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晓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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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试读：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从事非农就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已经成为农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并且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外流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其中一个显著问题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由于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他们家庭的部分成员在农村成为留守人口，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其中，留守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家庭生产、子女教育、老人赡养，而且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她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成为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之后，我国政府推出了多项举措，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例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取消农业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强“三补贴”政策，积极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发展、环境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等。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问题。这是因为在大批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后，留守人口会更多地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而他们的生产、生活现状及特点、问题将对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认识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了解当前农村发展、制定合理政策的前提。

本研究将把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放在新农村建设过程的背景之下，通过农村调查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及对性别差异的作用，讨论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别差异对农户生产、生活、农村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以保障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1.2 相关文献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家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形成不少经典学说。刘易斯（W.A.Lewis，1954）建立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技术水平落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生产率高，技术水平先进，工资较农业部门高。当现代部门发展的时候，只要其工资率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率，低工资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尽最大努力向高工资的城市现代部门涌入。

托达罗（M. P. Todaro，1969）建立的预期收入差异决定劳动力转移和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迁往城市主要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又是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劳动力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决定的。另外，城市的就业可能性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主要变量。

此外，还有费景汉和拉尼斯（G. Ranis & John C. H. Fei，1961）等从不同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归纳起来，这些理论解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或迁移的动因包括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推力”因素，另一类是所谓的“拉力”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和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分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重要原因。

一些研究从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角度研究农户资源配置。贝克尔（1965）、哈夫曼（1980）等认为，农户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户家庭的消费和生产都属于理性行为，农户家庭是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主体。在研究农户非农劳动供给行为时，将农户家庭时间划分为消费的时间（闲暇）、农业劳动的时间、非农业劳动的时间等三部分，农户按照最优原则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这种理论能够较好地从微观的角度解释农村劳动力人口迁移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其中的特点、影响及所带来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的原因

我国有不少研究人员对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或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杜鹰等（1997）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资源缺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赵耀辉（1997）利用四川省农户调查资料考察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多为年轻、未婚、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教育程度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进入本地非农产业的作用要比促进外出的作用大得多，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首先选择进入农村本地非农产业就业，其次才是外出就业。张林秀等（2000）的研究发现：教育不仅决定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在经济萧条时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较好地避免被解雇的风险。鲜祖德（2001）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劳动力文化程度呈正相关，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GDP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劳动力的年龄呈负相关；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与城市劳动力工资率和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李培林（2003）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进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蔡昉（2001）专门对中国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户所在社区人均耕地资源较少和缺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劳动力是否流动以及流动方式的选择（例如季节性外出打工还是全年外出）取决于劳动力及其家庭对流动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物质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蔡昉等（2003）的另一项研究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持续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利用不同地区农村或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对影响农户家庭非农劳动配置决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都阳（2001）对我国甘肃、陕西、河南、江西、贵州、四川等6省贫困县农户劳动配置机制所做的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多样化不仅是为了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利用，而且还为了分散收入波动风险。在应对收入波动风险方面，农户家庭的资产状况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通常情况下，贫困家庭为了应对收入波动风险更多采取劳动供给多样化的方式，尤其是增加家庭非农劳动时间的比例。德布鲁（De Brauw）等（2002）利用河北、辽宁、山西、浙江、湖北、四川等6省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就业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

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除农业之外的多种就业途径时，也有文献已经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中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流动较少，留在农村的女性劳动力通常除了要比男性负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外，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农业劳动，亦即农业劳动呈现女性化趋势（赵耀辉，1997；金一虹，1998；李实，2001；张林秀，2000；王德文，2002；郑真真，2004）。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过程中，女性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滞后于男性，妇女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的现象。博斯拉普（Boserup，1970）的研究显示：在亚、非、拉丁美洲，从事农村生产的劳动力中，女性占到很大比例。我国农业女性化现象也很明显。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一般不会放弃家庭农业生产。钱忠好（2008）从农户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认为虽然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非农部门，但由于农户人均及户均土地资源有限、农户有着足够的农业劳动能力、农业经营有着较高的综合比较利益等，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农户决策的结果是：部分家庭成员在非农部门就业，家庭成员内部分工，故此农户经营兼业化在农村大量出现。由于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是男性，所以，农业通常由留守人员完成，而这通常是女性，于是出现劳动分工上的性别差异。李实（2001）发现农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王德文、刘玫（2002）注意到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部门，妇女就业比例和劳动时间明显高于男性，证实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趋势。

围绕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许多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谭深（1997）分析了婚姻对外出女性和外出男性在发展上的不同影响。在是否外出、外出类型上，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距很大。张林秀（2000）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家庭成员行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刘晓昀等（2003）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指出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苏群等（2003）深入分析了孩童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农业女性化及其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大批离开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生产劳动力中女性居多。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结构，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女性从事农业生产将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李新然等（1999）认为：农业女性化可以在数量上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保障农产品的基本供给、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保障农户的基本生产和生活，降低由非农转移带来的风险等。但是也指出农业女性化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农业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相分离、不利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培养、不利于农村家庭的稳定等。女性承担农业生产存在一些生产上的困难，如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技术、生产资料购买困难等（叶敬忠等，2008）。罗泽尔（Rozelle，1999）认为：劳动力外出使得农业投入的劳动力减少，农业产出下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外出劳动力的汇款能增加家庭的资金，也就是说迁移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应该是双重的。李旻等（2009）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3～2006年4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对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不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以女性劳动力为主的农户与“男女同耕”的农户相比，后者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说明：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来看，“男女同耕”的家庭农场应该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

一种认为：农业女性化没有对种植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杜鹰等（1997）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一定引起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可以看到，实际上劳动力投入一般没有太多减少。杜鹰等（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经营耕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农户比例高达93.23%，经营耕地面积不足0.2公顷的农户占30.3%，农户耕地有限，需要的劳动力不多，且有限的耕地带来的收入也不高，加之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农户可以采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方式进行劳动力转移。本调研中发现外出打工劳动力约有1/4在农忙时需要回家帮忙也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劳动力投入减少，如果其他投入增加，也会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杜鹰等（1997）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力外流会通过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来增加农业投入，保障农业生产。张林秀（Zhang等，2004）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留在农村负责农业生产的妇女，其谷物生产率并未下降；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与农村男性劳动力没有显著差异（Quisumbing，1996）。刘承芳等（2003）指出农业女性化并没有造成农业生产显著下降。其原因是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土地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在目前农业生产物耗率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家庭的一部分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对农业生产一般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劳动力外出期间家庭日常消费的成员的数量减少了；另一方面，外出就业家庭成员寄回家的现金或实物，可以缓解家庭的信贷和现金约束，反而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产条件。

但是，农业女性化会对农业技术和信息等方面提出新的需求，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特点。张凤路等（2001）从农业科技推广的角度分析指出：由于女性在体力、技能上的欠缺，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加强了对小型农业机械及农业生产知识的需求。

农业女性化也对农村妇女自身产生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妇女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和贡献比以前增大，农村妇女独立性增强，对妇女发展有进步意义。例如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后承担大量农活，同时在子女教育决策、资金运转方面的决策作用也越来越大，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叶敬忠等，200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存状况的改善具有不利影响。农业女性化说明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贡献比以前增大，妇女的独立性增强。但是，也可能随之造成妇女有限的精力与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郑真真、谢振明，2004）。高小贤（1994）指出：农业女性化反映了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家务劳动的拖累、土地的限制和较低的教育程度。从妇女发展角度看，农业女性化对妇女地位的提高明显不利，主要在于妇女劳动的经济贡献下降。金一虹（2000）指出：虽然农业女性化使女性增加了农业劳动份额，但是发展资源占有上的不足，不利于女性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体。孙琼如（2006）指出：农村中妇女留守这一分工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而只是再现了性别不平等关系。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研究

部分研究着眼于留守妇女现象，对留守妇女形成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留守妇女通常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而留守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生产和农村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群体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孙琼如（2006）讨论了留守家庭的分工模式，并指出这一分工模式对于妇女发展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也对留守妇女的生活方式、婚姻家庭，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留守妇女面临的一系列角色转变，并从意识形态上提出一些发展对策（罗忆源等，2004）。其中，叶敬忠等（2008）以留守妇女及相关群体为研究对象，经过大量的定量统计数据和丰富翔实的定性资料分析，从家庭经济、家庭生产、家庭关系、社会网络、心理感受、闲暇娱乐和自我发展等多个方面，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从多种视角审视了留守妇女的现象，揭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和当前留守妇女群体存在的各种问题。

留守儿童的教育所受到的影响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段成荣等（2009）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出全国留守儿童为4378万人，并指出留守家庭的结构对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影响是客观的，与母亲一起留守和隔代留守家庭的儿童受教育状况相对较好，而与父亲一起留守和独自留守在家的儿童辍学率相对较高。胡枫等（2009）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外出务工，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而当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多时，留守女童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也有一些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与父母外出务工前相比，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叶敬忠等，2008）。胡枫等（2009）也指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会因务工所寄回的汇款而有一定程度的减轻。

一些研究关注到劳动力外出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影响。刘靖（200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母亲额外劳动时间的增加对孩子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母亲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于孩童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农业劳动时间增加的影响程度，虽然母亲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有正面影响，但难以抵消劳动时间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孩子性别不同所受到的影响亦不同，女童相对而言处于健康的劣势地位。虽然母亲的劳动供给有助于缩小孩子营养状况的性别差距，但这是以所有儿童的健康状况下降为代价的。陈在余（2009）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对0～5岁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健康并无显著影响，学龄前儿童健康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及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父母外出对6～18岁学龄儿童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母亲不在家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而且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无明显差异。因此，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来说，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母亲照料所引起的营养条件的改善可能对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

再如农村养老问题。由于男性的外流，女性工作负担加重，势必影响到对老人的照料。部分女性外出流动时，更使得照料老人的提供者减少。杜鹏等（2004）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空巢化和隔代化；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而且在生活和经济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孤独感加重。此外，外出务工子女的孝顺观念没有因为外出发生明显的改变。陈铁铮（2009）对湖南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偏低，精神文化生活欠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生活无人照料。张文娟和李树茁（2004）发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器械和情感支持的减少，但是增加了经济支持的力度。劳动力外流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年人的劳动负担。代际支持几乎构成了目前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因此，为了弥补代际支持减少对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产生的不利影响，社会支持的其他组织应该进行扩充。孙鹃娟（2006）认为：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农业劳动、家务劳动等负担增加，加剧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的照料问题。而目前农村社会照料网络，如农村基层组织、农村社区、志愿者等为留守老人提供的照料体系还不完善。叶敬忠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留守老人主要靠家庭养老，老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子女的经济支持是留守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八成左右的留守老人还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副业进行自养。社会保障体系对留守老人的覆盖面非常小，保障水平低。这需要政府、社会对此采取多方面的支持。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者大多不是举家外出。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2966万人，占全部外出务工者的20%，这说明大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农村还有家人留守。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以后，作为一个城市劳动力市场新出现的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及家庭问题都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新问题。例如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由于制度上的歧视，农民工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权益得不到保障，如工资拖欠现象；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农民工得不到与城市劳动力一样的劳动保障；由于没有相应的户籍身份，农民工的儿女不能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长期的城乡隔离所带来的不平等。不过，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政府、社会的广泛关注，支持、保护农民工的政策措施也在相继出台。如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劳社厅发［2006］11号）文件的出台。

段成荣等（2008）利用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834万人。流动儿童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且分布高度集中，多数来自农村；流动儿童还呈现明显的迁移特征：跨省、省内跨县和县内跨乡镇的流动儿童各占1/3，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不仅在亲情上有所缺失，还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成绩。例如叶敬忠等（2008）在调研中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明显加重，学习成绩略有下降，学习辅导空缺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文献评价

从目前文献研究可以发现：虽然有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多，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下述不足：很多研究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的原因，对其所带来的影响探讨不够深入。且目前已有的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数是在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基础上进行的，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的综合影响较为欠缺。目前文献中或者仅对农业女性化问题进行分析，或者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等部分问题进行分析等，缺乏较为全面的探讨；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与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的关注不够，尚未注意到农村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根据前述文献分析，我们知道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不仅对农户家庭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丈夫外出，妻子的劳动负担加重，会对个人的闲暇、健康等产生不利影响，对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也会产生影响；由于劳动投入的变化，农业生产势必受到一定影响；由于农村中男性外出，社区活动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男劳动力大规模的外移，农村留守妇女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这也是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别上的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这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别差异与目前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关系。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还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还会对农村生产、农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要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必须要考虑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这些现象，分析其原因、思考其所带来的影响，探讨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3 研究设计

农村劳动力就业：包括家庭农业生产、家庭非农经营、工资性就业。非农就业指的是除从事家庭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就业，包括进入乡镇企业工作、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对农业进行深层次开发所带来的第三产业就业、其他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等工资性就业。

农村劳动力流动：特指农村劳动力离开家庭农业生产进行的工资性就业，包括本地或异地就业、临时的季节性的或长期的就业。

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登记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即使是到城市也不能带来户籍身份上的改变，举家迁移更难，因此会造成家庭外出劳动力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离，形成在农村的留守群体。

留守妇女：一般来说，由于男性外出，女性留在农村，这样家庭中的女性成为留守妇女。本研究中留守妇女家庭特指家庭中只有男性外出，没有女性外出的家庭。

外出农民工：外出从业时间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包括举家外出的劳动力）。

本地农民工：全年从事本地（本乡地域内）非农活动（包括本地非农务工和非农自主经营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度内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本地非农就业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年度农民工与年末（季末）外出务工劳动力口径不同，年末（季末）数据是指调查时点在外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包括了外出不满6个月的人。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3.2 研究内容

本书具体研究的内容如下：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的现状及特点。

对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进行描述。其中农村劳动力就业分为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几种类型。对不同性别的就业种类、就业时间、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并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性别差异的原因分析。

为了解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现象形成的原因，除了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之外，需要借助于定量分析，深入研究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距较大，本研究还将对区域间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

本研究将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包括：对就业选择、就业时间、收入水平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

本研究将从农户家庭生活、农业生产、社区发展等不同方面，探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主要讨论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现象。由于男性的外出，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研究将通过实证分析，测算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

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主要讨论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生活的影响。本研究将从家庭收入水平、儿童教育、营养健康、养老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

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主要以女性在参加村民会议、选举中的参与为例，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女性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参与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妇女的作用及结论与建议。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别从农业生产、农户家庭生活、社区发展、女性发展等几方面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既要保障农村妇女的福利和农户的福利，又要充分发挥农村妇女的作用，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点：

根据前文相关研究综述，本研究将不仅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形成的原因，还将对其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已有研究中大多数是对调研资料的定性分析，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将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取得数量方面的规律性特征。

本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的影响较为片面的缺点，尽量全面地反映这一现象的综合影响，包括对不同问题的影响（农业生产、农户家庭生活、社区发展等）。1.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定性研究用于对相关理论和文献资料的分析，以建构本研究所需的理论框架。定性研究方法还将用于对农民访谈和村庄关键人物访谈资料的分析。

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将主要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包括：

·描述性统计：用于分析就业的性别差异现状及特点。

·概率单位（Probit）、有序选择（Ordered Probit）模型：用于分析就业选择行为、健康水平等分类变量。

·回归分析：用于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及其性别差异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回归分析一方面可用于对非农产业就业时间、收入水平等进行回归分析，以研究非农就业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可用于估计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农户家庭生活和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具体技术路线如下：1.3.4 调研介绍

本研究的调研资料主要是在农户层次和乡村社区层次进行，调研点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如山东、浙江、河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云南、陕西等，共涉及9个省，25个县，81个村，取得有效农户样本数345户，1302个成员。调研内容涵盖农户家庭信息、成员信息、劳动力外出流动信息、家庭决策、健康营养等有关的资料，家庭的分离、精神上的损失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虽然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分离会造成一定的情感损失，但是，由于精神损失不易计量，在本研究中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其中农户类型包括有女性劳动力流动和没有女性劳动力流动两种，以进行不同类型农户的对比；在乡村社区层次的调研，将包括农村的地理位置、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区活动等有关信息。

2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发展及现状

2.1 就业与流动的发展历史

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就业严重不足。但是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以农养工，加之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及其与此相关的配给制度，如食品供应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通过人为地设置制度障碍而把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城乡两个部分，市场分割限制了农民在产业和空间上的流动（Sicular and Zhao，2002；张车伟，2002）。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机会。同时，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渐松动，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部门。除乡镇企业之外，城市第二、第三产业都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村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农村劳动力从业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从业的选择在非农领域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农业领域中的从业者，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在下降。1978～2003年期间，农村劳动力人数从30638万人增加到48971万人，增加18333万人。但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从业者的数量在1999年的32912万人（见表2-1）之后就不升反降。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1985年，农村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比例为0.82∶0.10∶0.08，到2005年，这一比例变为0.59∶0.12∶0.29。表2-1 乡村从业人员（年底数）续表2-1

图2-1描述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由单一化向多样化的变化过程。改革初期，农村劳动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农业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样化开始出现，到2003年，从事工业、建筑、交通及通信、批发零售，以及其他非农行业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17%。图2-1 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迅速（见表2-2），已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47亿人。其中经济型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如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段成荣等，2008）。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调查，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表2-2 流动人口数量2.1.2 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效保障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根据统计，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趋势中，种植业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非农收入在农户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66.5%下降到2008年的58.6%，同期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从75.6%下降到51.2%（国家统计局，2009）。

另外，从农户人均纯收入来看，1995～2008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见图2-2）。表2-3 农户人均纯收入构成图2-2 农户人均纯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也有效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对于农民收入增加来说变得非常重要（林毅夫，2002）。2.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

刘易斯（W.A.Lewis，1954）建立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技术水平落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生产率高，技术水平先进，工资较农业部门高。当现代部门发展的时候，只要其工资率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率，低工资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尽最大努力向高工资的城市现代部门涌入。

托达罗（M. P. Todaro，1969）建立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劳动力转移和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迁往城市，主要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又是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劳动力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决定的。另外，城市的就业可能性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一个主要变量。

此外，还有费景汉和拉尼斯（G. Ranis & John C. H. Fei，1961）等从不同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归纳起来，这些理论解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或迁移的动因包括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推力”因素，另一类是所谓的“拉力”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

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耕地资源有限。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耕地资源为0.137公顷，户均耕地资源也仅为0.515公顷，有限的土地产生了劳动力剩余；农业生产季节性因素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的剩余；农村经济普遍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些因素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以寻找创收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比较效益低下，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动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见表2-4）。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优先发展城市的历史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见表2-5）扩大，虽然在改革初期，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相对较大，缩小了城乡差距。由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受城市劳动报酬高的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多。从农户兼业的角度考虑，在劳动力充裕、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情况下，将劳动力分配到非农领域，是农户创收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正体现了这一点。表2-4 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续表2-4表2-5 历年城乡居民收入2.1.4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为7600万人；200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接近1亿人，2005年达到1.7亿人；2007年，约有2.3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地或外地转移（李剑阁、韩俊，2007）。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分析我国农民工数量、流入地流出地、个人特征等的一些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农民工就业的一些基本特点。

在农民工数量方面，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推算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1567万人，占80%；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占20%。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8445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说明大部分农民工是外出工作。表2-6 农民工数量

东部地区无论是转移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规模都是最大的，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最小。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为43.6%；比西部地区高18.3个百分点，比中部地区高12.5个百分点。表2-7 2009年各地区农民工占全国比重

外出农民工中文化素质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占64.8%；但年轻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较高，其中21～25岁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31.1%，反映出年轻农民工的素质在提高。总的来说，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农民工仍是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从事的大多只能是技术要求简单的工作，例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分布上可见一斑。图2-3 不同年龄组受教育情况

在行业选择上，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农村转移劳动力向这些行业集中，主要是由于这些行业对技术要求不高，农民工比较容易进入。此外，在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市场主导型的经济部门，而那些政府主导型经济部门吸收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仍然非常有限。政府控制部门在招收农村劳动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企业和职工都有较大的自由（李实，1997）。表2-8 2009年外出农民工从业分布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也不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一般在本省区内从事非农活动，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区或本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劳动力更多地选择跨省流动。虽然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初期本地转移占了很大比例，例如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是，近些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滞缓，导致就业能力下降，限制了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吸纳。从表2-9和图2-4可以看出：改革初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之后，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企业的数量开始减少，就业人数下降。经过几年的下降之后，从1999年开始，从业人员开始有所增加。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产权不清问题使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的权责关系不清，弱化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融资困难，乡镇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水平低，市场生存能力较弱；技术水平较低，不适合市场的需要等。表2-9 乡镇企业单位数图2-4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9）。

目前，外出务工的输入地以东部地区为主，中西部地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不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所以，劳动力到东部地区外出务工较多。劳动力流入地的分布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如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较多的流动人口，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见表2-10）。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从5.23%上升到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20.58%（段成荣等，2008）。表2-10 历年各省作为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续表2-10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从输入地看，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5%；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7%，比2008年提高3.8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0.2%，比2008年提高4.8个百分点。调查表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图2-5 外出农民工就业地域分布比例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重较之以往有所下降，但仍占多数，例如2009年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务工农民工总数的51.2%。调查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流动也呈现不同特点，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在省内务工为主，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大多数在省外务工，体现出地区发展上的差异。表2-11 不同地区外出农民工在省内、省外务工的分布

打工是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非农就业方式。例如《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绝大多数以受雇形式从业（占93.6%），反映出外出农村劳动力基本是外出打工，从事工资性就业。

除了打工之外，农村劳动力的自主经营或个体经营也是就业的一种选择。农村家庭经营的格局已由单一的农业多元化经营，逐步转变为农业与非农经营并举的方式，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自主经营是自我雇佣，也是就业的一种形式。但是，外出农民工中能够从事自主经营的很少，例如《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中自营者仅占6.4%。

2.2 近年来就业与流动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外企、外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丰富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数字上也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1990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为13.23%，2000年上升到20.87%，2005年继续上升到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在1990年为14.04%，2000年上升到16.87%，2005年继续上升到20.58%（段成荣等，2008）。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也已从控制盲目流动过渡到鼓励、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宏观调控下有序流动，政府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指导方向是积极鼓励、规范流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异地流动的特点，主要原因是本地乡镇企业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外出务工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

进入21世纪，我国贸易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继续扩大。例如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在出口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劳动力也主要是农村打工者。我国政府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更为积极，开始关注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重视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创造了更为良好的环境。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段成荣等（2008）认为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存在。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会继续增长，但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却在减少，所以劳动力转移的增长速度会减缓。据蔡昉（2007）估计：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需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例如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

农民工的确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很多行业，如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在很多出口型制造业企业中，农民工是主要的从业工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保障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发生“民工荒”的一些企业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从而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很多企业需要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年轻熟练工，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发生结构性短缺，导致“民工荒”。如果企业能够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政府给予有效的组织指导，“民工荒”就可以得到缓解。当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使得这些企业更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例如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企业受到重挫，影响了这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无论是从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上看，还是从收入增加的选择上看，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随着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也对农村发展带来一些影响。对此政府应采取适当措施，以应对由于劳动力转移给城市、农村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3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性别差异的现状及特点

3.1 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的现状

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女性参与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意识的影响，男性外出流动较多。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女性也开始外出打工。1982年，女性人口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比例只占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段成荣等，2008）。虽然女性的非农就业与流动有所增加，但与男性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天数占其全部就业天数的比例也是较低的（李实，2001）。例如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的调查，2004年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1823万人，比2003年增加433万人，其中男性占66.3%。从年龄看，以青壮年为主。而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外出农民工以青年男性为主，已婚者占多数。分性别看，男性外出农民工占65.1%，女性占34.9%。从年龄看，外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16～25岁占41.6%，26～30岁占20%，31～40岁占22.3%，40～50岁占11.9%，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4.2%。

农村女性外出数量虽然少于男性，但差距渐渐缩小。例如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调查，在外出劳动力中的性别比，1988年是3.75∶1，1991年是3.22∶1，1993年是2.57∶1，1994年降到2.29∶1（谭深，1997）。

除了本地非农就业外，农村女性劳动力也纷纷外出找工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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