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达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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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优势理论试读：
作者简介
于永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厦、博士生导师，“集聚优势理论”创始人。长期从事国际经济理论、国际金融、国际组织、区域发展、领导科学与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承担“中国领导力建设”“中国创新战略”等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和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委托项目研究。现任清华大学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领导力中心资深研究员，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名誉教授。
内容简介
集聚优势理论是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调研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先行发展区域成功经验，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提出的新模式，为国家、区域、社会组织、个人集聚优势资源，实现跨越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战略参考，全书分上、下两篇，共6章。上篇为集聚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简述了集聚优势与创新的循环互动关系、集聚优势理论的数理基础、基本原理与模型以及集聚优势理论与战略等。集聚优势理论吸收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和发展战备理论，具有理论上的传承性，更富于面向未来的开创性。下篇为集聚优势理论的实证研究，本篇从国外集聚优势的实证案例入手，通过比较研究分析，来探求集聚优势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同时，针对我国的区域发展状况，从中观与微观的视角，集中阐述集聚优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序言
长期以来，在认识和理解开放式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及赶超问题上，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经过诸多努力，取得了诸多成果。虽然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变得愈加清晰，但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信仰”，不同学者所开出的药方仍存在巨大差异。
现今，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赶超的关键阶段，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厘清“优势”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优势”我们在这里解释为有利的状况和势能，能够超过对方的(1)状况和势能。在开放式经济环境中，如何认识和利用自身以及全球其他各方面优势，以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赶超，是经济体首先需要考虑的发展战略理念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影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内在原则性因素，基于不同的认识，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路径的演化将出现很大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经济体对这一问题缺乏全面的认识，以至于引发了很多问题。
多数经济体能够重视和充分利用自身现有的优势，但对于如何认识和利用全球其他各方面优势却往往缺乏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使得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经济体，倾向于简单和过度地发掘利用自身的初级自然资源禀赋，如环境、土地和简单劳动力等优势，与此伴生的却是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遭到破坏、城市过度膨胀、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创新能力得不到培育、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产业结构长期被锁定在产业链的底端，最终，不得不长期依靠消耗自身的资源、能源、环境和土地等，以形成“汗水经济”，降低福利效应维持经济增长。这些，便形成了“比较优势陷阱”。
应当如何跨越“比较优势陷阱”，正确地看待“优势”问题？以往，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学者们提出了关于“优势”的种种学说，从绝对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内生和动态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及国家竞争优势等多个维度给出了不同的“优势”诠释和主张。如一些学者主张经济体应当遵循静态比较优势，基于自由市场进行交换贸易以获得福利增进；另一些学者主张经济体应当关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和市场结合来“创造比较优势”；一些学者主张要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发展和赶超；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要不断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打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这些学说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但它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主要停留在如何培育和发挥自身各方面优势上，没能系统地研究开放式经济环境下应当如何认识和利用全球其他各方面优势这一问题。
2000年，本人首次提出“跨越比较优势、实现集聚优势”的观(2)点，即集聚优势理论。经过长期跟踪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开放条件下每个经济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都可以获得收益，但收益的大小并不等同；尽管比较优势本身谈不上先后之分，但发挥不同比较优势所能实现的福利效应却有多少之分。如果根据“两优取其最优，两劣取其次劣”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分工和交换，后发经济体能否实现赶超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表明，落后经济体采用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质量上，与先进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经济体所能利用的优势已远远超过自身所拥有的范围，一个国家、区域或企业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发挥自身的优势，而要不断集聚全球其他各方面优势为我所用，并内化为自身综合优势，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集聚优势”，是指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集合和积聚各方优势，以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赶超的过程。其中，“集”是指挖掘、发现、整合、吸收、运用各方优势；“聚”是指将各方优势进行积累、内化和创新，实现集聚优势效果裂变与聚变的平衡，最终实现经济体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与超越。有关集聚优势具体内涵及外延的详细阐述可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在本书中，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后发地位、同时具有较强发展和赶超愿景的经济体（后文简称“赶超型经济体”）。但是，由于集聚优势不仅限于后发经济体，本书在一些章节也会涉及发达经济体的讨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民众福利的改善，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赶超”，是指后发经济体追赶和超越先发经济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本书所提到的“经济体”，如无特殊说明，主要指国家、地区、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体；在对我国各区域的分析中，主要讨论县、地区及以上省市等(3)层级的区域。至于经济体内部的“子经济体”，则包括经济体内部的子区域及其中的政府、企业、经济团体，乃至个体经济人等。
本书主要讨论了两方面问题：一是集聚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集聚优势理论的核心观点、经济学与数学原理、集聚优势的内涵和外延及系统分析框架等；二是集聚优势理论的实证研究，即开放式经济环境下，验证集聚优势对加快经济发展和赶超的促进作用。
自2000年开始，我在美国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先生会谈中首次提出集聚优势理论之后，针对集聚优势理论与战略的系列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这部著作，是我与合作者多年共同研究的成果。本书在集聚优势模型设计问题上，在集聚优势效果检验方法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精力。经过与各地政府、企业的反复切磋和实践，突破了一些难点，理清了某些发展思路，在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为地方经济和政府决策起到了促动和借鉴作用，给我们研究增强了信心和帮助，当然，我们也得到了宽慰和激励。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事和学生的支持和大力协助，他们在提高和完善本书内容框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向所有在本书成稿和出版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于永达2015年5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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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01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辞典．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2000年笔者在美国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先生会谈中首次提出集聚优势相关理念；2002年3～12月期间，笔者领导课题组研究北京市软科学研究课题“政府创新优势集聚”；2002年于“台湾花莲环境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中，笔者发表了《优势集聚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战略》会议论文。
(3) 这些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限定，并非说本书的分析就完全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区域，例如欧盟这样的国家经济联盟，以及我国国内的乡镇层次的经济体等。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区域，分析的初始条件以及需要考虑的因素应当根据对象差异有所变化。
主要符号对照表
AI 集聚优势（Advantage Integration）
AIO 集聚优势导向（Advantage Integration Orientated）
FDI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EM 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DM 原始设计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BM 自有品牌生产（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
R&D 研究和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上篇 集聚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第一章 集聚优势理论的起源“优势”通用的含义是“有利的形势”“能超过对方的有利形势”。在各种研究优势的学说（以下简称“优势学说”）中，根据所关注对象、重点和分析情景的差异，优势的依托和含义也往往有所差别。根据不同的优势学说，学者们对于如何认识和利用各种优势以促进发展和赶超也有不同的观点。本章将围绕集聚优势说的缘起，评述前期研究成果，并对主要的优势学说进行文献综述。第一节 新优势学说：集聚优势理论
以往的主要优势学说从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要素禀赋、后发地位、竞争态势等不同视角对优势进行了诠释，并基于此提出了经济发展和赶超视角下认识和利用各种优势的不同主张。这些研究对于丰富人们对“优势”问题的认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上述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主要停留在如何培育和发挥自身各方面优势，对于“开放式经济环境下如何认识和利用全球各方面优势”这一问题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此，本人于2000年首次提出相关理念，并于2002年正式提出了“集聚优势”的观点（早期称为“优势集聚”），将优势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集聚”的视域。
集聚优势认为，传统的“优势”研究往往关注并强调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并非简单取决于自身固有的、静态的要素禀赋和生产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其在全球集聚各方面优势的能力。
至今，集聚优势研究已走过十余年历程，按照时间顺序、研究重(1)点和思路的变化，笔者以《集聚优势》的出版时间大致为界，将研究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6年期间为第一阶段（早期阶段）；200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下面对集聚优势研究的过往成果进行评述。一、集聚优势理论产生的大背景——全球化
全球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例如，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1999）认为，全球化包含经济和非经济的诸多方面，但经济的全球化比非经济的全球化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导致要素、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银行（2000）在一份报告中将全球化定义为(2)“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思想和自然人的全球流动”。我国一些学者严格区分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例如，李琮（2000）认为，全球化要比经济全球化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信息、产品、服务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包括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交织与融合；而且还包括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交流，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在全球范围的沟通和相互影响”。
尽管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它们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价值链的全球整合，制度、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相互影响。
全球化并非当前现象。欧·鲁尔克和威廉森（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详细介绍了19世纪以来大西洋周边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资本流动和贸易发展。他们指出，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运输技术的发展、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兴起，全球化就开始迅速发展。罗德里克（Roderick，2004）也指出，从许多指标看，世界经济在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甚至呈现出比当今更强的一体化。米什金（Mishkin，2007）对全球化进行了分阶段讨论，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1870—1914年）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断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标志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开始恢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后，全球化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这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2000）研究了不同阶段下经济全球化的不同特征。他们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及资本流动水平。两次世界大战使全球化经历了衰退。战后的1950年到1970年年末，贸易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因素，经济的跨国界联系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当今的全球化有独特的动力机制。普拉卡什和哈特（Prakash and Hart，1999）指出，当代全球化由四个因素发起并推动，它们是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的全球蔓延、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国际竞争。其中，技术是必要条件。“技术进步使企业不再受地区限制，并有能力分解增值链，从而将生产的各个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地理区域；信息流动的数字化削弱了时空限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远距离实时交流；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商品、服务的流动更快、更廉价，大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因此，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人为的政策性产物，而是无可争辩的技术推动新型经济。”此外，弗里德曼（Friedman，2006）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生动地阐述了“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Web的出现和网景上市，工作流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内包，搜索服务软件，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
总之，世界已不可避免地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全球化下各个国家、区域紧密联系与合作，共同分享和运作全世界的各种要素条件。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下的命运迥异。有的国家能合理利用全球化集聚各方优势以实现快速发展，而有些国家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离散了优势，走向衰落。二、第一阶段（2002—2006年）的研究
在早期阶段，本人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一定的开创性探索，提出了集聚优势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并尝试将该思想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方面的研究中。
理论研究方面，自于永达（2002）提出“集聚优势”这一理论框架之后，滕光进（2003）、高佃恭（2003）分别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两个角度，对集聚优势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2005年，于永达、于君博在《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中发表文章，运用集聚优势理论阐释了亚洲经济起飞国家在宏观及微观层面构筑国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外资吸引能力的经验（于永达，于君博，2005a）。这是集聚优势理论早期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之后，于永达和于君博（2005b）、于永达（2005，2006）发表文章，从集聚优势战略、集聚优势模型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其后（2006年），于永达与荣飞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荣飞，于永达，2006；于永达，荣飞，2006a，2006b，2006c，2006d），力图搭建集聚优势的理论体系。
在集聚优势的早期理论研究中，不少采用了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分析框架。例如，于永达（2005）应用这一框架分析了集聚优势的成本—收益问题，于永达、荣飞（2006b）应用这一框架对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于永达、荣飞（2006）构建了基于这三大优势的指标体系。
2006年出版的《集聚优势》是早期研究的集成之作。该书讨论了集聚优势的时代背景、学科基础，提出了初步的分析框架，并应用中关村、硅谷、新加坡等案例对集聚优势思想进行了初步实证。
应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使用了早期形成的理论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例如，于永达、田德容（2004）应用区域发展集聚优势的思想探讨了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指出应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优势战略，提高区域以及城市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于永达、程步一（2005）以分工理论和集聚优势理论为指导，对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新的概括，并尝试将政府的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和集聚优势模型相联系；于永达、钱海峰（2005）从FDI的视角，探索了集聚优势战略、FDI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于永达、荣飞（2005）从制度问题切入，具体分析了中国实施渐进式发展战略过程中的制度优势集聚，并对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建议；于永达、张彬（2006）从美国技术人才引进中的移民政策问题入手，应用了集聚优势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于永达、李迪生（2006）则应用集聚优势的思想对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探究。这些研究既发展了集聚优势说本身，又提升了集聚优势说的实践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三、第二阶段（2007年至今）的研究
在第二阶段，集聚优势的思想进一步成熟，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和社会实验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理论研究方面，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于永达（2007）在论述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简单发挥传统比较优势所产生的问题，进而提出广东发挥集聚优势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路和方法。继而，于永达、荣飞（2009c）又依托福建科学发展问题，进一步论述了集聚优势的必要性、集聚优势的重点目标，并探讨了提升集聚优势能力的初步思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于永达、荣飞（2009a）研究了开放条件下集聚优势与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赶超的关系。这些研究指出，制定和实施跨越静态比较优势的、集聚优势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并通过集聚优势的方法实现战略目标，是经济体实现快速发展和赶超的重要途径。从模型论证的角度，于永达、周晶（2008）在于永达（2005）和于永达、荣飞（2006）的基础上，引入了“集聚因子”的概念，探索了政府主导下的集聚优势初级阶段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于永达、战伟萍（2011年）探讨了领导者（市委书记）在集聚优势中的能力提升问题，2012年上半年，于永达、龚辰针对集聚优势要素结构、集聚优势路径进行了研究。于永达、王浩（2012）在中国资源能源集聚优势战略研究方面又有重要突破。
在经验研究方面，于永达、荣飞（2009）依托集聚优势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案例分析。该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经济奇迹”，并实现较好的产业升级效果，集聚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于永达、荣飞（2009d）还对我国区域发展中政策的集聚优势导向性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应用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应用于永达、荣飞等形成的更加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探讨实际问题。于永达、金标（2007）借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分析认为，此举正是集聚优势发展战略的体现；高建勋（2007）应用集聚优势框架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困境，提出了政府通过集聚优势促进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政策建议；谭炳才（2008）认为，集聚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广州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广州集聚优势的重点以及打造集聚优势平台和载体的基本思路；于永达、王浩、荣飞（2009）通过对英国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要素进行了综合评判并提出政策建议；于永达、王智辉（2009）应用集聚优势思想对“资源诅咒”现象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了通过实行集聚优势战略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于永达、荣飞、王浩（2009b）应用集聚优势的观点探讨了我国土地的科学利用问题。此外，于永达、李沛（2008），于永达、朱晓萌（2008），于永达、周泉（2009），于永达、周晶（2009）等也借助了集聚优势的部分观点，分别对投资基金发展、医药制造产业发展、农产品市场开放、海外油气资源开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社会实验方面，随着集聚优势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不少地区开始认可这一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当地发展。例如，自2007年起，集聚优势的思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改(3)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之后，集聚优势又作为基本原则中的一条，写入2008年7月2日颁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4)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广东省政府有关方面的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广东从比较优势道路转向集聚优势(5)道路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后文的案例部分还将具体讨论。第二节 各类主要“优势学说”的内涵一、绝对优势说
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的鼻祖，同时也是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说的提出者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从“论分工”起笔，系统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讨论了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作用，论述了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并分析了国家的收支及主要职责（Smith，1776）。
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之间通过分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以制针业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在这一例子中，分工前，一个工人独立工作，一天无法制造出20枚针，甚至一枚针都制造不出来；但是，通过分工，十个工人分工从事制针流程中的18个流程，一天能制造出4.8万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4800枚针，劳动效率提升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斯密认为，这种分工效应的好处主要归于三种来源：①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②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③工人针对具体工作可以发明机器，从而节约大量的劳动。
尽管分工具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斯密认为它的起源并非因为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所能创造的收益，而是源自人性中进行交换的自然倾向。这种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舞从而导致分工。分工和交换进一步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才能或天赋。在斯密看来，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原初差异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的这些观点为几百年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智慧源泉。
在斯密所处的时代，重商主义盛行。重商主义学者往往认为，一国财富的增进取决于贸易顺差和金银在本国的积累，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濒于灭亡。但是，现实中，与重商主义者预料的相反，实行开放门户政策并允许自由贸易的国家，并未因自由贸易而灭亡，反而因此而致富。斯密在《国富论》的“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猛烈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逻辑，并提出了绝对优势说。他认为，一国的财富应当看国民所能享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应看金银的存量；一国的盛衰要看年生产和年消费的差额，而不应看贸易差额；重商主义限制竞争性商品的进口只是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他认为，适用于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各国通过发挥各自的擅长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有利于实现双方福利的增进。
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中，优势体现在一国在生产某种产品上比另一国拥有绝对高的劳动生产率（即一个人单位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拥有绝对低的劳动成本（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一个人(6)的劳动时间）。因此，这里“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绝对高效率或绝对低成本，从而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效率优势或成本优势。二、比较优势说（一）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尽管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说，开创了国际分工理论，并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的互利性，但绝对优势说没能说明如果一国生产任何商品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即前者没有任何绝对优势，此时是否还会有贸易发生？随着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该问题得到了解决（Ricardo，1817）。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仍可以进行分工和互利贸易。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也就是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可见，发挥比较优势，其核心可归纳为“两优取其最优，两劣取其次劣”；而绝对优势论也可以纳入比较优势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看待。
李嘉图之后，不少古典经济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原理。1844年，约翰·穆勒（J．S．Mill）追随李嘉图的思想，提出了决定国际贸易中商品交换价格关系的法则——相互需求。他认为，进口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为了换取该项进口所需出口的商品的数量，而这种国际交换的条件（即贸易条件）又取决于贸易双方对对方商品的需求强度和需求弹性。这一研究成果是对比较优势的重要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优势研究中的“优势”体现为一国生产某产品的相对效率（用其他产品衡量）高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效率，或者一国生产某产品的相对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成本。可见，在此视角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相对高效率（用其他产品衡量）或相对低成本，从而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相对效率优势或成本优势。（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到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扩展到了国际经济领域，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帕累托（V．Pareto）、恩瑞克·巴罗恩（E．Barone）等对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对穆勒的贸易条件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模型化，并采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将一国的贸易均衡和贸易收益描述出来（Maneschi，1998）。
尽管不少学者对比较优势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贸易理论，以解释为何国家会出口或进口特定的产品。这一主题促使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所谓H-O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y）。该理论从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重点考察了国家生产要素禀赋与参与国际分工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指出，在技术、偏好以及商品和要素质量在各地等同的假设下，一国将趋向于在出口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商品，在进口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商品，从而获得最大的福利效应。这一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将外在、显性的生产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后文简称“生产比较优势”）转化为内在的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此后，不少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H-O定理，衍生出一些新的理论和模型，例如FPE定理（Samuelson，1948，1949）、S-S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Rybczynski定理（Rybczynski，1955）、H-O-V定理（Vanek，1968）等。
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要素上具有相对高的丰裕程度（用其他要素衡量），从而具备的在该要素密集产品生产上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禀赋优势。（三）内生和动态比较优势研究及其中的优势含义
无论是李嘉图所讨论的比较优势，还是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它们都属于静态的外生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主要由先天的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一些学者认识到外生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以及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开始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知识生产、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分工等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问题。（1）规模经济的视角。早在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就尝试将规模经济引入国际分工理论，指出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规模经济，两国仍然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之后，以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91）为代表的学者系统地改变了新古典国际经济理论的假设，放弃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强调市场结构、规模经济、消费者需求偏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建议。这些研究说明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也是重要内生决定因素，从而解释了大量的行业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它占据了当今世界(7)贸易的主要份额）。（2）“干中学”的视角。这一视角由阿罗（Arrow，1962）开创，他认为知识是一种生产过程的副产品，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反复实践中形成的，通过“干中学”实现积累。克雷和汪（Clemhout and Wan，1970）、菲德尔和施密茨（Feder and Schmitz，1976）、克鲁格曼（Krugman，1987）、杨格（Young，1991）、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等研究也都说明了“干中学”效应对于比较优势内生、动态演化的重要影响。（3）知识生产的视角。这一视角假定知识生产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其中存在外部性和排他性。外部性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排他性则保证了知识能够作为一种经济物品生产。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艾金和霍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在这条路径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企业有意识进行研发的结果，而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创新所能带来的垄断性优势。（4）“人力资本”的视角。在舒尔茨（Schultz，1960，1961）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很长的时间内，人们都没有注意人力资本在决定比较优势以及经济长期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而仅仅把人力资本看作一种内生的积累要素（Bond，et al，2003）。直到1983年，芬德利和克洛斯基（Findlay and Kierzhowski，1983）才在凯南（Kenen，1965）的基础上，正式将人力资本引入标准的两要素、两产品贸易模型。卢卡斯（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增长分析，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了边干边学和比较优势的演化，指出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科研人员、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能对研发效率和生产效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比较优势并不完全由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决定，人力资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则有利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的转化。（5）专业化分工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分工思想进行了重新思考，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提出了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这一视角认为，比较优势可根据分工前和分工后的生产率差别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类。其中，由先天的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技术差异决定的外生比较优势在分工前就已经显示出来，而内生比较优势则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人为地创造出来，它有可能在要素禀赋及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杨小凯和博蓝德（Yang and Borland，1991）认为，内生比较优势形成的主要动力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熟能生巧”：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人们的生产经验比较有限，生产率比较低，承受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成本的能力较低，因而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交易成本，从而开始了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专业化过程中的“熟能生巧”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使得人们能够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从而展开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和更细致的贸易。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成为内生增长的机制，直至耗尽分工演进的所有潜能。
综合上述视角，可见在内生比较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知识生产、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专业化分工等内生机制的作用，从而形成的在特定产品生产（用其他产品衡量）上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由内生机制作用演化的效率优势。
与比较优势的内生性研究的发展相伴，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也逐渐被学者所认识（Balassa，1979；Proudman and Redding，2000；Landesmann and Strehrer，2001）。然而，“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两种不同的语境，引起了一些误解。
一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198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等学者用其说明比较优势随着时间动态演化。在这一视角下，优势的含义与以上几类解释是一致的，只是要根据具体分析的问题进行相应调整。
另一方面，在东亚发展经验的讨论中，它又被用于说明国家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有可能与长期福利效应相悖，因此国家面临一个权衡——根据静态比较优势选择国际分工，抑或选择进入一个不具备静态比较优势，但能够带来长期发展收益的产业部门。这个含义一直缺乏明确的定义。为此，雷丁（Redding，1999）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产业部门（高技术h和低技术z）、基于古典生产函数（即Yz＝AzLz，Yh＝AhLh）的经济模型。他指出，如果，则认为t时刻本国和外国（标注*）分别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具有静态比较优势；但如果满足，则认为t时刻本国和外国分别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上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可见，在这一视角下，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在某产品生产上拥有相对高的效率增长率（用其他产品衡量），从而具备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相对效率优势。三、后发优势说
首次明确使用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他在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一文中，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经验分析，阐述了落后(8)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征。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后进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相对经济落后具有积极作用，它可以系统地替代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些先决条件，引进先行国家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借鉴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采用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最优做法”，因此具有一种“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后进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特殊益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先行国家无法拥有，因此也称为“落后的有利性”。
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之后，利维（Levy，1966）、摩维兹（Abramovizt，1989）、艾肯（Elkan，1996）、伯利兹（Brezis，1993）等国外学者，以及罗荣渠（1993）、施培公（1999）、陆德明（1999）、樊纲（2002）、郭熙保（2000，2004）、林毅夫（2003d）、侯高岚（2003）等国内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后发优势理论，对后发优势的内涵和实现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
利维（Levy，196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具体化，阐发了后发优势的内涵和表现。他认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①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发展早期丰富得多，理论准备比较充分；②后发国有条件大量借鉴先发国家的成熟制度、技术、设备乃至组织机构；③后发国可以在技术等方面跨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④后发国可以参考先发国的发展路径，从而对未来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预测；⑤后发国可以获得先发国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罗荣渠（1993）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①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了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②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③后发国家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等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④后发国家可以联合对付先进国家的损人利己政策。
郭熙保（2004）对后发优势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更加普适性的界定。他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先进国家和地区与后进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从理论上看，后发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制度以及结构转变。
侯高岚（2003）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后发优势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界定。他认为，准确把握后发优势的内涵，需要明确其承载主体、主体特征、通过何种途径发生特征转化。具体应从三层含义进行理解：①在时间维度上，从横向比较国家的发展程度；②在时间维度上、从纵向比较国家发展的途径；③在空间维度上，比较经济结构的转变。基于上述维度的分析，他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后进国家由于落后以及后发展地位而具备的在生产要素利用、配置方面的有利形势，即后进国家拥有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制度捷径三方面的有利形势，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形势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实现对先行国家的赶超。
综合上述观点，在后发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或者说处于后发展地位），从而在经济赶超方面所具备的超越先行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潜在的效率提升和发展优势。四、国家竞争优势说
国家竞争优势说的奠基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E．Porter）。他在《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书中，基于对10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瑞士、韩国和新加坡）的翔实研究，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说（Porter，1990a）。
波特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任职于里根总统的产业竞争委员会时就逐渐认识到，错误地理解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我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国家应当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的有效使用和升级换代”（波特，2002）1-2。他认为，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的，而非自然遗传的。国家能否实现繁荣的决定因素并非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利率以及汇率，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内部产业开展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全部或者绝大多数产业中有竞争力，而只能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实现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应当从产业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家竞争优势也归根结底是若干产业的竞争优势问题。一个产业所以具备国际竞争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充满远见、动态和挑战性的国内环境，包括强大的国内竞争者、强势的供应商以及挑剔的客户等。在一个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随着知识的创造和吸收逐渐成为竞争的基础，国家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的价值观、文化、经济结构、制度以及历史都会影响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Porter，1990b）。因此，国家是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它不但影响企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核心。
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图1-1），以解释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它由四大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要素条件（Factor conditions）、需求条件（Demand conditions）、相关与支持性产业（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以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Firm strategy，structure and rivalry）。其中，生产要素是互通有无的根本，需求条件是产业冲刺的动力，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有助于形成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促使产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新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们分别是机会与政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角色，政府则可以控制干预与放任之间的平衡。这些要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后文中，会专门就如何使用“钻石模型”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进行综述。图1-1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资料来源：Porter，1990a．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波特还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有可能由此而走向下坡路。
综合上述观点，在国家竞争优势研究中，“优势”可以解释为“一国在某产业（或产业环节）的国际竞争方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国家的有利形势”，这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中的占优态势。
波特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分析范式，这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是，波特的模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过于注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对于跨国经济的影响重视不足，这使其在解释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后续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发展。
卡特赖特（Cartwright，1993）基于新西兰竞争力的研究，提出了“多因素钻石模型”。他认为，对于小国经济、出口依赖型经济以及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应当在钻石模型六要素的基础上再加上五个开放因素，分别为海外要素创造能力、与海外环境中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联系、满足海外顾客需求、海外市场竞争以及产业面向国际的目标和结构。
提出生产折中理论的邓宁（Dunning，1993）在研究波特的“钻石模型”时认为，随着技术革新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网络对国家竞争优势有较大影响。因此，在“钻石模型”中，除了考虑政府和机会两个外生变量外，还应当加入跨国经济这第三个外生变量。
鲁格曼和迪克鲁兹（Rugman and D'Cruz，1993）在研究加拿大问题时认为，波特的“钻石”体系不能很好地解释加拿大这样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都比较小的经济。加拿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有紧密的联系。加拿大的本国企业既可以利用美国市场以扩大生产，同时又面对美国在加投资企业的竞争。这种关系使得加拿大的产业竞争优势不仅源于本国的经济环境，还深刻地受美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融合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条件的“双钻石模型”。然而，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加拿大、新西兰等周围有较强经济体的国家，却不适合其他小国，如韩国、新加坡等。为此，莫恩等（Moon et al，1998）又提出了更加一般化的“双重钻石模型”，同时考虑“国内钻石”、“国际钻石”，乃至“全球钻石”（图1-2）。图1-2 一般的“双重钻石模型”资料来源：Moon et al，1998．
图1-2中，最外围代表“全球钻石”，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段内，其大小是一定的；最中间的是“国内钻石”，它根据国家的大小和竞争力的不同而大小有所差异；中间的虚线围成“国际钻石”，它代表国家的竞争力同时被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所决定。“国内钻石”和“国际钻石”的差异反映了跨国行为的影响。跨国行为主要包括引进或者输出外国直接投资（FDI）。
此外，为弥补“钻石模型”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中的不足，韩国学者乔东逊（Cho．D．Sung，1994）在研究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九要素模型”，在原先“钻石模型”核心四要素和机遇的基础上加上了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四类人力要素。第三节 对各种优势学说的认识与运用一、遵循静态外生比较优势说
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强调对静态外生比较优势的遵循，反对试图违逆静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有坎普（Kemp，1960）、鲍尔温（Baldwin，1969）、克鲁格（Kruger，1984）等。坎普（Kemp，1960）从学习效应的视角对幼稚产业保护中的“穆—巴标准”（Mill-Bastable Test）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对于那些符合这一标准的产业，并不必然需要保护。如果企业的学习过程存在较强的技术和经验的外溢，可以通过保护给先行者以补偿；但是，如果企业的学习过程更多是内部的自我积累，则未来的潜在利润会诱使企业自发地进入该产业，而不必然要求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支持。鲍尔温（Baldwin，1969）认为，进口关税的保护手段不仅会导致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并且由于获取知识困难、信息不对称产生系统性投资风险、劳动力流动导致培训成本无法收回等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保证产业的顺利成长。克鲁格（Kruger，1984）则对有关批评性的意见进行了总结。
在现实中，H-O定理及其后续的衍生定理将抽象的比较优势原理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受到众多实践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根据这些理论，各国由于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静态生产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如果各国发挥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而且能够实现世界福利的帕累托最优（Robinson，1956；Findlay，1970）。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大量发展初级资源密集型和简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放弃了对战略性产业的主动扶持，试图以此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特别是随着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和货币主义理论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将强调发挥静态外生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推向了顶峰。
新自由主义思想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被用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理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乔姆斯基，2000）。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解释，集中在静态效率理论和对价格机制的关注。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充满具有完美远见的行为者，这些“完美经济人”通过在头脑中模拟各种博弈、考虑各种后果(9)之后做出最优化决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价格机制合理，就不仅能够带来最优的短期分配效率，同时也能带来最优的长期分配效率。这使得发展目标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让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获得真实价格”就是最好的发展政策。但是，对于何谓“真实价格”，张夏准（1999）敏锐地指出：“对新自由主义而言，‘真实价格’就是价格在完全不受管制的市场（国内和国际）上发挥作用。在国内，‘获得真实价格’意味着缩小国家对各种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干预。在国际上，这意味着开放贸易和遵循根据国家资源禀赋规定的比较优势。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根据它们丰富的劳动力建议发展中国家专门进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放弃那些由于过去的政策而错误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华盛顿共识”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而形成的具体政策主张。它所开出的政策建议清单主要包括十点内容（Williamson，1990）：①加强财政纪律；②把公共开支的重点转向更广泛的促进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③改革税制，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④实施利率市场化并保持实际的正利率；⑤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⑥实施贸易自由化；⑦对外资实施自由化；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管制，增强市场准入和促进竞争；⑩对私人财产权立法保护。这些方面可以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也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由化、私有化、政府作用最小化、财政紧缩政策”（张才国，2007）。“华盛顿共识”出炉后，迅速成为拉美国家以及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然而，实践中拉美国家的失败以及“休克疗法”给苏东国家带来的伤痛使得人们陷入深深的反思。例如，在许多拉美国家，原本相对脆弱的工业基础在失去政府保护和产业促进的情况下，迅速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二战”以后，奉行“结构主义”并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巴西实现了年均6.78％（1950—1980）的经济增长；然而，转为信奉新自由主义后，它只实现了年(10)均2.22％（1980—2003）的经济增长。如今，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反思。正如巴西总统卢拉于2007年12月7日指出：“在南(11)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被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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