花心木酒吧，黄铜灯具，玻璃吊灯和白色桌布，带来一种古典法国的面貌和感觉。我建议史提夫在比赛前一周一起在那里吃晚饭，并作出使美国处于守势的计划。
在伴随着牡蛎、白葡萄酒和伏特加的祝你健康声中，我们稍事回忆在莫斯科的经历，然后开始谈正事。我递给史提夫一份我以前所写的模拟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新闻稿，它曾被用于一些文章和讲座。新闻稿说，俄罗斯正在将黄金运往瑞士，并在伦敦创办一家新银行。该银行将发行用瑞士金库中的黄金支持的一种新货币。最初俄罗斯将拥有所有的新货币，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存入黄金并兑换新货币。其中还有其他技术特点使得计划可行，如贷款和结算能力。关键是从现在起，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出口必须用这种新货币结算。美元将不受欢迎。“吉姆，我很为你担心，你已经开始像俄罗斯人一样思考了。”史提夫说。“从你这里听到这句话，我受宠若惊。”我回答。“你为什么要用到瑞士和伦敦？”“没有人相信俄罗斯人不会偷黄金，”我说，“但是他们相信瑞士人和英国人不会。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法律体系保护下，人们不会害怕存入黄金。”“对。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摆脱美元体系的出路。他们一直试图利用我们的规则，但每次都被耍，”史提夫说，“这对他们是完美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向史提夫靠过身去说，“如果你让俄罗斯军团做这个动作，我会让中国军团跟着做。如果你不能，我会自己向中国军团提出这个想法。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都将在演习中做这件事，试图使美元贬值。这对美国是一种震慑，五角大楼付了钱并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钱打水漂。”
史提夫拿起模拟新闻稿，折好，塞在夹克口袋里以便带回家仔细研究。我们喝完了伏特加酒，然后离开，准备好对美元的偷袭。
现在，史提夫、O.D.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已准备好发动战争。在那两天，演习将活灵活现，让许多人真正看到，市场是怎样运作的，金融防御力弱的国家又会是怎样的。第二章金融战争“美国的主要短期安全关注是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地缘政治意义……事实上，政策……例如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风险会释放一波破坏性的保护主义。”丹尼斯·C·布莱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09年2月第一天
那个下着雨的3月早晨，我们到达实验室参加军事演习，在停车场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一排排高性能的摩托车——川崎、铃木等。我猜想工于武器设计的物理学家也有野性的一面。我们要去26楼专供我们使用的新场所。我们在附近泊车，然后走向正门。进入大楼，我们通过安全检查，取得标识，存放手机后上楼。在会议室和办公室开了几个月的会议后，我们首次被允许进入战争分析实验室的作战室。没有让人失望。在冷战时期长大，我经常根据经典电影《奇爱博士》和《故障安全》来想象用于核战争的作战室。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类似的地点，但不是用B-52s作战，而是用货币。
APL的作战室十分庞大，有着可容大约100名参演者和观察者的电子战站台和观察哨。矩形房间的正面墙壁上有四块巨大的屏幕，两侧则安装着一排排较小的50英寸的等离子电视屏，以供偏远位置的额外参演者使用或显示额外的图像。座位是分层的，在底层最靠近屏幕墙处有一个可容12人的中央梯形台；梯形台两侧有四排长桌，每边两排，它们在稍高的层面上形成环绕中心的两个人字形。后面一个更高的夹层上，有一列列额外的观测站，横跨整个房间，与下方的主要桌台垂直。最后，在房间的后面，对着大屏幕，茶色玻璃窗后隐藏着一个有五个额外战斗站的隔间和一些站位。我后来发现这个隔间是为资深军事观察员准备的，他们想要观察演习，但又不想为其他参演者所知。
在正面屏幕的右侧有一个讲台和麦克风，在此每个军团的代表可以宣布他们的行动以及对其他军团行动的回应。每一个战斗站都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群聊软件，使每个参演者得以对演习的进展提供持续的文字评论，即使其他人同时讲述他们的行动和动机也不受影响。与作战室相邻的一个技术支持室，控制屏幕投影并监控支持现场评论的群聊软件。
从作战室经过走廊到达分隔的大型会议室，它们已被改造成参战国的“首都”。每个房间都在一面墙上配备了屏幕，以及单独的只能由团队成员共享的群聊软件，通过团队成员的笔记本电脑访问。其他房间预留用作首脑会议和双边谈判，以供诸军团在作战室外进行私人会晤时使用。所有设施——作战室、首都和峰会场所——都配备有工作站，供给作为进程主持人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分析师和中立观察员使用。虽然我们都是自主的参演者，但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是APL更大使命中的实验小白鼠。
我们有机会在实验室提供的自助早餐厅里结识其他参演者。然后我们走进作战室，到达分配给我们的地方。白色军团的成员和裁判，坐在中央大梯形台旁边。五个参战团队：俄罗斯军团、美国军团、环太平洋军团、中国军团和灰色军团，一些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的观察员，坐在环绕白色军团的人字形台旁边。
通过代号为海象（WALRUS）的战争分析实验室的安全网站，我们都已事先收到厚厚一包的多本简报。其中一本是演习概述，它提供了每个军团的相对“国力”及其详细理由。概述中还包括了指令：“演习军团可从演习菜单选择行动或‘创新’他们自己的行动。”我感兴趣的只是创新。
我们也收到了“基准情景”简报，其中描述了我们将在其中演习的2012年世界经济的不久未来和一本“操作”指导书，基本上是一本规则手册。我回忆起兄弟们和我在儿时玩“风险”游戏时为规则争吵不休，常常不得不从游戏盒中把帕克兄弟规则手册找出来解决争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军事演习的规则，但又大不相同。我想打破尽可能多的规则，以帮助五角大楼理解，资本市场在贪婪、放松管制和不怀好意的时代是如何真正运作的。华尔街曾经就像巅峰时期的狂野西部，但随着全球化以及因为大而不能倒而受政府支持，现在甚至更容易失控。
经过几小时的指令、定向和群聊软件的快速训练，我们分散到各自的“首都”筹划第一轮行动。行动大致涉及俄罗斯和日本的一个长期贸易协定，它将减少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份额。第一轮行动的主要想法是，俄罗斯会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其外汇储备地位。当然，实验室的情景，与我和史提夫秘密准备打出的外卡之间，没有经过任何协调，但彼此非常合拍。俄罗斯允许日本免于黄金货币交易，并通过邀请中国加入其让美元靠边站的计划以做安抚。我坐在模拟的中国首都，听来自哈佛和兰德的队友们讨论如何因日本偏离“华盛顿共识”的自由贸易范例而给予惩罚，但我的心在别处，其实是在等待电话铃响起。几分钟后，实验室观察员告诉我们，从俄罗斯传来一个要求举行首脑会议的通告。这是一条好消息；这意味着史提夫已经说服了他的队友们打黄金外卡。
在我的团队消化这个消息之前，我说：“嘿，伙计们。我的朋友史提夫·哈利韦尔在俄罗斯军团——我猜他是幕后策划者。让我代表我方参加峰会好吗？”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我走到指定的一个峰会会议室，史提夫正在那里等候。实验室的一个主持人也在那里，所以我只好装傻，虽然我知道史提夫会建议什么。“吉姆，我们预期美国将阻拦我们与日本的交易，坦率地说，我们厌倦了美国利用它在美元交易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发号施令。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的货币中没有哪一种可以取代美元——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黄金一直都是很好的货币。世界回到某种金本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先发优势。回归金本位的第一个国家将有任何人都想要的唯一的货币。这是我们的建议。”
史提夫递给我一份文件，那是经过重新加工的上周我在达里恩的小酒馆里递给他的模拟新闻稿。全都在这里了：基于黄金的新货币，负责发行的伦敦银行，通过存入黄金扩大新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英国和瑞士的法规，清算和结算手段以及一个真正的市场价格。俄罗斯要求今后以新货币支付其出口的自然资源。美元将被丢在一边。“我们可以自己做，”史提夫继续说，“但如果中国或其他国家加入，结果会好得多。参加的人越多，美国要对抗就越难。你可以像我们对石油和天然气那样，对你的制造业产品执行同一支付标准。你能和我们合作吗？”“好的，让我先回到中国，然后我会正式答复你，”我说，“我无权同意任何事；我只是过来获得消息。我们将讨论此事，我会给出答复。”
回到中国“首都”，我的队友们一直在努力确定如何回应所面临的状况。总的说来是什么也不做。俄罗斯和日本的自然资源交易，不仅影响交易双方也影响欧洲，可能会导致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美国将不得不协调反应，因为它处于对日本施压的最佳地位。中国的姿态则是保持低调，让别人去解决问题。
之后我向队友们介绍史提夫的提案，打出了俄罗斯的外卡。
很难描述他们的反应。“不知所措”可能是最好的修辞。他们难以消化任何包含“黄金”这个词的经济情景。“荒谬，”我的哈佛队友说，“这与我们的既定状况毫不相干，而且完全没有意义。黄金与贸易以及国际货币政策无关。这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浪费时间。”
兰德队友略显好奇，问了几个问题但显然不准备配合俄罗斯方面行动。我力劝队友们加入俄罗斯以使美国处于守势，但他们并未被说服。“好吧，”我说，“我需要回复俄罗斯。我要求开一次首脑会议，以给出答复，好吗？”“当然可以，去吧，”哈佛队友说，“我们会继续处理既定的状况。”
很快，我和史提夫回到首脑会议室。“听着，史提夫，我没法说服伙伴们一起干。我会在下面几轮继续想办法，但目前你只能单独行动。如果你现在打退堂鼓，我不会埋怨；我真的觉得中国军团应该看到这个计划的好处，从而咱们可以一起干。”“很好，”他说，“俄罗斯团队真的很喜欢这个主意。他们认为应该有人挺身而出，揭开美元系统的骗局。可惜你不能加入，但我们还是会继续干。让我们看看将会发生什么。”
当我回到中国军团时，我们的团队起草了一份在这轮演习中的行动声明。结论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这是一次完美的学术解答，但五角大楼从中什么也学不到。现在是回到作战室和其他军团一起宣布行动的时候了。
在作战室举行了全体会议，美国国防部称之为“要点陈述”，所有团队和观察员一起开会。每个军团的一名代表登台，陈述军团的应对策略及其依据，回答其他军团的一些问题，然后把讲台交给下一个军团代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协助每个军团制备幻灯片，其中带有地图、要点或插图，并投射到墙上的屏幕。群聊功能全方位进行，有二十条甚至更多的相关弹幕，其中只有少数是对他人的回应，所有这些都在每个参演者面前的屏幕上滚动着。就像没有用户头像和虚拟墙纸的推特。如果你觉得有的行动绝妙或可笑，或是想要提出一个问题，说就是了。每个参演者都可以如其所愿或多或少地参加其中。以数字形式滚动的意识流被全部存档，供五角大楼计划者之后评估。
鉴于团队的倾向以及我未能激发起对于金本位货币的兴趣，中国简报的简单枯燥是预料中的。我们顺从地接受了俄罗斯和日本的能源交易草案，但对加速中国在能源多元化的努力方面给出了一些评论。
下一个是俄罗斯。简报开始，先是谈了谈继续与中国建立合资输油管道的一些事项，随即转向以金本位的货币结算未来能源出口的公告。事后官方总结，称此举是“侵略性的”和“威胁性的”，但当时会场上的反应更像是电影《奇爱博士》的荒诞风格。当俄罗斯报告结束后，白色军团立即要求暂停并召开秘密会议。他们裁定，俄罗斯的货币行动是“非法的”，必须从演习记录中删除。我和史提夫，还有赞同这一想法的史提夫的队友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你说‘非法的’是什么意思？”史提夫问道，“这是战争！怎么可能有什么是非法的！”
这正是我所害怕的。对演习者的选择标准不仅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甚至把我们可以采取的非常规行动裁定为出轨。我觉得必须要为史提夫发声，即使我们不在同一个军团。“你知道，”我在中国军团的座位上发言，“这里没有《日内瓦公约》。俄罗斯军团的举动并非不着边际。直到1971年美国还是金本位的。房间里的很多人都记得这一点。俄罗斯是在挑衅，但他们总在挑衅。让我们继续看看，这出戏会怎么唱下去。”
白色军团似乎受了一点刺激。史提夫就像一个击球手，在一次难分胜负的比赛中被判一垒出局，而我则像教练，试图保护他的球员避免出局。数字聊天室爆发了相当于“干掉裁判！”的呼声。白色军团要求召开另一次秘密会议，以考虑他们的裁决。最后，白色军团的领导拿起了麦克风。在这一刻，我期望听到，“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但实际上，他以适当温和的官方语言证实了俄罗斯的行动是被允许的。白色军团澄清说，此举并不“非法”但“考虑欠周”。我知道，这是用一种礼貌的方式说俄罗斯做了一件蠢事，但这是好事。金本位货币已进入演习；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会看到它将如何演变。
其他军团的行动都以多边方式宣布。美国发表的声明，少不了支持自由贸易和考虑绿色能源替代品的需要。环太平洋军团宣布，日本将对任何在能源成本方面遇到短期困难的亚洲国家提供援助，并承诺寻找替代能源。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灰色军团宣布，将给予因俄日交易而受到损失的任何苏联国家以金融支持。没有哪个军团在现场就新的金本位货币发表看法。它就在那里，一个新生的800磅的大猩猩在作战室里，等待有人来注意它。
第一轮末，由白色军团给大家打分。美国略微失分，因为看起来日本偏离了美国轨道，而后者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中国略微得分，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做。俄罗斯受到严惩，因为白色军团认为它采取了一个富有敌意的行动，表示它缺乏与世界其余地区合作的诚意，而且当下并没有什么好处。在第一轮结束时，史提夫和我使得俄罗斯团队损失了一些国力。然而，将有更多的行动到来。
现在是第二轮。基本状况同我有关货币战争的想法和第一轮的状况无关。这一轮假想了朝鲜的经济崩溃和全球的反应，其意图是兼顾地缘政治和人道主义。这是一个貌似合理的情景设计，但对一场金融战争演习又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朝鲜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关系，几乎微不足道。看起来，很难从黄金和货币的角度来审视朝鲜的状况。
在我们中国军团的“首都”，我听队友们认真地讨论美国是否会拒绝援助朝鲜，以使其情况恶化从而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这是喜欢规避风险的一群队友，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一个方案，表明中国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在非对抗的条件下支持统一，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一个适当的交谈间歇，我对哈佛队友说：“看，重提金本位货币还不算太晚。我们可以宣布，支持俄罗斯的倡议，包括一些研究和可能在将来加入的愿望。”
这时，哈佛队友开始失去耐心。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多考虑了。如果中国加入俄罗斯，它会将其美元储备转换为黄金以支持新的货币。另外，哈佛队友认为俄罗斯要价太高。“看，”他厉声说道，“整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黄金不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不论俄罗斯人做什么也不可能回到金本位。他们只能靠自己。你得用硬通货高价买入黄金；我宁可保留美元——它们更有价值。还是让我们回到朝鲜问题吧。”
作为一位著名的亚洲专家，哈佛队友显然更喜欢探究复杂的东亚双边问题，而不是他认为毫无意义的有关货币和黄金的讨论。但我从法学院开始就一直受到要在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辩的训练，所以很快就把他的论据打回，只是为了保持对这个想法的继续讨论。“你认为我们的黄金买入价太高？”我问。“是的，”他说，“高太多了。”“那为什么不把黄金卖给俄罗斯呢？”
这不仅是律师也是交易员的本能。每个市场都有一个愿意买的招标方和一个愿意卖的报价方。市场交易的成功，就是买方和卖方之间价格契合的艺术。有人可能在开始时是一个买家，但如果真的价格太高了，他会立即成为一个卖家。这种极度冷静的淡定心态，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典型交易员所具有的。我试图诱使哈佛队友摊牌。如果价格太高不值得买进，那我们就卖出。我等着看他是否上钩。“很好，”他说，“让我们把这一切全部抛掉，把黄金卖给俄罗斯换取美元和欧元，让我们的外汇储备更多元化。”
他说这些可能只是为了让我闭嘴，但这对我来说正中下怀。我们刚刚收紧了套在美元脖颈上的绞索。团队的其他成员很快同意，于是我立即召开峰会，向俄罗斯提出报价。这是史提夫和我的第三次会面，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俄罗斯同意用其外汇储备中的货币购买中国所有的黄金，约1 000吨。这项交易对俄罗斯而言是理想的，因为它是一次对市场影响微弱的大购买。在通常的黄金交易中，就算是10吨左右的交易也必须以最大的保密程度来安排，以免市场价格暴涨，但现在俄罗斯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黄金交易，却完全没有对市场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我很遗憾中国退出了黄金游戏，但很高兴地看到俄罗斯向前迈进了。
回到作战室，进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我们在房间里走动，每个军团的发言人依次上台报告对朝鲜的反应。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和环太平洋各国也包括中国，承诺人道主义援助，进而中国又对朝鲜半岛潜在的统一发出调和呼吁。俄罗斯加入了人道主义援助，但同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封锁了与朝鲜之间的边境。然后，俄罗斯宣布它已获得中国所有的黄金，并将其注入原有的储备中以支持新的金本位货币。
白色军团明显感到不安。俄罗斯正在自行其是。对史提夫和我而言，俄罗斯自行其是了一千年，这是一种典型的俄国的行动方式。如此一来，800磅的大猩猩无法再被忽略，裁决来得很快。第二轮的结果是，中国、美国和环太平洋各国的国力变化很小。因为朝鲜被孤立了，所以当它决定捣乱时没有人会得到或失去多少国力。然后，白色军团羞答答地宣告：“看来俄罗斯已采取具体步骤，推出了取代国际贸易中美元地位的一种可靠替代物。其前景仍高度不确定，但我们决定对俄罗斯相关的货币行动给予额外加分。”史提夫和我从作战室的各自位置相互对视一眼。离翻盘还远，但值得为此会心一笑。
第一天的演习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决定找一家当地的餐馆，吃点喝点，然后早早回到酒店及时获取新闻信息，为第二天做准备。这是一种在秘密地点工作的两难，你不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些人可能处于情报分析或武器发展的中枢，但是，由于限制使用手机、消息应用程序和不可或缺的21世纪的互联网，他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股市崩溃的人。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新闻爱好者，我们对信息的渴望，犹如我们对食物的渴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推荐了附近一个不太花哨的地方，史提夫和O.D.用黑莓手机聊天打字，由我开车去往马里兰州的米德堡方向。我们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这个地方，但是惊讶地发现停车场爆满，星期二下午五点半，餐馆外二楼的阳台上就已经人山人海了。“啊，”O.D.说，用显示他们奥唐奈家庭祖籍的爱尔兰口音说道，“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这里可能从中午开始就挤满了人。”
在撼动世界金融体系核心的探索中，我们完全忘了圣帕特里克节。我有部分的爱尔兰血统；我母亲家姓桑顿。以此为由，O.D.和我把史提夫封为名誉爱尔兰人。我们走上室外楼梯，穿过阳台上拥挤的人群，挤入同样拥挤的餐厅，找到一个可以欣赏马里兰州乡村美景的靠窗桌子。我们坐了下来，点了三品脱健力士黑啤（一种爱尔兰啤酒）和几道菜，然后开始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式的“要点陈述”。“你知道这次演习有什么问题吗？”O.D.问道。“什么问题？”我说。“没有市场。我的意思是，白色军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得到还是失去了地盘，但没有一个价格体系来衡量我们所做事情的影响。”
O.D.是正确的。交易员可以有自以为最好的交易理论，但在实际交易中赔钱，是告诉你出了问题的最自然可信的方法。优秀的交易员会从赔钱的买卖中脱身，止损并等待下一个好机会。机会最终总会出现。糟糕的交易员会瞎猜损失的理由，仿佛市场不了解他们有多么聪明，然后做更大规模的交易，加倍下注，最后损失更多，直到某个资深的风险经理迫使他们斩仓。无论采用什么策略，价格信号使交易员始终保持坦诚，并让他们得到理论所需的市场反馈。
不过，很难对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表示不快。这是国防部第一次做金融战争演习，而且是克服了一些内部阻力才使演习得以进行。我很高兴他们尽力了。至少他们在向前看，比一些非军事机构强得多。当我提醒其他政府官员有关金融战争的危险时，典型的反应类似于“哦，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这很费钱，他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说就好像军事装备是不花钱的，航空母舰是免费的。这些官员不明白，金融战争的成本可能远远低于军备竞赛的成本，而且它对美国国力的破坏，很可能比军事对抗有效得多。五角大楼能走到这一步，值得称赞。在未来的演习中，我们有时间添加更多的细节。
我们又点了一轮健力士黑啤，吃完饭，回到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住处。那真是漫长的一天，明天早晨七点半我们又将重新开始。约定明早在门厅见面后，我们分别回到各自的房间。第二天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醒了，因为昨晚的健力士黑啤还有点迷糊，但没有关系，两杯咖啡就能搞定。我很快就收拾好，并决定在存放笔记本电脑前上网看看新闻。没有时间浏览每天早晨的一大堆电子邮件，我决定只登录德拉吉报道，快速地扫一眼新闻提要。因为我没法看前一天的新闻，今天也是一样，所以看德拉吉报道是一种跟上世界步伐的速成法。
我点击了德拉吉报道的网站标签，等了几秒后看到页面出现，然后难以置信地盯着屏幕。德拉吉的典型风格是，一个巨大的头像占据了页面中心。今天的头像，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头像下的通栏标题显示，俄罗斯呼吁终结美元的统治地位，并正在寻找某种替代的储备货币，也许是以有形商品包括黄金为本位的货币。
这类新闻标题自去年起司空见惯，但在2009年3月，这还是一种新的提法，许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很容易嘲笑普京是一个沙文主义者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但我知道替代美元的事早已在欧洲、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历经讨论。这次是普京提前发难，表达了俄罗斯对美国把基于美元的霸权强加世界之上的不满——这正好是史提夫和我在上周伴着牡蛎和白葡萄酒讨论过的。即便是自己写的，对于我们的演习举动，也不会有比这篇报道更好的佐证了。
我把笔记本电脑塞进公文包，下楼跑到门厅，用我的黑莓手机显示了这条新闻。史蒂夫和O.D.正等着我。“嘿，伙计们，你们今天早晨看过德拉吉报道吗？”我从远处喊叫，“你不会相信的。”
我把黑莓手机递给史提夫，他看了一眼后递给O.D.。“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史提夫说，“实验室的那些家伙会以为是我们策划了整个事件，就好像我们有内幕消息。让我们过去，告诉他们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到实验室，尽快通过安检，跑上26号楼的楼梯到达作战室。
人们在喝咖啡，安静地谈论前一天的演习。我相当肯定，周围那些一本正经的军事和学术人士，每天早晨都有比读德拉吉报道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独家新闻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我走进与作战室相邻的技术支持室。技术支持室有巨大的屏幕来预览或检查作战室中可能发生的故障。我问视频技术员，能否把网页显示在大屏幕上，并给了他德拉吉报道的网址。几秒之内，我们的老朋友普京出现在屏幕上，比真人更大，向美国的美元霸权下了战书。随着控制面板上的几次点击，德拉吉的新闻标题出现在作战室，工作人员帮忙打印了新闻标题背后的故事，确保在每一个战斗岗位的规则手册和情景设置文件之中有一份复印件。
哈佛队友并不高兴。他认为史提夫和我是可笑的，现在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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