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懿陆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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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

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试读:

前言

研究易经,也就是研究《周易》,大可不必研究史前易学。但是要想知道易学起源的真相,研究易学源于巫术还是科学,特别是研究易学是否“大道之源”,那就离不开史前易学的研究。否则,我们既不知道国学的起源,也不知道易学与世界学、宇宙学客观存在的天然联系。

目前,易学的研究已经陷入困惑且难自拔的境地。由于研究《易经》的路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异。有的把《易经》的地位提得很高,认为是“六经之首,大道之源”,集我国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于一体。一些学者却嗤之以鼻,认为《易经》因为《十翼》的关系,只是沾上了一些哲学原理,稍微提高了一下《易经》的地位而已。总体而言,《易经》本质上还是一部占筮之书。金景芳先生在《周易讲座》中说,“最初,它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1]然而,经过发展以后,由于发生了质变,于是有了哲学的内容”。更多的人认为《易经》的地位很高,内容很重要,即便不是学术殿堂当中唯一最高元典,也与其他经典著作并驾齐驱。这样的判断虽不致谬,但却陷入盲人摸象的窠臼,故而就有可能得出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结论。就史前易学的巨大内涵而言,至今没有任何学者看到庐山真面目,没有把话说到点子上。

为什么说学者对《易经》的评价没有说到点子上,乃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依据来自《易经》的卦爻辞或《十翼》。譬如,说到《易经》包含着生物学的依据是:第53《渐》卦中有“鸿”的爻辞,讲的是大雁在长途迁徙过程中对地理的分析,以此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变化;又说第28《大过》卦指的是生物返老还童的罕见现象,依据也是爻辞;还有说到《丰》卦讲的是太阳被遮挡之后出现的天文日食现象;《姤》卦讲的是陨石自天掉落之后的自然现象,以此认为《易经》与天文学有关。说《震》卦、《复》卦是对地震的详细描写;说《坤》卦、《小畜》卦是对气象学的论证,等等。可是,在卦爻辞没有出现之前的数字易卦,根本就没有文字。面对只有6个数字组成的易经之爻,内涵是什么?怎么解读?它的内容是否与文字《易经》一致?倘不一致,为何阴阳爻相同?就像我们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古人无房时住的草棚岩洞,时代不同,面临的环境和享有的条件就不一样,但绝不能认为远古时期的人类就没有住处。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原始《易经》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出土文物证明,至少在6000年前,无字《易经》也就是数字易卦就已经出现。人们对阴阳的认识也不是自文字《易经》出现之后才开始的,以奇偶数字代表阴阳爻数字易卦的出现,意味着远古人类对阴阳的认识非常到位,只是表达或记录的方式不同。换言之,远古时期的《易经》使用数字为爻;通行本《易经》使用符号为爻。没有远古时期数字易卦的奠基,就没有符号卦《易经》的出现,更没有《十翼》的诞生。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环环相扣,谁也无法将它们截然分开。考古发现数字易卦以后,基本没有学者对其起源进行研究。之所以没有研究,乃是他们只能进行文献之比,文献之比的基础是文字出现之后的事。而易学和数字易卦出现初期,中国还没有出现文字,当时的易卦,都是从一到十这十个奇偶数字的组合。数字易卦的出现,超出了一些学者认为《易经》之数源于二进制的认识,表明《易经》起源于十进位制,二进制只是《易经》阴阳奇偶的代称。数字易卦的出现,说明《易经》以数为基础,数是科学计算的基本依据,揭示了《易》的本源为科学,不是巫术。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为易的图案证明,数字的起源与易学的出现同体共生,相辅相成,不分彼此。远古人类的易学观,直接促成了书写数字的诞生。没有人类的阴阳易学观,就没有书写数字的出现。远古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缔造的易学阴阳思想是书写数字出现的催化剂,没有易学思想作为人类社会的行动指南,就没有书写数字的出现,也不会触发文明起源的基因。研究文明起源的基因,需要寻找到能够证明其起源的载体。在我们这个广袤无垠的宇宙,天地之间存在这样的载体吗?创造文明的人类会留下他们智慧的痕迹吗?会的,我们的祖先既然创造了文明,承接了历史,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宇宙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涉及人生意义和本质的重要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苦苦追寻的重大课题,却始终没有寻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通过易学思想孕育的书写数字诞生以后,我们的祖先便以数字易卦来询问和回答。文字诞生以后,人们便以记录传说和符号易卦及其卦爻辞来回答。考古学诞生并引进中国以后,学术界意识到,仅仅依靠文献,已经不足以证明以往的历史事实真相,所以,必须依赖考古,才能基本复原出当时的历史事实。数字易卦,就是在考古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的,经过认真探讨,基本确认了符号易卦的基础就是数字易卦。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学术界对数字易卦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30年了,数字易卦出现的历史至少也有6000年了,我们对易学因何起源至今仍然不得而知,对数字易卦的筮法更是茫然。就像庄稼依赖什么种子生长出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得到的只是秋天收获的快乐,却不知道春天播撒入土的种子模样。由于一直没有寻找到丰硕成果的籽种,我们便在这个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但任凭怎么研究,原种一直没有找到,我们能够知道原种的真相吗?看不到,只有靠猜。古人在猜,不断地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今人也在猜,由于猜不到,只有以古人的想法作为自己的依据。但是,历史真相不是演义,而是事实的基本过程。古人没有猜出来,今人如果不是凭据考古,只是在古人猜测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正确结论永远是得不出来的。就我的研究来看,易学起源的真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易学凭借什么起源的真相,二是人类如何表达易学思想,以何种方式进行对接,并进行合理传承的真相。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人和神的关系。易学是人类了解自然、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在此基础进行天人合一的学说。因此,易学的表现形式是人神沟通交流的一个过程,其所依靠的途径,就是神的代理人采取什么手段和天神进行合理对接。具体而言,就是使用什么筮法,进行人和神之间的对话。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出于解释未知社会、认识未来人生的目的,以巫术来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乃至取代《易经》。特别是汉代的占卜者借助易学的阴阳原理,研究出了一套号称易学并深得当时统治者赏识和支持的巫术之道,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易学主要有两种学派。一种是江湖派。他们基本上不看《易经》,有的甚至对八字、风水、姓名都不懂,凭借的是没有用到正道上的聪明头脑和三寸不烂之舌,在社会上进行非常低劣的迷信活动。其中稍有文化的人,可以看懂一些书,研究一些问题,写出一些文章或出版一些著作。但是,他们对《易经》并没有真正的研究,其所研究的只是一些用于解释《易经》的巫术著作,他们对《易经》基本知识的了解也来自这些巫术著作,便以国学大师自称,认为国学就是以八字命理为基础,颇得一些层次较高迷信人群的赏识。于是,这些背离易学真谛的“大师”捧着巫术占卜的衣钵,成为较高层次迷信人群进入“易学”领域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在社会上兜售一些与真正《易经》无关的知识,主要目的还是以聚敛钱财为主。易学上的另一种流派,姑且称之文字学派。在易学真相没有搞清楚之前,他们也不在乎是否可以搞清楚,就常常高谈阔论,引经据典,说东道西,以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易经》的真相,认为易学大师的桂冠非己莫属。他们当中大多数对《易经》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但是不能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搞应用的人能够看懂他们著作的并不太多,况且也无兴趣。其实,这些文字学派研究的只是文字《易经》,对于数字易卦的起源,对《易经》起源于无字时期的真实情况,他们不但不清楚,并且不屑一顾。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片面性,没有道出《易经》的真谛。难怪金景芳教授有这样的看法:“应该说,真正了解《周易》的,只有下述两种人。一种是作《易》者,即孔子在《易传》里所称道的‘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另一种是学《易》者,‘晚喜《易》’,[2]‘读《易》韦编三绝’,著成《易传》的孔子”。

按照金景芳先生的观点,知道《易经》的就只有伏羲和孔子。研究《易经》者,谁敢和伏羲、孔子论资排辈,平起平坐画等号呢?这等于在说,《易经》研究以来,人们只是知其皮毛,真正内涵没有谁懂。此说也是易学界之悲哀,因为易学诞生以来,没有人知道数字易卦或符号卦《易经》使用何种筮法。《易传》把《易经》的原始筮法理解为“蓍草占”,但已被考古出现的数字易卦证实为错误之说。由于不知道《易经》的原始筮法,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解释《易经》筮法的巫术之作,从此诞生了不知《易经》原始筮法而自立门户的“易学大师”,也就不奇怪了。“汉代初年传《易》的主要是传卜筮一派的东西,特别是孟喜、京房等人,传的就是卜筮。汉人迷信,他们研究《周易》是为了占卜、算卦。而《周易》本身不能用作算卦,他们就给《周易》加上了‘卦气’、‘纳甲’、‘爻辰’这些原来没有的东西。加上这些东西,《周易》就可以用来卜筮了。这就是所谓的汉易,汉易的目的就是卜筮。汉人不仅讲《周易》要卜筮,讲《尚书》洪范五行,实际也是要卜筮,讲《春秋》灾异,也是卜筮,甚至齐诗讲五际六情,也是卜筮。不过汉人也并不都是一种观点。《汉书·艺文志》八《周易》列在《术数略》中,又列在《六艺略》中。列在《术数略》,表明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列在《六艺略》,表明把《周[3]易》又看作经书,是讲思想的”。

由于对《易经》原始筮法的无知,各种巫术流派彼此都是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所以《易经》就被归入玄学,让人坠入云里雾里,蒙着厚厚历史尘垢的面纱,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揭开。其实,玄学在人的认知功能里天生就有,不是后天的东西。“人是有灵性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灵性的动物,他的天赋觉悟远高于一般动物,更远高于植物”,“我们讲玄,希望恢复人天生知道的能力,在人性不足之处补全它,如在科学之上增加玄学、幻学,在理性之上启发感性、灵性,在知觉之上发达感觉、直觉。目的在于我们不仅能知识,而且能知道;不仅知道有,而且知道无;不仅知道目标,而且知道命[4]运……”易学,就是启发人生玄学功能和智慧的学问。上个世纪,殷墟卜甲的发现,道出了《易经》原始筮法的真相,但这个真相却出现在考古学家和易学研究者理解和掌握的知识范围之外,所以,易学研究的进程仍然停留在对原始筮法无知的水平上而止步不前。有人统计自先秦两汉以来,有关《易经》的著述不下3000种,其中仅历代注释就达1000多家。清代由于文字狱厉害,学者只好去钻故纸堆。这一时期,出现了史学考据派研究易学的热潮,清代入关后的267年中,一共出版了1394种易学类著作。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图书馆对易籍总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据历代书目统计,见于著录的民国以前的易籍总数约为6000种。但是,由于《易经》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原始筮法无人知道,这些著述仍然不能反映《易经》的真实内涵,甚至可能偏离了《易经》的真正本源。

时下,大师最多,特别是易学大师更多。易学界不仅出现了许多的易学大师,甚至易学泰斗、易学研究终生成就奖的称谓也出现了。如果说得了易学研究的“终生成就奖”,是不是易学研究就到顶了,易学研究的问题在获奖者面前悄然离去,不再存在了?在不知道或没有寻找到易学的原始筮法之前,我认为大师还是少称为好,特别是不知道易经的真相之前,何来易学研究的“终生成就奖”呢。易学大师出现的多,易学研究的成果多,乃是易学研究的路径很多,不管选择那个角度,都可以入门。但是,说是入门,乃是因为人们尚不知道易学的原始筮法,于是就根据易经的阴阳和五行原理,研究出自己独特的筮法,以解决无法占筮的问题而已。就这样,《太玄》、《诸葛神算》、《梅花易数》、“四柱八字命理”、“六壬预测”、“玄空飞星”等等一批介绍巫术的书籍纷纷出笼,误导了人们对易学的理解,以为这些书籍就是易学,其实它们代表的仅仅是一种筮法,表示的是作者对易学的一种非常偏执的理解,力图使人们认为易经的阴阳学说就是算命,就是占卜和看风水找龙脉等一套迷信或狭隘的东西,根本不知道易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南。一些学者认为,《易经》是巫术,其之所以和科学、哲学挂上钩、有联系,乃是因为《易传》出现之后。他们并不仔细思考,抛开其他不说,仅是数字易卦的历史,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没有发现之前,就可以追溯到6000年之前,而且六爻数卦已经出现,可见易学理论非常成熟,64卦的基础已经打好,尽管没有看到文字,但是,数字易卦的组合形式是数字,数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创举,数字是科学计算之基础。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普遍的始原,整个宇宙存在着数的和谐体系。他把数当成“众神之母”,世界“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及自然界中对立性和否定性的原则。有人认为这太神秘化。但是,我认为毕达哥拉斯只是说出了真理和事实,一点都没有错。易学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我们能够说易学仅仅代表占筮吗?

其实,《易经》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可以将其概括:“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时,《易经》也很复杂,乃至被人当成“玄学”而不得其解。因为易学是一切学问的总和,所以,《易经》非常伟大,世界上的一切真理学说都来自易学的阴阳学说,古之诞生的易学历久而弥新,并且继续指导着我们去了解和探秘整个宇宙。此外,易学还是一门平常的学问,无时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帮助历史延续新的进程,引导人们走完自己的一生。当你生气而不能自拔,有人对你进行劝解,让你消气,就是易学在起作用。在科学上,简单一点的就是:有螺丝,就要有螺母;有奇数,就有偶数,就是易学。在军事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亦是易学。在生活生理道德方面,生死、上下、来去、高低、宽窄、大小、出入、哭笑、多少、美丑、好坏、吉凶、福祸、香臭、愚智、高尚和低劣等等,也是易学。在天文地理方面,天地、日月、山水、明暗、风雨、热冷、寒暑、早晚、旦夕,等等,也是易学。一张一弛,南辕北辙,天堂地狱,天诛地灭,龙腾虎跃;君臣,父子,老少、文武,人神之间,人鬼之间,刚柔相济,弱肉强食,等等,都包含着很深的易学哲理。所以说,易学是自然科学的指南针,是社会科学的奠基石。易学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断被总结成为经验代代相传,伴随着人类走向未来。易学在完成推动文明起源的历史使命之后,其先进思想就潜移默化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当中。然而,易学本身先进的计算方法就不免为巫术所利用,将其推波助澜走向糟粕的泥淖。在易学没有寻找到原始筮法的前提下,易学被巫术占卜者故弄玄虚,曲解成为了一门行正道者所不齿的复杂“学问”。由于是歪理邪说,其又披着“易学”的外衣为天天在践行易学思想的人们所不知,一味认为巫术占卜就是易学。长期以往,学术界也不知道易学出现的真正价值何在?认为易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巫术占卜,而不知占卜之初易学乃是统筹一切的文明基因。从古至今的当权者,一直不知道易学的真相内核,其实就是无神论和有神论合二为一的产物。他们认为易学代表的就是巫术占卜,无神论者一直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不知道易学真相使然。简言之,易学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种,有科学和变种之分。科学之易学:指的是在生活当中的易学非常简单,指导学术研究的易学就非常复杂;变种之易学:我们把易学理解为科学时就非常简单,被巫术占卜人士利用之后就非常复杂。

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殷墟卜甲上出现数字易卦和鸡卦,并将卜甲出现的鸡卦与民间流传鸡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独自进入了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为易图案的深层次研究,不仅了解到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历史背景,还发现了易学起源的真正原因,从殷墟卜甲上知道了《易经》真正的原始筮法就是鸡卦占筮法。考古证实,中华易学在史前时期就开始出现。在远古云南出现的中华易学,对世界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唯一的历史推动作用。易学的阴阳理论是中华和世界文明起源的指路明灯,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源的奠基石,是国学、世界学和宇宙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我把这一发现写成了一本书,提供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鉴定。黄懿陆2010年12月22日写于翠湖家中[1]金景芳:《周易讲座·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2]金景芳:《说易》,载《史学月刊》,1985年版,第1期。[3]金景芳:《周易讲座·绪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4]曹世潮:《玄·目录》,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第一章 史前易学在远古云南起源

第一节 史前易学发源地

一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

(一)抚仙湖的基本情况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北纬21°8′32″~29°15′8″和东经97°31′39″~106°11'47"之间,北回归线横贯本省南部,东西横跨864.9公里,南北纵距990公里,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云南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同四川省相连,西北隅紧倚西藏藏族自治区,西部同缅甸接壤,南同老挝、越南毗连,与邻国的边界线总长为4060公里;其中:中缅段1997公里,中老段710公里,中越段1353公里。自古以来,云南就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有出境公路20多条,全省26个民族中,有15个民族与境外相同民族在国境线两侧居住。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国相距不远。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中部,距省会昆明市东南约60千米,北纬24°21′28″~24°38′00″,东经102°49′12″~102°57′26″之间,跨澄江、江川、华宁三县。抚仙湖主要位于澄江盆地之内,澄江盆地则位于小江断裂带上,由于受到西翼上升、东翼下沉的左旋拉张作用,成为了地堑式断陷盆地。自晚第三纪以来,盆地中心下沉,两侧山体上升,两者之相对幅度可达1000~1200米。约在340万年的早更新世以前,抚仙湖由这个断陷盆地积水形成。

抚仙湖湖泊面积216.6平方千米,目前最大水深达158.9米,平均深度95.2米,水质为可直接饮用的优质水,是中国已知的第二深水湖泊。从形状看,水面北部宽阔,南部狭小,中部细长,呈葫芦形状。1993年,抚仙湖被云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2001年被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示范区,与滇池、秀山、石林、阿庐古洞形成滇中旅游网络,是云南省五个高原湖泊风景区的中心点。

关于抚仙湖的得名,有这样一个传说:天上的玉皇大帝应有尽有,但美丽的宫殿内缺少名画装饰。有一天,玉皇大帝走出宫门,发现东方有一颗状如葫芦的明珠,镶嵌在云雾缭绕的万山丛中。就把石、肖二仙派往人间,寻找佳景,画入画中,装饰天庭。石、肖二仙来到人间之后,发现抚仙湖一带正是人间美景,流连忘返,以致变为肩并着肩的两块巨石,搭手抚肩,永远凝视抚仙湖美不胜收的景致,抚仙湖因此得名。

柔软似缎、平滑如镜的抚仙湖位于澄江盆地之中。盆地四周群山环抱、跌宕起伏,景色宜人。科学勘察表明,抚仙湖是云南高原在第三纪抬升过程中形成的断陷型湖盆地之一。周围多为海拔1500~2500米左右的断块侵蚀山地。山体呈阶梯状,南北向延伸,西部高于东部,北部高于南部;较高的山峰有谷堆山、三岭子山、三梁子山和鼻子山等,海拔均在2500~2650米左右。湖泊南部中间有一石灰岩孤岛,俗称孤山或猴子岩。(二)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

1.水下古城的传说

很久以来,有关抚仙湖水下有一个古城的传说颇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随着古城沉入湖底的人,至今还在水下生活。二是在晴朗的日子里,站在水边,可以依稀看到水下古城。三是在游泳的时候,可以看到水下“木乃伊”,男人前倾,女人后仰,似木偶站立湖底。潜水者看到,无不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不敢久留,迅速返回岸中,否则就被水鬼勾引入伙,阴阳两隔,成为异类。

2.水下古城的发现

1992年5月2日,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者耿卫进行潜水作业时,无意中发现有一批建筑群落。当时,感到像是一条人为的“石埂子”,可能会和某种建筑有关,但没放在心上。1998年到1999年之间,耿卫与专门从事摄影和测量工作的贺杰,多次到发现“石埂子”的地方勘察。经初步测量,类似城墙的“石埂子”至少有150米,最高处约7~8米,距水面深度为4~5米。整个建筑群落呈倾斜状,侧面用大小不等的石板和石条铺设而成,石条最大的长约1.8~2米,宽1.5米左右,厚0.5~0.6米;石板最大的长约2.5~3米,宽1.5米左右。这些石条与石板间的连接较为紧密,石墙侧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垒砌过的痕迹,它们中间似乎还用一种灰白色的物质粘接过。石墙大多砌成类似路面的建筑物,一直延伸到淤泥中,当时无法判明墙体的确切长度。上述石墙基本是在一条直线上,断断续续,没有连接在一起,有的可以看出是明显的坍塌物,有的地方则夷为平地,仅留下一些散乱的石块。由于年代久远,部分石墙仍露在淤泥外面,也有的被泥沙掩盖,因此,耿卫等人无法准确地判断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和面积大小。(三)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基本情况

抚仙湖水下遗址先后经过三次探测:

1.海军航保部门探测

2001年4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进行水下考古探秘直播前夕,得到一张据说是1968年海军航保部门测制的抚仙湖海图。该图只是整个抚仙湖海图中东北角的一部分,水下遗址分布水域即在这一地段。海图将这一地段分为8处,从东至西南分别用A1、A2、A3、A4、A5、A6、A7、A8表示。当时不知道是古代遗址,因而把诸多建筑点叫做岩石分布区。岩石分布区周围,原图标明为泥沙层。

2.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海底图像设备测试报告

为了配合抚仙湖水下考古工作,中央电视台直播组特邀请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许枫等4人,使用海底图像设备测扫声呐,于2001年5月17~23日,在抚仙湖东北约2000米、宽1000米的水下建筑遗址水域进行了测试。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进行研制海底图像设备的单位,根据测试之后进行室内拼图的结果,“基本上验证了1968年海军航保部门探测的8个岩石堆积目标的准确性,除A1在声呐图上未作反映外(因其距其他7个点较远),其余目标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A2、A3、A4间构成的三角形地带及周边区域内,还有不少未标明出的岩石堆积点(用X表明其未表现目标),用浅地层剖面声呐测试结果,同样证明上述区域内仍然存在大[1]量的岩石堆积——古代建筑遗址”。

3.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研究所抚仙湖“磨刀石”沿岸水下地形测量报告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研究所徐新盛、安岩等6人,应中央电视台直播组的邀请,于2001年5月12~27日完成了抚仙湖水下地形测量的全部工作。共采集水深数据约30万个,根据后期数据及拼图结果,获得测区水深成果图和三维水下地形图,圆满完成了预定的水深测量任务。

此次水深测量作业区仅包括海军航保部门测量8个岩石分布点中的A2、A3、A4、A5、A6等5个点,距湖岸最近距离约180米。整个测试区内共布设43条测线,其中3条为检查线。测区内的水下地形走向:自东北角至西南呈斜坡状。起始段坡度较小,约为20:1,该区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300米,平均水深13米左右。中心段有一块比较平坦的菱形区域,面积约150×300平方米,平均水深20米左右。测区西南角坡度急剧增加,最大深度为70米,坡度达5:1,在该测区水[2]深60米和68米处各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区域,面积约100平方米。(四)抚仙湖水下遗址范围的界定《探秘抚仙湖》一书提出有两种界定办法,不管采取哪一种,都是正确的。1.抚仙湖水下遗址2.4平方千米这种计算方法:以海军航保部门1968年测绘的8个岩石标注点(A1~A8)间的距离为水下遗址的分布范围。使用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1200米,总面积为2.4平方千米。

2.抚仙湖水下遗址0.84平方千米

这种计算方法:以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研究所2001年5月测绘区域为标准,即以A1~A2和B1~B2的分布范围计算,其南北长度仅为1200米,东西宽约700米,总面积为0.84平方千米。

上述第二种计算方法,排除了A7~A8这两个区域的实际存在。当时的水深测量,没有包括这两个区域。所以,这个范围不能代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实际范围。“上述区域内水底地形、地貌变化不是很大,水深一般在13~38米间;而A7和A8的水深都在70米以上,与前[3]者的差异较大”。

从海军航保部门的测绘图得知,A2、A3、A4、A5建筑点,基本分布在整个建筑群长约1000米的南北轴线上,说明这几处建筑点的联系比较紧密。“A1和A2间的距离约800米,A7、A8距最近的A6也有600米。以上三处建筑物比较孤立,很可能是当时城区之外的北郊和西南郊的附属建筑,它们和城区虽有一定的距离,但同样可看成是同[4]一城市建筑的组成部分”。

从2006年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出示的水下图表可知,他们在原来A1~A8的基础上,把水下建筑群分为A、B、C、D、E、F、G、H、I、J、K、L12个区域,一共有30处建筑点。2007年,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正式对抚仙湖水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将水下遗址区域调整为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区,在这8个区域内的水下遗址分布图内,仍然肯定地标示出这一[5]区域分布着的30处建筑点。

抚仙湖水下遗址分布图[1]张增祺:《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2]张增祺:《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3]张增祺:《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4]张增祺:《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5]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二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一次考古探秘

(一)考古探秘基本情况

2001年6月3日,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省电视台决定对抚仙湖进行现场水下探秘直播。

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天津今晚报、南方周末、深圳商报、成都商报、北京青年报、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滇池晨报、生活新报、昆明日报、云南信息报、玉溪日报以及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文汇报、中国日报等国内外20余家报社,另有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玉溪电视台、澄江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皆争相报道,使抚仙湖水下遗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这次探秘,实际上可以称得上一次考古调查。“水下布方、测量、摄影均由国家水下考古队‘操刀’,那不是水下考古又是什么?”[1]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说:“抚仙湖水下考古可以上溯到1992年,当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750试验场职业潜水员耿卫先生在抚仙湖水下作业时,发现了一些疑似人工建造的大型石质建筑遗存。其后,耿卫先生一直关注着抚仙湖水下的各种各样的情况。”2000年11月13日,《春城晚报》率先发表了《抚仙湖里有古城》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新世纪以来,抚仙湖水下考[2]古从云南走向全国。”

2001年,“在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下,云南省文物考古部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抚仙湖水下建筑遗址的勘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为了使此次水下考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果,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还邀请了中国水下考古队及部分著名考古学家和地质、地震专家参与工作。中央电视台还特别邀请了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研究所专家用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测绘了抚仙湖水下建筑遗址的各种图表。此外还有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水下机器人及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750试验场的探测潜水器,以及海军海洋测绘局、海军舰艇学院专家也先后前来现场助阵。这不仅开创了我国湖泊水下考古工作的先例,也为新闻媒体和文物考古部门如何配合默契开辟了道路。毫不夸张地说,此次现场直播,是考古工作中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多媒体、多学科的联合行动,无疑会给观众一个强烈的视觉体验的精品节目。”另外在直播期间还将插播抚仙湖沿岸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画面,让观众在探索历史之谜的同时,丰富了知识,增长了见解,共同关注抚仙湖,关注抚仙湖沿岸的古代文明。直播水下考古活动,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对当地澄江县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县里专门成立了抚仙湖水下遗址考古领导小组,调集旅游、通讯、电力、广电、公安、卫生、文化等部门组成7个专门小组,负责安全、保卫、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此前玉溪市还专门举办过“抚仙湖旅游规划与开发设计项目成果展示会”,力争在今后5~10年内将抚仙湖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风景旅游区。

2001年6月3日早晨,真是苍天有眼,连日来阴雨连绵的天气忽然转晴,抚仙湖东岸露出灿烂的朝霞。上午8时正,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省电视台以‘抚仙湖探秘’为直播题目,逐步揭开抚仙湖的神秘面纱,再现水下建筑的人文景观。8时9分,重约14吨、配有声呐探测、卫星定位及水下摄影装置的潜水器率先下水,9分钟后,潜水员及摄影师也潜入水中。水下考古队员在距湖岸约300米处,长1200米,宽700米的水域中进行测绘、取样。这些画面及工作情况,均由中央电视台水下主持人直接讲解、传送,岸边直播平台及央视国际网站均有专家讨论、评说,并回答抚仙湖水下建筑的有关问题。

9点30分,一块重约100余公斤,长70厘米、宽30厘米的石板由水下考古队员抬出水面,专家们兴奋地簇拥而上,仔细观察石板表面有似刻划纹的痕迹,各抒己见。9点50分,一个从湖底建筑墙体中打捞起来的陶釜出现在人们眼前。随后,水下考古队员在湖底又发现更大面积的石块堆积,有的如石柱,有的为石板和石条,表面依稀有人工雕琢痕迹;也有的用石块铺砌成平台,石块间均有类似石灰状的粘接材料填平,确切用途不详;还有的墙体中有用当时人们食后所遗弃的螺蛳壳作填充物。

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近3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对“抚仙湖探秘”这一节目也许是太短暂了,目前仅仅揭开抚仙湖神秘面纱的一角,尽管再现了水下考古部分神奇的景观,解开了人们长期以来急于想知道的一些问题,也留下了更多亟待解答的新疑问。因此,抚仙湖水下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远没有结束,还有待今后考古工作者继续进[3]行认真的探索和解读。(二)第一次考古探秘结论

有关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首次探秘,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进行了3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认为抚仙湖“水下古迹”属于东汉时期,很可能与当时汉王朝设立于此的“俞元”县城有关。这个结论,来自两个方面的“证据”:

一是夹在两块石板当中的一个东汉时期的陶釜。这个陶釜是建造这座水下建筑主人的遗物吗?有没有可能是当时水上捕鱼者不小心致其失落入水中的呢?当时,没有任何学者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汉书》曾经记载当地出现过一个叫做“俞元”的县城,打捞出来的陶釜是东汉遗物,这个“水下古迹”当属东汉。这个结论,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就草草收场。

二是来自《揭秘抚仙湖》的分析研究。水下考古探秘结束后,有关抚仙湖首次“水下古迹”探秘的研究著作——《揭秘抚仙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书对抚仙湖“水下古迹”的定性与实际探秘时得出的结论相同,即“水下古迹”的建筑年代为“东汉”时期。“云南师范大学测试中心等单位对抚仙湖盆地中心地段测量结果表明,其下沉速度达年平均7毫米左右,而抚仙湖北岸三角洲地带的自然堆积速率为每年0.6~0.7毫米。二者相差约10倍。也就是说,抚仙湖自然堆积速度远远不能补偿下沉,以致从全新世以来湖水仍不断加深,使抚仙湖成为我国少有的深水湖泊。据实地测试,这种变化速度尢以北半部水域更明显”“有充分数据表示,现在抚仙湖北半部湖底深30米左右的区域内,在三四千年前肯定还在水面以外距湖岸不远的地方。”“抚仙湖水下建筑之所以出陆地沉入水中的最根本原因,主要是因湖水北半部地质结构复杂,使当地湖盆中心及周围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北岸两侧大山则相对上升),导致原来在岸边的建筑物随同地基一起下沉,而且愈近湖盆中心下沉愈快。如以前述的年平均下沉速率为6.4毫米计算(即地质结构性下沉年平均7毫米,扣除自然沉积年平均0.6毫米),那么距今约1800~2000年前后建造的抚仙[4]湖水下古城,就可能下沉11.52~12.80米”。“根据2001年中科院声学所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研究所最新测定的水下建筑深度大多在13~20米的范围内(如A1、A2、A3、A4及B1、B 2、B 3、B 4)。如果再加上水底旋流的反复冲击,自然下沉速度与现在水下建筑遗迹的深度也是比较接近的。也正因为这种下沉是在渐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建筑物状况保存相对良好,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遗物反而比较稀少,现在看到的大多是一些不会被浸泡溶化和不易被湖水旋流冲击和腐蚀的石墙、石路面及石房基,至于能搬走和需要搬走的器物,在建筑物逐步下沉工程中,早已经被人们打[5]扫一空了”。

以上抚仙湖水下遗址东汉说的观点似成定论,不能更改。2006年第二次水下考古探秘时,还有学者告诉负责潜水的技术人员,要求坚持东汉说的观点。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揭秘抚仙湖》有关水下遗址的年代论证时,竟然发现诸多明显的论证漏洞。

1.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的矛盾《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滇王降汉,赐滇王印,以其地置益州郡(今晋宁县晋城)。《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6年(汉元封五年),设置俞元县,属益州郡。如此而言,文献记载当地历史上有一个俞元县。古往今来,学者搞研究都是本本主义,宁愿相信书本上哪怕是一星一点的记录,都不愿对考古文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就违反了两条客观规律,一是建筑规模违反汉制:“在汉代,一般县级城市仅有0.25平方千米,郡级城市一般为0.64平方千米”,而抚仙湖水下遗址有2.4平方千米,“如果说它是滇国国都或俞元城,那建筑面积是不符合的。”二是违反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结构特色。2006年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汉代考古专家刘庆柱说:“无论是滇国国都还是俞元城,[6]建筑结构均应为土木结构,而水下的古建筑结构以石头为主”。

2.考古遗址年代计算错误

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一次考古探秘,发现了一个夹在石板当中的东汉陶釜。相关专家就想起这里出现过一个名叫“俞元”的古县,然后把抚仙湖水下发现的遗址自然而然地当成了东汉时期的俞元县城故址。这个陶釜是东汉事物不假,但是一座与汉制甚至与中华民族建筑特色明显矛盾的建筑竟然没有引起专家们的注意,特别是建筑体上出现了一些文字符号和图案,它们“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不太一样”,“可能说明水下建筑年代更为久远”。“水下大型建筑群是汉晋俞元城吗?或者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滇国都城吗?西汉时期,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已经发掘出来,城墙是土质夯筑。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全中国的城市,不论是都城、郡县或者县城,都是垒土造城墙或者土造城墙。都是土质城墙(村寨例外)。滇国都城和汉晋俞元城能例外吗?”“在目前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尚未见到哪一座汉晋时期的古城内有高达19米的石材建成的高台建筑物。”对于考古出现的“抚仙湖水下遗址”这个奇迹,引起了相关专家的警觉,“这个建筑物是用于宗教祭祀还是另有用途?它是哪一个民族建造的?它是何种文明的结晶?”[7]

3.先入为主与计算结论的矛盾

抚仙湖水下遗址是怎么沦陷的?《揭秘抚仙湖》一书的作者做出了科学解释:东汉“距今约1800~2000年前后建造的抚仙湖水下古城,就可能下沉11.52~12.80米”。这个结论是依据抚仙湖水下遗址每年下沉7毫米,减去沉积0.6~0.7毫米,即抚仙湖水下遗址每千年实际下沉6.3~6.4米计算出来的,单项计算结果不错,但就整个抚仙湖水下遗址而言,则是不够严谨,也不实际,结论极其错误。原因如下:(1)沉积速率测算结果表明抚仙湖水下遗址不是东汉建筑。《揭秘抚仙湖》一书的作者没有注意到,抚仙湖水下遗址不管以A1~A8的标注形式分为8个区,或是A~L的标注形式分为12个区,或是以Ⅰ~Ⅷ的标注形式仍然分8个区,它的总体面积都是2.4平方千米,作者说抚仙湖水下遗址“水深一般在13米~38米间;而A7和A8的水深都[8]在70米以上,与前者的差异较大”。按照沉积速率计算,抚仙湖水下遗址千年下沉6.3~6.4米,最低的沉在水中70米的石质建筑,完全沉没需要1.1万年的时间。即便按照“水深一般在13米~38米间”计算,沉入水中13米,需要2000多年;沉入水中38米,需要6000多年。这些建筑目前已经沉入水中,其沉入时间都早于东汉,怎么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建筑呢?即便按照水深13米计算,沉入时间需要2000多年,从东汉至今恰好2000年。那就说明在魏晋至唐宋时期,至少还有五六米高的建筑矗立水面,为什么在有关云南记载的文献当中看不到任何记录呢?(2)水下遗址决非东汉建筑,也不可能是俞元县城。抚仙湖水下遗址A4区,也叫 Ⅳ区,包含第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八处建筑点,古塔为第16号建筑点,是水下30处建筑群当中最高的一座石质建筑。塔高19米,分为五层。第一层底长90米,宽63米;第二层宽48米。第三、四两层倒塌严重无法测量,第五层也是最高层宽27米。该建筑若是东汉人所建,他们能在水中建造一座“可能下沉11.52~12.80米”的建筑吗?况且,抚仙湖水下遗址不仅仅这一座距离水面最近的建筑,此一建筑下面,还有距离水面89米以上的其他29处建筑点,按照《揭秘抚仙湖》沉积速率计算方式,早在1万多年前,这些建筑体早就下沉了。尽管文献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当成东汉时期的建筑。现在,人们可以在水中打桩,建造渡河之桥。但建桥是为了水上行走的方便。按照《揭秘抚仙湖》的观点,东汉时期,当地的俞元人要建一座下沉水中的古塔,要到塔上公干,还得坐船。而此塔残高19米,有10多米要建筑水中,况且此塔底部长90米,宽63米,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建筑,人们建造要花多大的精力呀。特别是要在水中建塔,没有水下功夫的人是不能潜水劳作的。显然,抚仙湖水下遗址决非东汉人所建,更不是东汉时期的俞元县城。

以往的研究者按照既定结论,草率寻找证据。为了验证抚仙湖水下遗址是东汉时期的建筑,研究者就驱使着自己去寻找更多与先入为主之结论能够吻合的证据。至于水下还有多少下沉的建筑,按照沉积速率需要多少年才能下沉这样高度的建筑,《揭秘抚仙湖》的著者就不愿意再作思考,也许也不愿意深入继续进行科学计算,因为再深入下去,得出水下遗址的建筑年代就不是东汉,而是更遥远年代的东西了。遥远时期就有类似的建筑,文献上寻找不到依据,这样的结论会担风险。

过去的研究者没有认真调查,不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上雕琢有文字符号和图案。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化,记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符号化的语言。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雕琢有许多文字符号,基本上都是以三角形的表现形式出现,伴随出现的图像指代着特殊的意义,表现了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概念。《揭秘抚仙湖》的作者不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上出现了文字符号和图案,当然也不能对其进行研究。作者只知道一些表面的东西之后就匆忙结论。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只有识别出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上文字符号和图案的内涵,解读出其中的代表意义,才可能对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的年代进行解密。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文献上没有关于抚仙湖水下遗址的记载,只有东汉时期此地出现过一个俞元县城的记录。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就不敢越过“雷池”去认真思考。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就像文献描绘的那样,三皇五帝出生地就在中原,远古云南只可能是一片蛮荒之地,这就是一幅简单明了的远古时代图景。这种人云亦云的学术探索,乃是以求真务实为己任的学术界之一大悲哀!

综上所述,我们就会知道,《揭秘抚仙湖》一书对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的判断是错误的!

但是,该书提出的两个问题,基本上是打开抚仙湖谜底的关键性钥匙:

首先,该书提出了在抚仙湖水下发现众多精心磨制三角形状和梯形石头组合镶嵌为石道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真正揭开抚仙湖谜底的楔子,可惜当时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其次,该书提出在江川李家山滇国时期的墓地的24号墓出土过一枚蚀花肉红石髓珠,在22号墓出土过透明琉璃珠,“无论从器形、色泽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看,均与云南和我国内地产出的浅蓝色半透明玻璃珠不同。……它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一样,都有可能是从南亚地区[9]输入云南的。”

三角石是苏美尔人创造楔形文字的基础,也是楔形文字的源头,同时也是埃及金字塔四棱三角形的参照物;蚀花肉红石髓珠和透明琉璃珠的出现,有可能是苏美尔人离开远古中国之后的证据。它们都是揭开苏美尔人与抚仙湖水下古塔之秘不可忽略的出土文物。由于研究者没有引起警觉,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竟然与抚仙湖的谜底失之交臂,实在可惜。[1]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2]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3]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5页。[4]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5]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6]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7]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8]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9]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23页。

三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二次探秘

(一)探秘的基本情况

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活动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共玉溪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人民政府,山东鲁能集团,玉溪红塔集团和澄江诚合矿业共同承办。

中央电视台对这次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两次派人到实地考察,先头部队于2006年6月11日抵达抚仙湖,重型水下探秘设备由专车于10日启程运往抚仙湖,并于13日晚上抵达探秘现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海外中心和社教中心联手合作,以新闻报道和《走近科学》特别系列节目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四套、十套和新闻频道播出。此次活动向全国招募潜水探秘选手,通过测试和选拔后,入选选手与专业人员一同探秘水下古城。探秘工作将“探秘抚仙湖,复原俞元古城”作为中心线索,结合抚仙湖水下探险活动,采用了空中和水下机器人等设备,利用空中拍摄、水下拍摄、声呐探测扫描等特殊拍摄手段,挖掘和展示抚仙湖周边的各种秘团,考察探究抚仙湖周边文物古迹、神奇传说、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等内容,再现古代云南的历史文化。

这次探秘与其他一些探秘活动的做法不同,整个水下探秘活动全程对媒体开放,大量国内外记者前来采访。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北京科技报、人民日报市场报、新浪网、网易、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春城晚报、玉溪日报、日本时事通讯社、英国路透社、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德国广播协会、德新社、韩国联合通讯社、美国美联社、意大利安莎社等50家中外媒体的150余名记者,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先后于16上午云集美丽的抚仙湖畔。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和短信已经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平台。这些新兴媒体在这次探秘活动中大放异彩。新闻发布会和论坛以及其他活动,通过网络直播或者网络报道的形式在新华网、央视国际网、网易、新浪网、玉溪新闻网等知名网站上与广大网友见面,世界各地的网友通过网络与专家共同探讨水下古城的奥秘。手机用户也参加了手机互动游戏。(二)探秘需要解决的问题

抚仙湖水下遗址第二次探秘活动,从2001年6月16日至22日,一共7天。

这次探秘,主要地点在最上面一座被称为古塔的石质建筑,高19米,塔顶距水面4米,塔的底部有一个足球场大,长约90米。水下古迹发现者耿卫说,由他领军的水下古迹研究会的潜水健儿们,已将这2.4平方千米的范围分成了12个区域进行分类和整理,这几天其实仅仅是对其中的F区进行探秘。到场的指导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者耿卫表示,通过声呐探测,整个水下建筑面积有2.4平方千米,经过测量的有三分之二左右。这次公布的其实是五年来的探索成果,这些成果将在7天内逐步向大家公布,最终将水下古城的总体面貌复原出来。需要判断的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城市建筑规模的比较

刘庆柱说,现在探明的水下建筑有2.4平方千米,范围很大。汉代青海等边缘地区的郡县,其城市才有0.4平方千米,周边省会一级的也才0.8平方千米。这么大的城市规模,说明这个水下古城不管是俞元古城还是古滇国都城,它都是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群体,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

2.关于古代城市位置的比较

李昆声说,大多数专家认为水下古城可能是俞元城,主要依据是史书记载探秘的地方与古城位置大致相同,位于抚仙湖东北角,历史上澄江是地震多发地,据资料分析,古城址在右所镇古村一带,可能就是当年的俞元城。

3.关于云南古代的文化传承关系

李昆声表示,据他了解,云南古代的城市多是泥土夯筑而成的,直到明清时才有了砖石城墙。那么现在的水下石块是否是当时的城墙还存在争论,但他认为最终的定论是什么并不重要,仅是发现这么大的人工建筑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发现了。尤其在石头上发现的痕迹更证明了人工建筑的说法,那么大的人工痕迹,非常不容易见到,水下古城与附近的李家山及新发掘的金莲山大型墓葬群肯定有联系,进一步解读可能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关于水下建筑的年代

刘庆柱说:要判断一个水下建筑的年代是很困难的,现在很难找到遗物和相关的文字。如果这个水下古城是存在的,那么肯定会有墓葬和遗物的发现,但只是偶然的机会,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五年、十年或者更久远的年代以后。从逻辑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操作起来很难。像上次发现的陶器,是属于很偶然的情况。但要判明这个古城建于什[1]么年代、毁灭于什么时代,还有待考证。(三)探秘发现《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介绍:6月17日下午,潜水员在第一、第二台阶的上面,发现在不同的石块上有类似“0”、“1”、“”和“y”的符号,以及7个排列规整的石孔和一张“人面图案”,现场的专[2]家称这是实施抚仙湖水下探秘以来最惊人的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人脸图案”可能是“古人利用自然形成的石块上的痕迹再雕琢而成,其年代应该晚于更简单的‘0’、‘1’,重要性也不如‘0’、‘1’。他不敢想象‘0’、‘1’和人脸图案与水下石头建筑会在同一时代出现。因为[3]符号的简单与建筑的宏大形成了矛盾”。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越早的东西越写实,越晚的东西越抽象。“0”、“1”这么简单的符号,在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时期已经不大可能存在。在山东、安徽、淮河流域也曾出现过上述符号,但发现这些符号的房子有的是用泥土做的,有的是用树枝盖的,工程量和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专家推断,这些符号可能是祭祀场所里涉及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指出:第一次抚仙湖水下考古所获得的信息比较有限,能确定的是该水下古建筑属人工建筑,至于面积的多少不太清楚,同时当时只探测到了该建筑群的几组建筑,知道这里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石块。他们两位专家称今日发现刻画符号很有价值。刘庆柱认为:“两个简单的人工刻画表达了建筑者的某种意识,但现在还无法判断该图到底是左右关系,还是上下关系,如果只是上下关系就有可能象征着太阳”。李昆声仔细分析了石块上排列呈弧形的5个孔,另一石块上有2孔。根据潜水员在水下用手指触摸,其内壁光滑,每个孔内径约3至4厘米,深2至3厘米,孔的间差不大等情况,李昆声指出:“圆孔整齐而有规则,如果两个石块为一个整体,就可以从祭祀方面推测,也许代表着某种星象,如北斗七星”。对于形状类似人面的图案,李昆声认为:“该图案可与四川三星堆文化相媲美,这张‘人脸’的‘眼睛’‘鼻子’‘嘴巴’较为清晰,‘眼睛’是细长的,大概50厘米至60厘米;‘鼻子’微微凹入,‘嘴巴’长扁,‘牙齿’似乎呈锯齿状,他认为该图案与澄江附近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时期的青铜器上的图案类似,有点像祭祀所戴的面具,另外他指出,无论从艺术和思维的规律来看,越早年代刻画的图案越写实,越晚的越抽象,[4]这有可能说明水下建筑年代更为久远。”《抚仙湖水下考古》指出:“6月19日,潜水员主要进行的是对面发现的一些有图案的石块进行精确测量,并又在一石块上发现两个类似正在发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据耿卫介绍在一块长70厘米、宽45厘米、下面长60厘米的不规则石块上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图案。之后关于水下古建筑的一些刻画符号及图案也越来越多,各位专家仔细观察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李昆声教授看到‘太阳’图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类似太阳的图案曾在云南省沧源县的岩画上出现过。这个图案很容易解读,因为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敬畏古今中外都有,是古代民族共同的信仰和宗教现象”。接着他又说:“沧源的图案是在陆地上,而且是画上去的,专家认为那是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画上去的。而今天发现的图案不但是在水下,还是阴刻的,有凹槽,这更原始。至少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在水下发现的这种图案,其[5]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四)考古探秘结论

尽管奇谈怪论不断,但实实在在的抚仙湖水下遗迹在人们满腹狐疑或信与不信的目光中出现了。

1.确定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为人工所建

从2001年到2006年的两次抚仙湖水下考古探秘,基本确定了水下遗址为人工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认为打捞上来的水下石块,有明显的人工加工的痕迹,这是一个人工建筑遗[6]址。”

2.确定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并非东汉遗址

尽管事先曾有学者要求维持上次有关东汉年代所建的结论,但通过实实在在的考古调查,专家们根据2006年的考古探秘,“结合第一次探秘的成果,一致认为这些证据已初步表明该古建筑并非之前猜测的古滇国国都或俞元城。其年代可能更加久远。”“新的发现使原来的推测有所改变”,特别是“水下发现的符号、图案与所见青铜时代的不太吻合,”“探秘发现的三道人工划痕、‘0’、‘1’的符号、七个规律排列的石孔、一张‘人脸图案’及象征太阳的图案只是简单的勾[7]勒,看上去更原始古老”。由是可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符号、图案年代比滇国时期的出土文物“更原始古老”,不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建筑。

3.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能是“五六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年代”的石质建筑“姜岩对奇特的图案做出了大胆的猜测。他认为:‘这是一种原始图腾的象征,这种图腾出现在距现在五六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年代,这[8]是母系氏族的图案,代表了分娩。’”2006年的考古探秘结束后,[9]《抚仙湖水下考古》出版了。书中对于这次考古探秘的结论如下:(1)玉溪市抚仙湖水下排列有序和堆砌整齐的大石条和石块不是自然堆积物,而是人工建造的大型建筑群。(2)初步查明,抚仙湖水下大型建筑群的面积约为2.4平方千米。(3)抚仙湖水下大型建筑群内分布着若干大型建筑物。其中一座高台式建筑,残高19米,底边长90米,共有5级台阶,整座建筑均用石材建成。(4)高台式建筑物的第一级台阶石条上,发现人工刻凿的符号、几何形图案、人面纹图像和排列有序的一些圆形石孔。推测这个高台式建筑是一个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大型建筑物。其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历史年代很早的“0”、“1”符号,与历史较晚的人脸图案与水下石质建筑同时出现,这就意味着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年代经历了一个很早到较晚的历史过程。建造遗址的文明人类曾经在这里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有可能是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这里就是文明人类的栖息地。(五)考古探秘发现的重要石质构件

2008年,有关考古调查的著作《抚仙湖水下考古》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昆声、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者耿卫和李昆声的硕士研究生张涛。书中提到了发现的一些文字符号和图案的问题,但无实物照片。其中一些实物,并不是在2001、2006年的考古探秘当中发现,而是耿卫在日常潜水探秘当中发现,最后拍照作为资料或打捞上岸收藏。本书作者目前掌握较重要和很有价值的出水或尚未出水的文化遗存如下:

1.出水的文化遗存,有两件石质构件(1)刻着一个三角符号的石质构件图片由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提供黄懿陆摄影图片由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提供

上左图为一块从抚仙湖水下古塔建筑体捞取上岸的数块面白内青红砂石中的一块。原为一个整体,从三米高台上摔下时被砸坏。石头上部斜长0.6米,厚约0.3米,底部长0.7米。在石头平面上,可以看到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三角形一个。“▽”为等腰,分别为0.47米×0.47米×0.4米。(2)刻着三个三角符号的石质构件。上右图是阴刻着三角符号的石质构件,还有五个、七个的,但都不太明显。需要仔细比较石头辨别,才能明确。把拍摄的图片印在书上,根本看不清楚。这个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三角形,其刻痕则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看到錾刻在石头上的三角形,我就有了金属錾刻的感觉,但又不敢十分相信。倘若是金属器所刻,这就与我们传统上的认知习惯有悖。因为中国的青铜器至今尚未寻找到源头。“我国的铜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我们只能从远古的一些只麟片爪的传说中,只能得知古人认为的铜器发明较早。近年来,考古的发现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了。”这些铜器“大多数属红铜(比较纯的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故表现为青铜甚至黄铜的性状。但多半不为人们有意识地合成的,而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这一情况大约延续到夏代以前,约公元前2000年前。此后,人们已经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从而我国历[10]史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的金属器錾刻痕迹,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金属器,当是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源头。但是,没有经过检验,我还是不敢坚信这个判断。看了《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之后,已知一些石质构件的刻痕经过鉴定,确为金属器所錾,我坚定了信心,感觉到抚仙湖水下遗址大有文章可作。从而开展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在《人类文明溯源》当中,我曾把三角符号当成数,同时也看做是男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性符号。在出书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寻找资料,有了资料又囿于书出版的匆忙而无法修改和补充。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我得以补充了一些资料,但仍感到言犹未尽。只好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不断充实着书的内容。

2.尚在水中与三角符号有关的石质构件(1)錾刻“▽”符号的石头图像。图片由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提供

上面石质上的符号,媒体报道说是抚仙湖底发现“L”符号,把以上这个符号解释为英语字母。我认为不妥。为什么呢?石质构件上之所以出现类似“L”刻痕,其实符号刻画者是把“L”刻痕当成“▽”符号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因为这块石质构件仅仅是形似“▽”,但可能是与“▽”锐角对称的尾部不平整,不太像“▽”;所以,刻痕者蓄意錾凿刻上“L”的形状,通过刻痕修整石质构件不太像“▽”的那一部分,使“L”线条把形象“▽”形状的石质构件规范起来,使之更似一个“▽”,更精确地体现出当地文明人的文化特点。仔细观察“L”的形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石质构件上经过金属器錾凿后留下的深刻痕迹。这块錾刻着三角形的石质构件,至今仍然留在石质建筑群中,尚未捞取上岸。(2)一个錾刻着三角和多个图形的复杂图案。抚仙湖水下遗址为什么出现诸多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符号,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属于什么年代的人类錾刻,这些问题在没有进行经过年代鉴定的同类图案的比较之前,我们很难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随后,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大型祭祀塔的一层石质台阶上,探秘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图像。2006年8月10日,我因调查了解水下探秘情况的需要,又一次深入澄江县。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者、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会长耿卫家里的工作室中,看到了这个图案。为了保持原貌,我让随行的驾驶员李敏将图纸上画的图案拿到县城扫描,储存在手提电脑当中。

下面,就是于会朋、黄光新发现和描绘在米格纸上的图案。

米格纸上的每一格为10厘米。根据图案在米格纸中的位置,可知图案等高线为0.6米,宽0.7米,石头厚度达0.45米。其中左边圆圈较圆,上下分别有三条光线,在图中的占图面积为0.4米;右边似乎半圆,上下分别有两条光线,在图中的面积为0.2×0.2=0.4米。2011年1月25日,因为当年8月要召开“首届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出于组织论文的需要,我打电话给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秘书长李宗宝,要求提供该图案发现者于会朋、黄光新的联系方式,拟让二人回忆写出发现和在水底描绘日月图案的经过,供会议交流。李宗宝答复由于时间太长,他已不清楚于会朋、黄光新去向,也没有联系方式。但李宗宝提供了潜水负责人“大宇”的电话,本书作者与大宇联系时,大宇说2006年第二次水下考古探秘之后,于会朋、黄光新二人就离开了潜水队。于会朋是文山人,黄光新是临沧人,开头还有联系,但二人离开玉溪、回到家乡之后分别更换了电话号码,因而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央电视台2006年播放抚仙湖水下考古探秘的专题片时,出现过采访于会朋的镜头,主要是由其讲述发现甲骨文体“易”字的经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于会朋发现的就是甲骨文体“易”字。遗憾的是,最重要的日月图案没有出现在屏幕上,更没有完整的照片可以留存下来。日月图案的重大意义无法估量,发现者于会朋、黄光新功不可没。于会朋是文山人,与本书作者是老乡,也许某一天我们会有机会见面。

日月图案的绘图时间是2006年5月29日。也就是说,在媒体报道前10天,米格纸图案已经描绘出来了。这就意味着,发现图案的时间,早于描图的时间。图案发现的时间并不在考古探秘的期限内,之前的发现,要在活动期间报道出来,才有轰动效应。在开展考古探秘的热身活动中,探秘人员发现了图案,并用水下米格板把它描绘下来,返回岸上之后照葫芦画瓢,誊写在米格纸上。

图案是否正确?考古探秘人员会不会观察不仔细,致使图案有误?为了慎重,我反复向耿卫询问图案的发现经过,认真研究和比对这个图案的局部照片,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图案,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个图案完整地拍摄下来?耿卫答复:由于錾刻着太阳、月亮的石板太大,选择一个好的角度,要清理一些杂乱无章的石头,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拍摄位置。由于这些原因,就没有把一张完整的照片拍摄下来,潜水探秘人员拍摄到的只是其中的月亮照片:

米格纸图中有两个圆圈球体。其中一个很圆,另一个椭圆,均为阳刻,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居于右边的椭圆球体右上角明确标明有一个阴刻的“▽”符号,而左边的圆球体却没有这种“▽”符号的标志。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考古探秘人员没有把图案画对,那就是椭圆球体,亦即月亮图案右上角除了阴刻一个“▶”外,与另一个阳雕的“◁”与之对应,呈“”。值得注意的是,靠近月亮的三角凹凿,显示是一个阴刻的三角形。另一个阳雕,一阴一阳三角组成了一个古代的“五”字。而这个“”,一直传承自商代甲骨文才明确。没有甲骨文比较,我们不可能知道古代“五”字这样写,没有抚仙湖水下遗址的三角组合,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古老的“五”字代表了阴阳。这就与《系辞上传》中的“天数五”、“地数五”吻合。我本能地感觉到这块錾刻着日月图案的石头非常重要,有可能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史进行揭秘的石质构件,便向耿卫说出其重要性。当时正值探秘尾声,耿卫当即向他的探秘队员打了电话:“明天上午,我要看到这块石头摆在办公桌上”。当时是2006年8月10日,我于当天返回昆明,事后我问耿卫,石头打捞上来没有?耿卫回答说石头太大、太重,没有打捞上岸。以后,耿卫对此事没有了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曾就打捞该“日月”图案作过努力,终因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成功。只好将水下考古探秘人员的画图、水下拍摄的局部照片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校正复原成了以下图案:

上面的图案,是揭示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图案,是中国学、世界学和宇宙学之魂。因为过于相信口头传承,因为相信文献、因为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我很痛心有关考古探索的经费大把大把地花在中原,却不知道文明之源就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没有把正式考古的钱投放到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上。就云南而言,很多人以为云南的文化底蕴在于富有特色的歌舞文化和民族风情。把云南想象为自古以来的蛮荒之地,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更不可能是国学、世界学和宇宙学的诞生地。一些没有到过抚仙湖水下遗址探秘现场,特别是没有看到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图案的学者,更是满口胡言乱语,认为抚仙湖水下遗址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堆乱石。面对客观存在的抚仙湖水下遗址,他们无视石质建筑与干栏建筑并存的事实,无视他们眼中暂不能解读的文字符号和图案,甚至欲行否定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以权势代替学术标准,以地位决定文明起源的走向,以文献代替历史的真相,以考古文物的表面现象代替早期文明人类制作文物勾勒图案的真实面目,似有认为抚仙湖水下遗址根本就不存在的痴想妄断,企图对根本就不是目前已知事实的既往历史进行盖棺论定。但是,中国是世界当中的一个重要国家,是人类文明唯一发源地的中心,中国有北京故宫,有八达岭长城,有黄河长江,也有五岳之尊,更有长达两万年的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形成当之无愧的领军之国。因为整个世界上诞生的文明,唯独中国文明的延续一直没有中断,这个文明起源的载体就是抚仙湖水下遗址。你要否认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客观存在,就像否认中国故宫、长城、黄河长江以及五岳之尊等名胜古迹的客观存在一样,是逃避历史、回避现实的痴人说梦,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学问,是一门涉及国学、世界学、宇宙学起源问题的学问,是文明人类有史以来的一门重大学问,是人类文明萌芽时期最初的启蒙篇章。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抚仙学,才能搞清楚全世界学术研究当中一切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述这一图案是抚仙湖水下遗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一个重要图案。我们发现这块石质构件上的“▽”符号有两个,其中一个阴刻,与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月形连体;另一个“▽”符号则由阳雕的两根男性生殖器交合形成。从他们都錾刻在同一块石质构件上的关系看,有“▽”符号分别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互证意义。此外,它们还可能是揭示人类文明起源之秘的关键性图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逐步展开。我初步的感觉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出现了一些很难判断内涵的“▽”符号,同时,还出现了上面一个能够说明“▽”符号内涵的图案,说明抚仙湖水下遗址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个“▽”符号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符号分别代表男女性生殖器。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土文同类物的支撑,特别是有关“▽”符号出现年代的支撑呢?[1]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2]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3]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中国抚仙湖水下古迹和苏美人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4]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5]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6]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7]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8]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9]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10]白至德编著:《白寿彝史学二十讲〈远古时代〉》,中国友谊出办公司2010年版,第76~77页。

四抚仙湖水下遗址考古调查

(一)水下考古调查基本情况

经云南省文物局同意,由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云南省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五家单位联合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从2007年7月[1]20日至8月20日对抚仙湖水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

主要目工作有二:一是结合水下探秘的两次声呐扫描情况,将整个相关水域划分为8个大区,以Ⅰ~Ⅷ表示。另在每个大区中又分为9个小区,以A~Ⅰ表示;二是在充分做好前期考察的基础上,定位于 ⅡG区中的一条长形石头构筑的遗迹,对其声呐扫描、GPS定位、水下测量、绘图、摄影、探沟发掘和部分构件的起取及成分分析等工作。整个考古调查历时一个月,基本完成了水下作业的一系列相关工作。

本次遗迹调查点为石头构筑而成,位于 ⅡG区的西南角,呈人字行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显然,这是刻意建成的一个三角形建筑体,本身就是一个反映神祇居住的阴阳神坛。由于受到各种外力因素的影响,遗迹部分已坍塌且有变形现象,坍塌后遗迹面积为长83米、宽14~21米、高0~3.7米。该遗迹东部斜面保存较好,表面斜度200,西部面破坏严重,从整体来看,西部倾斜度要大于东部。遗迹呈南北走向,方向2100,GPS坐标定位为东经102°56′839″~102°56′582″,北纬240°36′538″~24°36′582″之间,海拔1722米(误差8米),水面距遗迹顶点为12米。

据《抚仙湖水下考古》介绍:“在遗迹东面表面的坍塌部位,有较多似人工雕琢的石构件,大多呈人体的五官形状,诸多石构雕琢物[2]上,其金属雕琢痕十分明显。”(二)水下发现和出水的人形文化遗存

1.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类人眼的砂石《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说:“砂岩,略呈菱形,平底,表面平坦并经雕琢呈人眼状,长边69厘米,短边46厘米,厚32厘米。眼长42厘米,宽30厘米,金属錾刻痕明显,錾痕宽多为0~0.2,长2~3厘[3]米,最长多为5厘米,深度均在0.2厘米左右不等。”石质构件形状如下:

2.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类人耳的砂石《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说:“砂岩,呈三角形,长66厘米,宽51厘米,厚23厘米,在平面上雕琢一类似人耳状石雕构件,可清晰分出内外耳廓、耳道和耳垂等,耳垂上以一璜状器为饰,耳道处雕刻[4]最深,约3厘米,整个雕琢部位有较多金属器錾刻痕”。构件形状如下图左:

3.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过类人耳的砂石(上图右)《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说:“砂岩,略呈腰形,长64厘米,宽30厘米,厚30厘米,表面雕琢成一人耳状,耳部构成一目了然,金[5]属錾刻痕明显。”

4.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过类人唇的砂石《抚仙湖水下考古》一书说:“砂岩,呈长方形,长126厘米,宽37~47厘米,厚36厘米。平面周边雕琢成一圈突棱,其内琢成一略呈人嘴型样式,唇角较圆钝,因未去除表面黏附的碳酸钙成分,雕琢[6]细部和琢痕未能明了。”

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者耿卫曾说:“可惜,没有找到鼻子。如果找到了鼻子,我就可以把这个头像复原出来”。我在其他著作当中也讲到,在长83米,厚度14~21米,高0~3.7米,呈人字形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的石质建筑上,出现了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石质人像五官构件,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还要释古,要尽最大限度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没有找到石质鼻子的前提下,我将上述缺少石质鼻子的石质人形五官当中的耳、口、眼加上根据比例设置的鼻子进行组合,就可以复原构成如下石质头像:石质三角形建筑上的主神像

发现人工錾刻的石质人耳有两种类型,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可能因为是石质材料形状的不同造成的。以上头像使用的是一只逼真似耳的人工錾刻石质构件。如果使用另一种石质耳朵的形状,人工錾刻石像就是另一种耳形了。

显然,这是一个主神的巨大头像。根据“眼长42厘米,宽30厘米”;耳朵“长66厘米,宽51厘米”;唇“长64厘米,宽30厘米”的考古数据,可知眼的高度为30厘米,耳朵的高度为51厘米,唇的高度为30厘米。根据耳朵的高度,可以知道鼻子的长(高)度,这样,从眼、鼻到唇的高度约111厘米。加上人像的额、下巴部位,整个头像约为160厘米。这个头像当镶嵌在长83米、宽14~21米、高0~3.7米的呈人字形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的石质建筑体上,可能就居于三角形石质建筑的中部,也就是三角形锐角中心3.7米高度部位。这个头像及其建筑体特别突出了神像与三角形的作用,表明神像处于三角形阴阳交合的中心,是这个巨大三角形状建筑体的主神像。(三)人工錾刻的“▽”和“◇”型石质构件

抚仙湖水下考古发现不少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和“◇”型石质构件。有的“▽”石散乱在建筑体下,有的作为平衡石,镶嵌在石质建筑体的缝隙当中。坍塌后散乱在建筑体下的“▽”石镶嵌在建筑体中的“▽”石人工打磨的菱形石平面图,边长36厘米,厚16.8厘米,表面黏附的碳酸钙未去除。(取自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图七,12 IIG第79页)。人工打磨的三角石平面图,边长48~56厘米,厚28厘米,表面黏附的碳酸钙未去除。(取自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图七,11 IIG,第79页)。(四)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重要性《抚仙湖水下考古》对于所发现的水下遗址和出水文化遗存判断说:“抚仙湖水下石构件体面积分布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除此之外,其他水域未见分布,这一水域水底相对较为平坦,石构件体规模大小不一,且石构件体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水底石构件所发现的多个单体石构件,其上痕迹经过地质学、岩石学等专家考察,又经过数名有数十年经验的老石匠辨认,认为其[7]上雕琢痕清晰,比例协调,不是天然形成,当为人工雕琢构件。”

以上考古结论,我们认为对判断这个水下建筑的年代非常重要。

1.可以揭示出中国金属器起源的时间

考古发现,水下遗址已经发现“金属錾刻痕明显”的石质构件,这就意味着金属器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建造时期,就开始出现。在考古探秘现场,专家分析说,这些石块的硬度指数为6、7,如果在这种石块上雕刻,需要由锑和铜的或更具强度的合金才能达到这种工艺。沉在水中的石质构件上面出现金属錾刻的符号和图案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文献关于这个遗址的记载,在国内所有发掘的文化遗址当中,也没有看到同类规模巨大的石质建筑,特别是该遗址目前仍沉陷水中。是何人、在什么年代、因何原因所建?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兴建?不仅对于中国考古工作者、即便对于国外的考古工作者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建造年代确定之后,可以把中国金属器起源的时间推得更早,甚至可能会改变世界金属器起源的历史。

2.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了一批文字符号和图案

在第二次水下探秘时,人们虽然知道水下遗址出现了一批文字符号和图案,但它们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出现在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当中,基本上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比较同类符号、图案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专家们认为它们出现的年代非常久远),探索其中代表的含义,就可以探知它们起源的秘密。文字符号和图案是判断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的重要载体,我们千万不可忽视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的客观存在。

3.可以根据抚仙湖盆地的沉积速率科学计算遗址建于岸上的基本时间或年代

考古证实,水下遗址:“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那就说明遗址沉入水中的原因,不是来自地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依上所述,《揭秘抚仙湖》提供了一种抚仙湖石质建筑下沉的研究途径,当地盆地下沉水中,有一个沉积速率,依此科学计算,就可以知道这座2.4平方千米,目前沉于水中89米以上的石质建筑,在什么年代尚在岸上,没有下沉。[1]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2]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3]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4]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5]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6]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7]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五日月为易图案的发现和解读

(一)识别日月图案

在上面的叙述当中,我为什么把两个球体的图案判断为“日月”图案,而没有顺从相关专家“两个太阳”的认识,作出“日月”图案的判断,有些什么依据和理由?

乍一看去,两个圆圈的球体图案代表什么意思,颇难判断。据图提示,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的上述人工刻画球体图案呈左右并列关系,而非上下关系。其中一个画的较圆,一个椭圆。圆圈和椭圆均为阳刻,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居于右边的椭圆图案右上角明确标注着一个凹凿的“▽”符号,而左边的圆圈图案却没有这种“▽”符号的标志。在同一平面上的两个圆形球体,表现出三个方面的不同:

1.圆的弧度不同

左边的圆;右边的椭圆。

2.光泽线的数量不同

左边的圆形球体向天上和地下发射的光分别是三条;右边的椭圆形球体向天上和地下发出的光分别是两条。

3.特殊符号标志的不同

左边的圆形球体没有“▽”符号标志;右边的椭圆形球体有一个“▽”符号的标志。仔细研究,我们还发现这个圆形球体有一阴一阳两个。

我们知道,“▽”符号是苏美尔人楔形文字中的标志性说明,表示是一个人的符号。在楔形文字中,凡是表示男性,楔形文字上也有一个“▽”符号。而“▽”符号,本身就是楔形文字中女性及其女性生殖器的意思。我们下面一章列举的中外史前人像中,凡是“▽”符号,代表的都是男女性生殖器的意思。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果真是“两个类似正在发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吗?如果说是“两个太阳”,其表现形式、图案结构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它们有上述三个方面的不同点呢?《易·系辞上传》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说的是1、3、5、7、9这五个奇数是天数、阳数,代表男人;2、4、6、8、10这五个偶数是地数,阴数,代表女人。我们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上述图案中去,发现“两个类似正在发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包含着三个方面的不同点中,其中的一个不同点正是光泽数奇偶的不同。发现了“两个类似正在发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的差别,我们有了一个基本判断:(1)根据易学原理,发出奇数光泽的圆形球体应当是太阳,发出偶数光泽的椭圆球体应当是月亮。(2)发出偶数光泽的月亮有“▽”符号这个标志,说明月亮在“两个类似正在发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出现的年代里,月亮是一个重要的图案。当时,月亮的重要性甚于太阳;因为太阳图案没有“▽”符号作重要标志。(3)月亮是重要图案,而按照易学原理,月亮发出的光泽为偶数。偶数为阴、为地,为女性。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是女性处于重要地位的时代,表明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4)代表太阳的图案没有“▽”符号标志,表明当时的男性处于从属的地位。

经过细致甄别,我们发现水下拍摄到的照片与潜水探秘人员得描图有误差。

一是阳雕的椭圆月亮中间有一个阳雕点,表明月亮还有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意思。

二是阳雕的椭圆月亮右上角的“▶”符号是一个阴刻符号。与这个阴刻“▶”符号呈锐角相对的,还有一个阳雕的“◁”符号。但这个阳雕的“◁”符号由两根男性生殖器交合为“<”形构成。这个“<”形,正是古代“六”字的写法。在表示月亮光泽的线条中,除了这个“<”形之外,另一个呈“∧”形,也是古代“六”字的写法。特别是阴刻的“▶”符号与阳雕的“◁”符号锐角相对,呈“”形,这是一个甲骨文“五”字的写法。

三是“<”和“∧”分开是4条线,在这里也代表月亮的4条偶数之光。我的这个判断是其中一个“∧”形为两根男性器官的组合,表明“∧”可一分为二。两个“∧”形分开可代表数四;不分则是两个甲骨文体“六”字的写法。易学素来称为“九六”之学。其“六”为阴、为月、为地、为女人;其“九”为阳、为日、为天、为男人。这个图案中的“九”在哪里呢?在太阳图案上。与月亮图案在同一平面上的太阳图案本身发出的是天上三条光、地上三条光,加上太阳本身可以代表数字三,三个三加起来,就是易学“九六”之“九”。(二)日月图案的解读

在《易经》中,凡是代表阳的爻题,都以“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表示;凡是代表阴的爻题,都以“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表示。

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的日月图案出现了“九”和“六”的数字,表现出易学“九、六”的重要意义,这就说明易学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表现出非常完整的“日月为易”理念。《易纬·参同契》提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的观点,《说文解字》中也有相关记载。这些观点,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日月图案中,得到了真真切切的考古证明。

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本讲述易经的书,包括《周易》当中的《十翼》,都是后人诠释的理论,不外乎阴阳、乾坤、日月、天地的论述。但是,这些字眼没有提到人。观察这个图案的学者很少想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板同一平面上出现的日月图案当中,构成甲骨文体“∧”字的,正是两根男性生殖器的交合;月亮图案中间阳雕一点,说明月亮可以代表女性生殖器,表明天人合一的观念早就形成,人类早期宗教思想当中的阴阳、乾坤、日月、天地、奇偶数及其神的观念等等,乃是与人间男女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其一,对圆圈球体图案的解读

1.圆圈球体图案表示太阳。在《易经》当中,阳数为奇数、天数,把太阳看成数字,可用数字:一、三、五、七、九表示。这里用数字“三”表示太阳之数。

2.由于太阳是天数,故其射到天上之数为三条光芒;照射地之数亦为三条光芒,都是奇数。

3.把太阳和其射出的光芒当成数字,其数为:三、三、三,为《易》中乾卦,用阳爻表示为:≡。

其二,对椭圆球体图案的解读

1.椭圆球体图案表示月亮。在《易经》当中,地数为偶数、阴数,把月亮看成数字,可用数字:二、四、六、八、十表示。这里用数字“二”表示月亮之数。

2.由于月亮是地数,故其借助于太阳光芒的射天之数为二;照射地的光芒之数亦为数二,都是偶数。

3.把月亮和其闪射出的芒线当成数字,其数为:二、二、二,为《易》中坤卦,用阴爻表示为:≡。

众所周知,《易》中只要具备了乾、坤二卦,就可以生成《易》之八卦。(三)日月图案出现古代“”字的重大意义

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板同一平面上出现的日月图案上有甲骨文体“”字,代表着文字发展史上极其重大的意义。《易·系辞上传》说“天数五,地数五”,“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易·系辞上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何谓“天数五,地数五”

所谓“天数五”,就是上面提到的一、三、五、七、九这五个奇数;所谓“地数五”,就是上面提到的二、四、六、八、十这五个偶数。“天数五,地数五”易学理论的提出,表明易学的基础是数字,而且只提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标志着易学实行的是十进位制,而非通常说的二进制。阴和阳,看似两个互为对立的统一,但它们组成的数字分别是五个奇数、五个偶数,根据《易·系辞上传》“天数五,地数五”的意思,易经是以阴阳理论为基础的十进位制,而不是二进制。从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出现的日月图案看,出现了“九”和“六”的数字含义,则易经是十进位制的文献记录有了考古依据,其二进制的说法只是一种偏见。换言之,二进制的基础是阴阳,具体数爻表现的是十进位制,但要按照二进制的阴阳模式来操作。

2.何谓“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天数二十有五”:是一、三、五、七、九这5个奇数相加:1+3+5+7+9=25;“地数三十”:是二、四、六、八、十这五个偶数相加:2+4+6+8+10=30。

3.何谓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远古人类认为:天地万物都可以用数字来统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讲的是天有数,为25个;地有数,为30个。把代表天的25个数字和代表地的30个数字加起来,就是天和地的数字55。

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的日月图案出现了甲骨文体“”字,特别这“”字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阴刻“▶”与月亮连体,表示阴刻“▶”与阳雕“◁”组合成一个古代“”字时,这个“”字以阴刻“▶”为主,代表“地数五”;二是阳雕“◁”本为两根男性生殖器组合的“∧”,当这个阳雕“◁”与阴刻“▶”组合为甲骨文“”字时,这个“”字以阳雕“◁”为主,代表“天数五”。

这样,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的日月图案,出现甲骨文体“

”字,其中就包含了“天数五,地数五”;“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易学哲学理念。这个哲理是汉代人在《易·系辞上传》里总结的。但这个理论的考古证据,早在距今1万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的日月图案当中。

易经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大系统,把人体当作一个小系统,它是以一种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强调事物是由对立而统一的部分构成,强调事物周而复始的变化。这是易的根本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我们老祖先的哲学,我们的老祖先世世代代以易经为指导原则,把易经应用到千千万万的领域中去,比如说中医、科技、文学等等,创造出了很多文化和实体的东西,后世人为了了解古人的很多文化产物和实体成果,不得不研究易经。

从古至今,一些江湖上的骗人把戏很多都是打着易经的幌子,所以研究易经的人越来越多。

可是,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之前,不管是何种方面的人们对于易经的探讨,其所得到的答案,都不可能是最原始的答案。换言之,都不可能是符合事物本原的答案。因为抚仙湖水下遗址形成的年代,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人们已经忘却了。根据我们对抚仙湖水下遗址祭祀建筑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出现日月图案的解读,可以肯定地说,古老的易学发轫于远古云南抚仙湖畔,而不在其他地方。

约在二万年前,远古云南抚仙湖畔石质建筑出现的易学理念显得非常成熟,一开始就是明显的“九六”之学,从一到十的十进位制的使用是“九六”之学的内涵,标志着远古中国数学运用开始于“九六”之学。“九六”之学首先是数字的运用,从出土于商周甚至更早时期的数字易卦看,易学从一开始表现出来的就是数字易卦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以三爻卦为基本卦体,抚仙湖水下遗址祭祀建筑同一石板同一平面上出现的日月图案,其表现出来的易学卦体也是三爻卦形式。(四)太阳图案的三爻卦

1.太阳图案向天上发出的三条光泽,是为第一爻。

2.按照《易·系辞上传》的原理,太阳本身可以是一、三、五、七、九这5个奇数中的任何一个,这里以数字三代表,是为第二爻。

3.太阳图案向地下发出的三条光泽,是为第三爻。

三爻的数字相随而连,壮语发音为“连山”,简要的解释是“跟三”。这样的三爻之数相随而连,得出一个总的数字“九”,也就是易经乾卦中唯一的代表数字“九”。(五)月亮图案的三爻卦

1.月亮图案向天上发出的两条光泽,或者说是甲骨文体“∧”字,是为第一爻。

2.按照《易·系辞上传》的原理,月亮本身可以是二、四、六、八、十这5个偶数中的任何一个,这里以数字二代表,也可以甲骨文体“∧”字代表,是为第二爻。

3.月亮图案向地下发出的两条光泽,或者说是甲骨文体“∧”字,是为第三爻。

三爻的数字相随而连,壮话的说法叫“连山”,简要的解释是“跟三”。这样的三爻之数相随而连,得出一个总的数字“六”,也就是易经坤卦中唯一的代表数字“六”。

古人认为,易经的本质是古人研究宇宙万物变化的学问,重在矛盾变化的规律。其次还有“大道至简”(容易)的涵义,然后就是“日月”也就是“阴阳”、“奇偶”、“天地”、“男女”的概念,简称这是为了研究宇宙万物的变化而提出的“阴阳”概念,同时象征性的代表了“刚柔”、“快慢”、“上下”等正反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概念。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仅仅只是出现了数字的萌芽,完整的文字尚未出现。但当时的文明人类以阴刻三角形、月亮、女人、地、夜晚的思想,代表阴的概念;以阳雕三角形、太阳、男人、天、白天的思想,代表阳的概念。

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符号,最早代表的是上述非常丰富的内涵。但在文明人类大迁徙的历程当中,只有留居远古中国本土的人类完整地保留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祭祀建筑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出现日月图案上“▽”符号所代表的原始含义,迁徙到其他地域的人类只保留了“▽”符号代表男女和天人合一的含义,而把其他真正的内核忘却了。

抚仙湖水下遗址祭祀建筑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出现日月图案的易学解读告诉我们:易经的八卦是由三爻组成,下边初爻代表人类生活的地球,中间之爻代表与人类万物关系紧密的日月,上边之爻代表整个宇宙。

根据其上分析,抚仙湖水下遗址祭祀建筑同一石质构件同一平面上出现日月图案中的“”字,可以视为易学所代表的男女人体、天地、日月、奇偶数字等阴阳事物的一种重要标志,而且是人们宗教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标志。

第二节 史前易学发源地年代研究

一抚仙湖水下遗址沉积速率测算出来的年代

(一)文献依据“抚仙湖水下石构体面积分布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除此之外,其他水域未见分布,这一水域水底相对较为平坦,石构体规模大小不[1]一,且石构体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如此,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的石质日月图案和“易”字出现在什么年代,这些石质建筑体又如何沉陷到水下呢?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写,海洋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抚仙湖》一书第19页认为:抚仙湖一带的地质状况为“盆地中心下沉和两侧山体上升”,“在湖西岸牛摩村一带抚仙湖与星云湖古通道中有较好的沉积剖面,高出湖面约30米左右,出露的厚度10~12米,底部是泥炭层,过去一直划为新三系沉积,但经14C测定为11831±420年”。“全新世早期,即大约在12000年左右,湖面曾高出现在湖面约30米~40米左右,那时的湖泊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北界可达澄江县城以北,比现在湖岸线向北扩大6~7千米;南界可达路居镇以南,向南扩展2~3千米以上;西边沿牛摩村古通道与星云湖相连,形成抚仙大湖,其面积可以达到或接近3500平方米”。“以后两侧山体上升,湖底下沉。根据对澄江附近几个钻孔中泥炭层的分布看,如果把钻孔最上部的第一个泥炭层与澄江窑厂泥炭层作对比计算,则澄江县城一带,相对下沉的幅度达25~30米,到了湖北岸吉花村鲁滨营一带,下沉幅度达85~90米,平均每年下沉的速率可达0.7厘米/年左右。据报道,位于抚仙湖南部的杞麓湖全新世(12756年)以来,湖滨山体上升速率为0.65厘米/年,二者是很相近的。以后随山体继续上升,陆源碎屑不断堆积,以致湖岸线不断后退,但是湖盆中心下沉的速度大于堆积的速度。根据对现代沉积速率的计算,湖泊北部三角洲地区的堆积速率平均为60~70厘米/1000年,而下沉的速率则超过700厘米/1000年,相差约近十倍。所以尽管湖岸线以平均每年0.03厘米的速度后退,但其堆积速度远远不能补偿下沉的速率,以致使全新世以来,湖泊不断加深,成为深水湖泊”。“如以前述的年平均下沉速率为6.4毫米计算(即地质结构下沉年[2]平均7毫米,扣除自然沉积年平均0.6毫米)”12000年前,水面距今高30~40米,现在沉在水中的石质建筑群的示意图如下:(二)科学探测依据

1.水下遗址建筑群分布点

2.水下遗址在湖中的位置水下遗址在湖中的位置

3.根据相关数据研究水下建筑的位置

抚仙湖水下有一个石质建筑群落,大约有2.4平方千米。但是,这些建筑群落距离水面有多深呢?在没有进行科学探测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虽然距抚仙湖东面直线120米处即有水下建筑群,表现得很集中,一共是三大群落,但距离水面水深程度不同。要想知道具体深度,必须依托科研部门进行平行等深线的科学探测,然后才能根据平行等深线浅的地层剖计算出不同位置的石质建筑在水中的分布深度。

在实际探测工作当中,抚仙湖水下遗址要深入水下开展探秘发现文字符号的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潜水到达的。水下遗址的发现者耿卫先生得益于独天独厚的潜水优势,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水下遗址潜水的实践调查,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探测工作。他曾经请到有关部门做了水下遗址的三维地形勘测记录,并做了水下平行等深线布设的4条浅地层剖面图。2010年春季,笔者与抚仙湖与世界文明研究会办公室的刘金富、肖林曾到耿卫家中,亲眼目睹此图。在地层剖面图中,耿卫先生请科研部门做的剖面图共布设的4浅线间距为120米,即从湖面120米的距离开始推进到湖心距离的480米处,就可以囊括水下三大建筑群落的所在位置。根据上述平行等深线浅地层剖面示意图,距抚仙湖东面直线120米处即有水下建筑群,最深的位置距离湖面89米。群落之间表现得非常集中,只是坐落位置水深程度各有不同。笔者以图表形式说明如下:

根据上述平行等深线浅地层剖面示意图,距抚仙湖东面直线120米处即有水下建筑群,表现得很集中,一共是三大群落,但水深程度不同。

上述三大建筑群落依山就势,基本处于同一平面上,相对而言,A建筑群与D建筑群相比,倾斜度较大。

整个考古区的浅部地层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声学反射层。上层为典型的湖相沉积,沉积层理清晰,湖相韵律明显。下层无明显的反射层理,声学穿透性差,未探测到下层地层的底界面,部分低洼处有河流沉积充填(C),表明下层地层曾位于水面之上。两层地层为不整合接触,表明期间曾发生重大地质事件,下层地层沉入湖中开始接受湖相沉积。

古建筑遗存就构筑在下层地层中,整个古建筑遗存位于上村河东南的高地上(A),现在的古塔区(五层台阶区)基本未被泥沙掩埋,沿NW方向,受上村河的水下冲积扇(三角洲)的影响则逐渐部沉积物掩埋。其中仅靠古上村河河谷处的一处遗存引人注目,其他几乎全部被掩埋,探测到的高度超过5m。

40米以下水深处的建筑遗存通常被薄层的沉积物覆盖,但在地形上仍然表现为明显的凸起(A, C,D, E)。其中60米水深处的遗存也引人注目(E),其表层覆盖一层薄的沉积,探测到的厚度超过8米。

平行等深线浅地层剖面告诉我们,水下建筑位于A、E线距离上下分别有A1和A2、E1和E2四处建筑点。水深至14米(A1)开始有建筑群,一直延伸至23(A2)米。然后是23米到40米属于空白点,一直下延至E点的水深41处又出现建筑群。此条线上,建筑群水深至67米。

C、D为同一直线的平行等深线浅地层剖面,分别有C1和C2、D1和D2四处建筑点。从0开始到C1的水深50米处,开始出现建筑群。这批建筑群位于水深50到61米(C2)的地段上。从61米开始,到了距水深72米的地方,出现D建筑群。这批建筑群距水面72米(D1)到89米(D2)。

综上分析,可知抚仙湖水下遗址分别分布在水深14米、23米、40米、50米、61米、67米、72米、89米的地方。“根据海军航保部门1968年测绘的8个岩石标注点,即A1~A8间的距离为水下遗址的分布范围,用此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自然是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3]1200米,总面积为2.4平方公里”。海军航保部门对8个建筑群以A1、A2、A3、A4、A5、A6、A7、A8标注,2007年,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云南省考古所等7家单位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时,将八个建筑群标注为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其中每一处建筑群,分别标出A、B、D、E、F、G、H、I一共9个区。这些标注方法,与上述A、E线和C、D一样,内涵一致,只是字母标注有别。(三)遗址建筑及下沉年代研究

1.基本依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编写的《抚仙湖》指出:“杞麓湖全新世(12756年)以来,湖滨山体上升速率为0.65厘米/年,由此可以看出,抚仙、杞麓两湖的下沉速率是很相近的。”这就说明,湖边的山体在上升,而山体以下的岸边之地却在下沉。“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等组成的山地。在湖区周围分布较广泛,山体陡峻,如尖山和毕架山的断层崖直立湖边,经过流水的溶蚀作用,多处发育有石芽、落水洞、岩溶泉和地下暗河等溶蚀地貌。在湖盆四周石灰岩的崖壁上,还可以见到数层湖蚀穴。这些溶蚀和侵蚀的洞穴,分布上显示出一定的规律,反映了湖面变动与地壳升降的情况。第一层溶洞,高出湖面3~3.5米,沿湖广泛分布,不少地方有地下河出现,是近期溶蚀作用的产物;第二层溶洞,高出湖面10米左右,如海口村附近一溶洞,深度可达4~5米,高2~3米;第三层溶洞,高出湖面约35米,洞穴大小只有1米左右。该层高度与湖区发育的一级湖滨基座阶地的高度[4]相当”。

2.参考数字

处于整座水下建筑最高位置的是现在位于水深23米处的古塔。塔高19米,塔顶现距水面4米,最低处的水下建筑现在距离水面89米,减去最高处的水面距离4米,则全部建筑的总高度85米。参照沉积速率1000年下沉6.3~6.4米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数字:(1)每1000年下沉6.3米,一个高度85米建筑群完全下沉需要13492年。(2)每1000年下沉6.4米,一个高度85米建筑群完全下沉需要13281年。

但是,这只是整座建筑群完成下沉的时间,并不包括建造时间和人类在此居住和作为神圣领地祭祀、生活的时间。此外,还有建筑体与当时水面的距离也应包括进去。依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写,海洋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抚仙湖》一书第19页介绍,12000年(14C测定为11831±420年)前,当时的湖面要高出现在抚仙湖面30~40米。

处于整座水下建筑最高位置的是现在位于水深23米处的古塔。塔高19米,塔顶现距水面4米,最低处的水下建筑现在距离水面89米,减去最高处的水面距离4米,则全部建筑的总高度85米。参照沉积速率1000年下沉6.3~6.4米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数字:

一是每1000年下沉6.3米,一个高度85米建筑群完全下沉需要13492年。

二是每1000年下沉6.4米,一个高度85米建筑群完全下沉需要13281年。

但是,这只是整座建筑群完成下沉的时间,并不包括建造时间和人类在此居庄和作为神圣领地祭祀、生活的时间。此外,还有建筑体与当时水面的距离也应包括进去。依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编写,海洋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抚仙湖》一书第19页介绍,12000年(14C测定为11831±420年)前,当时的湖面要高出现在抚仙湖水面30~40米。

不管高出水面多少米,抚仙湖水下遗址此时应尚在岸上,而不应该在水里。庄12000年前,抚仙湖水面要高于现在3040米,这两个高度的下沉时间约需要5000~6000年。这就是说,当时30~40米垂直高度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原封不动的抚仙湖水下遗址,就建立在距离水面垂直高度的现在位置之上。这样,整座建筑遗址的建筑时间如下:

建筑遗址完成下沉的年代+高于水面垂直高度完成下沉的年代=建筑年代其一,每1000年下沉6.3米:

高于垂直高度30米完全下沉:13492年+5000年=18492年

高于垂直高度40米完全下沉:13492年+6000年=19492年

其二,每1000年下沉6.4米:

高于垂直高度30米完全下沉:13281年+5000年=18281年

高于垂直高度40米完全下沉:13281年+6000年=19281年

这就是说,抚仙湖水下遗址大约建于上述这几个时间段实际存在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是20000年前左右人类直接生活的硬证据。这是中国境内唯一出现的以石头建筑为主、木质建筑为辅的大型史前建筑。在一座五层台阶,底长90米、宽63米,高19米的大型祭祀建筑上,当时的人类使用金属器錾刻出了一些文字符号和图案,其内涵与世界文明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世俗的眼光当中,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记录里,云南一直是一个偏僻的蛮荒之地,是充军发配有罪人群集中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年代久远的石质建筑群落,为什么会出现在远古云南,而且时间约在20000年前呢?显然,这片建筑群落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们应该由人所建。建造者当为一群超凡脱俗、聪明睿智、技艺精湛的文明人类。这一群先进的文明人类当时为什么集中在这块地区,他们的出现有些什么历史背景呢?[1]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2]张增祺:《探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3]张增祺:《揭秘抚仙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抚仙湖》,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二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历史背景

(一)远古云南周边是现代人的聚居地《世界文明通论》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科研项目。该项目在“世界文明大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世界文明这个重大课题进行综合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研究,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框架。该项目有一个子课题,叫做《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业已结题成书。该书介绍了一些考古和遗传学方面与云南有关的情况。

国际主流学者的观点是:根据遗传学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威尔逊实验室的科学家于1987年做了一项实验,从不同人种的胎盘中提取DAN进行鉴定,证明了所有的现代人共享一个祖先,而这个祖先可能就是大约二十万年前非洲丛林中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的后代在十三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各大洲取代了当地的土著居民。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Y染色体上的当地的土著居民,研究结果同样令人震惊:现代男性有一个共同的‘东非父亲’,他生活在大约十五万年前”。因此,国际上的科学家当然不相信中国人种本土起源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人的人种都来自元谋人,那么之间的差异应该有一百万年至五十万年前,即两个个体的祖先在一百万年至五十万年前开始分离。但是实际上,任意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五万年。也就是说,中国人共同的老祖宗距今至多只有五万年,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一万年,而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长的分离时间才五千年左右”。特别是从考古学上看,“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中国本土发现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是个让主张“中国人种独立起源”说的中国科学家感[1]到头疼的问题。

国际科学界根据考古学、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二十万年到十万年前,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出现在非洲,而各地之间的差别不超过十四万年。大约在十万年至六万年前,由于气候变化导致食物短缺,生活在东非大概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的部分早期人类开始向北迁移。大约在五万年前,到了中东地区,便分成两支:一支成为欧洲人的祖先,一支穿越中东,经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缅甸,沿印度洋迁入东南亚半岛。“这些科学家这样说并不是彻底否认在中国本土上有过人类存在的事实,而是认为,由于中国在大约八万年至两万年前经历过一次冰冻期,大部分地方都被冰川覆盖,气温很低,所以原本生活在中国本土的古人类,都在这次空前的冰川灾难中灭绝了,而[2]这恰好为来自非洲的古人类腾出了生存空间”。(二)现代人经过珠江流域和远古云南进入中国《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介绍中国人种外来说的观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在进入缅甸的这一部分人中,有两支在[3]不同的时间,进入远古中国。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乃是来自人类学者实施的DNA鉴定。

这项为期5年的项目被称为“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这一项目通过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地的10个实验室和大学的专家来共同完成。其中,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全程参与了研究,总的计划是将在世界各地采集不同人种的10万份DNA样本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金力教授和他的团队负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研究,内容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群迁移、民族和语言的产生和分化、人群间的基因交流等。研究认为: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李辉说: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又过了几千几万年,现代人在Y染色体基因突变M168基础上又出现了2个突变类型,即M130和M89,前者发生在8万年前,后者发生在4万5千年前。人类已通过北非进入了欧亚大陆,最早出来的是棕色人,他们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在印度洋岸边走着。5万年前,他们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之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之后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李辉接着说: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他们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金力的学生柯越海取样的1万2千个中国人的样本中,有11311个样本在M89的位点上发生突变。而这个突变标记在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并且一直在这里做了很长久的活动,之后他们进入中国,分化出现在的汉族。李辉接着说: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显得空茫一片。这时候,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时,一支带有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有3条,共有2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一个[4]是珠江流域(大家知道,珠江流域的源头,实际在云南)。

1.一支人大约在三万年前,抵达中国珠江流域,成为中国人祖先《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介绍中国人种外来说的观点:一万五千年左右,其中一部分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但是,他[5]们不是“对现代中国人起源”作用大的一批人。

这方面的考古证据,主要见于广西“甑皮岩”遗址。“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14具‘甑皮岩人’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认为他们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种族较接近,同时也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的倾向,比如今接近于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阔鼻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突颌型的齿槽面角等(张银运等,1977)。这种情况显示‘甑皮岩人’与华南人和东南亚人有较为密切的遗传关系,而与华北人的遗传关系比较疏远”。“2002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李辉博士与其合作者对大部分百越群体的遗传材料的Y染色体DNA分析结果,得出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有单起源的遗传现象,起源时间在距今三四万年前,起源地在广西、广东和越南国北部、老挝国一带;大约从新石器时代起,百越群体开始向四面扩散,其分布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以南地区、东南亚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广大地区,其中广西的百越主要是向西、[6]向南扩散到东南亚半岛(李辉,2002)”。

2.一支是大约在五万年前就生活在远古云南与缅甸接壤的现代人《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介绍中国人种外来说的观点:这支现代人“由于携带了地中海贫血基因,他们的身体特征开始变化,头颅很圆,鼻子大,嘴唇厚”,等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停留了“上万年之后,在两万多年前直接从云南进入中国,他们对现代中国人起源所作的贡献,可能比进入珠江流域的那一支影响更大”。[7]经过连续不断的长途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批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

中华民族从远古云南迁徙内地,考古证据直接来自四个方面:(1)在50000年左右,生活在远古云南的现代人正在发生人种的转换。在人种形体的测定上,最直接的证据是生活在5万年前的“丽江人”。这些“丽江人”在人体特征上特点如何呢?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在“头骨的额骨中部与下方骨骼形成的骨缝呈曲折的凸字形、穿洞头骨的最宽处在后三分之一、丽江人上臼齿有卡氏尖等。这些在中国稀有,而在西方较为常见的现象都可能是古代东西方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证据,其比较稀少的存在意味着交流不是很频繁,特别是在[8]早期。后期表现较前期为多可能表明交流的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主编的《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亦持同样观点:“丽江人枕部的发髻状构造”,“很可能是接受了来自西方基因[9]的结果”。(2)云南出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莫斯特文化遗址。一些学者把莫斯特文化叫做莫斯特工业,“是把直接打击生产石制品,特别是石器的制造推向巅峰的工业”。莫斯特文化因“1862年首次发现于法国西南部多尔道尼省莫斯特村附近一岩厦遗址内而得名”,“广布于欧洲、非洲和西亚,其存在时间,各地不甚相同,最早的见于西亚,可能在距今20多万年前,最晚的发现在非洲南部距今1.5万年前。在我国早期的旧石器考古文献中记述过其若干组分,比较完整地存在于距今2万多年前,在一些地区晚至距今1万多年前”。“莫斯特技术或技[10]术模式 Ⅲ,大概在距今两万多年前进入中国”,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及云南宜良、呈贡、富源等地均有发现,尤以富源县大河文化遗址年代为早。2001年、2002年、200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局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曲靖市富源县大河镇茨托村的癞石山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在洞穴深处发现长约1米、宽约四五十厘米的黑色土层,土层附近发现烧骨片,亦即史前人类火塘。经过清理,出土了2400多件文物。其中有石器器物,包括圆形刮削器、锯齿状刮削器、盘状刮削器等。据专家分析,这些做工精美的石器具有代表旧石器时代欧洲文明莫斯特典型特征。洞中还出土大量鹿、猪鼠、熊、牛等动物的骨化石,其中还有一副长约25厘米的完整鹿角。特别是发现一颗古人类牙齿。从前有学者认为“中国及亚洲是旧石器文明缺失的地带”,富源大河莫斯特文化遗址的出现,弥补了中国4~10万年期间中国人类活动缺失的空白。据南京师范大学采用铀系法对富源县大河镇茨托村的癞石山遗址进行年代测定,证实该遗址中的人工石铺路面距今4.4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石铺路面。“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富源大河遗址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晚一阶段,该遗址是莫斯特和勒瓦娄哇技术传入我国的较早遗址。它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中国南方……这一发现对研究史前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11]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仰韶文化之根在远古云南。从远古云南到仰韶文化时期,描摹人像的口鼻部位出现一脉相承表示阴阳之气的三角形。

麻栗坡县城边上有一处山岩,叫大王岩。大王岩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城以东羊角老山南端。弯弯曲曲的畴阳河流经山脚,河畔有一“L”字形山岩,岩画离河面约150米,距县城中心1公里。当地传说,岩画之所以被称为“大王”,系因绘有“大王”之像。据说,这个“大王”就是北宋时期壮族英雄侬智高。他率兵抗宋自治失败后兵退特磨道(今广南、富宁一带),最后退守“大王”岩,居高临下以藤条拴着水桶伸下畴阳河中打水饮用据险固守,顽强无比。最后,宋兵将藤条砍断导致侬智高军队水断粮绝,死于“大王”岩上。岩画亦即侬智[12]高留下的身影像。还有学者解释:人像表述的是古代傩舞的内容或是母系氏族社会尊崇的女神像。“大王”岩山岩主体为南北走向,东经104°42′20.2″,北纬23°07′38.7″,海拔1130米。羊角老山南端岩石上有两个岩画点,分为1区和2区两部分。图像中的两巨人像呈舞蹈型,高2.8米,宽0.75米,并排站立,高矮大体一致。其中,左侧人像由于天长日久的种种原因遭到毁坏,仅残留头部和身体之一部分。另一个人像有0.9米高,位置处于俩顶天立地的阴阳巨人像之下,这个弯曲着四肢的0.9米高的人像与2.8米高的俩顶天立地的阴阳巨人像相比,个子要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人体像不管大小,其口鼻部位都描绘着两个三角形。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之后,我们知道三角符号代表阴阳,大王岩画人体把三角符号描绘在人体的口鼻部位,表明这几个人像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神的性质。在这里,三角形表示的就是阴阳气体,设置于神像的呼吸部位。石质三角形建筑上的主神像

在上面的图像中,图1出自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图像。在位于水下遗址 ⅡG区西南角,一处呈人字形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的遗址“东部表面的坍塌部位,有较多似人工雕琢的石块构件,大多呈人体五官形状,诸多石构雕琢物[13]上,其金属雕琢痕十分明显”。我们在其石构件上雕琢的嘴部,可以看到一个对称的“”组合。因为嘴唇圆棱,故“”形状亦据嘴唇部位圆棱。由于考古过程当中没有发现石质人鼻,我按照以上口、耳、眼的模样,加上鼻子复原成了以上一个人的石质形象,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像的复原图。这个神像应该是镶嵌在三角形的石质建筑体上,而阴阳“”出现在人唇部位,表明“”具有代表阴阳气体的象征意义。这个神像吐纳着阴阳之气,表明神也是人,是活在天上一个呼吸着阴阳之气的神祇。

图2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大王岩画的主体画像,三个人像的口鼻部位都可以看到明显的两个三角形。表明他们也是一对阴阳大神和一个小神的画像。(4)仰韶文化“神人纹”的源头来自远古云南。神人纹是一种彩陶文化的象生性纹样,“但对神人纹的含义和命名有很大的争议。神人纹最早的命名者是瑞典学者巴尔姆格伦,但以后一些学者有称其[14]为蛙纹,主要根据马厂类型彩陶上神人纹的四肢像蛙肢而言”。对于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的神人纹,张朋川先生认为其“发展过程是从具象到意象、又成为抽象的纹样。那么神人纹逐渐由具象演变为抽象的原因何在呢?这需要研究当时部族人们心中对神人的观念。彩陶上的神人纹表现的不是生活中真实的人,也不是表现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具有神力的超人,是氏族全体成员共同崇奉的氏族神,是理想中的神人。这种神人是概念的,除了某些特征外,其余部分没有固定的具体形象,即使对具有特征的形象,也是可以任意增减和变化的。但是神人纹是基于人的基本形态,因此仍和人的形象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5]并且又夸张和突出不同于常人的形象特征”。

仰韶文化时期的神人纹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意象阶段,当是生活中“固定的具体形象”过渡到“基于人的基本形态,因此仍和人的形象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之后的产物。

纵观仰韶文化时期“神人纹”的发展变化,本书作者认为它们都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大王岩岩画具象“神人”的抽象反映。而这两个地方的“神人”,追溯其源头,都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一是仰韶文化各个时期的“神人纹”图案。

图二是远古云南大王岩画主体人像中的三人体之一,也是最小的一个人像,只有0.9米高。[16]

图三出自《活着的女神》一书。是来自欧洲巴伐利亚的一个娃女神画像,画在圣母玛丽亚旁边。表现的是“远古的娃女神—伟大的再生者—的后裔非她莫属”,说明蛙女神主司生育。

远古云南大王岩画的人像,呈性交或生育姿势,表示的也是一位生育女神的形象。这个形象非常写实,显然是仰韶文化“神人纹”的源头。

过去,曾经有一外国学者提出仰韶文化源自西亚的问题。本书作者的观点是,既然无法否认上述事实,我们也无法排除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客观存在,更不能无视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日为易图案的出现,同时也不可能无视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大王岩画对仰韶文化的影响,通过DNA鉴定提出在1万年前后有一批文明的现代人种,向内地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迁徙的理论,显然可以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可靠支持。(三)中国人种的争论

1.中国人种本土说

坚持中国人本土起源的科学家认为,人类来自非洲的说法虽然有现代科学作为支撑,但“人类的进化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可能,单一的走出非洲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类起源现象。中国人的进化是以连续进化为主,兼有与境外、域外人种的杂交、混血。中国现代考古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此后,不同时期的化石发现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即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脸较为扁平等。这至少表明至一百七十万年前以来,中国人的进化一直处于连续不断的过程中”。“他们认为,中国现代人的来源应该是‘以连续性进化为主,附带杂交为辅’。换言之,中国现代人的来源应[17]该主要是中国的古老人类,而不是几万年前来自非洲的移民”。

遗憾的是,中国缺少更多的五万年到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作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星智是这个观点坚定不移的确立者,一直坚持人种“多地区起源说”。他经过细心比较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的骨骼特征,发现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所以他依旧觉得北京猿人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他的学生刘武去非洲考察时,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相一致。

2.元谋人不可能变为智人

中国学者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但科学研究尊重事实而不计民族感情。年代早于元谋人的“巫山人”为中外人类学家认定与“早期人类,无论能人还是匠人,有着明显的差别”,“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接近能人或匠人的人属未定种,”“而与早期人属代表明显不同”。“艾特勒和沃尔波夫等2001年在《人类演化》杂志上撰文也指出:‘巫山人的下颌碎块不是人类的,很可能代表了与云南禄丰猿有关联的华南后第三纪的猿类;至于上外侧门齿是后期混入的更新世晚期的标本,其形态特征与丁村人相近’”。“关于包括元谋猿在内的古猿属性,基本上有三种倾向性意见:一是人类的直系祖先;二可能是非洲大猿类与南方古猿的共同祖先;本文作者认为前两种意见的可能性甚小,而持以第三种看法,即它可能是朝褐猿的方向演化的古猿,但它不是褐猿的直线祖先。通过再研究之后,作者相信云南古猿虽然具有一些接近早期人类的特点,它们只是古老的原始性状,而更多的则是接近猿类,特别是褐猿的特点,正因这种混杂的性状,表明它们更可能是比较接近人猿共同祖先的类型,但它们并没有朝向人类方向发展而最终成为人类,而是沿自身的方向发展到晚近的巫山和柳城巨猿洞中的[18]人猿超科代表,诸如此类,以后与巨猿一起绝灭了。”

3.中国人种杂交说

一些科学家认为,在科学面前,不能过于强调民族感情的因素,这样太过于绝对化。他们倾向于“中国人种是在漫长的过程中独自发展着,但是随着非洲直立人在大约二百万年至一百万年前开始向各大洲扩散,中国人似乎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中国人种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与非洲的直立人发生了杂交”。“根据这个观点解释中国人种的来历,就是中国人是在非洲‘长大’之后才走出非洲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一百万年前。东非直立人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古人类就连续进化,同时附带了少量与境外人群杂交。从这个描述不难看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并没有超越‘走出非洲’的一般模式,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都是东部非[19]洲智人的后代”。

对于以上争论,一些学者表现出了非常睿智的姿态。学术大家李学勤先生说:“现在,一种新的理论,就是从DNA研究的角度说,好像我们现代的人类与那些化石没有关系。研究的结果说我们现代的人类都只不过是在距今最早约8万至10万年前非洲一个女性的后代。所以人的基因都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亲戚。这个女性大概也就是《圣经》中的夏娃了。可是我认识的中国古人类学者没有人接受这个理论,他们都认为这个观点不对。那就让他们争论好了,可无论如何,人类[20]的起源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在这里,李学勤先生没有驳斥DNA研究者的观点,提倡学术界可以争论。更有学者指出,DNA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历史学是什么》指出:“据最新的一项对亚洲男性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Sing Nucleotde Polymor-phism)的研究表明,东亚的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在距今10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然后越过长江向北方迁移。而目前已发现的大量早于10万年前的本土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化石并非目前生活在该地区的现代人的祖先,他们都已在第四纪冰川期灭绝并为非洲智人所完全取代(Yuehai Ke et al,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 in East Asia: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2001 Science 5519(292):1152~1154)。这无疑动摇了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说。虽然这一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近两年来,全球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正在联手进行一项庞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程,根据目前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同人种乃至不同物种之间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差异很小,这也与此前的推测截然不同。今后,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基因作为历史信息的一部分,DNA的检测可以有相当广泛的运用,在遗迹、遗产中只要获得痕量的DNA,就可以检测出生物的全部遗传信息。这些早已存在的历史信息,一旦有条件加以利用,就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记载,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念,纠正我们以前的误解,开发我们以前不重视或无法触及的新领[21]域,更全面、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

综合以上观点,相信中国人种外来、杂交说也好,相信中国人种“以连续性进化为主,附带杂交为辅”的独立起源说也好,都不能排除外来、杂交这一部分都是经过珠江流域和远古云南进入中国的事实。为什么呢,我在上面举出的丽江人、富源大河莫斯特文化遗址、从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神像、大王岩画神像、仰韶文化神像以及神人纹的比较上,已经看到了远古云南人及其文化向内地、中原传播的考古事实。人种说没有定论,但文明起源的事实在远古云南却有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证,特别是石质构件上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那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些考古事实出现的年代,正是两万年以后。中国文明约1.7万年左右在云南形成,可以从考古学、遗传学等方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四)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的比较研究

1.从中国“最早的太阳神”看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太阳神纹石刻”是1998年湖北省考古所研究员孟华平在秭归县东门头调查时非科学发掘所得,属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湖北秭归柳林溪和宜都城背溪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时间约在公元前5800~前4700年。城背溪文化作为构成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类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而在其文化圈内发现的这件“太阳神”石雕像,被推断是农耕文化特别是稻作文明以太阳为图腾的重要佐证。石雕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一位身躯“修长”、双手下垂、双足分立的人,头上顶着刻有发出23条光芒的太阳,腰部两侧的圆点似行星在宇宙中运行。学界认为是自然界造物者的太阳神,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目前属于国宝级的文物,是湖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纹石刻”是湖北省1998年发掘秭归郭家坝镇东门头古城遗址时出土的各类陶、石、铜、瓷、玉等近400件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与石刻碑同时出现的还有用150块河卵石摆塑的龙,龙身全长10.88米,昂首、屈身、尾上翘、腾飞状。2008年,“太阳神纹石刻”出现于北京首都博物馆。据《国宝特刊·探宝》介绍,这是北京文物局与首都博物馆“合全国26省市55家博物馆之精华倾力打造的《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这都称得上是一次不敢说绝后,但实为空前的历史文化盛宴。而透过文化的积淀,你可能会更深刻地领悟到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绵延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为何能拥有百折不挠、浴火再生的强大生命力和[22]创造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太阳神纹石刻”作为国宝级的文物,进入了中国馆,受到世界各国观访人员的仰慕。图片说明该石刻是“中国最早的太阳神”。这个最早是否有依据?且太阳是不是一开始就以23条光芒的面目出现?在云南省抚仙湖水下遗址没有发现以前,我们可以说湖北秭归太阳神是中国最早的太阳神,而云南省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了太阳和月亮图像。我们将之比较,就会发现如下差别:(1)太阳芒数不一致,抚仙湖水下遗址太阳图案似为更早。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太阳图一共6芒,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像太阳图发光为23芒。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到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像年代比较,表明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比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像的时间和年代要早。(2)人形的比较,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太阳图案似为更早。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太阳和月亮出现在一个画面上,没有人像。隐约感悟出图案当中有人的影子,是因为男性生殖器的两个龟头交合成一个阳雕三角形,代表太阳。众所周知,龟头出现在天上,说明人在天上,神的形象是以人的面目出现的。龟头为男人性器,代表太阳,说明男性代表太阳。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图看不出人的模样,但太阳下面有人像,且此人有三角形的男性生殖器,说明男人代表太阳的观念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影响。(3)三角形是生殖器符号。湖北出土“太阳神”像之后,有人行文认为发现者造假,这其实是对发现者的恶意诽谤。因为发现者不可能编造出“太阳神”像三角形生殖器根部还有一个小三角形这样的历史事实。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三角形生殖器根部还有一个小三角形,乃是传承了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的这一文化特点。

图一:这是“中国最早太阳神”的图像。三角形根部与腰结合部,可以看到一个镌刻的小三角形。

图二: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图三:日月为易图案当中的月形。

图四:两根男性生殖器根部组成一个三角形。

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上月亮右上角的光芒以两个男性龟头表示,其中两龟头交合处构成一个阳雕三角,表明三角具有代表男性生殖器的内涵。在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像的三角形生殖器与腰际部位,还出现了一个三角符号,显然是三角符号代表生殖器的说明。从这一点看,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传承了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的这一文化特点。在时间和年代上,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显然要比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要早。

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太阳神”时间定位于公元前5800~前4700年,而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案的年代要早于这一时期。如此看来,湖北秭归文化遗址出现的太阳神就不是最早的了。

2.从金属器的比较看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抚仙湖水下考古》指出,在抚仙湖水下“遗迹东部表面的坍塌部位,有较多似人工雕琢的石块构件,大多呈人体的五官形状,诸多[23]石构雕琢物上,其金属雕琢痕十分明显”。这就说明,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金属器就出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知使用金属器较早的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据考证,两河流域的青铜铸造,可以追溯到12000年左右:“西亚地区发现了目前为止最早的铜器,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10000年~[24]前9000年”。根据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年代早于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事实,早在12000年之前,金属器就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出现了。苏美尔人青铜像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雕刻的石质耳朵

3.从阴阳文化的产生看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25]《世界第一文明》一书指出:时间起源于22000年前。英国史前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认为,以古老的“阴阳文化”为代表的[26]中华文化,“距现在有两万年之久了”。汤因比有关中国阴阳文化距今20000年的依据,可能来自文献《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三五历记》又作《三五历》,为三国时代吴国人徐整所著,内容皆论三皇以来之事,为最早完整记载盘古开天传说的一部著作,此书已佚,仅部分段落存于后来诸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一类书中。自徐整记录至今有2000年,加上书中记录盘古在18000年前出现,正好是20000年。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了日月图案,显然就是阴阳的象征性图案,这是文字没有出现之前全世界唯一出现的阴阳图案,按照《三五历记》的记载和汤因比的观点,中国古老的阴阳文化出现于20000年前,通过沉积速率展开对抚仙湖水下遗址年代的研究,该遗址也建于20000年前左右,特别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同一石板同一平面上出现的日月为易图案上,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日月、天地、男女性生殖器、白天和晚上、奇偶数字、阴刻三角形和阳雕三角形等一系列明白无误的阴阳关系,实际上是对南朝梁代任昉《述异记》“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的肯定。这段记载与《三五历记》“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出现的日月为易图案相互印证,证明中华民族古老的阴阳文化确实出现于20000年前。

4.从三角符号最早出现的时间看抚仙湖水下遗址

2001年抚仙湖水下考古探秘期间,学者们已经在水底发现不少三角符号。其后,一些金属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三角符号随即浮出水面,与学者相见。但是,中国学术界尚不知道三角符号的真正含义,仍然认为,三角符号有五种表示方法:一是象征阳性火焰;二是表示威严的王冠;三是表示花蒂的形状,引申为皇帝的“帝”字;四是表示斧头之形状,象征权力和地位;五是表示女性的头饰。以这些观点比较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三角符号,可以说中国学术界没有就三角形的内涵取得统一意见,而且没有哪一种观点真正道出了三角符号的内涵。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三角符号告诉我们:三角符号代表阴阳,代表天地,代表日月,代表奇偶数字,代表男女性生殖器。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属于长江流域出土的“太阳神纹石刻”,其太阳神的生殖器也是用三角符号表示的,但就没有人能够识别。显而易见,人们还不能够真正认识三角符号的真正内涵。[27]

美国学者马丽加·金芭塔丝所著《活着的女神》一书介绍,前苏联乌克兰的杰纳河畔出土过三角符号,时间约在公元前1.8万年至公元前1.5万年前之间。显见三角形的出现,是这一时代的流行色。[28]《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介绍:在两河流域,三角符号是苏美尔人最早的楔形文字之一,代表女性和女性阴部。

从中国和国外出土文物的图像可以看到,三角符号表示的就是阴阳,就是男女性生殖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的文字也是这样说的,可见这是古代世界文明人类统一的看法。而三角符号的单独出现当在20000年前左右,这种代表阴阳的符号流行色一直延续到五六千年前。以此判断,抚仙湖水下遗址最早的年代,不会晚于20000年前这一时期。杰纳河畔出土的三角形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錾刻三角形

5.从文明人类迁徙的年代看抚仙湖水下遗址

李季先生在《千秋索引-百年寻觅-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提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于距今10000年即公元前8000年左右,其后欧洲有个中石器时代,中亚有个前陶新石器时代。可中国在旧石器文化晚期相当发达的黄河、长江流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有相当的准空白状态。虽然一些遗址的年代测定有直逼甚至突破公元前7000年的趋势,但在广大地区都没有发现什么像样的遗址,真是匪夷所思。这时候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到公元前7000年以后,蓦然兴起一片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与旧石器文化晚期显然衔接不上。是考古调查、发掘的密度还不够,还是目前认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还有更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更早的,只不过我们还定位不准[29]确?”在第四纪冰河期,中国考古学界提出疑问“都跑到哪里去了”的人,有关学者做了如下猜测:(1)人类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向中国西南方向迁徙。大旗网站苏三博客在《横断山地质变化与云南作为西南通道的思考》中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徐钦琦研究员曾送她该所出版的《中国远古人类》一书,她据其中第405页《中国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重[30]要遗址一览》推测:第四纪冰期将人类驱赶到最温暖的西南地区。。这里讲的“最温暖的西南地区”,具体地点应当就在抚仙湖一带。(2)人类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发生过三次迁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陆巍和北京农林科学院的吴宝鲁在《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中,根据旧石器晚期以来石陶文化特征,提出了“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徙”猜想,即50000年以来中国古文化发生过三次南北大融合:第一次是南民北移,时间在公元前5万年到公元前4万年之间(50kaBP~40kaBP);第二次是北民南移,时间在公元前1.8万年到公元前1.3万年之间(18kaBP~13kaBP);第三次是南民北移,时间在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8300年[31]之间(10kaBP~8.3kaBP)。这里说的公元前1.8万年到公元前1.3万年之间北民南移的人类大迁徙,正是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时间;而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8300年之间南民北移的人类大迁徙,正是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最高石质建筑下沉,从而导致了人类文明在全世界的迁徙和传播的时间。

考古学者不是提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到那里去”的疑问吗?通过抚仙湖水下遗址所见文字符号、图案与世界上古文明遗址文字符号、图案的比较研究,可证在上古时期,人类文明起源的共性一致,说明源头一致。而比较下来,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年代比起其他遗址要早得多。[1]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2]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3]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4]闾宏:《基因研究揭示人类迁移,中国祖先源于东非》,载《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5]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6]漆招进:《试论“甑皮岩人”的去向》,载《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3页。[7]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8]吴新智:《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载《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4期。[9]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10]张森水:《莫斯特工业在中国》,载《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11]《云南日报》,2007年1月12日,《富源大河遗址考古获新突破》;刘丰:《中国世界古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1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编:《文山岩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13]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14]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15]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16]〔美〕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17]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页。[18]周国兴:《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与我国的现状》,载《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1页。[19]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20]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6页。[21]葛剑雄、周筱:《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22]北京晚报:《国宝特刊·探宝》,2008年特1版。[23]李昆声、耿卫、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24]严志斌、洪柏:《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5]〔美〕克里斯托弗·奈特、阿兰·巴特勒:《世界第一文明》,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6]张延生:《易学入门》,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页。[27]叶舒宪等译,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28]图源于潘方振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29]李季:《千秋索引-百年寻觅-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79页。[30]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31]陆巍、吴宝鲁:《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载《地理学报》,1997年版,第五期。

三史前易学出现时间研究

2万年左右莫斯特文化开始通过远古云南在中国境内传播。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类应该不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主要力量。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出现都在7000年前左右,中国长江流域出现最早的“太阳神”时间可以早到7800年前,这些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抚仙湖水下遗址阴阳文化精髓。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继承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出现的其他文明基因。

一是没有直接继续发展形成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字。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书写数字已经出现,特征已经定型。这种文字的形成特点直接表现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当中,其时距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已有6000年左右,时间可谓久矣。

二是没有直接继续发展形成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开始出现的金属器文化。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金属器已经出现,凡是文字符号、图案,都是当时的人类通过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但后来兴起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都没有看到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金属器文化留下的痕迹。

三是没有直接继续发展形成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开始出现的石质建筑文化。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当地出现过石质、干栏两种建筑形式,中国最早的完好的干栏建筑出现在河姆渡时期,即便到了殷墟时期,“发掘了大量商王的宫殿、陵墓和其他建筑,都是木结构、夯土[1]地基或墙壁,与墨西哥的石建筑截然不同”。说明中华民族保留了干栏建筑模式,主动放弃了曾经出现在远古云南境内的石质建筑形式。

上述情况说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主要的文明群体,没有直接向远古中国境内迁徙。这支文明群体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文明的解析》有这样的记载:“有人提出,人类历史早期,曾[2]有过一种先进的文明,后来从地球上消失。”英国学者H.G.韦尔斯[3]在《世界史纲》提出在1.7万年前,有一支被称为“日石”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迁徙,这支文化对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学者曾在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居住的地区寻找这支文化的源头。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找到,有关“日石”的标志就是变形的“十”字符号,这类符号在云南玉溪市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犹有出现,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支文化共同体的载体就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群。

中国古老文献《三五历记》认为“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说的就是阴阳文化出现距今2万年。阴阳文化出现的基本功能是时间的出现,天下时序的形成,这也是易学的早期主要功能之一。这个时间,也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时间,其后阴阳文化的传播,可能就是《世界史纲》提出的1.7万年前。至于人类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日为易图案,具体时间有待于金属器或其他文化构件的发现,才能研究和证实。既然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了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也就是说,记载历史的图案和文字及其内容出现了,写作工具尚未发现。就许多文献而言,都是只见到记载的文字和内容,而鲜见到书写工具。就像不能因为没有见到记载历史的人及其写作的工具而否认文献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使用金属器錾刻日月为易图案的人及工具,就异想天开地企图否认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不管见没见到金属器,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文字符号及其图案,那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1]葛剑雄、周筱:《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2]〔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3]〔英〕H·G·韦尔斯:《世界史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第二章 史前易学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催化剂

第一节 史前易学与通行本《易经》的关系

一易学的起源问题

(一)易学研究及其身份问题

1.什么叫做易学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易学研究,一般从汉代开始。易学研究的文本,主要指的是通行本《易经》,人们习惯见称《周易》。《易学哲学史·前言》认为:“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1]学问,即易学。”

唐明邦《周易评注》:“近三千年来,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为阐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学著作,不下三千种,形成独立发展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一书作的种种解释。这种千[2]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同时,唐明邦还认为:作为易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周易》可以称之为上古巫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周易》古经,是上古巫史文化的遗传,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纪念品。无可讳言,它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一部占卜之书,战国时期一批易学家对它作了哲学、政治学方面的新诠释,写成《易传》,经传结合,使它焕然一新,成为一部政治、哲学[3]著作,流传至今”。“《周易》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思想基础”。

刘大均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将“易学研究”定为以“《周易》经传、易学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4]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郑万耕:“易学是对《周易》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5]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

张其成认为:“在人类的枢轴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周易》、《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也是中华文化进程的三部曲,它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史”。[6]

2.我对易学的认识

我在这里讲的易学,和上述学者理解的不同。为什么不同?理由如下:

我认为,研究易学必须寻根。我们讲的易学,在这里超出了《周易》的范围。传统认识是:易学诞生于《周易》、《十翼》之后。《周易》包含经传两个部分:在经的部分有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和卦爻辞;“传”的部分包含有阐释《周易》经文的十篇专著。所叫做《易传》,也就是我们说的《十翼》。《十翼》包含《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十翼》是对《周易》卦象的解释,本身就是对《周易》的解释,属于易学的一部分。实事求是地说,自古以来,易学界对易学研究的理解,仍旧停留在对符号卦研究的基准上,没有注意到数字易卦的出现。目前,学术界尚未开展没有文字时期数字易卦的研究,在探索易学源头方面更是没有深入展开。只是看到了《周易》这棵参天大树,而没有注意到这是一棵悬在空中的大树,它的根在哪里、源出何方,我们目前并不知道。

如果承认《周易》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出现的。那么,我所研究的易学,是为《周易》寻根。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应该从易的形成年代开始。这就像一个成熟待嫁美丽动人的大姑娘,人见人爱,一旦她嫁出去之后,人人都可以和她生出不同的儿女来。但是,《周易》的童年,或者说她还是一只丑小鸭、还没有变成高高在上的白天鹅的时代,她是什么样子的?就很少有人去考虑。甚至她有没有母亲和父亲,研究《周易》的人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也不愿意关注这样的问题。千百年来,《周易》就像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女孩,没有人关注她的童年,也没有人为她寻找父母。而要研究易学,绝对不能抛开《周易》的童年和她的父母,或者说不能不去寻找《周易》的根!

3.易学之根始于何时,因何而起

谈到易学,就要问易学诞生何时,因何而起?人类文明史上出现易学,当然也就出现人类之创造。但是谁能创造出这个东西?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有远古伏羲与西周文王之说。这两说依据来自《易·系辞》。(1)伏羲创造《易经》。《易·系辞上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亦有同类记载:“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始作八卦”。后世很多文人如杨雄、王充、徐干等学者,都尊从此说。倘若伏羲画卦属实,就把易学的历史推得很早。伏羲是古代传说的中华民族始祖,按照这个说法,文明曙光初现伊始易学就已经出现,或者说文明的出现以易学为标志。如此,易学最早的年代当从伏羲时代开始计算。那么,伏羲所处的时代始于何年呢?

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因其圣德如日月之明,故称“太暤”、“太昊”;因他教人驯养“六畜”,发明钻石取火,引领人类由茹毛饮血到熟食,所以也被认为是“庖牺氏”;他还创造八卦,指导人类由结绳记事发展到使用文字,并且正姓氏;通媒妁;做网罟;造琴瑟;设官职并建立一夫一妻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文明化程度。缘此,伏羲文化,既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源头,也是华夏文化的根本。

记载伏羲最早的文献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据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所言伏羲,亦虚亦实,亦神亦人,大都是托名设譬,借以形象说理,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庄子》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有5处,2处出于“内篇”,3处出于“外篇”。在“内篇”与“外篇”中,伏羲在古帝中的排位有所不同。属于“内篇”的《庄子·人间世》:“是万物所化也,禹、舜应物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庄子在这里将伏羲列在禹、舜之后。《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地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这里是说“道”体无形、功用无限,狶韦氏运用“道”来整顿天地,伏羲氏运用“道”来调和气。看了这段话,使人感到人神相杂,星月并现,内容显得十分混乱。这一段话,许多《庄子》的注家疑为后人添加,但又无从考证。从这一段话看,说明伏羲在《庄子》的记录当中尚未从神话脱形为人祖。

伏羲一般认为是人类文明始祖。按照这个说法,从人类文明起源开始,《易》就出现于世,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奠基之作。新旧石器时期的分期以陶器的出现为标志。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新篇章,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最早的陶器资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962年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圆底罐,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6875±240年,系夹砂红陶,质地较粗糙,外表饰绳纹。公元前5500~前4900年的裴李崗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或夹砂红陶,亦有少量灰陶,多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有杯、碗、盘、钵、壶、罐等,其中以三足钵、双耳壶最有代表性;其纹饰有篦点纹、弧线纹、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绳纹等。磁山文化(前5400~前5100)的陶器除仍用泥条盘筑法外,还出现了捏塑法,陶质以夹砂为主,有红、灰、褐、灰褐等色陶器,同时出现了豆、盂、支架等新器形,部分器物表面饰有绳纹、篦纹、剔刺纹、划纹、乳丁纹等。发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的大地湾文化(前5200~前4800)的陶器,以夹细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圈足碗、三足钵、三足罐等;较之上述陶器不同的是大地湾文化陶器中,部分器物有外红里黑,或两面红中间黑的现象,较为别致;其纹饰有网状交叉绳纹、锯齿纹等。

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发掘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有多种突破:一是粟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人工种植粟类最早国家之一;二是家鸡骨的发现,比世界公认的印度早3300多年;三是碳化核桃,纠正汉代张骞通过西域传来一说,将中国产核桃的记载上推了5000多年。出土的“陶制祖形器是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专家推测这种器物是易经之阴阳的由来;陶制的太阳、月亮是用来祭祀的工具,这种工具为后人创造了以日月为易,也就是现在的阴阳八卦提供了依据;形状不一的陶制球体则是磁山人用来计算的工具,这证明了磁山人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原始数学,同时这些球体也成为八卦的符号,用来趋吉[7]避凶。因此,磁山文明可以说是我国现在已知最早的八卦起源”。

考古证实,陶器时代的起源约在10000年前,倘若真有伏羲其人,则其生活的年代约在10000年前后。按照伏羲画卦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易学的历史应当有10000年之久了。

有学者指出:“伏羲氏画八卦的问题。人们多相信伏羲氏是《易》学之始,其实,这种说法是不足据的。《礼记.曲礼上》说:‘龟为卜,策为筮。’《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人韩简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证明卜筮不是一种东西。卜视像,筮视数,筮的产生在卜以后。古人习惯上多卜筮连用,[8]只是因其性质相同罢了。”金景芳先生认为,伏羲之说没有凭据,我不知道金景芳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何在?金景芳先生要否认伏羲画卦,只说这个说法“不足据”,但“不足据”从何而来,他没有解释,是因为他“不足据”的观点没有依据,导致“不足据”成为了一种猜测;没有依据的猜测,显然不能令人信服。理由有三:

一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了日月为易的人工錾刻图案。这个图案出现了人体器官。人体器官代表了人,说明伏羲画卦传说有扰。

二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日月为易图案,可以一一演示出易的八卦,这是伏羲画卦的硬性证据。

三是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图案出现了书写数字,这是最早的文字,有了文字,当然就有了画卦的记录,说明伏羲画卦于史有载,于据可依,当是信史。(2)周文王创造《易经》。《十翼》中的《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看起来,《易传》的作者也并不知道《易经》的作者是谁。时而说伏羲画卦,时而说文王兴《易》,认为《易》作于殷周之际,作于中古,显然也是一种推测。这就令人产生怀疑,《十翼》是否出自一人之手?这种推测到了司马迁时代,就给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在《史记·日者列传》中说:“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其后,《易传》出现,就形成了《易》始于三圣的基础。在漫长的易学研究中,人们研究的蓝本凭借的都是通行本符号卦《易经》,把易学的起始时间定格于此,是否符合实际,人们不得而知。《易传》多次讲圣人作《易》,圣人是谁,《易传》的作者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并不知道。司马迁说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是不是事实,故不敢认真相信。文王作卦辞周公作卦爻辞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系辞传下》只说《易》作于中古:说的是作《易》者有忧患,并未说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卦爻辞的内容来看,谈问题的角度往往不一致,卦辞和爻辞本是出于一人之手,还是两个人或多人所作,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

现在,研究易学的都知道,符号卦《易》的前身是数字易卦。我的观点是,研究易学,必须从研究数字易卦的起源入手。也就是说,易学的研究,至少可以从数字易卦开始再往前推进。特别是要研究、寻找易的原始筮法。易学思想的诞生,原始筮法的出现,就是易学鸿篇巨著的开始。一部易学起源以来的发展史,就是易学起源直到今天及至往后的研究史。(3)易为外来说。一是来源于外星人。由于易学起源神秘,有人说《易经》本系另一星球的产物,由外星人传播而来。他们说:史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周文王演《周易》的地方本系台,正好利于外星人乘飞船降落。于是,外星人把易传播给了周文王流传至

[9]今。此外,还有一本名为《周易归真》的书,1999年9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雷元星先生对一部史前《化学》的追认,他认为这是一部揭开太极八卦之谜的书。《周易》不是占卦书;说《周易》是金星人伏羲传来的,它是天外科学文明的残留,是一部史前《化学》典籍。“太极”是古代氢原子模型,“八卦”是真实的地球天体结构图,“六十四卦”及其“六十四卦图”是古代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雷元星先生得出结论的依据,主要是在六十四卦爻辞当中找出一些与化学元素命名相同的字,就说是讲化学的书。可是,雷元星先生忽视了一个基本道理,作为《周易》基础时期出现的数字易卦,都是没有文字的数卦。数字易卦有数千年的历史,早于文字。依据文字判断《周易》的来源,显然是无根之说,凭空妄断。

二是来自外国。陈香在天地网络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易经、八卦神话是来自外国的吗?—中华文明的未解之谜》。这里说的外国指的是红海两岸。“理由是在红海神话中有四对夫妇组成的‘八神’就是Eight Gods,既‘音译’又‘意译’的话,就可以称为‘八卦’了。所以,《易经》中的阴()阳()正是对‘八神’四对夫妇生殖器[10]的模仿”。(4)易源于生殖崇拜说。“近人章太炎和郭沫若都认为卦的基本符号与是象征男根女阴。章氏认为由此引出阴阳观念;郭氏以为由此可判决卦画是生殖器崇拜时期的产物。这种说法其实在《易传》中已露萌芽,《系辞上传》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下》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1]这都是从男女性别和关系上着想引出的结论”。

章太炎、郭沫若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真知灼见。但有学者一厢情愿地反对这个结论,认为“有人盲目跟着西方的某些历史学家屁股后面学舌。说这阴阳两爻‘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真是一派胡言!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大家都知道是‘炎黄’文化、‘黄河’文化、‘龙’文化等文化。怎么又出来个既肤浅又片面的‘生殖器’文化?!这男女之间的生殖器能充分反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整个宇宙长河中的一切事物及[12]其规律吗。”

上述说法,都是依据书本各自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猜测成分居多,各执一端。前者虽属猜测,但有幸而言中。后者本系妄断,却振振有词地使用歪理把本有道理和依据的观点大加鞭挞,乃是不知易之起源,才有此谬误之断。(5)易源于数说。《系辞上传》本有易源于数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润,五岁再润,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通行本《易经》有明确数字表示的见于爻名,64卦均有六爻,乾坤两卦分别以“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一以贯之,有九之爻为阳,有六之爻为阴。其他62卦、“九六”之爻依规律而定。完全以数字表示卦爻的《易经》,主要见于考古。在许多发掘的文化遗址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数字卦。这些数字卦分别以一、四、五、六、七、八、九的组合形式出现,三爻、六爻皆有。最早的数字卦测定时间为6000年前,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目前发现的数字卦,最早见到的是在江苏省海安县青墩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骨角。骨角上刻有“数字符号,即‘463353’、‘135326’。如果我们依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之转换成卦画,[13]这两组数字分别是遯卦……和大壮卦……”

据此可知,倘若历史上真有伏羲其人,他生活的年代应当早于这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6000年前出现的数字易卦为重卦,一部《易经》有64个重卦,是在八卦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伏羲所画的为八卦,年代比6000年前出现的重卦年代要早得多。到底早于何时,需要考古文物为证。但不管怎么说,无论从考古还是文献,都可以证明易学并不始自周文王时期,伏羲之说有根有据,置疑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伏羲代表的是一个人,还是代表的一个集团;二是倘若真有伏羲画卦,画的只能是数字组合的八卦,而不是数字组合的64卦。[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页。[3]唐明邦:《周易通雅》,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46页、247页。[4]刘大均:《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载《周易研究》,2001年版,第1期。[5]郑万耕:《易学源流》,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6]欧阳维诚:《周易新解》,载《张其成总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7]西北来客:《消逝的文明》,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8]金景芳:《周易讲座·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9]程芳银:《易海探航》,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页。[10]程芳银:《易海探航》,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页。[1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12]张延生:《易学入门》,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13]杨军:《周易文化大学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二《易》的身份问题

(一)学术界对“易”的看法

古往今来,学术界对易学的研究,都是通过卦名、卦辞、爻辞和《易传》来实现的。这就有一个以何种路径进入的问题。这就是说,研究易学是研究其中蕴含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原理,还是因为其内涵的预测学功能研究命理,人们以何种路径进入,得出的就是不同的结论。“由于易学研究历来有两条主要进路之争,即古代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之争,当代是人文易和科学易对阵,不仅历史上易学与科学的复杂关系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而且当今学界对于这种研究的合理性[1]和不同进路的争论更值得关注”。

易经研究的进路问题,曾仕强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关于《易经》,为什么总是见仁见智,各执己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去看,都只看到一个方面,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很难把它讲得很全。所以研究《易经》,一定要有比较宽广的包容性。”[2]

以何种进路研究易学?或者说,以何种方法作为研究易经的进路,自文本《易经》出现,就开始存在。它是人为的,还是自易学研究伊始就客观存在?在其起源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易学的起源问题没有解决,人们对其身份一直是云里雾里,没有统一意见。

1.《易》之伟大,有如大道之源

多有学者认为《易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哲学、政治、军事、自然科学等多类学科集于一身,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著作。余敦康教授在《易学今昔》当中论述《周易》:“卜筮不过是他死的躯壳,哲学才是他的本质……《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其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3]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在有考古文物可证的前提下,余敦康教授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周朝时期所见的数字易卦,见到的只是数字组合的卦象,尚未见到完整的筮辞。而余敦康认为《周易》保存“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的说法乃是后人述前的史料,并非当代人记当代事的真实记录。

2.《周易》是哲学著作《周易知识通览》认为:“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周易》虽属儒家经典,并且居群经之首,但它对古代哲学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儒学。其他系统和流派的哲学家,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还有道教思想家,大多通过对《周易》经传及易学的研究和考察,吸取了其中有利于自身思想阐发的因素”。“从《易经》到《易传》[4]的发展,也是《周易》由卜筮之书向哲学著作的发展”。这个观点的前提是建立在《易》本系卜筮之书的基础上,《易传》出现之后,《易》也就具有了哲学的内涵。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周易》只是一般哲学著作,绝非经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作为一般哲学著作,《周易》既吸收了当时的科学成果,也影响了后来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影响了古代的科学。如果这样来谈问题,是正确的。如果要从《周易》词句中找出某些具体的科学成果,就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想进一步从《周易》中推出什么科学新成果,则更[5]是没有希望。”李申先生的观点是《易》吸收了科学成果,不知道《易》是科学的指南,这是在不了解《易》之起源的前提下作出的结论。

3.科学与易学是有区别的

董光壁先生在《关于科学与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说:“‘科学与易学’的科学研究可区分为‘科学易’和‘易科学’两个方向。所谓‘科学易’指‘以科学治易学’,而‘易科学’则是‘以易学治科学’,前者属于易学的范畴,后者属于科学的范畴。‘以科学治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也不排斥易学研究的其他视角,如哲学的、训诂的、社会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等等。同其他研究易学的视角相比,‘以科学治易学’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随[6]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对易学经传的理解”。因为这种区别,所以“易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关于易学,在对经、传、学作出区分的基础上,可以对其性质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形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由‘十翼’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解释《易经》的作品已属哲学著作。而汉代以降对经、传进行研究的诸多作品作为易学,‘以传解经’成为主导倾向。”这种观点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易学思想是科学的指南,是一切学术的奠基。但在不清楚易学起源的基础上得出“易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的错误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4.《周易》原本占筮典籍

此处说的《周易》,指《易经》或《易经》中经的部分,不包括《易传》和易学。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也是易学专家,指出‘易本卜筮之书’(《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认为此书乃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朱熹此说,颇有眼力,是针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家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而发的。《周易》所以是占卜之书,他依据先秦的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有关记载,做了论证。朱说难[7]以反驳。”张景芳先生说:“《易》是卜筮之书,《周易》是由卜筮之书变来的。它还有卜筮的残余,没有完全脱离卜筮。尽管它里面有哲学,但是它不是纯正的哲学著作。它的外表是卜筮,内里有哲学,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易经》之所以不好懂,就是因为它的现象与[8]本质不一致”。(二)易的研究学派

1.象数派

象数派认为:卦爻辞是根据卦的“形象”或“象征”写下来的。依据来自《系辞上传》:“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所以,他们认为易之卦爻辞乃是古之圣人据“象”而写。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时期迄今,象数派诸家在解易时,都离不开“象数之学”。他们不管卦爻辞的内容、含义,撇开《周易》经文,专门讲卦象、爻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易学的起源真相,但由于他们不知道易实际上就是在象数的基础上起源和发展的,他们并没有真正从数的基点上来研究,而是从卦象、爻位上来研究,实际上是脱离了易的本源,贴近了巫术,将易学神秘化,最后的结果是使得进入的人头脑痴迷而麻醉化,偏离了易学的真正轨道,其结果是掉进了封建迷信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2.义理派

魏晋时期的王弼注《周易》,一扫汉人象数之学,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对于王弼的上述一段话,欧阳维诚解释说:“王弼认为:象(卦象)、意(卦的主题思想)、言(卦的文字)三者的关系是:象是产生意的,言是说明意的。要尽情地表达意莫过于象,要清楚地说明象莫过于言。言只是一种说明象的工具,而象则是表达意的一种方式。既然已经得象,原来用以说明象的言就可以‘忘记’了;既然已经得意,原来用以表达意的手段也同样可以‘忘记’了。最终需要的只是意,只要对意的内涵精神实质充分发挥,就能真正地读懂《周易》,[9]‘忘象以求其意,义期见矣’”。

义理派的特点是:在注释经文时,首先是根据某个卦的卦画,确定是什么卦象,然后根据卦象确定卦的中心思想,就可以撇开卦象及其卦爻辞,从义理方面去发挥卦的内容。这样的研究随意性很大,往往会偏离卦的内容而掺和进自己的主观意识,偏离了经文或易学原意。

3.训诂派

训诂派也可以叫做考古派或求真务实派。像闻一多、郭沫若、顾颉刚、高亨、李镜池等运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法研究《周易》,对文字进行清理、注释,认为《周易》是占卜之书,卦画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李镜池在《周易通义》中说:“这些卦画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周易》宛如“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10]的灵签符咒”。训诂派当中,很有一部分学者“以史说易”。这当中有六种观点:一是远古史说。《淮南子》作者和三国时期的易博士淳于俊等认为《易》是伏羲之前的历史。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易学专家胡朴安、宋平子等亦持此说;二是“易”为商周史说。晋人干宝、近代易学家沈竹礽、胡朴安为此说代表性学者;三是“易”为奴婢史说。主张这一观点的是历史学家黎子耀;四是“易”为厉王史说。哲学家宋祚胤就提出这种观点;五是“易”为中行史说。主张易为晋国人中行明的历史;六是“以史说易”派新说。[11]提出“易”为周文王到周成王一共2880天的历史。但是,他们不知道,易之卦画乃是起源于数字,数属于科学的奠基之石,是科学。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张政琅终于研究揭开了易卦来自数卦的秘密,为易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里程碑。

4.我的研究

根据本书的研究,说“《周易》原本占筮典籍”是对的,但《周易》并不等于易学;换言之,易学并不等于占筮。特别是诞生于史前时期的易学,占筮术尚未诞生,当时的易学纯粹就是科学。其后,占筮术出现,科学之易与巫术分离,科学之易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科学研究当中,变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易学当中必然的预测学则被巫术利用,成为人们对易学不正常的理解和认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证,就是本书的宗旨。

易学界以往对与易学的论述,都是基于研究文献《易经》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考古所见数字易卦,没有涉及。依据考古,数字易卦上的数字属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学,数字易卦以数字为主,当已属于科学之一部分,而数字易卦出现时没有出现符号卦《周易》,更无《易传》,显见科学出现在先,无视这些科学证据的学者,该作何感想?你不是讲求实事求是、科学论证么?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数字已经作为易之爻出现,数字易卦归属占筮,但组成易卦的数字则是科学,科学之数与占筮之卦混为一体,特别是数字易卦的出现,一下子把中国的数学史往前推进了数千年,原先我们对《易》的判断、结论,包含古人对《易》的基本看法,统统无法适用于数字易卦的客观解释。数字易卦在先,符号卦在后,符号卦应当是数字易卦的研究成果。而数字出现在先,易学数卦当是对数字内涵奇偶表示阴阳要素的研究成果。由此看来,要搞清楚易学的真正面目,要对原始易学作出合乎情理、实事求是的解释和判断,要认真解决好易学的身份问题,不研究、探索数字易卦的真正起源,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真正研究易学,谋求揭开易学之谜,当务之急、欲避不能之事,就是研究何为易学的原始筮法?易学的原始筮法为什么产生,依据何在?有没有考古文物可以作出证明。

时下,大师最多。特别是易学大师更多。但是,在不知道或没有寻找得到易学的原始筮法之前,我认为大师还是少称为好。其之所以易学大师出现的多,乃是易学研究的路径很多,不管选择那个角度,都可以入门。但是,说是入门,乃是因为人们尚不知道易学的原始筮法,于是就根据易经的阴阳和五行原理,研究出自己独特的筮法,以解决无法占筮的问题而已。就这样,《太玄》、《周易·参同契》、《诸葛神算》、《梅花易数》、“四柱预测法”、“六壬预测”、“玄空飞星”等等一批用于解释占筮的巫书纷纷出笼,误导了人们对于易学的理解,以为这些巫书就是易经,其实它们代表的仅仅是一种筮法,表示的是作者对易学的一种非常偏执的理解,力图使人们认为易经的阴阳学说就是算命,就是占卜和看风水找龙脉等一套迷信或狭隘的东西,根本不知道易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南,是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他们简单地认为,易学其之所以和科学、哲学挂上钩、有联系,乃是因为《易传》出现之后。他们并不仔细思考,抛开其他不说,仅是数字易卦的历史,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没有发现之前,就可以追溯到6000年之前,这一时期六爻数卦已经出现,64卦的基础已经打好,只是没有看到文字,可见易学理论非常成熟。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之后,日月为易的图案不仅把易学的历史推到一万多年以前,而且说明易学虽以日月为最初形式,但日月、天地、男女人体及其白天和晚上等等阴阳原理,均可依数而计。数字易卦的组合形式是数字,数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数字是科学计算之基础。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数当成“众神之母”,世界“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而整个宇宙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说数是众神之母,是普遍的始原,是自然界中对立性和否定性的原则,有人认为毕达哥拉斯把数字神秘化了,其实是不知道毕达哥拉斯只是说出了真理和事实而已。易学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我们能够说易学仅仅代表占筮吗?

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应当从考古发现的代表易学起源的文物内涵的年代开始。[1]董光壁:《关于科学与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廖名春选编:《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2]曾仕强:《易经的奥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3]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朱伯崑主编:《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660页。[5]廖名春选编:《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6]廖名春选编:《周易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7]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编者絮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8]金景芳:《周易讲座·绪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9]欧阳维诚:《周易新解》,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10]引文来自欧阳维诚:《周易新解》,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11]胡道静、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1页。

三史前易学的成象原理

(一)数字卦和符号卦《易经》

考古学证实,我们通常看到的阳爻为一长线()、阴爻为两短线()的《易经》,并不是易学发展史上最早的版本。通行本《易经》的易卦叫做符号卦,而《易经》在汉代熹平年间之前为数字卦。

1.数字卦爻和符号卦爻

在符号卦出现之前,考古见到的卦爻是数字。这些卦爻的排列形式与符号卦爻一模一样,三个数或六个数为一个卦象,都是从下往上写或读。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种数字组合是什么意思,学习和研究易学的人们并不知道。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当时,湖北孝感归属安州,当地出土的这批青铜器被称为“安州六器”。其中一件中方鼎的铭文最后出现了两个奇怪的符号,它们一共由12个符号组成。释文把这12个符号解释为“赫赫”二字。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亦著录了这件青铜鼎型,把后边的铭文释为“惟臣尚中臣十八大夫八大夫”。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末句的隶定同《宣和博古图》,另有解释:“后云‘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如‘赫赫师尹’之义。”郭沫若1957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以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上面两组奇特的符号除了郭沫若把卦象当成族徽之外,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是以数字当做字母组成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这类奇特的符号出现得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政琅先生经过缜密的比较考证,从而得出上述“奇怪”的数字其实是两组数字组合形成的两个卦象,这种卦象叫做数字易卦。“李学勤认为,上面的符号实际上是两个卦,依自下而上的顺序,其数字分别是‘666687’和‘666678’。依照奇数为阳,画为—,偶数为阴,画为——的原则,上述两卦分别是……剥和比两[1]卦”。

2.符号卦爻

符号卦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通行本《易经》上的卦象。它分别由阳爻“△”和阴爻“△”组成。具体如下:

习惯的研究方法是,三爻卦可以重为六爻卦。而一个重卦,还可以演变为上互卦和下互卦来。例如上面的乾坤两卦,就演变出了一个下互卦和一个上互卦。其下互卦为“坤”,上互卦为“艮”。在这里,笔者为什么说这是“习惯的研究方法”呢?这是有原因的。(1)互卦是易学流变之后,后续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人为思索之后卦爻演变的必然,并非卦爻本身形成的本来面目。(2)数卦包含了互爻的意义,但数卦本身并不能形成互爻。因为古代数字的书写极易重复,特别是“一、二、三、四”这几个数字,本身不易重合;一重合就会混淆。

一般来说,符号卦是在数字卦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3.符号卦传承于数字易卦目前发现的数字易卦,最早见到的是在江苏省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骨角。骨角上刻有“数字符号,即‘463353’、‘135326’。如果我们依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之[2]转换成卦画,这两组数字分别是遯卦……和大壮卦……”

崧泽文化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距今约4900~5800年。崧泽文化传承自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阶段。崧泽文化出现数字易卦的事实表明,数字卦的历史已经有6000年之久。

数字易卦是符号卦的基础。朱伯崑主编的《周易通览》指出:“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时楚墓的竹简,仍保留有数字卦形,但所用的数字只有‘一、六、八、九’四个,已不见其他数字。安徽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卦的符号已成为‘一’与‘六’两个,其中,‘六’写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本《易经》,用‘一’与‘八’两个符号,表示偶画的‘八’实乃脱胎于‘’,而[3]后来的‘’应即从此而来”。

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均与林忠军合著出版《周易经传白话[4]解》,也认为符号卦的阴阳卦爻来自于数字“一”和“八”。《周易经传白话解》说:“自阴阳爻画组成八卦,至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最后到《周易》全书的完成,这中间恐怕有一个较长的历程。按照当今学者对于出土《周易》的研究,周易符号,由数字转换而来的。大致进程是由∧一→八一→,数字卦中使用的∧与一比较多,故∧一是今《周易》符号的源头。战国简《周易》符号作:八一,恐已由数字转为阴阳符号,汉初帛《易》作,其中与八意义应当一致,只是书写不同。然后由八一或一演变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一书亦认为:“经统计了商、周、战国数字使用的频率,在演变过程中由繁趋简,从原始一至九数皆用,递经用四个、三个,迄于汉初使用一、八两个数(即七、八),为阴阳符卦开先河,终以符号卦传下来。但今所见符号卦,竟晚至汉末‘熹平石经’以及朝鲜乐浪出土的东汉適盘,这就使人们知道符号卦[5]兴起之晚,而数字卦竟奄有易学发展史上的漫长时代。”

4.数字易卦不是易学的最初形式

易学的最初形式是不是以数字易卦的面貌出现的呢?尽管有考古材料证明,数卦就是以后的符号卦。而且,易学数卦的历史非常漫长,远远要比我们见到通行本符号卦《周易》的历史要遥远得多。从一到十在易学数卦的应用,它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特别是阴和阳的象征物,来自于什么,有考古证据可以证实吗?

一些学者认为数字易卦的形成有赖于具象物质的出现。有关这方面的道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易经学会会长、著名世界易学导师成中英先生如是说:“吾人是否就可以说易卦源于数字呢?数字卦就是易卦的原始呢?回答是否定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数字卦之存在必先肯定了卦象的存在,有了卦象再通过卜筮来表达卦象,乃是数字卦发生的理由。前之所论阴阳观念源来有因,此是象的认识的基础,有了易象,并有了卜筮的精确化变化的数,乃产生数字卦的表示方式。故吾人可推测在数字卦之前还有非数字表示宇宙的宇宙图式模型。这种卦就与通行的、组成的卦接近,故我们仍可以假设,通行本的易卦并非源于数字卦,而另有所本。数字卦只是卜筮用来表达象形卦的方法”,同时“数字卦如果只是纯粹筮卜数的运用,它就不必限定在三爻或六爻的范围里,因为三爻或六爻的易卦是以易象为基础的”,“三才六位之说是以象为基础的。故《周易》之成书是以三才六位的宇宙图像为基础的。但为了卜筮,为了实际产生一个卦来配合或表示一种处境,就不得不假借数以成象。故用奇偶来配合阴阳,用七、八、九、六来显[6]示变与不变的阴阳,是极其合理的一种发展”。

赵庄愚先生认为:“《易》之数与象谁先,这必宜确察几个根本环节:一是人类发生认识思维之先后次序,必是先由感觉到物象加以辨识,继用思维有所抽象,才有概括的数字。二是易卦之名如只从某些数字订出的,应有卦和数字相关的取义或规定,何以古籍古事中无一点此中之迹?三是单卦三画,如用三个数字组之,当有3的3次方即27卦,并非只八卦,其重卦应有3的6次方即729卦,非只64卦,如由四个数字,则单卦更有4的3次方即64卦,重卦更有4的6次方即4096卦,更远超于易卦数。故卦之组元,并非这许多数字。四是数字必须是只取其奇偶两种才恰恰组成六画的64卦,则诸数仅是提供译成奇偶数的最初资料耳,卦只是由奇偶二数定出的。奇偶数有必要先定奇为阳、偶为阴,而后有卦象之意义,这是借数以表象。象为主,数为客;数在后,象在先。”“由此,据《世本》,‘巫咸作筮’,非巫咸作卦。卦起于有筮法之先,得卦之法,可以有他种,筮法只是其一。巫咸之筮法必是由数以取其奇偶,由奇偶以定出阴阳,再定出卦。其法是有意繁复表其慎重。筮人所记,则固当只记其第一手取得的各数,无须译出其阴阳,而当时人固已习知之,一见可识其卦。今人见此原筮之底数,就定为易卦是数先于象,此如今日见电报之数码就以原发[7]电者只告人以数码也。岂非根本大谬!”。

按照上述学者说法,数卦之前必有可计数之象。就像拍发电报,受命发报之人,看到文字之后,先是依一套顺理成章的发报原理将文字调换为数码,然后才把代表文字的信息拍发出去。但是,数卦的成象原理是什么,此象以何种形式出现,尚不得知。赵庄愚讲述“筮人所记,则固当只记其第一手取得的各数,无须译出其阴阳,而当时人固已习知之,一见可识其卦”的道理,极具启发性。我的看法是,既然数字易卦已经出现,但数字易卦的出现并不代表易学原始筮法的出现,当时肯定有一种可以自然计数的筮法,这些数字并不是刻意分出阴阳或奇偶,而是实际计数而得,特别这种筮法本身就是三爻卦的一种限定,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六爻卦。(二)史前易学起源的阴阳原理

尽管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案简单中包含着一定的复杂性,其实有规律可循。在阴阳易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便可以破译其中的奥秘。过去,我们一直不知道阴阳的起源,有的学者甚至从“阴阳”二字均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出发,认为“耳旁”即“阜”字,“阜”者“山”也。阴阳即表示山的向背。向阳者为阳,背阳者为阴。但就没有想到,阴阳二字仅仅只是后起之符号,根本不能代表阴阳的本原。研究发现,日月图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12对阴阳事物的内涵。其他伴随而生的阴阳事物则不计其数。

1.直接可看出的有5对阴阳载体(1)月亮为阴,太阳为阳。这是阴阳最基本的一对象征体。可见阴阳即是天体当中的日月。所谓“一分为二”,即一个天体分出了阴阳二体,阴为月亮,阳为日体。太阳和月亮都是宇宙中有物质组成的实心球形天体——主要成分都是H和He;他们都遵循牛顿力学定律环绕各自的中心天体做圆周运动,且月亮的周期为1个月,太阳的周期为12个月(即一年);我们每天看到的日光和月光全都来自太阳(因为月亮反射太阳等宇宙恒星的光,所以月亮看起来较暗,太阳靠自身氢核聚变释放能量发光,所以光很强。)这些光都是由七种主要色光复合而成(只不过太阳光靠近红外线部分较多,月亮反射的光靠近紫外和红外线部分较少);这两个星球上都没有生命特征(至少人类至今未发现);由于外有引力的存在,它们表面都存在大气层(较稀薄);此外,它们都在太阳系中(所占位置不同);它们与地球几乎同时代诞生,自从我们的祖先出现,就一直诉说着关于它们的传说。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案证明,当时的人类社会已经知道了月亮反射太阳等宇宙恒星之光的道理。日月同体,阴阳相对,在此基础之上引申出许多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二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的太阳发光为天上三芒、地上三芒,为奇数;月亮发光为天上两芒、地上两芒,为偶数。这一事实说明,日月是可以数字来计算的。其后《周易》被称为“九六之学”,即源于此。(2)女性为阴,男性为阳。月亮圆圈中有一个阳雕点,圈外有一个凹凿为阴的三角形,显然指代着月亮为阴,其圈内的阳雕点表示是阳物进入之处。特别是月光以男性生殖器表示,则有阳物就有与之相对的阴物,故可知月亮具有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我们在图案当中看到的阳物,是两个龟头,龟头有数,可以理解为人体与数也是有关联的。(3)偶数为阴,奇数为阳。奇数和偶数的区别,我们在《易·系辞上传》中就开始知道。现在可以总结出来的概念是:在整数中,能被2整除的数是偶数,反之是奇数。关于奇数和偶数,具有6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奇数不会同时是偶数;两个连续整数中必是一个奇数一个偶数;二是奇数各奇数之和是奇数;偶数各偶数之和是偶数;任意多个偶数的和是偶数;三是两个奇(偶)数的差是偶数;一个偶数与一个奇数的差是奇数;四是除2外所有的正偶数均为合数;五是相邻偶数最大公约数为2,最小公倍数为它们乘积的一半;六是奇数的积是奇数;偶数的积是偶数;奇数与偶数的积是偶数。这些数论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倘若要追溯奇偶数的起源,就必然追溯到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案的时期。日月图中,阳雕的椭圆月亮右上角的“▶”符号是一个阴刻符号。与这个阴刻“▶”符号呈锐角相对的,还有一个阳雕“▽”符号。但这个阳雕的“▽”符号由两条男性生殖器交合为“∧”形构成。而这个“∧”形,正是古代“六”字的法。在表示月亮光泽的线条中,除了这个“∧”形之外,另一个呈“△”形,也是古代“六”字的写法。特别是阴刻的“▶”符号与阳雕的“▽”符号锐角相对,呈“”形,这是一个古代“五”字的写法。代表阴数月亮的线条为甲骨文体“∧”(六)字,为偶数;两个“▽”为甲骨文体奇数“五”。构成甲骨文体“∧”(六)字的是两根男性生殖器,说明偶数是在奇数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奇偶数的理念,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开始出现了。(4)凹凿三角形为阴,凸雕三角形为阳。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出现了一些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三角符号。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三角符号代表什么意思,而在日月图中,则可知道三角是表示阴阳的一种符号,也是表示男女生殖器的一种代表性符号。图像中的三角符号表示阳的由两个交合为甲骨文体“六”字的龟头组成,凹凿表示阴的三角与龟头组合的阳三角锐角相对,就是甲骨文体“五”字,说明阴阳三角与数有关,亦与男女人体等阴阳物体有关。凡是奇数,就代表男性;凡是偶数,就是女性。(5)女性生殖器为阴,男性生殖器为阳。上面已经说过,第二对阴阳为女性为阴,男性为阳。日月为易图案上始终没有出现人体,直接出现的是代表月光的男性生殖器,代表月亮的女性生殖器。可见男女性生殖器是一对明显的阴阳关系。同时,人体没有出现,只是出现了人体的性器官,而且性器官有男女之分,表明性器官就是人体的象征。二者结合,就具有了交媾生育的意义。男女性器出现在天上,引申出了诸多造人的神话,都来自这对阴阳,他们就是天上的男女二神。

2.间接感受的7对阴阳载体(1)晚上为阴,白天为阳。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表示晚上有月亮出现,可感受到晚上为阴;而图中的太阳当是白天出现的事物,故可知道白天为阳。白天与晚上以日月为象征,则日月与数的关系密切,可以知道白天和晚上也是可以数来计算的。换言之,奇数和偶数,也可以代替太阳和月亮。(2)地为阴,天为阳。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中没有明确的地之概念。但月亮右上角出现的月光,则以男性生殖器表示,这就意味着天上出现了地上行走的人。人立足大地,人在天上,表示地与天也是一对阴阳。阴阳与数有关系,我们从上面的研究当中,就可知道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易·系辞》第九章也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说明,天和地亦有定数。(3)地之气为阴,天之气为阳。《三五历记》说“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天地未开辟之前,混沌之气弥漫,日为天,月为地的理念形成之后,自然界之气就分成阴气、阳气两种,乃至成为中医理论的根基。特别是天上有男女人体的关键部位,表明人或神祇在天上也是需要呼吸阴阳二气的。有阴阳二气,就衍生出五行的关系等等。(4)人为阴,太阳为阳。人中分男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二者合一时,有阴有阳。具体反映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中,可以见到男性生殖器代表太阳,但被图案的錾刻者和构思者当作月光来表现。此时的月亮图像中又阳雕一点,画龙点睛勾勒出了女性生殖器的轮廓。在这个图案当中,月亮具有代表月体及女性的双重意义。由于人有男女之分,且人体早期在天体当中出现时,一般都和月球有关,所以,人和太阳的关系也是一对阴阳。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体没有和太阳发生直接的联系,发生直接联系的是月亮。这就是说,人体主要是男人和太阳的联系是间接或思维方式上的联系。月体之光以代表太阳的龟头表示,就是男性和太阳发生间接联系的证明。如此,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中可以看出:男女人体出现在天上直接与月体发生联系,等于人和月亮同体与太阳一同出现在一个图案上。这就表示太阳和人体也是一对阴阳,太阳为阳,人为阴阳的交合体。其中,太阳有表示数字的日光芒线。人体在天上的数字有两种:一为两根龟头,代表数字二;一为月亮本身可以代表偶数二、四、六、八、十。由于月光以龟头表示,则月亮在图中的数字就被限定在偶数“二”之内。人与太阳相对,太阳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其间也是一对阴阳关系。(5)人为阳,神为阴。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中月亮右上角明显出现一个凹凿三角形,与之对应的是两根龟头交合的阳雕三角形,这是明显的阴阳对应符号,也是天数五、地数五的对应符号。龟头出现,既代表太阳,同时还表明男人的形象出现在了天上;与之一同出现的月亮圆圈内有一个阳雕点,表现了月亮代表女性,也出现在天上。出现在天上的人体,其实是代表了神。神人交汇,那是需要巫师来沟通的。尽管在图案中没有看到“祭司、现场的气氛、神的出现、动作的庄重、仪式参与者的目标”,但由于阴阳明显标志的出现,意味着巫师不可否认是阴阳法术的操纵者,是神的代理人,甚至是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民族集团的主宰者,等等,“都让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以说,感应仪式既可以是巫术仪式,也可以是[8]宗教仪式”。“我们把完成巫术行为的人叫做巫师,即使他不是专门的巫师;巫术的表征指那些跟巫术行为相对应的观念和信仰;而巫术行为,我们称之为巫术形式,在界定巫术其他要素时都跟它有关。下面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区分巫术行为和别的可能与它相混淆的社会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巫术和巫术仪式都是源自传统的事实。永不重复的行为不能被称作巫术行为。如果整个共同体都不相信一组行为具有的效力,那这些行为也不是巫术。仪式的形式极富有传递性,这也要受到大众观念的裁决。因此,极端的个人行为,比如赌徒个人[9]的迷信就不能被称为巫术”。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被当时的人类郑重地錾刻下来,镶嵌在神圣的祭祀古塔上,就是要达到与神沟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所以说,神与人也是一对阴阳。(6)人和天是阴阳的结合体。人体的器官在天上,代表了特殊的意义,既是神的象征,也代表活着是人,死后为神。由于神的面目为人,这就出现了天人合一的情景。而天和人,也是一对阴阳体。人与天的关系,乃是人活着为阳,死后为阴。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等关系。(7)月亮神为阴,太阳神为阳。在第五对阴阳中,已经说到神为阴,人为阳是一对阴阳关系。但在具体的日月图案当中,太阳神的形象是根据月亮右上角上发出的光芒感悟出来的。太阳神的存在在于月亮本身不能直接发光,而是反射太阳的光芒。月亮反射的光芒以男性生殖器表现,说明男形生殖器具有神性,在这里代表太阳,所以太阳就具有了神性。月亮的图像中间阳雕一点,具有了代表女生殖器的意义,月亮以女性生殖器的特征出现,而生殖器代表的女性又出现在天上,说明这个月亮具有神性。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包含着如上诸多阴阳概念,而这仅仅只是阴阳学说很少的一部分,诸多阴阳文化的形成,标志着世间万物对立而又统一的阴阳二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孕育新的有生命的世间万物。通过分析上述数对阴阳,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可以知道它们和数的起源密切相关,世间万物,皆可以数记之。《庄子·天下篇》宣称:“《易》以道阴阳”,按照人们的正常理解,认为《易》就是阴阳,阴阳即《易》,但这仅是其中的一面。我的理解是,“易”是讲述阴阳之道的,但不意味着阴阳就只等于《易》。《易》,仅是阴阳学说当中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阴阳是科学,《易》是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用来解释万事万物起源的可操作的一种技法,属于预测学部分。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可以追溯出直接和间接的12对阴阳及其衍生出的诸多阴阳结合体,均与天体、自然、人体、数学、哲学等世间万事万物的课题有关,可证“阴阳是科学”。相关的科学的论证,我将在下一章节当中展开。

在易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易》其实已经成为了阴阳的代名词。这里我要说的是:《易》,仅仅是世间最庞大的一个理论体系——阴阳学说当中的一个分支。史前易学才是阴阳理论学说的总和。《易》既是分支,当然就应当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中有所体现。那么,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出现的日月图是不是可以衍生成《易》之八卦,其衍生过程是不是可以在日月图案中直接完成呢?(三)日月为易的理论依据和文字卦象的考古证据

1.理论依据和考古证据《易纬·乾坤凿度》:“易名有四义,本日月相衔”。郑玄:“易者,日月也”。《说文》:“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易纬·参同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参同契·乾坤设位章》:“日月为易,刚柔相当。”《经典释文》:“《易》,经名也,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

令人惊异不已的事实是,甲骨文体中的“易”字也刻写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抚仙湖水下遗址刻写在石头上的“易”字甲骨文“易”字

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的“易”字发现于2006年,由中央电视台10频道在播出抚仙湖水下遗址探秘节目时展示。当时并没有任何学者注意到是一个甲骨文的“易”字。但是,与甲骨文“易”字相比,一模一样,都是左右结构,三条光线代表太阳,长长的弧线为月亮的半弧形,三角为月亮边上的阴刻三角形。显而易见,“日月为易”的图案和金属錾刻“易”字都出现在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文献有“日月为易”之记载,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出现了金属錾刻“易”字,这个“易”字与甲骨文“易”字一致,同时也出现了石质日月图案,它们和易学的起源有联系吗?

2.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乾坤数字易卦的生成过程

考古学证明,甲骨文体“易”字以金属錾刻的方式出现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数字卦成象原理的源头,就是“日月为易”的石质构件,也见于抚仙湖水下遗址,中华易学的起源地,无疑在远古云南!

就考古事实而言,易学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统治学说,在所有学术领域当中处于总纲的地位。日月为易,古籍有载。通行本符号卦《易经》肯定出现于中原一带,但它的源头是数字易卦。数字易卦以日月为易为根本,最早、也最原始的考古证据出现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见遥远的中国易学源出远古云南。特别是“易”字也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头上,说明易学诞生于远古云南,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杨军:《周易文化大学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2]杨军:《周易文化大学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3]朱伯崑主编:《周易通览》,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8页。[4]刘大均、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5]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刘起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6]成中英《〈周易〉象、数、义、理》,载黄寿祺、张善文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赵庄愚《论〈易〉数与古天文历法学》,载黄寿祺、张善文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8]〔法〕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9]〔法〕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第二节 史前易学与世界文明的联系

一阴阳理论是文明人类的哲学之根

(一)同类事实当中的文献与考古

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在《历史发生了什么》当中指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以只言片语和琐碎的形式,记录着世界部分地区在最近5000年中的发展状况。这段历史充其量仅占人类历史长河的1%。坦率而言,人类发展的轨迹是无章可循的,很难找到任何统一的模式、普遍发展方向和趋势。然而,与依靠文献记载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学相比,考古学把人类对远古过去的认识向前延长100倍。在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考古学的确在揭示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解释某一发展进程中日益增多的变化,以及促进对文化的解读和认识等方面发挥着[1]作用”。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倾向于相信古代文献记载,提倡‘走出疑古时代’,但多数西方汉学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文献记录,不认同在中国考古学家中普遍存在的、用考古材料去比附古代文[2]献中提到的历史事件的做法。”按照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文献当中的记录,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但是,这种观点论证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譬如,历史上传说的太阳问题,在人类童年时期认知度中的太阳到底有多少个?太阳和月亮的性别,文献记[3]载和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与考古所见,就不一样。

1.文献传说当中的太阳(1)文献记载当中的太阳。文献认为早期太阳多到12个,少有两个。《庄子·秋水》成玄英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天问》王逸注引古本《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着九乌皆死,坠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淮南子·本经训》:高注“十日并出,羿射去九”。《尹子·盘古篇》:“女娲补天,羿射十日”。《论衡·感应篇》:“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国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而民无所食”。(2)民间传说当中的太阳。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当中,认[4]为太阳有2~12个。下面以图表列之:

实际上,没有任何考古文物可以证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日现象的传说。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使用金属器将太阳和月亮的图案錾刻在石质构件上,表明早在遥远的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2.关于太阳、月亮的性别(1)日月同性。太阳和月亮为男性。布朗族认为太阳和月亮是兄弟;苗族神话《美丽的仰阿莎》认为太阳和月亮都是男性;美洲印第安奇努克人、瓦斯口人的神话中太阳和月亮均为兄弟。

太阳和月亮为女性。“陈梦家认为殷墟卜辞中的‘东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丁山也认为,日神为‘东皇’、‘东君’或‘东母’,月神为‘西皇’、‘西王母’,均是女性神灵。值得注意的是,日月神的这类关系一般都是姊妹关系。殷商时代日月神多为姐妹关系。”[5]

在国外,印度、西亚、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阿拉伯人的太阳神均为女性。欧洲“小红帽的故事”里的太阳,就是一位少女。(2)日月为异性。首先,认为日月为姐妹。希腊人的月神塞勒涅是日神赫利俄斯之妹,或者说日月神阿尔忒弥斯是阿波罗的姐姐。“缪勒说过,‘我们发现,他们(日月神)在几乎每个著名的神话里都表现为兄妹,赫利俄斯和塞勒涅,阿波罗和神阿尔忒弥斯,伊阿诺斯[6]和狄安娜,如此等等’”。

其次,把日月(神)当做夫妻。姜亮夫:《屈原校注》:“日月为配偶神,而月为女”。到了汉代,“许多画像里就有了伏羲女娲的蛇身交尾图,如较为常见的一幅是伏羲左手举太阳(里面有‘焌鸟’)、女娲右手举月亮(里面有桂树)。在我国少数民族神话里,壮族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本是一家人,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星星是孩子”。古埃及人的太阳神阿顿跟月亮伊西斯结合,人类的知识由它们所赐;苏美尔人的太阳神叫安座或乌图,他的妻子是月亮神南纳,他们的女儿是伊南娜。

在考古上,从来没有发现10个或12个太阳一同出现的证据。根据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早期人类认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而且,日月是异性关系。太阳为男,以太阳的具体形状、男性生殖器、奇数、天的意念来表示;月亮为女,以月亮的具体形状、女性生殖器、偶数、地的意念来表示。这些内涵,主要负载于月亮图案当中,太阳图案只是作为解读月亮图案时的参考。可见,当时的社会形态是重女轻男时代,标志着母氏系族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二)文献记载与人类实际上的用火情况

事实证明,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与考古所见同类事实不符。就拿文献记载的“钻木取火”来说,它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易经》八卦中:乾为天,兑为泽,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坎为水,坤为地。这当中与火有关的是天、雷、火。显而易见,火的出现,与雷的轰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天雷引起地上之火以后,人类很可能就会保护火种或发明取火的办法。《易经》八卦包含“雷”和“火”二卦,表明人类对火的认识是从电闪雷鸣,地上起火开始,而不是从“钻木取火”开始。考古发现猿人居住地有用火的灰烬遗址,可以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惧怕火到利用和控制自然火”的阶段。

根据考古知道,山西西侯度人在180万年前已经知道用火,其后的云南“元谋人”在170万年前也是以火熟食。70万年前的“北京人用火是人们熟知的,但人类用火的历史并不是从北京人开始的。西侯度这批烧骨材料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180万年前。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如此古老的烧骨。因此这里烧骨的发现,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人类用火证据,[7]因此考古界常称西侯渡人为‘人类烹调之祖’。”

火的使用,使早期人类可以熟食,从而缩短消化食物的过程,有利于从食物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促进体质上的进步和健康。同时,火可用于御寒,防御猛兽侵袭,并能有效地帮助狩猎。贾兰坡先生在《人类用火的历史和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说:“人类对火的控制,是人类制作第一把石刀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这一伟大创造,在人类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8]

在远古云南的大河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莫斯特文化,14C测定该遗址下部层位大于4万年,铀系法测得文化层顶部钙版和石笋的最小年代为4.1万年。首期发掘工作中发现两个不同时代的旧石器洞穴文化遗址。其中,一号洞发现大量石器和原始人的用火遗迹——灰坑、烧骨、烧土;二号洞则发现——可能的石器加工场和原始人用于装饰成进行原始宗教仪式的颜料——赭石。其中发现洞内有一层平整坚硬的石面,面积约30多平方米,呈灰白色,是用有一定圆度的石灰石碎块铺成的,主要用于阻隔地上的潮湿。该人工铺石路面距[9]今4.4万年,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铺石路面。

考古表明,人类早就知道使用火,历史曾经出现的事实与文献记载是两回事。文献记载的古人并不知道早期历史的事实真相,倘若我们相信文献上“钻木取火”或“燧人氏”发明了火的记录,显然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应该是:“不应把文献记载的内容当作研究前提,因为它们必然受古代史家的世界观影响。当然,古代文献对于考古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不能把它们当作建构国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蓝图。简言之,要慎[10]用文献。”(三)世界同源的“大洪”传说

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水下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文字符号和图案的解读,一一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玛雅文明、欧洲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都在表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被湮没的文明。在已知文明寻找不到源头的前提之下,它极有可能就是已知的人类文明共同的起源地。

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在《文明的解析》里说:“在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前,曾有过一个被湮没的文明。至于这一支文明存在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多发达,为什么没留下痕迹,各种解释多属于猜……但在这几位科学家使用的史料中,有一些令人很难驳斥的数据。故他们有理由说:‘如果这些史料属实的话,公认的古代史就不能成立’。下面简要讲述两个属于这一类的谜,每一个的依据都不同”。[11]

其中,查尔斯·默里讲述到了世界单一的大洪水神话:“单一神话历史渊源的证据。一般认为,诸如诺亚方舟和洪水的传说是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神话文化的一部分。但认识到以下一点的人就不那么多了:世界上各地神话的共同点远远不止于这些基本相同点。玛雅文化时期的中美洲、海盗横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老时代的埃及各呈异彩,然而这些地方灿烂的神话传说却交织在一起。几十年来,研究神话的专家普遍认为,世上已知的种种神话统出于一宗。J·坎贝尔把这一共同渊源称为单一神话。”

就大洪水神话而言,几乎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广泛存在,其所讲的内容是人类的毁灭与再生,学术界一般看成是人类远古祖先的共同回忆。我却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诞生和繁衍史上的一次曲折反映,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炼狱和重生。英国的民族学家弗雷泽曾经指出: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一百三十多个印第安种族中,每一个种族都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

苏美尔人传说中的大洪水,巴比伦、印度、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希腊神话中大洪水,《圣经》中的大洪水,几乎世界各地的神话,都谈到远古时代曾有过一段时期发生大洪水。在大洋洲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当地族人里,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甚至还掺杂有海洋突然上升的记忆。中华民族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也不乏形式各异、内容一致的大洪水传说。据学者研究,洪水型兄妹婚神话是中国及东亚、东南亚一带广泛流传的神话类型,反映远古某个时期人类遭到毁灭性洪水灾害之后,仅有兄妹二人躲在葫芦中避过洪水,通过占卜决定结为夫妻,婚后生肉团或葫芦、瓜等灵物,再生人类,繁衍出不同的种族。迄今为止,云南的拉祜、傈僳、佤、纳西、苗、瑶等少数民族,都有葫芦神话。

面对遍布全世界的洪水神话传说,也许我们可以说:上古时代人类确实经过毁灭性的洪水灾难。如此相同的回忆不可能是随意发明的神话,所以这些洪水神话其实都在表达相同的历史真实。那么除了传说之外,这些所谓的神话还保留了些什么历史上的真实呢?我认为,这个洪水神话的起因,其实就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沉陷,文明人类因而向全世界迁徙,导致了洪水神话的滥觞。这个结论的依据,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传播的共同的阴阳文化当中看到端倪。“一旦我们接受单一神话学说,就需要在两种解释中做出选择。[12]要么人类心理决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催生了极其相似的神话,要么各地神话同享某种共同的历史渊源。历史同宗说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假设某种办法,解释各大洲神话相似的原因。而在古代的标准框架下,[13]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世界各地的大洪水神话当中,作为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所在地——澄江县,也有一个大洪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地上将有一场洪水灾难,人类在神的启示下方得以避免。而我们可以见到的事实是,抚仙湖遗址原先就建在岸上,因为当地山体上升、盆地下沉的原因,建在岸上的遗址在遥远的年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规律性地慢慢地沉陷水下,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抚仙湖水下遗址。[1]〔英〕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2]〔澳〕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3]李学勤1997p[4]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5]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6]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7]刘丰:《中国世界古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8]贾兰坡、王建:《人类用火的历史和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载《历史教学》,1957年版,第1期。[9]刘丰:《中国世界古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10]〔澳〕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11]〔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12]心理分析家C·荣格和比较宗教学者M·伊利亚德提出的观点,坎贝也同意。[13]〔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二适用人类文明发展的“阴阳论”

关于人类的起源,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神话里有极大的相似性。不论是神话的内容,还是神话的结构及神话的叙述方式,都基本相同,而且就像是从—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按照《圣经》的解释:当初人类都是居住在一起的。如此,人类应当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具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因而“决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催生了极其相似的神话”。如此,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他们当然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但到底是什么因素推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他们做出了种种推断:(一)进步论是哲学的“根中之根”

中国传统史学,总是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越到后代,历史越是退化。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界的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其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其后梁启超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鲜明地提出了历史是前进的运动。同代的章太炎则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梁、章二者尽管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于‘人群和社会的进化’”。

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有“公例”可寻,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哲学的素养。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威廉·亚当斯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进歩论必然是有关历史的哲学,同样也是史前史的哲学。事实上也是如此,进步论学者,尤其是在人类学领域,通常都是在拿现在与一个比较久远的史前史而非刚刚过去的历史作比较”,因此,进歩论是哲学之“根中之根”。“所谓进步论,就是一种认为人类文化史是逐渐进步的学说或意识形态。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曾把其特点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原则分别是:第一,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一个持续、必然和有序的轨迹前进的。第二,认为人类历史轨迹是因果法则(causal law)持续作用的结果。第三,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已经并将继续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我们稍后会发现,进步论的这一定义实际是对数个不同的‘进步论思想’的融合。而且并非所有的这些理论都相信因果率的规则的作用,也并非每种理论都预测这种进程将继[1]续下去”。

威廉·亚当斯宣扬的进步论,实质上指的就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以人为本,指社会中人的素质(知识、道德、身体)、人的活动(经济、政治、文化)、人生产的产品、自然环境向更加适合人的生存的方向发展,是人的生存水平的提高。但“在18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进步论者曾以任何方式考虑过史前史,或者说甚至没有任何人曾考虑到还有这么一个原生时期(Primordial time),他们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进步论者,要么仅从古典时期开始来衡量进步。他[2]们的理论根本不需要有‘史前史’的想法”。

美国学者威廉·亚当斯说的史前史时期,我们看到的人类雕像都是以三角形来标识男女性生殖器部位,这是一种写实的生殖器部位表示方法,也是写实的雕塑艺术。这种表示方法其实是一种阴阳模式,但在旧石器时代,尚未上升到阴阳理论的高度。只有到了抚仙湖水下遗址这一史前时期,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出现之后,人类文明社会才出现了明显的阴阳理论,并使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阴阳论可以“被借用到其他文明的乐曲当中”

上面所述,所谓“进步论”的本质其实是阴阳学说;人类社会的哲学之根,就是阴阳学说。对此,英国学者汤因比看得很清楚,他在把中国阴阳哲学诞生的年代推到20000年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家把阴阳描画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作为物质,阴象征水,阳象征火。作为宇宙自然的阶段,它们又代表季节,每年周期性的四季更换则在暗示着中国人关于阴阳如何相互联系的观念。二者此消彼长,但即使其中一个达到扩张的高潮,也永远不会淹没另外一个;以致当其中一个在盛极必衰时,总给另一个的基本成分留下自由扩张的余地。就这样它们不断竞争与协作,直到在适当的时候达到某个反向的转折点,整个运动便从那里开始再重新运行一遍。”“汤因比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和‘阳’的转化,表示社会由静驱动,也表示人和自然及人为环境的对立面互相作用,认为文明正是在这种对立作用的社会性‘关系’中发生的。他名之为‘挑战与应战’,主张这是文明起源的根本的积极因素的基本法则,它[3]也贯穿于整个文明的演化过程之中。”汤因比认为“在不同社会、不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心理学、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式,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我们因此在这本《历史研究》中将使用这两个“中国”符号。我们将会发现,这些符号很[4]乐意被借用到其他文明的乐曲当中”。

汤因比认为中华民族的阴阳哲学适用于人类的整个文明,实在是有先见之明。阴阳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出来的一种朴素的哲学认识观点,是在人类文明曙光裸露时代,人们用来认识世界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也是人们用来统率一切事物在基本层次上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由此,阴阳理论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核心理论,成为了指导和规范中华民族思想和思维的基本准则。纵观中华民族传统性的各行各业,从哲学、信仰、医学、军事、建筑,到个人行为、意识思维、社会准则,有哪一个不以阴阳为其理论核心?最明显的就是中医学,它将阴阳理论融合在实践运用当中,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得心应手,特别是阴阳平衡的观点,它兼顾了不同性质需求的各个方面的利益,以和谐共享为目标,更是成为了人们处理复杂事物关系的最佳标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实践运用,反复的检验已经证明阴阳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是真理就是科学,阴阳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二体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孕育新的有意思的时间万物。而这些也只是表面上你能看到的,你看不到的还有很多。现代文明中的电脑就是因为无意中运用了阴阳二气的原理发展起来,变换无穷演变至今。

考古业已证实,阴阳学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中之根”。(三)世界观与阴阳论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什么呢?

1.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种观点是生活实践的结果,在一般人那里往往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思想家进行自觉地概括和总结并给予理论上的论证,才能成为哲学。“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进入人类社会,关心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是探索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探索人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界对人[5]的影响,也就是古人说的‘究天人之际’”。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始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人体的生殖器官直接代表日月、天地、白天和黑夜,代表奇数和偶数,表明了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人类“究天人之际”的基本哲学思想。

2.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有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方法论;方法论对世界观也有一定影响。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人类的方法论就是“究天人之际”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通过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为易图案告诉人们,当时人类的生活实践,就是认识了阴阳学说的客观规律,乃是指导有关天象、生物、化学、物理、医学、数学等众多学科的基本学说,从而发现了有动就有静,有高就有低,有上就有下,有矛就有盾的辩证法,并使其为人类所用。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所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唯物史观在历史学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性所制约的,[6]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

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奠定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阴阳论基础之上。就客观世界而言,万事万物包含了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阴阳客观规律的存在;所谓阴阳就是唯物辩证法,包含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的客观存在。阴阳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是统一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太阳为阳,月亮为阴。月亮离开了太阳,就没有光亮;太阳离开了月亮,地球的晚上就没有办法解决光亮的问题。高和低,没有了高,低就没有可比性。长和短,也是比较而言。长、中、短搭配,首先是因为有了长短,然后才可能生发出中的特性。可见,阴阳看似对立,却是和谐依存的一个整体,充分揭示出朴素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四)三大规律浅说

1.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具体表现在:(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方向、形式等问题。(2)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由多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它体现着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3)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全部规律和范畴的实质,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4)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内容,即矛盾分析的方法。

2.量变质变规律。太阳离月亮越近,月光就越明;反之,越暗。说明阴阳二者具有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

3.否定之否定规律。太阳出来,是对黑夜的否定;月亮出来,是对太阳的否定。月亮的明或暗,都是彼此之间的否定;太阳的强弱,也是彼此之间的否定。可见阴阳学说具有揭示矛盾运动过程的特点。它告诉人们,矛盾运动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因此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实质。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它是事物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表现出周期性,即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从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新的否定,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即完成了一个周期。在这一周期中,事物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否定,每一次否定都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把前阶段发展的一切成果中有用的成分保留了下来。因此,在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阶段,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原事物,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而是形式的回复、内容的发展,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

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内涵,具有很深刻的阴阳运动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是凭空诞生的,阴阳矛盾运动的辩证原理,追根溯源,当应追溯到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去。这个图案,应该是唯物史观来源唯一的主要考古证据。

诞生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阴阳学说,已经印证了《圣经》的说法,文明人类当初确实是同居一地,讲述同一语言,共同经历了水下遗址被水淹没的过程,从而具有相同的心理“决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催生了极其相似的神话”,确实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2]〔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3]姚介厚、王逢振、杨深:《世界文明通论·国外文明理论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页。[4]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5]任继愈:《天人之际》,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6]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

第三节 世界文明古国的阴阳文化

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阴阳文化

(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情况

在“6000年前,古希腊人把两河流域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就今天来说,两河流域相当于今天伊拉[1]克和叙利亚一带”。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至于苏美人的起源,迄今未有定论。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2]流域南部已有人居住,不久苏美人便来与他们相融合。”。学术界公认,苏美人是外来人种,来源至今仍是悬案,没有任何人知道苏美人来自何方?根在哪里?对于苏美人来到两河流域的时间,这里说在7000年前,有的说在9000年前。还有说在12000年前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

有学者认为:“人类成就起源而选定的年份——公元前8000年,是公认的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起点。我描述的前农业社会的世界既包括旧石器时代后期(40000~10500年前),又包括中石器时代。后者始于10500年,在欧亚大陆上的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00[3]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认为,了解人类的文明历史有多久,应该有一个时间概念,因此,应将人类文明史进行恰如其分的分割。怎么进行文明史上的合理分割呢?查尔斯·默里说:“若把公元前8000年作为一个大致起点的话,距今有10000年的历史。我把每400年隔成一段,称之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中间填充的历[4]史事件”。在10000年前,为第“25个单位。通向公元前的路途上只剩下几个小站。苏美尔文明比埃及文明更悠久,但具体说出它何时不再是一些散落的村庄,而形成一种文明很难。有人认为是公元前6000年,有人认为是2000年以后。两种观点差别之大足以显示,茫茫历史原野上,已无迹可循。……长久记住10000年间的事是不可能的。不过若能记上几分钟的话,有两个好处。”“一万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认识到这一点,可以避免把人类文明看作人类进化史、地球史或宇宙史上的一瞬间。后者固有其道理,但就人类而言,今日之世界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虽然就宇宙而言,这一段历史不过是一瞬间”。“认识到一万年有多漫长有助于防止产生所有时代都一样的思维模式。”按照查尔斯·默里的观点,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约有10000年。考古证实,两河流域的青铜铸造,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5]左右。《世界古代文明史》也说:“公元前7千纪的后半期他们已经能够制作铜制首饰,公元前6千纪的上半期他们制作出了装饰有图案的陶器。公元前5千纪的最后300多年间……当时的制陶和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程度,开始使用陶轮。许多墓葬中还出现了泥制船只模型,石碑和印章上的象形铭文也得到了发展。不过这一时期金属制品[6]的数量并不多”。据此,我认为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据第一章的研究,这一时期,抚仙湖水下遗址尚在岸上,全世界的文明人类仍然团聚在一起。此后,由于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沉陷,导致早年在此生活的文明人迁徙,或许就是大洪水传说泛滥全球的起因。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事实是否如此,还得看看出土文物的比较,一是彼此出土文物,是否一致;二是文物纹饰内涵是否一致,还得看时间年代的先后情况,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文字符号[7]和图案,在年代上是否早于两河流域。(二)三角符号内涵的比较

1.三角符号在苏美尔人中的作用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人类进化史上,文字代表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从而发展了人类社会严格意义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全球的文字体系分为图画、表意和表音三种类型,苏美尔人的文字是从图画发展而来的一种表意文字,“由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种新的意思。例如,代表‘口’的符号,可用来表示动词‘说’;代表‘眼’和‘水’的符号,则表示‘哭’。表意文字逐渐发展为表音文字。一个符号表示若干发音相同的字。例如,‘箭’和‘生命’发音为‘提’,两者都用‘箭’的符号表示。由于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一字多义,使用不便,人们在符号前加限定性的部首符号。例如,人名符号前加一个‘▽’,便表示男人之名。经过这些变化,苏[8]美尔语文字体系基本完备”。由于“▽”符号在苏美尔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类似苏美尔人的“图章”。一些学者在寻找苏美尔人文明的渊源时,一般是把“▽”作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特征的主要依据。由于没有人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时间,剑桥大学的学者琼·奥茨一直希望揭开这个谜,于是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寻找萨拉迈入与南部的欧贝德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1986年,琼·奥茨深入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奔走于最早的欧贝德人文化区和已知的萨拉迈文化区域之间,在南部一个低矮的土墩阿瓦[9]伊里丘,找到了类似下面这块陶器残片的一些文物:

琼·奥茨判断这类残片的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在同一遗址里,琼·奥茨还发现了比埃里都更早的欧贝德文化时期陶土头像的碎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戴尔·布朗主编,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对此评论说:这次“发现将苏美尔文明的确切时间往前推进了2500年。不幸的是,波斯湾战争打断了在阿瓦伊里丘的考古工作。直到重新发掘此处遗址并发现更多的史前时期阿瓦伊里丘遗址之前,苏美尔人的起源之谜只能解开[10]一半”。琼·奥茨发现的陶器残片,可以看到苏美尔的早期文字都是非常正规的“▽”符号,并且都是等边的“▽”。

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琼·奥茨仅仅只是凭据带有“▽”的陶器残片,就把苏美尔文明的起始年代从公元前3500年往前推进2500年,亦即把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创造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时间,定位在公元前6000年,亦即至少早在8000年前,苏美尔人的文明已经出现,至于他们来到两河流域的时间,可能更早。这就说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早期历史中,楔形文字尚未形成,判断苏美尔人的早期历史乃是以两河流域文明遗址所见的“▽”符号为标记。学术界公认苏美尔人缔造的文明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同时也公认苏美尔人是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群。他们在两河流域没有自己的旧中石器时代,只有自己的新时石器时代。可以确认,他们是一支外来民族。

既然认为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甚至在一万多年以前。确认他们历史足迹的“▽”符号与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石质“▽”符号一模一样,我们认为可以把代表最早文明人类的苏美尔人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时间,作为抚仙湖水下遗址沉没时,最早一批文明人类向外迁徙时间的判断依据。

在近东地区的巴勒斯坦、中东两河流域,接受了苏美尔人文明影响的阿卡德人、赫梯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三角符号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出土文物,显见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人类对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的影响十分巨大。

图一为出土于巴勒斯坦境内的一件泥质薄片浮雕。一般认为,这块刻有代表女性生殖器的“▽”符号的浮雕,表现的是丰产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她是整个近东地区司爱情和战争的女神。用不着文字说明,通过直观的图像,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丰产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的女性生殖器,就是以“▽”符号来表现的。在《圣经·旧约》中,她是“亚斯他录”的化身,她的发型与埃及的苍天女神哈托[11]尔(Hathor)一致。

图二为阿卡德人的女神伊什塔尔雕塑,这是她穿着最少的衣服的形象。叙述该女神故事的是阿卡德语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故事较短,其中伊什塔尔是苏美尔人女神伊南娜的化身。她具有伊南娜一样的本领,其故事原型来自苏美尔的楔形文书版本,雕塑年代属于公元前2400年。伊什塔尔从阳间进入地下世界的动机,就是有意夺走姐姐的领地。“如同在苏美尔的版本一样,伊什塔尔逐一经过了到达地下那7扇大门,逐渐被剥去各种饰物,直到最后在第7个门那里连衣服也被剥去。”“与此同时,在地上,众神正在安排对伊什塔尔的援救。按照这一版本,众神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行动,是因为有一个咒语降临到了世上,使一切生物都失去了生育的功能。没有了伊什塔尔,所有的动物和人类就都停止了繁育”。所以,阿卡德人的伊什塔尔与苏美尔人的伊南娜一样,是生育女神,她的生殖器部位,就是表示生[12]殖的三角形。

图三为赫梯人一尊母亲女神的银质金叶小塑像,高20厘米,来[13]自土耳其安卡拉公元前2000年的一座墓中。赫梯位于小亚细亚东部,在今克泽尔河之上游一带,最初的居民是哈梯人。公元前2千纪初,大批讲涅西特语的部落迁来,原来的居民逐渐被同化,形成赫梯人。公元前19世纪中期,赫梯逐渐进入阶级社会,约自公元前18世纪,开始进入部落之间的合并和对外扩张。公元前16世纪初,赫梯曾攻占巴比伦。在公元前15世纪~前13世纪处于极盛时期,并在和埃及、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公元前13世纪末,因遭海上民族入侵,赫梯陷入分裂。公元前8世纪,其残存势力也为亚述攻灭。赫梯人的活动,仅仅在《圣经·旧约全书》中留下一些零星记载,由于20世纪初在小亚细亚的波伽兹科伊发现了大量文书,我们才对它[14]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研究雕像可以看出,赫梯人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包括使用楔形文字记录文书,以“▽”符号代表人体的生殖部位。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文化遗址当中,还出土了以下这种蛇头女身人像。[15]

蛇头女身人像制作于6000多年前。除了蛇头之外,可以看到一个窈窕淑女婀娜多姿的身材。仔细分辨之后,我们会发现三个蛇女的生殖器部位,都镌刻着等腰“▽”型。其丰乳肥臀,纤纤细腰,修长高挑的身材,明显的生殖器部位,体现了创造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人高超的艺术水平。

蛇女一旁的大理石女性雕像属于新石器时代克诺索斯时期,时间距今5000年。《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把它归入精美人俑类型。认为这种类型“可能源自苏美尔,在安提帕罗斯和阿莫格斯的富墓中很常

[16]见”,从人体刻划中可以领悟到“▽”代表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錾刻有三角形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标志,且时间上较两河流域为早,可证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三角符号,乃是两河流域三角符号代表男女性生殖器之源头。通过人物雕像,我们可以看到这类表现形式的象征意义;通过楔形文字,我们也感受到三角形标注表示男性人名的一脉相承关系;特别是在公元前3300年前,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楔形文字的前身,三角形直接表示的就是女人和女性生殖器。可见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人,一直延续着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文明人类把三角形认定为男女性生殖器的风俗习惯,这可能是两河流域苏美人来自远古云南的主要考古证据。在两河流域,三角符号是最早的文字之一,代表女性和女性阴部。(图源于潘襎方振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一般认为,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是全是界最早的文明。我们认为抚仙湖水下遗址尚在岸上的这段时间,人类文明是同源的。由于遗址随着盆地下沉的原因,文明人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从抚仙湖畔向全世界迁徙。判断他们迁徙的主要标志,就是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符号。

2.三角符号表示阴阳内涵之比较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经常看到人工錾刻在石头上的“▽”符号。而“▽”符号的神秘作用及其意义,通过石质日月图案上的“▽”符号反映出来代表的是天地、阴阳、男女、昼夜、奇偶之数的意思。总之,“▽”符号与阴阳易学有关,是占卜学方面重要的标志性符号。

在两河流域属于乌鲁克时期的考古层上,出土过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相同的符号:

上面这个符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文┬音me,训符咒、魔力(Spell, Charm),又读Shrd,训‘卜’。又十音mash,训占卜人[17](diviner)”。

三角形是阴阳符号的标志,显然是不再需要解释了。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三角形还具有扩展成为采矿和金属的标志。

图一出现在苏美尔《吉尔伽美什史诗》当中。三角形表示各种各[18]样的矿井,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和矿种。图二、图三也是苏美尔人刻写的符号,多是三角形及其组合。研究者认为,在苏美尔语当中,Zi-Ana的意思是“天国的生命”,而ZI.KI.A则是“大地及水的生命”,“而为什么印加人从古帝国时代得到Anta这个词,用来泛指金属,具体指代铜—这是否是一个苏美尔词汇,AN.TA,它正好与AN.TA(锡)和AN.BAR(铁)是一类的?”美国学者撒迦利亚·西琴认为,这些是苏美尔人残留的冶金术语,而冶金矿种或矿井以三角符号表示,侧面证明了冶金乃系水、火、矿石锻造的合成物,金属锻造的过程就是阴阳交合的一个过程。苏美尔人以三角形代表阴阳、代表冶炼之后的金属,其阴阳理念亦与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代表阴阳的三角符号有关。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三角符号,全部是金属器錾刻的;苏美尔人以三角形作为冶金和矿种的代表性符号,依据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显然是考古有据,源头有根。

3.月亮之神及月亮女神之女的比较

下面分别为上下并列的四张图片。左上一张为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月亮女神南纳之女伊南娜的画像,刻写在玄武岩的浮雕。右上和右下,也是伊南娜的画像,出于壁画。唯独左下图片,系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

乍一看去,似乎看不出彼此的相似之处,但认真比较和思考,内容的一致性和时间的前后顺序便很清晰。(1)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图中的月亮图像,一看就知道其圆如月,但具有神之性质。一是月亮图形中阳雕一点表示女性生殖器,自然就具有代表女神的意义。二是月形右上角有凹凿三角形,与阳雕三角相对,明显的阴阳标志代表了人类当时的占卜活动。尽管没有“祭司、现场的气氛、神的出现、动作的庄重、仪式参与者”,但当时应已出现了巫术从业人员,其占卜“的目标都让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以说,感应仪式既可以是巫[19]术仪式,也可以是宗教仪式”。可以肯定的是,占卜活动已经出现,这里的月形就具有了神的性质。在这里,月神是以裸体的形式出现,人的形体以女性生殖器为代表,但要加以想象才能完成人性的体征。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月亮女神之女穿着华丽的服装,如果不是学者的研究,我们不知道这位雍容富贵的女性是月神之女,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高贵的头饰,手中拿着麦穗,双肩部位各伸出三根男性龟头,表示月亮发出的万丈光芒。尽管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但就月神之像看来,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图中的月亮图像,其历史显然比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月神之女要早。三是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图中的月神尚是“处女”,没有嫁人。而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月神之女有了母亲,其母叫南纳,羊倌的儿子杜牧兹是尹南娜的丈夫。(2)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月亮女神与古巴比伦奠基者苏美尔人的月神女儿发出的光都以男性龟头表示,说明两地的文明人类都知道月亮依托太阳才能发出光芒的科学道理。但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日月图在时间上更早,它们仅仅只是写实照,日月图处于分离阶段,太阳图没有三角符号,说明当时还不重视太阳,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抚仙湖水下遗址还处于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而苏美尔人的月神之女穿着华丽,她是太阳神和月神的女儿伊南娜。两地的图像表明都经历了天人合一这个漫长的发展阶段。(3)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图中的月亮图像右上角有凹凿三角形,表示三角形代表女性生殖器。上面右上、右下两图是两河流域出土圆筒图章当中的图像,我们可以看[20]到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月神之女伊南娜亦以三角形代表女性生殖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以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图中的月亮图像既代表女性生殖器,又代表人体;两河流域出土圆筒图章当中的图像以人体代替月亮,但已经看不到月亮的模样,时间上,显然抚仙湖水下遗址要早,两河流域出土圆筒图章当中的图像要晚。(4)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镶嵌在水下古塔的石壁上。该塔底长90米,高19米,共五层。上面右上图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月神之女伊南娜出现时,其身旁也出现了[21]三座古塔。

苏美尔人聚居的两河流域与中国抚仙湖距离千山万水,但两地出现了同类内容的图案。

一是月亮女神的图案从形式到内涵相同。

二是“▽”符号从形式到内涵一致。

然而,尽管千里迢迢的两个地方出现了同类形式、同类内涵的图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幅图案的不同之处:

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月亮是单一的月亮图案。我们判断月亮图案代表女性,首先是因为月亮发出的光泽以男性生殖器为代表;其次才知道月亮图像中的阳雕点代表女性阴道;第三是与月亮连体的“▽”为阴刻,故而判断月亮代表女性,代表地。而苏美尔的月亮女神女儿雕像就是以女性为形象雕琢的,可以明白无物地判断其性别。

时间方面,孰早孰晚?顺序方面,孰先孰后?抚仙湖水下遗址与两河流域二者之间,时间上抚仙湖水下遗址在前;顺序上,抚仙湖水下遗址在先。两相比较,可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月亮图案的年代遥远,时间当在两河流域之前。据此可以判断,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可能是从远古中国抚仙湖畔迁徙过去的人种。

4.双龟头文化的比较(1)古巴比伦的播种图。本章上节展示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图中可见到双龟

头图像。其组合形式为月亮右上角有龟头组合的月光。这样的组合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代表偶数组合的月光;二是表示月亮反射太阳之光;三是龟头代表太阳,说明太阳是男性。在两河流域的相关出土文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双龟头组合代表日月的图像。

美国历史学家J·H布雷斯特德在《文明的征程》中讲到“苏美尔文明的发展”时,展示了下面这张刻写在一颗石印上的图像:

J·H布雷斯特德在书中对图的具体表象作了说明:“两头牛拉着播种器,旁边一个(人)在赶牛引导方向。播种器后面是一位操作者,他扶着播种器的两个把手前行。播种器行进的时候,就在土地上犁出浅浅的垄沟。播种机架子上直立着一根管子(A),管子上端有一个漏斗(B)。第三个人走在旁边,一只手往漏斗撒种,一只手握着挂着的种子袋,种子从管子中漏下,撒进垄沟中。这幅图刻在一个小石[22]印上”。古巴比伦人的播种器〔仿克莱〕

对于苏美尔人的播种举动乃至整个播种过程,J·H布雷斯特德描述得甚为仔细,就是没有讲到该图出现的“十”字图案及其代表的意思。对于这一点,笔者感到很奇怪,不知是何原因?播种时节,希望一年日照充足,雨量丰沛,阴阳和谐,风调雨顺,无灾无祸,才能有一个好收成。但是,与播种和收获至关重要的日月图案在播种图中没有出现,天空中却出现了双“十”字和两个“▽”符号组合而成的菱形图案,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考虑,苏美尔人播种图中“十”字符号出现的时间相当于我国的殷商时期,显然属于原始宗教的盛行期,则“十”字与公元年间耶稣所创立的基督教无关,也与其约33岁时被钉死于“十”字架的传说无关,当然与时间上晚得多的古罗马统治者把奴隶钉死的十字架也没有关系。而这个“十”字应该属于远古中国字,但绝对不会是后来人们认可的古代“七”字,它为什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的出土文物当中,当然使J·H布雷斯特德这类自视西方人种高于一切的美国学者大惑不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来也可笑,J·H布雷斯特德在《文明的征程》里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文明可以与西亚及埃及文明相提并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从两河流域到印度洋“东半球上这块由西北部分构成的四分之一球体包括整个欧洲、西南亚和北部非洲。这四分之一的地球表面是人[23]类高级文明的摇篮”,“文明进化图景”是“伟大的白种人”描绘出来的。J·H布雷斯特德如此得意忘形地夸耀西方人,为什么没有对上图中至关重要的叠合的中国字“十”不作任何解释呢?

在《文明的征程》一书中,J·H布雷斯特德承认两河流域一并生活着蒙古人种和白种人。考古出土的文化遗存证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由一群小个子、黑头发、说着上古汉语的人种创造的。这批人种,应当就是黄色皮肤的蒙古人种。我不明白,J·H布雷斯特德如果自诩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叱咤风云于学术之林的时候,想没想到过两河流域那些出土文物的客观存在呢?我认为,倘若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不可能认认真真地研究好苏美尔人的历史,也不可能研究好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2)表现苏美尔人阴阳观念的“安座的神祇”

上图属于写实主义十分浓厚的圆筒印章。印章由蔷薇色碧玉制成,高3.5cm,直径1.4cm,为公元前1500年~前1400年的作品,现由巴黎卢浮宫收藏。潘襎、方振宁所著《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一书认为:“《安座的神祇》的重心是歌颂伟大太阳神夏马修的楔形文字,太阳神几乎是抽象地存在。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视为古代的复古时期。线[24]条朴拙,表现简单”。这枚印章上的太阳神以人像作为代表。从印章的表现形式看,自然界的太阳是悬挂于天上的圆球,这里以人像代表,是把太阳拟人化,表示太阳与人类及社会生活的亲密无间与不可分离。但是,解释者与J·H布雷斯特德一样,似乎是对太阳神头顶上的“十”字视而不见;在太阳神膝边有一个“棱形”符号,解释者也是视而不见,不作解释。碧玉圆筒印章定名《安座的神祇》,其安亦即苏美尔语对“天”的称谓,也是天称之为“干”、“安”、“恩”、“工”的对音或是同音异写。这样,类似的发音直译则带有“天”、“太阳”的意思,可扩展为“王”或“帝”的意思;而“帝”亦是“利”的对音,是苏美尔语对“太阳”的另一种称谓。以上列举的同类发音和意思,至今仍然存留于百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的语言当中。

此外,位于撒种者和播种器操作者之间有一个看得不甚清楚的符号,J·H布雷斯特德也不作解释。从所见图案看,似乎看不清楚,但它应该是两“▽”组合而成的“◆”符号,其表现方法与《安座的神祇》中的“◆”符号一样。

一般而言,天上的物体一般与太阳和月亮有关,但苏美尔人世界的天上只有“十”字符号和“菱形”符号。它们在图案中显然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东西,也代表着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中心内容。但是,考古学家把它们挖掘出来之后,并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释古工作,研究者对其内涵却不作任何解释,即便解释这些图案中的其他东西之后,也是对“十”字和棱形符号视而不见,显见学者们尚不明白“十”字和菱形符号为何在哪些个古老的年代出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原来就是远古易学表现出来的阴阳方式。

我们知道这个“◆”符号是由两个钝角“▽”符号组合而成,而这个组成形式的源头当应来自远古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日月图案月亮右上角的阴阳“▽”符号的组合,代表的是阴阳、天地、男女、奇偶数字等若干组合体。这些组合体的代表形式是阴阳易学,苏美尔人播种图与这些组合体组合形成“◆”符号,与其并列的“十”字符号,与远古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中的“▽”符号表现略有不同:远古中国抚仙湖中水下遗址石质日月图案构件月亮右角的“▽”符号为锐角对接形;两河流域出土“安座的神祇”和“古巴比伦的播种器”图案中的“▽”符号为钝角交合形,呈“◆”状。这类符号的组合显然表示的是的阴阳符号,代表的是易学。

在上面的“十”字符号中,显现出的是内外“十”字,其中的“内十字”完全是男性生殖器双龟头的写实描绘。这就是说,两根男性生殖器的交叠,就是一个分别由两根男性生殖器组成的“十”字。但是,这两根男性生殖器分别有四个龟头,当为四根阳具,代表四个阳卦,则由四根阳具组成的内“十”字为阳四卦;如此,外“十”字为阴刻,代表的应是四个阴卦。内外“十”字的双龟头文化,代表的乃是易学阴阳八卦。

古巴比伦文化遗址所见内外“十”字组成的阴阳八卦很有特点。其组成内“十”字的四根阳具,分别由两根双龟头的阳具组成。这种双龟头的石质阳具的原始形状,出现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当中:

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拍摄到的照片可以看出,石质双龟头阳具被界定在一个“▽”符号之内。这个“▽”符号刻在一块石头的平面上。而双龟头阳具呈阳雕形,其表现形式与古巴比伦文化遗址所见内外“十”字中双龟头阳雕的组合形状一致。这就说明,石质双龟头的阳具代表阳,界定石质双龟头阳具的“▽”符号代表阴。两河流域文化遗址所见内外“十”字组成的阴阳八卦的理念,是抚仙湖水下遗址易学理念的拓展和延伸。这种双龟头阳具的表现方法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日月图案中的月亮图。其中与月亮对应的还有阴阳“▽”符号。这对“▽”符号中的阳刻“▽”符号是由两根男性阳具交叉组成。它们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同类图像从形式到内涵表里如一之阴阳文化的源头。[1]梅朝荣:《人类简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2]刘增泉:《西洋上古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3页。[3]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4]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5]严志斌、洪柏:《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6]〔俄〕维克多·V.·瑞布里克:《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7]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8]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9]戴尔·布朗主编:《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10]戴尔·布朗主编:《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11]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12]薛祖仁译:《早期文明的史诗-中东神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13]薛祖仁译:《早期文明的史诗-中东神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14]晏绍祥:《世界上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15]李万福杨海明:《图说文字起源》,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16]〔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9页。[17]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18]〔美〕撒迦利亚·西琴:《地球编年史·失落的国度》,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19]〔法〕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20]〔美〕撒迦利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地球编年史第三册〉》,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21]〔美〕撒迦利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地球编年史第三册〉》,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22]〔美〕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23]〔美〕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24]潘、方振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二埃及文明的阴阳文化

(一)埃及文明研究的基本情况

埃及文明以尼罗河为中心。“关于尼罗河这个名称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来源于意思为‘不可能’的拉丁语‘尼罗’(nlie)。当时由于瀑布的阻隔,使得居住在尼罗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认为要了解河源是不可能的,故名尼罗河。二是认为‘尼罗河’一词是由古埃及法老[1](国王)尼罗斯(nilus)的名字演化来的”。研究埃及文明的阴阳文化,我有了以当今壮语解释“尼罗”河名字来源的冲动。在壮语当中,“尼罗”是“不知道”、“不清楚”或“不明白”的意思,可以对应拉丁语的“不可能”。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当然也就不可能,这是很简单的因果关系。由此想来,“尼罗”河不可能因某位国王之名得名。因为世世代代有河,有河就有名。而具体的人出生在后,只能维持一个时代。我这样说,也不是因为壮语“尼罗”的发音内涵与拉丁语的发音及其内涵吻合,也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巧合。我在《中国文[2]明起源》一书提出,壮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之一,壮族对太阳的称谓有“牂干”、“拉”两种发音;对月亮的发音为“龙开”,但以“龙赫”标注可能更为准确;对天的发音为“干”。此外,壮语对于“众中之王”,称为“宙斯”。在苏美尔语中,就有“太阳”叫做“座安”的发音,例见上述“安座的神祇”雕刻图章。在埃及语中,太阳叫做“拉”,月亮叫做“雅赫”。这里的“拉”与壮语的发音及内涵一致,[3]“雅赫”亦与壮语的发音和内涵无异。埃及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创[4]造者是“从东方漂泊来的异族人”。湖南学者刘志一在《古埃及文[5]明与古越人西迁》中认为:“古埃及的第一个法老,就是古越人。”2011年,笔者在与刘志一通电话时,刘先生仍然很肯定地坚持这个[6]观点。古希腊语中,“宙斯”是“众神之王”,与壮语的发音及内涵一致。就“美索不达米亚”而言,很多人都以为是希腊语,但在壮[7]语当中,该称谓也是“在两河之间选择”的意思,与人们传说的希腊语的发音及其内涵相同。在苏美尔语中,“天”的发音亦为“干”;地的发音为“支”。根据这些比较,我推断上古时代说的可能就是这种语言,百越民族的后裔可能比较忠实地继承了这种古老的语言。《圣经》说过:远古时代,人民说着同样的话,指的可能就是这种语言。

我们对上古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就感觉到人类文明起源的时空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根据抚仙湖水下遗址文字符号和图案的比较,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及其玛雅文明,应该都是同源的。提到埃及,人们就会想起狮身人面像,想起扑朔迷离的金字塔,甚至于还激发起探究木乃伊是否灵魂永驻的秘密之兴趣。迄今为止,埃及仍然是一个能够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神秘国家。

埃及有许多神话故事。最早的神话是讲述在遥远的史前文明时期,天地一片混沌。始创之神“拉”(Rah)决心开辟这个世界。他缔造了空间之神“休”(Shu),让“休”去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拉”将一片干涸的大地改造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壤。从此,波澜壮阔的埃及文明拉开序幕。

埃及神话很多,但多归多,在许多神话中,埃及神话还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尽管这个系统所包括的神灵只是埃及神灵很少的一部分,但这是埃及神话中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这就是“拉”神一家的神话,也就是九柱天神系统。

有关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在国际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场发生于美国学术界的争论,首先从人类应当具有相同的神话[8]源头开始:

桑提拉纳和戴程德是两位科学历史学家,分别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1969年,两人合写了一本书,题为《哈姆雷特的磨坊:论神话与时间框架》,支持这场论辩中的历史渊源派。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同出一宗,源于同样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岁差知识。

黄道十二宫图共有12个星座,轮流转一圈需要25920年,每一“时代”长2160年。故岁差的第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准确的天文记载,它是不可能被发现的。每个星座每移动1弧度需要72年。如果一个人伸直胳膊,天空中的这段距离大致相当于食指的宽度。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34年左右,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比较了自己绘制的星象图和他之前150年绘制的各种星象图后,发现了岁差现象。

桑提拉纳博士和戴程德博士并不怎么关注岁差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他们几乎是顺带提到,公元前5000年的可能性最大。他们也没有试图把这一发现归功于某个消失的文明。他们只想证明单一神话的历史和天文特征。无论你喜欢与否,早在喜帕恰斯前几千年,岁差现象已为人所知,而且这一知识流传到世界各地。以上两点是《哈姆雷特的磨坊》的基本含义。指出这一点意味着,传统学说实难自圆其说。我不打算简述《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提出的证据,但要强调一点,这本书不是出自危言耸听人士之手,而是出自当今世界研究神话传统的两位知识极其渊博的学者。

有人提出,人类历史早期,曾有过一种先进的文明,后来从地球上消失。他们提出各种证据,说明早在喜帕恰斯之前很久,岁差已为人所知。《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只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一些考古结果耐人寻味,如世界各地著名古迹设计中体现出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然而,研究这些成果时,又遇到一批固执己见的人。他们不停地拷打数据,直到它们屈招为止。我只想指出,研究岁差知识有关的单一神话的核心学术论著对传统理论学说提出挑战,值得研究。

确定斯芬克司的年代。通常认为,吉萨高地的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建于公元前2500年。当时的埃及处于海夫拉时代。在他之前,是修建了大金字塔的胡夫。1991年,有人对这一时间是否准确产生怀疑,并对修建斯芬克司用的石灰岩受到的侵蚀做了地质分析。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家肖赫是一位主流派学者,以前从未研究过埃及,与有关古代史的争议素不沾边。他经过研究得出结论,斯芬克司受到的侵蚀是水造成的,而不是风沙造成的。倘若这一结论属实的话,公元前2500年这一公认的日期就讲不通了。当时的埃及,尤其是吉萨高地气候干旱。直至今天,气候依然干旱。

然而,埃及的气候并不总是干旱的。距今最近的一次冰川时代结束时,埃及的气候开始变得湿润,史称第一雨季(Nabtian Pluvial)。今天干旱无比的沙漠曾是一片绿洲。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才开始变得干燥起来。如果斯芬克司确实是更早时期建造的话,它身上的侵蚀完全有可能是雨水造成的。其他人与地质学家多贝基合作,进一步对狮身人面像做了研究,又从第三个方面提出了证据。他们发现,狮身人面像后半身比身上其他部位距今更近。其他证据强烈显示,距今较近的那一部分的确是公元前2500年雕塑的。肖赫和多贝基通过比较斯芬克司身上新旧部分受到的不同侵蚀得出结论,早雕塑的那一部分时间起码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而且极有可能更早。

1991年,肖赫和多贝基在美国地质学的年会上宣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次年2月,美国促进科学协会牵头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其他人宣读了持不同见解的学术论文。肖赫和多贝基的地质研究成果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如石灰岩风化快,两位学者未计入后期的降雨因素(第一期雨季后,埃及仍偶有降雨),混淆侵蚀程度的差异与岩层的衍变,等等。肖赫从细节上一一予以驳斥,同时又找回了一些独立成立的证据。

埃及学家们仍坚持己见。他们认为,用于复原埃及社会的考古成果既丰富,又系统化。鉴于一系列的证据,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了解王朝前的古埃及社会的衍变过程。公元前5000年或更早有能力修建斯芬克司的某个文明会给后人留下蛛丝马迹,可它无迹可循,故地质证据必然有误。

就在我撰写此书时,这场无休止的辩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肖赫称,吉萨高地肖赫和多贝基一带的其他金字塔亦有水蚀之痕。这表明,确有考古证据显示曾有过一个更古老的王朝。这场争论最终结果如何,无人知晓。各种观点跨越两个学科——地质学和埃及学,所涉问题[9]深奥,外行人实难独自做出评判。

同样因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断代较晚,许多外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歪理邪说。而且较之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的学说要早。

1654年、1677年,德国耶稣会教示基尔什尔(Athanase Kircher)出版《埃及谜解》、《中国图说》两书,分别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观点,其中《中国图说》第六编专论中国文字,认为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都属象形文字。因而断定中国文字系从埃及传入之后发生变异,认为中国人是埃及人“之苗裔”。

其后,波兰人波因谟(Michel Boym)、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每朗(Jean-Jacques D’Ortous, Sieurde Mairan)基涅(M.De Guignes)、英国人华柏敦(Warburton)等都从文字方面研究入手,认为中国文明源起于埃及。

1834年,传闻在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瓷器,并且被认为是“西元前一八00年(夏桀十九年)前旧物,且从未经人发掘者”。意大利比萨的埃及学专家罗色利尼(Roselini)、英国学者威尔金生(J.Gardner Wilkinson)与大卫对中国文明起源埃及的假说更是深信不疑。但是,一些严谨的学者在认真研究之后提出,埃及古墓中发现的中国瓷器是明代之物,并非上古时代的东西。于是,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假说便不攻自破。(二)埃及文明的阴阳学说

1.三角形的金字塔

金字塔在建筑学上是指锥体建筑物,一般来说基座为正三角形或四方形等的正多边形,也可能是其他的多边形,侧面由多个三角形或接近三角形的面相接而成,顶部面积非常小,甚至成尖顶状。古代金字塔,是用石块支砌而成,越高使用材料越少,质心接近基座,可以有效抵挡自然灾害,因此各地文明的先民,会利用金字塔作为重要纪念性建筑、陵墓或者祭祀之用。因为它的外形像中国的汉字“金”,所以就叫它金字塔,其实,塔与“金”并没有关系。金字塔一般指的是埃及金字塔,其他著名的还有玛雅金字塔、阿兹特克金字塔(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等。

目前,埃及共发现金字塔110多座,最大的是开罗郊区吉萨的三座金字塔。金字塔是古埃及国王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大金字塔是第四王朝第二个国王胡夫的陵墓,建于公元前2690年左右,原高146.5米,因年久风化,顶端剥落10米,现高136.5米;底座每边长230多米,三角面斜度51度,塔底面积5.29万平方米;塔身由230万块石头砌成,每块石头平均重2.5吨。据说,10万人用了20年的时间才得以建成。该金字塔内部的通道对外开放,该通道设计精巧,计算精密,令人赞叹。

第二座金字塔是胡夫的儿子哈佛拉国王的陵墓,建于公元前2650年,比前者低3米,但建筑形式更加完美壮观,塔前建有庙宇等附属建筑和著名的狮身人面像。

狮身人面像的面部参照哈佛拉,身体为狮子,高22米,长57米,雕像的一个耳朵就有2米高。整个雕像除狮爪外,全部由一块天然岩石雕成。由于石质疏松,且经历了4000多年的岁月,整个雕像风化严重。另外面部严重破损,有人说是马姆鲁克把它当作靶子练习射击所致,也有人说是18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时炮击留下的痕迹。

第三座金字塔属胡夫的孙子门卡乌拉国王,建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当时正是第四王朝衰落时期,金字塔的建筑也开始衰落。门卡乌拉金字塔的高度突然降低到66米,内部结构纷乱不堪。

胡夫金字塔南侧有著名的太阳船博物馆,胡夫的儿子当年用太阳船把胡夫的木乃伊运到金字塔安葬,然后将船拆开埋于地下。该馆是在出土太阳船的原址上修建的。船体为纯木结构,用绳索捆绑而成。太阳船运送木乃伊,木乃伊属阴而要与太阳结合,这使我们油然想起一对阴阳的易学观念。

埃及人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呢?埃及人认为,太阳和大地、天空和空气以及所有生命赖以产生的元素——水,都是神祇。这与苏美尔人认为世界来自于水的观念相同。所以,埃及的统治者生前把自己当成神的化身,死后也要进入修筑得富丽堂皇的金字塔中去追寻神的天堂。考古方面的证据是《金字塔铭文》。其中说:“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金字塔就是这样的天梯。同时,角锥体金字塔形式又表示对太阳神的崇拜,金字塔象征的就是刺向蓝天的太阳光芒。《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话:“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犹如拉的眼睛一样”。“拉”是埃及人对太阳的发音。天空的光芒像太阳的眼睛,说明生活在地上的人死了以后,必须得到太阳的关注,才能随着太阳的光芒升到天上,进行第二次复活。这样的内涵使我们想起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太阳神的化身就是人体的生殖器官,说明死后的人到天上变成了神。在地上为人,到了天上为神,这是埃及人对于死亡之后灵魂栖息之所的看法,人死而复活是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初衷。后来古代埃及人对方尖碑的崇拜也具有这样意义,因为方尖碑也表示太阳的光芒。金字塔是古埃及奴隶制国王的陵寝。这些统治者在历史上称为“法老”。古埃及人对神的虔诚信仰,使其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来世观念”,他们甚至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而死后才是永久的享受”。因而,埃及人把冥世看做是尘世生活的延续。

由于受到“来世观念”的影响,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就诚心备至、充满信心地为死后做准备。每一个有钱的埃及人都要忙着为自己准备坟墓,并用各种物品去装饰坟墓,以求死后获得永生。以法老或贵族而论,他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建造坟墓,还命令匠人以坟墓壁画和木制模型来描绘他死后要继续从事的驾船、狩猎、欢宴活动,以及仆人们应做的活计,等等,使他能在死后同生前一样生活得舒适如意。

下面“的金字塔被赋予了翅膀,用来表示与空间的功能。这幅图画显示了金字塔还拥有其他令人惊奇的精致的特征:一个蹲着的狮身人面像面朝着芦苇的居住地,另一个狮身人面像则在芦苇湖的另外一边,支持了埃及史册的说法:在西奈半岛上,还存在着一个狮身人面像。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被放置在河流旁边,因为吉萨复杂建筑群就是处在尼罗河边上的。除了那些图像之外就是河流了,在河流之上有角的神正在航行,正如埃及人所说,他们的神来自南方,从红海上[10]来。”

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呢?特别是金字塔中的石棺为什么是空的呢?从第五、第六王朝的金字塔铭文得知,埃及人“希望将国王送入天空。”可见,古埃及表示生死轮回的金字塔,其实采用的也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三角形代表阴阳交合,死而复生的轮回理念。

在埃及出土的圆筒图章当中,刻写着如下图像:据说是一次战争后的记录。“第二次金字塔大战已经结束,但其猛烈程度和功勋,以及尼努尔塔在吉萨金字塔的最后胜利,在此后的史诗和歌曲中被长期铭记,并在‘圆筒印章的卓越绘图上’显示了戴有胜利光环的尼努尔塔的神鸟,在两个伟大的金字塔上凯旋上升。而大金字塔本身,光秃裸露而且没有尖石,已被作为它的维护者失败的一个沉默的见证。”[11]

我们注意到,以上埃及人刻画金字塔的表现形式就是三角形。金字塔为地上建筑,是“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可见该塔是与天接轨的天梯,塔与天之间,一为地,一为天;地为阴,天为阳,其塔的阴阳性质不说自明。

2.三角形的象征意义

公元前1400年,古埃及绘画中,表示女性性别的部位,都画上一个倒三角,如象征天空和星星的女神像的下腰处画的是一个三角。在特洛伊古城出土过一件娜娜女神像,也用一个巨大的三角形来表现性别。“生殖崇拜和女性崇拜密切联系,又和女性身体上某些与生殖崇拜关系甚大的部位密切联系,最突出的两个部位就是富有魅力的双乳和长有阴毛的阴阜。这种有毛的女人阴阜呈一种倒金字塔的形状,或尖端向下的三角形形状,和所谓神圣的男性三角形相反。体态优美、充满活力的女性的这些身体特点产生了女性的自然力的神圣象征[12]——圆圈和‘神圣的女性三角形’”。

埃及文明时代,人们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在埃及墓葬中的一些壁画当中,我们看到的人像大多穿着华丽的服装,已经不再是赤身裸体的原始人类打扮了。但是,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仍然反映在埃及人的服饰当中,主要体现在遮羞部位,以两个三角对应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或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可以埃及神话图像中的内涵来进行验证。埃及神话认为,太阳神“拉”领导着39对神灵夫妇组成联盟。其中的“盖布”(名字内涵为“扩展了地球”)和“纳特”(名字内涵为“拉伸了苍穹”)属于一对兄妹夫妻。这对夫妻一个代表地球,一个代表天空,一度统治了埃及。据《金字塔文本》介绍,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功勋之后,就将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他们的四个孩子(两对夫妇):“阿萨尔(Asar),希腊人称他为奥西里斯,妻子阿斯特(Ast),人们称她为伊西斯;赛特和他的妻子妮芙提丝(Nephtys)——她又被称为那波特海特(nebt-hat),意为‘房屋女士’,是伊西斯的妹妹。埃及的传说大部分是关于这些神灵的。但是对他们的描绘中,赛特从来都是以动物面孔出现:我们从未看到过他的脸,他名字的含义仍然困扰着埃及的历史学家,即使他的名字和《圣经》中出现的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13]的名字一模一样。”

上面的图像,即“盖布”和“纳特”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媳妇。四个人像,下身几乎都是裸体。唯独以动物出现的赛特,下身遮羞部位以三角裙为饰,可见三角形具有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

在一些男性的浮雕画中,其腰部以下为两个三角符号的组合,一是作为裤子的装饰;一是意味着这是男性的生殖器所在部位。下面右上图是一座墓葬中的壁画,站立的贵族其腰部至大腿之间的遮羞部位,就是两个三角的组合。“让我们再仔细观赏壁画,一个大个子贵族占据着壁画中的显要位置,他显然是这个庄园的主人。他笔挺地站在那儿,远远地望着他的农田,查看农夫的劳作情况。画面呈现出一幅最古老的农业生产景象。我们还能看到那时的牧群,在草地上吃草的肥壮的畜群,被牵着拴在桩上挤牛奶的母牛,以及正在拉犁耕地的[14]公牛。家畜还被用来驮东西”。

上面左图是埃及的一个男性神像,其遮羞部位是很合身的两个三角形组合的裙饰。这里的三角形的裤裙既表示饰物,也表示遮羞部位的象征性符号是三角形。

上面右下图,整个布局及场景,与上一节《古巴比伦的播种图》极其一致。“图中有两个人在耕地,一个赶牛,一个扶犁。这种木犁是由木锄改造而来的。使用者相反拿着有柄的锄头,它的柄很长以便用牛轭和牛相连。于是原来锄头的柄就成了犁的横梁。犁上连着两个短柄便于后面的人扶犁。现在仍在使用的犁原先就是埃及人发明的这种样式。拿锄头的人将犁起来的土块击碎,前面有一个人从他身上一个古怪的袋子里掏出种子撒播。左边有一个书吏。上面的象形文字是[15]对这个场景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书吏”的腰部裤裙,也是两个对应的三角形组合。[1]梅朝荣:《人类简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2]黄懿陆:《中国文明起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3]穆金:《图解埃及生死书》,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3页。[4]〔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接姆:《中东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社出版社1981版,第7页。[5]刘志一:《古埃及文明与古越人西迁》,载《东西方神秘文字破译》第三部分,伏羲仙庄博物馆印所2011年版。[6]〔英〕维罗妮卡·艾恩斯:《神话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7]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8]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9]〔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10]〔美〕撒迦莉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地球编年史第三部》,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11]〔美〕撒迦莉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地球编年史第三部》,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12]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13]〔美〕撒迦利亚·西琴:《众神的战争——地球编年史第三部》,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14]〔美〕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15]〔美〕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三印度文明的阴阳文化

(一)印度文明的阴阳文化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生和界定,晚于尼罗河流域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早于商朝,距今大概是公元前3300~前1700年。“在寻找印度文明起源时,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是独立地出现的。苏美尔人的文明至少比它早至1000年。尽管有显著的不同(为破译的象形文字所记录),但相类似的文明印痕,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到处都能找到。建筑用干泥或黏土砖;城市街道布局;排水系统;在玻璃上用化学方法蚀刻;空心小珠的制作;金属匕首和瓶子的形状和设计——所以这些和在乌尔和基什其他的美索不达米亚遗址上发现的都相似。甚至是陶器上的绘制和标志,或者其他土制物品,事实上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复制品。尼比努的象征,具有重大意义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十字架,阿努纳奇的主宰星在印度文明中也一直盛行”。“印度河流域的人民崇拜哪些神?被找到的少数图像描述表示,他们佩戴极好的由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头饰。大量的黏土小雕像表明,统治神是女神,通常赤裸或以小珠和项链作为她唯一的遮盖物。众所周知,这些正是对伊南娜的描述,此点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的发现并[1]遍及近东。”这就是说,印度文明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点影响。

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两个城市遗址的研究,发现两地人口都在4万以上。两个城市的中心都有一个人工堆成的土墩,用作卫城。在这个土墩上建有大谷仓,对其居民来说,就好比是现在的中央银行。这些发现了的古代城市的遗址,出现了大量石器、青铜器和农作物遗迹,同时出土大量印章。但印章上的文字至今无人能够解读,甚至不能确定其究竟是文字还是图像符号。因为有一小部分印章上刻有神像,于是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宗教遗物。但也有人反驳说,这完全是家族或个人的保存品,不能说明整个国家具有宗教性质,况且出土的近3万枚印章有神像的只是很小部分。在中国商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皿上,也出现类似印章的图像。有学者称之为“徽记符号”或“图画文字”。有人对于印度文明来源的诠释有一种理解,认为只要能够释读印章上的文字,就可以解释印度文明的来龙去脉。其实,文字固然可以使人了解整个文明的起源和衰落,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必须从多方面研究,以触类旁通。

印度河文明是青铜时代的文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制造铜和青铜的工具与武器。铜器的使用较青铜更为普遍,石器也还没有完全被排除。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已发现的农具有类似长斧或宽凿的燧石犁头、青铜的鹤嘴锄与镰刀等。耕畜有水牛等。种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金属的冶炼、锻造和焊接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制陶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商业贸易不仅在本地区进行,而且与西亚也有密切的来往。

印度文明集中在印度河流域,个别遗址的分布西达伊朗东部,东至贾木纳河,北起古勒姆河流入印度河的河口一带,南抵坎贝湾沿岸。印度河文明区域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更广阔。哈拉帕和摩亨佐·大罗是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城市。在公元前2350年以前,当地还处于石器时代,在公元1750年之后,代表印度河文明辉煌成就的哈拉帕和摩亨佐·大罗两城先后衰落。在两河流域的相关文献中,不断看到有关印度商人到港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随着城市的衰落而中断。

哈拉帕和摩亨佐·大罗的建筑风格一致,似乎这些城市是同一建筑师建造的。在摩亨佐·大罗这个古老的城市遗址当中,出土了以下这尊青铜像:图取自黄懿陆:《中国文明起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这是一尊非洲舞女的青铜像。我们可以看到,其女性隐秘部位是一个明显的三角形。显而易见,三角符号代表男女性的象征意义同样存在于印度文明。

古印度神话也是单一的神祇创造了世界。混沌宇宙初开之时,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洪水。后来,在烟波浩淼的水中飘浮出一只金色的蛋,时光过去了数万年,蛋壳终于开裂,从蛋中诞生了开天辟地的人类世界的始祖——梵天。梵天将巨大的蛋壳上半截变化成为苍天,下半截变成大地。同时,梵天还确定了东西南北的方位,制定出年月日的时间概念。世界形成之后,梵天又制造出能够造出世界的造物主、自然生物、人类和妖魔鬼怪的六位大神。梵天的这个传说和远古中国盘古阴阳夫妻生于“鸡子”的神话类似,以致一些中国学者误以为中国的盘古神话源于印度。而盘古神话的精髓亦即核心讲的是阴阳易学,有关这方面的出土文物见于8000年前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大王岩岩画。在69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盘古阴阳夫妻生于“鸡子”的骨制品,经过破译,这些文物的内涵一一可以演绎出阴阳八卦来。他们的演绎过程,笔者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分别阐述。由此可见,中国的盘古神话是本土文化,而印度的世界因卵而生的神话之根在于远古中国。一般地说,印度河文明的控制范围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要大上好几倍,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地带。

印度河文明大约在3500年前神秘消失。为什么消失的说法很多,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火山爆发或者泥石流的破坏摧毁而造成的。但通常的说法是由于雅利安人(白种人)的入侵,因为印度河文明缺乏军事装备与军事力量,所以无法抵抗北部入侵的雅利安人,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南部的少量的印度早期本土黑种人的渗透与同化,导致印度河文明的逐渐消失。其后进入印度本土的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后续的或者说是真正的延续至今的文明。

雅利安人是白色人种。可能是印度人非常看重种族与血统的原因,或许也与印度教把印度人分成四种档次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的印度主要人种是白种人。但是在印度南部边缘有少量的黑种人、棕色种人及黑白混血人,还有一些少量的黄白、黄黑混血人,其真正纯种的黄种人也就是与今天中国傣族类同的人种,主要集中在今天印度的阿萨姆地区。(二)印度教中的阴阳学说

公元前16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与生俱来对自然山川的敬畏与崇拜,雅利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膜拜、礼赞、歌颂一切自然神祇,且将赞歌编为圣典,相互传颂。到了后期,与人们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神祇,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渐转向“主神信仰”的模式。

为了与神沟通,祭祀便成为一件大事,司祭者拥有无上权威,能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及教授圣典。于是,在阶级制度严格划分的社会里,司祭者被尊崇为最高阶级的婆罗门,他们依着“祭祀万能”的神圣职权,开启了神权色彩浓厚的婆罗门思想,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婆罗门教主张:“梵”是宇宙现象的本体,人的生命现象为“我”,宇宙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梵”者为天,“我”者为人之主体。“梵我合一”,亦即“天人合一”,其实也是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阴阳思想的影响。

印度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由于神具有超凡脱俗的伟大力量,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一切均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

印度教认为:生死轮回的根源,来自于业。业,是行为善恶的造作,产生于人们无限的“爱欲”与无始以来的“无明”。于是“以无明为始,依欲而成意志,由意志而有业,由业而受果”的轮回圈子依然形成。此外,印度教以为:“我”是生命轮回中的主角,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亘古存在的。现世人生的苦,由前世行为招感而来;今生行为的善恶,同样也会连带前世的业缘,影响到下一世的人生。由此可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和业力说是恒贯三世的理论,建立在“实有”我的思想上,与真我论相结合。

印度教主张“梵我合一”,即是解脱。解脱的方法,除了要学习吠陀,祭祀、布施、苦行之外,更须舍弃名利、妻儿亲朋,出家修习瑜伽禅定,使心寂静;由此认识自我,才能得到“梵我合一”的正智,体悟“梵我合一”的解脱境界。

在婆罗门教的圣典中,记载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是由梵天的口生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别由梵天的双臂、两腿及足下生出。种族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只有前三种姓才有资格加入婆罗门教。

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三大神中,尤以湿婆神体现出浓厚的阴阳思想。

上面图一是带四神像的林伽。约为10~11世纪的作品,出土于[2]印度西部的拉贾斯坦邦,现收藏于大都会博物馆。林伽是印度教湿婆派和性力派崇拜的男性生殖器像,象征湿婆神。印度全国各地湿婆庙宇和家宅湿婆神龛主要供奉林伽,拜人形湿婆像的很少。性力派教徒胸前还佩戴林伽标志。林伽呈勃起状,以约尼为底座,约尼是女性生殖器像,象征湿婆的妻子。这种配合的含义是:阴阳二性永远不离,阴阳交合即万物的总体。信徒用鲜花、清水、青草、水果、树叶和干米供奉林伽。

图二是印度象岛的湿婆神像。左胸是女子乳房,右胸为男性特征,[3]象征双性合一,阴阳同体。原籍罗马尼亚,后移居法国和美国的艾利亚德在《比较宗教学模式》中说:“我们必须看到,代表宇宙生殖力之神在大‘森林之神’。大多数的植物神(如阿提斯、阿都尼斯、狄俄尼索斯)是双性化的,大母神也是如此(例如库柏勒)。从原始神话如澳洲原住民神话到最高的宗教如印度教,原初之神都是双性同体的。在印度神谱之中最为重要的对偶神湿婆—迦梨有时也表现为单一的生命(ardhanarisvara)。再有,印度所有的神秘主义也都是[4]按照双性同体方式加以表达的”。这种双性同体的表现形式,源头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男性生殖器代表月光,月亮图像同时也代表女性生殖器,就是一种双性同体、阴阳交合的表现形式。

图三是湿婆与妻子乌玛女神像,为公元750~800年的作品,现[5]收藏于美国费城博物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记载湿婆与妻子做爱时,一次就达100年之久,中间从不间断,精液喷洒成恒河,孕育了印度文明。神像出现必然有男女生殖器相随,表示出浓厚的“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乃生”(系辞下)的阴阳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显然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内涵。

印度教对于灵魂和肉体关系的理解是: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而终,而是无穷无尽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由前世造作的行为(业)所决定。苦行是瑜伽士寻求解脱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印度经常可以看到袒胸露肩的苦行者在路旁打坐冥想,在这段时间里苦行者以极端瑜伽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生活极其简单并实行彻底的禁欲。有时还遵守古代沿袭下来的各种条例规定,苦行者通常身体消瘦,衣襟简朴甚至破烂,皮肤黝黑和行囊晦涩,但是他们目光犀利,有坚定的信念和善良品行,经常具有常人没有的神奇力量。练瑜伽的人遵守瑜伽的道德,苦练修行,企图使生命得到永恒的净化。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

上图画面为印度教中的修行者在苦练瑜伽的情景。修炼者脸上长着胡子,显然是位赤裸着身子的男性。他的生殖器部位则以三角形表示,说明在印度教中的三角形不仅代表女性,同时也是男性的标志性符号。

瑜伽哲学认为,有形的身体只是内在的存在或灵魂的载体。比它更重要的是“微妙”的身体(pranayamakosha),它通过许多气脉和能量中心,包围着有形的身体。瑜伽哲学认为练习瑜伽可以激活身体的功能,主要依赖能量的阴阳平衡,有利于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通晓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英文、梵文,以研究瑜伽和萨满教而著称的艾利亚德,用比较方法研究古代宗教思想的各种价值,大大拓展了宗教学的原有眼界。他还特别注重分析东方式的灵性传统技术——瑜伽和萨满的出神经验。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的一对核心观念是“神圣”与“世俗”。但他认为,神圣和世俗其实也是同体的。“从印度文化中神秘主义的角度说,男女交媾是阴阳二气在男女双方身体内相推相摩、交相激荡的过程,性事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使阴阳二‘气’处于合和的状态以使男女双方的体内充溢着盈实圆满之感。进一步地,在这盈实圆满之感中,瑜伽修行者也特别注重以意念调息,使诞生于男根女阴之中的‘气’上行于大脑,从而使身体的娱乐转化[6]为心灵和精神的享受。”

我们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可以看到:月亮图像就是“神圣”与“世俗”这种双性同体、阴阳合一组合形式的源头。(三)佛教中的阴阳学说

公元前6世纪,印度本土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祭祀,主张透过禅定、苦行或享乐来完成解脱。鉴于当时修苦、修乐思想的充斥,佛陀提出了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观,作为修行的根本原则。释迦牟尼佛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张,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光明。佛教与印度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印度教就是佛教。事实上,佛教否认印度教原有的万能之说,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印度教、佛教二者之间以不[7]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

1.信仰不同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广大势力。但是,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印度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迥然相异。

2.业报轮回思想有异

佛教否认“恒常有我”的理论,认为业力并非依附在固定的“我”上,而是一种生命继起的动力。也就是说,轮回中的“我”,是众缘和合而生,由外在具有形体的身躯,与受想行识等内在精神的作用组合而成,而且每一因缘又是其他众缘的和合所得,所以在缘起性空中不断地刹那转变、聚灭,无法令人随心所欲,故无永恒不变的“实我”存在。如同燃烧中的薪火,尽管一个个的火焰刹那窜起,又刹那熄灭,火的本身仍以一种焚烧的状态继续蔓延。这个由众缘和合,假名为我的生命,也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承受自己过去的业报,流转于六道之中。所以佛教的轮回观,是在无限时空循环中的三世因果里,建立“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

3.修行解脱思想

就形式而言,佛教与印度教主张透过修正的方式,完成身心的苦恼束缚,从而得到解脱。但在内容上,佛教的看法则不同,在修行实践上,佛教强调自我觉照的工夫,认为解脱必须经由四圣谛的亲身体悟,在缘起思想的前导下,依八正道行持,证入“无我”自在的究竟空性中。

就持戒而言,印度教实行人生的四个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云游期;按照每个阶段规定的义务,致力履行祭祀、祈祷、持戒及禁欲等,以求解脱。佛教除了在家信徒之外,更有戒律严谨的僧团组织为圭臬。二者虽同样奉行“五戒”,但佛教着重生活的实践,令人容易遵行。

相较于印度教的苦行、祭拜的种种苛刻条件来说,佛教认为诸法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因此采取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修持,与慈世济物的利他行。

此外,印度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习惯和信仰,如果没有佛教,印度教永远不会有当前的状态,诚如圣雄甘地所说,佛教给予印度教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新的解释。譬如印度教过去认为杀羊宰马,甚至杀人作为祭神供养的牺牲品,自己便可以获得幸福。后来由于佛教业力思想的主张,使他们以不杀生为第一美德。在德拉维达地区的寺院组织和僧侣戒律以及在商羯罗的哲学中,以及在纯宗教范围以外的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同印度教一样,佛教以三角形作为男女性生殖器和性交的象征性符号。佛教的一些图像,可以看到许多三角符号。下面一幅图中,交叉的“△”就是表现男女媾合的标志性符号。[8]

类似的交叉的“△”符号,在同一本书中的“运城图”中还可以看到。该图中心位置分别由两组、一共6个“△”符号构成。这,有6个“△”符号交叉对接,显示出对接“△”状符号的内涵。这些对接的“△”状符号,又由50个“△”符号组成。关于它们代表的意思,朱狄先生在《信仰时代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印度有的地方的曼荼罗最小的同心圆中有五个尖端向下的三角形,象征女性生殖器,和四个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尖端向上的三角形构成交叉图形,象征男女交合,我国西藏喇嘛教的曼荼罗则在同心圆外有方框,其四角向内缩进,这样就又构成了四个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的中央又有‘曼荼[9]罗’,其图像中也是以‘’符号分别代表男女性生殖器。”

下面左图是藏传佛教的宇宙生成图。在藏传佛教中,整个宇宙就是三角符号生成的。这就说明,具有阴阳意义的三角符号表示宇宙的[10]生命,是表示万物之源的生命符号。藏传佛教宇宙形成图男女生殖器合二为一图

一些对佛教素有研究的学者,凡是看到三角形在佛教经典载体当[11]中出现,都可以明白无误地指出那是佛教当中表示生殖器的符号。在印度寺庙当中,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以男女生殖器官合二为一的仪式用品,其含义是象征宇宙的构成。早先的佛教排斥“史前时代印度文明时期的母亲神崇拜,奥义书中的梵与摩耶,数论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往世书中的各类母亲”、“女神、性力崇拜总是与咒语、魔术、幻术、咒符都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早期佛教对这些巫术和女色一类的东西是竭力排斥的,但印度佛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12]中却对这些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步形成了密教。”佛教中的密教“男女生殖器官合二为一”的仪式,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藏传佛教中三角形组合的“宇宙生成图”,往前追溯都是来自古印度教的传承,印度教之前来自恒河文明的影响,再往前追溯,就与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联系,两河流域文明之前,一切三角符号的内涵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之后,都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在石质构件上錾刻的日月图案有了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其月形代表女性及其男性生殖器表示月亮光芒的象征意义,两个阴阳三角形的对接,即是“男女生殖器官合二为一”的考古证据,归根到底,这些证据表现出来当时的人类充满了对宇宙起源的好奇、思考和积极探索的兴趣。[1]〔美〕撒迦利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2]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3]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4]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421页。[5]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6]石海军:《爱欲正见》,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884页。[7]参见石海军:《爱欲正见》,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62~114页。[8]吉布、杨典著:《唐卡中的曼荼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9]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2页。[10]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11]〔英〕M·奥康奈尔、L·艾瑞:《象征符号》,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12]石海军:《爱欲正见》,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62~114页。

四玛雅文明的阴阳文化

(一)基本情况

玛雅文明即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该文明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巴西、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英国著名学者摩利斯·科特罗在《玛雅王的圣数》一书中提出:玛雅族“定居于墨西哥。史学家所能确信的是远在公元前6000年,这些游牧民族开始种植玉米,并进而制造各式农具与陶器,终结他们‘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活形态。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从公元前1500年以降,在上述地区所生产的陶土器皿大增,[1]印证了史学家的推测”。玛雅文明在物质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有很大成就,其建筑工艺精湛,建筑工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他们还能对坚固的石料进行雕镂加工。在历法和天文知识方面,玛雅人计算的精确度不亚于现代人的水平。他们把一年分为18个月,他们测算的地球年为365.2420天,现代人测算为365.2422天,误差仅0.0002天,就是说约5000年的误差才仅仅一天。他们测算的金星年为584天,与现代人的测算50年内误差仅为7秒。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几千年前的玛雅人怎么能有如此精确的计算?此外,他们还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宗教纪年法,一年分为13个月,每月20天,称为“卓金年”。这种历法从何而来,实在令人不解。

玛雅人的这种历法并不以地球上所观察到的任何一种天体的运行为依据。以致有人认为,“卓金年”历法是玛雅人的祖先依据另一个至今我们尚不知道的星球制订的。学术界认为:玛雅人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就掌握了“0”这个数字概念,比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早了800年至1000年。其实,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石质构件上,我们已经发现了“0”、“1”数字,可证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0”字,远比玛雅文明时期要早上万年。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已经出现了10进位计数法。玛雅人创造的20进位计数法,我相信应该是在10进位计数法基础上得到的启示。玛雅人的数字演算可沿用到400万年以后。他们计算的太阳年与金星年的差数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4位数字,他们有自己的文字,那是用800个符号和图形组成的象形文字,词汇量多达3万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玛雅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倘若追根溯源,这一切又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有着无法割舍的紧密联系。(二)玛雅文化的主要内容

玛雅文化是伟大的古典文化,它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在农业生产中培育了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粮食新品种,如玉米、西红柿、南瓜、豆子、甘薯、辣椒、可可、香兰草和烟草等,其中玉米的培植对人类贡献最大。玉米本是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玛雅人将它培育变成了高产的粮食品种。玉米的品种多、营养价值高、产量大,以致成为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物质基础。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将玉米传播到全世界,使其成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主要食粮,帮助当地的人民渡过了无数次的灾荒,对人类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玛雅人还是火鸡的培育者。火鸡现在已是欧美家庭过节必备的美味佳肴,玛雅人在欧美的饮食文化中的功绩已经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载入史册。

2.超前历史的城市经济。玛雅的城市很多,据统计,在公元后的八个世纪中,各个不同时期的玛雅部落,先后建立了一百多个城市,有名的有帕伦克、科庞等。这是玛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玛雅人的手工业水平很高,他们会用陶土制成各种器皿,用燧石或黑曜石制成各种工具和武器,用棉花织成布匹,用金、银、铜和锡等元素制成合金,加工成各种器皿和装饰品。玛雅人的一般集镇和城市都有市场,各业人员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品有棉布、蜂蜜、蜂腊、燧石武器、盐、鱼以及各种日用品和食品。在商品交易当中可以使用货币,玛雅人的货币是可可豆。市场旁边建有旅馆,可供来往客商住宿。互市一般有固定日期,就像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赶集日子,或单、或双、或三六九、或按生肖、或逢年过节集市。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推动了玛雅人内部经济发达,并且促进了广泛的外部贸易。玛雅人的经济活动远至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一带,还影响到秘鲁、智利等地。

3.建筑和艺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玛雅人用石头建造了许多宏伟的殿堂、庙宇、陵墓和巨大的石碑。玛雅人的建筑物不但气势宏伟,而且富丽堂皇。至今在尤卡坦或危地马拉的热带丛林里残存着的玛雅遗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涂抹或刻写在断垣残壁上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图案。博南帕克遗址中还留下一些大约公元8世纪时创作的古代战争壁画,画中人物千姿百态、各具情态,栩栩如生,富有英雄主义的扩张力和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是当今世界有名的壁画艺术的宝藏之一。

玛雅人常在城市里立柱记事,时间间隔有固定的年限,通常是每隔20年立一些石柱记一些重要的事情。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石柱上的记录知道这个城市的来龙去脉。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立柱的年代竟长达1200多年,最早的一根石柱立于328年,最后的一根立于1516年。如已被破译的玛雅文字的危地马拉玛雅蒂卡尔神庙石柱,立于468年6月20日,恰好是玛雅日历的第13年。石柱上的文字主要叙述了蒂卡尔城第12代统治者坎阿克和他家属的一些事迹。石柱上的文字还告诉我们:西阿恩·查阿恩·卡韦尔于公元411年11月27日成为蒂卡尔的统治者,于456年2月19日死去,并在458年8月9日正式安葬。蒂卡尔城是由一位叫雅克斯·摩克少克的玛雅人所建,他是坎阿克的祖先。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坎阿克家族把蒂卡尔城变成了当时最为辉煌的城市。玛雅人立的石柱是研究玛雅文化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建筑方面,玛雅人是技艺高超的建筑师。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超过了蒂卡尔和其他城市的金字塔。库库尔坎金字塔塔底呈正方形,高30米,塔身分9层,每层有91级宽阔的石阶。四周台阶总和为364级,若把塔顶神庙算一级的话,共365级,代表一年的天数。神庙高6米,呈正方形。金字塔正面的底部雕刻着羽蛇头,高1.43米、长1.87米,宽1.07米。每逢春分和秋分两天的下午三点种,西边的太阳把边墙的棱角光影投射在北石阶的边墙上,整个塔身,从上到下,直到蛇头,看上去起起伏伏,犹如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爬行。这个金字塔是为适应宗教和农业的需要,经过精密的设计和计算建造的。写到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我不由想起至今屹立抚仙湖水下遗址残高19米的古塔,玛雅人建造的金字塔,显然来自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古塔的模仿、参照和传承!

玛雅人的奇琴·伊察城建造有天文观象台。这是一个圆形的建筑,高22.5米,整个塔像一个蜗牛壳。塔内有螺旋式楼梯通向塔顶的观象台。塔壁上开有精心设计的8个窗口,由此观察天象。奇琴·伊察城中还建有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包括“总督府”、“修女宫”、“勇士庙”、“虎庙”庞大的金字塔。这些建筑物的外墙、门框、石楣上都布满了精雕细琢的羽蛇浮雕,其用料之细、形象之华美和匀称,都超过了原来南部玛雅文化的建筑,精湛高超的建筑艺术,连今天的建筑学家都惊叹不已。

玛雅人不少的公共建筑建有坚固的围墙,在图鲁姆地方至今还留有一道长达2350英尺、宽20英尺和高10至15英尺的古墙。

玛雅人还是伟大的筑路工。玛雅各城市间路路相通,四通八达、珠联璧合。

4.玛雅人在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算方面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他们把一年定为365天,一年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下剩5天作为禁忌日。历法的精确远早于欧洲人后来使用的格里高利历。他们还会推算月亮、金星和其他行星运行的周期,日食的时间。玛雅人运用“太阴计算法”推算出来的金星年份1000多年也不差1天,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部历法都准确。

5.创造了表达人间万事万物和人的情感的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主要刻在建筑物、陶器上,或写在树皮、绢布上。在石柱、祭台、金字塔及陶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玛雅人原始的象形文字。玛雅语文的词汇十分丰富,大概有3万多个。玛雅文字是既有象形,也有会意,也有形声。它是一种兼有意形和意音功能的文字。玛雅人时期开始使用纸,纸通常是用树皮或鞣制过的鹿皮做成的。他们用这些纸编成各种书籍,其主要内容是历史、科学和典礼仪式,有的书籍还记载当时玛雅社会的各种情况。西班牙人在进入玛雅地区时大肆破坏了玛雅文化,疯狂地烧毁玛雅书籍,杀害玛雅的祭司,致使玛雅文明的宝贵财富成了一堆废品。玛雅文字无人认识,历史无从考证。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玛雅文献流散在世界各地。已知的有《德累斯顿古抄本》、《马德里古抄本》、《巴黎古抄本》、《格罗利尔古抄本》、《柏林古抄本》、《纽约古抄本》等,内容涉及历史、宗教、传说、历法等等。通过对这些古抄本的研究,学者们判断:南部玛雅人和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之间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6.已经有了哲学和理想化的思想。玛雅人与其他早期的人类一样,原先信奉萨满教,崇拜自然神,尤其崇拜太阳神,称其为伊查纳(Itaam n a)。但玛雅宗教是不断发展的,后来在宗教中注入了原始的哲学和理想化的思想。

玛雅人理想化的思想是认为在天上有一个美满的世界。主宰世界的神叫伊斯塔(Ix tab),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公正无私和充满爱心的神,在他的主持下天堂里充满了欢乐,没有疾病、没有忧愁、没有痛苦,有的是充足美味的食物、宽敞的房屋、华丽的衣服。天堂你认为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美好。人要是进了天堂就是进了无所不美好无所不幸福的境界。而在地下则有一个可怕的地狱。玛雅人对人生的哲学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好事,死了就可以进天堂,反之就要下地狱,由死神清算你在人世间所造的孽。他们把地狱称之为米特纳尔(Mitn al)。地狱由死神弘豪(Hun hau)统治着。他用饥饿、严寒、无休止的苦役和精神上的虐待等非常残酷的方式折磨罪人。人进天堂或下地狱完全要看人生在世时的作为。(三)玛雅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似之处

1.文字

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文字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的象形文字很相近,但符号组合比汉字还复杂,至今尚未有人能够完全解读。

2.艺术

以玛雅人袋足彩陶罐袋为例,罐上的乳状袋足和鲜艳的色彩,以及对比强烈的红、黑色几何图案非常醒目。目前考古学家发现,乳状袋足是中国史前陶器中最有特色的器形,可是,在美洲多支印地安民族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

3.玉器

玛雅文物中有很多是玉器,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和美洲玛雅人两个民族,喜爱玉石并且具备精巧的玉器雕琢能力。更为巧合的是这两个民族都有把玉与生命、繁衍联系起来的信仰,有些玛雅玉器竟与中国长江流域出现的良渚文化玉饰惊人地相似。

4.崇拜龙的神力

玛雅文化中的羽蛇神形象与中国腾云驾雾的龙有些相像。玛雅壁画上的羽蛇神头像、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也接近龙头的造型。除此以外,玛雅人对于羽蛇神,和中国人对于龙的祭拜,都与祈雨有关。

5.人种

从人种学上来看,玛雅人和中国人都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独有特征,而且研究证明玛雅人与中国人的掌纹线极为近似。

6.太极图

在玛雅的废墟中,竟发现与中国一样的太极图,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阴阳鱼”。这种阴阳八卦一类的文化,在玛雅文明遗址的发掘当中,可以不时看到类似文物出现。(四)从玛雅王的圣数看抚仙湖古塔的陷落

1.玛雅族的历史源于抚仙湖

英国著名学者,被誉为“玛雅”文化研究权威的摩利斯·科特罗(Maurice M Cotterell)著有若干有关玛雅探秘的书,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在一本名为《玛雅王的圣数》的书中讲道:“玛雅人灭绝之际,在所有的文物里不断重复着圣数:1366560。”摩利斯·科特罗认为“1366560”这七个数字“与太阳磁极逆转周期有极密切的关联。”但笔者认为,非也。玛雅族所有文物所提示的重复数字果真如此的话,1366560与苏美尔人数学答案的15个数字一样,仅仅只是易学的一种表达方式或手段而已。

笔者写过一本叫做《人类文明溯源》的书,该书曾对《圣经·创世纪》的该隐与亚伯分离情况进行分析:该隐与亚伯的斗争,其实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生活方式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发生碰撞之后的斗争。亚伯是游猎民族,离开远古中国之前,苏美尔人分成三支,“该隐和亚伯分别代表一支,其中该隐一支到了东边长江流域的江浙之地,最后建立了河姆渡文化的地方。河姆渡文化的突然出现,也被认为是一个谜?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就是苏美尔人从远古中国迁往中东之前与该隐的这次分离;而亚伯,也未必是被该隐杀死,无非是当时同一政权内主体或客体民族的关系。这里说的亚伯一支,有可能是最后定居于黄河流域建立仰韶文化的民族”。现在看来,亚伯的一支,还有可能到了墨西哥一带,亦即后来的玛雅族。既然亚伯代表游牧民族与代表农耕民族的该隐发生冲突,该隐“把他杀了”,其实不是把“亚伯”杀了,而是农耕民族把游牧民族征服了,或者说游牧民族接受了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由于远古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古塔陷落水中,他们迁徙了,属于《圣经》中亚伯一派的游牧民族的代表玛雅族从远古云南迁徙到墨西哥一带,就像史学家所说:“这些游牧民族开始种植玉米,并进而制造各式农具与陶器,终结他们‘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活形态”。[2]

其时“远在公元前6000年”正是笔者判断远古抚仙湖古塔陷落水中,文明人类“约在距今7500年—8000年之前”或稍早的时间内迁徙离开远古云南抚仙湖一带,在墨西哥等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2.从易学的角度对“玛雅王的圣数”进行解密

其一,玛雅王的圣数。“玛雅王的圣数”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笔者在“大旗网站”所开博客上,一位匿名者从《人类开始走入温故知新的时期》续篇:《沉思神秘的玛雅文明》(完整版)中摘录部分相关内容对笔者说:“《易经》来告诉您所谓‘圣数’是什么。从摩利斯·科特罗的‘圣数’公式:1366560=(144000+7200+360+260+20)×9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圣数’从古玛雅人原始天文历法周期、祭祀历法和数的进制而来,从《易经》‘天数’9而来。”笔者认为,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解密方法,这种解密方法只是解决了古玛雅人原始天文历法周期、祭祀历法和数的进制问题,但解决不了玛雅人来自何方的问题。因为是乘以《易》之天数“9”,也可以说是古玛雅人使用“太阳历”的根据,但太阳历的基础,还是来源于太阴历。这就是说,摩利斯·科特罗的‘圣数’公式:1366560=(144000+7200+360+260+20)×9没有解决玛雅人的身世、族源和到达远古墨西哥的时间和使用太阴历等基础问题。

从抚仙湖远古文明人类使用易学的观点来看“玛雅王的圣数”,也可以看出玛雅族是在抚仙湖水下古塔被淹的公元前6000年这个时间内从远古云南迁移到墨西哥一带的。

按照易学阴阳结合,易为三爻的原理,玛雅王的圣数1366560,一共7个数,是奇数,是阳数,也是天数。《易》为奇偶,也就是阴阳、天地结合,才能成为《易》。而且,《易》为三爻。按《易》学阴阳两步骤,解“玛雅王的圣数1366560”如下:

第一,把“玛雅王的圣数”变偶数:136656,是为偶数,为阴,为地数。(1)把玛雅王的圣数分为《易》之三爻卦:136,656。(2)再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为:136+656=792。

第二,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之和加上“玛雅王的圣数”中的奇数剩余数“0”,是为阳。(1)“玛雅王的圣数”1366560本为奇数,变成偶数后,只剩余一个“0”没有使用。(2)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之和(136+656)=“792”添加上“玛雅王的圣数”中的奇数剩余数“0”=7920。

以上的数字“7920”,应为从现在到7920年之前,有可能就是玛雅族离开远古云南抚仙湖畔的时间。

其二,玛雅文化遗址上的奥尔梅克文化神秘日期。有学者说,玛雅文化是中美州最古老的文明,也有学者认为玛雅人虽然是最早掌握用圆点和横线标示历法的民族,他们通过这一技术精确鉴定大量碑铭的制作年代。但有学者证明玛雅文化不是当地最早的文化,还说当地另一支“奥尔梅克文化是早于玛雅文化的人类智能。创造历法的是奥尔梅克人,而不是玛雅人,奥尔梅克文化才是真正中美洲‘母文化’。奥尔梅克人是一个聪慧、文明、科技上相当先进的民族。他们发明用点线符号把标出日期的历法,以一个神秘的日期——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为纪元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个非凡的日子。”[3]

在笔者看来,奥尔梅克人这个神秘的日期: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其中的数字集中起来,它们实际上与“玛雅王的圣数”有着惊人一致的内涵。

第一,把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集中起来,成为7个数字:3114813,是为阳数。(1)把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变偶数,是为阴数:311481。(2)把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分为《易》之三爻卦:311,481。(3)再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为:311+481=792。

第二,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之和加上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中的奇数剩余数“3”。(1)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3114813一共7个数字,本为奇数,变成6个数的偶数之后是311481,只剩余一个“3”没有使用。(2)把三爻卦之数相加之和(311+481)=“792”添加上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中的奇数剩余数“3”,变为阴阳之数的总和=7923。“玛雅王的圣数”以易学原理计算的阴阳结果是:“7920”;奥尔梅克人的神秘日期以易学原理计算的结果是:“7923”。显然,奥尔梅克人这个神秘的日期晚于“玛雅王的圣数”阴阳之数的总和之数,也就是3年。则奥尔梅克文化当晚于玛雅文化,而且可以肯定,奥尔梅克文化是在玛雅文化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不可否认玛雅文化也接受了奥尔梅克文化的一些影响。从对奥尔梅克人神秘日期的易学研究来看,“玛雅王的圣数”讲的就是从现在到7920年之前,有可能就是玛雅族离开远古抚仙湖畔的时间。

以上时间亦与笔者判断远古抚仙湖古塔陷落水中,文明人类“约在距今7500~8000年之前”或稍早的时间内迁徙离开远古云南抚仙湖的时间吻合。

玛雅族使用太阳历,从抚仙湖古塔所见的图案,太阳神崇拜已在月亮神崇拜之后产生,这也是玛雅族源于远古云南抚仙湖畔的证据之一。(五)玛雅遗址出土考古文物当中的阴阳文化

玛雅文明时期崇尚阴阳学说,这是有考古文物证明了的。那么,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以三角形代表阴阳、代表男女性生殖器、代表天地的阴阳理念是否存在呢?我很关注这方面的证据,在美国学者撒迦利亚·西琴的系列著作《地球编年史·失落的国度》一书,我寻找到了有关这方面的若干证据。

1.三角形的金字塔

三角形的金字塔多见于埃及。苏格兰天文学家斯穆斯对埃及的两座金字塔做了为期四个月的测算,他们得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数据:塔的四个面都是等边三角形,它们正好是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底边与塔高之比,恰好为圆周率与半径之比;塔的高度为地球赤道周长的二十七万分之一,也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一万亿分之一。然而,玛雅金字塔的天文方位计算得更为精确:天狼星的光线经过南墙上的气流通道,直射到长眠于上面厅堂中的法老头部;北极星的光线通过北墙的气流通道,径直射进下面的厅堂里。大家一向认为金字塔是一座坟墓,而且在很多金字塔中确实找到了木乃伊。有人推测,金字塔原先可能是一种玛雅祖先的供应库,只是由于金字塔内部的奇特空间形状,能使停放在金字塔内一定部位的尸体木乃伊不腐坏,因此,一个头脑中有着永生渴望的民族,要把自己的首领放进这种供应物已用完的现在建筑物中,是可以理解的。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尤卡坦半岛上的金字塔更像一个祭坛,因为它的塔顶是平的,它的功用不仅仅是国王或首领的坟墓,还具有祭祀的作用。其中的太阳金字塔(西班牙语:Pirámide del Sol),是墨西哥泰奥提华坎遗迹中最大的建筑,也是中美洲最大的建筑之一。它位于“亡者之路”中段的东侧,也位于月亮金字塔(Pyramid of the Moon)与被称为“The Ciudadela”的小型金字塔之间,此地在塞罗戈多山(Cerro Gordo)附近,乃是提奥提华坎遗迹核心巨大复合体的一部分。这些金字体貌似方形顶,实际上是三角形的结构。

图一,图三均为泰奥提华坎太阳金字塔。该塔“用泥砖、土砖、小圆石以及沙粒建造,由一条未经雕琢的石块和灰泥接连而成。吉萨金字塔内部有走廊、画廊,以及许多错综复杂却设计精密的房间”,可见所谓方顶金字塔实际上是三角形的模式,建造形式与埃及三角金字塔一致。图二是埃及法老塞奈弗鲁建造的“弯曲金字塔”。“塞奈弗鲁打算留给后人一座真正的金字塔,因此他在附近继续建造了第三座金字塔。因其石头颜色,这座金字塔被称为‘红色金字塔’(Red Pyramid),也是比较安全的43.5度角”。

由此看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石质塔高19米,底部长90米,依序而上五层:第一层宽63米,第二层宽48米,第三、四因倒塌无法测量,第五层宽27米,可见塔高愈是往上,愈是逐层缩小,顶部虽为平台,实际亦是一个三角形石塔。

2.一地两族的阴阳文化

阿兹特克人原属纳瓦语(Nahuatl)系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部落,后来因吸收、融合这个地区其他印第安优秀文化传统而迅速崛起。公元11~12世纪间,阿兹特克人从北部迁入墨西哥中央谷地,1325年在特斯科(Texcoco)湖西部岛上建造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城。1426年,阿兹特克同特斯科科、特拉科潘结成了“阿兹特克联盟”,由阿兹特克国王伊兹科亚特尔(Itzcóatl)任首领,势力日盛,在谷地建立了霸主地位。继承人蒙特祖马一世(Moctezuma I)及其后的国王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至16世纪初,其疆域东西两面已抵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北与契契梅克为邻,南至今日之危地马拉,人口约300万,发展到极盛时期。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利用印第安人内部矛盾,进攻阿兹特克国,蒙特苏马二世(Moctezuma II)在入侵者面前动摇不定,最后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傀儡。1520年6月向人民劝降时被群众击伤而死。科尔特斯在所谓“悲惨之夜”侥幸逃命后,又于1521年卷土重来,阿兹特克人在新国王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率领下,与围城的西班牙殖民者展开殊死搏斗,最后由于粮食和水源断绝,加之天花肆虐而失败。1521年8月,西班牙人占领特诺奇蒂特兰,在城中大肆屠杀,并将该城彻底毁坏,后在其废墟上建立墨西哥城。阿兹特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托尔特克文化和玛雅文明的许多成就,其在历法当中出现浓厚的阴阳文化即是一例。(1)阿兹特克文明的阴阳历法盘。

上图被称为阿兹特克文明时期的历法盘。其丰富的内涵至今没有学者解读。经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相比,基本内涵一致:

图一表示阴阳两个三角,石盘当中一共出现8对阴阳三角形。值得注意的是,这8对阴阳三角表示阳的为阳雕,表示阴的为凹凿。这种形式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日月图案当中的阴阳三角形一致。

图二、图三表示的也是一阴一阳两个三角形。

图四为两个男性器官,表示太阳。这种表示方法,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一致。

图五看似一个“×”符号,实际是“十”字符号,代表阴阳。

图六似为人之胡须,但以三角形表示。三角形出自唇鼻部位的考古文物,从抚仙湖水下遗址、云南省文山大王岩画、仰韶文化鱼人纹像唇部,良渚文化神徽人口中的三角牙齿的表现形式中都可以看到。

显而易见,阿兹特克文明的历法乃是以阴阳文化为基础。(2)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的阴阳文化比较左图为玛雅文明的遗物,该图与阿兹特克历法石盘,反映的都是阴阳文化原理。二者表示的是阴阳日月理念。阿兹特克历法石盘中心者为月亮,阳具表示向月亮发光的太阳。阳光之外为宇宙。右图为蒂亚瓦纳科太阳门石雕。出土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古代印第安人文化的蒂亚瓦纳科的遗址。该人像头部周围有12个男性龟头,象征12地支,与左图内涵一致,其阴阳原理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图案内涵。

上图玛雅文明时期的遗物。中间变形的“十”字代表阴阳符号。虚线表示月光,男性器官代表太阳。表明中间的阴阳“十”字为代表太阳的男性器官交融而成。该图与右图阿兹特克文明时期表示历法的石盘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是阴阳交合在中心部位。玛雅文明遗物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卍”字,其实这是一个变形的“十”字符号。阿兹特克文明遗物的中心部位以人像表示,代表阴阳之神。这个阴阳之神的中心点,位于“十”字的交叉点上。此一证据说明,“十”字符号亦即“卍”符号,而“×”也是“十”字符号。也是甲骨文体中的“五”字,是易学“天数五、地数五”的意思,是阴阳的交合之数,表示物体形状的中心部位。由此可见,殷墟出现大量的“十”字,我们把它当成“亚”字来理解,那是一种不能谅解的错误。

二是阴阳交合以太阳为主。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代表,是阴性的主神;太阳是阳性物质的代表,是阳性的主神。月亮的光芒,因为有了太阳而得以实现。在易学原理中,男性代表太阳,女性代表月亮。所以,玛雅文明遗物的中心部位“卍”字接受的是代表太阳的男性器官的能量;阿兹特克文明遗物中心部位人像接受的也是代表太阳的男性器官的能量。

以上表示方法,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日月图案的表现方法一致。可见二者的阴阳易学理念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有发生学上的联系。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图案是源,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阴阳文化是流。(3)三角形在玛雅文明当中也是生殖器官的象征。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当中,出现了许多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三角形。经过研究,我们知道三角形具有代表阴阳、代表日月、代表奇偶数字、代表男女性生殖器官的指代意义。这种指代意义,同样存在于玛雅文明遗址出土的人像当中。

图一是玛雅人的陶器,可以看出是三角形状。特别是陶人腰部到两腿根部之间,出现了一个阳雕的三角形,一时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是腰带的扣饰吗?扣饰没有这么大,这么长!经与图二比较,我认为这个三角形代表的是人体的性器官。图二出土于1940年,出土地在墨西哥图兰。这些石雕散乱地堆放在图兰金字塔北边的壕沟里。考古学家把它们搬出来之后,“将它们树立拼凑,很明显看到这些石雕是两桩门柱的一部分。四桩方柱是用来支撑金字塔寺庙的房顶,还有4个超过15英尺的人类模样的巨大雕像,是男像柱(Atlanles)。它们还有女像柱(caryatids)的功能(用于支撑屋顶或房梁的壁柱)。当重建工作完成时,金字塔顶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柱子重新树了起来”。“每一个男像柱都由4个部分雕刻拼装而成。最顶端的部分是雕像的头,戴着羽毛饰,围着一圈象征星星的装饰,双耳被垂下的东西覆盖。雕像的面部特征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因此无法与已知的民族作比较。尽管这4张古老的面部表情几乎一致,但是近看还是能发现有微[4]小的不同。”他们的躯干分别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胸的特点是厚厚的蝴蝶状的胸甲。躯干下部分,主要特点集中在后背,中间是一块带着人脸的圆片,圆片周围是一些无法破译的符号,有些人认为是盘旋两圈的蛇。底部为大腿、小腿和穿着凉鞋的脚。服装由丝带连系。有臂带、踝环和一根缠绕带。观察图二的人像,其两腿根部为生殖器部位,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三角形。

玛雅文明遗址出现的考古文物,所见人像五官、四肢、躯干完整,着装华丽,雕琢细腻,他们是一支来源不明的民族。但考古文物中诸多重要的特征都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文物一致。在公元前6000年进入墨西哥之前,玛雅人的祖籍地应该也在远古云南抚仙湖一带。[1]摩利斯·科特罗:《玛雅王的圣数》,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2]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3]王:《消失的民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4]〔美〕撒迦利亚·西琴:《地球编年史·失落的国度》,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五欧洲文明的阴阳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的三角符号

1.维林多夫的维纳斯

人类社会人体艺术雕像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当时的人类不但已经克服了生存的困难,而且智慧也发展到了足够的水平,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艺术。人体艺术雕像特别是石雕女性裸像,最早发现于欧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奥地利维伦多夫曾有过实物出土,中国一直未有相关发现。

在奥地利摩拉维亚的维林多夫山洞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件距今约30000年的女性雕像,被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是迄今为止最早雕塑艺术的代表作。“维林多夫的维纳斯”为石灰石圆雕,高约10厘米,宽5厘米,是一件圆雕塑。其乳房和腹部被明显夸张,阴部三角区侧有一个丰满的小肉突,是一件旧石器时代艺术上相当成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经常把女性雕刻成具有低垂的小头部,没有什么面部表情,双臂扶于丰盈的乳房之上,臀部、腰部和腹部则形成人体最肥大的部分。还有的女性人体浮雕只展现腰以下的部分,意在强调性三角区和女性生殖器,有的女性生殖器被简化为有一裂缝的三角形。这说明,写实的女性生殖器在原始艺术中被抽象化了。不管对这些作品如何解释,它们的性特征总是唯一的出发点。在这里,三角形没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是人体特征的自然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石雕女神之像“头部有犹许多小孔,坎贝尔认为可能曾在那里插上用于生产和生长的仪式[1]的植物和羽毛(《动物的能力》,70页)。”维林多夫维纳期像

2.持月亮(牛角)的维纳斯

在对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中,艺术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艺术的起源与早期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巫术信仰有关。现在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岩壁画和雕刻作品中,动物形象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大概是那时人类对狩猎生活的描述,或许也表达了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往。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常常见到人的形象,有一些表现人与动物的搏斗,还有很多则被认为是体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信仰和渴望种族兴旺的生殖崇拜。迄今为止,这类涉及人类早期的雕塑大都是女性形象。

在法国的洛塞尔岩洞中,人们发现了六个人物雕刻形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一个浮雕女性人体形象,出现于距今20000年前,人们谓之“洛塞尔维纳斯”,是一件高18英寸的石灰石浅浮雕,曾被涂成红色。因为她手持野“牛角”,又被称为“持牛角的维纳斯”或“持角杯的女巫”。雕像中的女性面部和足部的刻画十分模糊,而能体现女性生殖特征的部位却刻画得十分夸张。披肩的长发绕过了她的左肩,她右手拿着一只牛角,左手搭在隆起的腹部上。腹部下面,可以看到其生殖器部位为三角形状,但这里的三角形并不具备特别的象征意义,而是写实性的雕刻艺术。

对于“洛塞尔维纳斯”的形象语言,有学者认为,她或许在主持一种巫术仪式,忙着祈祷本族人狩猎满载而归;或许在祝愿氏族的昌盛。这种典型的女性雕刻形象表现了原始人类对种族繁衍的崇尚,被认为是原始艺术的开端。“经瑟夫·坎贝尔这样写道,‘站在我们面前的洛塞尔的维纳斯就像一个虚构的梦,一个我们依稀记得却无法想起具体内容的梦。她的神话就像雕刻出她的形体的岩石一样,是掩盖在[2]她后面的一个全然默默的信息。’(《动物的能力》,66页)”另有学者解释:她的手上拿着月亮。按照她手拿“新月”的解释,我怀疑这个“洛塞尔的维纳斯”有可能是女性为月亮化身传统观念瓣代表性文物。但是只是这种理念的艺术萌芽,并不代表文明起源的开始。月亮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应该和三角符号的象征意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才算是人类踏入了文明的门槛。进入了文明的殿堂。

欧洲地区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观念在时间上似比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要早。但是,那只是写实性的身体特征性符号,尚未代表特殊的含义,更谈不上是形成文字的开始。而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三角符号已经可以组成数字“△”(五)和“∧”(六),这些文字已经殷墟甲骨文证明,确实是中华民族早期“五”和“六”的写法,如果说欧洲文化遗址出现的三角形还是处于艺术源于生活的原始阶段,而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三角符号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

就文明起源的标准而言,凡是某个地方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大型祭祀中心,就是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文明。(二)新石器时代的三角符号“欧洲人们习惯上把人类文明史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另一个是新石器时代和金属使用时代。”欧洲人相信:“真[3]正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兴起和建立的,而

这时的欧洲仍沉浸在后旧石器时代的蒙昧之中。因而,众所周知欧亚最早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明显共性是一个可靠的论据,表明将新石[4]器与旧石器文化分开的这些馈赠是从古代东方来到欧洲的。”在传播东方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中,欧洲的“克里特岛扮演了先驱角色”,东方向西方传播文明的代表是米诺斯文化遗址的发现。“米诺斯文明是欧洲的,而它在将东方发现转化和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的过程中起[5]到了媒介作用”。

1.约公元前6200年到公元前6100年刻有“△”符号的雕像

上面雕塑的特点是没有完整的人体,只是局部。这个局部人体为生殖部位。当时的人类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人体只是突出了生殖部位,表明这是繁衍人类、延续生命最重要的器官。某件雕塑只要突出了这个部位,就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整体形象。推而广之,这种表现形式还可以简化到一个三角符号可以代表生殖器的程度。既然三角符号是代表人体性器官的重要符号,在没有明显性别标志的前提下,三角符号应该具有分别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意义。

2.约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800年刻有“△”符号的雕像

上述雕像夸大了女人的体重,着重突出了女性的生殖器官、乳房和外阴乃至臀部。其年代始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并一直持续到很久之后的青铜时代。这类雕像的乳房及上半身显得相对瘦小,并未被强调,而下半身——臀部、大腿和小腿,却被夸大得超出了自然比例。马丽加·金芭塔丝在注释中指出:“这尊雕像不成比例的、超自然的臀部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双卵象征体系相关的一个再生符号)。她的外阴三角区标着两条线。斯达塞沃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6]5800年(旦亚·布兰叶维那,塞尔维亚的奥西叶科附近)”。

这一时期,“△”符号表示女性生殖器官的标志性作用十分明显。人体形象鲜明,无腿无臂也无头的“△”符号象征时代结束了,“△”符号的单一作用突出了。不需要猜测,用不着询问,也不用请教,我们仅从雕像就可以知道“△”符号所代表的意思。

3.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700年刻有“△”符号的雕像

以上雕像取自《活着的女神》一书。“△”符号代表阴阳,代表男女,代表性交符号,在上面一幅图像的含义是明显的。一些学者把雕像上的人物称之为“古迈尼塔恋人”。古迈尼塔属于多瑙河下游,地处罗马尼亚南部。图像上表现的是一对搂抱在一起的男女陶塑像,有可能是一次婚礼情景的再现和回忆。该雕像出土于巴尔干地区的卡拉诺沃(Karanovo)文化遗址,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700年[7]之间。

4.公元前3000年至前4000年的图像

下页插图一共有7个石刻女性人像,分别出土于欧洲。其中A、B、C、D一共4个人像从腰部到性部位呈“△”形,意味着“△”符号代表的就是女性生殖器官。

A图为大理石女神雕像,出土于希腊基克拉泽斯(C yclades)。该像头部原先还有一个小孩的形像,制作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

B图为新石器时代的赤陶女神像,出土于希腊伯罗奔尼撤(PELOPNNESE)东部。C图为赤陶女神像,属库库特尼文化,出土于摩尔达维亚维克伐蒂斯(Vykhvatintsi)

墓地,制作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

D图为薄片骨质女神像,属东巴尔干文化,出土于保加利亚旧扎戈拉(StaraZ agoa)制作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

G图为穿戴着项链和垂饰腰带的女神雕像,属库库特尼文化晚期,出土于乌克兰西部,制作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其胯间为一不明[8]显,但实为一单线条简洁形“△”线条符号。

欧洲表示阴阳的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画像或雕塑,生殖器部位基本上以三角形来表现,这是比较文明的一种表示方法,也是人类阴阳表示方法的一种进步。但是,也有一些画像,直接以人体器官甚至以局部器官交合的方式表示阴阳一体:[9]

上面是两幅阴阳合一的双性同体人像。左边画面是希腊伸话中阿弗洛狄忒神的陶塑,出土于塞浦路斯。阿佛洛狄忒(又译:亚普洛迪)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神,宙斯与迪俄涅的女儿。拉丁语的“金星”和“星期五”都来源于她的罗马名字。

在罗马神话中,与阿弗洛狄忒相对应是维纳斯。阿弗洛狄忒是宙斯与狄俄涅所生,另一说是由天神乌拉诺斯的遗体生下并在海中的泡沫诞生。阿弗洛狄忒有着古希腊最完美的身段和样貌,象征爱情与女性的美丽,被认为是女性体格美的最高象征。

因为阿弗洛狄忒的美貌,使众天神都追求她。宙斯(她的父亲)也追求过她,但遭拒绝,因此宙斯把她嫁给既丑陋又瘸腿的火神赫淮斯托斯。而她真正爱的是战神阿瑞斯,并和阿瑞斯生下了小爱神爱罗斯(罗马名字丘比特)还有其他几个儿女。在希腊神话当中,桃金娘是阿弗洛狄忒的圣树,鸽子是她的爱鸟。天鹅和麻雀也很受宠。所以,阿弗洛狄忒神陶塑像为鸟头装饰,是男性的打扮,其生殖器部位为明显的三角形。

右边画像见于瑞典岩画。画面表现了一位女性与男性同体的情况。但男性人体没有完整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女性阴部中的男性生殖器来反映。这类阴阳一体、男女交合的形式,西方人类学者有的称为“双性同体”或“中性人”。也有的称为“阴阳人”或“意指某种境界:其中并不严格界定性别作用;或指某种状态。其中‘男人即是女人’,‘女人即是男人’的命题相互整合并可以自由表达。从维吉利亚·伍尔芙到卡洛琳·海尔布伦,许多女权主义者都曾写到她们的中性化[10]梦想,期望每个人都至少获得成为完整之人的可能性。”

瑞典岩画属于写实主义的阴阳画面,仍旧停留在直观的性器官观赏阶段,尚未进入象征主义以三角形表示男女生殖器官较高一级的境界,但不管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不可否认这些表现形式都归属于阴阳学说的一部分。(三)欧洲“△”符号代表男性生殖器的雕像

在匈牙利赛格堡—图兹科伐斯(Szegvar—Tuakoes)的蒂萨,出土一男性神像,其肩上扛着一把大镰刀,双手手腕上戴有手镯。其胯部挺立着一具很夸张的男性生殖器。在生殖器之上的腰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应的“△”符号,可见“△”符号具有代表男性生殖[11]器的意义。该人像制作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12]

地中海史前三角形男性器官像来自《阉割与狂狷》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体的躯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身躯分明雕塑成了一个三角形状;二是其胯部至脚的部位也是一个三角形状,形成了两个三角形的重叠;三是人头则以男性龟头表示,突出了两个重叠的三角形代表男性的意义。这种构图方式与中国湖北出土的“最早的太阳神”及匈牙利男神像的表现方法极其一致。匈牙利神像地中海史前三角形男性器官

西方学术界公认,欧洲文明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来自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地方。“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一些尼罗河流域宗教习俗,诸如使用叉铃,以及在腿上、木乃伊上和猴子身上佩戴护身符,以及脱毛镊子、油膏调色板和印章所体现出的一些个人习惯,都揭示出一种比对外贸关系更深层的东西,特别是在梅萨拉(Messara)。这里也不乏受伟大苏美尔文明启发的踪迹,典型的米诺斯工具和很多[13]宗教用品如鸽子和双刃斧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埃及。”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源头至今尚未发现,但两地出土文物的特征却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图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一些语言方面的联系。[1]〔美〕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页。[2]〔美〕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页。[3][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4]〔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页。[5]〔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页。[6]叶舒宪等译,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7]叶舒宪等译,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8]图像取自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9]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27页。[10]丽萨·塔特尔(Tisa Tuttle):《女权主义百科全书》,转自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11]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12]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13][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页。

第三章 史前易学与文明人类社会学术起源

第一节 史前易学是否形成学科的问题

一史前易学是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

(一)史前易学遗址与文明的联系

美国学者牟复礼写过一本叫做《中国思想之渊源》的书。他认为“我们应该郑重地把《易经》看做中国人心智的最早结晶(就其普遍性的特质而言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要领会的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一直让中国的哲人思客如此痴迷,并且将它视为中国特质的试金石”。“《易经》作为古代文献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传达了一种最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后来更加完善清晰。西方人却很少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并且仍然没有正确地给予关注,而在他们的意思[1]中、他们关于中国的大多数著作中,这种意识就更少了”。外国学者不关注中国易学,那是他们不知道易学的阴阳理论对世界文明的出现具有指导意义;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鲜有易学是“中国人心智的最早结晶”的意识,那是他们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比国外晚,“尽管我们发现了在公元前3000年前中国有文字的新证据,不过[2]还是比近东的苏美尔人晚一千多年”。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对苏美尔人的文字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慨以“楔形文字”称之。实际上,苏美尔文字的组织结构是三角形,这是它的独特之处。这种文字的基因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证据是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图像文字。追根溯源,三角形是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符号,但把这种符号演变成为文字,其最早的证据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而不在其他地方。但是,整个世界目前都不知道,人类文明诞生于远古云南。文明的表现形式是古老的阴阳易学,阴阳易学是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

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毕竟是唯一的历史文化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很多历史学家产生过这样的预期:终有一天,考古研究将会证[3]实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更久”,人们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果然,2.4平方千米的抚仙湖水下遗址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出现了。这里不仅出现了唯一能够证实是人类文明源头的遗址,而且还出现了源远流长的以阴阳体系为核心的易学。不管你同不同意,赞不赞成,抚仙湖水下遗址以铁的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易学是人类文明形成时期的统治学说。

文明的起源的时代,指的就是文明诸要素相继诞生的时代。文明要素的标准一般指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许多学者认为,在某个地域内的某种社会中,只要同时具备了文明四项要素中的两个或三个,便可确认这个地域内的这个社会诞生了文明,从而就代表着这个地域内的这个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的这个标准是否符合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的人类社会,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历史事实。(二)文明的标志

1.城市

普遍认为,世界上建立城市最早的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约于公元前5000~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在乌尔定居,乌尔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形成城市。公元前25世纪前后,发展为强盛的城邦国家,后来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国都,后附属于巴比伦诸王朝和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乌尔因幼发拉底河改道而被逐渐废弃。经过19世纪中叶考古工作者的辛苦发掘,乌尔城得以重见天日。现将乌尔与抚仙湖水下遗址面积比较如下:

抚仙湖水下遗址建立城市的年代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早12000年;面积比乌尔城大4倍。

2.文字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前。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的独创,最能反映出苏美尔文明的特征。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亚的巴比伦、亚述、赫梯、叙利亚等国都曾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使之作为自己的书写工具。甚至腓尼基人创制出的字母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由于楔形文字极为复杂,到公元1世纪,就完全消亡了。目前的观点认为,这种楔形文字具有两种特点:(1)写字的笔尖呈三角形。这种笔是芦秆或木棒做成,笔尖头呈三角形,在泥板上写字。这种字从左到右横着写,每一个笔画总是由粗到细,像木楔一样。这就是苏美尔人留给后世西方文明的伟大珍贵礼品之一的“楔形文字”。(2)以三角形作为特殊的限定符号。楔形文字为苏美尔语的表意文字,把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如用“口”表示动作“说”;用代表“眼”和“水”的符号来表示“哭”等等。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苏美尔人干脆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如“箭”和“生命”在苏美尔语中是同一个间,因此就用同一个符号“箭”来表示。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如人名前加一个“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这样,这种文字体系就基本完备了。[4]三角形在苏美尔文字中,保留着作为特殊符号的界定作用。

实际上,以上仅是对于既成楔形文字的研究。而“楔开文字”的源头,却与三角符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三角符号成为苏美人早期文字中代表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的文字,这一点和殷墟出现的甲骨文极其相似,甲骨文中表示女性的字都有三角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苏美尔早期文字中出现三角形锐角相对,代表着占卜和占卜者的意思,这一点也和殷墟甲骨文表示占卜的“贞”字一模一样。由此可见,两河文明时期,三角形介于文字和符号之间。既可以作为界定符号使用,也可以当成文字。

抚仙湖水下遗址文明人类的文字:在三角符号作为男女性生殖器标志的基础上,将其独有的阴阳内涵作为文字构成的核心,保留了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的原始含义不变,并把三角符号发展成为文字。两个三角符号相对呈“△”状的文字,见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仔细观察这个“△”,具有如下特点:

两个三角形一阴一阳,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之月亮右上角,阴性三角凹錾成形,为阴刻三角。而月亮呈阳雕圆圈状,中间有一凸出阳雕点,表示是阴道和阳具出入之处,意味着月亮在这里还起到代表女性生殖器的作用。阴刻三角形与女性生殖器连在一起,表明三角符号具有代表女性及其生殖器之意义。这就与苏美尔早期文字中三角形表示女性和女性生殖器的意义一致。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和苏美尔人二者之间,如何区别三角符号在早期文字当中既表示女性,又表示女性生殖器这种表达方式孰先孰后的问题,我的看法有两点:

首先,根据本章开始所见的雕塑人像可以知道,在苏美尔人以三角形作为文字表示女性和女性生殖器的发展过程中,最初是三角符号直接出现在人体的生殖器部位,其后才以单一的三角形作为文字,内涵为女性和女性生殖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最初是在单独出现三角符号、并且在这个符号出现伊始便包含女性和女性生殖器的基础上,将三角符号直接发展成为文字。

其次,远古云南和两河流域三角符号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具体如下:

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图像与文字相连互证。需要解答的三角形开始演变为不需要解释的文字。演变为文字时与图像连体,相辅相成。现代人要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不需寻找字典和专业人员解释,看到文字就可见到用于说明文字内容的图像。

苏美尔人:先有图像,后有文字。雕塑在人体生殖器部位的三角形其后剥离出来,演变为单独存在需要解释的文字;文字与图像分离,等于是字与字典分离。现代人要知道这个字的含义,需要另找字典或专业人员解释。

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图案中出现对应两个“△”,是早期中国的“五”字,表现为一阴一阳。阳雕三角我们以其中白色的“△”表示,这个三角形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为阳雕,表现为两男性龟头根部交合构成,既表示三角形具有代表男性和男性生殖器的意义,也表明阳雕三角形与凹刻三角形结合时,具有阴阳关系,所以这个表示甲骨文体“五”字的文字就具备了占卜的内涵。《易·系辞》就说过“天数五、地数五”,可见“△”这个古老的“五”字包含了占卜的意思。甲骨文体“贞”字,也表现为“△”的组合形式。

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当中,表示占卜和占卜者的文字与抚仙湖水下遗址、殷墟出现的一样,呈“△”。表示数字五的“楔形文字”也是两个“△”,但组合方式则是两个三角呈分离并列状态,没有进行锐角的对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楔形文字的数字,基本都是三角符号:

三角符号代表阴阳,代表男女性别及其生殖器的特征,代表天地,代表奇偶数字,这是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内涵表达出来的信息。但从楔形文字当中,已经不再具备这些最早也是最原始的意义,只以一个三角形来包含和代替。特别是表示占卜和占卜者内涵的“△”与单纯表示“五”字的文字结构一致,但表现形式和内容已经分离,较之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像“△”当中的丰富内涵的年代相去甚远。二者之间,不可能是同一时代的文字。我们从收集到的苏美尔人表示数字的文字变化的信息当中,可以知道楔形文字几经变化和改造,最后才在三角形的基础上定型。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发展变化的,上面列举的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楔形文字的早期,表示数字的都是比较明显的三角形。早期文字“五”字为五个三角形,晚期则是两个三角形的组合。特别是这两个三角形分别伸出两条尾线,分别表示的是太阳和月亮的弧形,明显可以看出是接受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日月为易图案的影响。三角形的个体代表阴阳、代表奇偶数字的历史记录,同样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构件上,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出示过相关图片。

楔形文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最早的文字,但其文字表现形式、内涵均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构成的文字一致,说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时期已出现了文字,让人们可以凭借数字进行精确的计算,让社会生活和生产更丰富和系统化,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远古云南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3.冶金术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使用工具是金属器。据测定,刻写文字符号的石头硬度为5~6,当时使用的必须是采用了合金技术的金属器才能在石头上錾刻出文字符号和图案。尽管没有找到金属器,但30处石质建筑群目前只调查了两座。一旦对抚仙湖水下遗址进行全方位的考古之后,我们有可能发现金属器的蛛丝马迹。况且,蛛丝马迹已经出现,只差顺藤摸瓜这道程序了。打个比喻说,已经吃到金属锅煮出来的饭了,难道会没有煮饭的金属锅吗?

本来,金属器的源头已经露出端倪,殷墟文化青铜器寻找不到源头的问题已经有了线索。但是,考古部门并不在意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发现,许多学者因为没有在中国其他地区发掘的文化遗址上看到类似的石质建筑群,因而也没有引起重视;特别是石质构件上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因为包含着丰富的易学内涵而难于破译,故使一些学者望而却步。但我们要搞清楚古代中国的历史,要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决不能忽视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客观存在。“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科技部先后启动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5]要学术任务是解决‘中华文明’之‘源’”的问题。但是,一切唯本本主义的学者认为“解决‘中华文明’之‘源’,就是现代意义下[6]的中国国家区域范围之内的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认识却是不妥的。因为远古时期没有“中国”的概念,没有任何国家,因此也无所谓中心。如果有人认为公元前109年归属汉朝的云南地处中国的边疆,那是对的;但要说远古云南处于中国的边缘,那就错了。不要认为远古时期的云南是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要认真研究考古发现的5万年前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代表人种“丽江人”为什么生活在云南;全中国唯一完整的时间在4.4万年前属于欧洲文明象征的莫斯特文化特征的遗址为什么出现在云南?倘若远古时期的云南很偏僻,很落后,为什么先进的欧洲莫斯特文化人类当时会选择这里居住,而不选择中原?为什么中原地区出现莫斯特文化的时间晚在1.5万~1万年前,而不像远古云南一样,出现在4万多年前?倘若远古时期的中原很文明,很先进,为什么寻找不到商文化的源头,寻找不到欧洲先进的莫斯特文化特征的早期文化遗址?研究历史,研究文明的起源,凭据文献?还是相信考古?相信神话,还是依据事实?我期待着有一天国家对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重视,我相信将会有这么神圣的一天,抚仙湖水下遗址将会链接中国新旧石器时代存在的缺环,以其无可否认的考古证据揭开中国甲骨文、青铜文化寻找不到源头的秘密。

4.礼仪中心

抚仙湖水下遗址距水面4米的地方,发现一个五层石质祭祀塔。该塔残高19米,底层长90米,宽63米;第二层宽48米;第三、第四两层倒塌严重无法测量,第五层宽27米。在底层出现了许多祭祀符号。该塔附近出现干栏建筑残桩,说明干栏建筑和石质建筑并存。我怀疑这些干栏也属于祭祀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倘若属实,可见塔与祭祀建筑同体。这样的祭祀重地与苏美尔的祭祀风格颇为相似。苏美尔人最大的乌尔城平面呈叶形,南北最长处为1000米,东西最宽处为600米。城内中央偏西北为塔庙区,该区东南是行宫。其附近为王陵。城西和城北各有一个码头。城西码头附近和城中央偏东南处各有两处居民区。城址内尚保存若干座塔庙建筑。塔庙一般建在沥青基础上,外形如分层金字塔。最著名的是月神的塔庙。该庙为前22世纪乌尔-那穆王所建,顶部筑一小神庙,为月神南纳的寝宫,亦是塔庙的中心;塔庙四周为广场,设有附属神庙及祭司的住房。抚仙湖水下遗址实际存在的干栏建筑,可能就属于小神庙的性质。

文明起源诸要素一一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该遗址石质构件上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又呈现出若干阴阳关系,一一可以演绎出易的卦象。通过日月为易石质图案演绎出来的阴阳关系,是阴阳学说的最高境界,适合万事万物此消彼长关系的巨大变化,博大精深,意味无穷。事实必将证明始,完整的易学理论体系始自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它们将雄辩地证明:远古云南是中华易学的发源地。

诞生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易学,宣告了抚仙湖人在文明形成前期业已形成完整的阴阳理论的客观事实。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发现了阴阳学说的永恒性和科学性,在人们普遍将雕塑或錾刻人像生殖器部位形象标示为三角区,又抽象成单一的三角符号的基础上,生活在抚仙湖畔的中华民族先民将三角符号发展成为文字,将能够形成若干阴阳因素的日月图案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构建了一整套庞大而完整的综合性思想理论体系,包容了宇宙、天体、日月、天地、奇偶数字、人类和社会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在内的人类社会所涉及的学说。这套学说内涵丰富,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百科全书,在世界上特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空前绝后的深远影响。

我的这个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形成2万年前左右的“日月为易”图案是否体现出这个复杂而又简单的理论体系?当时的易学是否形成?特别易学是不是学术之根?哲学之本?根据我在上面的分析和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出现时期,当时錾刻图案的这一群人,他们应该就是易学的创始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缔造者,石质“日月为易”图案,就是人类文明开拓史的第一个篇章。时至今日,所有的学者和生活的人们都在实践和探索这部鸿篇巨著的伟大理论,但由于没有看到原创的版本,他们学到的只是其中一点,但仅仅是这其中一点,足以让天下变了一个模样,我们今天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就是人类学习其之一点以后的结晶。[1]〔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2]〔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3]〔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4]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5]陈星汉、米盖拉主编:《考古发现与历史复原》;刘庆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7页。[6]陈星汉、米盖拉主编:《考古发现与历史复原》;刘庆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7页。

二什么是学术

[1]《辞海》把“学术”定义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这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当代人类学家张荣寰将学术的概念界定为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个词对应英文Academia更常见的意义是指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在作这个意义用时对应于中文的学术界或学府。Academia这个词来自于地名(Akademeia)。这个地方位于古代雅典的外围。那里的体育馆曾因被柏拉图改为学习中心而闻名。《旧唐书·杜暹传》:“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这是指没有学术之人,所谈论的观点都十分肤浅。

一般认为:学术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学”,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术”,主要要解决“怎么样”、“怎么做”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的知识层面当中,核心部分是“学”,外围部分是“术”。倘若把知识或文化分为“意”、“象”、“言”三个部分,“意”是“学”的层面,是知识的本体,它是学者对知识的体验和感悟,是对知识本质的思考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的突破意味着知识的观念更新,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演进,是知识核心的突变。很少有学者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一旦有突破,就是知识的进步,它会成为学术的领军人物,推进人类知识或科学的发展。“象”和“言”属于“术”的层面,它是“意”的表达和言说,是属于解释层面的东西,大部分学者做的是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对“意”的解释。“学”和“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做学问者,如果只学不问,一心只做“术”的文章,哪怕著作等身,学富五车,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可能只是学术道路上的匆匆过客,不可能成为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反之,有的学者一生只发表了几篇文章,或者只写过一二本书,但他却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是在“学”的层面上做文章,在求学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前行,故能在人类学术史“学”的层面上有所建树。做学问是又学又问,只要不是钻牛角尖,而是做有根可寻,有源可探,有据可考的学问,一旦有所突破,他就有可能成为学术史上的伟人或导师。

但凡学有所成的学者,要耐得住寂寞,一生苦守清贫,难遇知音,缺少知己,饱尝孤独,甚至还得面对传统思维研究者的冷嘲热讽,生活中不乏接受了传统教育且不愿多学因而不敢越过雷池者的谩骂和斥责,特别是还得以无助者的心态去面对众多今朝有酒今朝醉者的冷酷和漠然。但他不愿从俗,与之为伍。他没有退却,也不会止步,认准了有根可循,有源可溯,有据可考的事实,勤于思考,不断为求真取证,一生为务实辛劳,最终悟有所得,求学成功。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成果要得到社会的推崇,得到学术“权威”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漫漫无期,有时要等到他死后,甚至几代人之后才能得到认可。生前无名,死后名声大振,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推进人类学术发展的应该是这样的学者,而不是那些旨在“术”的层面上做文章的历史过客。

术业有专攻的伟人,不一定都是职业学者。

最早探索玛雅文明的美国学者史蒂文斯,本身就是一名律师。由于患病听从医生的劝告外出旅游休养,从而踏上了探索、研究玛雅文明的艰辛之旅。面对掩藏在深山密林中的玛雅遗址,他一度感慨:“我们坚信,玛雅的历史,就刻在石碑上。”100年之后,史蒂文斯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全世界的学者,都对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玛雅文明的事实深信不疑。《天体运行论》的作者哥白尼,是一位在波兰出生的医生,由于医术高明而被人们誉名为“神医”。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任职当一名教士,但他的学术成就却为职业天文学家所不及。他得到恒星年的时间为365天6小时9分40秒,比现在的精确值约多30秒,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一;他得到的月亮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30倍,和现在的60.27倍相比,误差只有万分之五。当时,哥白尼的学术成果并不入流,《天体运行论》1535年完稿后,哥白尼慑于教会的权威和统治,担心遭到迫害,迟迟不愿将手稿公开出版。直到1539年春天,在德国青年学者雷迪卡斯(1514~1576年)和其他一些朋友的敦促下,哥白尼才同意出版这本为社会所不承认的书。路德派的一位神学家奥幸德为《天体运行论》撰写前言时,不敢使用真名而匿名,并宣称“这部书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事实,而是一种富于戏剧性的幻想”。1543年,哥白尼弥留之际才在病榻上见到了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样书。一本具有真知灼见,袒露着真理之光的科学巨著,居然被所谓的主流学者称之为“富于戏剧性的幻想”,以致在《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的半个多世纪[2]里,“日心说”仍然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支持者更是非常稀少。

其后,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神学研究者的布鲁诺,接触到了非主流学者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脱离了主流学者的队伍,摈弃了宗教思想,进入当时非主流学者的行列,他只承认其所追求的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生。他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摈弃传统的地心学说,并超越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他还提出宇宙是无限的,是由无数像太阳系所包括的那样的世界组成的。布鲁诺的理论影响了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成为西方文化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也是现代文化的先驱者。由于其激进的反神学思想,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教皇克莱芒八世下令以顽固异端分子判处火刑而死,年仅52岁。临死之前,布鲁诺面对熊熊燃烧的死亡之火坦言:“火不能征[3]服我,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布鲁诺死了,可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真理却没有死。“发现了新宇宙”的伽利略与布鲁诺是同时代人,也是“日心说”的捍卫者。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法庭上,真理遭到谬误的否决,科学受到神权的审判。那些满脸杀机的教会法官们,用火刑威胁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就要对他处以极刑。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在强权政治下违心而屈辱地生活下去。可笑的是,伽利略死了300多年之后,在1979年11月的世界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竟然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重新审理这一冤案。其实,哪里还用得着审理什么呢?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人类的足印深深地留在月球的表面,人造卫星的上天,宇宙测探器飞出太阳系发回的电波……所有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早已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人类将永远记住伽利略这个光[4]辉夺目的名字。

所举上述例子需要说明的是,凡是真理,就不怕经过实践的检验。抚仙湖水下遗址是在考古探秘当中发现的,不管你相不相信,承不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即便不是学者,哪怕一个普通的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去否认这个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不是因为你是权威让它不存在,它便不存在;也不因为你不认识它,说它没有它便没有。对于它的研究包括我的研究成果,你可以不相信,但你不可否认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诸多文字图案的客观存在,而要确认这是一个并非杜撰出来的事实。我的研究及其论证过程,你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你要反对,请你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之,你要对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有研究,说它们是“两个太阳”,你要有关于为什么是“两个太阳”的根据;说它们什么也不是,你也要有“什么也不是”的根据。面对一个非经验认知、非文献所载的事物,不能凭借经验对其判断和结论,也不能认为书中无载而不去重视它们。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人类文明溯源》、《中国文明起源》、《商族源流史》几部著作。在大量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我提出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是易学的载体,特别是提出了“史前易学”的概念。2010年6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阿根廷、英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26个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内地500多位易学专家学者,参加在江苏无锡市举行的第13回世界易经大会,围绕“易经研究和实践,易经与自然科学、环境、文化、建筑学”等主要议题进行探讨。本书作者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錾刻日月图案为例,以文献上的“日月为易”论断为据,参照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易学数卦的研究成果,有力论证了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人工錾刻日月图案演变为易学数卦的过程,提出中国易学起源于远古云南,时间在1.7万年前。此观点被认为“观点新颖,旁征博引,论述精辟,自成一家”,在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易学起源的考古证据》被评为大会唯一论文最高金奖,完整论证这个观点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亦被评为金奖。在会议上,本书作者还获得“世界易学研究杰出贡献奖”和被大会授予“世界著名易经导师”称号。

考古发现的数字易卦,时间和年代可推早至20000年前,晚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许多史前遗址上都有数字易卦出现。这个事实,已经学术界承认。但是,这些数字易卦除了数字之外,大部分没有负载其他的文字。没有其他文字,史前有易学吗?传统易学研究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考古已经发现的数字易卦,有学者称之为“无字《易经》”。这种“无字《易经》”以数为卦,有经卦也有别卦。3个数字的组合为经卦,6个数字的组合为别卦,经卦所用数字并不一致,别卦所用数字也不相同,特别是某一经卦为什么使用这几个数字,某一别卦为什么要使用那几个数字,这些数字为什么这样使用,而不那样使用?换言之,这一卦为什么使用这几个数字,而不使用那几个数字,显然有一个计算、筹划的方式或过程,这个方式或过程,就是史前易学筮法研究的方式和过程,你能说“无字《易经》”不是“易学”吗?

出现了“无字”的经卦、别卦,就可以归入“易学”之列。因为这是当时的人类在生活当中总结出了数字可以排列为“卦”的原理。把数字分别组合成经卦或别卦的形式,就是“无字《易经》”的学问。在此之前,我们仍然不知道“无字《易经》”的数字如何求出,又是参照了什么成象原理组合成卦的?但当时的古人已经知道,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录在石头、骨甲、陶器、金属等载体上,留存到了今天。如是,在易学思想诞生之时,易学即随之诞生,只是易学的载体与今天所见不一样罢了。

我们提出“史前易学”这个概念,意味着史前易学是否存在学科的问题;这也是我把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观点推出到学术前沿的问题。[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6页。[2]参见〔美〕欧文·金格里奇著,王今等译:《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三联书店2008年版。[3]参见刘晓雪、刘兵:《布鲁诺再认识》,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版,第3期。[4]参见〔英〕肯尼思·爱尔兰:《望远天际:伽利略的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什么是学科

[1]

什么是学科?《辞海》说:学科包括两种含义:(一)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知识系统(也有自然、社会、人文之三分说)内知识子系统的集合概念,学科是分化的科学领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下位概念。(二)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学科建设中“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史前易学出现的时候,当时的社会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整个易学系统的形成应来源于这个共同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尚无教育部门和专职的授业导师,但是,当时的社会共同体承认了易学具有思想和行为上的指导意义,是当时的人类对整个自然界和整个社会进行极有效力科学探索的最高思想准则。否则,整个共同体都不可能相信易学这种行为具有的效力。那么,这些易学行为也就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共同体所接受。易学伊始,具有巫术的作用但更具原始的科学性,它不是宗教,但却是人类社会为认识自然、了解社会打开未知之门的一把钥匙。因其独具特色的神秘性和极富号召力的传递性,并经过了社会共同体大众观念的裁决,成为人类探索天地、日月、宇宙天体,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包括人类本身)的行动指南。因此,易学的出现并不是极端的个人行为,而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诚如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所言:“作为一个整体,巫术和巫术仪式都是源自传统的事实。永不重复的行为不能被称作巫术行为。如果整个共同体都不相信一组行为具有的效力,那这些行为也不是巫术。仪式的形式极富有传递性,这也要受到大众观念的裁决。因[2]此,极端的个人行为,比如赌徒个人的迷信就不能被称为巫术”。

易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统治性学说,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催化剂和奠基石,是指导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易学是一切学科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复杂而具有独特功能且极具规律性的综合系统,具有总纲的作用。所有学科,其实是易学这个综合系统分离出来的子系统。没有易学,也就没有学科的出现,也不可能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事实是否如此,我在下面还有具体深入的研究。[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6页。[2]〔法〕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第二节 史前易学的学科

本章伊始,本书作者已经详细分析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包含着12对阴阳关系。其中直接知道或感知的阴阳载体有4对;间接感知的阴阳载体有8对。此外,还有无穷无尽的阴阳对应关系蕴涵其中,形成了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可以使人感到易学的深邃哲理,的确博大精深,回味无穷,妙不可言。

一关于月亮和太阳的关系

文献里有“日月为易”的记载。《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学的基本原理是:太阳为男人,为奇数,为天,是属于阳的那一部分;月亮为女人,为偶数,为地,是属于阴的那一部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写照。日落而息开始,就应该是月亮出来的时候。人生伊始,自然界里认识的物体最重要的就是太阳和月亮。但是,我们对太阳和月亮的了解有多少呢?或者说,太阳和月亮内在的知识,我们还有多少不知道呢?

太阳的内部从里向外,由核反应区、辐射区、对流区三个层次组成。现代科学探秘,在银河系内一千多亿颗恒星中,太阳只是普通的一员,它位于银河系的对称平面附近,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000光年,在银道面以北约26光年,它一方面绕着银河中心以每秒250公里的速度旋转,另一方面又相对于周围恒星以每秒19.7公里的速度朝着织女星附近方向运动。太阳是万物之源:清晨,每当太阳从漫天红霞中喷薄而出,把万丈金光洒向大地,一种蓬勃向上的激情,就会油然而生。看到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人们不能不热爱和赞美赐予我们生命和力量的万物主宰——太阳。在绚丽多彩的太阳传说当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把自己的祖先炎帝尊为太阳神。而在苏美尔人的神话中,太阳神被称为乌图或安座;埃及人把太阳叫做“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被称为“阿波罗”,他右手握着七弦琴,左手托着象征太阳的金球,让光明普照大地,把温暖送到人间,是万民景仰的神灵。在天文学中,太阳的符号“⊙”和我们的象形字“日”十分相似。太阳的质量相当于地球质量的33万多倍,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半径约为70万公里,是地球半径的109倍多。虽然如此,太阳在宇宙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恒星。它的内部,从里向外,由核反应区、辐射区、对流区三个层次组成。

月球又称“月亮”。月球基本上没有水,也就没有地球上的风化、氧化和水的腐蚀过程,也没有声音的传播,到处是一片寂静的世界。月球本身不发光,天空永远是一片漆黑,太阳和星星可以同时出现。由于月球大气少,因此在月面上会见到许多奇特的现象,如月球上的天空呈暗黑色,太阳光照射是笔直的,日光照到的地方很明亮;照不到的地方就很暗。因此才会看到的月亮表面有明有暗。由于没有空气散射光线,在月球上的星星看起来也不再闪烁了。从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的图案知道,当时的人类,已经明白这个科学道理了。

月亮比地球小,直径是3476公里,大约等于地球直径的3/11。月亮的表面积大约是地球表面积的1/14,比亚洲的面积还稍小一些;它的体积是地球的1/49,换句话说,地球里面可以装下49个月亮。月亮的质量是地球的1/81;物质的平均密度为每立方厘米3.34克,只相当于地球密度的3/5。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也就是说,6公斤重的东西在月球上只有1公斤重。人在月面上走,身体显得很轻松,稍稍一使劲就可以跳起来,宇航员认为在月面上半跳半跑地走,似乎比在地球上步行更痛快。

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古代的人们只能在晴朗的夜晚,用眼睛仰望皎洁的明月。看到月亮表面有明有暗,形状奇特,于是人们就编出诸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美丽神话。古希腊人则把月球看作美丽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并且把女神狩猎时从不离身的银弓作为月球的天文符号。这些传说出现的时代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人类的认知水平相比,是一种历史天文学上的倒退,说明人类文明发展中止,曾经出现过记忆衰退时期。

在中国文学史中,月亮一直是文学家们寄予丰富联想的对象,他们在古代诗文当中为月亮留下了许多有趣的美称:辛弃疾称为“玉兔”,词中有“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之说;屈原称为“夜光”,在诗中说“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幼学琼林》认为月亮像“素娥”;陆游认为月亮像“冰轮”,在诗中称“玉钩定谁挂,冰轮了无辙”;李贺把月亮当成“玉轮”和“婵娟”,分别有“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佳话;方干认为月亮如“玉蟾”,赞之“凉宵烟霭外,三五玉蟾秋”;苏轼认为月亮似“桂魄”,吟道“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贾岛认为月亮似“蟾蜍”,咏叹曰:“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李白说月亮似“顾菟”,高唱“阳鸟未出谷,顾菟半藏身”。此外,月球还有许多别致的雅号,如玉弓、玉桂、玉盘、玉钩、玉镜、冰镜、广寒宫、嫦娥、玉羊等。

研究月亮和太阳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二关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

阴阳文化适合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以阴阳为基础的易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大道之源。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有许多人种,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接受了阴阳文化的影响,但真正接受和发展了易学使之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只有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华民族。而在国外,史前易学演化成为性文化的滥觞,充斥在大街小巷、宗教圣地及旅游景点。只有古老的中国发扬光大了易学的光荣传统,深化了性文化的内容。太阳为男,月亮为女,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錾刻在石质构件的日月为易图案上,太阳和月亮图像分别代表着男女性生殖器,但这个人体器官分别可以构成数字。这就告诉我们,天地、日月、阴阳、男女性生殖器、奇偶数字都可以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它们在远古中国的土地上,被中华民族的祖先发展形成了文明,而在西方或其他一些文明古国,则发展形成了赤裸裸的以性文化为基础的宗教文化。《易·系辞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易·系辞下》所论更为明确:“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男女在一起,就是要构精交合,传宗接代,人类才会延续繁衍;就像世间万物一样,有了阴阳,才能化育衍生,社会才会进步,历史才能前进。

人是社会的最小概念单位。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明;有什么样的文明,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人道精神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1]系。世界的人有两种性别——男人和女人,本身就是一对阴阳关系。所以,这对阴阳关系的代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黄帝内经·阴阳论》曾论述女七男八的关系,认为阴阳伴随人的一生。“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耶?将天数然也?’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

关于男女一生的阴阳变化,“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女子的生命节律是跟七相关的,男子的生命节律是跟八相关的。同时,女子又是阴的代名词,男子又是阳的代名词。‘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刚开始发育时,女子是七岁,男子是八岁。而女子到了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就是更年期了,男子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就进入更年期了。刚开始发育时,他们的年龄相差是很少的,可到更年期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实际上已经相差了[2]15岁,这也是女子为什么比男子衰老得快的原因”。

男人女人都是人,二者之间可以组成家庭,二者之间是爱情关系,家庭之外还涉及到亲情、友情等等,都是比较复杂的关系;推而广之,家庭之外有单位、有组织、有社会、有国家,世界上最复杂的科学就是关系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人,就没有社会,也就没有了创造,更不会有历史的出现及其演进形式;同时也就没有野蛮和文明的出现,更没有学术的诞生。[1]北野:《中国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2]曲黎敏:《黄帝内经·养生智慧Ⅰ+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三关于偶数和奇数的关系

人类是动物进化的产物,最初也完全没有数量的概念。但人类发达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更加理性和抽象的地步。据说,数的概念的形成可能与火的使用一样古老,大约是在30万年以前,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绝不亚于火的使用。

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记事和分配生活用品等方面的需要,人类的大脑才逐渐产生了数的概念。最早人们利用自己的十个指头来记数,当指头不敷应用时,人们开始采用“石头记数”“结绳记数”和“刻痕记数”。在经历了数万年的发展后,才出现了书写记数以及相应的记数系统。早期科学的书写记数系统,应当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图案出现了“五”和“六”的数字时代开始。所以,《系辞上传》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文献和考古文物告诉我们,易学一开始就是以书写计数的面目出现的。没有书写之数,也就不是“伏羲画八卦”的开始,也就无所谓“易”的出现,书写之数是易学立足的基础之学。《汉书》说过:“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其实,这只是数的基本性质之一,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数还有更广泛的文化属性。首先,古人眼中的数是一个“先天地而存,后天地而立”的自在之物,人们对于数的掌握是一个领悟的过程,然后才是发明创造的过程。《系辞上传》说,圣人伏羲在推演八卦的时候,产生了数的概念,这是通过神化的方法强调数的自在性。但这种自在性,已经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图案所证明,八卦的出现,确实是与书写之数有着截然不可分的联系。“由于数被确定为一种与天地共存的神来之物,所以它具有自然法则的涵义,古人‘万物莫逃乎数也’的观念,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逃不出数的限定。像自然界的阴、阳现象是一种二元对应。所以它受到数字‘二’的限定;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存在与扩展是一种五元对应,所以它受到数字‘五’的限定,等等。当然,这还仅仅是在自然观的意义上对于宇宙运行规律的探索,它的深层表述则是一种神秘化的‘定数’观念。古人经常用‘天数已定’、‘命数难逃’之类的俗语,描述一些事情的确定性,事物的运行从发生那天[1]起就在既定之中”。古人认为,这种定数是天帝或神灵的安排。人类的吉凶祸福都在神的控制之中,神就是用数来表达他的意志。所以,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数字,分别以人体生殖器官来表现,人体生殖器官出现在日月为易图案上,人体分明具有神的性质,说明数是由神灵控制的。就数而言,神性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古代的“祘”字由两个“示”字组成,《说文解字》:“示,神事也”。在中国文字当中,示字多与神事有关,诸如神、祀、祠、祝、祥、祯、禅等,‘祘’由[2]两个‘示’字构成,就是神事之巅峰。由此可见,数不但具有计算功能,而且还是神人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

数字出现之后,固定的书写方法产生了记数系统。记数系统的出现使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数字不断完善,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就逐渐发展起来。在数论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上,最早把数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来解释一切。宣称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他们从五个苹果、五个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这个数。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哲学和实用数学界,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实用数学方面,它使得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构成实物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万物都包含数,甚至万物都是数,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其他教派的主要区别。毕达哥拉斯还通过说明数和物理现象间的联系,进一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曾证明用三条弦发出某一个乐音,以及它的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时,这三条弦的长度之比为6:4:3。他从球形是最完美几何体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地是球形的,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运动的思想。他还认为十是最完美的数,所以天上运动的发光体必然有十个。毕达哥拉斯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之前,人们一直以为上述数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发明和创造,但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数论的一切原理,都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像内涵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尚未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发明创造。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日月为易图案所见书写数字的构成原理之后,我们才知道与月神连体的人体性器官构成的数就是神或上帝与数字连为一体的考古证据。这个考古证据,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学说的理论基础。

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了许多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三角形,很容易让人想起三角形的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只要三角形三边的长度确定,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和大小就完全确定,这个性质叫做三角形的稳定性。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上出现的许多三角形,会不会与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的数学原理有关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勾股定理的发明权而言,西方学者归结于毕达哥拉斯名下,他是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这就是勾股定理,西方学者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但一般认为,这个定理早已为古巴比伦人所掌握。在中国文献中,人们认为对勾股定理的记载见于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具体见于其中假托商高同周公的一段对话。商高说:“……故折矩,勾广三,股修四,经隅五。”商高的意思就是说:当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为3(短边)和4(长边)时,径隅(就是弦)则为5。以后人们就简单地把这个事实说成“勾三股四弦五”,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勾股定理。就时间而言,人们认为古巴比伦文明奠基者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经知道毕达哥拉斯定律,只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公式,没有应用,不为人[3]们广泛所知道而已”。然后,才出现了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律”。因为古巴比伦文明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出现;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572~前497年之间的人,前者远比商末周初的商高要早得多。可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其实早就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开始了。我们在水下遗址当中发现了一些疑似干栏建筑的残桩,因为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以致使之成为当时的文明人类最早使用过勾股定理的唯一考古证据。[1]俞晓群:《数术探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2]俞晓群:《数术探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3]陈启能、姜芃:《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四关于凹凿三角形为阴和凸雕三角形为阳的关系

三角形是男女、阴阳、天地、奇偶数字、人和神、阴阳气体的代表性符号。

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人们对于阴阳的直观概念是男女,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在人体雕塑的生殖器部位标示特有的三角区,这仅仅是一种直观的人体性器官的表示方法。我在上面所列举的日月为易图案,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三角形表示男女,表示性别,仅仅只是对人体性器官一种直观的反映,它要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和文明挂得上钩,在于这个符号是否文字,使之具有综合意义。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为易图案直接以凹凿三角形为阴、凸雕三角形为阳,彼此之间可以形成最早的甲骨文体“五”和“六”及其他数字,同时具有占卜的概念,并与男女生殖器有联系,与日月有联系,与天地万物联为一体,成为一个神圣的文字符号,为人类文明的诞生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三角形的综合意义确定之后,那就意味着人类进入文明的开始。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最常见的是刻意制作的“△”形状石头和一些石头上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符号。这些“△”符号和什么定理有关,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勾股定理。关于勾股定理,它在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的文献中都有记述,许多国家都喜欢将其“据为己有”。“在法国它被称为‘驴桥定理’,[1]据说古埃及人也已经知道它,所以又有‘埃及三角形’之名。”不过,人们最常说到的,主要还是中国的“商高定理”和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定理”。

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民族自豪感极强的中国人看到西方国家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几乎都是怒愤填膺,极为不满,一些中学的教科书一度将“毕达哥拉斯定理”改为“商高定理”。理由是“商高既然与周公对话,必为周公时代人,则其年代早于毕达哥拉斯数百年无疑也。至50年代,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不少人以激情谈学术,纷纷旧话重提,要求将勾股理‘正名’为‘商高定理’。其流风遗韵,至改革开放后尚不绝如缕”;已故著名数学家钱宝琮则表示反对。认为“周公同时有无商高其人,《周髀》之术,姑不具论;籍曰有之,亦不过当时知有勾三、股四、弦五之率耳,不足以言勾股通例也。中国勾股算术至西汉时《周髀算经》撰著时代始有萌芽,实较希腊诸家几何学为晚。题曰商高,似属未妥”。《技术与发明》一书[2]评价道:“80年过去,钱宝琮的论述仍然完全正确。”。但是,随着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的深入,我们则认为“钱宝琮的论述”是错误的了。

所谓“勾股定理”,其实是起源于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一种数学理论。看了抚仙湖水下古遗址建筑群中出现的“△”符号,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干栏建筑残迹,我们有了勾股定理起源和创立于远古中国的确凿证据。

勾股定理是古埃及时期确定金字塔正方形底尺寸的主要依据。在中国,河姆渡文化时期建有不少干栏房屋,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古塔也以“干栏”为宗庙圣地,它们的建筑构造都离不开“勾股定理”的灵活应用。如今,勾股定理更是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工程建筑等各种领域。勾股定理是测算天地数据的知识,而勾股定理的基本定式是“△”形,则抚仙湖水下远古建筑群中的“△”符号可以确认为其所代表的就是天地、阴阳、男女、奇偶数字的判断及其勾股定理的起源符号是有道理的。中华易学素有“天数五、地数五”之说,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精湛之论,已经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证实。这种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约2万年前就开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践行。

两个三角形的组合,就是五;天数五、地数五就包含了完美之数“十”。五的概念可以用三角形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尚未注意到三角形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对其真正含义至今还茫然无知。人们并不知道,抚仙湖水下遗址的阴阳三角形与数学的起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加法

阴数5+阳数5=10

10这个数字本是天地之和。顺数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是数字,也可以看成是其所代表数的名字。由于这从一到十是阴数和阳数之和,所以,要在其中分出阴数和阳数。按这个道理来分,阴数和阳数应该分别有五个,则从一到十的数字中一、三、五、七、九是奇数,二、四、六、八、十是偶数,它们分别代表着阴数和阳数。这些阴阳之数的名字之数相加,则奇数加得25,是为阳数、天数;

偶数加得30,是为阴数、地数。天数和地数相加之后,形成易学“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的定论。“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的数字虽有不同,其根本之数其实是《易·系辞上》所说的“天数(奇)五,地数(偶)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学上的这些数论,其基本原理来自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的“△”符号。(二)减法

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的“△”,等于数5,也等于数10。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錾刻在石头上的“△”有两个,具体含义如下:

1.两个“△”:一个为凹凿,分属月亮,而月亮中间有一个阳雕点,说明月亮具有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意义,这个凹凿的“△”还代表地、代表女性。另一个“△”阳雕,当一阴一阳“△”组合成为甲骨文“五”字形状“△”时,就是数字五。在这里,一阴一阳“△”组合的甲骨文“五”字以月亮为中心,这个“△”就属于“地数五”。地数五包含了二、四、六、八、十五个偶数。

2.一阴一阳“△”组合为甲骨文“△”(五)字,其中阳雕的“△”为两个男性生殖器交合构成,说明这个阳雕的“△”代表男性,代表阳,代表天。它与凹凿的“

”组合成一阴一阳“△”时,是甲骨文数字“五”。在这里,一阴一阳“△”组合的甲骨文“五”字以男性、太阳为中心,这个“△”就属于“天数五”天数五包含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

根据以上原理,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的“△”分别存在或出现时,具有分别代表“天数五”和“地数五”的象征意义,属于易学的重要原理之一。

天数五、地数五,就是数10。

10的一半等于:10-5=5。(三)乘法

阴阳之数相乘之积得天数:5×5=25。

阴阳之和乘3,得地数:10×3=30。

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日月为易图案的“△”为数“五”,还出现“△”,是数字“六”。5×6=30,为地的代表数字。(四)除法

阴阳之数相除:5÷5=1。这个一,就是天地之体——宇宙。

地数之和÷阴刻“△”的代表数5(五个偶数,2、4、6、8、10,这几个地数之和是30):30÷5=6。“6”是一年12个月的一半,亦是12地支一半;天数之和÷阳刻“

”的代表数5;天数之和除“△”的代表数5:25÷5=5,得“△”的代表数5,是10天干的一半。(五)混合运算“△”的代表之和:5×5+5=30,为地数。

地数之和除以一个“△”或“△”之数,减去天地之体之数一:30÷5-1=5,分别得出一个“△”或“△”代表之数5。(六)时间计算“△”分别代表数5,同时,5有奇偶数之分。代表的奇数为:1、3、5、7、9,代表的偶数为:2、4、6、8、10。

一天24小时,其一半为12小时。12小时等于12个5,而5分别为“△”的一半。

一个小时=12×5=60分。60分÷2是地数的一半,则12个“△”等于60分。

一分钟=12×5=60秒。60秒÷2是地数的一半,则12个“△”等于60秒。

概算下来,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的“△”代表着阴阳之一半,就是说,在世间万事万物中,一切都是两两相对的奇偶关系。特别在时间上,在时令、节气上,这种奇偶关系表现得极为突出。[1]江晓源:《技术与发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2]江晓源:《技术与发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五关于晚上和白天的关系

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太阳表示白天,月亮表示晚上,这是一对阴阳关系。晚上和白天的关系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地球为不透明的球体;二是太阳光线是平行光。

严格地讲,太阳是一个点光源,即太阳光是从一点发出的,但是由于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十分遥远,当太阳光达到地球表面时,光线几乎是平行的了。平行光照在不透明的球体表面上,有半个球面可以接受阳光照射,形成白昼,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半个球面则为黑夜。现在明确知道晚上和白天的关系,是以日常生活中24小时的昼夜交替关系来判断。直觉告诉人们,太阳的东升西落使地球有昼夜之分。原因是地球在不停地自转,我们也在随着地球转动,因此并不感觉地球在运动;相反,看到太阳有东升西落的运动,是人们看到的太阳的运动,反映的是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在同纬度地区,相对位置偏东的地点,要比位置偏西的地点先看到日出,这样时刻就有了早迟之分。显然,偏东地点的时刻要早一些。按地球24小时转动360度来计算,经度每隔15度,时间相差1小时。

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三百六十五天,而地球自转需一天。这样就会造成在地球上总有一面向着太阳而另一面背着太阳;向着太阳的一面是白天,背着太阳的一面是黑夜。

银河系中太阳是在燃烧发光的,如果宇宙中没有太阳,就都是晚上了。没有太阳,晚上的月亮连肉眼都看不见。这种现象,就跟你人被太阳照后地上会有影子出现,没照到的地方就会黑;地球是圆的,一个发光源只能照到一面,所以会有白天黑夜现象。但是,当时间观念没有产生的时候,远古人类并不清楚白天黑夜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自然现象。他们不清楚为什么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特别是阴天的时候或者漫漫长夜来临,他们显得特别担心,天下还有没有太阳,没有太阳的日子怎么度过?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时不在困扰着远古人类。因此,易学的出现就成了必然。本书作者的研究认为,远古时期易学的出现,最早主要就是解决时间的计算问题的。有了时间,世界才有了时序,人们的生活才有规律,人类社会才有一个生活的参照模式,文明社会才会井然有序地向前发展。“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于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时,似乎停步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如饲养家畜或融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的冲刺力。就在他们停滞不前之时,其他比较落后的部族仍在继续前进,并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与他们同级的社会状态;因为,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方,所有的部落都必然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步成果。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之前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但落后的部落在能够采用这些发明和发现之前必已领会了它们的价值。在大陆地区,某些部落曾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文化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这种领先地位往往会多次轮换。在所有的阶段中,从许多实例可以看出,某些个别部落的文化联系和文化生活受到了破坏,接着他们自身便趋于衰落,这种现象必然[1]在短时期内阻碍人类前进的潮流”。根据摩尔根的说法,我们判断时间的既定方法尚未出现或得到肯定之前,人类社会在蒙昧时代里摸索了很长的时间,当时间的计算方法和既定概念出现之后,人类有了时序,这就等于人类社会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提高了人类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因而“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的冲刺力”,导致了史前易学的诞生,使之成为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行动指南。于是,史前易学也就成为了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可以用于解释人类各项文明的起源问题。“当我们按照时间和发展顺序向上溯而按人类进步水平向下看的时候,人类的发明是越早越简单,越早越同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人类的组织也越早越接近于原始形态,那就是,由血亲组成一个氏族并推举一个氏族酋长,而有近亲关系的若干氏族则组成一个部落,部[2]落由一个酋长会议领导”。,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序的年代,其组织形式等于早期文明的原始形态,表现出东西方人类文明始祖的合二为一,流传在东方中华民族的是伏羲、女娲,在西方社会的是亚当、夏娃。称谓不同,根系同源。他们是阴阳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象征性人物,也是卓有建树的文明大家庭的酋长会议制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种代表性人物的出现,根源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在石质构件錾刻日月图案的内涵。当时白天和晚上的具体划分,时序的安排和确定,就是这些代表人物领导当时的人类依据阴阳学说,制定下来,流传至今。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图案体现出晚上和白天的关系,其实反映的就是时间观念的关系,涉及物理学、哲学等学科。《时间的观念》认为:要“破除只把时间当作一个物理学哲学问题来思考的传统,展现时间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意义、理解基督教文化的意义、理解技术时代的意义、理解近代科学中两大传统——数理传[3]统与博物学传统——之交汇与整合的意义”。[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页。[3]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二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六关于地和天的关系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图案体现出地和天的关系。太阳、男人、奇数为天;月亮、女人、偶数为地。《易传》中的《序卦》记载:“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易经》上讲,天属阳,地属阴,为阴阳关系,相互依靠,相互生存。研究天和地,涉及宇宙的起源问题。古往今来,许多学者为此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一)盖天说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宇宙结构学说。盖天说首出《周髀算经》,被认为是构建了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几何宇宙型。这个几何模型“和早于它以及约略与它同时代的古希腊同类模型相比,在‘说明现象’方面固然稍逊一筹,它的两条公理和一条定理也并不符合事实,然而我们在《周髀算经》全书的论证过程中,确实可以明显感受[1]到古希腊科学的气息”。国内外学者对《周髀算经》都有研究,有认为源头来自欧洲者,有认为来自印度者。因为在《周髀算经》的细节方面,有八个方面完全吻合。学术界惊呼:“《周髀算经》的几何模型究竟是某种外来影响的结果,还是中国本土科学中某种随机出现的变异?”“《周髀算经》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多元发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许多不同文明中有相似之处,也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是,《周髀算经》的盖天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实在太高——从整个格局到许多细节都一一吻合,如果还要用‘偶然[2]巧合’去解释,无论如何是太勉强了。”盖天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也叫做旧盖天说。到了战国末期,新的盖天说诞生了。新盖天说认为,天像覆盖着的斗笠,地像覆盖着的盘子,天和地并不相交,天地之间相距8万里。盘子的最高点便是北极。太阳围绕北极旋转,太阳落下并不是落到地下面,而是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举着火把跑远了,我们就看不到了一样。新盖天说不仅在认识上比天圆地方说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古代教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浑天说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它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日月在东升以前和西落以后究竟停留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一直使古人困惑不解。直到东汉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提出了完整的“浑天说”思想,才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浑天说认为,天和地的关系就像鸡蛋中蛋白和蛋黄的关系一样,地被天包在当中。浑天说中天的形状,不像盖天说所说的那样是半球形的,而是一个南北短、东西长的椭圆球。大地也是一个球,这个球浮在水上,回旋漂荡;后来又有人认为地球是浮于气体之上的。不管怎么说,浑天说包含着朴素的“地动说”的萌芽。(三)宣夜说

宣夜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卓有见地的宇宙无限论思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则已明确提出。据《晋书·天文志》记载:“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由此可见,宣夜说认为,所谓“天”,并没有一个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际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学说不仅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宇宙在时间上也是无始无终的、无限的思想。因此,宣夜说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无限宇宙观念。(四)地心说

地心说是长期盛行于古代欧洲的宇宙学说。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托勒密全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并利用前人积累和他自己长期观测得到的数据,写成了8卷本的《伟大论》。在书中,他把亚里士多德的9层天扩大为11层,把原动力天改为晶莹天,又往外添加了最高天和净火天。托勒密设想,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环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同时假设地球并不恰好在均轮的中心,而偏开一定的距离,均轮是一些偏心圆;日月行星除作上述轨道运行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较为完满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从而被人们广为信奉。托勒密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转。其中,行星的运动要比太阳、月球复杂些:行星在本轮上运动,而本轮又沿均轮绕地运行。在太阳、月球行星之外,镶嵌着所有恒星的天球——恒星天。再外面,是推动天体运动的原动天。在中世纪的欧洲,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地心说符合神权统治理论的需要,它与基督教会所渲染的“上帝创造了人,并把人置于宇宙中心”的说法不谋而合。在那个时代,如果有谁怀疑地心说,[3]那就是亵渎神灵,大逆不道,要受到严厉制裁。中国古老的“盖天说”、“浑天说”都可归属于“地心说”的范畴。(五)日心说

公元1543年,在中国的朝代是明嘉靖二十二年。波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揭开了近代天文学的序幕,树起日心说的旗帜。2006年4月,这部伟大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哥白尼完整地提出了“日心说”理论。这个理论体系认为,太阳是行星系统的中心,一切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地球也是一颗行星,它上面像陀螺一样自转,一面又和其他行星一样围绕太阳转动。日心说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挪向太阳,这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非凡的创举。哥白尼依据大量精确的观测材料,运用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三角学的成就,分析了行星、太阳、地球之间的关系,计算了行星轨道的相对大小和倾角等,排列出一个比较和谐而有秩序的太阳系。这比起已经加到80余个圈的地心说,不仅在结构上优美和谐得多,而且计算简单。更重要的是,哥白尼的计算与实际观测资料能更好地吻合。日心说把地球从宇宙中心驱逐出去,实际上是违背了基督教义,理所当然为教会势力所不容。为了捍卫这一学说,不少仁人志士与黑暗的神权统治势力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为了反对神学,维护日心说,最终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也因为支持日心说而被宗教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开普勒、牛顿等自然科学家,都为这场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明终究代替了愚昧。最终,日心说代替了地心说。在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月图案就是悬挂在宇宙当中的,其中太阳向天空发射出光芒,向大地也发射出光芒。特别是月亮代表地,也表现出了接受太阳发出光芒的特征,这是不是最早的日心说的表现形式呢?值得研究。(六)大爆炸说

1929年,天文学家哈勃公布了一个震惊科学界的发现。这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河外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即宇宙在高速地膨胀着。这一发现促使一些天文学家想到:既然宇宙在膨胀,那么就可能有一个膨胀的起点。天文学家勒梅特认为,现在的宇宙是由一个“原始原子”爆炸而成的。这是大爆炸说的前身。美国天文学家伽莫夫接受并发展了勒梅特的思想,于1948年正式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学说。(七)星云说

太阳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长期以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许多学说,其中“星云说”提出最早,是在当代天文学上最受重视的一种学说。星云说最初是在18世纪下半叶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提出来的。由于他们的学说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因而人们一般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他们认为:太阳系是由一块星云收缩形成的,先形成的是太阳,然后剩余的星云物质进一步收缩演化形成行星。

人类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图案体现出人类对天学、宇宙学的思考和探索。天学解释的是人类怎么通晓天文知识,进行天人合一的问题。对这样问题的垄断又与王权密不可分,同时形成人生得道成仙或轮回转世的一种幻想,促成了人们世世代代付诸行动的多种宗教基础。[1]江晓源:《技术与发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2]江晓源:《技术与发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2、53页。[3]参见葛红芳:《张衡浑天说与托勒密地心说的比较研究》,载《华东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三期;梅其君:《从托勒密的地心说看科学史上的错误理论》,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三卷,第四期。

七关于阴阳之气和五行的关系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涉及整个宇宙天体。宇宙是物质的,宇宙间的各种物质以各种形态存在着,它们都是天体。具体包括恒星(如太阳)、行星(如地球)、卫星(如月球)、彗星、星云、流星体,还有弥散于广袤的星际空间极其稀薄的星际物质(包括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

宇宙里有气体,太阳本身就是由炽热气体组成的,能够自身发光发热的球形或类似球形的天体,我们叫做恒星,本身属于天体。恒星和星云一样都拥有极其巨大的质量。而在宇宙中的一两个气体分子当然也算天体,因为它们就是星际物质中的星际气体。天体通过大气层陨落于地球,还幸存下来的物质(类似石头),我们称为陨石,它们是地球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天体有大气层,而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表现出这个大气层可以分为阴气和阳气两种。

一般认为,阴阳二气相荡而生,彼此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在阴气较弱的地方阳气就会旺盛,在阳气衰微的地方阴气便会滋生。阴阳其实只是一种气体,这种气体在阳消处便表现为阴,在阴弱处便表现为阳,阴阳推移,万物才会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状态。如从子夜到中午,阳气渐盛,人体的生理功能逐渐由抑制转向兴奋,即阴消阳长;而中午到子夜,阳气渐衰,则人体的生理功能由兴奋转变为抑制,即阳消阴长。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上,阴气与阳气具体表现为:月亮代表女性生殖器,月光以男性生殖器来表现。它们都是人体的具体部位,表示人或神在天上,天神以人体表现,就要像正常人一样需要生存,呼吸,需要吃喝拉撒,需要衣食住行,像人一样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在天上,不是地上。否则,人将不人,神将不神。《春秋繁露》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朱熹在《三才图会》中说:“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气也,生此五行之质。”“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不是阴阳外别有五行”,可见,“气”与“质”两者相互配合,才会形成物质。其中,质是气的凝结状态,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再通过与五种组成事物的元素进行配合,便能生出[1]万物。

所谓五行,具体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这里提到五行,说明五行已应用于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之中。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上,五行是如何表现的呢?祭祀塔建于地上,便是土;祭祀塔出现干栏建筑残桩,便是木;整个抚仙湖遗址建于湖边,便是水;日月为易图案为金属器錾刻,便是金和火加上水的作用。没有火和水,也就冶炼锻造不了金属器。可见,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人们已经有了五行观念,并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五行观念与阴阳之气结合,便能促进社会发展规律和世间万物的阴阳消长,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

既然天地之间存在阴气与阳气,这就衍生出了中医理论的一套治疗养生之道。易学上有“重阴必阳”和“重阳必阴”之说,在中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在中医理论中,重阴必阳指对于阴盛的疾病,当其发展至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阳热症状,进而导致“寒极生热”的情况出现。例如在冬季时,人容易受到寒邪的侵扰,寒邪属于重阴,可以使人患上感冒和风寒,寒邪阴气进入较热的人体,便会转化为热病。中医学讲究人体养生要顺应四时变化,因此当秋凉发展到寒冬之极点,逐渐向温热转化时,应注意自然阳气的生发对人体的影响。

重阴必阳的对立面是重阳必阴,这是指阳气旺盛到一定限度的时候,也会向着阴气渐盛的方向转化。就夏天而言,阳气较为旺盛,如果不注意进行固守,便极易导致阳气耗散而使身体发生正气不足,进而导致“热极生寒”,引发疾病。中医中某些急性温热病,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可能会突然出现体温下降、四肢冰冷等症状,就是由阳症转化为阴症的表现,也说明了“重阳必阴”之理。[1]许颐平:《阴阳五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八关于太阳和人的关系

在远古时期,太阳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太阳本身就是人;太阳表示的人,就是天上的神。不过,最能代表太阳的人,是男性。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表现出太阳和人的关系,就是以男性生殖器来表现的。但是,女性与太阳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月亮可以代表女性生殖器,而月亮本身的功能是反射太阳的光芒,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太阳则以男性生殖器表示;由于月亮本身还具有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所以,男女性就与太阳发生了相互离不开的关系。表现为太阳和人的亲密关系,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它们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二者之间密不可分。

太阳和人的关系,出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可以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早期的文明人类明白无误地知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基本道理。但是,在一些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却出现了天上有10个或8个太阳及其12个月亮的记载和传说,这是与考古实证不相符合的一个历史事实。这就告诉我们,文献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与人类走过的历史事实存在着天壤之别的距离,学术界倘若凭借这些记载和传说来追溯人类的早期历史,势必与历史的真实背道而驰。但是,许多学者在追溯人类童年时期的时候,凭借的仍然是这些文献和传说,而这些文献和传说却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支持。现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作为唯一的考古证据出现了,我们到底是相信文献传说还是相信考古证据,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分界线。相信文献传说,就是否定考古证据;相信考古证据,就会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当中,出现了失忆时期。文字形成体系固定下来之后,早期掌握文字的知识分子把传说当成历史,记录下来,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的前提下,很多后来的学者就把这些文字记载的传说当成一种证据,作为早期人类的经历和一种事实,根本不知道人类社会出现过记忆丧失的事实。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有过一段漫长的失忆时期,人类的童年早就知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当时的人类与太阳、月亮的关系是密切的;人与太阳,本身就是一对阴阳关系。

人与太阳的关系,也就是人和梦想的关系。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人工錾刻的石质日月图案告诉我们,人体生殖器官与日月连为一体,本身就是一种梦想的产物,表明人死后可以升天为神,人类通过宗教梦想来反映生命轮回再生的生活。“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人是不能没有梦想的。没有古人的梦想,哪能有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的美妙传说?没有仰望星空的梦想,哪能有诗人屈原不朽的《天问》?没有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梦想,生命哪能有美妙的灵性?人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航天事业契合了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根本需求。与其说飞天是人类的梦想,不如说飞天梦想是人类的基因。在幽远深邃、浩瀚神秘的宇宙深处,舞动着人类想象的翅膀,飘洒着人类无边的沉思和追问。探索宇宙事关人类魂灵。宇宙是我们寻觅心[1]灵之地,那里可以给灵魂找到答案和归宿。”但是,这些梦想都是文献的记载,最早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战国时期,以这些传说对照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这些梦想的萌芽早在20000年前就出现了。日月为易图案的出现,就是伏羲画卦时代时辰计日、计时的开始,也就是“盘古开天”的内涵;亦是“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之根源。

太阳和人的关系,同时还是太阳和世间万物的关系:没有太阳,也就没有人类,也没有世间万物。“卜辞中的‘宾日’、‘出日’、‘入日’,是殷人对日神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很可能就是古来祭祀太阳神这一习俗的延续。《说文解字》释‘示’:‘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示,神事也。’说明祭祀最初是从崇拜日月星等自然发展而来的。《礼记·祭义》篇中就有祭祀日、月神的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人们带来了温暖,使世[2]界充满了生机,使人们欢欣鼓舞”能量来源。“太阳(日)便是当[3]时最受人们崇拜的自然物。它光彩耀世,给,太阳是人类万物最重要的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当中,太阳神和人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白虎通·五行》说:“炎帝者,太阳也”。《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绣注:“赤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传说太阳神炎帝是极慈爱的大神,教会人类播种五谷,还发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孕育生长,让人类不愁衣食,大家感念他的功德,便尊称他为神农。为了给人类带来健康,不感受疾病之苦,他尝百草,寻良药,还建立市场,让人民把彼此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交易。《潜夫论·五德志》说:“神农是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的是那时没有钟表,尚不知道别的时间记录方法,为了有一个时间凭据,神农就让人们以太阳为标准,太阳当顶时就在市场交易,过了这段时辰就散市回到居住之所。有了时间标准,人类社会的生活就有了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显然,在钟表或其他计时用具没有出现的年代,人们是以太阳的出没为标准来安排生活的。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天下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社会,都和太阳密不可分。

就科学社会而言,太阳是宇宙当中的一个大系统。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是宇宙存在——这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宇宙是什么呢?宇宙是哲学思想把人类意义的探索路程尽可能地延长到的远方。空间探索是人类对宇宙的追问,也是人类对自身的不断超越。探索火星的目标或许正在改善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而人类正是可以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世界观得到不断的改造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探索必然包含哲学精神。探索外层空间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破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其中必然潜藏着深刻的哲学内容。科学家说:太空计划的真正目的就是找到可以供人类定居的星球。科学家从太空探索中看到了扩大人类生存空间、拓展人类活动疆域等等实际利益。在他们眼里,外部空间环境本身就是研发新材料、新工艺及各种具有更高价值的微生物制品的理想场所,是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整个自然界,除了地球本身蕴藏的能量,如原子核能、地热能等,以及地球和其他天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能量,如潮汐能。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最重要的能源几乎都来自于太阳。除直接辐射外,太阳也为风能、水能、生物能和矿物能源等的产生提供基础。人类所需能量的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太阳。正是各种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在植物体内贮存下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也是由古代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它们实质上是由古代生物固定下来的太阳能。此外,水能、风能、波浪能、海流能等也都是由太阳能转换来的。除此之外,太阳还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材料来源。没有太阳就不会有动植物,人类也会没有食物,没有穿住用的种种材料来源。[1]汪嘉波:《人类为何仰望星空?》,载《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日。[2]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3]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九关于神和人的关系

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表现出神和人的关系。繁衍人体的重要的器官出现在天上,说明他们代表了天上的神。而神的形象是人。因为神其实是人类头脑当中的产物,所以天上的神其实是人类自己的形象。理解该图案的意义,当时并没有出现宗教,天上人间,充斥着神就是人,人就是神,神人同体,阴阳交合的和谐气氛。这种气氛,符合《圣经》的精神,“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主即基督,也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化身,上帝的代名词。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早在20000年前左右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时代,人们就有了神的观念,并且已经知道神与人同在的理论了。我们都在说:“神的世界是人间现实生活的幻影”。但是,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考古证据呢?楔形文书,在两河流域出土的苏美尔楔形泥版文书上,可以知道两河流域的大小神灵,据说有2000~3000之多,大体相当于曾在当地出现过的部落总数。每个神都有自己的象征,如日盘、新月、星星。每个神都有自己喜爱的武器和动物。苏美尔人认为“神灵和人类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吃穿住行,娶妻生子”,“一个人如果事业兴旺,财源茂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是有神灵保护。而事业坎坷、贫病交加就是没有神灵保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为了讨好神灵保护,把自己的泥像供奉到神庙中,代替其正身天天向神灵祷告。很多人都以神的名字作为自己名字中的一部分。至于每天按时向神祈祷,歌功颂德,那更是不敢稍有懈怠”。[1]这些都是楔形文书的记载。在文字没有出现或数字出现初期,神人同体,天地合一的图说文字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一些神学研究者的著作中,他们相信“众神与人类的战争”,认为“战争的许多统帅是众神或女神(有人类配偶的子嗣)”,“战争来临的那一天,众神和众人一起走进了血腥的战场。随着众神的出现,夹杂着战场上的轰鸣骚动和人们的叫喊,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开始了[2]战争”。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太阳和月亮代表光明,没有月亮的晚上就代表了黑暗;而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的月亮图象征着女性生殖器,月亮之光则以男性生殖器表示,这就说明,月亮和太阳也代表了人,这就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当时间概念尚未出现的时候,“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是没有结果的,时间概念出现了,人类掌握了光明和黑暗交替出现的时序,这就意味着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掌握了时序的“光明之子”是一位胜利者。“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的历史”,在“只有诸神在地球的时代”,他们的存在,决定了世界上“必然有第一文明,他们是一群发达的人,是他们教给了其他人科学技术,从而带领人类走出石器时代”;“不幸的是,没有对新石器时代的文献资料,但是我们知道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特别提到过,有一群不知是何方神圣的奇人曾经给他们传授过科学知识的制造技术。这些‘守望者’被认为是神。但是据说他们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3]两样,也会生老病死”。按照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来理解,天上的神,其实就是地上的人。当时神的表现形式是月亮形状代表女性生殖器,月亮发出的光则以男性龟头表示,这就是当时太阳神观念尚未出现,其潜在的力量还依附月亮女神来表达的概念,可见神的观念的出现,其参照物体就是人的模样。看来,远古云南是神的故乡,抚仙湖水下遗址是神的栖息地。神的具象概念,是创建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文明人类创造出来的。《圣经》讲的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独生子”,他从未说过自己是神与人的中介,而是认为他是上帝的代言人,神通过他向大众说话,所以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神说的话。但是,他本身实际上是人,只是传说把他神性化而已。由此看来,人就是神,神就是人。有学者基于对佛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理解,写出了“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原来,神是人的化身,是人的寄托,是人的理想,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希望。生时为人,死后为神,就是当时人们对神的理解和认识。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战争的概念,也没有战争的发生,人神同体,天人合一,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至美至善的伊甸园里面,过着美轮美奂的天堂一样的生活。抚仙湖水下遗址沦陷以后,人们四处迁徙,加上年代久远,人们已经不知道神的具体住址,祖籍何在?因而只在灵魂深处残留着美好的回忆,将人类文明初现的宗教观念顶礼膜拜,进而尊崇为神明,信奉为至尊之灵。“从人到神,这不是迷信倒退,而是原始时代社会观念的一大进步。它虽然是人的力量被神化、被异化的表现,但却在本质上表现了[4]人在自然面前能力与主动性的增强”。神学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在16世纪末,由到中国传教的西方基督教会的教职人员带来。但是,在殷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信奉的神祇是上帝,说明上帝的信念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信奉上帝的观念不是16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商人信奉上帝的观念比耶稣时代要早1500年,上帝即神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本土独立自主诞生的,它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对整个世界的宗教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它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就是世界文明起源的奠基石,这是无法否认的考古依据。神或上帝的化身及其传说的基础来自远古云南、远古中国,这是无需争辩的历史事实。

古人信神、敬神,主要来自对死的恐惧。人生固有一死,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竟然也会死亡,人们渴望永生,但事实证明没有永生之人,然后就幻想得道成仙,变为神祇。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死,特别是有权有势之人死后,他们幻想死后也要吃喝拉撒,也要呼风唤雨,生前有仆人,死后也要有侍者。历史上的殉葬制度,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样,权势者担心自己死后不能转世轮回,就枉杀了一批生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为了安排死后的尊荣,却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按照拯救凡人于水火的神灵看来,这恰恰是不能升天、轮回的主要因素。因此,殷商时期大量杀殉,以讨好鬼神的做法,到了春秋时期,就非常淡化或不见了,人类生命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就连以陶俑来代替人殉的制度,在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说的就是最先用人形陶俑殉葬的人,是最残忍的,不人道的;他们难道没有后代吗?说明到了春秋时期,鬼神观念开始淡化,无神论者开始出现。东汉的王充,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李铁匠:《长河落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2]〔美〕撒迦利亚·西琴:《众神与人类的战争》,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3]〔美〕克里斯托弗·奈特、阿兰·巴特勒著,刘丽亚译:《世界第一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4]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晁福林:《中国原始时代社会观念的萌生与初步发展》,2007年版,第45页。

十关于天和人、生和死的关系

(一)天和人的关系

天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说到“天人合一”,就要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观点,“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天人合一”认为“天”有意志,人事是天意的体现;天意能支配人事,人事能感动天意,由此两者合为一体。据《礼记·中庸》可知,战国时子思、孟子首先明确提出这种理论。汉儒董仲舒继承此说,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发展为“天人感应”论。人与天和万物的关系,《天论》中说:“万物得其和而生。”这些观点,其实在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当中已有反映。

天和人的关系,表现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日月图案中的是人的局部形体已经出现在月亮一边,男性生殖器代表太阳,女性生殖器代表月亮。类似组合既是易学思想的体现,也是人类探索整个宇宙的理想追求。该图案表示,太阳、月亮悬挂于空中,太阳、月亮分别向天上和地上发出光芒,说明当时的人类是知道太阳、月亮之外还有广漠的宇宙的。自古至今,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上,有责任,也有义务了解宇宙,了解地球,了解生命,了解人类、了解文明的起源。它们分别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初是以什么形式出现,为什么出现?有学者认为,这是现在整个人类面临探索的最重要的阶段性的[1]几个起源问题。

剑桥大学霍金在《时间简史》当中认为,宇宙是有起点的。我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属于宇宙当中一个星球的地球上,一些学者推算宇宙的起源有150亿到180亿年了。我们究竟对宇宙知道多少呢?这是人类社会天文学、理论物理学需要论证和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居住的地球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银河系的起源,涉及到天文学和地学界学者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该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有联系。距抚仙湖水下遗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帽天山,出现过: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经过研究,表现抚仙湖周边在5.3亿年前,曾经发生过“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因此,抚仙湖一带,被认为是地球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生命的起源问题,其他星球存不存在生命,“生命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如何起源?这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但是一个地学的问题,还是一个[2]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与人类最贴近,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但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学术界一直在做积极的探讨。在学术界探讨的宇宙、生命、地球、人类、文明起源这五个问题当中,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目前是一个比较热的课题。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内涵包容的巨大意义之后,我自己总算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但更多的人并不明白。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把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研究透彻了,人类文明起源的真相也就搞清楚了。然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向其他几个阶段性的问题开展更深层次的探索。我的这本书,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的观点是,我们要趁热打铁,把2.4平方千米的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明白之后,人类起源探索工程离人类起源问题的解决,也就没有太远的路程。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告诉我们,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天体、大自然、地球、生命的研究,一切科学研究,都需要高级动物的具有高超文明的人类来进行。一切科学研究,无一不是天人合一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人类一切哲学的真谛,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天人合一是一切哲学的共性,并不仅仅是中国固有哲学的特征。何兆武说:“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的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呢?甚至不妨说,凡是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就不是哲学。所以天人合一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哲学家的特征。它是一切哲学的本质和鹄的,问题只[3]在于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论证。”天和人一体的关系,“有的文明是以纯粹哲学的形式出现,如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以及近代欧洲文明(其中古希腊中由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出现,已经包括了科学的成分),有的文明是以纯粹的宗教的形式出现,如古代印度和伊朗(祆教)。但是,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探讨了人类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思想体系,具有共性,因此,从[4]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和宗教应该说都是一回事。”

天人合一,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学术探索要“究天人之际”,这是哲学永恒的主题。但在全世界,在中国,人们对它的研究并不不多,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表现为从学术上、理论上,对自然界的知识较多,对社会和人的知识却相当贫乏。主要原因是人类从生活实际中,认识了有关天象、生物、化学、物理众多领域的规律,从而驾驭它,使它为人类所用。研究自然界,研究者可以置身度外,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追踪、改造,有时从中切割一部分放在特殊环境内来研究。研究社会,研究历史,这是另一种现象,研究者不能站在社会之外来观察社会,更无法使历史重演以供研究者再观察一次。研究者只能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社会生活,从中对它考察、认识、体验、改造。再加上每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还有,研究者个人利害关系、研究者群体利害关系不能不影响着研究者的客观性、真实性,引出结论的倾向性。面对一个社会现象,却难取得共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从人类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比没[5]有发现这种工具以前顿觉开朗。”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的日月为易图案的发现,本身就是“究天人之际”的一个范例,它是远古文明人类历史唯物主义图景的早期再现,是远古时期最早的天人合一的唯一考古证据。(二)生和死的关系

1.人神时代的生死观(1)人生终有一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当死亡来临之时,什么也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在世,生与死的距离只是一闪念、一瞬间。渴望永生,畏惧死亡,是人的正常心理。人的一生,一直与死亡抗争。穿越枪林弹雨,是征服死亡的一种短暂形式,最后还是死亡的战胜;强身健体,减少疾病,是延缓生命的一个短暂过程,最后还是无法抗拒大限的降临。死的不可抗拒,生的短暂弥留,是人生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人生短暂必有一死。看看吧,曾告知病人已无法救治的医生,死了;预言了别人死期的占星家,死了;论辩过死亡与不朽问题的哲学家,死了;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死了;连那自以为不死的暴君,最后也死了……生前煊赫而最终也不免一死的人,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刚埋葬过别人,转眼间就又被别人埋葬,人生确实短暂多变。曾经的血肉之[6]躯,明朝就可能化为尘土。”(2)人死后可以轮回重生。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早就反映出生和死的关系。活生生中的一个人,该死的时候就死了。人在死亡后能够复活吗?“在古人看来,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大自然做作出了榜样。既然月亮能够‘死则又育’,植物能够死而复生,为什么人就不能呢?死亡虽然被认为不可避免,但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拯救死亡,那就是把肉体和灵魂分开,前者是必死的,后者却可以超越死亡。肉体和灵魂分开,而灵魂总是和天联系在一起。死亡仅仅意味着肉体和灵魂的永远分离;

肉体属于地;灵魂属于天。正因为有后者,因此人可以得到重[7]生”。人类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反对死亡,那就是不相信死亡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可以使生命轮回重生。(3)苏美尔人的生死观。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吉尔伽美什》,是全世界出现最早的史诗。其中说:“吉尔伽美什,你向何处流浪?你寻找的生命的永恒决不会被发现,因为当神创造人之时,他[8]就让人分担了死亡,生命被遏制在神的手中。”苏美尔人是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这群当前被认为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创造者认为,死亡是一种外部力量控制的结果,可见他们的脑子里也是中国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思想。既有天堂,也有冥世。冥世被苏美尔人[9]称为“有去无回之地”。据苏美尔的《伊什塔尔降至冥世》史诗反映,伊什塔尔是天界的女王,是巴比伦的月亮女神,同时还是爱神和战神,曾一度到了冥世。在冥世执掌大权的也是一位女王,叫厄里什基伽勒。知道伊什塔尔要到冥府的消息后,与之本有隔阂的冥府女王命令伊什塔尔必须通过冥府的七重大门,其实也就是要闯过七道鬼门关。经过第一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王冠;经过第二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耳坠;经过第三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项圈;经过第四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胸饰;经过第五道门时,伊什塔尔被解去腰带;经过第六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手镯;经过第七道门时,伊什塔尔被摘去脚镯,还被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伊什塔尔才被带到冥府女王厄里什基伽勒面前,又被拷打60次,受尽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最后在水神恩基的帮助下,才能够死而复生。这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典型例子。尽管伊什塔尔是神,到了冥府之后,表示权势的王冠被摘除了,表示财富的饰物被摘除了,最后连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衣服最后也被剥去,一样不留,裸身一个。故事表明,神也会死,何况人呢。人生在世,切莫贪图过多;人死之后,一样都带不走。但是,人生在世只有积德行善,死后才能做神进入天堂。做神进入天堂,是人死之后的最高境界。若是死后不能当神,就只能让亡灵进入冥府,接受恐怖的幽灵进行无穷无尽的折磨,永远也得不到解脱。(4)埃及人的生死观。根据埃及人的金字塔文,埃及人把天、人、神和死亡都看成是一种事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存在。同苏美尔人一样,埃及人也认为死亡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一种外部力量干涉的结果。在古埃及人眼中,不仅是人,即便是太阳神,也有生死轮回。他们认为,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太阳神经历的一轮生死循环。物质的长年川流不息的尼罗河,也有生死循环。它定期泛滥的规律,也像是一轮生死循环。就人而言,也有生死轮回。埃及人认为,坟墓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种生活的起点。我们都知道,埃及人热衷于制作木乃伊,埃及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尸体能够迅速脱水,细菌无法存活,尸体因而得以保存下来。沙子被风吹走,一些脱水的干尸在数十年后重见天日,乍一看去栩栩如生,使人觉得人死后可能轮回复生。这样,埃及人日常生活当中都在为自己的冥世作准备,精心制作木乃伊,以便使自己的灵魂可以继续享受生活。由于得天独厚的地[10]理原因,许多木乃伊就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人们追求永生的见证。

2.佛教的生死观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11]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的道教方术进入,到了魏晋时期又依附于玄学。第二阶段在东晋以后,这一时期佛教典籍翻译渐多而系统。由此自然引起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产生影响和相互吸收。第三阶段自隋唐以后,印度的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隋书·经籍志》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在儒、道两家文化的影响下,佛教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以后,佛教文化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宋代伊始,学术界在批判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宋明理学为主的新儒学。“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印度佛教变成印度文化,恰恰相反,是印度佛教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12]全过程都可以说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实现的”。在生死观方面,佛教认为人生在世本身是一苦海,人的生前是不值得留恋的,主张要重视死后来世的解脱,所以提倡涅槃成佛,脱离苦海。对于芸芸众生,佛教认为倘若没有涅槃成佛,就只能在六道中轮回,一世而又一世,没有穷尽。这六道指的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其中天道包括三界二十八天,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但神仙也有生和死。阿修罗道中居住的是近乎天神的阿修罗,这个阿修罗并不具有天神的德行和可以受用的生命形式。人道中居住的是人类,有八种苦难,人死后要在人道中轮回,解脱生死,生前必须研习佛法。畜生道居住的是人类之外的各种动物。饿鬼道居住的是饱受饥饿之苦的生命。地狱道极其黑暗、极其残酷,在这里轮回的都是饱受折磨的生命。佛家的观点是,这六道就是人死之后的归宿,这种生命形式的轮回反映了一种可能的因果关系,人生在世,必须积德行善,研习佛法,死后才可能进入天道、阿修罗道、人道,这种获得重生,进入三善道是一种较好的生命形式。否则,作恶多端,不研习佛法,死后就会进入三恶道:即进入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三种不好的生命形式,饱受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煎熬,永远得不到超脱。

佛家认为,人类生前行为的善恶,决定了来世生于何处的基础。这种因果报应的依据是业因,包括身业、口业和意业三种。有什么样的业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报,而且都是自作自受,不可替代。研究佛教的学者认为,佛教的这种生死观,尤其是轮回转世的思想,对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人开始注重今生的行为,以超脱轮回,解脱生死。但是,我认为佛教的生死观,与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表现出的生死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同的是,在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因果报应的关系还不太明确,表现出的只是一种人生和神灵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的思想是人死后可以轮回,但只是灵魂的轮回,灵魂到了天上,就会变成天上的神,提示着人生在世,总有一死这个道理,灵魂到了天上变为神祇之后,由于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而神的形象有男有女,他们也会媾合,也会孕育新的生命,表明神祇也会经历生老病死这个过程,然后进入新的轮回。人生在天地之间的演进形式,成为后来佛教六道轮回的基础。

3.儒家的生死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国学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生死观是重视生的价值,回避死亡之后的事。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应把生前现世作为重点,不要过多考虑死后的事。至于死后是个什么样子,等到死后自然就会知道。当然这个知道只是别人,而非死者自己。其实,人死之后,不会再知道天地之事,也不可能轮回再生。因为轮回再生,是人生在世时的概念,死而复生除了神话或宗教故事,谁也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也就不必要过多关心死后要怎么办的问题。孔子的弟子子路询问关于生死的问题,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其言下之意,就是生死有命,人在生前不必深究死后的世界,也不必追问什么时候死,只要问现在是否已做好本身的事与尽到该尽的责任就行。人的一生怎样度过?儒家认为,人生是短暂的,而死亡却是永恒的,所以为人一生,主要是追求死之永恒,需要生时积极进取,以求死后永恒。主要是在生时,要做到“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能达到人之一生的永恒价值。三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官,家世显赫,香火不绝,可为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范宣子世家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叔孙豹认为,人生在世,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其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儒家认为,人的一生,积极追求的大事有三件:(1)死生有命。人的生命自有天定,所以要知“命”。但是,知命就要乐知人生在世、必有一死这个天命。在这宽广无垠、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当中,人的一生,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人生是什么?我们可以有许多比喻:人生是大江大海当中的水分子,不是映射太阳光芒的一朵浪花,就是阴箐旮旯的一滴浊水;人生是高山大地奠基的因素,不是一块有用的石头、一抷黄土,就是虚无缥缈、随风飘拂而不知所终的一粒尘埃;人生是太阳内部组织的有机组合,不是万丈光芒中的一丝红光,就是外层气体当中的一抹暗光;人生是漫漫黑夜照耀与享受仁人志士爱心的烛光,不是凭空制造黑暗远离知己同伴的魑魅魍魉。人的一生,就是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日子当中度过。当有限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舞台还有我们一席之地的时候,不要一味沉湎于遥远的过去,也不要木然空想虚幻的未来,最要紧的,就是把握好今天、现在、目前,全力投身于积极而有意义的事情。人生在世,什么东西最真实?只有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最真实。人生在世,什么东西可以收获?只有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才可以收获。人生在世,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只有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失去。过去的神,过去的佛,过去的仙,都是过去的人或过去的智慧。人总是要死的,要抱着积极客观的态度,坦然面对死亡,生时日日修身,时时积德,处处行善,每一天都要健康度过,而且努力要过得有意义,过得有质量,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我们才能从容面对,无悔无怨地接受死亡,死而无憾。(2)重视今生。人首先关注生的价值,至于死后的事要死后再去做。生与死相关的就是鬼神问题,孔子的弟子问到鬼神问题时,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话的意思是说,人生在世,首先要专心致力于老百姓应遵从的道德,鬼神可敬,但要远离他们。这就是人的智慧之举,告诫人们不要老是想到人之将死,就畏首畏尾,空招恐惧缠身,以致一事无成。对于生死,既然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之事,那么就要生得有意义,一生谋求有意义之事,才能延伸自己的价值,不断提升生活的质量。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说,只要积德行善,人人都可以及时行乐,立地成佛。但是,人生的幸福,不在宗教仪式的彼岸,也不在人生不能感知的死之未来,而在有限的生存阶段,在于用自己的智慧、品德和勇气战胜艰难困苦所获得的每一个具体收获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能够超越死亡的仁义价值观和道德境界中去追求和实现,才是人生不虚此行的最有价值的及时行乐。当然,人的一生,未必都有好运,对于一些不幸者,或隔离在主流社会的生活之外,或天生智障、残疾,或默默无闻处于社会的下层,不是他们努力不够,不是他们没有付出,也不是他们不想使人生精彩,只是限于人力、天赋、身体、智力和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他们自有一番知足常乐的天地和人生舞台。顺从宇宙天命法则,走正路,做好事,正确地想问题,办事情,不断消解各种不着边际的诱人欲望,按照正义的原则立身处世,就能幸福、安宁地度过一生。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谋生有道享有的人生,也可以视为一种成功。(3)追求不朽。人生立世,要积极面对生活,以期达到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不朽。意思就是说,人在生前,要努力建功立业,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与人格的塑造。人的一生,要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创造不朽,超越死亡。亦即在个体之我的肉体死亡、腐朽之后,仍然能以精神价值的形态而存在于世,对社会、众生、国家、民族产生经久不衰之影响,从而达到永恒。其中立德是古之圣贤的最高境界,提倡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德行高尚的人才是具有崇高风范的人,他们对社会大众产生着积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至于立功,则是主张人生在世,要建功立业,为人民、为国家拯厄除难,但是,这个需要具有大才的人并有机遇才能做到。立言则是求学苦读,勤于思考,通过语言文字著书立说,把真知灼见传之后世。“《左传》中记载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价值观,是儒家在人如何把握今生、超越死亡问题上所作的高度概括,最高是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追求三不朽就是中国人对生死的一种超越,对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涌现出了许多三不朽的历史伟人。它激励个体生命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奋进,建功立业。被历史大书特书的旷世伟人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并放弃凡俗的某些物欲与私利,而后才功成名就的。例如,至圣先师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讲学传教,结果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再如,司马迁因说真话而遭到宫刑,仍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遂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3]的《史记》”。儒家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构成了积极的具有最高价值取向的人生观。人生在世,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者,便是完美至极的圣哲伟人,生时为人之居功至伟者,可以得到万民拥戴;死后则被后人尊崇为神,永载史册。能够立德者,世间居多,他们可以随时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颂扬;和平时期,立功者机会不多,但舍生取义或为国安危之付出者,为民服务、谋福利的带头人或实践者,都可以看做是立功之人。人在世间短暂弥留的一生,立德者居多,立功的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但立言者甚少。

生命结束,化为一缕青烟,归入一柸黄土,不再履行人生义务的时候,有的人或许能够留下一些名声和记忆,别人可能暂时还忘不了他,这些名声和记忆仅仅只是当代者的回声,而非世世代代的绝唱。俗话说,人的一生,父、子、孙最近,但是,三班人是一起老的。当这代人或下一代人离去之后,人的名声和记忆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踪影。但是,人生在世,能够留下一定的回声和记忆,就是为人一生的成功之道。人生必须崇尚正义,皈依正道,抵制恶行,有所贡献。把忍辱负重当成经验的积累,把知恩图报当成功成名就的阶梯,把跳梁小丑当成催人奋进的动力,把孝敬父母当成自己行将就木前的典范,把呵护、教育孩子当成凤凰涅槃般的再生,把诚信待人当成为人处世的标准,即便不能达到世世代代的绝唱,也可以为“三班人”留下美好的回声和记忆。人生要达到世世代代的绝唱,毕竟只是万分或者是十万、百万甚至是千万分之一。尽管人的一生都朝这个境界看齐和努力,最终让世人顶礼膜拜到超然极致之处的依然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

儒家生死观的文化基因,显然与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在石质构件上日月为易图案反映出的生死观,有着不能割舍、一脉相承的关系。

4.道家的生死观

道家的生死观是生道相合,养身全生,坦然生死。道教吸收道家生死观中与道相合,融合了神仙道的长生理论,衍生出追求长生久世,得道成仙的永生观。道家认为人系阴阳二气和合而生,气聚则生,气散则亡。这一点,直接接受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的日月为易图案生死观。人体器官出现在天上的日月形体上,说明人死后可以得道成仙的观念早就形成。日月代表阴阳,悬挂在天上,人体与之融为一体,表示了阴阳二气与天体、人体、仙体不可分离的关系。道教为了保气得到永生,对得道成仙的秘诀进行了长期的探求,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通过服食外丹和修炼内丹的两种方法养生长寿,以求延长生命。这种长生不死的努力虽然只是一种梦想,但抛弃炼丹养生等糟粕之方,道教对养生处世孜孜不倦的追求,却形成了中国丰富的多种养生长寿之道,流传至今。

5.阴阳家的生死观

易学,一直是文明起源时期至西周之前的统治性学说,在历史进程当中占据着唯易独尊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阴阳学说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导航意义的易学原理已经为分工细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所吸收,此时的易学只是披着一件巫术的外衣,被一些巫术占卜者所利用,以致成为他们谋生或欺骗人民的一件工具。倘若不是依附于卦爻辞和《十翼》,《易经》就真的被学术界认为仅仅只是一本占卜之书了。难怪不知易学起源真谛的学者要说:“最初,它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然而,[14]经过发展以后,由于发生了质变,于是有了哲学的内容”。

从战国百家当中的阴阳家发展到了汉朝,易经的巫术特征进一步得到加强。“西汉学者解《易》,就其学风说,可以归结为三种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其特点是: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二是以费直为代表的易学,不讲卦气和阴阳灾变,而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三是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讲阴阳变易学说,如《淮南子》、严君平、杨雄的易说。此三种解易倾向,其影响大的是孟京易学。他们是汉易象数之学的创始者。汉易作为易学史上的一大阶段,可以孟京易学为代表”。[15]得到官方认可的孟京易学继承和发展了易学当中的巫术成分,以致影响到千家万户乃至成为当今大街小巷算命、看相、测字看风水人士的理论基础。

走向民间并被偏执奉为人生指南的巫术披着易学的外衣,常常以易学的卫道士自居,但他们兜售的仅仅只是易学当中的糟粕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跳梁小丑的角色。他们的生死观表现得较为实际,认为人生必有一死,可是,不会得道上天,成神为仙。但是,人死之后,必得选择一个好的墓地,使死者的灵魂有一个好的居所,便可以荫泽子孙后代。西晋郭璞在《葬书》中说:“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生之法也”。讲的是生者是父母精血而生,两气凝结成骨骼。而人死之后,神气飘飞,血肉消殒,唯有骸骨独存。葬的法则是,通过选择吉地,使死者肉体乘生气,再加上子孙的思慕之念与其吻合,这样就可以恢复死者的神灵,萃聚其失散的生气,也就是“反气入骨”,以此荫护子孙后代。在此基础上,宋朝的哲学家程颐将郭璞的理论应用在阳宅的选址上。他认为,选择一个好的宅地,也会使得神灵有一个安居之所,有利于宅居子孙的兴旺。

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使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的人类产生了人死后灵魂可以得道升天的期盼。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构件人工錾刻的日月图案上出现代表太阳的男性生殖器,代表月亮的女性生殖器,本身就是神的象征,是魂的复活,是魄的精髓,三者合一,便是得道成仙。人体器官出现在天上,表明天上有神灵,人死后还可以复活,人的灵魂可以回归天上,生生死死可以循环反复,死亡只是另一次旅程的开始。当然,人死后可以为神,生前是必须常做善事,不留恶行。这样,就引出了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善与恶、灵与肉、天堂与地狱的关系,等等诸多阴阳之关系,而为佛家、道家、儒家及阴阳家继承和吸收,发展成为中国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风水文化、神明文化和建筑文化。[1]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6~27页。[2]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页。[3]何兆武:《关于康德哲学的第四批判》,载《读书》,2005年版,第三期,第147页。[4]陈启能、姜芃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5]任继愈:《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6]〔古罗马〕奥勒留:《沉思录》,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7]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8]转自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9]转自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10]郭方主编:《全球通史·人类的文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43页。[11]蔡德麟、景海峰:《文明对话·汤一介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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