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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安妮·弗兰克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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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

安妮日记试读:

经典精读 推荐专家

朱大可 文化学者,专栏作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朱永新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赵忠祥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主编。旧体诗人、画家。

贺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阅读推广人,北京读书形象大使。

叶开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副编审,著名作家,语文教育改革者,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宗仁发 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白烨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

邓九刚 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及电影、电视剧本三百余万字。

解玺璋 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担任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稼句 苏州市作家协会理事,苏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曾担任古吴轩出版社副总编辑。

何镇邦 中国作家鲁迅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当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文学评论家。

徐雁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曹辛华 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近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筱卿 著名翻译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翻译出版多部法国十六至二十世纪名家名著。

余世存 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当代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季进 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创作出版多部文学专著。

许庆豫 教育学哲学博士,2011年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曾在多种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王俊鸣 北京十二中语文特级教师。著作《作文例话》《让学生更聪明》受到了教师与家长、学生的欢迎。

薛川东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版语文课改教材编委之一。对文学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刘德水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组成员。

郭姜燕 儿童文学作家,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南通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青少年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

语文特级教师 王俊鸣

欧阳修说过:“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高尔基也说过:“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古往今来,无数中外名人都在强调着读书的重要意义。现今,语文课程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一门课程,更应借助课外阅读的开展和指导,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积淀学生的人文底蕴,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一、课外阅读可以陶冶情操

读书重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以及读书之后的心得,领悟某种书籍对自己成长的意义。读到一本好书,找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心灵会感到幸福,从而强化道德、理想意识,净化心灵,一生朝着理想的目标奋斗不已。

二、课外阅读是储备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少年儿童时期,正是求知欲汹涌勃发的年龄,一本稍微有趣的读物,就能点燃对书籍的强烈好奇。书是历史、自然、人类灵魂的记载。读书,不仅能开拓视野,增添知识信息,了解和认识世界,还能满足少年儿童天然具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他们长大或工作时,会发现这些丰厚的积存能让自己大受裨益。

三、课外阅读有益于积累和构建文化

学生通过阅读在脑海里点滴积累的有意义的东西,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课堂教学是学生积累和吸取优秀文化营养的主要窗口,但学生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建构更多的还要依靠课外阅读。在阅读中,各种信息、文化因子在头脑里聚集、碰撞、渗透、积淀,逐步建构自己的文化。要提高语文能力,就不能只囿于课本里的几篇文章。只有在长期的课外阅读过程中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才能吸收文化,感悟、积累、运用语言,形成文化的积淀,逐步建构自己的文化。

四、课外阅读有利于帮助学生构建智力背景

阅读是智力和思维发展的源泉,广泛大量的课外阅读,可使学生获得知识底子、智力基础,乃至情感、审美基础。可以说课外阅读能够改变人生。很多书如果只读一遍的话,可能你读完了就会忘记书中的内容。但是读书时的思考与感悟却会留在脑海里,读书时的某段韵律会深深刻在记忆里。你看过的书、见过的人、经历过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变成了你自己。

五、提高素养,培养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

要使孩子有着宽广的胸襟,有着真善美的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应该从哪儿做起?能够肯定地说就是从读书做起,从文化的教育做起。课外阅读不单是学生求知、开智的便捷手段,而且是提高学生素养、培养人格精神的有效途径,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与精神品格形成过程中的功能是巨大的、潜移默化的。阅读的很美妙的一个地方在于,可以感受这么多的美好际遇。

以上简单归纳了一下阅读的意义,但读书的意义并不全在此,还在于那些书里传达出的道理,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愈发坦然。书中的知识变成你日后骄傲的资本,让你成长为最好的自己。读书只是成长的一种方式,要把书中隐藏的变成自己展露的,这才是阅读的终极目标和最好的回报。

精读经典作品 收获精品人生

著名翻译家 李玉民

文通天下,名字不错。文即作品,天下即人,人文相通,即人文精神,这也正是这套推荐书目的宗旨。

在一个场合我设问过,中华文明最大的奇迹是什么?不是长城,不是秦俑帝陵,也不是难以计数的流散到国外的文物瑰宝,而是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受用不尽的汉语。

汉语这种意合文字,奇妙无穷:稍一解释文通天下,就全连接起人文精神和这套丛书编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收录的鲁迅等国内大家的作品,都是汉语的璀璨结晶。同样,外国文学经典,一经好的翻译家用汉语创作出来,就成为能与原著相媲美、汉语版的经典作品了。好的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达到质的飞跃。

这套丛书的编选,恰恰符合新课标的要求:“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提供给青少年整本的好读物。

当然,这也只是沧海一粟。“读好书”,首先是读,读才能通,通往精品人生。要走向精品人生,别无选择,阅读是唯一可行之路。

读书因人而异,而每个人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的经典。所谓经典,在这里也是相对而言的。像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狄更斯、勃朗特、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大家的作品,是公认的世界性经典。也有一些作品,在我国读的人多了,也就被列入经典。个性阅读以乐趣为本,并非价值评估,不好一视同仁。

个性阅读中,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是互动而并行不悖的。好读书是起点,读好书是关键,读书好是收获。编选者只管出版一批好书,但无法预判哪盏明灯照亮哪颗心灵,只能是开放性的,由读者自选。

无论拿起哪本书,都不要急于放下。一颗心灵的开窍,一种人生的转折,往往是一两句话触发的,可遇而不可求,不可放过可遇之机。

我并非坐空论道。惭愧吾生也早,以为人生便是逐波大潮。到了不惑之年,方受到“超越你自己”这句话的启发,才开始自主人生,自称“80后”。1980年至今,读好书和译好书,每天收集我的快乐时光,组成我不断升值的人生。

青少年的心灵,春天的花蕾,只待曙光的抚弄而绽放。

译本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搞种族主义,对犹太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前后有六百多万犹太人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他们这一臭名昭著的野蛮行径早已是路人皆知。在战后也有不少的电影、电视剧和书籍反映和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没有哪一部电影、电视剧或是书籍产生过像《安妮日记》这样大的影响。《安妮日记》最早出版于1947年,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可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影响非但没有衰减,反而有增长之势。在国内,情形也是这样。到现在《安妮日记》的中文版本已经多达几十种,至少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它的中文译本,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需求量好像还是有增无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纪实性的日记体作品会吸引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的成人读者和青少年读者,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它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我以为,《安妮日记》的力量来自于其真实性,它是对被德国法西斯所蹂躏的人们的两年多藏匿生涯的真实记录,是对作者这位花季少女在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其身心仍然能顽强健康地成长的真实记录。无论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她都能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为此,她不断进行着自我批评(心理剖析),顽强刻苦地学习,博览群书,勤奋地练习写作。

安妮绝不仅仅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那么简单,她对欧洲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以及《圣经》(以及犹太人在历史上和现在的悲惨遭遇)等都有深刻的了解。她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不亚于一个成年人。在写作方面也是如此,在坚持记这部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篇幅较长的神话故事,还有一篇正在写的《凯迪的一生》。有了这样一段充满危险充满艰辛的奇特经历,再加上她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写作,在花季年龄的她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笔者在开始时就提到这部作品既是对藏匿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安妮自己这两年中(从她13—15岁)身心成长的真实记录。这两条线索并行,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不过,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作者最为关注的还是其内心、其心灵的成长。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残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受到极端限制的狭小环境中,她的脆弱的心灵如何一步步地向善、向好、向着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向着光明和美好去发展。为此,她不怕做最深刻的自我剖析,愿意把自己成长中的困惑、生理上的欲望和最为真实的自我都倾吐出来。我觉得这部作品最为感人、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都知道物质的东西终究要消亡或者是可以被毁灭的,但精神的东西是摧毁不了的,作者安妮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一心灵的力量就是不朽的,永存的。安妮在剖析自己时,是无私的,一点儿也不给自己留情面,可与此同时又是非常细腻、非常生动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魅力主要就在于此,在于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真实、生动的描述。安妮心灵中的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所向往的。安妮崇尚自由,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安宁,追求理想,追求友谊和真正的爱情。人类对这些方面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所以《安妮日记》这部作品也会存在下去,直到永远。王晋华于中北大学外语系2015年1月25日

1942年

1942年6月12日星期五

我想信任你,把什么都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这样信任过谁,希望你能不断地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安妮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到目前为止,你(指日记本)对我确实是个极大的安慰,还有凯蒂也是,我定期给她写信。这种记日记的方式太好啦,现在,我每天几乎都等不及能在你上面写点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到来,哦,我真庆幸有你陪伴我!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我将从我得到你的那一刻写起,也就是我看见你和别的生日礼物一起躺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他们买你的时候我也跟着,不过那不算)。

六月十二日星期五那天,我六点就醒了,这不奇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那个时候我还不该起床,只好忍住好奇,挨到七点差一刻才起来。我再也等不及了,便走进餐室,莫提(那只猫咪)迎上来亲热地蹭我的腿。

七点刚过,我去看了爸爸妈妈后就到客厅打开我的礼物,你最先映入我的眼帘,或许也是我最心爱的礼物。随后我看见一束玫瑰花,几枝牡丹和一盆植物。爸爸妈妈送了我一件蓝色的衬衫、一盒棋具、一瓶葡萄汁、一副字谜卡、一罐冷霜、二点五盾零花钱和一张两本书的购物礼券。我还得到了一本书:《暗箱》(但玛格特已经有这本书了,所以我把它换成了别的东西),一盘自制的饼干(当然是我自己烤的啦,现在我烤点心的水平可真不赖),妈妈还给了我很多糖果和一块草莓馅饼。还有一封奶奶写的信,来得不迟不早,赶得正好。

随后汉妮莉来叫我,我们一起去上学。课间休息时,我把饼干分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又接着上课。直到五点我才回到家,因为我又和班上其他人一起去了体育馆。(我的肩膀和臀部很容易脱臼,所以不能参加运动。)不过大家玩什么,由我这个寿星说了算,我给他们选了排球。打完球后,大家又在我身边围成圈跳舞,唱“生日快乐”歌。我到家时,姗妮·莱德曼已经在家里了。伊尔丝·瓦格纳、汉妮莉·哥斯拉尔和杰奎琳·范·马森从体育馆和我一起回家,我们是同班同学,汉妮莉和姗妮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人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就会说:“安妮、汉妮和姗妮来啦。”杰奎琳·范·马森是我上了犹太中学才认识的,现在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妮莉最好的朋友,而姗妮在另一所学校上学,在那里有她自己的朋友。

她们送给我一本漂亮的书:《尼德兰人传说故事集》。可是弄错了,送的是第二卷,我用另外两本书换来了第一卷。海伦阿姨送了我一副字谜卡片,斯蒂芬尼阿姨送给我一枚可爱的胸针,蕾尼阿姨送了一本非常奇妙的书:《黛茜上山记》。

今天早晨我躺在浴缸里想,如果我有一只像“铃丁丁”(Rin Tin Tin)那样的狗,该有多好。我也要叫它铃丁丁,还要把它带到学校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以待在传达室里或自行车棚里。安妮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举办了生日聚会。班上同学迷死了“铃丁丁”的电影。我得到了两枚胸针、一张藏书票和两本书。我要说说学校和班上的事情,就从我的同学开始吧。

贝蒂·布罗门达尔看上去有些寒酸,我想多半是这样吧。她住在阿姆斯特丹西部一条僻静的街上,没人知道那条街在哪儿。她成绩很好,可那只是因为她学习很努力,而不是她聪明。她是个挺文静的女孩。

杰奎琳·范·马森大概要算我最好的朋友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一开始我以为杰奎琳会成为这种朋友,可我完全想错啦。

D.Q.(对那些不想提到真名的人,我用缩写字母代替姓名)是很神经质的女孩,丢三落四,结果老师总是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作为处罚。她脾气不错,尤其是对G.Z.。

E.S.话太多了,烦得很。她问你事情时老爱摸你头发,要不就摆弄你的纽扣。听说她受不了我,我才不在乎,我也不怎么喜欢她呢。

亨妮·密特斯是个性格开朗的好女孩,就是嗓门有点大,我们在室外玩耍时她真的很幼稚。亨妮有个朋友,叫蓓普,又脏又粗俗,对她有很不好的影响,真不幸。

对J.R.——我可以写上一整本书来讲她。J是个讨厌、鬼鬼祟祟、高傲自大、两面三刀、喜欢嚼舌根的人,她自以为很成熟。杰奎琳简直被她迷得团团转,真可耻。J很容易生气,动不动就哭鼻子,最要命的是还极爱炫耀。J小姐永远是正确的。她很有钱,满满一柜子漂亮的连衣裙,可穿在她身上都显得太老气。她以为自己多漂亮,她想错啦。我们俩谁都受不了对方。

伊尔丝·瓦格纳是个性格开朗的好女孩,不过也吹毛求疵得够呛,为了一件小事,可以整天在那儿唉声叹气。伊尔丝很喜欢我。她很聪明,就是有点儿懒。

汉妮莉·哥斯拉尔,在学校大家也叫她莱丝,她这人有点怪怪的。她很害羞,在外人面前难得说几句话,可在家里却想说啥说啥。不管你给她讲什么,她都会告诉她妈妈。不过,她总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最近我越来越欣赏她了。

南妮·范·普拉格-茜加是个既好玩又懂事的小女孩。我觉得她很不错。她很聪明。对于她我就不多说啦。

埃菲耶·德·荣在我看来棒极了。虽然她才十二岁,可真像个淑女,把我当小孩似的看待。她也很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G.Z.是我们班最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可人却有点笨。我想她可能要留级了,当然我没告诉她。(稍晚一些时候安妮添加了补白:让我十分惊讶的是,G.Z.竟然没有留级。)

坐在G.Z.旁边的是十二个女孩中的最后一个,那就是我。

关于男生,要说的太多啦,或者,说穿了,也没有那么多。

对我爱慕的人很多,毛里斯·科斯特就是一个,可是他也挺烦的。

萨利·施普林格心里不干净,听说已经彻底堕落啦。不过我认为他不错,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埃米耶尔·波威特是G.Z.的爱慕者,但她并不喜欢他。他这人很无聊。

罗伯·科恩曾经喜欢过我,可我再也受不了他了。他是个讨厌、虚伪、爱撒谎、整天哭哭啼啼又自认为了不起的小傻瓜。

马克斯·范·德维尔德来自梅登布利克的一家农场,不过正像玛格特说的,这个从农场来的孩子很不错。

赫尔曼·库普曼也很龌龊,跟约佩·德·比尔一样。后者是个调情老手,整天想着追女孩。

利奥·布罗姆是约佩·德·比尔最要好的朋友,可被他下流的思想给带坏啦。

阿尔伯特·德·梅斯基塔来自蒙台梭利学校,他跳了一级。他真的很聪明。利奥·斯莱格和他来自同一所学校,可没他聪明。

鲁·施托佩蒙是个矮小、愚笨的男孩,今年年中从阿尔梅罗市转到我们学校的。

C.N.总是做些他不该做的事。

雅克·科赛鲁特坐在我们后面,在C的旁边,我们(G.和我)差点笑死。

哈利·沙普是班上最规矩的男生。他很可爱。

沃纳·约瑟夫也很不错,但最近发生了太多变故,让他变得太静了点儿,不像从前那么有趣了。

山姆·所罗门是个来自贫民区的臭小子。一个名符其实的调皮蛋(他喜欢我)。

艾佩·里姆很是一本正经,不过也是个臭小子。安妮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还是件新鲜事。不只是从前我没写过,还因为我觉得,不管我自己或是别人今后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生的胡思乱想感兴趣。不过没关系,我就喜欢写写画画,最要紧的是,我心里憋着好多话想说出来呢。“纸比人更有耐心。”在我心情有点沮丧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那天我坐在家,双手托腮,无精打采,不知该就这样待着还是出门去。最后我留在原地,在那儿认真思考了一番。真的,纸的确更有耐心,何况我也不打算给任何人看这本硬皮笔记本,说得好听点叫“日记本”,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就算是那样,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现在可说到点儿上啦,我干吗非得写日记不可呢?因为我没有知心朋友。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单呢。说来也奇怪。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有大约三十个算得上朋友的人,有一大堆喜欢我的男生,他们爱慕的眼神就没法从我身上移开,为了瞟我一眼,经常在课堂上掏出一面小破镜子照来照去。我有深爱我的亲人、亲戚和一个温馨的家。表面上我好像啥都不缺,可就缺一个知心朋友。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想的尽是怎么样好玩儿,说的尽是些日常的琐事。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我们无法变得再亲近。我们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也许是我缺乏自信吧。可不管怪谁,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我也非常遗憾,可我也无法改变。所以,我开始写日记。

现在,我长期以来想象自己有个知心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我不愿意像大多数人那样马马虎虎地记些流水账,我要把日记当成我的知心朋友——这个朋友,我就叫她凯蒂吧。

要是我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讲起来,谁也听不懂我和凯蒂在谈什么,所以我得简单说说我的情况,虽然我讨厌这种介绍。

我的爸爸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三十六岁时才和二十五岁的妈妈结婚。我姐姐玛格特一九二六年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我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出生,在法兰克福生活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爸爸一九三三年移民到了荷兰,当时他被任命为荷兰欧佩克达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的产品用来制造果酱。我妈妈伊迪丝·霍兰德·弗兰克一九三三年九月跟爸爸一起来到荷兰,玛格特和我被送到德国的亚琛市跟外婆一起生活。该年十二月玛格特到了荷兰,我是在来年的二月份,当时四岁的我被他们重重撂在桌子上,好像我是送给玛格特的一件生日礼物似的。

不久我进了蒙台梭利幼儿园。在那里我待到六岁,然后上一年级。我六年级的老师是库珀鲁斯夫人,她也是校长。毕业时我们伤心地道别,都流了泪,因为我进了犹太中学,玛格特也在那儿上学。

我们的心里还有着牵挂。因为我们留在德国的亲人仍在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令下遭受痛苦。一九三八年大屠杀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避难。年迈的外婆来到荷兰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她七十三岁。

一九四〇年五月后,我们的好日子就少了:先是战争,然后是协约投降,随后德国人来了,犹太人的麻烦从此开始。一道又一道的反犹太人法令让我们的自由受到极严厉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也不准开车,包括私家车;犹太人只能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购物;只能进出他们自己经营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以后到早晨六点以前禁止外出;犹太人禁止上戏院,电影院和进出其他娱乐场所;禁止使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所;犹太人禁止划船;禁止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比赛;晚上八点以后犹太人不能在自家或朋友的花园里闲坐;犹太人不能到基督教徒的家中拜访;犹太人必须上犹太学校,等等。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可我们还得继续生活。杰奎琳总是对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敢做了,做什么都害怕是犯禁。”

一九四一年夏天,外婆生病了,必须做手术,我的生日没顾上怎么去过。一九四〇年我的生日也没能好好过,因为荷兰刚打完仗。一九四二年一月外婆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念她,多么爱她。庆祝我一九四二年的生日,是想为前几次生日做些补偿,我的蜡烛中有一支是为外婆点亮的。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就这样迎来了今天这个日子: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从这一天起我要认真写下我的每一篇日记。安妮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我这就正式开始写日记啦;这会儿多安静啊,正好我写作。爸爸妈妈都出去了,玛格特和几个年轻人到她的朋友特雷斯家去打乒乓球。最近我也经常打乒乓球。我们打得真够多,所以我们五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名叫“小熊座减二”。这个傻乎乎的名字可是闹了笑话才得来的。本来我们想给俱乐部起个特别点儿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五个人,就想到了小熊座。我们以为它有五颗星,结果弄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这就是“减二”的由来。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副乒乓球拍,只要我们想打,随时可以占用他们家的大餐厅。我们五个“球员”都爱吃冰淇淋,尤其是夏天,打乒乓球很热,我们一打完就去拜访附近对犹太人营业的“奥西斯”或“特尔斐”冷饮店。我们早就不用担心身上的钱不够了——大多数时候奥西斯的生意都很好,所以我们总能从熟人或我们的追求者里,找到几个大方的小伙子,让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淇淋,比我们平时一个星期吃上的还多。

你也许有点吃惊吧,我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谈论追求者的事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情况而定,不过这种不良现象在我们学校还真普遍。只要哪个男生跟我搭讪,问能不能和我一起骑车回家,在我跟他聊上一会儿后,我敢肯定十有八九他会被我迷住,眼睛像被胶粘住一样尽往我身上盯。可惜这热情来得快冷得也快,因为我对他那热烈的注视连看也不想看,踩着脚踏板快活地一溜烟就去了。如果情况变得很糟,他们一个劲儿东拉西扯,还说些什么“请爸爸允许”这类话,我就把车头轻轻一歪,故意让书包掉在地上,结果那个小伙子不得不跳下车,拾起书包递给我,趁这当儿我已经转移话题了。这些算是老实的。不用说,还有那些抛飞吻的,想挽你胳膊的,不过他们绝对打错了算盘。这时我会跳下车子,拒绝他们的陪伴,要不就装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各回各的家,别缠着我。好啦,今天就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的基础。明天再聊。安妮

1942年7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我们全班都提心吊胆。因为马上要开班会啦,老师将宣布谁升级、谁留级。班上一半的同学都在打赌。坐在G.Z.和我后面的两个男生C.N.和雅克·科赛鲁特,都快让我们笑死了。他俩把整个假期存的零用钱都用来打赌。从早到晚都在说“你升得了”“我不行”“你行的”“不,我不行”。G.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们,我大发脾气,都没法让他俩安静下来。要叫我说的话,班上有那么多笨蛋,恐怕四分之一的人都得留级,可这也难说,因为老师是世上最捉摸不定的人。不过也许这次刚好能把该留的都留了级。我对自己和我的女友们并不太担心。

我们会通过的。我唯一有点儿信心不足的是数学。不管怎样,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在结果出来前,我们会互相打气,让彼此莫灰心。

我和所有的老师都挺合得来。我们有九位老师,七位男老师,两位女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基辛先生是个守旧的老夫子,很长时间来对我非常恼火,因为我上课总爱讲话。在几次警告无效后,他给我布置了额外的家庭作业: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话匣子”,这怎么写呢?等回头再考虑吧,我想。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下了题目,塞进书包,然后努力保持镇静。

那天晚上,写完其他作业后,我的目光停在了笔记本里的那篇作文标题上。我一边咬着笔尖一边思考。谁都会拿这题目东拉西扯、稀稀拉拉地写上几句,但要写得巧妙就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说话的必要性。我想啊想啊,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写满了基辛先生要求的三页纸,自己非常满意。我辩解说爱讲话是女人的天性,我会努力克制,可要想彻底改掉它却不可能,因为我妈妈即便没有我的话多,至少跟我一样爱说话,对这种遗传的性格特点,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呢?

基辛先生看了我的作文笑得很开心,但当下一节课我又在底下说话时,他给我布置了第二篇作文。这次的题目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写好交了上去,整整两堂课基辛先生没发什么牢骚。然而,第三节课上,他终于忍不住了:“安妮·弗兰克,作为上课说话的惩罚,请你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呱呱呱呱,唠叨小姐开讲啦’。”

全班大笑起来。我也只好跟着笑,虽然话匣子的作文让我几乎绞尽脑汁,再也没有灵感了。现在得想点有创意的新东西才行。我的朋友姗妮对诗歌很精通,她提议帮我的忙,把这篇作文写成一首诗。我高兴得跳起来。基辛先生用这个荒谬的题目让我出丑,现在我敢说他自己要成笑柄了。诗写好了,真是妙极啦!它写的是鸭妈妈、天鹅爸爸和三只鸭宝宝的故事,因为鸭宝宝们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天鹅爸爸把他们啄死了。幸好基辛先生一眼看出这是个笑话。他在班上读了那首诗,还加上点评,后来又给其他几个班也读了。从那以后,基辛先生允许我上课讲话,不再罚我写作文。相反,基辛先生现在也很喜欢开玩笑了。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天气热极了。人人都热得喘吁吁的,更倒霉的是,这么热的天气我到哪儿都只能步行。现在我才明白坐电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可犹太人再也不准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自己的两条腿足够用。昨天午休时我到让·卢肯街去看牙医。我们学校位于斯塔德斯蒂默图林,到那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下午我趴在课桌上都快睡着了。幸好,有人主动给我拿了点喝的东西。那个牙医的助手真是个好人。

我们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是渡船。我们请求约瑟夫-伊色雷阿卡德运河边的摆渡人搭我们过河,他同意了。我们犹太人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荷兰人的错。

我希望自己不用上学。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假期被人偷了,妈妈的车又被爸爸托付给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保管了。谢天谢地,暑假快到了,再过一星期我的痛苦就到头啦。

昨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经过自行车棚时,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瞧,原来是昨天晚上我在朋友威尔玛家见过的一个漂亮男孩。他是威尔玛的姑表兄弟。我一直觉得威尔玛人很好,她的确不错,可她整天谈的都是男孩子,听得人厌烦。那个叫我的男孩走过来,忸忸怩怩地介绍说,他叫赫洛·西尔伯格。我有点吃惊,不知他想干什么,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他问能不能陪我去上学。“要是咱俩顺路,我就跟你走。”我回答说。于是我们就一同走了。赫洛十六岁,会讲各种有趣的故事。

今天早晨他又等我一起上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他天天这么做。安妮

1942年7月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才有空给你写信。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家里有客人,所以就拖到了今天。

赫洛和我上星期已经混熟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他原来住在德国西部城市盖尔森基辛,现在和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父母在比利时,但他不可能去那里。赫洛以前有个女朋友叫厄苏拉。我也认识她。她可爱极了,也无聊透了。赫洛认识了我,才发觉跟厄苏拉在一起多没劲。我就像他的兴奋剂。一个人有多大的用处,看来你自己还真不知道啊!

杰奎琳星期六晚上住在我们家,星期天下午到汉妮莉家去了,我无聊死了。

那天晚上赫洛说好要来我家的,可六点左右他打来电话,是我接的。他说:“我是赫洛·西尔伯格。请问可以和安妮讲话吗?”“哦,赫洛,我就是安妮。”“嗯,安妮,你好吗?”“我很好,谢谢。”“真的很抱歉,今晚不能来你家了,可我很想跟你谈谈。我十分钟后过来接你好吗?”“好的,一会儿见!”

我挂了电话,迅速换好衣裳,整理好头发。把头探出窗外张望,心里紧张极了。终于他出现了。可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冲下楼,而是静静地等着他按响门铃。我下楼开了门,他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太小,我不能老过来找你。她还说我该去洛温巴赫家,可你大概也知道我不再和厄苏拉一起出去玩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吵架了吗?”“没有,根本没那回事。我告诉厄苏拉我们俩不合适,最好别走在一起了,不过还是欢迎她来我家,也希望她欢迎我去他们家。实际上我以为厄苏拉和别的男孩好上啦,所以才这样对她。但她没有。于是我叔叔叫我跟她道歉,我当然不愿意,因此我们就分了手。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我奶奶想让我和厄苏拉约会,而不是和你,我可不同意,也不会这么干。老人的想法有时真的很过时,不过我不必都听他们的。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换个角度想,他们也需要我。从现在起到星期三晚上我都有空。是这样的,我爷爷奶奶给我报了个雕刻班,可实际上我却去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参加的俱乐部。他们不让我去,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也不是什么狂热分子,就是感兴趣。不过,最近俱乐部简直一团糟,我打算退出了。下星期三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集会。这就是说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和晚上,还有星期天下午我都可以见你了,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可要是你爷爷奶奶反对呢,你不该背着他们来。”“不是说情场如战场,任何手段都可行吗。”

这时我们经过了布兰克沃特书店,彼得·思琪弗和另外两个男孩在店里。彼得向我问好,这是很久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做,我心里美滋滋的。

星期一晚上赫洛到我家见爸爸妈妈。我买了一块蛋糕和一些糖果,还准备了茶、点心和书。但赫洛和我都不喜欢规规矩矩坐在家里。于是我们出去散步,直到八点十分他才把我送回家。爸爸很生气,说我不按时回家太不像话。我不得不答应以后八点差十分一定回家。赫洛邀我星期六去他家。

威尔玛告诉我有天晚上赫洛在她家玩,她问他:“你最喜欢谁,厄苏拉还是安妮?”

他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可临走时他又说(那天晚上他们俩没再讲过话):“好吧,我更喜欢安妮,别告诉任何人,再见!”说罢一溜烟出了门。

从赫洛的一言一行,我都可以看出他爱上我了,生活里有些变化也不错。玛格特会说赫洛非常适合我。我也这么想。可这远远不够呢。妈妈对他赞不绝口:“一个帅气的男孩,又懂事又有礼貌。”我很高兴他这么讨人喜欢。只有我的女友们例外。赫洛说她们太幼稚,他说得对。杰奎琳还在拿他和我打趣,可我并没有爱上他,真的没有。我可以跟男孩子交朋友。没人会在乎这一点。

妈妈总是问我以后想嫁给谁,我敢说她肯定猜不到是彼得,因为我亲口告诉她别往那上面想,镇定得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我爱彼得,胜过我爱任何人,我安慰自己说,他只是为了掩饰对我的感情,才和别的女孩子搅在一起。也许他以为我在和赫洛谈恋爱,我们可没有啊。赫洛只是朋友,或者像妈妈说的,一个护花使者。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星期五在犹太剧院按期举行了升级典礼。我的成绩不算太差。有一门课得了D,数学得了C-,还有两个B+,两个B-,其余的都是B。爸爸妈妈都很高兴,说到成绩,他们和别的家长态度不一样。他们才不担心我学习的好坏呢,只要我身体健康,过得开心,别老跟他们顶嘴就行。只要这三件事做到了,其他的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

我和他们正好相反。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差等生。犹太中学录取我是有条件的。本来我应该在蒙台梭利学校读七年级,但后来犹太人的孩子只能上犹太人学校,我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服埃尔泰先生接收我和莱丝·哥斯拉尔。莱丝也通过了,只是得补考几何。

可怜的莱丝。她在家做功课真不容易,她的小妹妹,一个被宠坏的两岁小女孩,整天在她房间里玩耍。只要嘉比有丁点儿不满意,就会大哭大叫,而只要莱丝没照看好嘉比,哥斯拉尔太太就会大喊大叫。结果莱丝根本没法做作业,照这样下去,她上那些辅导课又有什么用呢。哥斯拉尔这家子也真够呛。哥斯拉尔太太的父母住在他们隔壁,可在他们家吃饭。他们有一个女仆,一个小不点,哥斯拉尔先生总是心不在焉、见不到人影,哥斯拉尔太太成天神经兮兮、脾气暴躁,还又怀上了个孩子。莱丝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在这种家庭里怎么招架得住!

姐姐也拿到了成绩单。像往常一样优异。如果学校评“优等生”的话,她肯定当之无愧。她太聪明啦。

爸爸最近常常待在家,因为在办公室里没事可做。一个人发现自己变得多余了,这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克莱曼先生接管了欧佩克达公司,库格勒先生接管了吉斯公司,这是一九一四年成立的一家经营香料及香料替代品的公司。

几天前,我们在附近的广场散步时,爸爸开始提到藏匿的事情。他说与外界隔绝后,我们的日子会变得很难熬。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提这事。“唉,安妮,”他回答道,“你知道这一年多来,我们都在把衣服,食物和家具转移到别人家去。我们不想让这些财产落到德国人手里,更不想让我们自己被抓走。所以我们要主动离开,而不是坐等他们来抓人。”“那是什么时候,爸爸?”他说得那么郑重其事,我吓坏了。“别担心。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现在抓紧时间,先享受着这自由、无羁缚的生活吧。”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哦,但愿爸爸说的那种可怕的日子离我们还很遥远。

门铃响了,是赫洛。就写到这里吧。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早上到现在,好像过了许多年似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天翻地覆了。可是你瞧,凯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我还活得好好的,但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是怎么过的。我今天说的话,你可能一句都听不懂,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给你讲起吧。

三点(赫洛离开了,但说好他随后再来),门铃响了。我没听见,我在阳台上,在阳光下懒洋洋地看着书。过了一会儿玛格特在厨房门口出现了,神情非常不安。“爸爸收到了党卫队送来的召集令,”她低声说,“妈妈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生意合伙人,也是他的好朋友。)

我惊呆了。召集令,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凄凉的牢房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怎么能让爸爸去那种地方呢?“他当然不会去的,”我们坐在客厅等候时,玛格特肯定地说,“妈妈去问凡·达恩先生,我们能不能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去住。我们总共七个人。”随后是沉默。我们都说不出话了。想到爸爸去犹太人医院探望病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情况怎样了,等妈妈等得这么久,天又这么热,要担心的事太多了——这一切使我们变得默不作声。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赫洛。”我说。“别开门!”玛格特大声阻止我。不过她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听见妈妈和范·达恩先生在楼下跟赫洛说话,随后他们两人走了进来,门在身后关上了。每次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就会蹑手蹑脚,轮番到楼下去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除了他谁也不让进来。后来凡·达恩先生想单独和妈妈谈话,把我们俩支出了房间。

我们坐在卧室里时,玛格特告诉我召集令不是给爸爸,是给她的。这让我又吓了一跳,我哭起来。玛格特十六岁了,显然他们想把这个年龄的女孩单独送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说的,爸爸告诉我要躲起来时,一定也是这个意思。躲起来……我们会往哪儿躲呢?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在房子里,还是破旧的木棚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躲藏……这些问题我都不该问,可它们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打着转。

玛格特和我开始把我们最重要的物品装进书包里。我塞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日记本,然后是卷发器、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件。明知道我们就要藏起来过日子啦,我却尽装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对我来说回忆比衣裳更重要。

五点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问他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凡·达恩先生去找梅普了。梅普来了,装了满满一口袋鞋子、裙子、夹克衫、内衣和袜子走,还告诉我们晚上会再来一趟。随后家里安静下来;我们谁都不想吃东西。天还是很热,一切都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尔德施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了婚的男人,这天晚上他显然无事可做,尽管我们一再礼貌地暗示,他仍然待到十点才上楼去。

十一点,梅普和让·吉斯来了。梅普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现在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她丈夫让也是。鞋子、袜子、书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梅普的包里和让的深深的口袋里。他们俩离开时已经十一点半。

我累坏了,虽然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晚睡在自己的床上,还是倒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妈妈叫我才醒。幸好天气没有星期六那么热;一场暖烘烘的雨下了一整天。

我们四个人都裹在一层又一层衣服里,看上去好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量多带些衣服。像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出门。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内裤、一件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夹克衫、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还没出门,我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可谁有功夫关心我的感受呢?

玛格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随后她推出自行车,由梅普带路,骑上车消失在巨大的未知世界中。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藏身的地方我还一无所知。

七点半,我们出发,门在身后关上了。我心爱的猫咪莫提,是和我告别的唯一的生灵。我们给戈尔德施米特先生留了一张字条,请他将莫提送给好心的愿意照看它的邻居。

那收得光秃秃的床铺、桌上吃剩的早餐、厨房里留给莫提的一磅肉——所有这些都给人造成我们匆匆离去的印象。但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些。我们只想走出那个家,逃得远远的,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明天再聊。安妮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

我们就这样在瓢泼大雨中走着,爸爸、妈妈和我,每个人背着一个书包,提着一只购物袋,书包和袋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物品,装得太满都快膨出来了。路上那些赶早上班的人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你能看出他们很抱歉,因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交通工具;我们衣服上这颗耀眼的黄星说明了一切。

我们上路后,爸爸妈妈才把藏身的计划一点一滴告诉了我。几个月来我们不断把家具和衣裳从家里搬走,能搬多少搬多少。我们原定七月十六日搬到藏身的地方,由于接到玛格特的召集令,计划不得不提前十天进行,所以我们那边的房间还有些乱,只好将就一下了。

藏身的地方位于爸爸的办公楼内。这对外人来说有点不好理解,不过我会解释的。爸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多,只有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梅普和一位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贝普·沃斯库勒,他们都知道我们要来。但贝普的爸爸沃斯库勒先生和跟他一起在仓库工作的两个助手,还不知情。

我给你描述一下这幢办公楼吧。底楼的大仓库是用来做加工间和储藏室用的,它里面被分成好些不同的房间,比如商品储藏室,研磨肉桂、丁香和胡椒替代品的磨粉室。

仓库门旁边还有一扇门,是从外面进入办公室的入口。进门后,你得再过一道中门,才看见一段楼梯,楼梯顶上又是一道门,门上镶的毛玻璃上写着“办公室”几个黑色的字。这就是前办公室,它宽敞明亮,设备齐全。贝普,梅普和克莱曼先生白天就在这里工作。穿过一个小隔间(这里放着保险柜、衣柜和一只大橱柜),就来到了又小又暗、不透气的后办公室。库格勒先生和凡·达恩先生以前合用这间办公室,现在只有库格勒先生一个人了。也可以穿过小过道,从一扇玻璃门直接进入到这里,但玻璃门得从里面打开,从外面是很难开的。从这间办公室出来,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经过储煤仓,再上四级楼梯,你就来到私人办公室了——这是整幢办公楼最“豪华”的房间。雅致的桃花心木家具,油毡地板上铺着一张张小地毯,一台收音机,一盏工艺台灯,每样东西都漂亮极了。隔壁是间宽敞的厨房,里面有台热水器和两只煤气灶,它旁边是浴室。这就是二楼。

从二楼的过道走上一段木楼梯就来到了三楼。楼顶是一个楼梯间,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左边的门通向储藏室和阁楼(位于办公楼的前部)。还有一段又长又陡的荷兰式楼梯,通向另一扇临街的门。

楼梯间右边的门通向“密室”(位于办公楼后部)。谁也想不到,在这扇灰色的不起眼的门背后藏着这么多房间。门口有一小级台阶,上了台阶就到密室里面。正对着门又是一段很陡的楼梯。左边是一条窄窄的过道,通向弗兰克一家的起居室兼卧室。在它隔壁的小房间,是弗兰克家两位小姐的卧室兼书房。楼梯右边是洗手间,没有窗户但有一个洗脸池。角落里的一扇门通向厕所;另一扇门则通向玛格特和我的房间。走上楼梯,打开顶端的门,你会惊讶地发现,坐落在运河边上这幢古老的房屋里竟有如此宽敞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火炉(因为它曾是库格勒先生的实验室)和一个水槽。这里就是凡·达恩夫妇的卧室兼厨房,也是我们共用的客厅、饭厅和书房。一间很小的过道间将用作彼得·凡·达恩的卧室。此外,和办公楼前面一样,这里也有顶楼和阁楼。你瞧,那就是。现在我把整个可爱的密室给你介绍完啦!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这样啰啰唆唆地给你介绍我们的住处,你大概听烦了吧?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最后是在哪儿安下身的。至于怎么安身的,你从我后面的信就会了解。

不过,还是让我接着讲吧,我还没讲完呢。我们到了王子运河街二三六号后,梅普马上过来,带我们穿过二楼长长的过道,沿木楼梯来到三楼的密室。随后她关上门走了,只把我们留在里面。玛格特已经骑车先到了,正在等我们。

我们的起居室里和其他房间里都堆满了东西,乱得没法形容。过去几个月来一批批送到这里的纸箱,全都堆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的床单和被褥从地板一直摞到了天花板。如果我们晚上想睡在铺好的床铺上,就得动手清理这个烂摊子。妈妈和玛格特一动也动不了。她们躺在光溜溜的床垫上,又累又伤心,总之糟透了。可爸爸和我,我们家两个出色的“清洁工”立即开始干了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拆打包的箱子,把东西放进橱柜,往墙上钉钉子,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整洁,直到晚上累得筋疲力尽,才倒在干干净净的床铺上。这一天我们都没吃一口热饭,可我们毫不在意;妈妈和玛格特太累太紧张吃不下东西,爸爸和我又太忙了。

星期四早上,我们接着干头天晚上撂下的活。贝普和梅普带着我们的配给券去杂货店买东西,爸爸继续修补遮光屏,我们擦洗厨房的地板,这一天又从早忙到晚。直到前天,星期三,我才有空想想我人生中发生的这场巨变。从我来到密室,第一次有时间和你聊一会儿,告诉你这些事情,弄明白对于我来说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些什么。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

爸爸、妈妈和玛格特还是不习惯威斯特陶伦大钟的鸣声,它每隔十五分钟就报一次时。我已经习惯了,一开始我就喜欢它,那声音多令人安心啊,尤其在夜里。你一定想听我说说现在这种藏起来的感觉。怎么说呢,其实我心里也不清楚。我不指望在这幢楼里找到家的感觉,可我也不讨厌这儿。我们就像在一幢陌生的公寓里度假。用这种方式看目前的处境,确实有些怪,可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密室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这里也许有点潮湿,地势还有点向一边倒的感觉,但整个阿姆斯特丹,不,整个荷兰可能都再找不到这么舒适的藏身之地了。

我们的卧室现在还很简陋,什么装饰也没有,墙壁光秃秃的。不过感谢爸爸,他把我所有的明信片和我收集的电影明星照片都提前带来,还带了一把刷子和一瓶胶水。我把明信片和照片都贴到墙上。现在墙壁看上去漂亮多了。等凡·达恩先生来了后,我们就可以用阁楼上的木料做橱柜和其他小用品了。

玛格特和妈妈的精神恢复了些。昨天妈妈感觉还不错,竟然可以做豌豆汤,这是她来这里后头一回做汤。可随后她到楼下说话,把煮汤的事忘得精光。豆子全烧焦了,粘在锅底,怎么刮也刮不下来。

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到楼下的私人办公室去收听英国广播。我害怕极了,唯恐被人发现,一个劲儿恳求爸爸送我回楼上。妈妈知道我很不安,陪我一起上去了。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怕被邻居听见或看见了。我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缝了窗帘。可说实话,那叫什么窗帘啊,因为我们除了花花绿绿、形状和质地参差不齐的零碎布条,什么也没有,爸爸和我用很不专业的缝纫技术,把这些布条歪歪扭扭地缝到一起,就算是窗帘。我们把这些“艺术品”钉在窗户上,希望到重见天日那一天都不会掉下来。

我们这幢楼房的右边是克格公司的分部,它的总部在荷兰赞丹市,左边是一家家具厂。尽管下班后那些房子里就没人了,可我们发出的声音还是可能透过墙壁被人听到。玛格特得了重感冒,我们却不许她晚上咳嗽,还给她服了大量的可待因。

凡·达恩一家星期二来,这让我有了盼头。等他们来了后,这里会有趣得多,也不会这么静悄悄了。一到晚上和半夜,这里就静得我心里发慌,如果这些帮助我们的朋友有一个愿意睡在这儿,要我为他做什么都行。

不过,怎么说这里也不算太糟,好歹我们还能在这儿做饭,还能在爸爸的办公室里听收音机。

克莱曼先生,梅普,还有贝普·沃斯库勒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已经把一筐筐大黄、草莓和樱桃装进了罐头,所以眼下还不会闲得无聊。何况还有大量书籍可供阅读,我们还打算买许多游戏和娱乐器具。当然啦,窗子外面看都别想看一眼,更不要说走出去了。保持安静也是必需的,以免被楼下的人听见。

昨天我们全都忙得不亦乐乎。库格勒先生拿来两柳条箱樱桃,让我们去掉樱桃核后做罐头用。我们计划好了,等箱子空了就用它们做个书架。

有人在叫我了。安妮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不能到外面去,这让我有说不出的难受。更让我害怕的是,我们藏身的地方万一被人发现了,我们会被枪打死的。天哪,这景象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1942年7月1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

上个月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我过生日,可我还是感到妈妈和玛格特一天天地跟我疏远了。今天我干活很卖力,他们夸奖了我,可才过了五分钟,就对我挑起刺来。

他们对待我,和他们对玛格特是多么的不同啊。举个例说吧,那天因为玛格特弄坏了吸尘器,我们的灯都不亮了。妈妈却说:“噢,玛格特,看来你还不习惯干这活儿,不然就不会使劲拽插头绳子。”玛格特咕哝了几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今天下午,我想把妈妈写的购物清单上字迹潦草的地方重写一下,她不仅不同意,还痛骂了我一顿,弄得全家人都为这事大动肝火。

我跟他们合不来,在过去的几星期里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在一起时都很感情用事,而我自己更是这样。他们总是说,我们四个人能待在一起多么幸福,我们相处得多么融洽,根本没有人替我想一想,我一点儿也感受不到他们说的融洽。

爸爸是唯一理解我的人,虽然他常常帮妈妈和玛格特说话。还有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是听他们在外人面前谈论我,说我怎么大喊大叫,说我的行为举止多么没教养。他们还不时地谈起莫提,根本不管我是不是受得了。莫提是我心头的痛,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她,可谁又知道我是这么想念她呢。一想起这些,我的眼里就饱含泪水。哦,亲爱的莫提,我爱她爱得做梦都盼着她能回到我们身边来。

我有那么多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在这里生活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仅有的来客就是梅普、她的丈夫让、贝普·沃斯库勒、沃斯库勒先生、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和他太太,虽然她害怕太危险了至今还没来看过我们。安妮

一九四二年九月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爸爸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对我是那么包容理解。要是我们俩能推心置腹,痛痛快快地谈一次,该多好啊,可我一跟他说话就忍不住掉眼泪。在我这个年龄这是免不了的吧。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可真要那样又会无聊的。

到现在为止,我的日记都是记的心里话。我还没有写出过什么有趣的、日后可以读给大家听的。今后我要少写点多愁善感的东西,多关心现实。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我把你丢下一个月了,日子一天天过得那么平淡乏味,我几乎找不到什么新鲜的、值得写的东西。七月十三日凡·达恩一家来了。我们本以为他们十四日才来,但从十三日到十六日,德国人不断给犹太人发召集令,弄得人心惶惶,反正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吧,所以他们提前一天来了。

彼得·凡·达恩是早晨九点半到的(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快十六岁了,是个腼腆,笨手笨脚的男孩,所以别太把他的到来当回事儿。凡·达恩夫妇半小时后也到了。

最好笑的是,凡·达恩太太的帽盒里装了一只便壶。“没有便壶我就找不到家的感觉。”她大声说,一边在她的沙发床底下给便壶找了个固定位置。凡·达恩先生倒没带便壶,胳膊下面却吃力地夹着一张折叠茶几。

从他们来那天开始,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不出三天,我们七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了。不用说,凡·达恩讲了许多我们离开后发生的事,他们毕竟在外面的世界多待了一个星期。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我们的房子和戈尔德施密特先生的情况。

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九点,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我马上赶过去了,戈尔德施密特见了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给我看了你们留的便条。按你们的嘱托,他说打算把猫送给邻居,我告诉他这主意不错。由于他害怕房子会被搜查,我们仔细地查看了房间,把里里外外给拾掇整齐了,桌上吃剩的早餐给清理了。突然我看见书桌上有本记事簿,上面写着马斯特里赫特的一个地址。虽然我明知这是故意放在那里的,还是装出又惊又怕的样子,请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把这张会惹麻烦的纸给烧掉了。我指天发誓,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不过那个地址让我想起了什么。‘戈尔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地址是咋回事儿了。大约半年前,有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找弗兰克先生。他俩好像是一块儿长大的。他答应只要弗兰克先生需要,就会帮他。我记起来了,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这位军官说话是算数的,一定在想法让他们一家先到比利时,再到瑞士。如果弗兰克的朋友问起来,你这样说一点儿事也没有。当然,马斯特里赫特就别提了。’说完这些我就走了。看来你们的朋友都相信了我的话,后来我碰到好几个人都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好玩极了,当凡·达恩先生讲了另一些人的传言,他们的想象力简直惊人,我们更是笑了个够。比如,有一个和我们住着不远的人家说,他们亲眼看见我们四个人大清晨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而另一个女人非常肯定地说,我们是半夜被一辆军车送走的。安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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