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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弗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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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下)

罗斯柴尔德家族(下)试读:

第一章 德意志、共和国、国债(1870~1873年)

我希望现在这个世界至少应该意识到德国是什么。迈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1870年9月1日我还想补充的是法国国债是一种随时都能找到买主的债券……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1870年8月22日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表面上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场灾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个银行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欧洲大战中身处直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在莫瑞兹·戈尔德施密特儿子的自传中,他回忆起了安塞尔姆在1870年时歇斯底里地狂喊:“我无法接受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我没有办法接受,就算要花费我成千上万古尔登——我也不允许!”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甚至在普鲁士军队潮水般涌向法国首都的时候,巴黎的合伙人还是选择留在拉菲特大街“坚守自己的岗位”:尽管早就意识到法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而且波拿巴政权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阿方斯和居斯塔夫还是站在自己祖国一边。他们通过向法国提供战争借款,尽自己的能力提供金融支持,而且还试图应用他们在伦敦的影响力来推进法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至少两名年轻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他们的兄弟埃德蒙和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在机动保安队中服役。普鲁士军队对费里耶尔的占领促进了这种认同。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70年9月的到来似乎毫不留情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势力必须在普鲁士的“铁血统治”面前低头。

与此同时,迈耶·卡尔在法兰克福更加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看成是节节胜利一方的普鲁士人,而且还不仅仅是普鲁士,甚至是法国战败后出现的新日耳曼德意志。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标志,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加冕为“威廉皇帝”前夕,迈耶·卡尔被选为由北德联邦国民议会派出的向国王“表达忠心”的议会代表团成员。然而,迈耶·卡尔没有留下来参加加冕典礼活动——没有罗斯柴尔德成员出现在安东·冯·维尔纳描述这个伟大时刻的作品《日耳曼帝国宣告成立》中欢呼的士兵和盛装的官员中。而且由于同样的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被新的而且喜欢炫耀武力的德意志给矮化了。

然而,或许法国战败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地方——除了它战败的速度——是它被征服的速度。在1870年的某一个时间,似乎波拿巴政权的崩溃可能会让法国——或者说是巴黎——陷入与1792年和1848年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的革命泥沼之中。像甘姆贝塔这样的共和党人想通过发动群众来延长战争的那些徒劳努力似乎损害了“资产阶级”所有的物质成果。1871年1月最终达成的和平条款被榨走的不仅有领土——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金融——50亿法郎的赔款。所有这些都把第三共和国变成了19世纪的魏玛共和国。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复苏使得法国提前还清了赔款,因此在1873年结束了德国对法国北方领土的占领。在同一年,维也纳和柏林的股票市场崩盘,使所有中欧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让人们开始对俾斯麦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在这一次金融报复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是,他们在巴黎,而且在整个欧洲的势力似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毫无疑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体系在西班牙王朝的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非常清楚马德里的国会考虑的候选人之一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的利奥波德。但是他们没有认真领会俾斯麦对候选人的支持程度所暗含的重要意义,他其实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知道俾斯麦并没有把他的决定透露给布雷希罗德,使得他的这位个人银行顾问一直到7月5日都还相信“政治领域不会制造不安”。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是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儿暗示。按照4月5日给纽考特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老俾”告诉迈耶·卡尔说:“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非常糟糕,而且那个国家的金融状况非常奇怪。”但是,如果这是对西班牙渐行渐近的经济危机的一个加密警告的话,迈耶·卡尔并没有能够把它破译出来。

同样,阿方斯也没有能够领会到格拉蒙特公爵在5月份时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长的这项任命所蕴涵的重要意义。格拉蒙特对事实上存在着的法——奥联盟的坚定信心使得他更加放心大胆地甘冒各种外交风险,而且冒险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而他的前任在考虑处理与普鲁士的任何关系时,总是把英国的支持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当阿方斯听到了对格拉蒙特的任命后,他评论道:“从任何方面看,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动高兴,因为这个部门的领导中应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应该足够聪明,不会一天老想着通过一些花架子尽力去为自己赢得名声。”几乎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加错误的人物评价了,尽管事实是,公爵的儿子之后娶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迈耶·卡尔的女儿玛格瑞塔),使人们总是联想到他可能已经是这个家族的朋友的这种可能性。7月2日,迈耶·卡尔见到了法国驻柏林大使伯尼特迪,当时他正(与通常所见的那帮政治家和银行家一起)离开柏林到威尔巴德去乘船。迈耶·卡尔向纽考特报告说,他“很高兴能够在伟大的首都经过紧张的工作后偷点儿闲。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并且说所有一切都十分有序,和平已经得到了保证”。

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和平充满信心:英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月12日迎接新任外交部部长格兰威尔爵士时,给他报告说,“在他的长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外事务中能有如此长的平静期。”但是迈耶·卡尔7月2日的信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让我们具体了解了银行家们为什么对西班牙危机一点预感都没有。原因不只是正好处于休假期间,因为他还是每天都按时报送消息,而且与巴林兄弟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在普鲁士地产信贷银行——这是法国与普鲁士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启动的前夕,迈耶·卡尔最为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到7月17日他才开始关注“西班牙这个麻烦”,而且就算此时,他仍信心满满地认为“不会出现对和平的严重干扰”。早期的伦敦金融城悲观主义者,比如亨利·拉斐尔在这种时候卖出债券似乎犯了人们常规的错误。然而,不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知的是,法国和普鲁士两国政府都已经处于一个下不来台的很严重的外交困境中,只有撕破脸刀兵相见才能够解围。

毫无疑问,俾斯麦决心坚决支持霍亨索伦的候选人,就算激怒法国也在所不惜。早在7月8日他就说过:“要动员全军进攻法国。”至少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对外政策的危机可以被用做化解内部的经济问题,与用普鲁士的方式对德国进行统一后引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形成死结一种手段。例如,他在7月10日承认“从政治上看,进攻法国对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很有益处”。俾斯麦的困难是解决利奥波德的父亲卡尔·安顿的犹豫不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不愿意就此事与法国发生争执。事实上,利奥波德在4月22日已经回绝了他的候选资格,只是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劝说之后,俾斯麦才扭转了局势。然而,又一个更大的困难出现了,当时一名马德里的译电员错误地翻译了西班牙使节所转达的利奥波德的承诺,这意味着议员们不用继续在议会里进行对利奥波德的选举,而是提前结束了会议,这个失误又引起了没有预料到的延误。

这是一场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战争:当他们于7月9日在巴德埃姆斯会面时,威廉明确地对伯尼特迪说,如果利奥波德再一次退出,他也不会反对,但是,后者给巴黎的电报中充满抚慰语气的那一部分却因为传送过程中的天气干扰而无法译读。当伯尼特迪第二天再次返回来纠缠威廉的时候,他仍然获得了觐见的机会。尽管威廉拒绝了利奥波德退出的要求,但是他也当场表示这只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家族内部的事务,他通知了他在伦敦的大使魏特尔,向格拉蒙特表达了普鲁士的和平意愿。7月12日,卡尔·安顿宣布他的儿子最后决定不参与竞选。在他们次日于疗养花园室外举行的会议上,威廉认真地向伯尼特迪宣布:“很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它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那天下午他更进一步告诉大使,他“以同意他参与竞争的时候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程度”批准了利奥波德的退出,也就是“完整而且没有任何保留”。

当所有一切在埃姆斯发生的时候,俾斯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在这个轨道上”,尽管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的报纸做好了安排。一直到7月13日他才重新获得了对这个事件的控制权,当时他从埃姆斯接到了那封关于威廉与伯尼特迪会面情况要点的电报。俾斯麦改写这封用于公开发表的电报时正确地阐述了国王的观点,他不能承诺“永远都不再同意”重新提出的霍亨索伦候选资格,但是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因为法国的要求已经冒犯了他,因而威廉随后拒绝会见伯尼特迪。这当然不是原文的意思,而是算计用来羞辱格拉蒙特的。俾斯麦继续采用修改后的电报来作为反法宣传运动的基础,引导了国内以及国外的舆论。

因此,俾斯麦使普鲁士的政策比他表面上的主子所期望的还要具有攻击性。然而,对战争的谴责不能只贴在普鲁士的门上。法国从1869年3月起就表示了他们对霍亨索伦候选人的反对意见,但相关的消息于7月2~3日在巴黎传开之后,马上得到的反应就是战争渲染。居斯塔夫总结了法国的态度,说市场是“冷静的”,但是:你无法想象今天早上这个新闻在公众和政府中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王子被命名为西班牙国王,而且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们不惜与普鲁士一战。这里大家都在说这也是皇帝的意见,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机会来用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事情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了。

相应地,7月6日,法国政府批准了一个由格拉蒙特起草的火药味十足的声明,并在立法院进行了宣读。正如居斯塔夫所看到的,格拉蒙特的“暴力型的”语言是政府立场的真实反映:只有“国王坚决地否决”霍亨索伦候选资格这样的语言才可能让他们觉得满意,而且,如果利奥波德打算接受王冠,就会被认为是“宣战”。他重复到,“在这里,人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且人们认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让人拥护的理由来进行战争。”当居斯塔夫看到法国总理奥利维耶时,奥利维耶警告他法国将会采用“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个人的候选资格,“甚至战争,而且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战争的热情不会低于1789年的时候”。“皇帝将会得到他所想要的,”居斯塔夫预言道,“他想要的就是由议会投票宣布的战争。”

法国朝这个方向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格拉蒙特在7月12日提出的坚决的主张——此时,利奥波德已经退出——伯尼特迪毫无道理地要求威廉“保证他不会再一次批准这个候选资格。”这种要求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威廉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而格拉蒙特一而再、再而三固执地要求伯尼特迪去做这样的尝试,意图很明显是想要激怒柏林,就像是要求给拿破仑三世写一封道歉信一样。以这样莽撞的方式,格拉蒙特不仅对于威廉对伯尼特迪最后抚慰的话语没有感到满意,甚至还抓住埃姆斯的电报作为战争口实,而且在7月14日下午获得了批准进行法国的战争动员,尽管没在拿破仑三世再一次捡起他惯用的解决所有外交难题的办法——召开议会会议之前。但是为时已晚,7月15日,奥利维耶和格拉蒙特向内阁提交了埃姆斯事件的说明,这份文件采用了与俾斯麦同样的歪曲事实手法,之后,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直到这个消息传到了柏林,威廉才同意在普鲁士进行动员。“法国决定进行一场论战。”迈耶·卡尔最后总结道。人们很难不同意,就算这是一场论战,也深受俾斯麦欢迎,而对法国而言是致命的。按照居斯塔夫的说法,法国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那么现在开战要比6个月后更有利”。

事实上,法国不仅比普鲁士表现得更加好斗,而且其实就是侵略者,正因为如此,英国决定了自己不干预的立场。与1867年的卢森堡危机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伦敦与可能的交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7月15日,拿破仑三世要求阿方斯给格莱德斯通传递一个信息,要求在保证霍亨索伦退出候选方面获得他的支持。纳蒂在7月6日一早到格莱德斯通位于查尔顿住宅区的家里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而且正好碰到他正准备离家到温莎去拜见女王,因此与他共同驱车去了火车站。按照莫雷的说法,“格莱德斯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同意这个候选资格,但是他不会安排干预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这个结果有时候被认为打碎了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但是这似乎更像是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个冷淡的反应可能正是所需要的,如果想要越来越莽撞的格拉蒙特有所节制的话。居斯塔夫希望英格兰“维护和平”,这就意味着在对普鲁士施压的同时也要对法国施压。“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对我们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想让我们接受一个妥协。”他在7月11日写道,“但是与此同时,很不幸的是公众的情绪和国会都已经被点燃了。”因此,当霍亨索伦在7月12日退出候选竞争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给伦敦发出了另一份电报,充满乐观地说道:“法国满意了。”格莱德斯通在当天很晚的时候看到了这份文件。紧接着,格兰威尔给驻巴黎的大使莱翁斯发了电报,说法国事实上应该“很满意地而且是终结性地接受利奥波德王子退出候选名单”。

英国的压力对法国产生了一些效果:当莱翁斯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勒波奥夫将军要求所有预备役军人聚集的命令被部长会议否决,而且决定不把格拉蒙特所要求的不重新提出候选人选的保证看成是最后通牒。从这点上说,罗斯柴尔德的非正式调停表面上看再一次对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半小时之后,”居斯塔夫听到威廉在7月12日对利奥波德退出的无保留批准之后说,“宣战的命令可能就要发出,尽管这可能与皇帝的想法不符,他想发动战争,但是他应该对这个回应感到满意。因此,和平已经达成,或者说是战争已被推迟,因为我不再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得很好。”迈耶·卡尔的缓和更是没有保留:“看起来似乎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令人满意,而欧洲战争的可怕灾难已经免除。我们为此感谢上帝……”第二天的幻灭感觉是不可言喻的,而且他们都不怀疑应该去谴责谁。就是这一天,战争爆发了,居斯塔夫提出了这种可能,认为法国可能会重新提出它以前的对比利时的计划。这次法国事件在伦敦成了最不讲信用的例子。

危机的经济后果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但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因为这对我们解释英国的不干预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德国和法国的金融市场受影响的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巴黎的情况不妙:霍亨索伦候选身份的消息一传出,国债的价格马上开始下滑,从6月4日的74.83跌到了7月9日的71.25,战争爆发后更是大跌至67.05。但是这些数据与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数据略有不同,在这些地方新发行的4.5%票面利率的普鲁士债券从93.5暴跌至77.3——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就是德国的危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加严重。尽管蒸发掉的流动性足以把两边的很多银行拖入困境,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基本没有什么麻烦。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除了俄罗斯所欠的那笔巨款(3500万法郎)外,相对来说似乎很少有出现问题的债务,而法兰克福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尽管迈耶·卡尔错过了一个俾斯麦特有的暗示,但是他还是“及时提高了警惕”。随着法国首次在斯匹切尔伦和弗罗希威勒受挫的消息慢慢得到证实,崩溃的当然是法国市场,而德国市场则重振了信心。相反,英国市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1870年5月至8月间,最大跌幅是3.6%。这与1866年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奥匈帝国和普鲁士战争期间正好与伦敦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契合,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在1870年所出现的情况似乎是法国的资本从冲突出现的早期就开始流向伦敦——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尽管有政府的花言巧语,但是巴黎早就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另一个不能说没有意义的例证是格莱德斯通在7月18日的时候以9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500英镑的永续公债:这是一个个人的,而且有事实根据的对英国不干涉政策所投出的信心票。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以一种比对1866年事件更为中立的态度来看待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事件。在1866年的时候,普鲁士的表现似乎更接近于坏蛋角色。当在法国在色当被击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里确实存在着同情法国的情绪,而且由于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身处伦敦,使这种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或许还有列昂内尔要求提供普鲁士人残暴行径的详细情况,以及后来他在海外为法国伤兵和战俘的募捐善款转款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色当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为法国战争准备所做的事情也比为普鲁士做的多:法国在英国购买饼干和咸肉时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的融资,尽管政府票据的贴现比优惠条件要略差。另外,纽考特起初同意认购法国的各种战争贷款,而且如果需要,可以通过法兰西银行提供黄金,但是这些允诺最终没有采用,因为法国政府通过在国内出售短期国库券的方式为第一阶段的战争进行了融资。然而,到8月末政府提出了常规的战争贷款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兴趣已经大为减弱。当国防政府1870年秋寻求在伦敦筹集1000万英镑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很小的美国公司J·S·摩根公司。

相反,迈耶·卡尔提供的普鲁士战争债券虽然在战争初期受到了冷遇,但是到10月份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却提出了认购100万塔勒的谈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汉森曼被派到伦敦去安排一项价值5100万塔勒的5年期国库券的发行;债券的短期安排是一个准备向法国要求战争赔款的信号,虽然不一定说明赔偿的幅度。迈耶·卡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这个行动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地位目前并不乐观,因为政府有权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且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就是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其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要做一些事让你感到不快,或者说是把你置于一个对不起我们的巴黎朋友的位置。因此,我希望如果汉森曼来拜访你,你能友好地接见他,并且告诉他你希望我怎么做……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向政府表明我们的作用的机会,其他人就会跳起来抢走这个机会,并让我们靠边站,特别是我将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如果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从英国获得资金,我就不会用所有这些琐事来麻烦你,而得到你关于怎样来尽力调和我们银行的利益与政府的意见和要求。我承认,如果斯罗德控制了普鲁士的业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我敢说,斯罗德所代表的是艾兰格尔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因为我完全有一切的理由相信所有对(北德联邦)债券有兴趣的其他普鲁士银行都会参与到他的阵营,并对把我们挤出局的这个主意拍手称快。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对公开参与到新贷款中颇感踌躇,但是介绍了汉森曼与伦敦市银行进行接触,迈耶·卡尔因此也利用海外贸易银行作为他参与的前导。纽考特也帮助海外贸易银行充实了它的白银储备——这是这项贷款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些金融方面的原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不愿意按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愿望来进行调停的原因。从战争伊始,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就敦促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更早获得和平,希望他们与堂兄弟们能够一起再次成为进行和平沟通的渠道。但是,能促进这样一次干预的唯一的事件应该是法国的取胜,这会使比利时受到极大的威胁,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格莱德斯通以及他的部长们就会满足于让事情按共有的路径发展。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也会开始渲染一场“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从来都是唬人的:戈尔查科夫和贝斯特坚持他们的不干预政策(早在1869年9月就已经达成),并相继在7月13日和20日宣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甚至迪斯雷利对格莱德斯通似的不作为的批评也只起到了反作用,他没有看到抵御“德国革命”的真正理由。如果说是为拯救拿破仑三世,他不是刚把小说《罗泰尔》敬献给了奥尔良分子德奥梅勒公爵?最让阿方斯恶心的是《时报》——其编辑德莱恩与列昂内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在战争初期的时候表现出了强硬的反法立场。具体说来,报纸公布的伯尼特迪1866年提交给俾斯麦的协定草本似乎证实了法国对比利时另有所图的传闻。在1870年10月,格莱德斯通自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文章中他宣布“新的国家关系准则……公开谴责了法国的侵略行径”。当《时报》在同月改变了它的语调,为防止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而要求进行干预时,有一些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将会采取行动。但是事实上,罗斯柴尔德为英国调停的任何努力最终都将注定一事无成。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经年,而且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假设或许也从另一方面鼓励了伦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

对于身处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中立从来就不是一种可选的立场。迈耶·卡尔毫不迟疑地对最初的普鲁士战争贷款认购了100万塔勒;当这次公开认购只募集到政府拟筹集的1.2亿塔勒的一半时——德国在战争早期也充满疑虑的另一个表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参加汉森曼领导的再认购2070万塔勒的辛迪加(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认购了300万)。普鲁士的胜利传到法兰克福时,卡尔无法掩饰自己俾斯麦式荣耀的喜悦。“我认为巴黎人可能被吓坏了,”他在弗罗希威勒胜利之后高兴地写道,“特别是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德国人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们。这里以及整个德国都充满了热情,而且不需要我说,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我一点都不怀疑,”一周之后他又写道,“德国军队将会大获全胜,一个持久的和平将会到来。与此同时,这里会有很多生意,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伟大的人生。”

由于传来的战事消息越来越好,他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刻。“我认为法国人没有成功的机会,”他在8月27日宣称,“他们将会知道与德国民族,而且是与100万德国男人叫板的结果是什么。”与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色当传来的消息使他欣喜异常,并急切地增持他手里的政府债券。“一点儿都用不着怀疑,”他在11月23日宣称,“(德国)政府将在未来欧洲的交响乐团里坐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上”,“德国的强大和团结能够为世界和平作出比所有国家都大的贡献。”确实是,他和他的家族对于冲突中的人力成本并没有抱任何幻想:他出生于英国的妻子路易丝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为伤兵们建立的医院里“日夜”工作。他对普鲁士理由的正义性没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他抱怨过旅途的劳累,但他对能够应邀与其他议员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向德国皇帝表示庆贺”感到无上荣光。

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在巴黎却是另一番遭遇。詹姆斯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他们是法国公民,而且在他们的爱国情结中表现得更加谨小慎微。举个例子,在7月19日,阿方斯辞去了北德联邦驻法国的总领事职务。他们在8月份的战争贷款中认购了至少5000万法郎。从战争伊始,他和居斯塔夫就表达了“首战必定对法国军队有利”这样的期望。开始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成英国的外交调停;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反普鲁士的感情开始产生出冷静的爱国情绪。在费迪南德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堂兄弟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普鲁士、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在他们的观点和感情中,他们都是极端热忱的法国爱国分子,”他这样向伦敦报告,“加上教皇的天主教狂热。”埃德蒙以及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机动保安部队里服役;阿方斯在普鲁士人进攻的前夜也去参与守卫巴黎城墙;内森·詹姆斯,可能参与了11月30日巴黎南部的那次流产的特罗希“突围”。8月6日,梅里美听说“一名罗斯柴尔德”在8月份“带着他的行囊,肩背长棍面包,乘坐北方铁路公司的三等车厢离开巴黎,而他的银行持有这个铁路公司2000万的股份”。尽管确实有安塞尔姆在色当战役前夕返回维也纳,以及詹姆斯·爱德华的兄弟阿瑟在1870年年末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事实,但是上述说法仍然无法洗脱恶意谣传的痕迹。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并且在危机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像很多有钱的巴黎人那样贪生怕死。

对那些身处法国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从战争初期他们就看到了战败的明显迹象。战争爆发的时候,安塞尔姆碰巧就在巴黎,他对他的观点毫不隐瞒:“法国人充满了热情,但是普鲁士人有更高效的军事组织,而且后者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处于绝对优势。”阿方斯也很悲观。“酒杯已经斟满,”他在7月20日宣称,“很不幸我们必须喝了它,而这杯酒非常苦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眼里,法国做错事情的早期迹象在于政府对战争引起的经济后果的反应。法兰西银行暂停黄金兑换以及严控货币离开巴黎的做法让阿方斯非常生气,因为他更倾向于依靠贴现率的手段进行调节。8月4日,大约价值200万法郎的白银被警察查扣,他们认为这是准备走私逃离法国。而事实上,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代表政府运到比利时用于交换黄金的。到12日,法兰西银行已经在政府的强制下暂停了兑换,而在此之后又对汇票进行了延期:在这些措施推出之后阿方斯没有辞去他在法兰西银行董事职位的唯一原因,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可能会被看成“战争期间开小差的行为”。更让人警醒的事情是一名“高级军方人物”要求将他的一个装满债券的小包裹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保管。按照阿方斯的评论,“站在他的角度给出的这个说法,就像你可以想见的,唤醒了我们内心的怀疑,因此我们决定学着他的样子……”三天后,他们开始这样做了。8月11日,詹姆斯·爱德华将他收藏的珍本书籍和画作送了出去。随着危机的深化,债券被送到罗斯柴尔德在布鲁塞尔的代理兰伯特处。在色当战役当天,根据布雷希罗德的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卖出了它所持有的科罗尼——明登铁路的股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是最让阿方斯担心的。从非常早的时期——前线战事出现转折的消息传来之前——他和他的兄弟们就担心战争可能在巴黎激发出一场革命。早在7月19日,居斯塔夫就想到了;一周之后,他的兄弟详细计划了当“左翼”在巴黎上演夺权闹剧时要采取的“拼死搏斗”战役的步骤。到那个时候,他仍然对政府能够控制住局面充满了信心。但是到了8月份的第一周,他觉得政府在尽力与资本外逃作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也开始自暴自弃,任由自己“倒进革命的泥沼。曾经是贵族的那些人成为了嫌疑犯,今天成为嫌疑犯的却是生意人”。“危险来自于内部,而不是来自于普鲁士。”他在8月3日忧心忡忡地写道,“这里(巴黎)我们没有军队,而且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得遭受一些转折,谁也不知道平民会引发多么过分的愤怒情绪。”财政部长似乎无法抵御“某些内阁成员相信将回到法国共和时期的倾向”。如果不能很快传来战争胜利的消息,阿方斯在8月6日警告说,“革命党就会赢得先手”。仅3天后,革命似乎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在没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当立法院的会议上不只是要求奥利维耶辞职,而且要求皇帝退位的时候,皇帝却正疯狂地在查伦斯试图动员一支新的军队。按照阿方斯的看法,帝国的没落现在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这种对于革命的先见之明其实很容易解释。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对于梅特涅一样)来说,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一场法国革命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反过来说,与法国有关的一场战争也会导致法国的革命。这种恐惧自从1815年以来就一直反反复复影响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决策,但是也一直没有完全应验过。在1830年和1848年的时候,就曾出现过没有战争的革命。在1855年和1859年,又出现过没有革命的战争。在1870年,历史最终契合了罗斯柴尔德模型。事实上,这可能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从1870~1871年的危机中全身而退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阿方斯来说,他心怀着一种真切的渴望,希望通过一场有限的共和革命来推翻波拿巴的统治,对于这一点,他的父母曾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而他自己在最终的自由化期间曾经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阿方斯在8月13日给伦敦的信中指出,他已经与比较温和的共和派领导人——“那一类在目前的局势下可以被推出来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取得了联系,而且他们已经向他保证会尽力恢复社会的秩序。至少,新成立的政府中的一位成员克里缪克斯是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伙计,而且阿方斯很快就向他的堂兄弟们确认了新政权的良好愿望。“按照共和政府所宣布的,”他在9月4日这样报告,“群众的愤怒将会缓和,因此街头不会再出现严重的无序状态。”阿方斯强烈地反对波拿巴复辟或者摄政(这种情况俾斯麦可能不会反对)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得承认,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和居斯塔夫可能会欢迎一位君主复辟,也许是波旁或者奥尔良王朝。但是在紧随军事失败后出现的危机中,他们毫不迟疑地拥抱着共和体制,尽管私下里他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过渡政权。

俾斯麦在费里耶尔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战败中遭受的最具标志的痛苦无疑就是位于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园林被占领,这是一个阿方斯在色当战役之前就以惶恐的心情所预见到的噩梦。9月14日,在向巴黎进军开始一周之后,噩梦降临了。

就是在费里耶尔,新组建的法国政府向和平迈出了尝试性但没有成功的一步;还是在费里耶尔,俾斯麦和莫尔特克对于今后的战略发生了公开的争吵。这里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对费里耶尔的占领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层意义: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容克总理“嘲弄”了这个酒庄。这个酒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奢华的象征,因此也代表了犹太人的财富。在史丹看来,德国人的“野蛮”行径是一种带有恐吓性质的反犹太主义宣言。难点在于怎样认定按当时的标准看,占领者的行为到底有多么不正当。

第一批到达的普鲁士人,按照管家贝格曼后来给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写的报告上说的,是冯·尤普林和戈登两位将军以及他们各自的随员。这些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家里的雇员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不融洽。在9月17日,戈登将军命令男仆领班安排15人的晚宴。因此当涌入了32名客人的时候,食物自然无法满足(尽管喝光了65瓶酒),因此戈登将军把其中一名仆人锁在马厩里作为惩戒。第二天早上,戈登离开了,到19日威廉一世抵达,随员中有俾斯麦、总参谋长莫尔特克、战争部长卢恩,和很多其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大约3000名军人。(其他住在那里的人包括巴登大公和梅克伦博格斯特瑞利兹大公。)对于这些未请自来的客人来说,起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费里耶尔的感觉就是大开了眼界。对于庄园那门特摩尔式的外观以及奇异的内部装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仙境,美不胜收”。然而,由于这出自于一名犹太人——卢恩称呼他们为“犹太王”——之手,使他们在钦羡之余又带有蔑视。大写的字母JR——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开头的两个字母反复出现在装饰华丽的墙上和天花板上,他们把这两个字母以一种矫揉造作的幽默翻译成“犹太之王”。

俾斯麦或许心怀对詹姆斯在1866年破坏了他的计划所产生的不满,对于现在这样一种局面,他自己或许也不怀好意地在心里窃喜。“我正坐在老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家人的一幅画像下面,”他于9月21日在詹姆斯曾经的起居室里给他的妻子写信,“形形色色的谈判者都扯着我的衣角,活像是那些围在市场交易员周围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画面选择。威胁要殴打一名仆人的是俾斯麦,因为此人拒绝从罗斯柴尔德的酒窖里拿酒给他。还是俾斯麦,他出去到庄园里打野鸡,并嚷嚷着给他的枪太小,弹夹里的子弹太少,没过足瘾。或许还是俾斯麦安排德国媒体抱怨罗斯柴尔德家族待客不太友好。之后,在被问到是否准备跟共和政权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俾斯麦阴险地回应道,他认可的“不仅是共和政府,还包括,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一个甘姆贝塔王朝……事实上,什么王朝都可以,无论是布雷希罗德还是罗斯柴尔德”。

从另一方面看,俾斯麦感情上的仇恨并没有得到他的皇家主子的认同。有人听到威廉在参观费里耶尔时这样评论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干不出这样的杰作来,只有罗斯柴尔德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了不冒犯这个家族,他特别命令不得征用这里的地产,猎场和酒窖不得乱动。正如贝格曼所报道的:“国王在这里逗留期间过得很好,他拥有自己的厨房和厨子,这里必须提供所需的一切,猎物、水果和鲜花;他付给了酒庄中的伙计2000法郎。”他还“对所用的物品细心照料并留下了书面声明,确保在他离开之后,庄园内不会遗失什么东西”,另外还留下了75名士兵来守卫它。毫无疑问,这里肯定存在着某些违反这些自律的皇家训令的行为。“士兵们在塔法雷特(庄园的一部分)宿营,”贝格曼抱怨道,在所有的池塘里垂钓,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因此他们决定某天晚上打开水闸,以便第二天上午能找到大量搁浅的鱼。当我接到这个报信的时候,我带了几个人过去,而且锁匠也过来关好了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骑兵到这里来饮马,令他们非常失望的是水居然没有了!士兵们认为是我放干了水,于是把我拽去见将军。

等国王于10月5日离开后,好几座房子和酒窖均惨遭“洗劫”,而且毯子和被子被征用到附近的野战医院。1871年1月1日,贝格曼哀叹道:牧场里再也找不到牲口,我们没有了煤炭,(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烧柴。外围猎场的野物已经被普鲁士人和偷猎者捕杀光了;内部庭院则为普鲁士人留了下来,司令官派人在夜间进行巡逻;野鸡和鲜花都很好地保留下来了,猎场的守护人员在普鲁士人到达的当晚就被解除了武装……我们的钱柜里没有留下什么钱,我们用面包券支付费用,农场被改做兵营……总体来说,他们对费里耶尔还是满怀着敬意,目前在庄园里住着25名官员,他们拥有由酒庄支付工资的专用厨师,但是我们很难让他们满意。最终,对不动产和村舍的征用费用大约在20万~25万法郎……酒庄现在确实是肮脏不堪。

然而,我们对这名年迈的留守人员这封亲笔信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普鲁士军队在费里耶尔一直待到了1871年8月。很自然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希望找到占领军的错误。当安东尼在9月1日参观酒庄,“去看看普鲁士人都做了什么,当可怜的男爵仓皇离开后,留下的东西现在是否还是原模原样”时,他看到的让他很高兴,也很吃惊。按照他的描述:没有一点儿损坏的样子,不论是房屋、园子还是树木,园子里的野鸡跟以前一样多——鹌鹑比以前更多了,而且所有的鸟儿都在——花园里什么都没被损坏,因此说,国王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他们甚至把带到凡尔赛去的马车全都送了回来,他们喝光了一个酒窖里所有的酒——其他的也被喝光了……他们带走了一些小东西,这不值一提,例如俾斯麦带走250只羊。当然,地毯被弄坏了一些……但是如果你想想几乎所有的普鲁士大军都曾经从这里经过……我认为这已经很不错了。应该感谢陛下,让他们保持了肃静……对于费里耶尔就这些了——战争没有损坏这里的什么东西,社会主义者也没拿到什么东西,没有人被伤害。他们能有这么幸运,真的应该感谢上帝。

就算考虑到安东尼对法国亲戚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安东尼的描述也推翻了日耳曼人掠夺成性的观点。居斯塔夫自己也承认,当他在同一个月的稍晚时候参观这个酒庄时,这处财产“所具有的良好状态与当时所能期望的一样好”。

反思一下,认为普鲁士人沉湎于掠夺与抢劫的这些说法可能起源于俾斯麦在费里耶尔提出的和谈条件所形成的印象。法国人认为这些条件过分苛刻,他们因此倾向于把德国军队想成是残暴的掠夺者,在所有经过的地方的所作所为无不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和平谈判过程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因此不可避免地把法国的命运与费里耶尔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显然把加在后者身上的负担过分夸大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阿方斯和居斯塔夫非常迅速地接受了在色当战败之后需要一个温和的共和政权的看法,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在巴黎出现全面的雅各宾党人革命危险的忧虑。当人们阅读他们在1870年和1871年写给伦敦的那些信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牢记,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尽快促成英国的干预,结束战争,建立适度的和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针对这种山雨欲来的革命所发出的警报具有外交方面的考量。正如阿方斯在8月8日给伦敦的信中所写:“如果欧洲不希望法国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就应该做好准备,出手进行严厉的干预,不要在第一次大型战役之后浪费时间。”5天后,他坚持说英国有效的和平努力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很早以前,阿方斯就对有可能被接受的和平模式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参与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将他的观点与那些缓和的共和派领导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事实上,阿方斯就这个话题写给伦敦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比帝国崩溃的日期还要早几周。8月13日,在一份明显是打算向格莱德斯通传递共和派意见的措辞严谨的概要中,他提出了假设法国战败,一个新的共和政权可能会愿意接受的条件:任何肢解法国的企图都会遭到誓死的抵制,对于普鲁士提出的那种性质的主张肯定会遭遇拼死的抵抗。尽管战争赔偿可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些势力应该按照这种思路来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我们被击败了,很显然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战败的规则。然而,这仍然需要其他大国做好尽快进行干预的准备,并且马上进行调停,否则,任何时间上的损失都将是对愤怒情绪的火上加油,以及对调停结果的更大程度的妥协。因此,付出一些钱财的结果有可能会被接受,但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了。

他在9月4日重复了这个内容,这一天色当大败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签订和平协议,无论上面的条件是多么苛刻、多么丢人,只要用钱可以摆平就行。但是,涉及领土割让的和平协议,谁也没有胆量签。你会对我们说,在目前这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局势下,法国不可能保卫自己了,因为我们既没有更多的军队,也没有军火。这说得没错,但是公众的情绪如此激动,因此,这个国家就算是让自己沉沦下去,直至粉身碎骨,也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这就可能意味着法国的毁灭,因此,我相信对于外国列强的利益来说,为防止出现如此致命的后果,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让欧洲的均衡被普鲁士彻底打破。干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非常及时而又积极主动。

尤里斯·法武9月6日著名的“寸土不让”的声明因此在伦敦显得波澜不惊。阿方斯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见到了法武,而且再一次表达了他的看法:“除了领土割让,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做出……因为领土割让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去面对的事情……我十分确定目前的政府只有一种想法:讲和。但是,从欧洲的利益出发,应该进行干预,以保证这个和平不是昙花一现。”稍后,居斯塔夫对法武采用的这些策略很是不满,他把这些失误归咎于特罗希将军;然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往来通信中,明显地表明居斯塔夫的兄弟在这些问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认为法武的声明“有价值而且有头脑”。事实上,从阿方斯的信件上判断,1870年9月的对外政策是由他和法武共同制定的。比如,在11日他给纽考特的信中包含有威胁和承诺的语句,目的是为了确保英国的调停,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说法全部都是由政府授权的: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使和平得以实现,而且不把法国抛入无政府的那种占领状态,从长治久安的角度上说,这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这个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严重的复杂局势出现,甚至可能导致普鲁士失去它的胜利为它赢得的正面结果。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目前局势的真实状况。没有谁敢签一份涉及领土割让的和平协议,而且普鲁士还需要来亲自管理这个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法国还没有被占领的所有城市中,都有革命运动……请一定记住这里的人为了得到和平准备接受所有的条件——除了土地割让——战争赔偿、部分的船舰,甚至是法国的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卢森堡。

阿方斯很正确地预见到了德国人既要地,也要钱。早在8月15日,迈耶·卡尔就向伦敦转达了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气氛:“我敢说法国将要失去它的老日耳曼省份,它的舰队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还必须支付大笔的钱财——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几天之后,他又补充说:“这个斗争是全国性的,而且德国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所希望的所有东西。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以及整个德国所酝酿的热情是什么样的,而且法国人将面对的耻辱必须是惩戒性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公众舆论的要求。现在什么东西都在上涨,德国的贷款有了7%的升水,而且毫无疑问随后还会更高,因为法国人必须为所有的东西埋单。”他还有些含糊地预测道:“德国人会很认真地考虑提出来的条件,以确保长期的和平。”到了8月26日,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法国人蒙羞是使我们不再受更多的战争困扰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不怀疑法国必须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舰队的大部分以及至少1亿标准银币来作为战争捐助。斯特拉斯堡和麦兹必须成为联邦的要塞,这是大众的意见,而且老俾肯定要充分地利用它。

迈耶·卡尔也从民族主义和战略地位方面证明了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正当性:“有一种愚蠢的想法认为德意志民族会放弃斗争,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过去被强占掉的老日耳曼省份而不是把它们拿回来……”

法国新政府希望英国可以出手干预,让德国人意识到,根据上面已经谈到的理由,他们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来信,”阿方斯在9月6日有些落寞地给纽考特回信,“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英国并不准备干预。”尽管这样,他也并没有马上放弃改变英国立场的希望:他还是保持与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的定期沟通,并且很明显地参与了梯也尔的外交努力,启程赴伦敦和圣彼得堡寻求支持。对从格莱德斯通处得到更多同情的希望也并非一点都不现实,他强烈反对对法国领土的单方面吞并,而且私下里认为把卢森堡转给普鲁士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主意”。然而,他被罗斯柴尔德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深深地刺了一下,这些信似乎曲解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而且(更要命的)是做了“关于比利时利益的非常冷酷的假设”。事实上,到9月底,格莱德斯通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转给他的情报“做了手脚”。

当俄罗斯人抓住了这次危机中显现出来的重提黑海中立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所有有效调停的可能性都只好放下了。在这个时点上,阿方斯不再给政府提供国债的贴现,而是把他手上还有的现金转成法兰西银行的汇票,并汇寄到伦敦以保安全。随着普鲁士军队离巴黎越来越近,又看不到马上休战的任何迹象,这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像伟大传统所要求的那样变得低调。他总结道:“不需要我来说,这种极端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讲是最难受的,但是政府在一个公告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巴黎城共存亡,不过前景并不妙。”9月17日,就在法武得到了在费里耶尔拜会俾斯麦的机会的前一天,莱翁斯提前给居斯塔夫发出了关于德国态度的警告。俾斯麦告诉过他“他并不缺钱,他们的钱用不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麦兹和斯特拉斯堡……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很可能他(俾斯麦)就要进入巴黎,切断我们所有的商业联系,让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刀山之中,使整座城市一片死寂”。“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这是居斯塔夫在他认为是给伦敦的最后一封信中最后的评论,“再见了,我亲爱的兄弟们、大使们,包括莱翁斯爵士,今晚正在一点点地流逝,我们之后的生活将变得令人难以预料——前途非常渺茫。”法武在18日的拜会因此只是证实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经完全清楚了的事实。尽管法武为能保留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已经开出了500万法郎的价码。俾斯麦的回应让人如此无法忘怀:“钱的事我们稍后再谈,首先我们想先决定我们德国的边防并得到切实的保证。”

信息的交流过程并没有完全中断。偶尔,信件可以用气球送过封锁线,之后再用电报转发给伦敦,但是围城期间,进入巴黎的信就非常困难。比如在12月10日,阿方斯接到了一封他的堂兄弟们在10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一直到了1871年的2月3日,随着纽考特的信使带着一个大篮子的到来,正常的通信才重新恢复。然而,基于所有那些打算以及目的,巴黎人就这样悲惨地被与世隔绝了4个月,甚至在1月28日停战后,通信也一直不很稳定,这种局面持续到了6月份。由于在普鲁士人围城期间,他们停止了信函的往来,我们对他们的经历知之甚少,但是我们有理由猜想他们至少遭受了寒冷、饥饿和恐惧这些留守在被围困的城市里的人通常都将经历到的生活。当来自伦敦的食品包裹在2月份抵达的时候,阿方斯和他的亲属“面对着寄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再一次,俾斯麦很高兴地听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心里充满了那种报复所带来的快感。1月30日,在一份拖了很久的停战协定终于签下来的两天之后,他纵情享受着更多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当听说有一位罗斯柴尔德打算离开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建议把他当做法国狙击手抓起来。“那么,布雷希罗德就会忙不迭地跑过来,代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求情。”俾斯麦的堂兄弟这样宣称,“然后我们把两人都送去巴黎。”俾斯麦冷笑道:“在那里,他们可以加入觅食狗的行列。”(暗指被限制在城里的那些只得到糟糕食物的人。)

“解决问题的关键”:赔款

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关于几乎是正好半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形成的和平条款,当时谈判桌的两边所坐的代表正好反过来,德国是被打败的大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和平条款过分苛刻了吗?另一个经常提出来的关于1919年和平谈判的问题是,通过继续的战争来抵制这些条款,甚至是冒着引发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个悖论是领土要求——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有没有道理:奥地利在1859~1860年和1866年之间的两次战败之后都最终丧失了领土。然而,现在的这种要求却让法国人觉得无法接受。相反,赔款要求似乎明显过于苛刻,然而,法国人从一开始却好像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从很多方面看,甘姆贝塔乘坐热气球飞出巴黎去进行他的“全民总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尽管新组建的军队确实给普鲁士占领军造成了意外的伤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真正打败普鲁士人的任何机会。因此,推迟和平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而且对于修改普鲁士人提出的条款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与1919年后的魏玛共和国的经历相比较,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事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军事抵抗方面一次徒劳的尝试可以打消,或者说至少可以削弱由极左组织在色当战役之后新提出的“背后捅刀子”理论。截至1871年,没有人会怀疑法国“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要是没有对共和党人胆怯的指责,作为反对派的右翼各派组织就无法团结。第二,巴黎逐渐沦落到无政府状态以及1871年夏天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应该对在后面几代人中禁止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缓和的共和党人通过他们对极左派的共同抵制团结到了一起,而魏玛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三,1870年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被普鲁士军队占领,这给温和的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尽快支付赔款的动机,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法国是在对方违约后曾经试图占领德国的领土,而不是在赔款之前。

最后,而且最关键的是,1870年之后,赔款支付可以依赖于由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领导的欧洲资本市场全心全意的支持。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为自己的战败付出了巨额的资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笔钱远比他们战前愿意为备战支出的多得多。金融市场通过预付所需的资金,以最快捷的方式而且相对较低的成本汇出赔款:很简单,这是20世纪最大的金融活动,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伟大成就。相反,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开始就逃避赔款的支付,而且在此期间不仅造成自己恶性的通货膨胀,甚至还为了对付外国债权人让本国的货币大规模贬值。市场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再相信德国政府,而且后续的以长期小额方式赔付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第三共和国存在了70年,魏玛共和国还不满14年。差异的关键原因可能就在1871年的和平之中。

当然,人们不应该对两个案例中的差异视而不见。1870年的战争很短暂,生命财产的损失与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法国在开始支付赔款的时候,其支付额在国内债务中所占的水平较低,而且财务和货币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要小很多。尽管如此,支付德国战争赔款仍然是近代最漂亮的一次伟大的金融实践。在1871年6月到1873年9月,法国赔付给德国49.93亿法郎,大约占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第二年的13%。这些数据应该放在当时的国内债务水平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比1815年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以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法国公共债务在1869年已经达到了44%,这是战前的水平;而在1871年是59%,这时大部分的战争赔款还没有支付。所以,1871年总的外债和内债负担接近GDP总额的80%。这大约是德国在1921年负担的总债务规模的一半(此时总赔款额在延误许久之后终于确定了下来)。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赔款进度拟延续数十年,使德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债务和赔款分摊的年平均水平不超过GDP的3%。因此,法国连续两年赔付超过GDP的10%是一个很令人惊异的成就。更令人惊异的是,汇兑过程中的汇率损失和国内通胀的影响达到了最低的水平。对于怎样做到这种水平,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认识研究。

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70年8月即开始考虑法国赔款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迈耶·卡尔提出了1亿英镑(25亿法郎)这样一个数字作为可能的赔款总额。在11月,安塞尔姆就在着手考虑怎样支付这么一笔巨款。他对列昂内尔建议,按照1815年的先例,得考虑新发5%票面利率的国债,设想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做巴林银行当时所做的事情,作为把钱从巴黎汇到波兰的中介角色。这种方式遭到了列昂内尔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这样做的条件并不成熟,尽管已经证明了有一定的可行性。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法武在两人9月份会面的时候提到了50亿法郎的数字,尽管这是打算作为保留阿尔萨斯-洛林的条件。当德国人坚持领土割让的时候,谈判再一次停止,而战火重燃。一直到1871年2月之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工作才又重新展开。

从一开始,德国的银行家就认为他们政府的战利品中应该包括他们对收取赔款的控制。布雷希罗德(与产业家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一起)在被召集到凡尔赛为俾斯麦出谋划策的时候,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比其他的竞争对手领先了一步。在此行之后,他提出了个方案,想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在柏林市场上募集法国贷款。不用说,迈耶·卡尔反对与布雷希罗德搅在一起,他坚称任何的交易都应该与汉森曼和海外贸易银行一起共同处理。然而,阿方斯似乎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把所有的德国银行家——甚至包括他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堂兄弟们——全部都排斥在外。他的计划是分别在巴黎和伦敦组建两个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辛迪加,前者包括所有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所谓的高级银行),但是不包括股份合作制银行;后者只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和巴林银行两家组成。这种考虑有双重重要性:这种组成的目的是为了在被解读为爱国的基础上惩罚德国银行,同时也是为了代表“老”银行对那些在法国和英国的股份合作制竞争者给予打击。至此,那些私人银行间早期的恩怨早已经被淡忘了——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和巴林之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法国赔款过程中的融资与汇兑竞争中的那些是是非非。

第一轮争斗出现在对德国占领军在2月份时要求巴黎市赔付的2亿法郎的争夺中。在早期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两边都显得高度紧张。如果德国人愿意接受法兰西银行本票,事情就变得很直截了当了:法兰西银行很容易就可以预付2.1亿法郎给临时市政专员们(必须得说一下,其中一人是勒翁·塞耶)。但是,由于担心法国货币会贬值,德国坚持要银币。这让阿方斯觉得不可理喻,他甚至认为德国人只是在为结束谈判直接进军巴黎找一个借口。最后,尽管与伦敦的通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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