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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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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基因”(吴晓波细说商业史04)

企业家的“基因”(吴晓波细说商业史04)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企业家的“基因”(吴晓波细说商业史04)作者:吴晓波排版:蕾蕾出版社: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6-12-06本书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企业家人物传王石的“基因”是哪里来的?

我对百年中国公司史的关注,最初是被万科的王石勾起来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很快,这一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频繁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在当时,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的城市为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财2000万余两,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几乎就在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过去,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也显得十分的暧昧。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1911-1949之间,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也许从三十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道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主角是当时首富胡雪岩,结果是他倒掉了。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是一个传奇。他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还是清朝300年唯一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1882年,胡雪岩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金,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都是由他一手操办。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可是,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

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自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而19世纪60年代之后,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原材料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另外,还有资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做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

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

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爆发,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红顶商人”以一种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殒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杜月笙贩毒记

杜月笙建的杜氏祠堂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甚至有人说,当时全球每8包海洛因中有7包出自杜月笙。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符号化的商品”。在19世纪初,英国商人靠它敲开了封闭的帝国大门,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终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9世纪末,英国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鸦片生意,而生意犹在,成为各地军阀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政府贩毒,当然需要一个商业上的合作者,被选中的人就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这是一个很多年后仍然难以准确评价的人,他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领袖、政府的忠诚合作者、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众多企业的所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这些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华丰造纸公司董事,以及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上海正始中学创建人等等。唯一当面采访过杜月笙的外国记者伊洛娜·拉尔夫·苏丝在《鱼翅与小米》一书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此人时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长长的双臂毫无目的地来回摆动。鸭蛋形的头显得很长,头发却剪得很短,前额好象向后去了一大块,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黄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呕的烟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冷冰冰的手。”因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杜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全国禁烟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领导者。

杜月笙的胆大妄为,在后世人看来十分具有戏剧性。曾经是蒋介石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记录了一个故事: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兼财政大管家,是极其霸道的一个人。1928年,孔的夫人宋蔼龄在跟杜月笙的交谈中透露政府将在外汇交易中采取某种应急措施,杜回去后当即进行投机操作。

谁料,政策突变,杜月笙损失了5万英镑。杜要求赔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高桥建成杜氏祠堂,轰动一时,据称有8万人参加了落成庆典。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伊洛娜·拉尔夫·苏丝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有人甚至计算,当时全球的8包海洛因中,就有7包出自杜月笙。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虞洽卿怎样“背叛”了自己

近段时间,在研读民国商业史的时候,我常常好奇地想要知道,在1927年2月的一个春夜,商人虞洽卿与同乡蒋介石到底进行了怎样的一番对话?在我看来,整整80年前的那场至今无从得知细节的对话,对中国商人阶层的集体命运造成了让人扼腕的改变。

那场神秘对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抵达南昌,剑锋直指上海。在此背景下,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代表上海商人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北伐军总司令、比他小20岁的宁波老乡蒋介石。

这时候,摆在虞洽卿们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军阀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上年10月,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其三,就是投靠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日后可见,上海商人对旧式军阀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与劳工阶层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也南辕北辙。虞洽卿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在他看来,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虞洽卿与蒋介石在南昌相晤甚欢。没有确凿的史料显示,他们具体达成了怎样的默契,不过,日后事态的演变可对此进行清晰的推测。

3月21日,上海劳工发动武装起义成功,暴动者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虞洽卿被任命为19位临时政府委员之一。对此任命,他不置可否。

3月26日,蒋介石军队进城。当晚,虞洽卿即赶到枫林桥公署拜见蒋介石。其后数日,他接连安排上海各界行业公会的大商人与蒋一一会面,众商人承诺向蒋认捐500万元,“用于维持上海安定”。便是在商人阶层的合谋与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民党部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武器枪支1700余条,死伤300余人。当日,虞洽卿等4个名列临时政府委员的知名商人宣布辞职,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

追求自治的上海商人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黯然的讽刺。他们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剧的开幕。“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的预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再说席家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到1890年前后,沿外滩一带,已经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黄浦滩12号为英资汇丰银行、14号德资德华银行、15号华俄道胜银行、18号英资麦加利(渣打)银行、31号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其他还有英资有利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记录。

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元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了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贴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却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席家与民国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的弟弟宋子良。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如此错综庞杂的生意和社会关系,让席家变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虚言。在买办阶层崛起之前的两百年间,国内商业多为晋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别在长江流域,靠贩盐和生丝买卖起家的徽商势力最盛,然而到19世纪后期,买办财势已隐然超越,当时上海便有谚语称,“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因为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于沪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喜欢它的时尚人士不少,却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来历了。第二章 民国企业家的责任“五四”背后的企业家

在5月4日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这年1月,一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在对德合约上,和会竟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居然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学生游行到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时,火烧曹宅,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军警给予镇压,逮捕学生32人。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激起进一步的抗议。5月下旬,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宣告罢课。6月11日,曹、章等人被免职,总统徐世昌辞职,月底,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集权丧失的乱世常带来思想和文化的活跃。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以及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明亮、骚动、充满了无边的忧伤的日子。各种思潮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举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的引爆点在北京大学,它的发生地在天安门广场,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正如后世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所说,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事实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间,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及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学生抗议而已。在青春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外,以工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业力量便可能就是那些起着重要的作用、却不被人注意到的“广场背后”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起来,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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