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地，再去北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保平,陈丹燕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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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地，再去北地试读：

今天看到贝加尔湖了。她像海一样蓝而博大，火车绕着湖足足开了六七个小时。我扔下了手里的《废都》，出神地望着，惊叹造物主的伟大。此时，天地间只有两种颜色，沿铁轨一边是黄黄的草地，草地下面就是泛着微波的蓝色湖水，湖的尽头连着天，天也是蓝的，我们穿行在天地之间。

当火车转到背阴处的时候，草地忽然变成了黑树林子，湖面一下子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但穿过树林的间隙，仍可看到贝加尔湖的从容和宽厚。不知不觉中，火车的沿岸变得窄起来，我们一下子又与湖水挨近了。原来，她波动得如此轻盈、朦胧。一层一层曲线漂浮着慢慢向前，万般柔情蕴藏得很深。

火车拐过一个弯后，岸边的草地上、林子里出现了稀稀落落的小木屋，三角形的、斜坡形的、草帽形的，四周都有木条栅栏围着，几只老山羊迟钝地啃啮着草皮。在一个阴暗的丛林边，停着一辆蓝色的摩托，主人不知去了哪里。再过去，一块黄叶满地的白桦树小林子里放了一张长木桌、四条长木凳，旁边是孩子们玩的秋千、跷跷板，但没有人。这是个明亮的下午，树叶在阳光下颜色变浅了，一棵倒了的大树干上停着几只乌鸦，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黑狗，一只乌鸦就在它头上追逐着。贝加尔湖边还常有伸向湖里的水泥板，三四米长，偶尔会看见穿旧皮袄、戴红绒线帽子的老头站在那上面钓鱼……

这是我从车窗外看到的景色，这是我与造物主的一次沟通，我知道，只有这个时候，我完全属于自然之母。我其实一直是爱她的，是一种带敬畏的非常单纯的欣赏。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一个大热天，我到一个叫池头的水库去游泳，我躺在水面上，睁开眼睛，忽然看到了天空离我那么近，那种巨大的蓝和静让我一阵心悸。开始，我还死死盯着天空，渐渐地，感到吃不消了，觉得自己像冰一样在融化，化到那种蓝的气息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天空，第一次明白在天空中拥有像尘埃、粉末一样的“我”。

现在，我凝视贝加尔湖时，心里是一种真正的平静，如果我一直这样凝视下去，我还能记住许多。但是，大约两个小时后，我感到疲倦了，我真的累了，我躺到了床上，闭了一会儿发酸的眼睛，重又拿起了《废都》。我心里又觉得挺无聊，怎么会舍弃观赏这么美丽的湖，重又回到《废都》。在办公室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时间读这本被炒得很热的书。虽然已看到好几篇评论，许多人说这本书根本看不下去，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至少我认为不是这样。就像几小时前，贝加尔湖的博大澄蓝一扫《废都》的混浊、猥琐，而这会儿，《废都》堕落、迷茫的世纪末情绪又把我从持续的观赏中拉回。这本书无论从评价或消遣的角度，都是可以看下去的，是一本我们通常说的有内涵、有可读性的书。当然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好书。我一直以为贾平凹不仅有才华，而且是有大感觉的人，从他第一个表达了浮躁的社会情绪开始。《废都》也是属于那种能表现恢宏的历史感的作品，只是贾平凹对这个主题的把握有点力不从心。可是我们谁又对这个主题能驾驭自如呢？睡在我对铺的是一个北京倒爷李兄（大伙都这么叫），李在东欧闯荡已有五年多，今年已是第四次跑这条线了，他靠卖有点臭的皮夹克赚钱。火车一靠站，成群的俄国人就拥上来抢中国的皮夹克，他们已在严寒中等待多时。这时，李兄就有点扬扬自得的自豪感，他拍着俄国人的肩说：“哈罗梭（好）！中国！”他会说些简单的俄语。他对贝加尔湖似乎也很淡漠（也许是看得太多了），很少有凝视窗外的时候。当我让他看落日时，他却像说故事一样告诉我：这湖本来应属于我们中国的，后来斯大林得到西方默许，硬划了过去。西方要他保证不污染，斯大林做到了。迄今为止，贝加尔湖四周没有一家工厂，湖里没开过一条机帆船，所以这么干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人斜靠在床上，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嚼着花生米，眼睛都不朝窗外瞥一 眼。

我想起昨天半夜，我们隔壁的一对山东夫妇与两个蒙古大汉吵架，那个女的呼救，是李兄一个箭步冲出去，抓住两个光膀子的蒙古倒爷，让他们老老实实躺回自己床上。他回来后说，在这趟车上，甭想有人欺侮我们中国人。而那时，我和一些留学生都只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我们是热爱大自然的，贝加尔湖给我们内心那么丰富的东西，可我们无法阻止眼前的暴力，我们缺少人类雄性的勇气，如果人类退到原始森林，自然法则首先淘汰的是我们，那么，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什么？

当夜幕渐渐降临时，我看着窗外变成铅色的凝重的贝加尔湖，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思想——如果这能称为思想的话。我想起本世纪初，一位叫爱伦堡的俄国青年，由于参加革命被押进一所叫苏歇甫斯基的监狱，那个房间的木板床上睡着的都是年轻的读书人，他们整天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这时候，他们那种对理想的神往与对大自然赞美的激情是不是一致的？大自然能让青春的火焰烧得更柔和些吗？但青春的火焰难道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吗？当他们这样歌唱着贝加尔湖的时候，走来一个狱吏，他是一个酒鬼，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喜欢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罗斯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

这时，睡在我对面的李兄已打着鼾睡去，浑身散发着酒味。1993年10月15日阴第一印象

晚上8：50，火车抵达莫斯科东方车站，很顺利地就看到了来接我的赵宁与陶蓬，他们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公派留学生。这里的月台可以随便进出，出站也不检票。

俄罗斯果真一副贫寒、阴郁的景象：车站外一排排发胖的老太太，站在肮脏的积水间，举着黄瓜、面包在吆喝；果真有那么多酒鬼在昏暗的灯光下踉跄；庞大的建筑陈旧不堪，长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穿着的是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初那种粗质的毛衣和球衫、球裤。总而言之，我今天仍能闻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气息，它既让我感到难过，又让我感到亲切。

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的地铁，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已近于奢侈。我们到的第一个地铁站，是一个环形的，有雕花柱子，悬挂玻璃大吊灯的大厅。赵宁告诉我，它叫共青团地铁站，很有名，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屋顶的油画全是列宁与群众在一起，整个设计就是列宁塑像的设计师搞的。我们踏上电梯，速度极快，第一次很不习惯，站上往下一看，又深又陡，大约有百多米，然后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井。在苏联出版的旅游图上，地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观项目。它以红场为中心，分赤、橙、黄、绿、青、蓝、棕七条线，辐射开去，把市中心与外围的所有街道连成一体。今天，谈起地铁和莫斯科市内七幢最高大的尖顶建筑（形状有点像上海展览馆），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学、乌克兰饭店、外交大楼、军人住宅楼等，人们就会说：那是斯大林搞的，那是义务劳动的产物，那是为了与西方抗衡、与美国媲美，那是付出了农民勒紧裤带、妇女加速变老的代价的产物。但今天的人们毕竟享用了这代价。假如没有这地铁，没有这几栋钢铁般坚固、宫殿般气派的建筑群，莫斯科市政值得骄傲的大概只有克里姆林宫和教堂了。

赵宁、陶蓬边走边对我说，俄国人先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那个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严厉而慈祥的形象），说他是克格勃的老祖宗，然后又搬走了所有大街小巷的斯大林像，他们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的是：克格勃无所不在，仿佛墙上都是眼睛、耳朵；词汇的通货膨胀，完全变换了自己的原义；庞大的军事负担，苏维埃以此为荣……陶蓬说，俄国人对今天不满，但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去，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宁可啃黑面包，也要拥有自己的脑袋。

陶蓬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今年二十六岁，在国内学习了一年公派出来，已在俄国六年，经历了苏联到俄国剧变的全过程。他脸色有点苍白，戴一副眼镜，是个很斯文、瘦弱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每星期还参加义务劳动，后来越来越少，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规定了结束，就这样自然消亡了。他刚来的时候，每月一千卢布奖学金绰绰有余，去哪里，打个“的士”，三卢布可坐相当长的路。现在奖学金已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一个月，但他们出门已不敢坐小车，从火车站到他们学校不过十来分钟，就要三千卢布，莫斯科的物价已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莫斯科戏剧学院宿舍前，有一大片居民住宅。我在火车进入俄国境内第一眼看到这样的火柴盒式住房时，马上想到我们的工房模式一定是从这里搬来的。让千百万穷人有房住，这也是革命最初的动机和动力，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毕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下子满足广大工农群众拥有西方那样的住房条件，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构造简陋、毫无美感的工房就成了共同富裕的象征。在旧上海，房子也是人的身份与阶层的标志，花园洋房属于买办官僚、工商巨头，还有黄金荣、杜月笙一类青洪帮老大；一般职员、知识分子住石库门房；劳苦大众就龟缩在棚户区。毕竟，新工房让大多数人钻出棚户，伸直了腰，它是一种理想的标志。工房是粗糙的，但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住在老工房里的工农群众为何最终也没能守住苏维埃政权，难道他们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

与赵宁的活泼、开朗相反，陶蓬有点忧郁，说话声音很轻，生怕人家偷听似的。晚上，我睡在他屋里。那是一间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放着写字桌、书橱、俄式唱机，桌上搁着一个红泥做的雕塑：一个男子两手撑着，斜靠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床让给我，自己又另搭了一张床。屋里有暖气，穿毛衣即可。

陶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搞翻译的，由于感情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居。陶蓬对人类感情和家庭的悲剧性一面，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解。他学戏剧评论，自己也搞创作，今年暑假，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啃面包，喝白开水，写一个戏，一个家庭的戏。他说戏剧目前第一是德国，其次就是俄国，然后是法、英，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戏。莫斯科每天晚上有六十多个大小剧院演话剧，从经典的《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现代人》到各种式样的先锋剧，票价几百卢布，相当于三四元人民币。他说他们戏剧学院是学理论的，不培养创作人才，俄国人认为，搞创作都是天生的，可以进文学院去进修。他们每天九点上课，常常到十一点才有人，只要有三个人，教师就开课，他们在讲台上一站就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你知道吗？”在陪我去底楼洗澡的时候，陶蓬又细声对我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也住这栋楼。前不久他来访问，说除了楼更加陈旧外整个城市毫无变化，他很感慨。”楼里不知为何还住着一群阿富汗难民，他们拖儿带女，到处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着一股奶酪与洋葱交合的臊味。

我们躺下时已快凌晨一点，陶蓬有点兴奋，不断问我国内的情况，知识界、文学界的现状。他告诉我，这两天他正在帮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搞一个半小时的毕业作品，剧本是他写的。写一个小提琴手去音乐厅演奏时的幻觉，然后是戏中戏，遇到一少女，发生了类似《阴谋与爱情》的故事，最后演奏完了，四周响起掌声、欢呼声，小提琴手谢幕时发现场内根本没有人。陶蓬说，原想安排场内全是木偶，但成本太大就没用。这个戏只需两个人，小提琴手找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不要钱，女的要找俄国姑娘，就得付报酬。本子得导师看后通过，签了字，才可领摄影器材与胶卷，他说他准备向大使馆借辆面包车装运器 械。

他仍然喃喃地说着，我的思维好像在无人的掌声中定格，颓然睡去。1993年10月16日雨喝俄国酒，说俄国事

早晨起来，与赵宁去火车站接陈丹燕、游小燕，她们从德国经波兰来莫斯科。

白俄罗斯车站建于二十世纪初，湖绿色的房子，白色圆柱，前面有一座上个世纪的老式天桥，桥头装有黑色镂花铁栅栏和有灯罩的欧式街灯。站在桥上，可以俯视车站交叉的铁轨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

天开始下小雨，车站上有许多挎着蛇皮袋的少数民族。他们漫不经心地剥黑面包，吃生洋葱。一个吉卜赛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衔奶头的孩子，挨个讨钱。她眼睛深凹，脸色枯黑，扎着脏兮兮的头巾，穿一条满是污迹的长裙，人们对她那只伸过来的手好像已没有感觉，十多分钟，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女孩给了她二百卢布。赵宁说，莫斯科经常这样，阴雨连绵，人的表情也总是阴沉沉的。她说俄语中对忧郁的说法有许多种，特别丰富，她随口就用俄语说了三四个。

12：05，华沙至莫斯科的火车准时抵达，我们在9号窗接到了她们。两人带了一大包鸡蛋、香肠、酒，因为在波兰听说这里打仗，没菜吃。陈丹燕见车站的潮湿、肮脏，人们脸上的压抑，感觉很不好。她说德国人知道她要去俄罗斯，拿出报纸上枪战打死人的大幅照片给她看，说你们中国人疯了吗？现在去俄国！我告诉她这里很平静，地铁站里到处可见到玫瑰。我知道她喜欢玫瑰，我说枪战中的玫瑰比平时的玫瑰更有诗意。

回到赵宁宿舍，电视里正在播新闻：所有的外国人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晚上抓了一万五千人，反对派有三百支枪散失各处，搜查仍在进行……陈丹燕、游小燕急着去给家里打长途报平安，赵宁陪她们去换钱，陶蓬待在他屋里看我带来的杂志，我一个人坐着看电视。MTV节目里突然出现了步伐整齐的士兵们和坦克的叠影，这让我十分惊奇，我想起爱伦堡1916年在俄国看到第一辆坦克时的描述：“在它身上有一种雄伟而又令人极端丑恶的东西。它与从前一种可能存在过的巨型甲虫很相像，为了伪装，它被涂得花花绿绿，它的两侧就如未来派画家的图画，它像一条毛毛虫那样慢慢地爬着；无论战壕、灌木丛还是铁丝网，都拦它不住，它微微蠕动着触须，那是炮和机枪，在它的身上有一种古老的东西和最美国化的东西的结合，一种诺亚的方舟和二十一世纪的汽车的结合。里面有人，是十二个侏儒，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坦克的主人……”从那时以来，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一些外交家在讨论裁军的时候常使用“传统武器”这个名词，以区别于核武器。毫无疑问，坦克已变成传统武器，但莫斯科空阔的大道上，今天又留下了坦克履带碾过的最新痕迹，“毛毛虫”还在蠕动，全世界每天都有这样的“毛毛虫”在吞噬花朵、树叶……

我正这样想着，陶蓬揉着眼进来，说让我和他一起喝一点俄国酒。他从橱里拿出酒瓶，那是一种90度酒精掺了柠檬果汁的烈性酒，我说我不会喝。陶蓬说他过去也滴酒不沾，现在能喝伏特加了。有一回去看话剧，戏完后，他与一俄国男子对饮，被送进醒酒所，关了一天一夜，通知学校后才被保释出来。那俄国男人是与妻子不和，吵了架出来看戏，怀里揣着一瓶伏特加，还有精致的小酒杯。两人谈戏谈得投机了，就站在路边喝了起来，直到躺在地上。陶蓬说，在俄国，马路上没有酒鬼是奇怪的，街上随处可见酒瓶：马、列的塑像旁，商店的窗台上，厕所的马桶边。他们喝酒不要菜，有时闻闻面包味道就行了。你以为那些上班的男人公文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十有八九有伏特加。

陶蓬呷着酒说，唉，六年了，其实要说学习，也谈不上什么，语言掌握了点，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故事太多啊，你想听吗？我点点头。“我们这栋楼，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隔壁有一外省的学生，去年已毕业，白天与常人一样，看不出什么，一回到屋里就变得忧郁、痛苦。他喜欢布加乔娃（俄国最好的流行歌手）的歌，当时布加乔娃出了四张唱片，可他穷，只买了两张，整夜地放，音量开到最大。半夜里，我被吵醒，忍不住去敲他的门。没开，我就推进去，只见他喝醉了酒半跪在地上，满眼泪水。我很难受，就走进去把音量关小走出来，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什么事让他这么痛苦？”我问。陶蓬沉思片刻说：“说不清，可能是过去的经历、目前的处境，或者就是性格、童年的伤害，俄国人就是这样，说不清。”

接着他又说：“过去楼下还有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歪脸，长得极丑，是个老处女。人家看到她那副模样都挥手叫她走开。有一个与她共事的女管理员经常骂她，欺侮她。老处女平时一个人住在一间破屋里，每天啃黑面包。忽然有一天，她哥哥死了，留下莫斯科市中心三间屋给她，卖了四万美元。她花一万美元在郊区买了一间房，然后去商店买了昂贵的意大利裘皮大衣、帽子、皮鞋、化妆品，穿戴着来学校宿舍，楼上楼下兜一圈，也不说什么。对过去骂她的女人也不嘲讽，扔给她一包很贵的首饰，笑着走了。”这真是欧·亨利的小说呀，我说。上帝塑造了这么个女人，她这样过完了大半辈子，最后想讨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可这尊严又离不开金钱，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生啊。

我们聊着，把赵宁煮的一盘牛肉吃了个精光，这里的牛肉要四千卢布一公斤，人们并不经常吃。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胃口，黑面包、咸鱼、生洋葱、酸奶，什么都吃，我感到了许久没有过的饥饿。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过这种饿得慌的感觉，出工出到一半，偷偷跑回来拿冷饭团、大头菜吃。饥饿使人产生最基本的欲望，在俄罗斯的文学中有多少描写饥饿的篇章啊，许多人首先是在饥饿中了解了人类的痛苦，我似乎觉得，今天俄国的土地上仍然飘浮着饥饿的分子。

陶蓬喝完酒，煮了一碗他最喜欢的熟泡面，又谈起了国内的文坛。他说看了《钟山》等杂志，觉得国内作家开放得最明显的是对性的描写，他认为多少有点赶时髦、商品味，不是那种深刻的揭示。他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大多数作家是匠人，缺少真正的艺术家。谈到昆德拉，他说值得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人其作品，但感到现在国内的评价太高。他认为昆德拉不如《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帕得了诺贝尔奖，苏联曾驱逐他出境，他宁可不去领奖也要留在祖国，他知道出去后自己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陶蓬说昆德拉关于“媚俗”的概念国内译得不一定准确，但也可用。按国内目前的理解，他认为昆德拉也有“媚俗”的一面，不过更高级、更隐蔽而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昆德拉有点取悦于西方），他又告诉我，他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不久前伴上了“昆德拉”，我问：“什么叫‘伴’？”他说：“怎么？你这也不知道，北方人都懂，已婚男女双方在外又结识了异性，就叫‘伴家’。”

我说：“陶蓬，你看上去也有点忧郁，是不是与俄国的环境有关？”他怔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由来已久，从沙俄以来，知识分子就被一次次流放、扼杀，人民听不到同时代最优秀者的声音。苏联几乎没留下什么好的艺术，功勋演员现在不少成了酒鬼，著名导演喝得烂醉躺在街上，作家嘛，有的自杀，有的在国外发疯，何止是忧郁。”

我觉得再这样谈下去会太沉重，于是就站起来收拾碗筷。陶蓬说：“我来吧。”

这天晚上，我读爱伦堡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使我想起白天与陶蓬的聊天。“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符·加·柯罗连科，他弓着背，脸上流露着善良和悲哀的神情。看来，这是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位代表了。（乌沙科夫辞典对“知识分子”这个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其社会行为具有优柔寡断、动摇、怀疑等特点的个人。”）然而，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却不是优柔寡断的；他们由于自己的思想而遭到生活上的种种灾难，遭到监禁的苦役。知识分子的怀疑动摇往往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天良的作用。”

入睡前我一直在想，果真如此吗？1993年10月17日多云转阴雨红场·列宁·传教士

今天，陶蓬陪我们去红场。

雨中的红场人不多，一边是像城堡一样的红墙，给人一种十分坚固的感觉；一边是褐灰色的大楼，它们冷峻地藐视着人与岁月。克里姆林宫圆顶上飘着三色旗，印象中那上面总是与红旗相映成趣。最漂亮的是广场上那个彩色的东正教堂，可我过去在所有的电影、画片关于红场的介绍中从未见到过这幢建筑，它让人想起热带雨林中的植物。而在红场的入口处，一座新的教堂正在加紧施工，吊车发出隆隆声。有一件事我感到奇怪，我小时候对红场的神圣感竟然一点没有，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驾直升机降临红场的德国小伙子。我从鲁茨夫又想到了王朔，我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想到王朔，也许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历史的那份庄严感被年轻人无所畏惧的游戏精神稀释了。

我们去看列宁墓，但关闭了。一位在红场上摆摄影摊的男子告诉我们，现在每周只开放两次，而且是下午一时至三时。我们转向旁边的列宁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人正在与警察争执，他们手里举着对现政府不满的标语，有的捧着鲜花，大概是想放到列宁墓前，但警察不让他们进去。

博物馆里人很少，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小伙子在里面玩捉迷藏。在二楼剧场里，一个义演性质的音乐会正在举行，演奏的全是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与战争年代的歌曲。场子里坐满了人，他们穿戴整洁，庄严肃穆，沉浸在一种无奈的怀旧中，我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但我能感到他们对内心的守护。陈丹燕说很喜欢这里的气氛，那些乐曲充满过去的旧时代的浪漫和真诚，让人产生片刻的升华，但理智告诉我，它们离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远。

关于列宁，今天的莫斯科有许多议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真实的列宁，所有关于列宁的印象都是媒介传递的，但我宁可不信那些传言——谁又能证实这些呢？有一点不容怀疑，列宁是个天才，他一生著了那么多书，并获得了千百万穷人的拥护，并且影响了世界的进程。爱伦堡十七岁时在巴黎见过列宁，那是在奥里昂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布尔什维克有一个会议，出席的有三十多人，爱伦堡写道：“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西服，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会议结束后，列宁知道我刚从莫斯科来，让我去找他。”

爱伦堡还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中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迷信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宁博物馆内看的一段列宁逝世时的录像：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穷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列宁送葬，他们抬着装有列宁遗体的灵柩，登上破旧的火车。广场周围燃起堆堆篝火，昨日的赤卫军走近火车前的时候，孩子似的泣不成声。这时，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火车启动了。这是七十年前的镜头，不知今天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那时的悲痛。

爱伦堡说，列宁是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萨伊·杜勃洛文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而艰巨啊！”

我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下这么一段引文，是因为想说明，它与列宁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形象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和命运同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昨晚，还来了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传教士，是陶蓬的朋友介绍的。他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脸微红，秃头，密密丛丛的络腮胡子，如果不说话几乎看不见嘴。他两眼炯炯有神，像埋在乱草中的宝石，里面穿一件有点皱的衬衫，外面是质地并不好的西装、牛仔裤、旅游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陶蓬不懂德语，请来在德国留学的游小燕做翻译。他的名字很长，我们就称他彼尔。

彼尔说，他这次是参加一个美国的短期新教组织活动，来俄国两周，看望两个监狱的囚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成年人的。他与犯人交流，组织音乐会，说自己的信教感受。与此同时，彼尔还去乡村，与贫穷的人交谈。俄国的乡村，今天仍有许多穷人，他说前不久他也去过北京、广州，觉得中国现在不错，到处都很有生气，但他认为妇女劳动的强度大了些，赚钱太辛苦。他还去了北京一教授家，说那屋子小得不可思议，他看上去有点激动，反复说，教授应该高薪、生活优裕，他们才能安心搞科学，做学问。我只能说，中国人多，也许再好也难达到德国教授目前的水平。他却说，北京饭店太贵，一个晚上七百美元，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那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住的，可他马上又说：“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太优裕、太安定了，平时晒晒太阳、种种花，不思进取，懒散得很。不像中国，虽然不富，但有追求。保持这种势头，可直线上升。但要信教，没有宗教不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任何时候都不忘说教。

对传教士我过去一直抱着怀疑，他们好像就是虚伪的代名词，用漂亮的言辞掩盖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或者就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我想这可能是上学时候读《牛虻》《巴黎圣母院》《红字》等作品的影响，当然，还有受革命教育的影响。上帝也没有能拯救世界，两次大战后，西方人自己也认为：上帝死了。

我问彼尔，人心若是可以拯救的，那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罪犯坐牢？彼尔说，坐牢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但要他们懂得自己，这就需要读《圣经》，以我们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与他交流，一旦他发现了自己，就会走出迷途。

他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传教活动，已有几十年，这次像过去一样，利用休假出来传教旅行。他这样向我解释宗教：一个人如果不懂收音机原理，会以为这里面一定躲着个人说话；明白了道理，就会去选择频率，听自己喜欢的节目、音乐。所以首先要懂得道理，学习《圣经》，然后才可能去选择。他又说，你知道吗，上帝的手始终是伸着的，但如果你的手一直放在背后，上帝无法接纳你，只要你全身心相信、奉献，伸出你的手去，上帝一定会接纳你，这个过程是十分美好幸福的。一旦你被接纳就明白了。

彼尔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俄国小伙子，金发蓝眼，十分英俊、腼腆，他既是彼尔的翻译，也是信徒。我很想知道，这个漂亮的男孩内心是怎么想的，他真的已树立起信仰了吗？可他的过于腼腆、羞怯让我犹豫了。

天渐渐变黑，陶蓬留他们吃饭，彼尔说晚上还有好几家要去。他站起来，送我们一些《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小册子，以及他家乡的明信片，然后乐呵呵地走了。这时，外面正是风雪交加，莫斯科的大街上除了穿迷彩服的戒严部队，已很少有行人，人们都龟缩在暖气充足的家里。在这样的冬夜，只要有家，有暖气，人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

坦率地说，我很喜欢彼尔——他精神饱满、快乐自然，大胡子上总是溢满笑容，他抱着坚定的信仰作身体力行的奉献，又没有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他与那个男孩匆匆融进黑夜中的背影，让我想起《简·爱》中的那个年轻的传教士：文弱、消瘦，却整天奔波在穷乡僻壤。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作家理想中的神职人员，现在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一直有，否则，怎么能延续到彼尔。也许，教义救不了世界，但实践教义的人是有魅力的，尤其在这个全世界都不得不向金钱妥协的时代。当然，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真正有信仰的人大概总是微弱的。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资料片，叫《第三段情》，里面有一个青年牧师，他在结婚时得知未婚妻曾与别人发生过关系，就开枪自杀了，而那个未婚妻却以为牧师脑子有问题，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这样纯洁的人准备的。1993年10月18日多云转阴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今天早晨，赵宁陪我们去女作家伊琳娜家住，因为学校宿舍查得很严。昨晚十二点，我们正在聊天，陶蓬忽然听到下面有吉普声，撩开窗帘一看，忙回头说：“快，把灯关了，士兵来查夜了。”我们立即分散到两个房间，在漆黑的屋里屏住呼吸。结果，一场虚惊，士兵并未上来。事后，大家一阵兴奋，好像在搞地下斗争。

伊琳娜是莫斯科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年轻时写过许多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其中不少已翻译到中国。她丈夫尤里是苏联一位杰出的画家，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四十多岁的时候尤里不幸患白血病死去，当时，苏联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就用他的名字给新星命名。

赵宁与伊琳娜有很深的交情，她事先曾对伊琳娜说有两位中国作家要来，伊琳娜表示非常欢迎。但后来赵宁告诉她还来了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游小燕，她就在电话里对赵宁说那就得付八美元一个晚上。赵宁向我们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俄国作家作品发不了就没有收入，生活很拮据，希望你们能谅解。游小燕说，那是应该的。

伊琳娜住在莫斯科西面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专为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盖的，住有导演、画家、芭蕾演员。进大门要按密码才能打开，底楼有一大厅，放有沙发、盆花、当日的报纸。看门的老人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十分和蔼地与我们点头。

伊琳娜住在十四楼，她的住宅有两道门，开了门，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化了妆、穿一件鲜红长袍的老夫人。她接过我们送的一大束菊花，吻着说：“我已一年没闻到菊花的味道了，多么新鲜啊！”她让我们换了拖鞋，挂了大衣，然后领我们参观她的三房一厅。屋子里挂满了她丈夫的油画，其中的女人大都是以她为模特儿。伊琳娜年轻时真是十分漂亮，颀长，丰满的身材，高高的前额，白皙的脸，一双妖媚的蓝眼睛特别亮（今天仍然很亮）。除了画，就是世界各国的工艺品，布置得精致、典雅，很有艺术气氛。她把大客厅让给我们住，书房给游小燕住。厨房挺大，放着沙发、桌子，电视机整天开着，也许是她怕孤独。她说她正在吃一种进口的药，需节食，平时得由我们自己煮饭吃。

午餐已准备好，各种高低酒杯、银色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茄汁土豆、卷心菜色拉、牛肉、油浸草菇，以及她自己做的苹果饮料，色彩十分鲜艳。

当我们全坐下后，伊琳娜对赵宁说她要致辞。她举起杯子，露出优雅的微笑说，她很荣幸能在这里接待来自中国的新朋友，而且那么年轻。她说她对中国怀有特别亲切、友好的感情，希望我们住在这里能像在家里一样。赵宁让我也说几句，我说我们从小是看俄罗斯文学长大的，对俄罗斯同样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对自己能亲眼来看一看俄罗斯感到十分高兴，谢谢伊琳娜的一片盛情。

酒、菜的色泽远远超过它的味道，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伊琳娜的谈吐。她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有时显得有点夸张。她说，世界上有两个脑袋，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的，它们总是要斗，结果总是政治的强，文化的弱，文化的甚至不如工农，很可怜，所以全世界文化的头脑要互相同情、团结。她说她祖母是一个白俄的歌唱家，最近她写了一本关于她祖母传记的书，但书的销路不好，屋里的书堆得像小山一样。她说，俄国原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现在年轻人关心政治，做生意，而读书的人少了。过去报纸千篇一律，所以人们喜欢看书，现在信息多了，变化快了，各种各样报纸什么都可登，所以看报的人超过了读书的人。但是她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存在。

当我说起曾在一本美国出的刊物上，读到她写的反映俄罗斯知识界现状的文章时，她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俄罗斯知识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面包重要还是脑袋重要？有一首合唱歌曲唱道“面包是一切之道”，但不可忘记，智力和面包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圣经》中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她认为，首先是头脑，然后是粮食，有头脑就会有粮食，也就会有其他的一切，所有智力的劳动的文化可能造就一切。所以，使人民丧失头脑、丧失理智是危险的，其结果是粮食也没有。伊琳娜承认，俄国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最艰难的处境，旧结构打破了，而新结构尚未建立，文化成了被国家抛弃的孤儿，任其受命运摆布，任其跌入经济深渊。起初几年的改革和公开化的高兴劲儿，变成了惊奇、沉默、发呆，作家停止了写作，导演停止了排戏，没有好书出版，为了生活要改行。有一位著名的西伯利亚作家，为了吃饱饭，挣一点必不可少的面包钱，跑到大森林里去采蘑菇和松果。许多人成了计程车司机，当了按摩师，许多人干脆在旧货市场出售自己的东西。他们就像被抛在岸上苟延残喘的鱼，能把握住航向的人是很少的。社会的文化阶层、人民的文化阶层正在消失，没有补贴，没有工资，谁也不愿对这层“土壤”施肥、耕种。她认为，出版社不应为维持生计而从出版当代文化转向出色情书或瑜伽小册子，同样，剧院不应为了维持经济收入而排演媚俗的戏剧。

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讲的这些状况恰恰证明：面包是重要的，没有面包，脑袋无法运转。她说，不，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呼声：首先要让人民吃饱，然后再抓文化。她说今天文化可怕的沉默，真正文化的闪光率大大下降，都应归罪于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这种提法是彻底错误的，对待人不能分阶段行动，要同时考虑，既想到头脑，又想到胃。

这顿午餐一直吃到下午三点，我的胃似还有容量，脑袋已被塞得满满的。回到房间，陈丹燕说，她不对的，没有面包，她写了东西也没办法出版，出版了也没人买。人人都在为面包奔波的时候，是静不下心读书的，也无暇顾及精神享受。我说，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复兴肯定是重要的，但这一条也需要有头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今天人们所说的面包，已不是单纯的充饥问题，它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背景下，普通人（包括文化人）对基本生活的要求。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对住房、美食、服饰、家电、化妆品的需求仍是主要的，因为西方提供了样板，而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外在的东西。1993年10月19日晴转阴贵族气派与苏维埃理想

今天是来莫斯科的第一个晴天，我们计划去普希金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的冬天，很少有晴朗的日子，那种晴朗是惨淡的、无力的，大街上，很难发现一张轻松、平和的脸。白天，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博物馆，那里安静、暖和、丰富，让你细细体悟历史与心灵的瞬间，我们只是在这瞬间感到人类的伟大。而晚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歌剧院、音乐厅，那里金碧辉煌，温暖如春，人们的微笑像是从一个藏得很深的地方掏出来的。同样的人，他们白天在发黑的土豆和干瘪的西红柿摊前徘徊，到了晚上，他们穿起盛装，系上领带，涂上口红，冒着雪花和冰碴儿拥向艺术的圣殿。

记得10月17日晚，还是戒严的日子，我们去著名的莫斯科国家歌剧院，大街上有穿长筒靴的警察佩枪巡逻。但七点钟的时候，大歌剧院仍像往日一样灯火璀璨，那种华丽优雅与外面的阴沉、动荡、焦灼完全是两个世界。人们寄存大衣和包后，站在锃亮的镜子前梳理。男人们拉直西装的衣角，女孩们把靴子换成高跟鞋，绾上漂亮的发圈，然后来到底楼咖啡厅，喝质量并不好的咖啡和一种绛红的果汁，吃饼干、三明治、巧克力。那是一份份微量、简单的食品，价格比外面贵，但人们都愿意拥在这里品味，细声地说话，身体呈现着一天最为美丽的姿势。

大歌剧院的一楼是大厅，另有六层高高的环形包厢，上面刻镂着蓝底金花图案，每个包厢都有绛红色的丝绒帷幕，除正中的一个大包厢里没有人（那过去一定是沙皇家族或国家元首坐的），其余全部客满，有的包厢还加了位子。坐在这样的包厢里，我很自然地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拿起单片眼镜注视另一个包厢的情景，想起《列宁在十月》中那个大啃鸡腿的水兵。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多少苦难和动荡，唯有大歌剧院的歌声和舞蹈没有间断过。

这天演的是著名芭蕾《吉赛尔》，跳吉赛尔的是一位俄罗斯正在走红的年轻演员，她轻盈如羽翅，舞蹈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每一个造型又滴水不漏。我想假如人的激情能训练得在舞台上那样控制自如，人类有些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使我惊异的是剧场内一遍遍地响起掌声，男人们不断地叫着“哈罗梭！”“哈罗梭！”这种掌声和喝彩比舞蹈更让人动心，那是真实的展露，是焦灼后的一次释放，是俄国人永远渴望的精神的痛饮。《吉赛尔》在秋水般的安魂曲中降下了帷幕。灯光骤亮，掌声四起，吉赛尔踮着脚，提着天蓝色的裙子，十遍、二十遍地谢幕。鲜艳的玫瑰花一束束扔到台前，吉赛尔拾起，轻轻吻着，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在这寒冷的冬夜，俄罗斯人多么需要灵魂的安抚。

我有时又怀疑自己是否过高估计了这种对艺术的崇敬，尤其是当人们还处于贫穷的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俄罗斯人仍然充满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这与我们富裕了，却沉迷在灯红酒绿的卡拉OK是多么不同啊。可这种说法可能是无力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远远超过精神片刻欢娱的满足。爱伦堡曾写道：革命的最初几年不仅是舞台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而且也是戏剧受到普遍欢迎的年代。在乌克兰的小城市中，一些幻想总有一天能吃饱饭的流浪艺人，用他们的表演震动了剧院大厅，使观众暂时忘却了那不足的口粮、寒冷的住房和夜晚的枪声。爱伦堡曾应朋友之约，去一个叫“克里沃·吉米”的地方看戏，那儿正在上演民间戏剧，爱伦堡说：这是一种饥饿和寒冷的年代给观众带来欢乐的滑稽戏。爱伦堡说的是对的，这只能是暂时的忘却，而不能是持续的平静。

我去了普希金博物馆、俄国现代美术博物馆和今晚的克里姆林宫剧院后，我一直隐隐感到某种不协调的东西似乎更清晰了。普希金博物馆的贵族气派与大歌剧院是一脉相承的，白色大理石的长柱和宽宽的台阶显得气度不凡，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安放得体，灯光的照射十分讲究。管理人员衣冠整洁，严肃而彬彬有礼，使人想到那些豪门庄园的管家。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有意大利、埃及的，也有西班牙、法国的，不少原作保存得非常好，至今仍散发着岁月的光彩。一尊没有头的维纳斯竟然仍能让人感到她的丰韵，就像台上吉赛尔的造型。

现代美术馆（也称高尔基博物馆），是那种体现苏维埃理想的产物，它们是为工农享受文化生活而建造的，庞大，简陋，不讲究细部，票价便宜，开放时间长，里面的作品参差不齐，有些可能出于业余爱好者之手，甚至不如文化公园大街上的油画。管理人员疲沓、散漫，脸上没有笑容。我想买一个彼得大帝的纪念币，柜台内两个服务小姐只管自己说话，爱答不理的样子，对待观众，她们永远有一副当家做主的姿态。同样，晚上我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剧场看《胡桃夹子》，大厅宽敞，但装饰单调，一踏进里面就有了与大歌剧院完全不同的喧闹，人们的衣着也明显不如那里的正式。后来我才知道，今天是一家机关包场，所以拖儿带女，洋溢着一种贫困的欢乐。今晚的舞蹈明显跳得不如《吉赛尔》，但孩子们很兴奋。这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大歌剧院的华灯、红地毯、礼服，有点脱离民众的冷漠，它是那些自视其高和附庸风雅者的展示，是一群有某种优越感的人的自我证明，除了少数艺术崇拜者以外。

革命最初的理想是不仅让劳苦大众获得土豆、牛肉，还能享受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但关于什么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必须受到革命的检验。而革命是以巩固政权为其目的，只有那些调子高昂、欢乐，对旧制度、旧传统否定的、批判的作品才能被奉为优秀，革命以它唯一的标准对人类所有的艺术进行注释，革命要对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已被人们接受的文化传统给予渗透与斧正。当我在大歌剧院幕间休息时，细细欣赏这座老欧洲建筑的精致与美丽时，忽然发现那红色丝绒幕布上与金色花纹绣在一起的是无数个镰刀锤子的图案，而幕顶的墙上画着列宁的头像。我忽然感到很不舒服，那不仅仅是审美上的不协调，而且是把革命庸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拙劣、粗暴地葬送了革命。

莫斯科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苏维埃遗留下来的制度文化，它的宣言，它的各种符号，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意识中；另一种是从彼得大帝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它的建筑，它的艺术，它的宗教和上层生活方式，它们像江海分界时那样交融在一起，但色彩十分鲜明。我似乎不能完全认同某一种颜色，或者说每一种颜色都有我偏爱的部分。傍晚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战争烈士墓前的长明火前，看到一对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胸前别着玫瑰的新郎在燃烧的火前合影留念，心里为之感动。但当旁人告诉我，这里的火快要灭了，就像列宁的墓可能要迁走一样，我又觉得这与看到大歌剧院幕布上的镰刀锤子一样不舒服。这种带有某种意味的举动，往往是拙劣的，不自然的。但我又期望在大歌剧院与普希金博物馆这样的环境里漫步，看那里人们的微笑。我喜欢莫斯科所有那些十七世纪以来的建筑，包括教堂；喜欢那些在《吉赛尔》散场后，用白布把雕花长廊仔细遮盖起来的不紧不慢的老人，和那些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油画前久久凝视的男人、女人。我对那些经历了年代那么久远的动荡、变革、蒙辱后仍然顽强表现出来的东西不能无动于衷。我想它们是一柄漂亮的宝剑，曾折戟沉沙，但愿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候，人们能以内心默契的、欣赏的态度接受它们，而不要重又把它们当作挥洒沙场的武器。1993年10月20日多云一个善良的美国人

今天，我们在移民局登记处认识了一位叫杰米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善良、软弱、内向的知识分子。

我们是看到了电视台发布的新规定：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必须到附近警察局去登记，然后再重新补入境签证，伊琳娜听到消息后用车把我们带到这个破旧的签证处。那里已等着许多不同肤色的人，脸上都愁云密布，杰米就排在我们旁边，他怯怯地问：“为什么要这样？会出什么事吗？”他是俄亥俄州大学的农业教授，三十五岁，头发有点卷，棕色的脸上戴一副眼镜，人稍稍发胖。他是应独联体国家的邀请来帮助种地的，因从没来过莫斯科，特地转道来这里，想玩几天直接回家。飞机一抵机场，旅行社的车子不由分说就把他接到一个叫宇宙hotel的地方，说美国人都住这里，每晚155美元，除了睡一觉，没一点enjoy。杰米说：“今天一早通知我要去移民局办证，我怕得要死，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安慰他，这是戒严期间的特殊情况，没有关系的。他瞪着眼睛摇摇头，显得痛苦、无奈。

中午十一点，签证处休息，说要下午三点才办公，我们只得上街吃午饭。伊琳娜要杰米一起去，杰米死死站着，说他一点不饿，要等开门。伊琳娜说他太傻，硬拖着他去。

我们去附近一家类似于中国的小饮食店用餐，一人一份：俄国馅饼，土豆牛肉汤，一个小面包。汤是半冷不热的，牛肉寥寥无几，盘子很旧，铝制的小匙有的已变了形。我们替杰米买了茶和面包，他喝了半杯，吃了一口面包，就又哭丧着脸发呆。他说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快回到妻子和三个孩子身边，他说这个国家太可怕，美国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又说，本来是想这个时候（指十月事件）来看看才有意思，所以延长了五天签证，现在真后悔。当他听说我从中国坐了六天七夜火车来莫斯科时，摇着头说：“我不行，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这样说，我不无自豪，但我心里在说，如果我住得起155美元的饭店，我也许不会受这份苦，至少不会第二次。

吃完饭，时间还早，我们说到街上走走。杰米说，不，他一定要到签证处去等着，否则，Can't do anything  （做不了任何事情）。

等我们逛了一圈回来，只见杰米耷拉着脑袋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他说护照已被收进去，工作人员让他等到五点。“我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要这样对我。”杰米反复咕哝着的就是这几句。

陈丹燕笑嘻嘻地对他说：“没事的，你别怕，人人都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其实我想，只有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才能适应这样的处境。杰米看上去就像等着判刑似的不安和痛苦，这两个小时，对他简直是折磨。旁边还有一位瑞典姑娘在哭，她想从莫斯科去圣彼得堡看一个朋友，但没有邀请，里面不给签证。所有西方的游客都显得特别焦虑、怨愤。我们虽然也有点烦排队，但显然内心比他们坚强。它使我想到人的手，一双经过磨炼的有老茧的手是不怕粗糙甚至火烫的，我们的心都已经结了茧。

俄国人也一样，伊琳娜在这点上丝毫没有感到在外国人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她拿着自己新出版的书，以著名作家的身份进去与签证官员说情，希望让我们早点办手续。我和陈丹燕对她说，只要能顺利办妥，送她点礼物也行。伊琳娜点点头，于是我们在护照里夹了一条真丝围巾，但那位“坚持原则”的签证官婉言谢绝了。她态度和蔼地说：“你们电视都看了吗？这是最新的规定，今天来不及了，你们可以明天再来办。”我们十分尴尬。

这时，杰米笑着走过来，他扬着手里的护照说：“全办妥了。”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话说得很快，像孩子一样，他说他很想请我们吃晚饭。伊琳娜却拉杰米一起到她家去喝酒，说要庆祝一下。

伊琳娜驾车驶过一家食品店时，她停下要杰米与她一起去买东西。她让美国人买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自己买了些饼干、小罐头和包装极差的糖果。回来她煮了一大锅自己做的果子酒，然后让游小燕做中国面饼。前几天早餐时，她尝过小燕做的饼，很喜欢，但因节食，不敢多吃。这会儿，她又把我们拖进她的工作室，看一部介绍她外祖母的录像片。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白俄歌唱家长得很美，拍过电影。她保存了外祖母一百年前灌的唱片，外面有羊皮套子套着，还有一个老梳妆箱。当录像放到这些实物时，伊琳娜就把它们拿出来给我们看。杰米有点不耐烦，他用英语问我们：“为什么她要让我们看这些？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说，这不是挺有意思吗？他耸耸肩站了起来，跑到外面去看小燕做饼。“你翻饼的样子挺好看。”他对小燕说。他似乎与小燕很谈得来，说中国的饼比俄国的面包好吃，还让小燕去美国时到他家去，他们刚刚盖了新房子，很大，“你可以与我妻子、女儿一起住，她们一定会喜欢你”。我们与小燕开玩笑说，杰米是不是看上你了，小燕不动声色地说：“他大概想让我到他家里去做饼吧。”

伊琳娜换好衣服，要大家到客厅吃饭，她已把桌子布置得像宴会一样，虽然没有什么菜，但有那份架势。她再一次高举酒杯说祝酒词，欢迎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等等。她要杰米喝那红红的果子酒，杰米一喝就皱眉头，伊琳娜还要他喝，说这酒喝了对胃好，杰米无论如何不肯喝了。伊琳娜今晚没有节食，她喝得很多，吃了一大张中国饼，然后说让杰米今晚也住在她家，只要十美元就行了。杰米一下又紧张起来，赶快把碗里的汤喝了，说他一定要回旅馆。伊琳娜说可以用车送他回去，但要杰米拿美金买汽油，因为有美金可以不排队。杰米拿出五美元往桌上一搁，说:“够了吧?”伊琳娜站起来就穿大衣。杰米约我们明天一起去玩，但他又表示，最好不要与这个俄国女人在一起。

杰米毫无选择地被拉进宇宙hotel，现在又不得不拿出钱让人送回宇宙hotel，尽管他是个美国人。1993年10月21日阴文人公墓和沙皇城堡

上午，伊琳娜带我们去她丈夫墓地。

她早早起来煮咖啡、鸡蛋，利索地在面包上涂上黄油，夹了小肠子，装了一口袋。她说请了一位雕塑家为她丈夫墓前的雕塑修整，这是为那雕塑家准备的午餐。

天气异常寒冷，瓦格里娃公墓满地黄叶，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墓地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大，高高的树丛几乎要把天空遮去，几辆铲叶车开来开去，“突突”声打破了墓地的宁静。伊琳娜告诉我们，这个公墓也叫“文人公墓”，这里埋葬着五十年来俄国的诗人、作家、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包括叶赛宁、维什斯基、拉什金……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都有过激情、忧伤，有过猜忌、争吵和歇斯底里，有过爱与被爱，但现在都静静地躺在了这里。他们一人占了一小块土地，四周围着俄罗斯特有的黑色栅栏，有的墓碑上有照片，有的没有。有的夫妇埋在一起，有的一生一世都是孤独者。我看见墓碑上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的微笑与妩媚让我感到虚幻和寒冷，但我走在墓地与墓地之间的林径中，又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生怕惊动那些不安的灵魂。

伊琳娜丈夫墓前是一个少女的雕塑：她的头悲伤地埋在膝盖上，两手紧抱小腿。岁月流逝，少女身上已长出了青苔。伊琳娜把这个雕塑取名为“你和我”，她嫌少女的腿不够好看，所以请人来重修。雕塑家五十多岁，满脸银灰胡子，一个类似马克思的脑袋，眼睛慈祥而冷峻，穿一件旧工作服，一手拿凿子，一手拿榔头。他说他手脏，不与我们握手了。他沉默寡言，没有笑容。有的人内心积郁的东西太多，就不太容易笑了。伊琳娜请我们与他一起拍照，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是不变的表情，这种表情与他雕塑时的沉思是一致的。当一缕阳光照在他半明半暗的脸上时，他本身就是一尊艺术家的雕塑。他是我想象中艺术家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伊琳娜丈夫的生前好友，或者他十分崇拜自己同行的才华，所以他能这样七八个小时站在寒风刺骨的墓地里工作。

埋在这里的还有一位伊琳娜夫妇的好朋友尤莉，她是一位著名的冰上芭蕾舞演员。她长得异常美丽，活着时，伊琳娜的丈夫为她画过画。画家患白血病死时，是尤莉与伊琳娜一起为他下的葬。四年后，尤莉自己也患白血病死了。伊琳娜说，尤莉生前住她家时，睡的就是我们现在睡的那张床。

文人公墓建于一百年前，大约安放着两三千个坟墓，其中最大一个圆顶石屋里面，埋藏着普希金的家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的文人选择了这里为自己的安息之地。

我们轻轻走在纵横交错的墓地里时，迎面走来一支葬礼的队伍。四个人抬着扎黑布条的棺材盖，另四个人抬着棺材，前面的人捧着遗像和鲜花。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大概只有三十多岁，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系着领带，十分瘦弱。队伍很长，缓缓移动着，没有一点声音。这种集体的沉闷和悲伤简直让人要逃走，但我又很想看最后入土的情景，或者说是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埋在这里的文人表示一份悼念。

我缓缓跟在队伍后面走的时候，想到的是：这样一群被称作文人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可能大都长得比较瘦弱（如果体魄很强壮，他也许就会去从政，这样，他就离开了文人的圈子）；他们大都很敏感，由于敏感，他们对这个世界就会有过多的困惑和疑虑；他们还常常是善良的，但这种善良多少有点怕弄脏了自己的羽毛；最重要的是他们常常是软弱的，退缩的，世界对他们是巨大的风车，而他们又在心里嘲笑堂·吉诃德，他们的优雅、优越就在这一份嘲笑中实现了。当然，也有例外，这是这群人中少数的天才。

我记得爱伦堡记述过一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位悲壮的俄罗斯女性。她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重要。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她愿同人们生活在一起。她从来不把孤独当作纲领，这是该诅咒的东西，而她事实上一直是孤独的，她和诗歌的关系也是复杂而痛苦的。她说：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中产生诗行。而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她在给爱伦堡的信中写道：“……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我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爱伦堡写道，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她说：“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她充满热情的时候，把生活中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而友谊一旦中断，她就又一次同幻想分开。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纯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她都兼而有之。爱伦堡最后说：“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茨维塔耶娃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判性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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