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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4 16: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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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福和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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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比较文学研究

民国比较文学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民国比较文学研究作者:王福和排版:情缘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9-01ISBN:9787507843279本书由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导论 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缕霞光

迄今为止,中国比较文学共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20世纪前期,一次是20世纪后期。前者为民国时期,后者为改革开放时期。民国比较文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孕育、萌芽和发展期。这期间,以文学翻译起步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涌现出一大批集思想家、作家、翻译家和理论家为一身的先驱者,又随比较文学学科在高校的建立,涌现出一大批“学院派”的学人。他们在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是民国时期比较文学的亮点。不但成就了中国比较文学第一阶段的辉煌,而且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仍有示范意义和启迪意义,并产生可持续影响。第一节 睁眼看世界

1818年,落魄中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在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对刚刚从中国铩羽而归的英国特使阿美士德说,中国并不软弱,它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然而,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基督教文化的肆虐,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古老神话,消解了中华帝国的天朝神威。不但引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导火索,也把中国拖上了近代历史的轨道。在洋枪洋炮的轰鸣声中,“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

面对凶悍的西方列强和拙拙逼人的西方文化,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民族不得不开始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的文化不得不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作出艰难的抉择。这时。一批新人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惊醒和成长起来。他们在西方入侵所带来的白银外流和经济枯竭的情况下,在通商的社会背景中接触西学,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读书应试的生活道路。他们的文化思考和判断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选择的一条新路,构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前奏曲。他们是醒来的中国人,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者,是中国自古以来首次以比较视野从世界范围反视中国文化的一代新人。

在这股“睁眼看世界”的浪潮中,这批觉醒了的新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用惊奇的目光审视着外面的世界,开始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撰写介绍域外历史、地理和风情的著作,开始用比较的视角剖析域外文化和中国的现实,进而开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河。这其中,魏源及其《海国图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郭嵩焘及其《使西纪程》、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和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等最具代表意义。

魏源(1794—1857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率先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之一”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驱”。魏源一生著述颇丰,留有《书古微》《诗古微》《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诗文和著作。《海国图志》受另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林则徐嘱托而作。魏源曰:“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于1842年完成。初刊50卷,57万字。日后10年间两次增补,1847年再刊60卷,60余万字;1852年又刊时达100卷,88万余字。“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随着两次增补,《海国图志》的内容不断丰富,影响逐年扩大,进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巨著”和当时中国“最丰富完备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源认为,他的《海国图志》与昔人所作海图之书的差异,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而他作《海国图志》的宗旨则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共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鸦片战争的失败,除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外,闭关自守、对外界的一无所知以及夜郎自大的闭塞心理同样是不可无视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沉痛的反思,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口号”。因为只有了解西方,方能看到西方之优,我方之劣。只有看到我方之劣,方能懂得如何学习西方之优,强我中华。这种比较中看优劣,比较中求发展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当时,不知道有多少麻木不仁之士,在《海国图志》的启迪下,睁开了沉睡之眼看世界。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海国图志》的价值在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关注。在《大西洋各国总沿革》中,魏源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学成,而本学之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在对欧洲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进行论述后,魏源得出结论:“五洲之内皆有文学,其技艺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外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造至其极。”魏源认为,一个“古为卤莽之州”的欧罗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就在于“其地因近于厄日度,又连于亚细亚,故额力西国始得离暗就明,弃鄙归雅。且其民人才能敏慧,文艺、理学、政治、彝伦,靡弗攻修,以臻其至。”关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魏源通过比较后指出英语“其语音与汉语大不相同,其音长,切字多,正字少,只二十六个字母,是以读书容易,数日间即可学之。故此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能有这样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比较的意识,弥足珍贵。

徐继畬(1795—1873),清末高官,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近代中国‘发现’世界和西方的第一人”,在地理学、文学、历史和书法等方面多有成就。著有《瀛寰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著作。其中《瀛寰志略》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拓荒之作”,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品,是“近代国人自著的开创性世界史地专书”,其地位和影响可以与魏源的《海图国志》相比肩。《瀛寰志略》(1848)是徐继畬在遍访外国友人、传教士、领事,大量阅读外国地理和基督教书籍,广泛搜集外国历史资料以及中国文献,在经过缜密的考证、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名著。为了完成此书,他广种博收,采多家之长,“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事实则多有可据,……亦有唔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在撰写过程中,他“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未尝一日辍也。……久之积成卷帙”。作者站在世界高度,用寰宇视野,全画幅地向读者介绍了亚洲、大洋洲、欧洲和美洲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以及当时的社会现状,用当时国内外地理学上的最新成果和独特视角,为中华大地开启了一扇天窗,“使长期处于封闭、混沌状态中的中国人,通过这扇天窗开始把目光投向全世界”。

开阔的全球视野,是《瀛寰志略》带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宝贵启示。徐继畬指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地球从东西直剖之,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而“中国在赤道之北,即最南滨海之闽、广,尚在北黄道限内外,……”这些在今人看来最起码的地理常识,当时却极具颠覆意义。他使人们明白,“古之言地球者,海外更有九州,今以图考,则不止九州”。他还使人们明白,“‘九州,天下八十一州之一’。今以图考,则无八十一州”。换言之,世界之大,国人并不知;天地之广,国人也不知。而中国亦并非地球的中心,只是亚细亚之一大国也。这种立足全球,鸟瞰中国的视野,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的情怀,无论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还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觉的“比较”意识,是《瀛寰志略》带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又一宝贵启示。在论述欧罗巴的历史时,徐继畬多以中国历史为坐标横向比较之:

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生,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之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里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辟,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太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遂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黄自救,奔命不暇。先是,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苏尔的斯始仿为之,犹未得运用之法。明洪武年间,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者,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秒,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国,声势遂从横于四海。

这样的横向“比较”,在《瀛寰志略》中多有出现。它使读者透过中国的历史年代划分,在“比较”的坐标上对外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令人耳目一新。

自觉的“比较”意识,在对外国历史人物的介绍中也有精彩的表现。在论及美国时,徐继畬除了指出其“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外,还发出了“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的感叹: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在介绍论述各国的历史地理时,也不时对所介绍国家的文学沿革和国事兴衰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思。如论及希腊时,指出“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学,实自希腊始”。因为“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凡西国文士,未游学于额里士,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论及瑞典时,作者写道:“瑞国处穷发之北,在欧罗巴诸国中最为贫瘠,而能发奋自保,不为强邻所并兼。‘安乐者祸之萌,忧患者福之基’,虽荒裔亦如是也”。论及丹麦时,作者认为该国在欧罗巴“壤地甚褊,未堪与诸大国比权量力也。而加的牙一港,扼波罗的海数千里之喉,……遂翘然为一方之杰。国之强弱,岂尽在乎疆土之广袤哉”。

郭嵩焘(1818—1891),清末外交官,清政府派往西欧的第一任公使,近代洋务思想家,“近代中国较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进士大夫”和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曾出任驻英公使,兼任驻法使臣,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等,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过较大影响。《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出使英国途中撰写的从上海到伦敦共50天的日记。在日记中,郭嵩焘不但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天文地理和风土人情,而且对所见之事,所闻之情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在比较的视野中,既充分肯定了西方文明的长处,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诟病,进而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郭嵩焘的直言快语和肺腑之言,饱受迂腐顽固派的诋毁,《使西纪程》也屡遭厄运。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困苦与艰辛。

从比较的角度上看,郭嵩焘对沿途的其景、其情、其事的描写和议论,都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的。在中国香港,他考察了当地的学馆后,感觉那里的学校“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相比之下,“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在行进途中,他与随行人员谈及英国与荷兰在殖民地的赋税时,指出荷兰“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而英国则“地租税课取之其地,即于其地用之”。因此,“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而不愿附属荷兰,亦以此故”。行至赤道,论及宗教在世界各地的流传,郭嵩焘指出:“西洋主教,或君民共守之,或君民异教,各有所崇尚,不相越”。相比之下,“独中国圣人之教,广大精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天主教、回教流行中国,礼信奉行,皆所不禁”。行至埃及,论及不同民族的文字特征时,郭嵩焘指出:“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之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

除了以“比较”的思维对所见所闻进行评述外,郭嵩焘还在《使西纪程》强烈地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赞誉。如:“西洋以行商为治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所以能致富强,非无本也”。再如:“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倐盛倐衰,情形绝异”。又如:“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言外之意,所表露的还是对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现状的“比较”中的反思。

郑观应(1842—1921),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在实业、教育、文学和慈善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作。《盛世危言》(1894)是一部集中反映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教育”、“西学”、“藏书”、“政体”、“吏治”、“宗教”、“刑法”、“税负”、“财政”和“商务”等领域,“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和“维新变法大典”,在“中国的启蒙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地位,起到使国人由改良进到维新再到变革的中介作用,至今仍映现着它的现实意义”。时任清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称此书“皆时务切要之言”,阅后感觉书中“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早期改良主义者陈炽称此书“综贯中西,权量古今,……淹雅翔实,先得我心。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而郑观应则自谦“尝读史盱衡千古,穷究得失盛衰之故。方其厝火未燃,履霜始至,未尝无人焉。识微于未著,见机于将蒙,不惮大声疾呼,痛哭流涕而言之”。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看,《盛世危言》的价值在于对“西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而“西学之强”的根本就在于其“强于学”,而不是“强于人”。因此,中国要与西方一样强大,重要的不仅仅是“枪炮战舰”的强大,而是强大中国的文化。而现实是“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基于这种现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要分清事情的本末,切不能本末倒置。对中国人而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应该“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换言之,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必须要先知此,方能知彼。必须要脚踏民族文化的土壤放眼世界,方能准确洞世界之变幻,察本土之优劣。这也是日后比较文学工作者首先应该作出的选择。

就比较文学的意义而言,《盛世危言》的价值还在于对教养的关注。而一个人的教养就来自教育,来自人才的培养。在这一点上,郑观应表现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他指出:“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不但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认为“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而且以德国、美国和阿州为例,指出德国和美国之所以迅速富强起来,是因为“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而“阿州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州为各国所分裂也”。在强调教育和读书重要性的同时,作者列举中国现状加以“比较”,指出“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

黄遵宪(1848—1905),清末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享有“诗界革新导师”的美誉,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留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等作品和著作。

黄遵宪的一生,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等重大历史事件,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等起义浪潮。动荡的社会现实,出使国外的切身体验,强烈的国是反差,令他痛心疾首,忧患顿生。于是,便“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篡,又几阅两载,而后成书。”这就是“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的《日本国志》。正所谓“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日本国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在当时的时代,堪称是质量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全书共40卷,12志,分别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共50多万字。“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专门叙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称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尤其可贵的是,“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日本国志》是一部忧患之作,忧患之一就是国门的紧闭,国人视野的狭隘。这狭隘不仅表现在“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更严重地表现在“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因此,他便以此书“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既要唤醒陶醉在夜郎自大中的士大夫,也要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日本国志》对比较文学的启示表现在黄遵宪对中学与西学不同命运的思考上。他指出:“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季,迨乎近日几废。”而与此同时,则是日本的“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这一衰一荣,究其缘由,就在于“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芒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其道,居六职之一。西人之学术未有能出入吾书之范围者也,西人每谓中土泥古不变,吾独以为变古太骤,三代以还。一坏于秦人之焚书;再坏于魏晋之清谈;三坏于宋明之性命至诋,工艺之末为卑无足道,而古人之实学益荒矣”。

睁眼看世界,是中国这头熟睡的雄狮苏醒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认知世界、了解世界、学习世界,进而尝试走向世界的开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们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比较文学,但他们广阔的环球视野,站在世界高度反思中国文化的情怀,为民族强盛而学习西方的欲望,以及无处不在的“比较”意识等,几乎都与欧洲比较文学的孕育在时间上相同步,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和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节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中国比较文学的孕育和萌芽,与发端于晚晴时期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899年,梁启超的文章《夏威夷游记》的发表,被公认为“诗界革命”的滥觞。文中这样写道: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以,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然而,中国的“诗界革命”又离不开当时的学界对“言文合一”的求索,离不开日渐涌起的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悖逆。虽然“诗界革命”的口号最先由梁启超提出,但在这之前,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见解,开始了实践。早在1868年,年仅21岁的黄遵宪就发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呐喊,明确表达了与文言文决裂的思想,流露出对白话文的强烈企盼。日后,他又在《日本国志》中指出: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随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

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中西语言上的现象加以比较: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较早带有“比较文学”内涵的文字。虽然文中的“比较”所“跨越”的界限是语言,但文章所旁及的却是中西文学和文学翻译,是“中西语言文学综合比较的滥觞”,不但初露中国比较文学“起步的明显征象”,而且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尤显珍贵。日后,很多学者也对“言文合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马建忠(1845—1900),清末语言学家,汉语语法的奠基人,曾留学法国,游历欧洲,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是学贯中西的新潮之士。他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语法书,“是运用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西方语言文法考求中国古文字,对比创新”,编撰而成的“破天荒的语言文法”著作。该著作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参照拉丁语法,在“比较”的视域中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以汉语传统和外来理论方法研究汉语,运用“比较借鉴的方法创立了独立的汉语语法学”,在学习外来理论和方法上树立了一个典范,对中国现代语法有奠基性贡献,对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中西语言上的差异,马建忠从句法结构上进行了深刻的“比较”性论述: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智;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肄力於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明道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马建忠对中西语言的比较研究,开了中国比较语言学的先河,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他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文言文之弊端的批驳,也应和了晚晴时期中国学界对白话文运用的吁求,具有深远的前瞻意义。

裘廷梁(1857—1943),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提倡白话文,践行文体改革,为《无锡白话报》的创立者,《白话丛书》的编辑者,有遗著《可桴文存》留世。

在白话文运动中,裘廷梁发表于1898年的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比较文体学”论文。文中,他一阵见血地指出了文字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作用,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认字为愚民”。然后,他笔锋一转,直指中国文字的弊端:“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进而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言文。他指出:“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为求证自己的论点,他特举三例加以诠释:第一,五帝时,“凡精通制造之圣人必著书,著书必白话”。第二,三王时,“朝廷一二非常举动,……彼其意惟恐不大白于天下,故文告皆白话”。第三,春秋时,“《诗》、《春秋》、《论语》、《孝经》皆杂用方言”。只是因为“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由于“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乃至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或笑置之,托他辞自解”,才造成“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的后果。为此,他大声疾呼“崇白话而废文言”,不做文字的奴隶。因为读白话文有“省日力”、“除憍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錬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八大好处。因为“成周之时”,由于“文字与语言合,聆之于耳,按之于书,殆无以异”,所以“童子始入小学,即以离经断句,为第一年之课程,读书之效如是其速也”。而“观吾今日之中国,举天下如坐眢井,以视古人智愚悬绝,乃至不可以道里计。岂今人果不古苦哉?抑亦读书之难易为之矣。读书难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读书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效”。

在对文言文之害和白话文之益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比较”阐释后,裘廷梁留下了对比较文学的诞生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字:

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腊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辄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吴拉非氏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无士、施里无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贲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学其土语,然后为之造字著书以教之。千余年来,彼教寖昌寖炽。而吾中国政治艺术,靡一事不恧於西人,仅仅以礼教自雄,犹且一夺於老,再夺於佛,三夺於回回,四夺於白莲、天理诸邪教,五夺於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广也,於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於全地球仅十之一,而犹有他教杂其中。然则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话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义,始用埃及象形字,一变为罗马新字,再变为各国方言,尽译希腊、罗马之古籍,立於学宫,列於科目。而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者,无愚智者皆读之。是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则泰西用白话之效。

从对“言文合一”的求索,到对中西语言文学的比较;从对比较语言学的尝试,再到比较文体学的探究,日益渐盛的白话吁求也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各类文体当中,最能体现白话文的载体就是小说。虽然“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正式出现于20世纪初,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中对小说的白话性和通俗性赞誉有加:

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更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对小说的社会价值极力提倡的还有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位“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和翻译家,“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小贡献。

1895年5月到6月,傅兰雅先后5次刊登题为《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用以宣传小说,推广小说,不但提出了“时新小说”的概念,而且力陈小说对“革除积弊、富强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对以后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这则广告中,傅兰雅写道: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同年6月,傅兰雅曾举办过一次“时新小说”征文比赛。然而,在所收到的162篇作品中,不是“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就是“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不是“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就是“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污,事涉狎秽,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与他所主张的“辞句浅明”、“语意趣雅”和“妇幼皆明”的艺术见解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征集的小说最后虽未出版,但他为这次小说征文比赛所撰写的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却成为一篇倡导“小说革命”的檄文,傅兰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知先驱者”。

中国小说近代化发端的标志,是1897年《国闻报》上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文章的作者是严复和夏曾佑。严复(1854—1921)是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康有为赞其为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赞其为中学西学第一流人物,胡适赞其为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夏曾佑(1863—1924)是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1897年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论及了小说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社会功用,指出“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正由于此,他们才提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全新理念。究其缘由,就在于“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他俩“附印说部”的“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因为“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只是刊登在《国闻报》上的一份“出版说明”,作者意在说明在《国闻报》上发表小说并没有违背这家报纸的办报宗旨。然而,“出版说明”一经面世,就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解”为“小说‘雅化’为文坛正宗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理论上“开启了‘小说’变革的大门,也是实际上引发后来文坛具有‘燎原’之势的‘小说界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学术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于1902年由梁启超提出,那年《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梁启超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看作“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1873—1929),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留有《饮冰室合集》等著作。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开篇就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关于人们“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人生在世,往往不满足于对眼前世界的认识,而自身的能力和视野的局限,又使人无法感受“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小说则能满足人的欲望,开拓人的视野,引导人们摆脱眼下的世俗生活,进入到一个以往不曾感触过的新世界,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梁启超还认为:小说能将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知、所经、所历“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人生在世,“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经常“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经常“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则启发人的心智,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至此,他得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结论,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推崇到极致。应当指出的是,梁启超将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认为“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之外也”。这种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方法,日后被中国学者衍生为“阐发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有着宝贵的启示。

关于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列举四点加以论证:一为熏,即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为浸,即小说对读者心灵的净化,所谓“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三为刺,即小说对读者的激励,使“感受者骤觉”,“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四为提,即小说与读者的共鸣,“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梁启超认为,以上四点,“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在论证小说“支配人道”之四的过程中,梁启超广征博引,出神入化,显示出一位学者宽阔的知识视野、学术视野和“比较”视野:

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与变法维新运动相呼应,与文学变革的吁求相吻合,顺应了时代的节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真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梁启超文中所谈之“新小说”,是相对于中国的“旧小说”而言。而当时的“旧小说”已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无力担当起“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和“新人格”的时代重任。当时的中国文坛,距新小说的诞生尚有一段时日。既然“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那么向域外文学求助,就成为“小说界革命”之“新小说”的首选。因为“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于是,对域外小说的译介就成雨后春笋之势,中国比较文学也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开始拉起了帷幕。第三节 学无新旧,无中西

中国比较文学从译介开始萌芽,而晚清时期中国学界的译介之潮亦是时代之需,大势之驱。当时,很多学人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身份,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了译介西书的急切之声。

1894年冬,甲午战争的硝烟将熄,马建忠就向清政府上书《拟设翻译书院议》,文中“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力陈创设翻译书院、开展翻译活动和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文章开篇,马建忠就对西方列强在我国土上的横行霸道进行了愤怒的控诉:“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然后,马建忠对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于在我国土上肆意骄横、胆大妄为的原因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分析,指出“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就在于“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接下来,他便对“不知情伪”和“不知虚实”进行了比较语言意义上的分析,认为“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

在对上述现象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马建忠将该文章的重点转向西方和中国翻译现状,指出“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拉丁、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资,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廪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翻译很不乐观。虽然也有“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京师译署”等机构,虽然也设有“同文书馆”,并“罗致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但这些机构和所培养人才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专门译书。有时即便翻译了几本外国的书,不是“仅为一事一艺之用”,就是“文辞艰涩”,或是“挂一漏万,割裂重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而当时的一些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其结果是“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种又皆驳杂迂讹”。只有那些“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横览中西,同心盖寡”者方能“足当译书之任”。正由于此,他才发出了“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不得不及时造就也”的呼吁。

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马建忠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心绪,指出“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子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拉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拉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拉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左,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进而表达了一个正义之士的拳拳爱国之心。

在这股“翻译西学”的浪潮中,梁启超不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且一直走在前列。

1896年,他在《论译书》一文中写道:“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译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间,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爰及近岁,诸国继踵,都会之地,咸建一区,庋藏汉文之书,无虑千数百种,其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以其本国语言,翻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他认为,西国之所以强盛于东国,就在于“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学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由此他认为“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一年,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因此,他提倡“广译五洲近事”,使“阅者知全地大局”,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再不能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还是在同一年,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海禁既开,外侮日亟,会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应该“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因为“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所以,他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

1897年,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说:“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严峻的现实是,“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所以,他主张“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今日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文中,他不但一再强调“译书”的意义,指出“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而且还表达了对国人阅读译书后的美好憧憬:“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择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同一年,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中,再次强调若“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而他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所表白的“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则展现出广阔的全球视野。

除了在理论上大力提倡翻译外,梁启超还身体力行,亲力所为。他觉得小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西方文学之所以将小说置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就在于“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非寻常文学家所能及”。因此,他便集中精力从事小说的传播与出版,在自己创办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翻译小说,“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据杨义主编,连燕堂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的统计,《新小说》杂志所刊登的翻译作品有: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冒险小说《二勇少年》《水底度节》、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律小说《宜春苑》、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奇情小说《神女再世奇缘》、侦探小说《离魂病》《毒药案》《毒蛇圈》《失女案》《双公使》等。这些小说“不但在翻译史上占一定地位,”而且“对中国人了解外国文学、亲近外国作家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译自梁启超笔下。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中国出现最早的短篇小说翻译之一”,梁启超也被誉为中国“率先翻译短篇小说的带头人之一”。

梁启超还是跨越中西文化的界限研究中西文学的实践者。自1897年在《〈西政丛书〉叙》中提出“政无所谓中西也,……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之后,他便开始在文学研究中进行跨越中西的尝试,试图站在中西文化的边界,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中西文学,用西方的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用世界文学的视野阐释西方文学。1898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1899年,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他指出:“于日本维新之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1902年,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他称赞法国作家伏尔泰不但以“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而且以“极流利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卒乃为法国革命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还称赞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而“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梁启超认为:伏尔泰和托尔斯泰均法、俄两国“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为此,他对中国学者发出忠告:“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伏尔泰)……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

梁启超还在多篇文章中对中西诗歌进行了比较视域中的论述,认为“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虽然“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頏西域”,但是“长篇之诗,最传颂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盤灪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关于诗歌对国民的影响,他认为“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因为“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而“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究其缘由,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为此,他寄语文学人士“自今以往,更委身于祖国文学,据今所学,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苟能为索士比亚、弥儿顿,其报国民之恩者,不已多乎”?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上,真正拆除了学科之间的界墙,打破了文学研究中的“中西”界限的是王国维(1877—1927)。他不但是汇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亦是“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的杰出学者”。

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指出,人类不但“同此宇宙”,而且“同此人生”,只是在“观宇宙人生”方面表现出各自的差异。“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因此,他认为“吾国今日之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当破中外之见”,迫切地流露出早日破除国别的界限,在全球背景下开展学术研究的愿望。在《译本琵琶记序》中,他对中西戏曲文学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戏曲之作,于我国文学中为最晚,而其流传于他国也,则颇早。法人赫特之译《赵氏孤儿》也,距今百五十年。英人大维斯之译《老生儿》亦垂百年。……讫于今,元剧之有译本者,几居三之一焉”。王国维在文中所论及的中国戏曲在域外的“流传”与“翻译”等,与日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和“译介学”相吻合,可看做这两种研究图景的雏形。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王国维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文学与哲学之关系,其密切亦不下于经学。今夫吾国文学上最可宝贵者,孰过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辞》上下传实与《孟子》、《戴记》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他认为,“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说到此,他将论述的视野转向西方,指出“西方之文学亦然。柏拉图之《问答篇》、鲁克来谑斯之《物性赋》,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此外,他还以诗歌为例,指出诗歌“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而“今文学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矣,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辙,必不可得之数也”。王国维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既跨越了中西文化的界限,也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对日后比较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关于文学研究中对“中西”界墙的跨越,王国维最具影响的文章还是《〈国学丛刊〉序》。文章开篇,他就一阵见血地指出: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关于“何以言学无新旧”,王国维指出:“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因此,“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他认为:“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针对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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