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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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试读：
译本序
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在俄罗斯图拉省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一个新生命降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俄国十九世纪一代文豪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一生创作无数，题材之丰富，篇幅之浩瀚，在世界文坛上首屈一指。从一八六三年到一八九九年，列夫·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把俄国文学推向了新的巅峰，也征服了世界。列宁曾经给予托尔斯泰以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确实如此，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犹如一卷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非常感性地了解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各种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复活》始写于一八八九年，完成于一八九九年，前后持续了十年时间，真可以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这充分显示出作家对这一创作的重视程度。
说到《复活》的创作，还有一段背景故事。一八八七年六月的一天，法官柯尼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做客，他对托尔斯泰讲述了自己亲手经办的一件案子：一个贵族青年在出席陪审时认出被诬告偷了客人一百卢布的妓女原来是几年前被他强占后抛弃的姑娘。这个贵族青年顿时觉得良心不安，要求法官带信给女犯，表示要娶她为妻。后来女犯在狱中染病身亡，贵族青年也不知去向。这个故事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就成了他创作《复活》的原始素材。
托尔斯泰起初为这部长篇小说起的名字叫《柯尼的故事》，只是到了后来，在数易其稿之后，才定下了篇名《复活》，隐喻一个人泯灭的良知在某种精神力量的感化下可以获得重生。“复活”点出了这部小说的主题。作家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去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
涅赫柳多夫和卡秋莎·玛斯洛娃是小说《复活》中的男女主人公。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灵魂复活的不同轨迹。涅赫柳多夫原先也是一个正直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可是在服役期间染上了许多恶习，成了贪淫好色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挥金如土，整天喝酒打牌玩女人。他在一次探望自己姑妈的时候，与婢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相遇，并且在一个晚上诱奸了她。几年以后，当他在一次旁听法庭庭审的时候，发现被诬告犯有杀人罪的妓女正是当年被他引诱以致走向堕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他感到愧疚，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他曾经对自己的姐姐说过这样一句话：“……犯罪的是我，受到惩罚的却是她。”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自己的那个行为十分“残酷、卑鄙、下流”，但是，在出席庭审以前的整整十年中，“一块可怕的布幕以神奇的方式一直遮掩着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这一罪行，”现在他终于认清了自己。他决心“清扫”自己的灵魂，并付诸行动。涅赫柳多夫开始东奔西忙，企图打通各方面的关节，减轻玛斯洛娃的罪名。当这一切努力失败以后，他决定变卖地产，跟随玛斯洛娃一起流放，并且同她结婚。他的这个想法被玛斯洛娃所拒绝。他虽然感到伤心和羞愧，然而流放途中的所见所闻，可怕的监狱更使他痛苦，使他受到心灵的折磨。作为一个宗教徒，涅赫柳多夫希望按照圣经的戒律去把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们从惨不忍睹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从这天晚上起，涅赫柳多夫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步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因为他从此以后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意义。”
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最丰满最动人的形象，她不仅是一个被伤害与被侮辱者，而且也是一个精神上觉醒，走向新生活的女性。在狱中和政治犯的朝夕相处使她认识到自己是广大受欺凌的人民中的一个，她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优秀分子联系在一起，她渐渐恢复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心灵纯洁的本性又在玛斯洛娃的身上复活了。书中对她的思想觉醒过程有着许多精彩动人的描写。当涅赫柳多夫第一次到看守所去探望玛斯洛娃的时候，她竟然认不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她以前曾经深爱过的人。涅赫柳多夫的出现，非但没有使她感到惊喜和快乐，反而使她再次陷入更加痛苦的回忆。“现在面前这位穿着洁净、胡子上洒过香水、保养得很好的先生，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曾经爱过的涅赫柳多夫，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享用一下像她这样的女人的身体的那种人之中的一个……”当涅赫柳多夫再三向她表白，他这样做是为了改正错误，赎自己罪孽的时候，玛斯洛娃对他说：“你离我远点。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没有必要来这里。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这副眼镜，讨厌你这张肮脏丑恶的脸。你走，你走！”玛斯洛娃把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都发泄出来了。
然而，涅赫柳多夫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他的一次次表白，一件件实际行动，终于打动了玛斯洛娃，使她又产生了爱意，使她逐渐从颓唐和绝望中醒悟过来。但是，玛斯洛娃对涅赫柳多夫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是在爱恨交加的矛盾中徘徊着，斗争着。当涅赫柳多夫提出要娶她为妻时，她虽然感到高兴，但当她坐下来冷静思考以后，终于意识到涅赫柳多夫原先对她有过的爱情之火早已熄灭，出自怜悯和失去爱情的婚姻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只会给她带来新的不幸。她终于选择了政治犯西蒙松做自己的终身伴侣。
卡秋莎·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从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的第三部中用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以西蒙松为代表的政治犯。这些被玛斯洛娃称为“优秀的人们”和贵族青年涅赫柳多夫迥然不同。他们中有的人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站在一起，为了他们的利益宁愿坐牢、被流放，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玛斯洛娃和这些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仿佛跨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涅赫柳多夫到火车站送别她的时候，他见到的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精神萎靡、愁眉不展的玛斯洛娃，而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玛斯洛娃，“汗水涔涔，红彤彤的脸蛋上绽开了爽朗的笑……”
涅赫柳多夫和玛斯洛娃在经历了这一段人生磨炼之后，终于开始了精神上的“复活”。不过，与贵族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涅赫柳多夫注定不可能成为本阶级的彻底叛逆者，他的“精神复活”中充满着宗教元素。他打算用信奉的基督教教义继续净化自己的灵魂，感化周围的人，去改造沙皇专制制度。作家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中向读者宣示了自己的疑虑：“至于他生活的新旅程将会怎么结束，那只有等到将来才会知道。”
虽然小说《复活》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为主线来展开情节，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则讲述男女私情的故事，正像我们不能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单纯归结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无情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豪华奢侈的生活、沙皇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法官们的昏庸无能、官办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充分暴露了监狱的黑暗和囚犯们的悲惨命运，生动描绘了农奴制度下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赤贫生活以及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陈恩冬二〇〇六年二月
◆◆◆◆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一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上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逐，即使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绽绿，不仅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桦树、杨树、稠李长出黏稠清香的嫩叶，菩提树鼓起一个个饱胀欲裂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怀着春天的喜悦，已经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脚嗡嗡作声。草木也好，鸟雀也好，昆虫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唯独人，唯独大人，成年人，却不停地在欺骗、折磨自己和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一切生灵而赐予的这个世界的美，那种促使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人们认为，眼下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春天带给一切生灵和人类的祥和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头天接到的一份编号加印、注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将三名在押审查的人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犯系主犯，必须单独押解。根据这个命令，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时，看守长走进女监昏暗而臭气熏人的走廊。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面容疲惫、鬈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袖口镶金边的制服，束着一根镶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您要提玛斯洛娃吧？”她和值班看守走到面朝走廊开的其中一间牢房门口，问道。
值班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从里面顿时冲出一股比走廊里更令人掩鼻的臭气。值班看守冲里吆喝：“玛斯洛娃，过堂！”随即又掩上牢门，在门外等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风从城外刮来的清新爽人的自然空气。可是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充满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焦油和腐败物的恶臭，任何人一进来，立即就感到忧郁和烦闷。虽然女看守闻惯了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她从院子里一进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片忙乱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走路的啪嗒声。“快点，玛斯洛娃，手脚麻利点，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隆起的年轻女人健步走出牢门，一个急转身，在看守长身旁停下。她内穿白上衣、白裙子，外罩灰色的长袍；脚上穿着亚麻布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头巾下显然有意露出几绺拳曲的黑发。这个女人的整张脸呈现着只有长期遭受幽禁的人才有的特殊的苍白，使人联想起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幼芽。一双不大的手和从灰袍的宽领子里露出的肤色白皙、丰满的脖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暗淡无光的苍白的肤色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是很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带斜视。她笔直地站着，挺着丰满的胸脯。她来到走廊，微微仰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停在那里，随时准备执行对她的任何吩咐。看守刚想锁上牢门，从里面探出一张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苍白、端正、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对玛斯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将牢门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去，那个脑袋蓦然不见了。牢房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哈哈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身对着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里边的老太婆紧贴小窗，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定一条就行。”“好歹得有个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糟。”玛斯洛娃晃了一下头，说。“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深信自己说得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现出的老太婆的那只眼睛消失不见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着看守长走了。他们沿着石砌的台阶往下走，从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监旁走过，男监的每扇牢门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边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坐着的文书将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带走吧。”
下诺夫哥罗德农民出身的红脸麻子士兵将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微笑着对他的高颧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挤了挤眼目光投向女犯。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出了院墙，来到城中石铺的街道上。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官吏都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一些人摇着头，心中思忖：“瞧，这号人行为不端，不像我们，结果弄到这样的地步。”孩子们惊恐地望着女犯，幸亏有两个士兵押着，她现在再也不能作恶，这使他们感到放心。一个卖了焦炭、在小饭馆里喝足了茶的乡巴佬走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人们的目光向她射来，她虽然未掉头，但悄悄侧目瞟了那些人一眼，人们对她的注意使她觉得快乐。与监狱里相比，这里春天的空气比较洁净，这也使她快乐，只是走在石铺路上双脚生痛，因为她久不走路，而且还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于是她瞧着脚下，尽量下脚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一群鸽子大摇大摆地走着，没人去惊动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瓦灰鸽，鸽子扑棱一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贴着女犯的耳边飞过，给她带来一股清风。女犯微微一笑，可是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喟然长叹。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这个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母亲为地主的一对老处女姐妹做工。未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按农村的惯常做法，给婴儿行洗礼，但她不给婴儿喂奶，于是这个不该出生的、妨碍干活的、多余的婴孩很快也就饿死了。
这样已经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受过洗礼，都不给喂奶，统统都是饿死。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这个孩子的命运也会同前五个一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偶然来到牲口棚，斥责女饲养工，说奶油有牛骚气。这时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处女说完奶油的事，又责备不该让产妇进牲口棚。她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婴儿，忽发慈悲之心，自愿做这个婴儿的教母。她为女婴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可怜自己的教女，常常送点牛奶和钱给她的母亲，女孩就这样活下来了。老处女两姐妹为此叫她“幸存女”。
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老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她领去抚养。黑眼睛的小姑娘很快就出落得非常活泼可爱，为此两个老姑娘常常觉得快慰。
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正是她给小姑娘行了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较为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女孩应该干活，成为贴身使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情绪不佳就罚她，甚至还打她。小姑娘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影响下，长大后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的姑娘。连她的名字也是不俗不雅的，既不叫卡季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纫刺绣，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烤食物，准备咖啡，洗洗零星衣物，有时还陪两个老姑娘闲坐，为她俩读书消遣解闷。
有人来求婚，她谁也不嫁，她觉得与那些出卖劳力的求婚者共同生活，对她这个过惯了地主家舒适日子的人来说，未免太艰难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富裕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尽管她既不敢向他表示，也不敢对自己承认。两年后这个侄子上战场时顺路拜访两个姑妈，在她们家住了四天。临走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卡秋莎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一心想着如何逃避行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但不愿好好侍候两个老姑娘，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突然发起脾气来了。她对她们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觉得懊悔，于是要求辞去活儿。
两个老姑娘也对她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从老姑娘家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当使女，可是只待了三个月，因为年已半百的警察局长却不停地纠缠她。有一次他骚扰得太厉害，把她惹火了，骂他混蛋和老鬼，而且当胸推了他一下，把他推倒在地。她因粗暴无礼遭到辞退。再找活儿已不合适，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她只好住到一个接生兼贩酒的农村寡妇家。分娩很顺利，可当时接生婆为村里有病的产妇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生下来的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送他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总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得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给的。她离开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只剩六卢布。她不懂得爱惜钱，不但自己花，别人要，她也给。接生婆收了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作两个月吃喝的钱，二十五卢布用来雇人送婴儿去育婴堂，接生婆又借去四十卢布买奶牛，二十卢布买衣服买礼品零花，所以等到卡秋莎身体复原，已经身无分文，不得不找活儿干。她在林务官家找到了活儿。林务官虽是有妻室的人，可是那副德行和那个警察局长一个样。卡秋莎进门第一天，他便来纠缠。卡秋莎很讨厌他，千方百计躲避他。可是他很世故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抓住机会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有一次遇见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在一间屋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厮打起来，结果被赶出门，连工钱都没有拿到。于是卡秋莎进城住到姨妈家里。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生活过得很好，现在没有顾主，就借酒浇愁，把能到手的东西都换酒喝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子女，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妈建议玛斯洛娃到她的洗衣店里当洗衣女工，但是玛斯洛娃看到姨妈家的洗衣女工生活实在艰辛，因此迟迟拖延着，同时到各个佣工介绍所里寻找女仆的活儿。不久活儿找到了，是到一位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太太家去。她干了一个星期后，这家上六年级、蓄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干脆不去上学了，整天缠着玛斯洛娃，搅得她不得安宁。他母亲把一切都归罪于玛斯洛娃，把她辞退了。新的活儿没找到，但玛斯洛娃在女佣介绍所里遇到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得知玛斯洛娃的处境，知道她在找活计，便给了地址，让玛斯洛娃去找她。玛斯洛娃去了她家，这位太太热情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使女去某地送一封信。晚上，一个留着斑白长发和灰白胡子的高个男子走进房间，老头子一进来，就坐到玛斯洛娃身边，两眼闪闪放光，脸上堆着笑容，仔细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隔壁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鲜嫩得很，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又叫去玛斯洛娃，说这人是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合他的心意，他什么都在所不惜。她果然令作家称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与她相会。这笔钱很快就花完了，一部分付了在姨妈家的生活费，一部分买了衣服、帽子和丝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找她，她又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还建议她搬到他单独的住处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寓所里，她爱上了同院住着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将此事告诉作家，于是她又搬进单人住的小寓所。那个店员答应娶她，可是后来却不告而别，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自己去了尼日尼，撇下玛斯洛娃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自在寓所里住下去，[1]可是人家不许她住。派出所长告诉她，只有申领了黄色执照并接受体检，才准许这样住下去。这时她只得又回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衣裙、斗篷和帽子，以为她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当洗衣女工。对玛斯洛娃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现在她同情地望着几间陋屋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枯瘦的洗衣女工，她们过着苦役犯般的生活，其中有些女[2]工已经得了肺痨病，可是她们不得不在三十度的肥皂水蒸气中不停地洗啊、熨啊，那里的窗子无论冬夏永远开着。她想到自己本来也可能去干这样的苦差事，不禁胆战心惊。
正当玛斯洛娃失却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斯洛娃早就开始抽烟，在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及被店员抛弃之后，又越来越上瘾地喝起酒来。酒之所以使她上瘾，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能使她忘却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酒能给她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自信，没有酒便没有自由和自信。因此不喝酒，她便感到苦闷和羞耻。
牙婆请姨妈吃饭，把玛斯洛娃灌醉，让她到本城最上等的妓院营生，给她列举了那里的种种好处和优势。玛斯洛娃面临选择：要么去当有损尊严的女仆，免不了受男性的追逐纠缠，与人秘密临时通奸，要么去干有保障的、合法的、安定的行当，即公开的、法律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性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通过这个途径向那个诱奸她的人、向那个店员及所有坑害过她的人报复。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诱使她作出最终的抉择，那就是牙婆对她说的，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做各种质料的衣服，比如天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或者袒胸露臂的舞服。玛斯洛娃想象着自己穿着黑天鹅绒滚边的、黄灿灿的、袒胸露肩的绸缎舞衫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交出了自己[3]的身份证。当晚牙婆雇来马车，将她送进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玛斯洛娃从此过起了违反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长期性的罪恶生活，千千万万妇女过的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利益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得到它的鼓励。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十有八九会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白天沉沉昏睡。下午两三点钟才懒懒地从肮脏的床铺上爬起来，喝矿泉水解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衣、短上衣或长衣在各个房间懒洋洋地闲逛，隔着窗帘往窗外眺望，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几声，然后洗头洗脸，往头上、身上抹油，洒香水，接着是试衣服，为衣衫不称心与老鸨吵嘴，对着镜子细照，涂脂抹粉、描眉，吃又甜又油腻的食物，然后换上袒胸露臂的鲜亮的绸衫，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客人们陆续来到，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与男人通奸，其中有青年、中年，也有半大小子、老态龙钟的老头，有单身汉，也有娶妻室的，有商人，也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也有鞑靼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身体健康的，也有患病的，有喝得醉醺醺的，也有清醒的，有行事粗鲁的，也有态度温柔的，有军人，也有百姓，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总之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各类性格的应有尽有。喊叫调笑，打架奏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通宵达旦，奏乐声不绝于耳。她们只有早晨才得脱身，方可昏昏入睡。她们天天如此，整整持续一周。到了周末，她们就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政府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认真严格，有时则失却了自然界为阻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动物的羞耻心，以调笑取乐的态度为她们检查身体，发给许可证，准许她们继续犯罪，就像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上一周所干的。于是，又开始一星期的生活。就这样，无论春夏秋冬，不分平日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在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为此她进了监狱，在与杀人犯、盗贼同狱待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三
玛斯洛娃被押解兵押着，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就要走[4]到区法院大楼的时候，她的两个收养人的侄子、那个曾经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正躺在铺着羽绒床垫、被单已经揉皱的高高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荷兰式睡衣，敞着领口，胸前的褶皱熨得笔挺，吸着纸烟。他失神地望着前方，思索着今天该办的和头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在有钱有势的科尔恰金家度过。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娶这家的小姐。想起昨晚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中另取一支，但又改变了主意。他从床上垂下两只光滑白净的脚，用脚摸索着穿上鞋，将一件丝绸长衣往圆滚滚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急促沉重的脚步，来到卧室隔壁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的盥洗室。他用特制的牙粉刷干净多处补过的牙齿，又用喷香的漱口剂漱了口，然后用各种不同用途的毛巾将浑身上下洗净擦干。他用香皂洗净双手，用小刷子仔细刷干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大洗脸盆边洗了脸和粗脖子，然后又走到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可以淋浴。他用冷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盈的白净躯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和擦得像镜子般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不同的梳子梳理他那把拳曲的、不大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部已见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比如衣着打扮用品：内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都是最高级名贵的，样样都高雅、大方、坚固、贵重。
涅赫柳多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拿了一套（从前挑选领带胸针颇感新奇有趣，如今全都无所谓了），再穿上摆在椅子上的事先刷净的外衣，现在他虽说不上是朝气蓬勃，但也算整洁干净，香气四溢了。他走进长长的餐厅。餐厅的镶木地板已由三个农民于头天擦得发亮，餐厅里摆着高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很大的、桌面可以拉长的大餐桌，雕成狮爪状的桌脚张得大大的，显出一派庄严的气势。桌上铺着浆过的绣有花字组成的大族徽的薄桌布，上面有盛着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着煮开过的奶油的壶，还有一篮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边摆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5]新到的《两个世界评论》。涅赫柳多夫刚要看信，从通走廊的门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一个身穿丧服、上了年纪、体态肥胖的女人，她头戴花边头饰，以掩盖日见其宽的头路。她是不久前刚刚在这个住宅里去世的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现在她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先后约有十年时间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旅居国外，颇具贵妇人的外貌和风度。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家生活，[6]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公爵家的女仆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的，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女仆早就来了，现在我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好的，这就办。”涅赫柳多夫说。他接过信，发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脸上的笑容，不禁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意味着信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写来的。照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打算娶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示的这种推测使涅赫柳多夫感到不快。“那么我让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拿起一把放错地方的刷桌子用的小刷子，将它放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从从容容地走出餐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送来的散发着香气的信，看了起来。“为履行我所承担的替你记事的职责，”一张纸边不齐的灰色厚纸上用尖细而稀疏的字迹写着，“现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须到庭当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您昨天以一贯轻率的态度所答应的，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除非您肯向区法院支付[7]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因为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离开，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不要忘记。玛·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还有附言：
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间。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以来针对他进行的巧妙计划的继续，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用无形的线将他与她紧紧拴在一起。不过，除了那些年纪不轻而又未热恋的人们在结婚问题上总是表现犹豫不定这一原因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他即使拿定了主意结婚也不可能现在立即就求婚。这倒并非因为他十年以前诱奸了卡秋莎，并且过后又将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完全忘却，他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结婚的障碍。原因是他现正与一个有夫之妇在私通，这种关系现在从他这头说来已经断绝，但是对方并未承认断绝。
涅赫柳多夫与女人打交道总是胆小怕事，正因为这种胆小怕事，才使那个有夫之妇产生了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涅赫柳多夫常去参加贵族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这个女人引诱他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涅赫柳多夫来说，一天天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诱惑，后来他感到负疚，他不能不经她同意就扯断这种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涅赫柳多夫才认为自己即使有心向科尔恰金娜求婚，也无权这么做。
桌子上放着的这封信正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和邮戳，涅赫柳多夫脸红了，立即感到情绪激动，每当危险临近他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次情绪激动却是毫无意义，涅赫柳多夫的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在信中通知他，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请涅赫柳多夫一定赴会，在讨论学校和道路等重大问题时给予支持，预料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将遇到反动派的强有力的阻挠。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涌现的反动浪潮展开斗争。他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以致对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一无所知。
涅赫柳多夫回忆起自己同这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所有痛苦难堪的时刻。有一次，他以为那个女人的丈夫知道了底细，准备与其决斗，他打算在决斗时朝天开枪。另一次，场面也很可怕，那个女人绝望之中跑往花园里的池塘，打算投水自尽，而他跑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之前，现在我不能到她那里去，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心中想道。一星期之前，他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信中承认自己有罪，并准备以任何方式和代价赎罪，不过他仍然认为，为了她的利益，他们的关系应当彻底结束。他等待的就是对这封信的答复，但是还没有等到。没有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征兆。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回信了，甚至还会亲自找上门来，就像以往那样。涅赫柳多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既使他忌妒难过，也使他高兴，他有望从恼人的虚伪中解脱出来。
另一封信是管理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涅赫柳多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遗产继承权，此外，对如何经营地产作出决定：是继续像已故公爵夫人在世那样经营，还是按他以往向公爵夫人建议、现在又向年轻公爵建议的方式经营，即增加农具，把原先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后一种经营方式获益更多。总管同时在信中道歉，按计划应在本月一日寄出的三千卢布稍稍耽搁了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个邮班寄出。他之所以没有及时寄出，是因为无论怎样也无法从农民手中收齐这笔钱，农民极不诚实，以致不得不请求官方采取强制措施才奏效。这封信使他既愉快又不快。愉快的是，他感觉到自己具有支配巨大财产的权力；不快的是，他青[8]年时期曾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忠实信徒，由于自己是大地主，赫伯[9]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提出的关于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惊讶。他凭着青年人的率直和果断，不仅在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还在大学里写论文论述这个问题，而且付诸行动，当时他就把一小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的，是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属于他个人的）送给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仰而占有土地。现在因为继承遗产他成了大地主，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财[10]产，就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要么以默认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往的所有想法都是错误的、虚伪的。
前一种选择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不想去做官，可是又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而且认为不可能改变。再说也没有必要，因为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果断、虚荣心和一鸣惊人的愿望，都已不复存在。后一种选择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不能否定，当初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许多年后又[11]从亨利·乔治的文章中找到光辉的论证的，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明白确凿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总管的信使他不快。四
涅赫柳多夫喝过咖啡就去书房查看法院通知，他应在几点钟到法庭，另外他要给公爵小姐写回信。要去书房必须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有一幅上下颠倒的未画完的画。画室里挂着几幅画稿。看到他已经花了两年工夫的这幅画，看到那些画稿和整个画室，他再次深切地感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再提高了。他把这一感觉解释为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审美感，但是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之前，他认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于是辞去军职。他从艺术创作的高度，以带点蔑视的态度看待其他所有工作。现在发现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心情沉重地打量着画室里所有这些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十分高大宽敞，各种摆设、家具、设施应有尽有。
涅赫柳多夫在大写字台的标有“紧急”字样的抽屉里立刻找到那张通知，上面写着必须在十一时到庭。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他感谢他们邀请，尽可能在饭前赶到。他写完后，觉得口气过于亲密，就把它撕了。于是另写了一张，可是又太冷淡，几乎是轻慢。他又撕了，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按钮。一个系着灰细布围裙的上了年纪的男仆走进门，他脸色阴沉，胡子刮得精光，但留着低低的鬓角。“请您派人叫辆马车来。”“遵命。”“另外，告诉在等回音的科尔恰金家的来人，谢谢他们东家，就说我会尽力赶到。”“是。”“这不太礼貌，可是信不能写。反正今天要同她见面的。”涅赫柳多夫心里想，走出去穿衣服。
等他穿戴整齐来到门廊，一辆熟悉的胶皮轮马车已在等候他。“昨天您刚从科尔恰金公爵家离开，”马车夫半转过衬衣白领子里黝黑、粗壮的脖子，说，“我就赶到了，看门人说，老爷您刚走。”“连马车夫也知道我与科尔恰金家的关系。”涅赫柳多夫心想，于是近来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该不该与科尔恰金娜结婚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摆在他面前，可是他对这个问题也像对他眼下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一样，左右为难，无法决断。
应当结婚的理由概括起来是：第一，结婚除了给予他家庭的温暖快乐之外，还可排除不正常的性生活，使他可能过上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理由，涅赫柳多夫希望家庭和子女能为他目前这种毫无内容的生活增添意义。这就是应当结婚的全部理由。而不该结婚的理由概括起来是：第一，害怕丧失自由，这是所有中年单身汉所共有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命体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具体说来，恰恰应该同米西（科尔恰金娜名字叫玛丽亚，如同名门望族所有家庭一样，也给她起了一个诨名）结婚的理由有：第一，她出身贵族家庭，无论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倒不是超群脱俗，而是一种“正派”，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这种品质，但是他对这样的品质极其推崇；第二，她比任何人都看重他，因而在他看来，她是了解他的。对他的了解，也就是说对他的种种高尚品格的承认，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正是她聪明过人、判断准确的明证。不该与米西结婚的理由有：第一，完全有可能找到比米西优点更多因而与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以往肯定有过恋爱经历，这个想法颇使涅赫柳多夫苦恼。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她以往曾经爱过除他之外的别人。当然，她不可能知道后来她会遇上他，然而，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别人，他就觉得受了侮辱。
结果，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相差无几，至少这两类理由势均[12]力敌，不分上下。涅赫柳多夫嘲笑自己成了布里丹笔下的驴子。他始终下不了决心，不知道应该选择两捆干草中的哪一捆。“其实，在接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之妻）的回信之前，在彻底了断那个关系以前，我的确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
意识到自己可以、而且应该拖延一段时间再作决定，他感到愉快。“总之，这些事以后我会仔细考虑的。”他对自己说，他的轻便马车此时已经无声地驶到法院门口的柏油路上。“现在我应当认认真真地履行社会职责，就像我以往一直这样做，而且认为应该这样做的那样。再说，这种事常常是很有趣的。”他对自己说，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前厅。五
涅赫柳多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走廊里已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法警们手拿公文，时而疾步行走，时而大步奔跑，脚不离地，拖着地板，来回奔忙，气喘吁吁。民事执行吏、律师、法官们也是来去匆匆，马不停蹄，那些原告和不曾拘押的被告没精打采地在墙脚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那里，等待开庭。“区法庭在哪儿？”涅赫柳多夫向一个法警打听。“您要找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也有高等法庭。”“我是陪审员。”“那么是找刑事庭。您该说清楚。从这儿向右走，再向左，第二个门便是。”
涅赫柳多夫按法警的指点走去。
在他要找的门的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高大肥胖的商人，慈眉善目的，显然是吃饱喝足了，此刻心情十分愉快；另一个是犹太店员。两个人正在谈论羊毛的价格，这时涅赫柳多夫走近前来，向他们打听，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是这儿，先生，是这儿。您和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面目慈善的商人乐滋滋地眨着眼睛问道。“好呀，我们一起共事，”得到涅赫柳多夫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接着说道，“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说着，他伸出柔软、宽大、肥厚的手。“是该干些事。请教贵姓？”
涅赫柳多夫说了自己的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这间不大的议事室里已有十来个各种各样的人。全都是刚刚到，有些人坐着，有些人来回走动，互相打量着，然后是互相自我介绍。其中一个是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他人都穿礼服和便服，只有一人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
尽管其中许多人都是搁下别的事情来当陪审员的，而且他们嘴上也说陪审员是件麻烦事，但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流露出某种得意的神色，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从事重大的社会公益事业。
互相通报过姓名的陪审员，或者互相猜测对方是陪审员的人们，大家都在交谈，谈论天气，谈论早到的春天，谈论行将审理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还不认识的陌生人，一个个都过来与他结识，他们显然认为这是非凡的光荣。而涅赫柳多夫像往常处在陌生人中间那样，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肯定无法回答，因为他的全部生活并未表现出任何特别优越的地方。至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他穿戴的内衣、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这些都不能成为他自以为优越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又毫不怀疑地承认，自己有这种优越感，对于别人对他表示的恭敬处之泰然，一旦没有恭敬便觉得受了侮辱。现在议事室里就有人对他表示不敬，使他不得不产生受辱之感。陪审员中有一个涅赫柳多夫认识的人。这个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涅赫柳多夫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姓，甚至因此而感到些许得意），曾是他姐姐的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个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大学毕业后现在成了中学教师。涅赫柳多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如涅赫柳多夫姐姐所说的“平民式的作风”一向十分反感。“啊，连您也扯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哈哈大笑，“您没能逃避掉？”“我根本就没想逃避。”涅赫柳多夫严厉而冷淡地说道。“啊，真是公民的忘我精神。走着瞧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时候，您就不会唱这个高调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他的笑声更响亮了。“这个大祭司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称呼‘你’了。”涅赫柳多夫心里想，脸上露出极其悲伤的神情，如此悲伤的神情只有刚刚听到亲人一齐死光的噩耗才可能出现。涅赫柳多夫撇下他，走向人群。那群人围着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胡子刮得精光、正在兴致勃勃地说话的先生。这位先生说的是民事法庭现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他似乎很了解，提到法官和名律师时他都称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在述说那个名律师如何神通广大，竟然不可思议地将案子翻过来，迫使一位年迈的太太平白无故地付给诉讼对方一大笔钱，虽然老太太完全有理。“真是一位天才的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他说，有几个人竭力想插嘴说说自己的见解，但都被他打断，似乎唯独他一人真正了解案子的全部详情细节。
尽管涅赫柳多夫来得很迟，他也不得不久久地等待。耽搁到现在还开不了庭，是因为一位法官还没有到。六
法庭庭长今天早早来到法院。他高大而又肥胖，一大把络腮胡子已经变得花白。他虽有妻室，但是生活极其放荡，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各管各，互不干扰。今天早晨他接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今天下午三点至六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这个瑞士女人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现在从南方去彼得堡，途经本城。由于这个缘故，庭长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以便在六点以前能与这位火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会面，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与这个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咔嚓一声锁上房门，从文件柜的底层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向下各做了二十个动作，然后高举哑铃，轻松地做了三个下蹲动作。“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保养方法了。”他心想，并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左手抚摸右臂上紧绷的肌肉。他还要做一套击剑式的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件之前都要做这两套运动），这时房门推动了一下。有人想把门打开。庭长匆匆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打开。“对不起。”他说。
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走进屋，他个子不高，双肩耸起，脸上愁眉不展。“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有来。”法官不满地说。“还没来，”庭长边穿制服边说，“他总是迟到。”“真奇怪，他怎么会不害臊。”法官说，气呼呼地坐下来，掏出纸烟。
这个法官办事太认真，今天早晨他跟妻子闹了一场不愉快，因为妻子把应该用一个月的钱提前统统花光了。她求他预支一点钱，可是他说他不能违例，结果大闹了一场。妻子说，既然这样，家里不开饭了，他别想回家吃饭。说到这里，他就走了。他害怕她说了真做，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瞧，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生活倒是这个下场。”他暗自思忖，眼睛望着面前这位容光焕发、身体健壮、快快活活、性情温和的庭长。此刻庭长大大地伸开两肘，用两只细嫩白净的手将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理拨到绣花衣领两侧。“他永远心满意足，快快乐乐，可我总是受折磨。”
书记官走进屋，送来一份卷宗。“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烟。“我们先审哪个案子？”“我看就审投毒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嗯，好吧，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他认为这个案子四点之前可以审结，之后就可以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来？”“还没来。”“那么布列韦到了吗？”“到了。”书记官回答。“如果您见到他，那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案。”
布列韦就是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出庭提起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出门来到走廊，遇见了布列韦。布列韦两肩高耸，制服纽扣没有扣上，腋下夹着公文包，沿着走廊疾步走来，几乎是一路小跑，鞋后跟橐橐地敲击着，那只空着的手在胸前使劲摆动着。“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让我问您，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道。“那当然，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个案子？”“投毒案。”“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不认为这有什么好。他昨夜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玩纸牌一直玩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坐马车到玛斯洛娃六个月前所待的那家妓院玩女人，因此恰恰没来得及阅读有关投毒案的卷宗，所以现在想粗粗浏览一遍。书记官明知道他没有看过投毒案的卷宗，却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按思想方式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布列韦则是保守派，他像所有在俄国做官的德意志人一样，对东正教特别虔诚。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对他的职位又很羡慕。[13]“喂，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我说过了，我无法提起公诉，”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其实没有关系……”“我不能。”副检察官说，他仍然那样摆动着那只手，跑向自己的办公室。
他用一个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证人不能到庭作借口，拖延审理案件，只是因为这个案子如果由知识分子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那有可能宣告无罪而结案。如果与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必然转到县城法庭去审理，那里农民陪审员较多，因此判罪的机会也更多。
走廊里人来人往，越来越热闹。大部分人聚集在民事审判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刚才那位仪表堂堂、喜好打听讼案的先生向陪审员们陈述过的案子。休庭的时候，从民事审判庭里出来一个老太婆，那位天才的律师已经将她的财产剥夺，交给那个毫无权利占有这份财产的生意人。生意人无权占有，这一点法官们都知道，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清楚。但是他们想出来的计策很刁钻，非得让老太婆拿出财产交给生意人不可。老太婆身材肥胖，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帽子上插着大花朵。她走出门，站在走廊里，摊开又粗又短的双手，对着她的律师反复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帮帮忙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花，想着自己的心事，对她的话充耳不闻。
那个著名的律师在老太婆之后快步走出民事法庭，他那大敞着的坎肩的硬胸熠熠闪亮，得意洋洋的脸上也是神采奕奕。他已经使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多卢布。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律师投来，他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全部姿态似乎在说：“丝毫不必表示忠诚。”他从大家身旁匆匆走过。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那个身体消瘦、颈脖很长、步子歪斜、下嘴唇也歪斜的民事执行吏走进了陪审员议事室。
这位民事执行吏是个实在人，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不管什么职位他都保不住，因为他狂饮成癖。三个月以前，他妻子的靠山，一位伯爵夫人，为他谋得这份差使，他至今还保着这份差使，为此他很高兴。[14]“怎么样，先生们，人到齐了吗？”他说，戴上夹鼻眼镜，从眼镜上方瞧着。“好像到齐了。”快活的商人说。“我们来核实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页纸，开始点名，每点到一人，他或者从眼镜上方，或者透过眼镜朝对方看一眼。“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是我。”仪表堂堂、熟知各种讼案的先生说。“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到。”一个穿着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应声答道。“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是我。”性情温和的商人咧着大嘴笑吟吟地说，“都准备好了！”“近卫军中尉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公爵。”“我是。”涅赫柳多夫应道。
民事执行吏从眼镜上方望着涅赫柳多夫，特别恭敬优雅地朝他鞠了一躬，仿佛对他与众不同。“上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等等，等等。
除了两人，其他全到了。“现在，诸位先生，请进入法庭。”民事执行吏以优雅的手势指着门说道。
大家都纷纷起身，互相谦让着走出门，来到走廊上，又从走廊进入法庭。
法庭是一个又大又深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一个高台，台边有三级台阶。高台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绿呢桌布，桌布边缘饰有深绿色流苏。桌子后边放着三把圈椅，橡木椅背很高，雕刻着各种花纹。圈椅后边的墙上挂着镶金边的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幅色彩鲜明的[15]将军全身肖像。将军穿着军服，佩着绶带，手扶军刀刀柄，两脚稍息姿势。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边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圣像前摆着一个读经台。右侧还有检察官用的斜面高写字台。与写字台相对的左侧，靠后摆着书记官的一张小桌，靠前离旁听席较近的地方，有一道光滑的橡木栏杆，里边摆着供被告坐的长凳，现在长凳还空着。高台的右边摆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高背椅子，高台下边的右侧摆着几张供律师用的桌子。法庭被一道栏杆一隔为二，上述所说的都是法庭的前半部。法庭的后半部摆满了一排排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到后墙根。在法庭后半部前排的几条长凳上坐着四个既像女工又像女仆的妇女，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豪华摆设的威严所震慑，因此怯生生地低声交谈着。
陪审员落座后，民事执行吏便踉跄着走到台中央，他像是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高声喊道：“开——庭！”
大家起立，法官们登上高台。领头的是肌肉发达、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的庭长，其次是戴金丝边眼镜的、脸色阴沉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因为就在开庭前，他遇见了在法庭见习的内弟，内弟告诉他，他刚去过姐姐家，姐姐对他说，家里不开饭了。“看来，我们只好上小酒馆了。”内弟笑着说。“没有什么可笑的。”阴郁的法官说，他的脸色愈发阴沉了。
末了，上台的第三个法官便是那个一向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他留着大胡子，善良的眼睛大大的，眼角往下耷拉着。这位法官长期患有胃炎，今天早晨开始根据医嘱采用新疗法，正是这个新疗法使他在家耽搁得比往日更久。此刻他登上高台，脸上的神情特别专注，因为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来预测自己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最终答案。现在他就在算卦，如果从办公室门口到圈椅所走的步数能被三整除，那么新疗法定能治好他的胃炎。如果不能整除，那就治不好。本来应该是二十六步，可是他又多走了一小步，结果正好是二十七步走到他的圈椅跟前。
庭长和法官身穿衣领镶金线的制服登上高台，他们的确气度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三个人仿佛都为自己的庄严气势而发窘，赶忙谦虚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的桌子后边的雕花圈椅里。桌子上竖立着一个雕有鹰的三角形器物，还摆着几个像小餐室里放糖果用的玻璃缸，另有一个墨水瓶，几支羽毛笔，一叠上等白纸和几支新削的、长短不一的铅笔。副检察官与法官们一起走进来，他仍然是急急匆匆，腋下夹着公文包，仍然那样摆动着手，走向他那靠窗的座位，并立即埋头阅读和反复浏览文件，他要争分夺秒地做好审讯的准备。这位副检察官出庭公诉还只是第四次，他功名心极强，一心想向上爬，因此认为，凡是由他提起公诉的案件，最终都必须判刑。这个投毒案的实质他大致明白，而且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论据，他现在正从卷宗中匆匆摘录这类论据。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端，他已将可能需要当庭宣读的所有文件准备就绪，正在看昨天弄到并已看过的一篇遭查禁的文章。他很想与持有相同观点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所以想在交谈之前再好好看一遍。八
庭长看过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命令传被告到庭。栏杆后边的门立即打开，进来两个头戴军帽、手握出鞘军刀的宪兵，跟着进来的先是一个头发火红、满脸雀斑的男被告，然后是两个女被告。那个男子穿着囚衣，囚衣又长又肥，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他走进法庭，两手的拇指翘起来紧贴着裤缝，不让长得过分的衣袖滑落下来。他既不看法官，也不看旁听者，而是死死盯着他正在绕行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凳子的一边，留出位子给别人坐。他两眼紧盯着庭长，面颊的肌肉抖动着，就像在轻声说着什么。紧随其后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妇女，她也穿着囚衣，头上裹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没有眉毛和睫毛，一双眼睛通红通红的。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位子旁边，囚衣被什么东西钩住了，她不慌不忙地尽力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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