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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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历史（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历史秘闻
日本皇军的兴亡：蒋中正，张学良，石原莞尔，裕仁天皇
二战中盟军士兵们：美军士兵拿着中华民国国旗，国军士兵拿着美国国旗。
最近纪念1931年的“9-18事变”的80周年，屏幕上几乎都是所谓的“抗日电视剧”。不由得想起80年代在洛杉矶，一群大陆留学生对于凤至女士的一次集体采访……
于凤至讲述的西安事变
于凤至（1897-1990）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上世纪80年代洛杉矶最大的华人房地产商之一。
1986年，一批大陆来美的留学生集体采访了于凤至。于凤至告诉大家，西安事变扣留和放走蒋中正先生的事情，不是大陆流传的故事。事情其实很简单：
当时的总裁，大哥蒋中正对抗日不表态，义弟张学良（蒋与张是结拜兄弟）着急了，派兵抓大哥，试图逼着大哥表态抗战。蒋大哥翻墙跑了。士兵们一边去寻找蒋总裁（张从来没说要杀蒋，只是兵谏），一边搜查蒋的住所：华清池的住所的床头，士兵们翻出来蒋中正逃走时不慎遗落的一个私人笔记本，赶紧交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这个笔记本上不仅记载着抗日规划的梗概，各个战区的划分，还记载着张学良的职务，共有三个高级职务：
1.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张学良。
2.北方战区，司令长官张学良（下辖8个战区）。
3.全国战场，副总司令张学良（蒋中正总司令）。
于是，张学良跑到蒋中正的住所，一进门就跪下了：“大哥，我不知道你已经规划抗日了，我错了”。蒋先生开始并不理睬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这件事我对谁都没讲，你也不要讲出去”。张学良答应了。
以后的故事，就是张学良“全力以赴提高大哥威信”的过程了。当时，全国军阀互不统一，西安事变期间，这些军阀或是派人来西安慰问蒋中正，或是正式全国通电拥护蒋中正：张学良就忙着接待和处理这些事情。
在蒋中正登上飞机的一刻，张学良不顾劝阻，突然跳上飞机，随蒋回到南京请罪。
在南京：蒋受到热烈欢迎，威信如日中天。
在南京：张学良受到军法审判，判刑。蒋中正出面，特赦。当然，这些都是走走过场。
蒋介石没在任何抗日承诺上签字，君子“一诺千钧”。历史证明蒋中正是君子：他兑现了诺言。
几十年里，张学良继续心甘情愿地处于软禁状态，没有一句怨言。
几十年里，蒋中正继续把张学良作为兄弟，衣食住行优厚待遇不变，各级大员来访不断。
1936年，赵一狄（赵四）小姐来到张学良的住地陪伴张学良，一陪陪了一辈子，直到去世。
1940年，于凤至带着张学良的孩子们来到美国，一住56年：张学良的孩子们都是于凤至带大的。
在洛杉矶，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和很多东北军旧部，都来看过于凤至和张学良的孩子们。
在洛杉矶，于凤至成为最大的华人房地产商之一：投资的钱，都是蒋家，宋家和其他朋友赠送的。
总而言之，蒋与张在政治上虽然曾有矛盾，但在个人感情上，两人情同手足，两家亲密无间。
张学良讲义气，一直“坐牢”不出来的风格，与他的父亲张作霖，颇为相似。
常言道：“字如其人”。张作霖，也不是宣传中的简单鲁莽的“土匪出身的文盲军阀”而已。
民国时代，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是沈阳兵工厂：张作霖派遣两个亲信，携带200万大洋巨款赴欧洲购买军工厂，这两个老兄在上海赌场把全部钱款输光了。一个人要自杀，另一个人说：必须报告大帅定夺。张作霖闻讯大怒：“自杀？没出息！妈拉个八字，给老子赢回来！”张大帅很快派一批精兵带着第二笔200万大洋来到上海。这一下，两个亲信精神大振，勇气倍增，再次杀进赌场，大赚2000万大洋以上：赚了十余倍。然后他俩来到欧洲，从德国克虏伯购回中国最大的一个兵工厂。自此奉系军阀逐渐坐大，张作霖打败了所有对手，入主北京，成为国家元首。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精明过人的张作霖心里明白：他的两个亲信被骗了，需要派兵带钱，黑吃黑赚回来。
他的儿子，一个少年得志统帅过几十万大军的“少帅”，不可能“糊涂”到心甘情愿软禁几十年，甚至一直糊涂到和大哥蒋中正一样笃信基督教：这些曾经令大陆学子百思不得其解的故事，终于自圆其说了。
关于张学良是否可能回到大陆的提问，于凤至当场回答：“不可能”。
参与采访的大陆学生们回来后，把这次采访写成文章，登在美国最大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以为是大新闻。台湾同学们大笑：我们都知道这个笔记本的故事，你们大陆根本不知道？
事情过去几十年，于凤至讲述的故事，一个一个得到证实。
1937年7月7日，西安事变第二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当时华北五省的实际控制者为：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榘，山西省阎锡山。张学良跑到南京坐牢给足面子，军阀们还是不那么“团结抗战”，山东韩复榘甚至保存实力，弃守逃跑而被枪毙。最后，蒋中正先生也干脆不指望他们了。
8月13日，一个月后，蒋中正的嫡系部队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合计投入70万大军）：全面战争爆发。如果再不打，谁也不知道那些“爱国”的日本军人还会“爱”上哪一块地方：当时的日本政府管不了他们（详见后述）。“7-7事变”谁都没有策划，矛盾积蓄爆发；“9-18事变”则是一批日本青年军官的精心策划的事件。
这场“9-18事变”，既是日本侵略中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表述而已。
石原莞尔与《9-18》“9-18事变”的策划者是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1889-1949），最终阶级是中将。这个“帝国陆军异端儿”（日本绰号原文）是日本陆军军校的高材生，思维敏锐超前，既崇尚美国文明，也热爱中国文化，曾为辛亥革命胜利而欢呼。不述。
1928年（昭和3年），29岁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
1931年，32岁的石原莞尔自己编制了满蒙计划。当时关东军只有1.03万人。东北军23万人：东北5万多人，主力17万多人在关内=差距20多倍。所以，石原莞尔的计划既不是占领东北，甚至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他的满蒙计划是建立一个“五族协和”的国家=日，汉，满，蒙，朝鲜五个民族共和=学习美国，成立“东洋美利坚”。
石原莞尔还号召这一万多关东军“放弃日本国籍”，加入这个五族协和国家：“东方的美国”。
石原莞尔的意见，不仅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东北各地长官都来开会表示支持。日本原文：“石原莞尔的口号是从满蒙领有论转向满蒙独立论，日本人放弃日本国籍，成为满洲人，以日本和中国为父国和母国成立独立国”。这个理论的根子来源于清朝：大清帝国是“五族共和”（满汉蒙回藏）制度，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解体，满清皇族准备回老家满洲（现东北三省）。袁世凯说：你们不要回东北，留在北京，故宫等都留给你们，每年800万两银子生活费。然后，袁世凯向满洲大规模移民：移民千万都是汉人，不是满人。袁世凯的这一高招，和平地保住了满洲即东三省。注解：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历史很短，这个名词是章太炎首先提倡的描述汉族的一个新名词，没有人类学、种族学与文化关联的虚构概念，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在蒙古独立时第一次官方使用：袁世凯劝告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他试图挽留蒙古。因为汉族一词“概念模糊不清，无法科学定义”：汉族本身就是几千年来多民族的混血，所以100年前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试图取代汉族一词。当时，各国都在探索各种“主义”和道路。不述。
东北军和关东军当时没打仗：东北军撤回关内，关东军也没追击（1937年七七事变是“抗日第一枪”）。
这个满洲人当傀儡皇帝的满洲国包括汉人，朝鲜人，蒙古人，主要由日本人主导。但也没有搞成“东方的美国”：因为“贪婪的日本商人们把大量产品和财富运回了日本”，满洲逐渐演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石原莞尔，后来既反对陆军的“扩大战争到华北”，也反对海军的“为了石油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石原莞尔被东条英机免去驻日本土的第16师团师团长职务，他开始教书，继续批评东条。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位“9-18事变”的主要策划人没有列为战犯，他也确实没有打仗。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并非明治天皇搞的维新：明治维新的1868年，明治天皇仅仅15岁。历史上，日本的天皇就是一个摆设，没有什么权力，德川幕府时代曾有一个天皇因为生活拮据而在江户（东京）街头出卖字画为生。
日本曾被“影子政治”长期统治：从藤原氏婚姻掌控开始到德川幕府军事掌控结束=1200多年。
德川幕府，还曾经长期锁国：
1637-1638年，岛原之乱：基督教徒起义。125，800幕府军围攻和杀死3.7万基督教起义军（含非战斗人员）后，德川家康幕府采取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仅与大清国和荷兰贸易。
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来访。日本震动。
1854年，九艘美国军舰来访。改革开始。
1867年，14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各种改革势力主动联合打倒幕府，德川家族被迫投降交权。
1868年，15岁的明治天皇（在位1867-1912=45年）发布《宪章誓言》（Charter Oath，日语五箇条の御誓文）。
1882年，日本军变成天皇的军队，简称皇军。
1884年，建立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
1889年，明治维新22年后，日本宪法颁布。《宪章誓言》（Charter Oath，五箇条の御誓文，五条御誓文）发布于1868年，非常简单扼要：
原文：
一、廣ク會議ヲ興シ、萬機公論ニ決スヘシ
一、上下心ヲ一ニシテ、盛ニ經綸ヲ行フヘシ
一、官武一途、庶民ニ至ル迠、各其志ヲ遂ケ、人心ヲシテ倦マサラシメン事ヲ要ス
一、舊来ノ陋習ヲ破リ、天地ノ公道ニ基クヘシ
一、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ヘシ
翻译：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
四、破除旧有陋习，以天地之公道为基础。
五、求知识于世界，振兴伟大的皇国基业。
这五条誓言是一批改革派重臣讨论起草的。各地改革派自发联合推翻德川幕府，把权力交还天皇（大政奉还）之后，准备模仿欧洲当时流行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一个新国家：明治天皇是名义上的君主，议会权力最大。
明治天皇是日本第122代天皇。日本第1 代天皇神武天皇，据说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登基：日本建国日。日本人自己承认这是一个神话，“最前面的26代天皇的历史都不清楚”。
二战后人们才知道：海洋生物学家，裕仁天皇本人也不相信这些神话。
抄写者：明治天皇的书法老师，有栖宫帜仁亲王亲自抄写的《五箇条の御誓文》（上图）。
宣读者：代表明治天皇宣读誓言的是三条实美，不是15岁的明治天皇。
此后，大量的新国家新政府的规划和建设全面展开了。
明治维新并非一帆风顺，也有曲折，甚至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例如：
1868年，宣布明治维新的《宪章誓言》。
1871年，宣布《废藩置县》，几百个藩主废除，全国划分70多个县（后多次改制）。
1872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而引发多起士族反叛，最大一次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盛隆为首，3万叛军对抗7万政府军的“西南战争”阵亡1.3万人，反叛的西乡盛隆战败剖腹自杀，但政府仍然立碑纪念西乡盛隆。
当时，远东地区的日本韩国清国等，都在探索并互相影响，那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缺少全面客观的记叙。例如1898年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失败时，谭嗣同说：“中国变法一再失败，就是因为没人流血”（大意）。他拒绝逃避慷慨赴死试图唤醒大清。梁启超康有为逃避日本，孙中山的国民党也发端于日本。不述。
只有日本坚定不移的“脱亚入欧，学习西方”，不搞不伦不类的改革，迅速走上工业化。
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国家-天皇-人民-皇军理论上成为一体：“万机决于公论”=大家商量办事。
日本皇军的四场战争
美国《时代》的评论：日本军队“提拔不论出身”的政策，刺激中下级军官努力建功获得提拔，甚至犯上作乱；日本军人尊崇“神道教”，即为国家和天皇而死会变成神等，导致日军极其顽强，不怕牺牲。
日本皇军成立于明治维新后的1882年，在1945年解散之前（=组织寿命63年）总共打了四仗：
1.日清战争：日本赢了。
2.日俄战争：日本赢了。
3.一次大战：日本赢了。
4.二次大战：日本败了，皇军解散了。
日本惨败的二战是逐步扩大的，很多事端都是“提拔不论出身”和“尊崇神道教”刺激发生的，最重要的深层次经济原因是日本面积小，资源匮乏等，刺激了日本的“爱国主义”的泛滥成灾。
世界第一大媒体集团《时代》，将上世纪20-40年代的日本称为“暴力爱国20年”。
日本人过去并不“爱国”，武士们只知道忠于藩主。
日本人的“爱国”是从明治维新，建立中央政府后开始的。
日本人的“爱国”曾经帮助他们打赢了两场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
日清战争
1894年，24万日军击败63万清军。日军主力舰仅4300吨（2艘），清军主力舰为7400吨（2艘）。也就是说：兵少船小的日本打败了兵多船大的清国：兵力差距近三倍，清国主力舰吨位超过日本主力舰约50%。
日俄战争
1904-1905年，双方军力对比更加悬殊：1：6，如果加上预备役则兵力差距高达1：9，如下：
俄国 日本
步兵 656，000 130，000
骑兵 133，000 10，000
炮兵 107，000 15，000
工程运输 44，000 15，000
合计 1，000，000 170，000
===============================
预备役 4，000，000 460，000
可用军队总计 5，000，000 630，000
当时的这两场战争，日本军队是为国家而战，“爱国主义”随着“皇军的胜利”开始泛滥。
清国和俄国都没有“国家”，或者说国家是皇帝的私产，与士兵没有关系，均以惨败告终。
现在很难理解，究竟是新建的日军太善战了，还是清军和俄军太腐败了。也许，两者都有。
现在很难理解，石原莞尔自己一个人编制出“东方的美国”的计划：五族协和，日本人放弃日本国籍。但是这个计划确实被实施了，而且这个计划的思想一直影响到朝鲜战争时期和以后的时期。
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一例
日本，韩国，朝鲜，满洲地区的历史，很难翻译整理：四个国家（地区），四种版本，多种说法。很难下笔。现在我们看一看朝鲜战争和战后期间，大韩民国陆军最初的10任参谋总长的学历：
1948.12.15-1949.5.8 李应俊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 日本陆军大佐
1949.5.9-1949.9.30 蔡秉德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9期 日本陆军中佐
1949.10.1-1950.4.9 申泰英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 日本陆军中佐
1950.4.10-1950.6.29 李应俊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 日本陆军大佐（第二次就任）
1950.6.30-1951.6.22 丁一权 满洲国陆校到日本陆校留学=相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5期
1951.6.23-1952.7.22 李钟赞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8期 日本陆军中佐
1952.7.23-1954.2.13 白善燁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 韩国首位四星大将
1954.2.14-1956.6.26 丁一权 满洲国陆校到日本陆校留学=相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5期（第二次就任）
1956.6.27-1957.5.17 李亨根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6期 日本陆军少佐
1957.5.18-1959.2.22 白善燁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 韩国首位四星大将（第二次就任）
出身于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名将，除了韩国首位四星大将白善燁将军，还有一位著名的朝鲜族军人朴正熙：他曾担任大韩民国五任总统（第5-9任：1963-1979年=16年，实际统治18年），在他统治时期，韩国举办了汉城奥运会，韩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瞻目的“汉江奇迹”……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朴正熙的简历如下：
1940年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入学
1942年 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第一名毕业
1942年 编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当第57期
1944年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名毕业
1945年 二战结束时担任满洲国军中尉
1948年 因参加南朝鲜劳动党（共产党）被捕
1949年 在白善燁等人保护下免于处分，解除军籍
1950年 复职为韩国陆军少佐
1953年 韩国陆军准将
1959年 韩国陆军少将
1961年 军事政变，1962年代行总统权限，1963年正式就任总统直至1979年被刺杀身亡。
从这些韩国将领们的简历，就可以知道那是一段很难表述的历史。
尤其是朴正熙，这位韩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的身世和功过，充满争议：他和满洲国，日本帝国，朝鲜共产党，大韩民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50年，韩国，釜山，朝鲜战争期间的韩国军队：剽悍著称的李承晚政府的军队。
李氏朝鲜（1392-1910），延续了518年，大致上相当于中国的明朝与清朝。
1910年，日本韩国合并，李氏朝鲜灭亡。1905年，李氏朝鲜灭亡前5年，当时30岁的李承晚（1875-1965年）受朝鲜君主的派遣，前往美国求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不管。于是，李承晚留在美国读书，先后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哈佛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11年，李承晚经过日本，回到韩国，然后来到上海，长期在中国领导韩国独立运动。
1945年，二战结束，70岁的李承晚回到汉城：不称职的李氏朝鲜外交官成为第一任韩国总统。
李承晚，也是一个经历复杂，评价纷纭的韩国著名人物。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哪一个人的经历不复杂？哪一个国家地区的历史不复杂？不述。
日韩合并期间日本在现朝鲜的元山建造的大型炼油厂，1951年6月朝鲜战争中被毁坏。
日韩合并期间，日本人1939年在汉江上建造的韩国最大水电站华川大坝（Hwacheon Dam），1950年5月朝鲜战争期间被毁坏。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重建，现在仍为韩国最大的水电站。
各国媒体的评述：日本韩国合并的结果，并不都是负面的，例如韩国的绿化率提高到70%以上；“从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控制下解脱以后，韩国人的识字率从3%，奇迹般的提高到90%以上”。
明朝和清朝控制的李氏朝鲜，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进步和经济成长。
小征泽尔，日本最成功的音乐家和指挥家，1935年生于满洲国。
在这个“实验性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一起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煤铁联合体”，虽然赶不上美国的联邦国家实验，但是超过了苏联的联盟国家实验。这些设备，最后大部分被苏联红军搬走了。
美英军队早已停战，“贪婪的苏联继续消化战果，几乎把满洲国地区洗劫一空”……
现在的东北三省，没有来自俄罗斯的任何投资。
现在的东北三省，最多的海外投资，来自日本和韩国。
日本神话和神道教
日本的神道教，原先只是崇拜自然：这个不大的岛国，没有一个地方距离大海超过90英里，没有一块农田面积超过2.5英亩。这里自然诞生的神道教崇拜的东西也很小：一棵大树，一条小溪，一朵鲜花甚至一种昆虫。
后来出现了神话的历史：男神伊耶那岐，女神伊耶那美，生下了日本列岛，还制造出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她的兄弟风暴之神=须佐之男。须佐之男嫉妒和折磨他的姐姐天照大神，于是，天照大神躲进了山洞。没有了太阳，大家都很不方便。于是其他男女诸神聚集在这个山洞门口，造出一棵大树，一个女神跳起动人的舞蹈，充满了热情。天照大神也忍不住探头出来看跳舞，于是被众神中的一位拉出来，世界又恢复了光明。
须佐之男，因为他的恶行，从天上被赶下来，住在日本的本州：日本的第一批居民。
天照大神，她的两个孙子，琼琼杵命，迩迩艺命，被指派来管理日本：日本统治者。
琼琼杵命和迩迩艺命的玄孙，就是日本的第1代天皇，神武天皇。
但是，这个神武天皇开始的天皇世系，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
公元645年，藤原不比等（659-720）夺取了日本的主导权：长达近400年的影子政治开始了。藤原氏的统治很巧妙：每一位天皇迎娶的皇后都是藤原家族的女儿。由于天皇是不能犯错的，否则会使天皇失去神的光彩，所以天皇的恰当政治地位应该是不管人间的事：“高出云表”，世俗事物留给任何一个碰巧掌权的集团去处理。
于是，每一位天皇都无实权，都是由藤原氏的家族成员，担任“摄政”。
这种温和的婚姻摄政，后来被长达800年的军事集团摄政取代，统治方式没有改变，直到裕仁天皇出生前的33年，明治维新打破了这一长达1200多年的传统：天皇，成为名义国家领袖，不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神。
在远东军事审判时，石原莞尔被列为“证人”。
这个证人很不合作，他指责美军轰炸平民，批评美国的军舰带来了殖民思想。美国人无奈的听着他的絮叨：他已经身患重病，他也确实曾经坚决反对东条英机等人的作法。但是，任何人的反对都没有用，“9-18事变”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1931年，9-18事变。经济角度来看，这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反应。
1932年，满洲国成立。2月，日本“极端爱国”的农民和渔民小团体“血盟团”杀死了反对军事扩张预算的藏相井上准之助（大藏省=财政部）。在审判这些罪犯期间，5月，9名日军军官又刺杀了批评侵略满洲的首相犬养毅。这两批罪犯都得到日本各地各阶层的同情，杀人的刺客们都得以逃脱：被判监禁，后来又减刑。没有人被处死。
1936年，2月26日，1400多名陆军举行兵变：他们杀死了阻止军事预算的藏相高桥是清，温和派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占领了陆军省，国会大厦和警察总部。首都瘫痪了四天：陆军将领们踌躇不决，不知应该镇压还是加入叛乱。挺身而出镇压叛乱的只有石原莞尔。最后，直接来自皇宫的一道命令使叛军返回军营。123人被审判，17人被处决。
1937年，政客们开始反击陆军，德高望重的前议长滨田国松批评陆军篡夺政权，损害言论自由，在中国的巨大军事花费导致日本国内的高税收。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表示抗议，日本政府随之垮台。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温和派候选人在参众两院都一败涂地。侵略满洲导致的中日冲突终于演变为全面战争：8月13日70万中国军队发动淞沪大战。日本军方拿出《国家动员令》，包括对工业，劳力和新闻的绝对控制权等，新的帝国议会顺从地予以通过。
1940年，帝国议会议员斋藤隆夫“为了中止军方的扩张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对华战争是纯粹的侵略，“如果我们失去一次和平的机会，那么今天的政治家即使死后也洗不清自己的耻辱”。右图：2月2日斋藤隆夫在议会发表演说，这是最后一次对陆军的公开批评，演说之后，被激怒的军方要求他辞职。他的这次演说6个月后，日本所有的政党全部被取缔。9月27日军方控制的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国协定”。
1941年10月18日，军人内阁东条英机内阁登场。“东条英机精力充沛，没有任何战略头脑”，被石原莞尔蔑视地称为“东条上等兵”“只能管理10挺机枪”。果然，东条内阁就任不到两个月，爆发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紧接着德国对美宣战，美国对德宣战……
右图：1937年已担任德国总理4年（1933-1937）的希特勒的竞选宣传海报：“再给我四年（德语）”。在前4年里，德国经济复兴。1937年希特勒再次当选两年后，1939年苏联德国联合攻击波兰，二战爆发。
如果希特勒不第二次当选，如果石原莞尔们只是经营满洲……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
1937-1938年的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积极支持中国并直接参战”的只有苏联红军：武汉会战期间，苏联空军与日本空军在武汉多次空战。直到中日两国打得不可开交了，苏联人再也不见了：苏联终于安全了。
1937-1941年，美国始终坚决要求日本退出中国和满洲，并对日本形成所谓“ABCD包围圈”（A=America=美国，B=British=英国，C=China=中国，D=Dutch=荷兰），封锁禁运钢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日本战争机器濒临崩溃。最后日本偷袭占领了美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地。英美荷兰始终都没有承认满洲国。苏联长期追求将中国的新疆，蒙古，满洲并入“苏维埃联盟”，在与日本军队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边境军事冲突（1939年5月11日-9月15日停战的诺门坎事件）后，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日本承认外蒙古。在中美英等国对日作战期间，长期维持与日本的《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大本营开动宣传机器：天皇被宣传为神，神道教被用来号召日本人献出生命，只要为了国家和天皇牺牲就会成为神，然后供奉到日本的靖国神社。
战后，神道教被美国占领军取缔，裕仁天皇发表声明：天皇是人，不是神（《人间宣言》）。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进行了国家改造，天皇制度变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述。
1937年，蒋中正先生率领的国民政府，第一个投入战斗……《中国第一个投入战斗》（China First to Fight），美国推销战争国债的宣传画。
裕仁天皇的终战决定
1941年，9月6日，古老的日本皇宫，东边的1号房间，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裕仁天皇，延续2600年的第124位现世的神，身穿军装坐着，双眼微闭，听着发言。
内阁大臣们和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依次站起来向天皇鞠躬，然后报告他们国家面临的令人沮丧的消息：中国战场已经死亡18.8万军人，美国，英国，荷兰敌视日本帝国，日本的战争物资一样也没有，都要进口，英美荷兰的石油禁运造成日本经济停滞，将会扼杀日本，仅海军每天就要消耗400吨燃油，现有的燃料储备不会坚持到明年。枢密院的议长吉田原总结说：“现在，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了”。
这个时候，裕仁天皇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天皇没有实权，所以裕仁养成了在内阁决议时默许同意的习惯。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裕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的两句诗：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何风雨满人间
这是“五年前发生《2-26军事政变》以来，裕仁在内阁会议上第一次发出声音”。他的行为震惊了所有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与会者们的想法，决议早已经制定：1941年9月3日，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制定的。
这是一个决定日本命运的计划：如果11月份第一个星期，外务省仍然无法劝说罗斯福总统放弃对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禁运，日本将进攻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太平洋上的领土。美国生产能力是日本的10倍以上，当时即使最好战的日本领导人也认为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赌博。联合舰队的指挥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也发出了含糊的警告：“在和美国英国交战的最初的6-12个月里，我可以取得疯狂的胜利，在那之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
一切都按预期的发生了：美国没有让步，坚持日本必须退出整个中国，包括退出满洲。
12月8日，此次会议3个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
12月8日，罗斯福签署《对日本战争宣言》后，与同僚们在微笑（右图摄于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日本发表的《宣战诏书》，类似于明治维新的五条简单誓言，文字相当简短，属于文言文（源自中国），全文如下：
天佑ヲ保有シ万世一系ノ皇祚ヲ践メル大日本帝国天皇ハ昭ニ忠誠勇武ナル汝有衆ニ示ス。
朕茲ニ米国及英国ニ対シテ戦ヲ宣ス朕カ陸海将兵ハ全力ヲ奮テ交戦ニ従事シ朕カ百僚有司ハ励精職務ヲ奉行シ朕カ衆庶ハ各々其ノ本分ヲ盡シ億兆一心国家ノ總力ヲ挙ケテ征戦ノ目的ヲ達成スルニ遺算ナカラムコトヲ期セヨ。
抑々東亜ノ安定ヲ確保シ以テ世界ノ平和ニ寄与スルハ丕顕ナル皇祖考丕承ナル皇考ノ作述セル遠猷ニシテ朕カ拳々措カサル所而シテ列国トノ交誼ヲ篤クシ万邦共栄ノ楽ヲ偕ニスルハ之亦帝国カ常ニ国交ノ要義ト為ス所ナリ今ヤ不幸ニシテ米英両国ト釁端ヲ開クニ至ル洵ニ已ムヲ得サルモノアリ豈朕カ志ナラムヤ中華民国政府曩ニ帝国ノ真意ヲ解セス濫ニ事ヲ構ヘテ東亜ノ平和ヲ攪乱シ遂ニ帝国ヲシテ干戈ヲ執ルニ至ラシメ茲ニ四年有余ヲ経タリ幸ニ国民政府更新スルアリ帝国ハ之ト善隣ノ誼ヲ結ヒ相提攜スルニ至レルモ重慶ニ残存スル政権ハ米英ノ庇蔭ヲ恃ミテ兄弟尚未タ牆ニ相鬩クヲ悛メス米英両国ハ残存政権ヲ支援シテ東亜ノ禍乱ヲ助長シ平和ノ美名ニ匿レテ東洋制覇ノ非望ヲ逞ウセムトス剰ヘ与国ヲ誘ヒ帝国ノ周辺ニ於テ武備ヲ増強シテ我ニ挑戦シ更ニ帝国ノ平和的通商ニ有ラユル妨害ヲ与ヘ遂ニ経済断交ヲ敢テシ帝国ノ生存ニ重大ナル脅威ヲ加フ朕ハ政府ヲシテ事態ヲ平和ノ裡ニ回復セシメムトシ隠忍久シキニ弥リタルモ彼ハ毫モ交譲ノ精神ナク徒ニ時局ノ解決ヲ遷延セシメテ此ノ間却ツテ益々経済上軍事上ノ脅威ヲ増大シ以テ我ヲ屈従セシメムトス斯ノ如クニシテ推移セムカ東亜安定ニ関スル帝国積年ノ努力ハ悉ク水泡ニ帰シ帝国ノ存立亦正ニ危殆ニ瀕セリ事既ニ此ニ至ル帝国ハ今ヤ自存自衛ノ為蹶然起ツテ一切ノ障礙ヲ破砕スルノ外ナキナリ。
皇祖皇宗ノ神霊上ニ在リ朕ハ汝有衆ノ忠誠勇武ニ信倚シ祖宗ノ遺業ヲ恢弘シ速ニ禍根ヲ芟除シテ東亜永遠ノ平和ヲ確立シ以テ帝国ノ光栄ヲ保全セムコトヲ期ス。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宣战诏书》的中文翻译：
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统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诚勇武之尔等众人：
朕兹向美国和英国宣战，陆海将兵奋其全力从事交战，百官有司，克勤职守，全国众庶各尽本分，务须亿兆一心，彻底发挥国家之总力，以达成征战之目的。
确保东亚之安定以利世界和平，实为列祖列宗之宏猷，朕所拳拳服膺无时或忘者也。而与各国敦睦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为帝国一贯之外交方针。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亦非朕之本愿。前者，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和平，终使帝国操戈而起，已四年有余。幸而国民政府（注：南京汪精卫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其结善邻之谊，互相提携，而重庆之残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倪墙，罔知悔改。美英两国则支援残存政权，助长东亚祸乱，假借和平之美名，暗藏制霸东方之野心，进而勾结其他各国，在帝国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衅，并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碍，终于断绝经济关系，给帝国生存带来重大威胁。朕饬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恢复事态，一再隐忍，对方毫无退让精神而徒事推延时局之解决，近期日益加强经济和军事威胁，企图使我屈从。长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亚安定之努力，势必化为泡影；而帝国之存在，亦将濒临危殆。帝国势逼处此，为自存自卫，惟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
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尔众人之忠诚勇武，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远之和平，并保全帝国之荣誉，深寄厚望。御名御玺昭和16年12月8日
这篇日本的《宣战诏书》，证实了三个基本事实：
1.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中正的南京-武汉-重庆的“残余政权”始终抵抗日本，直到美国和英国参战。
2.1938年1月，罗斯福总统首次号召美国商人不要给日本提供战略物资，后来升级到政府禁运和联合英国荷兰禁运。最后日本突袭美英两国的亚洲殖民地，以及石油蕴藏丰富的荷兰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
3.日本向英美宣战是因为英美坚持支持蒋中正先生的坚持抗战。
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正式大规模支援中国，最著名的是持续42个月的驼峰空运：
1942年4月-1945年11月，美国通过印度基地，向中国政府实施了长达三年半的驼峰航线（The Hump）空运支援，仅仅这项空运行动中，美军损失了594架飞机，死亡和失踪了1，659人。总计毛重776，532吨（净重约650，000吨）物资空运给中国政府。数万美军曾经通过驼峰航线进出中国。二战结束后，47，000美军通过驼峰航线离开中国，飞到印度，再返回美国（注：中国唯一的陆路通道是滇缅路，双方反复争夺，中国两次派出远征军，美国英国也派军参战滇缅路争夺战，不述）。
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曾经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他说：偷袭珍珠港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事实确实如此，美国不仅承担了盟军各国的军火生产和供应，并且直接参战：
欧洲战场：1944年6月6日（D-Day），三百多万美军登陆欧洲：距离珍珠港事件两年半。
亚洲战场：1945年，太平洋战场的美国陆海空军达到500多万人。日本帝国，从疯狂走向崩溃。
二战结束时，在中国地区的参战美军官兵，已经将近6.5万人。
美军B-24轰炸机群，正在轰炸日本占领的印度尼西亚的油田，油田几乎成为火海。
B-17和B-29是最常用的两种轰炸机，摧毁了日本大中城市的70%以上，最后B-29丢下了两颗原子弹。
1945年，开战三年半，帝国海军不复存在：莱特岛和冲绳战役，日本海军损失殆尽。
1945年5月，德国投降，此前和此后，日本的主战与主和的两派，连续争吵了几个月。
1945年8月6日，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战和两派，在天皇面前连续争吵4天。
1945年8月9日，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依然坚持：组织抵抗，一亿玉碎。
1945年8月9日，上午开始，双方在皇宫继续争吵。裕仁一语不发。争吵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
1945年8月10日，凌晨2点，激烈的争吵中，年迈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吃力的站起来，要求天皇发言：“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先例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慢慢走向天皇，向天皇鞠躬。裕仁会意的点点头，铃木首相返回自己的座位。
裕仁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若干世纪传统的紧张：“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好像受到了催眠。裕仁天皇停顿了一下，望着天花板：“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苦难，我不能再忍受，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一些原先站着争吵的人跌落到座位里，头低垂着，肩膀高高耸起。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裕仁转身走出房间，留下目瞪口呆的人群：所有内阁成员，都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宣言上签字了。裕仁天皇是一位44岁的腼腆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喜欢研究海洋生物。他按理应该“高出云表”，不管人间的事情。
8月10-15日，“折磨这个民族的日子持续了6天”：混乱，叛乱，内阁辞职，陆军大臣剖腹自尽，海军大将驾机自杀攻击……天皇不得不亲自录音，准备发布《终战诏书》；叛军们杀入皇宫，试图搜查和毁掉天皇的录音……
虽然内阁成员签字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几乎所有陆军和海军还是难以接受美军占领日本的可怕现实。日本全国陷入了六天的混乱。美军继续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空降劝降传单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日本现在必需一个救世主，这个人只能是天皇本人。天皇终于决定：“我要下令投降”。
8月14日，上午10点30分，天皇召集全体内阁成员，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如果没有更多的意见，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结论：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我充分认识到，让陆军和海军忠实的军官，战士们置自己的国家被占领而不顾，向敌人投降，那是何其艰难！他们也许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裕仁这时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而开始哽咽，两个大臣也哭倒在地。裕仁继续说：“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国的投降问题的的答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一个天皇谕令，终止战争”，他走了出去。含泪的军人们不再坚持了。
8月15日，天皇录音播出（“玉音放送”），700多万“疯狂爱国”的剩余皇军，放下了武器。
8月28日，第一批美军登陆日本：美军占领日本，直到今天。
9月7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在军舰上举行仪式的原因：杜鲁门总统指定麦克阿瑟主持盟军受降仪式，但是海军上将尼米兹难以接受，华盛顿协调后，在海军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受降。二战期间，美国生产了多达155艘航母等大批战舰，海军战功巨大。
日本签字投降的9月7日，东京湾聚集了258艘军舰，1900多架战机飞过日本的天空庆祝胜利。
世界著名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日本政治家木户孝允（1833-1877，右图）的妹妹是木户幸一侯爵的奶奶……早在1942年2月，偷袭珍珠港两个月后，木户幸一侯爵等“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就已经意识到日本不可能取胜，木户幸一催促裕仁天皇“抓住一切机会结束战争”，但是天皇和主和派没有机会，直到美国两颗原子弹送来了机会。
接替曾经辅弼过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的位置成为“天皇的秘书”的木户幸一侯爵，在极其关键的1940-1945年担任日本内大臣（掌玺大臣），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因健康理由释放，1977年去世。他是协助天皇结束战争的关键人物，他揭露的政府和军部的内情，也使盟军了解了更多日本内部的历史真相。
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日本本土的每户人家里，只剩下一口锅，全部金属都上缴了……满洲和其他控制区域的物资，全部被英美海军和空军封锁了。什么也运不进日本……一百多万人被炸死甚至烧焦，八百多万人逃到乡下。但是，哪里都没有粮食了……军方仍在组织抵抗：“一亿玉碎”。大本营的各种军事公报，全部是谎言……
日本的这场惨败，距离明治维新启动的1868年，只有77年。
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1868年为“五条御誓文”（五箇条の御誓文）添加了极其重要的第五条：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ヘシ（求知识于世界，振兴伟大的皇国基业）。
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还曾说过：“日本人要成为世界人”。
现在的日本没有军队，不再“爱国”，而是爱世界爱地球爱环境……明治维新以来的探索在继续。
山口百惠，一个时代的偶像。
日本电视剧《血疑》的主角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后来成为夫妻。
日本，不是一条船。一条船，可以划走。一群岛，永远是一群岛。
日本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友好邻居。邻居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和地理。
邻居之间相处，本来就有很多方式。和睦相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日本政府多次承认：他们与邻居相处的方式曾经错误几十年，并为此懊悔和反省。日本人民也曾是受害者。日本天皇和明治维新功臣的后裔们也无法阻止“疯狂爱国”的军国日本的扩张。
1931年的“9-18”已过整整80年。
2010年2月13日，“纪念德国德累斯顿大轰炸65周年”，德国网站公布了一封家信，当年22岁的德国士兵罗贝特-德雷舍的这封家信，与他的阵亡通知书同时抵达他的父母手中：“亲爱的爸爸妈妈，在你们收到此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无论生命的长短，我们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尽到自己的一份义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我没有白活一次。我相信，谁为自己的祖国而死，他就没有枉来人世，我们的流血牺牲将换来一个自由和伟大的德国。在这个德国，一代代的人在和平的工作中过着幸福的日子，为此而战斗献身是没有遗憾的。德国万岁。你们的儿子罗贝特”。
这段话，很容易使中国人联想起前苏联传来的另一段谎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所有解密档案和历史资料已经证实：
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军国日本，当时都属于国家犯罪。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军国日本当时也在欺骗，手法比现在的抗日电视剧高明多了。
黑格尔：“人民只需要两样东西，面包和娱乐”。
真实历史应予重现。人民需要娱乐，人民对历史真相也有知情权。
……
历史，不能假设。电视，就是娱乐，最多是寓教于乐，绝不能造假。造假的代价，将超出造假者的预料。
日本惨败离明治维新启动的1868年，只有77年；日本皇军从建立到解散，只有63年。
皇军灭亡，日本幸存：这才是真实的日本历史。
文革中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也就是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这29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21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所以可以说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军管，只不过在加上几个干部和群众代表。越到后来越是如此，这表明了毛泽动急于利用军队结束文革、恢复稳定的心态。
按说这些革委会的主任都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在走资派遭到整肃以后上台的，都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了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然而这些人当中几乎一半人后来还是遭到了整肃。
第一阶段的整肃是在“林彪事件”以前，遭到整肃的，共有6人，他们是：
山西的刘格平，1969年7月被免职。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1969年10月被撤职。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
河北的李雪峰，1971年1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
山东的王效禹，1971年3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
黑龙江的潘复生，1971年6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
内蒙的滕海清，1971年5月被免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内。
在这些人当中，山西的刘格平、贵州的李再含、山东的王效禹、黑龙江的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贵州的李再含还是军队干部。这些人所在的省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较早的。正因为如此，在文革的进一步动乱中，这些成立较早的革命委员会和这些主任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使这些省长期不能稳定。
与黑龙江的潘复生具有可比性的是河南的刘建勋，都是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在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表态支持造反派。与贵州的李再含具有可比性的是青海的刘贤权也是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派，而且都是军队干部。由于刘建勋和刘贤权没有过深地卷入派性斗争，因而度过了这一轮的整肃。
河北的李雪峰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因为陈伯达下台而受到了牵连。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林彪。李雪峰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因为过分接近陈伯达，被毛泽东认为是追随林彪，于是遭到整肃。毛泽东把整肃李雪峰和郑维山作为打击林彪集团的一项措施，称之为“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都在“林彪事件”以后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内蒙的滕海清是在制造著名的“内人党”冤案中犯了严重的罪行，致使34万6千多人遭到迫害，1万6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内人党”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平反。滕海清在当时只是调离内蒙，并没有真正受到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内蒙人民曾强烈要求惩处滕海清，但是滕海清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甚至没有一个对错误的深刻认识。
在这段时间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变动情况还有：
云南的谭甫仁，1970年12月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西藏的曾雍雅，1970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以前，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还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为止，29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23人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这时候毛泽东的思路仍然是利用军队实现稳定。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有4人受到牵连下台，他们是：
广东的黄永胜，1971年9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
浙江的南萍，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
江西的程世清，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
新疆的龙书金，1972年被撤职。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
此外还有2人去世：
北京的谢富治，1972年去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
四川的张国华，1972年去世。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至此，一共有10人遭到整肃，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3人以外，遭整肃的10人以及西藏的曾雍雅都未能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所以，26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15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仅为百分之五十七。
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江苏的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湖北的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安徽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此前已李德生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辽宁的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福建的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省革委会主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老毛这时候的思路和周恩来趋向一直：大量解放和起用文革中的老干部，同时让文革权力过分膨胀的军队退出地方领导岗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4人遭到整肃：
上海的张春桥，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
吉林的王淮湘，1977年免职、调离。文革前的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
甘肃的冼恒汉，1977年案被撤职、降级。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
除此之外，北京的谢富治虽然已经去世，后来还是遭到清算。
去世的2人：
宁夏的康健民，1977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贵州的李再含已被撤职，1975年去世。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除了遭到整肃的三个人以外，青海的刘贤权也未能进入十一大的中央委员会。
24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10人，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江苏的许世友、天津的解学恭、河南的刘建勋、湖北的曾思玉、湖南的黎原、安徽的李德生、陕西的李瑞山、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广西的韦国清。
最初的29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一共是14人，几乎一半。
附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1967。1。31）：潘复生——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为第一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6月被撤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接任。1980年去世。1982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龙江省委的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革中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
山东（1967。2。3）：王效禹——文革前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3月被撤职。济南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1979年被开除党籍。
上海（1967。2。5）：张春桥——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接任。1977年7月，被永远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4年死于狱中。
贵州（1967。2。14）：李再含——1955年授大校军衔。文革前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文革中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0月被撤职。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1975年去世。
山西（1967。3。8）：刘格平——文革前任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被免职。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1976年底，调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去世。
北京（1967。4。20）：谢富治——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去世。文革前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任。1980年被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青海（1967。8。12）：刘贤权——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中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68年调任铁道兵政委。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浙江革委会主任谭启龙接任。1992年去世。
内蒙（1967。11。1）：滕海清——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5月，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的错误，被免职。调回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
天津（1967。12。6）：解学恭——文革前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为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江西（1968。1。5）：程世清——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26军政委。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任。后被开除党籍。1981年解除关押。
甘肃（1968。1。24）：冼恒汉——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因“四人帮”案被撤职、降级。文革前的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宋平接任。1991年去世。
河南（1968。1。27）：刘建勋——文革前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3年去世。
河北（1968。2。3）：李雪峰——文革前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月，李雪峰因“陈伯达案”被撤职。文革前的河北省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接任。1979年12月改正。2003年去世。
湖北（1968。2。5）：曾思玉——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5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第一书记）赵辛初接任。
广东（1968。2。21）：黄永胜——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总参谋长。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兴元接任。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3年去世。
吉林（1968。3。6）：王淮湘——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16军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2月，因“四人帮”案被免职，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接任。1980年被开除党籍。
江苏（1968。3。23）：许世友——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接任。1985年去世。
浙江（1968。3。24）：南萍——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20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因“林彪事件”被撤职，隔离审查。文革前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任。1981年解除关押。1989年去世。
湖南（1968。4。8）：黎原——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文革前任47军军长。文革中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47军军长。文革前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接任。
宁夏（1968。4。10）：康健民——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病逝。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任。
安徽（1968。4。18）：李德生——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12军军长。文革中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副主席、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文革前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为第一书记）、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接任。
陕西（1968。5。1）：李瑞山——文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调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文革前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接任。
辽宁（1968。5。10）：陈锡联——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接任。1999年去世。
四川（1968。5。31）：张国华——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文革中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去世。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接任。
云南（1968。8。13）
……谭甫仁——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工程兵政委。文革中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1970年遇刺身亡。文革前的云南省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接任。
福建（1968。8。14）：韩先楚——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75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接任。1986年去世。
广西（1968。8。26）：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前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文革中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九届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文革前的广西区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安平生接任。1989年去世。
西藏（1968。9。5）：曾雍雅——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1995年去世。
新疆（1968。9。5）：龙书金——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湖南军省区司令员。文革中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解除职务。文革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接任。2003年去世。
毛泽东在陕北如何化解警备团“信任危机”
1947年9月，毛泽东率领三支队转战陕北到达神泉堡后，虽然住的窑洞比以前宽敞了，但生活还是十分艰苦。正值庄稼成熟的季节，由于西北风来得比往年早，气温骤然下降，早霜把快成熟的庄稼全打死了，山坡上的枣子成了老乡们度荒的主食。部队的生活更加艰难，毛泽东和警卫排不得不也挖野菜充饥。
当初中央警备团分出的另两拨人马，随刘少奇、叶剑英他们离开陕北后，分别从河北平山县和山西临县招了一批新兵，考虑到陕北的情况，派来补充警备团主力。就在毛泽东他们如此困难的时候，新兵们千里迢迢到达了陕北。团长刘辉山和政委张廷桢高兴地迎接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和老连队的战士们安置在一起，驻扎在距神泉堡十多里远的阎家峁，担负毛泽东等人和前委机关的外卫任务。
谁知这批新战士来自比陕北富裕的地区，很不习惯。他们虽然也是穷苦人出身，但老家苦还没苦到如此份上，难也没有难到如此地步，两眼是望不到尽头的黄土坡，住窑洞，穿旧衣，吃的更是野菜汤。因为不了解陕北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纷纷死活不相信自己是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党中央驻地。有的干部甚至找到刘辉山说：“我们是来保卫毛主席的。这里没有毛主席，你还是让我们回去吧！”
有的新兵还干脆说：“你们不说实话，干嘛骗咱是中央警备团？”
陕北的艰苦环境居然使得新兵不信自己是来到了中央警备团。这让刘辉山等人始料未及。刘辉山耐着性子，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确是中央警备团，是保卫毛主席的部队。”“当毛主席的警卫，还住这样的破窑洞，穿这样的旧军装，喝这样的野菜汤？你们的话是二流子烧香——信不得。”“都是革命同志，我们骗你们干啥呢？”“谁知道你们是咋想的！”
大概是国民党军征兵常玩“指东说西”的骗局，结果，刘辉山等人越做工作，反而越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自己有口难辩。眼看新兵蛋子吃了“迷魂药”，“信任危机”无法解决，刘辉山等人只好连夜赶去神泉堡，向毛泽东求援。
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刘辉山红着脸，把这些情况一一汇报，然后求教：“他们咋就不认我这个团长呢？”“哈哈！他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呀！”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大笑，“你这个真佛，他们不认，那就只有我这个真佛现身了！”
接着，他对刘辉山说：“你们回去后，准备开个新兵欢迎大会，届时我和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都去，和战士们见见面，说说话。”“这是个好办法！”刘辉山恍然大悟。
于是，他连夜赶回阎家峁了。
10月15日，早饭后，在警卫排的护送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江青、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说说笑笑地向阎家峁走去。
阎家峁在一座又尖又高的山顶上，山高坡陡。众人走了整整一大上午，才登上山顶。到达了村头时，刘辉山、张廷桢等人早已等候在此。
众人握手、寒暄后，刘辉山领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到村中一块平地。中央警备团的新老战士已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等候。毛泽东等人快步走上主席台，老战士们都认识他，非常激动，热烈地鼓掌。
而在此刻新战士们却露出十分惊诧的神情。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毛泽东一定骑着高头大马，披着呢子大氅，穿着皮靴子，或者穿着貂皮大衣，威风凛凛，由人们簇拥着，至少行头和装束不比国民党一位军长差。谁知眼前的毛泽东，穿着灰布军装，脚上是布棉鞋，除了身材高大外，与其他战士完全没二样。并且，他身边的首长也是如此。他们看着老战士们的激动和掌声，终于相信来人是毛泽东，自己确是来到了中央警备团，于是也跟着“哗啦哗啦”不停地鼓掌。
刘辉山宣布开会，首先请任弼时讲话。
任弼时讲话完毕后，把毛泽东介绍给新战士们：“这就是你们日夜盼望见到的毛主席，今日他特地来看望大家了！”会场上掌声如雷。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左手叉腰，右手打着手势，以惯有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参加警备团的工作！警备团的老同志更辛苦，连续几个月在陕北艰苦奋战，战胜了重重艰苦困难！希望老战士关心新战士，爱护新战士；新战士要向老战士学习！新老战士要互相团结！”
毛泽东声音宏亮，一开口，话语就与一般人不一样。这老战士们是熟悉的，而新战士第一次听，个个凝神闭气，会场静极了。
接着，毛泽东针对新战士的当前心理做思想工作了，说：“听说你们从山西、河北过来的，觉着这地方太困难、太苦，这里的老百姓也太脏。同志们，这地方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要比我当兵的时候好得多。我今年53岁了，我当兵的时候，你们还只有这么一条条着呢！（他用两手比划着一尺多长的样子）有的还没有出生。我不是给你们摆老资格。我当兵的时候，要比现在难得多。那时，我们只有七八个人，四五条枪，每条枪发五发子弹，还有一发臭子弹，就那么几个人闹革命，与强大的敌人战斗，那才艰苦呢。你们听说过吗？贺老总一把菜刀干革命，你说贺龙同志那时候困难不困难呢？他不是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而是迎着困难干，在他面前无困难，困难被他一个个地克服了，战胜了。你们现在刚一当兵，就每人发给你们一支枪，百十发子弹，你们警备团几百号人，坐这么大片，这么多的人，又有这么多的枪，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堂堂正正地坐在这里开大会。我们当兵的时候，就那么几个人，带着那么几支破枪，到哪去行动都是保密的，因为反动派怕我们革他们的命，到处捉我们。那时，环境要比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困难得多，恶劣得多。还有在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没有饭吃，就吃草根，吃树皮，有的人把皮带都吃了，没有衣服穿，有好多同志冻死，饿死了，那才苦咧，相比之下，你们现在够幸福的了。”
这番“忆苦思甜”，让新战士们明白现在比革命之初好多了，困难并不可怕。台下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讲了当前的形势，特别强调“枪杆子是宝贝”的道理，鼓励战士们熟练地掌握武器。最后，他说：“你们是青年人，要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你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好！”
之后，周恩来、陆定一等人也都讲了话。
这次会议解开了新战士脑子里的疙瘩。
由于天色已晚，毛泽东等人在团部吃过晚饭后，就在这里过夜。
第二日，其他人回去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没走，干脆和警卫排战士一起搬到了新兵连，和战士们同住，与他们一起谈心、聊天、拉家常，与他们一起到食堂吃野菜汤。
新战士和日夜思慕的领袖在一起，十分振奋。几个战士围住他说：“主席，你这么忙，还看我们呀！”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河北不是有句老话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么，我不来看你们，我们就不亲了嘛。”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在一旁边的刘辉山笑着说：“你们不相信来到了中央警备团，不相信是来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了，现在看是不是？”这话问得新战士们脸绯红绯红的。
毛泽东笑着说：“当然，这也不怪你们。国民党征兵，就全靠拐、哄、蒙、骗。开始说好好的，是去中央军，结果把军装一穿，就稀里糊涂成杂牌军了；开始说当军爷，被带到部队，一集合，成马爷（马夫）了，日日侍候长官的坐骑了……”“哈哈哈……”
战士们被毛泽东幽默、形象的话语逗得笑弯了腰。
随后，刘辉山等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老战士和新战士混合一起，让老战士对新战士进行传帮、带。其中，以原第4连为基础编为第1连，原第3连为基础编为第2连，原第2连第1排为基础编为第3连，三个连组成第1营，营长惠金贤，教导员杜泽洲。
毛泽东在阎家峁住了好几天，然后才和江青、警卫排一起回到神泉堡驻地。
毛
王冲：半个世纪的中印恩怨情仇
“中方的底线是：中方放弃在东段的要求，印方放弃西段的要求，作为补偿，印方把中段吃下去的2000平方公里吐出来，归还中国，按此计算，全部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获得72%，中国仅得28%。但印度的方针却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12万多平方公里要通吃。”2009年8月7日，这条消息在中印第13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期间被香港媒体爆出，中国外交部旋即以“毫无根据”为由予以否认，但消息依然在各大网站、论坛不胫而走，由此，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印边界争端再次成为焦点话题。
1949～1958：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
1914年，一个叫麦克马洪的英国人在中国的西南部画了一条线。这条“麦克马洪线”，种下了中印之间边界争端的种子。
1947年，印度独立；两年后，面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日发出的邀请，尼赫鲁总理（兼外交部长）给周恩来发函表示同意建交。“印度政府对于阁下的公函以及对于中国情势嗣后的发展，加以审慎的考虑后，决定和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人深信中印两国间自古以来的友谊，将因此而更为加强，同时将巩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尼赫鲁如是说。
然而，印度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却指令边防力量越过传统习惯线，蚕食中国领土，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与中国摊牌时“处于更强的地位”。
到1950年，印度已经在中国境内建立了20个哨所，1951年2月，它派兵占领了毫无疑问属于中国的达旺，赶走那里的西藏地方行政官员。
达旺，自明代以后就西藏当局的有效管辖之下，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于此。面对印度的入侵，西藏地方政府强烈谴责印度“把原来不属于它的地方据为己有，要求印度立即撤出达旺”。
此时，距离彭德怀司令员率领志愿军和美国开战只有4个月。显然，洞悉世界大局的尼赫鲁算准中国绝不会两线作战，因此有恃无恐地推进。从1951年到1953年，印度强行将其东北边界推移到“麦克马洪线”附近，并在这条线以北进一步向北推进两公里，在即使按照“麦克马洪线”也属于中国的郎久和兼则马尼设立哨所。
1954年，印度把这片9万平方公里、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划为“东北边境特区”，归外交部管辖，这意味着有待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其归属问题。但是，这一年印度出版的地图上把这段争议地区从以前的“未定边界”改为“已定边界”。
印度1954年的行为和中印长达4各月的会谈有关。这次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了它从英国殖民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而中国对印度的入侵没有提及，尼赫鲁总理据此自以为是地认为，既然印度放弃了在西藏的特权，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1972年，这一地区改名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归联邦政府直接管辖，意味着印度的占领“合法化”大大前进了一步。1986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这一略小于福建省面积的地区改为“阿鲁纳恰尔邦”，从而完成了占领的合法化。
此后，印度不断向该地区移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努力争取国际承认。2009年3月底，印度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了一份约29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其中包括向中印两国争议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地区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印度各界把亚行的贷款看成印度外交的重大胜利。“阿鲁纳恰尔邦”就是中印边界争端的东线。西段土地，包括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的一部分，约3.3万平方公里，向来属于中国领土，为历届中国行政部门所管辖，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发生变化。
在东段和西段的中间地带，印度从1954年到1958年占领了波林三多、巨哇、曲惹、拉不底等地区，约2000平方公里。
1959～1962：印度漠视中方忍让，战争爆发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和分裂分子逃往印度，印度不仅热情款待，还支持达赖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
为了防止叛乱分子月经进入印度寻求庇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驻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带，而印度边防军却断言，中国军队重兵驻扎这一地区，有可能进犯印度边境，于是向前推进，越过“麦克马洪线”。
郎久，中印边境的隘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59年8月25日凌晨，盘踞在那里的印度军队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军队被迫还击，打死打伤印军士兵数人，由此两国边境地区日趋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师博主编的《1962：中印大战纪实》把“郎久事件”看作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序幕和导火线。
两个月后，印度又在中印边界西段挑衅，空喀山口事件爆发。当时，印度警察部队70多人越境，我国边防哨所副班长吴庆国示意他们退回，被对方当场射杀，于是双方交火，印军9人死亡，10多人受伤，7人被俘。
空喀山口事件后，尼赫鲁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对付中国，他说“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在议会的答辩中他暗示爆发边境战争的可能性，并保证印度军队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
从1959到1962，中方做出大量努力，避免战争，一再退让，甚至向尼赫鲁提出放弃东段领土的大幅度的让步，即第13次中印边界问题会晤期间爆出的“中方底线”。“郎久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说，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分；中国政府不会同意“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
1959年12月，周恩来再度致信尼赫鲁，邀请他在中国任何地方或缅甸的仰光举行会谈，讨论解决边界争端的指导原则。1960年1月，尼赫鲁深思熟虑后决定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
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带领众多官员访问印度。当总理的专机在新德里机场降落时，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欢迎的群众，和前几次访印群众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截然不同。
双方举行了6次长达20多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印度反复强调的是，中印边界已经确定，不容谈判，在中国军队撤退之后可以就“微小的修正”举行商谈。
最后，周总理郑重向印度提出让步建议。据约翰·加维尔（John·W·Garver）所著的《延长的竞赛：20世纪中国和印度的敌对》（Protracted Contest: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披露。当时，周总理表示，“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这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现状，印度在西段放弃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这样一个巨大的让步，依然未被印度方面所接受。
1979年，邓小平重提“一揽子”方案，他在会见印度外长瓦杰帕伊时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通过协商解决。后来邓小平又在接见印度友好人士克里尚·库马尔、印度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透露让步的信号，1982年，邓小平对印度客人说：“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
然而，印方不为所动。1980年，印度外长拉奥说：“印度政府决不接受以下列说法为依据的前提条件，即中国方面在东段以放弃他们所说的被非法并入印度的领土做出了让步。然而，我们欢迎东段边界在没有任何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获得解决的前景。”如评论人士所言，这表明印度的傲慢态度——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说：“我们一直忍着，尼赫鲁把刀架在我们头上，我们也忍了。现在他要把刀往下砍，我们就不能忍了。”两个月后，中印边界战争打响，中方大胜后全线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外的地区。
那时，中苏分裂，中国同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国内还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中印边界战争打响之际，恰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最紧张时刻，选择这个时机开战恰是美苏无暇分身的时刻。而快速解决战斗后脱离接触，又让其他国家的干涉没有借口。后人对于1962年赢了战争、没有收回领土而辩论不休，其实，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能做到这样，已经相当不易了。
1976～2009：双方谈判解决争端
1962年那场战争后，1972年、1986年中印在边境发生过小规模冲突，但整体而言边境保持了和平。1976年两国恢复派驻大使后，逐步开始了边界问题会谈。
从1981年到1987年，双方举行了八轮副外长级的会谈，双方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原则。中国提出互谅互让、一揽子全面解决，印度则希望分段解决，其用意是让中国先在东段承认“麦克马洪线”，然后它再向中国提出在西段的领土要求，对此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1985年，英·甘地总理遇刺，其子拉吉夫·甘地继任，他对参加母亲葬礼的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说：“我们希望印中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并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恢复到50年代那样，甚至更好。”
在此背景下，1985年的第六轮会谈到1987年的第八轮会谈，双方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印度方面要求中国代表团对一揽子解决方案做出澄清，中国明确提出印度在西段调整、中国在东段让步，印度则提出“互利互惠”的原则。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政府决定设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从1989年到2002年，这个小组举行了14次会议。《印度时报》评论说，会议最积极的成果是两国政府决定不提旧账，并使边境地区保持安宁和平静。
2003年，中印两国同意设立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然后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
2003年10月23日至24日，中方特别代表戴秉国和印方特别代表布拉杰什米什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首次会晤，到2009年8月7日，整整进行了13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双方特别代表经过5轮会晤，于2005年就《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达成一致。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
2009年8月的会晤，只是马拉松式会谈的一部分，标志着会谈进入落实指导原则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寻求一个“一揽子”框架，来解决所有有争端的区域。第三阶段的会议才会讨论边界划分的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不能期望这三个阶段都能尽早完成，因为边界争端非常复杂，而且中印边界问题还负担着历史包袱。
尽管中国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六世达赖的出生地达旺中国是很难放弃。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报》的报道称，中印边界谈判因北京宣称对“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拥有主权而陷入僵局，虽然两国将举行谈判，但解决分歧的机会渺茫。该报道称，印度总理辛格已表态，在两国最终边界解决方案中，绝不应交换有人口居住地区，只有无人居住的地区可以用来交换，达旺人口约为2万，都是印度公民。
在边界谈判中，应该避免涉及对方的内部事务，但印度媒体又犯了这个忌讳。《每日新闻与分析报》还称：“中方认为，达旺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因而必须归还给西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藏族人，但藏人，包括达赖喇嘛从未有过这种要求。”这种说法，显然拿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当藏族的代言人，也无视西藏地方政府曾长期管理达旺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最后是被印度武力赶走的事实。
第13轮会谈期间，印度总理辛格会见国务委员戴秉国。戴秉国表示，未来几年是中印关系大发展的机遇期，也是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机遇期。相信双方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找到和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
尽管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但同为“金砖四国”的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却迅速发展。2008年，双边贸易额517.8亿美元，同比增长3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于两国的未来，还是温总理曾经引用过的印度古籍《奥义书》讲得在理：愿我们同受庇佑，愿我们同受保护，愿我们共同努力，愿我们文化辉煌。永远不要仇恨，永远和平、和平、和平！
1969年一辆坦克为何同时惊动周恩来和勃列日涅夫
陈晓楠：1969年3月15号13点35分，苏联边防军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火炮，对中国边防部队的防御阵地，和公司边防战大规模的进行了炮火袭击。炮火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的时间大概两个小时。紧接着边防苏联军的一百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的掩护之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的进攻。
解说：苏军的第三次进攻，炮火袭击之猛烈，远超过了之前两次。
曹建华（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第三次敌人好像是孤注一掷，孤注一掷就是打不赢也看出来了，就像我把家里收拾收拾，这次都拿出去，把家底都拿出去，该打的都应该上来了，专门使用炮兵消灭对方或者把对方打烂了，最后步兵再上去。
杜永春（时任113师政治部干事、珍宝岛保卫战一等战功荣获者）：炮战完了之后，我说好了，开始敌人肯定是来，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敌人大概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过来。
解说：苏军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扑向了珍宝岛，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两军的士兵以血肉之躯，对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拼死相争，面对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中方指挥部不断将反坦克武器增援岛上，先后有15具40火箭筒和7门75无后坐力炮被运到岛上，依旧潜伏在岛上的杜永春则是拿到了第二次战斗结束后负伤战友的火箭筒。
杜永春：火箭筒就是担架抬着，火箭筒在那个担架上，我跟那个伤员，我说停停停，我就问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没事，伤不太重。我说这样商量个事。他说什么事，你说。那时特别痛快。我说火箭筒留这儿吧，打完仗我再还给你。他说行，留着留着。
于洪东（珍宝岛保卫战一等战功荣获者、时任某部特务连侦查排排长）：杜永春这小子他真有两下子，我告诉你，就是现学现卖他也可行。
杜永春：这火箭筒我看过人训练，没打过。我看这个武器基本大同小异，准星，然后这个瞄准基本都一样，会装弹就行。当时有战士，我说你会装弹吗？他说装弹好装，他说拿下来把那个尾巴有尾翼嘛，拧上完之后塞进去，塞到头就行了，就可以打，我说好。
解说：中国边防分队抓住苏联边防军，害怕步兵与坦克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打一辆坦克或者装甲车的战术方法，予以各个击破。
杜永春：我告诉刘东，我说你把住我的机枪，我说你在那儿顶住，我和这个无后坐力炮，打我们这个正面坦克装甲。他呢，无后坐力我说你打坦克，我打装甲，打着这个火箭筒。他们不明白开始应该张着嘴打，这个嘴别闭着打，我这闭着嘴打，它这耳朵打了疼，震的。最后我耳膜，耳膜震的半年听不着东西。
解说：靠着敢干近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仅杜永春就击毁击伤两辆苏军装甲车。失去了装甲车掩护的苏军，则立刻隐蔽在雪地和树丛中。
杜永春：当时就是敌人不露头怎么办？这时候班长石勇丁想个办法，这也是听老领导，过去打这个潜伏介绍方法，就是把帽子挑起来，晃动晃动。用这种方法挑动敌人先打枪，然后告诉战士盯住敌人打枪的位置，几个枪瞄准他这个位置，再换位置挑逗，他还得打，打的时候他枪一响，他马上把这个帽子下来，就这样咱们消灭他五六个敌人，他也不打了。这仗反正你就斗智。
第二章 毛泽东秘闻
毛泽东最后一位子嗣毛岸青病逝亨年84
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子嗣毛岸青已于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四时十八分逝世，亨年84岁。毛岸青是毛泽东唯一留下的儿子，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他的存在无疑是毛泽东生命和象征的某种延续。生于1923年毛岸青跟哥哥毛岸英一起到苏联学习，考取了东方大学。毛泽东喜欢毛岸英，也疼爱毛岸青，寄厚望于他。每每见到他的进步都加以热情鼓励。
毛岸青因儿时大脑被打伤，加上哥哥毛岸英死在朝鲜受到刺激等缘故，头脑一直不太灵光，也甚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倒是其妻邵华风头甚劲，任全国政协委员，亦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少将。
毛泽东共生有十个子女，为人所知的有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和贺子珍所生的李敏和江青所生的李讷。
毛岸青1923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美国教会医院湘雅医院。1927年何键在湖南开始清党，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到板仓乡下躲避。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捕杀后，毛岸英兄弟被保释出狱，并带到上海进入地下党所办的大同幼儿园。
1932年寄养在牧师董健吾（其实是地下党员）家中。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省瑞金，经济资助中断，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流落街头，毛岸青曾被上海警员击伤头部，造成精神病。1947年毛岸青返回中国后，在大连养病。返国后挂阶中校，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1970年育有一子毛新宇。毛新宇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2003年与刘滨生下一男毛东东，巧合的是和毛泽东同一天生日——12月26日。
江青阻止毛岸青婚姻荒唐理由：怕杨开慧势力复辟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延伸阅读：毛岸青与邵华的婚恋故事（作者：刘永路 来源：人民网）
毛岸青和邵华是毛主席的次子和儿媳，长期以来，关于他们的婚事有多种说法，其中不少是误传和演绎。不久前，笔者采访了旅大市（1982年改为大连市）公安局警卫处兼交际处处长、年过八旬的张世保老人。49年前，毛岸青在旅大疗养期间，是张世保全面负责毛岸青的警卫工作并照顾其生活，还协助旅大市委的同志共同为毛岸青和邵华在旅大操办了婚事。
1959年暮秋的一天，旅大市委一位负责同志约张世保到办公室谈话，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即将从苏联来旅大疗养，市委决定由张世保全面负责警卫工作并照顾他的生活。这位负责同志深情地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为国捐躯后，岸青就是毛主席唯一的儿子啦，他从小离开父亲，失去母亲，过着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经常遭到特务警察的毒打，脑子受过重创。由于这个原因，毛主席也格外痛爱他。毛主席他老人家日夜为革命操劳，咱可得好好照顾他的亲生骨肉啊！记住，一定不能出一点点差错！”
张世保心里明白，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他当即激动地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周密安排，保证圆满完成任务！”张世保1947年入党，解放后担任公安局警卫队队长，1955年被选派到公安部公安学院深造，毕业后任公安部八局办公室警卫科长，多次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外围警卫任务，1959年被调回旅大市，先后担任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处长兼交际处副处长。这次从市委领受任务后，张世保立即赶回局里做了安排，选派原公安局长厉男的警卫员薛贵赶赴中苏边境，迎接毛岸青。
10天之后，毛岸青被薛贵接到旅大市南山宾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趋于紧张，毛岸青在苏联接受的是封闭治疗，由于过度使用激素，致使其全身浮肿，病情很重。张世保与毛岸青乍一见面，觉得他整个人十分憔悴，神态疲惫，沉默寡言，尤其是他那充满忧郁的眼神让人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张世保嘱咐工作人员：“他是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儿子，也是一个重病人，我们一定要满腔热情、细致周到地做好服务。”
为了调剂毛岸青的生活，张世保经常带毛岸青到海边散步，陪他一起聊天，为他找最好的医生，让炊事员做最可口的饭菜。毛岸青爱打克朗棋，张世保就经常陪他打；毛岸青愿意看俄文书，张世保就为他借来了俄文版的《西游记》，毛岸青有时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考虑到毛岸青36岁了尚没有对象，市委几位热心同志物色了一位女护士，安排在毛岸青身边照料他生活，有意培养两人的感情。这位女护士是位当地姑娘，比毛岸青小8岁，是一名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工作者。她照料毛岸青非常细心负责，一次毛岸青看书入了迷忘记了吃药，她一连提醒三次，毛岸青都不肯放下书，她只好把书“没收”，直到毛岸青肯吃药了，才把书还给他。可是，毛岸青对男女感情之事，反应比较迟钝，和这位女护士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却没有碰出一星感情火花。
1960年1月，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来旅大疗养，她带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放了寒假的二女儿邵华一块儿到南山宾馆看望毛岸青，令人惊喜的是，这对年轻人竟一见钟情。
邵华是毛岸青的嫂子刘思齐的妹妹，她小时候常随姐姐和姐夫到主席家里玩儿，她听主席和姐姐、姐夫谈诗论文很是羡慕，于是就央求主席送她读书。在主席的推荐下，邵华进了中央直属机关的育英小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毛主席又多了一位“论友”。一次，邵华和毛主席侃侃谈起小说《简？爱》，她对书中的主人公大加赞赏，毛主席没看过这本书，当时只是微笑着听着，没有发表什么见解。几天后，邵华发现毛主席的案头翻扣着一本《简？爱》，已经差不多看完了。邵华为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空读书的速度而惊讶，又为他的认真态度深深感动。她告诉主席，这几天，自己又想了一下，觉得原来的看法不太正确，对《简？爱》又有了新认识。毛主席就此和她谈起了恋爱观，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正在旅大养病的毛岸青身上，毛主席说：我那个老二，三十好几了，虽然遇到过不少姑娘，却至今没有一个中意的。我批评过他，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毛岸青当时在中宣部外译局任俄文翻译）。我劝你找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许是听者有心，邵华脸红了。邵华虽是毛家的亲戚，但和毛岸青却从未谋过面，很想见见这位年长的大哥哥。自从毛岸英牺牲后，张文秋也有意与毛主席再续亲缘，所以，她选择邵华寒假之机特意带女儿来大连疗养，此行多少带点儿“相亲”的色彩。
据张世保回忆，市委安排邵华母女与毛岸青见面的那天是个雪后初晴的下午。毛岸青一觉醒来，窗外树上有两只喜鹊喳喳叫个不停，毛岸青精神爽朗地打开窗户，一边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笑着问张世保：“张处长，今天好像是有什么喜事啊，你听喜鹊叫得多欢！”张世保笑着告诉他：“喜鹊叫，贵客到，今天有贵客来看你！”毛岸青问：“是谁？”张世保笑而不答，却把毛岸青引到客厅。
客厅里，市委领导正陪同张文秋母女唠嗑，毛岸青进屋后，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阿姨，他们互相握手问候。接着，张文秋向毛岸青介绍了女儿邵华，毛岸青的眼睛一亮：这位闪着一双明眸，梳着两根长辫子姑娘，似曾相识！“岸青大哥，你好！”邵华开朗大方地伸出手来，她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啊，你是邵华妹妹吧，你好你好！”毛岸青紧紧握住邵华的手，直到发觉把对方的手攥痛了才不好意思地松开。
过了一会儿，张文秋和陪同的两位市委领导出来了，张世保领他们到隔壁的会客室里坐着喝茶。张文秋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两个年轻人唠得挺投缘的，让他们唠吧！”一位市委领导听出话里有音，笑着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岸青这么开心了，平时岸青见了女孩子话就少，今天的话却格外多，看来他和邵华挺合得来呀！”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张文秋的表情，揣摸她内心的想法，张文秋是个爽快人，她马上就向市委领导坦露了心迹：“唉，岸英这孩子走得早，毛主席他老人家常常心里很伤感，我的大女儿思齐又没有给主席一家留下后代，我总觉得心里有些欠他老人家的！岸青的岁数也不小了，我们这一家和主席家知根知底，我很想把这门亲事再续下去，我想主席也会赞成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两个年轻人中不中意？”
市委领导一听，立即起身亲自给张文秋续满茶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呐，以前，我们也都为岸青的婚事着急操心啊，其实那是瞎忙活呀！现在看来，岸青的终生大事有着落了，邵华姑娘才貌双全，和岸青作伴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真是高兴啊！”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毛岸青和邵华才从客厅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晚饭增加了一个菜——砂锅炖狗肉，是正在旅大黑石礁疗养的罗瑞卿大将特意派人送来的。他在电话里跟张世保说：“这是刚杀的一条狗，我留了半只，另半只送给岸青和文秋母女尝尝。”狗肉是用泸州老窖酒烹制的，味道很香浓，邵华边吃边高兴地说：“我在大学里好长时间都没闻到肉的香味了！”
晚上，宾馆舞厅举行舞会。邵华性格活泼，特别爱跳舞，她拉着毛岸青走进了舞池。毛岸青跳起舞来，像是迈步走直线，逗得邵华咯咯直笑：“好了，好了，咱去坐着歇会儿吧。”
毛岸青和邵华跳舞的时候，张世保一直在场做警卫。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一眨眼的工夫，他突然发现毛岸青和邵华不见了。开始，他还以为是去洗手间了，可他哪里知道，这俩人是故意避开他。当他满头大汗地在宾馆后厨房里找到了毛岸青和邵华时，俩人正在有滋有味地吃着晚饭没有吃完的那锅狗肉呢。“你们也不给我打个招呼，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谁负得了这么大责任呐？”张世保喘着粗气，脑门上还挂着汗珠。
邵华急忙递过自己的手绢，一边连声道歉，一边忍不住吃吃笑个不停：“张处长，真对不起，这事都怨我，是我不叫岸青大哥和你打招呼的。因为……因为我馋了，想偷狗肉吃。作贼是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呀！”张世保被邵华逗笑了，他第一次领教了邵华开朗活泼的个性。邵华在旅大只呆了十几天，就匆匆赶回北京上学了。她和毛岸青道别时，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从此，俩人鸿雁传书频频。
1960年柳绿桃红的季节。邵华和姐姐思齐一同来到了旅大。她们此行还带来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家书。这封信一共两页，是用毛笔竖行写在特制宣纸上的。毛岸青看完信后非常高兴，他请张世保把这封信交给市委领导和医疗组的领导过目。此信的抄录件现存于大连市档案馆中，信的内容如下：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即邵华）来看你，她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市委同志，医疗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心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祝愉快！
父亲
市委领导看完信后，向张世保详细询问了毛岸青与邵华的情况，当听张世保汇报说，俩人情投意合，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时，市委领导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太好了！这门亲事，毛主席是很高兴的，你看他老人家的信里写着‘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咱们一定千方百计做好工作，争取尽早促成这门亲事。”
这时，一位市委同志提出：“邵华正在北大念书，怕耽误学业，每次来都是来去匆匆。”
市委领导想了一下说：“我们要留邵华在旅大多住些日子，如果怕耽误学业，可安排她到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插班学习。不过，这事儿对外要保密。”
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张世保为在北大念书的邵华办理临时转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插班学习手续。这种学习比较宽松，邵华可以腾出空闲时间和毛岸青相处。
星期天到了，张世保为了增加毛岸青的户外活动量，特意安排他和邵华去西山水库钓鱼。水库里的鱼是养殖的，张世保事先派人在水坝里放了好些鱼，毛岸青不知内情，见鱼频频咬钩，只觉得自己手气好，非常开心。下午，有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鲤鱼咬钩了，毛岸青和邵华手忙脚乱地把它拉上来。毛岸青高兴得哈哈大笑，竟像孩子一样拍起手来！当晚，邵华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鲤鱼，还把张世保请来一起品尝，他们吃得特别高兴。
毛岸青与邵华的婚事瓜熟蒂落。旅大市委为俩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张世保和市委几个同志一起负责筹备婚礼。
张世保陪同邵华多次上街选购结婚用品。邵华对张世保讲：“郭良（毛岸青的苏联名字）愿意穿中山装，但喜欢我穿得现代一点。”邵华为毛岸青买了一套高档中山装，为自己买了两件时尚的连衣裙和一双高跟鞋。邵华爱好摄影，喜欢小孩，她买了一架中档照相机和一套暗室设备，又买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洋娃娃。
晚上，张世保安排毛岸青、邵华一家人看电影。他则抓紧时间，到南山宾馆选看新房，审定婚礼程序，拟就来宾名单，做好各种安全准备工作，又匆匆赶回旅大宾馆和工作人员布置婚礼大厅。
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岸青和邵华的婚礼在旅大宾馆会客厅举行。37岁的新郎身着藏青色中山装，22岁的新娘身穿鹅黄色连衣裙，俩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当俩人相拥着走进婚礼大厅时，全体来宾热烈鼓掌，对这对幸福的新人致以衷心的祝福！婚礼由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深亲自主持，他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福毛岸青和邵华夫妇：“相亲相爱同进步，比翼双飞共白头！”邵华代表毛岸青讲话，她衷心感谢旅大市领导和同志们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说：“我和岸青真诚相爱，我们的结合只是爱情漫长旅途的开始，生活的路有阳光也有风雨，但只要我们携手同心，互爱互助，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的未来！”邵华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掌声中，邵华和毛岸青一起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婚礼简朴而热烈，几碟喜糖和花生，代替了婚宴酒席。虽然来宾每人只分得一杯通化红葡萄酒，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充满甜美的醉意。
毛岸青和邵华结婚后在旅大生活了近一年时间。他们的新居被安排在南山宾馆一个套间里，房间里有一个小仓库，被改作洗相的暗室。酷爱摄影的邵华，经常拉着毛岸青到海边和各个公园游玩照相。
然而，毛岸青却好静。他性格内向，行动迟缓，不喜欢户外运动。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尤其喜欢读俄文，说俄语，床头、手头总离不开俄文书籍，并时常翻译一些俄文资料被拿去刊用。毛岸青在苏联整整学习11年，回国后不仅保留了苏联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连语言习惯也难改过来，有时候说普通话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就用俄语表达。久而久之，邵华也受到了熏陶，夫妻俩时不时地用俄语讲上几句。邵华习惯叫毛岸青的俄语名字——郭良。
为了增加毛岸青的运动量，邵华经常打电话邀清张世保来陪毛岸青打克朗棋，这是毛岸青比较喜欢的运动项目，打到吃饭时间，他们夫妇就留张世保一起吃饭。那时，每逢外事活动或周末，市委、市政府都有舞会，张世保总是不忘通知邵华。邵华也总是非常高兴地带着丈夫一同参加。毛岸青不好动，邵华每次都要他陪自己慢慢转上几圈，但不管玩得多么开心，只要毛岸青累了，邵华就会立即陪他回家休息。
邵华虽然比毛岸青小15岁，但在生活上却总像一位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体贴他。毛岸青有健忘症，生活自理能力差。每次出门，邵华都要帮他穿戴整理一番，带上他所需的各种物品，出汗了，递毛巾为他揩汗，天冷了，为他加一件衣裳。有时毛岸青头脑突然混乱，说起话来颠三倒四，邵华便及时为他理清条理。一次，毛岸青盯着身边的一个警卫人员足足看了半分钟，莫名其妙地冒了一句：“我怎么越看越发现你像一只大马猴？”弄得这位年轻的警卫人员非常尴尬。邵华赶紧笑着打圆场：“郭良，你是不是还在想昨晚上的梦啊，看你，又在说梦话啦！”毛岸青闻言一怔，突然清醒了，问道：“啊，我刚才说什么啦？”邵华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彼此理解地相视一笑，刚才的不愉快立即过去了。邵华的贤惠和豁达赢得工作人员由衷的敬佩。
1961年春节，特别喜欢孩子的邵华将张世保的小女儿燕燕和另一位工作人员的女儿英英一起带到家里玩儿。当时，他们的家刚搬到黑石礁一座日式小楼，邵华兴高采烈地带着两个孩子楼上楼下地参观屋子，领着她们做游戏，并拿出各种各样的布娃娃和她们一起“过家家”。和孩子们在一起，邵华显得特别活泼和开心，她们楼上楼下地跑着，咯咯地笑个不停。毛岸青看着她们开心地玩着，也很高兴，吃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给燕燕和英英夹菜：“小姑娘，多吃点，吃饱了，才能长得更漂亮。”晚上，毛岸青夫妇又带两个小女孩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到体育场看礼花。
1962年春天，毛岸青夫妇离开旅大回到北京。临行时，他们和张世保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此后，张世保一直关心毛岸青夫妇的情况，每听到一点消息都十分高兴。有一次，张世保听说毛主席请毛岸青夫妇，还有邵华的姐姐和妹妹到中南海家中作客，毛主席和邵华妹妹握手时开玩笑说：“哎呀，我只有两个儿子呀，这可怎么办呀？”还有一次，旅大市委一位领导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张世保说，我见到了毛岸青和邵华了，他们夫妇让我向你问好。他还告诉张世保，毛岸青夫妇现住在中南海，彼此很恩爱，邵华除细心照顾毛岸青外，还继续完成北大的学业。
张世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刘少奇的黑爪牙”，受到揪斗、抄家、下放劳动等一系列不公正待遇，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工作岗位。
20世纪70年代初，毛岸青夫妇来旅大疗养。邵华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张世保的下落。当时，张世保已被“解放”，从下放的农场回到了旅大，在市物资局下属的一个单位担任党总支书记。邵华派车把张世保接到他们住的棒槌岛宾馆，老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邵华指着十几年没见的张世保问毛岸青说：“郭良，你认识他是谁吗？”毛岸青十分兴奋地说：“认识，认识，他是张处长呀！”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张世保还见到了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张文秋紧紧拉着张世保的手说：“张处长，十几年没见面啦，我们真想你啊。你的爱人和孩子都好吧？”他们一同叙旧、吃饭，由于格外高兴，张世保喝了许多酒，那天，他生平第一次有些醉了。
1977年春天，毛岸青夫妇再次来旅大时，还带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刚刚7岁的毛新宇。这是毛家的第三代根苗，他的出世，弥补了毛岸英牺牲时未留下孩子的缺憾，也仿佛完成毛岸青和邵华夫妇作为毛泽东儿子和儿媳的某种潜在的责任。张世保看得出，毛岸青夫妇是多么的疼爱这个孩子。他听工作人员讲，生毛新宇的时候，因为是头胎，胎儿又大，邵华在医院难产，非常危险。后来，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万一的情况下，您说留哪个？毛主席的回答坚硬如铁：“两个都留！”他老人家指示说：“告诉医院，想方设法，母子两安。”邵华也高兴地告诉张世保：“爷爷特别喜欢他的孙子，毛新宇和他的小名毛毛，都是爷爷给起的。”
毛新宇和张世保叔叔很快成了好朋友。张世保一家人都特别喜欢他，在旅大期间，张世保多次带着毛新宇到家里玩，还带他到劳动公园游玩照相。毛新宇的块头比同龄孩子大许多，但他和所有小男孩一样具有淘气的天性，即使照相他手中也总是端着一把玩具手枪……望着毛岸青和邵华的爱情结晶——毛毛那张灿烂的笑脸，张世保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毛岸青和邵华的晚年生活一直相亲相爱，居住在北京市郊，过着平静的生活。邵华仍保持着摄影的爱好。她还是共和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2007年3月23日，毛岸青因病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4岁。2008年6月24日，邵华也因病去世，终年69岁。
读书造就了毛泽东
在超星数字图书馆里，关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达上百页之巨，可谓名目繁多，种类齐全。我最近在7月1日今日上架50本新书中，阅读了王炯华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就是其中的一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书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生活的一部分，不可须臾相离。毛泽东的书可以伴眠，书可以伴行，可以伴厕，连出恭也要看书。
毛泽东的菊香书屋，从1950年到1966年就收藏了书籍十几个书架，多达几万册，建成一个资料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外，还基本上配齐了一些著名类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类世界著名翻译丛书等。
在毛泽东故居，并排着三十立个高大的木质书橱，单就史书而言，从《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都有所收藏。既有正史，野史，又有历史演义，还有一些省志，县志以及《历史研究》等刊物。毛泽东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藏书，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
毛泽东离家外出，也常常是书籍大搬家。仅以1959年10月23日外出为例，他指名要带的书籍就有《自然辩证法》等多达近百种。毛泽东离家外出，不管是主持会议还是视察工作，虽然时间并不长，不是搬家，而对他来说，则真正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真是日理万机不废读。
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就提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高尔基说：“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学者培根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王充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读书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从农民的儿子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都和他“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有着必然的联系。《毛泽东读书生涯》向读者清晰地描述了毛泽东一生的读书历程。
毛泽东自幼聪慧，喜欢读书。八岁时在他教书的舅舅家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及《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在读私塾期间就阅读了“四书”，“五经”，郑观应《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中国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
毛泽东十六岁时就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豪迈诗句，告别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读新学。在那里阅读了《世界豪杰传》，《新民报》，《新民说》等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
1912年毛泽东考入省立第一中学，柳先生借给他《御批历代通览辑览》共116卷。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居胥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培养了他“极有价值”的自学能力。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还读了《昭明文选》和《韩昌黎全集》等著作。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阅读了大量中外著作，为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革命初期读马列。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等著作。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部攻占了福建漳州，驻进省立第三中学，找到了好几担书，用车运回中央苏区，其中有《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经济和革命类书籍。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身处逆境集中读书，阅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德波林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忙里偷闲，阅读的书籍更多，更广。哲学方面有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塔乐海玛《现代世界观》，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哲学选辑》，李达《社会学大纲》等。文学方面有《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鲁迅全集》，《聊斋志异》等，军事方面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克劳维茨《战争论》等。马列方面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等。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理论家，高明的历史学家，优秀的诗人和高超的书法家。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全面系统，高屋建瓴，逻辑严密，振聋发聩，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的历史论著，但是从他的许多讲话，文章和批注中，不难看出他的论据充分，说理透彻，识见高明，远远超过了许多历史学家。
毛泽东诗《七律，长征》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具有屈原、李白的浓厚浪漫色彩，词作《沁园春，雪》等，风格豪放，雄浑奔放，足以与苏轼，辛弃疾相媲美。《贺新郎》细腻委婉，诚挚深沉与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书法具有张旭、怀素风格，笔走龙蛇，惊风泣雨。《刘向新序，杂事第五》，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
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是博览群书，追求真理的光辉典范。更重要的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了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三国时期，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忘读书，在信息时代人们没有理由不读书。《毛泽东的读书生涯》，资料翔实，史料丰富，引人入胜，是不可不读的好书。
如果不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就没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读书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读书生涯》会给人们多方面的启发。
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中，年纪轻轻的张玉凤一直伴其左右。毛泽东晚年，一直饱受疾病缠绕，在生活上，他已经力不从心，与名义上的夫人江青也已经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政治伙伴关系；而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气焰正凶，腥风血雨地开展着一场权力斗争。从一些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深感孤独，他需要身边有一个可以陪伴自己的人，而这个人必须能带来温暖、值得信任。张玉凤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毛泽东的身边。
张玉凤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她来不及梳洗打扮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有一件小事便可以说明。据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
晚年的张玉凤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拒绝与人们合影，很耐心，而且总是笑意盈盈，还跟大家一样兴致很好地在快门按下的刹那喊一声“茄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脾气耿直倔强，曾被毛泽东称为“张飞的后代”，她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有客人来，而那一天张玉凤正好不大高兴，对客人有些轻慢。事后，毛泽东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张玉凤却二话没说就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样一个“张飞的后代”，敢说敢为，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据孟锦云回忆，一天她来接张玉凤的班，刚走到主席卧室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吵嚷的声音：“你给我滚！”小孟听出主席的声音显得又高又细，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而张玉凤竟也激动地回应主席说：“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最终张玉凤并没有走，而毛主席后来也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小孟听说，毛主席还把张玉凤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辈子没低过头，却对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秘书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这时的毛泽东对张玉凤已经有了一种深厚的依赖和感情。
取代江青的“家人”地位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第一夫人”江青对张玉凤的“巴结”和“献殷勤”，在中国后来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江青总是有空就找张玉凤聊天、照相、吃饭以及打电话，还常送她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张玉凤有时见毛泽东不同意见江青，就会问他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毛泽东就回答说：“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有一次，张玉凤故意穿上江青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泽东的面前问：“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泽东连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泽东闻言便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因此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讨好”张玉凤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张玉凤的身上。
毛泽东信任的机要秘书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党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清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毛泽东，她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撑着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纸上波澜 笔下惊雷
——读毛泽东诗词有感毛泽东诗词古为今用，大势磅礴，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相得益彰，雄词丽句，推陈出新，书法辞赋，独领风骚。学习毛泽东诗词，如品佳酿，回味久长。
壮阔的革命史诗
中国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中国近代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歌可泣，其中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史尤为风雷激荡、波澜壮阔。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八十余年的革命斗争史，更是艰苦卓绝，感天地而泣鬼神。毛泽东诗词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这80年的日月沧桑，通过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历史，可以领略毛泽东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目前，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最早的写于1918年，最晚的发表于1976年。从《送纵宇一朗东行》反映毛泽东等青年才俊办新民学会时四海为家、探求革命真理，经过别妻抛子，建党、建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唤起工农千百万”，“翻江倒海卷巨澜”，又经过反围剿、长征，一直到抗日战争悼念牺牲将士，解放战争“百万雄师过大江”，戎马倥偬中的诗篇，篇篇引人入胜。全国解放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到处“旧貌换新颜”。到了六七十年代，世界掀起反华大合唱，“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中国共产党“独有英雄驱虎豹”，峥嵘岁月、艰苦斗争，尽入笔底。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是革命历史的颂歌，又是诗词写就的历史。学习毛泽东诗词必须懂得中国革命史，学习中国革命史也应该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诗词。因为，史诗固然是浪漫的，又永远是真挚的。
激扬的人生壮歌
据载，毛泽东十三岁便写诗名志“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十七岁给父亲写信便说“孩儿立志出乡关，人生无处不青山”。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一下笔更是激扬文字。比如“粪土当年万户侯”，比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比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真是纸上波澜、笔下惊雷。特别是一首《沁园春·雪》，点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古往英雄煮酒笑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语惊世界，气势恢宏、纵横捭阖，罕见的大手笔。
据接近过毛泽东的人士回忆，毛泽东特别喜爱陈王，喜爱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雄心，但他从不自比鸿鹄，而是自比飞得更高更远的鲲鹏。这在毛泽东诗词中已有充分展现。据查，现今已经发表过的诗词中，毛泽东有五次引用《庄子·逍遥游》中有关鲲鹏的寓言，其中四次以鲲鹏喻革命、喻正义，正因为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所以，毛泽东诗词始终突出了激越、昂扬的主旋。写军歌是“千军万马战犹酣”，写战歌是“刺破青天锷未残”，写悲歌是“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写悼歌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字字高亢，句句大气，读来叫人热血奔涌。
绚丽的艺术奇葩
毛泽东诗词大气、豪迈，然叙事抒情也有独到之处。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可以写风花雪月的，不过不是花前月下的那种情调，而是林冲雪夜上梁山的那种豪情。在毛泽东笔下，风是“台风扫残宇”、是“西风漫卷孤城”、“秋风萧瑟”，是“风烟滚滚来天半”。花是“她在丛中笑”的梅花、是“搅得周天寒彻”的雪花、是“分外香”的“战地黄花”。雪是“飞起玉龙三百万”，而月则有“半天残月”，有“长空雁叫霜晨月”、还有“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嫦娥奔月。风花雪月皆有内涵，虽是小景象，却是大气象。此种气魄天下能有几人。
本来诗中写动物也不少见，但如毛泽东诗词列入之多却未曾闻。仅在正式出版的46首诗词中就引用了二十六七种之多。褒义的有“鲲鹏”、“大鸟”、“老鹰”，中性的有“马”、“牛”、“龙”、“蛇”，贬斥的有“鸡”、“雀”、“虎豹”、“熊罴”，甚至“苍蝇”、“蚂蚁”、“蚍蜉”也列入诗内，而所有这些又特有所指，毛泽东蔑视一切敌人，凛然不可侵犯的斗士形象跃然纸上。
以景壮情，古来有之，而景有颜色，也属自然，然毛泽东诗词五彩斑斓，非常壮观。一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把大江东去浩浩荡荡的气象一览无余。一首《菩萨蛮·大柏地》更是尽情泼墨：“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好一幅凌空飞虹的七彩景象。雨后彩虹究竟有多美，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搜索枯肠，难有绝笔留世。而毛泽东一句白描，加以彩练空舞的动化，雨后战场的静谧，令人触景生情，天地自然的壮丽让人浮想联翩，而后世人再见彩虹，能不忆诵毛泽东此七彩诗！
毛泽东诗词还有一显著艺术特色，便是妙用数词，巧配数字。从一至十，而百、千、万，无一不用，还有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八等也是原样搬入，浑然天成，一点不见牵强痕迹。一个“万”字，不知反复使用过多少遍。甚至同一首词中也多次使用，而读者并无异感，实为奇妙。
毛泽东评武则天
武则天用人也有缺点。她是个女子，当上皇帝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于是武则天就用驯马的方法控制群臣，维护自己的统治。
驯马的故事出自唐太宗的时候，那时武则天还是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有一匹烈马，谁也不敢骑，也没有人能够制服，武则天就说，我能制服它，但需要三样东西，即鞭子、锤子和匕首。马不听话，就用鞭子抽它；再不听话，就用锤子锤它；还不听话，就以匕首捅死它。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武则天的性格。她执政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开始滥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大肆屠杀宗室旧臣及反对者，闹得人心惶惶。她还大封自己的亲人，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另外，她的个人作风似乎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看，除了大屠杀之外（也有她的苦衷），其他问题都不是很严重。她帝位稳固之后，酷吏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后来周兴在流放岭南途中被仇人杀死，索元礼也是同样下场。最臭名昭著的来俊臣被杀，弃尸于市。至于大封的武氏诸王，并没有对朝政产生过多的消极影响。那些可能存在的男宠，作用更是很小了。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武则天，可以作为我们本篇的结束语：“我也觉得她（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第三章 执着的天才
为爱执着的一代浪漫才子徐志摩
诗人的一生就象他的诗集《云游》中写到的这几句诗一样。他就这么悄悄的走了，一心“想飞”的他，一心要“KISS FIRE”的他，终于在蓝天中化作了一团永恒的火焰。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诗，也许是徐志摩生命中最为传奇的部分。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原名章垿，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
无论对于徐志摩还是林徽因来说，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着的，从1921年在英国的初次相遇，之后的几十年即使徐志摩遗憾地过早去世他们的情感和心灵应该是一直交错着的。纵观徐志摩的一生，林徽因对于他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在英国的这段留学时光，也正是有林徽因的出现，诗人的创作激情才会如此澎湃而出。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1922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因此《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诗人遗憾早逝后由其妻陆小曼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
志摩的诗清新自然，音韵和谐，个性飞扬，可咏可唱，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喜欢徐志摩诗的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他的诗里有音乐，一是他的诗里有梦幻。和许多诗人对诗韵的生硬运用不同，志摩的诗韵和词义的结合是极完美的，你听——“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徐志摩爱与林徽因
缘分真的好奇妙，并非是中了缘分这两个字的蛊，所以才这样不厌其烦地谈论与诉说。只是每当提及感情，或是谁与谁的相遇，谁又与谁的相恋，总是会与缘分纠缠不清。有缘的人，无论相隔千万之遥，终会聚在一起，携手红尘。无缘的人，纵是近在咫尺，也恍如陌路，无份相牵。
但也有人说，缘分固然重要，只是缘分来时也要用心珍惜，否则再深厚的缘分都会被消磨殆尽，到最后依旧是陌路匆匆，谁也顾不了谁的感受。缘深缘浅，情长情短，说的就是如此。相爱的时候，总是会许下郑重的诺言，要一生相守，不离不弃。当那份感觉一旦丢失，过往生死相依的爱恋，竟成了想方设法要擦去的记忆。
不是谁太薄情，而是因为人本多情，多情之人才会种下更多的前因，可所有结果也只能自己承担。许多人想行云流水过此一生，却总是风波四起，劲浪不止。平和之人，纵是经历沧海桑田也会安然无恙。敏感之人，遭遇一点风声也会千疮百孔。命运给每个人同等的安排，而选择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酿造自己的情感，则在于自己的心性。
一直以来都觉得林徽因是静坐在云端之上的女子，之所以这么认为，不是因为她的洁净，她的唯美，而是面对错综复杂的感情，她始终可以保持一种平和的姿态。当别人以为她要为一段情爱沉溺下去，不得醒转之时，她却可以决绝转身。她让风流才子徐志摩在康桥上只影徘徊，失魂落魄；让建筑学家梁思成浓情蜜意呵护了一生，至死不渝；更让学界泰斗金岳霖默默爱了一辈子，终身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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