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文集：读史札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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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文集：读史札记试读：

今世俗无不知有盘古氏者，叩以盘古事迹，则不能言，盖其说甚旧，故传之甚广，而又甚荒矣。

盘古故事，见于《五运历年记》者曰：“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据《绎史》卷一引。见于《述异记》者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据《汉魏丛书》本。《绎史》无末十一字。见于《三五历记》者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据《绎史》卷一引。案《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昙》（Aitareya Upanishad）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外道小乘涅槃论》云：“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经》云：“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五运历年记》《三五历记》之说，盖皆象教东来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述异记》首数语，即《五运历年记》之说。秦汉间俗说亦同。此说疑不出秦汉间，任氏误也。至其所谓先儒说、古说、吴楚间说者，则皆各自为说，与上诸说不同。《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此二者即一事，皆谓其身生存，不谓已死，《述异记》所谓先儒说及古说者盖如此。《路史》谓：“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阴晴。”《初三皇纪》。可见《述异记》所谓古说者流传之久矣。至其所谓吴楚间说者，则盘古氏明有夫妻二人，与一身化为万有之说，尤厘然各别。

盘古即盘瓠之说，始于夏穗卿。见所作《古代史》。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盘瓠事迹，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其说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水经·沅水注》与此说同而辞较略，云：“今武陵郡夷，即槃瓠之种落也。其狗皮毛，适孙世宝录之。”夏氏谓汉族古帝，踪迹多在北方，独盘古祠在桂林，墓在南海，疑本苗族神话，而汉族误袭为己有。案干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谓“岁首祭盘瓠，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叩槽群号为礼”。《文献通考·四裔考》引。而今粤西岩峒中，犹有盘古庙，以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此予昔所以信夏氏之说也。由今思之，殊不其然。凡神话传说，虽今古不同，必有沿袭转移之迹，未有若盘古、槃瓠之说，绝不相蒙者。《后汉书注》云：“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水经注》云：“武水源出武山。水源石上，有槃瓠迹犹存矣。”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槃瓠像也。”《路史·发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槃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注》云：“黄闵《武陵记》云：山半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兽，石羊，奇迹尤多。《辰州图经》云：隍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四曰犵獠。虽自为区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鲊，椎鼓踏歌，谓之样。样，蛮语祭也。云容万人，循俗之妄。”自唐迄宋，遗迹依然，足见《后汉书》所谓槃瓠者，实仅指武山一种落。《后汉书》说虽荒唐，中实隐藏实事。如衣服，居处，语言，俗尚，及中国待之之宽典等。独力、仆鉴，盖其衣结之名。精夫之精，义虽难解，夫固汉族称长上之辞，如大夫、千夫是也。姎徒尤确为汉语。其事托之高辛者，楚之先，为高辛火正。楚与吴世仇。吴将军，盖本谓吴之将军。复以槃瓠狗种，称其人为犬戎，以冠吴将军上，遂若吴为其人之氏族矣。《公羊》言“楚王妻”，同姓为昏，楚盖自有此俗。《广韵》槽獛字注引《山海经》云：“獛铅，南极之夷。尾长数寸。巢居山林。”今经无。《后汉书》述哀牢夷，亦云“衣皆着尾”。濮之先，固亦在荆、豫之域，《左氏》：“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昭公九年。又云“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是也。昭公十九年。将军，战国后语。金以镒计，封以户数，亦皆秦汉时制。然则槃瓠传说，盖起于楚，而经秦汉后人之改易，所指固不甚广，其原亦非甚古也。孰与夫盘古之说，东渐吴会，南逾岭表，且视为凡生民之始者哉？《路史》又谓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庙祀；又引《元豊九域志》，谓广陵有盘古冢庙；与所谓荆湖南北，以盘古生日候月阴晴者，固与槃瓠渺不相涉。《述异记》谓：“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盘古亦自有种落，此当与南海之盘古墓、桂林之盘古祠有关。吴楚间盘古之说，盖亦同出一原。惟本夫妻二人，故有墓；若一身既化为万有矣，又何墓之有焉？岂闻创造天地万物之神，乃待以衣冠为冢者哉？然其与槃瓠之说，不可绲而为一，则又无待再计矣。《路史》又引《玄中记》云：“高辛时，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浮之会稽，东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犬封氏。《玄中》之书，《崇文总目》曰不知撰人名氏，然书传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记》，而《山海经注》狗封氏事，与《记》所言一同，知为景纯。”罗氏因谓槃瓠之说，乃因《山海经》而讹。今案《海内北经》云：“在昆仑墟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注》云：“昔槃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民也。”又曰：“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注》云：“黄帝之后卞明，生白犬二头，自相牝牡，遂为此国，言狗国也。”郭《注》又云：“《周书》曰：犬戎文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时献之。《六韬》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项若鸡尾，名曰鸡斯之乘。《大传》曰：驳身朱鬣鸡目。《山海经》亦有吉黄之乘寿千岁者。惟名有不同，说有小错，其实一物耳。今博举之，以广异闻也。”《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注》云：“言自相配合也。”案郭注《海内北经》之犬戎，即本《大荒经》为说。《书大传》所云犬戎文马，即散宜生取之以献纣者，其为西北之国可知。《海内北经》“犬封国曰犬戎国”，曰上当有夺字。《经》本不以犬封、犬戎为一，《注》意尤皎然可明，谓其由一说传讹，似近武断。会稽海中，不知果有槃瓠传说否？即使有之，亦武山种落，播越在东，或则东野之言，辗转传布；要不容与盘古之说并为一谈也。《路史》又引《地理坤鉴》云：“盘古龙首人身。”《地理坤鉴》，非必可信之书，然小道可観，其言亦时有所本。《鲁灵光殿赋》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牺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又云：“《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画壁之技，必自古相传，匪由新创。古帝形貌，皆象龙蛇，则以文明肇启，实在江海之会也。会稽、南海，皆尊盘古，固其宜矣。是其年代，必远在高辛之前，安得与槃瓠之说并为一谈邪？（二）古史时地略说上

古史者，史之阙误最甚者也，得史前史以相证补，为益可谓弘多。然史前史之年代，远较古史为长；其地域，亦远较古史为广；不审所欲补证者，略在何时何地，而贸然引古迹以相明，则谬矣。如今人或以周口店之遗迹与伏羲氏事相傅会是也。然则欲治古史，不可不先审其所述者略为何时何地之事明矣。然一言及此，人必以为甚难，以古史所述，二者皆极茫昧也。

试论其时。最使人遑惑者，为其所说年代之长。《广雅·释天》曰：“天地辟设，人皇以来，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曰：“《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岂不使人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今案将古史年代说至极长者，其说皆出纬候；而其所借资者，则为历法。《续汉书·律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三统历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是时之人，以一切演进之迹，皆为两间自然之运，而古书述诸演进之迹者，悉傅诸帝王一人之身，纬说好为侈大，乃借资历法，假设一天地辟设之年。而以古书中诸帝王分隶其后，则其历时不得不极长。如《礼记》大题《正义》引《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艺论》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谯周《古史考》：“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曲礼正义》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祭法正义》又引《命历序》云：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少昊传八世，五百岁；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则是物也。知其所由来，则知此说原属假设，本不能据为典要，亦无人据为典要，可以置诸不论也。此说虽荒唐，亦有一用处，树立古史纪年之法是也。史有确实之纪年甚迟，而治古史者所欲求则甚远，不必史前史，即昔人之所著，其去确实之纪年亦远矣。以确实之纪年为元，自此以前，不得不逆计，究极不便。假设一较远之年为元，则此弊免矣。

古史所言古人年寿，亦不足据。《大戴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荣伊之言，固不近情；孔子之言，亦岂中理？今案古人述人事迹，大抵先定其寿为百年，乃以其事分隶之。《史记·五帝本纪》言：“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古四十而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帝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在位三十九年，适百岁也。然如此，则尧只得九十八，故又有为之弥缝者。《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是也。此举其立说最密者，余类此者尚多。《书·无逸》言殷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残碑作百年。《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言百年者皆旧说也。《礼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亦以文王之年为百岁也。此盖古人好举成数之习？《汉书·律历志》讥张寿王言舜、禹年岁不合人年，此亦不免焉。然较诸纬说之弘大不经，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矣。

史事不能臆说，亦不能凭记忆以约略言之，故前二说皆不足用。求可信者，必资记载。记载为史官之职。古代史籍传诸后世，可为考校年代之资者，“谱谍独记世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语。为用最微。记言之史，或具一事之年月，而前后不能贯串。惟记事之史，多用编年之体，有历时甚久者，传之于后。古史之年代，固可大详，即或不然，亦可以诸国之史，互相校补，其为用诚甚大也。《汉书·律历志》曰：“《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即以各国之史互相校补也。《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遍藏各国之史也。秦人焚书，于凡《诗》《书》，关系实浅。自汉以降，更无祖龙，而诸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皆佚多存少，果何往哉？惟史记在秦时为官书，使无祖龙之焚，汉代所存，决不止此。考证之方，愈后愈密，史籍之存者多，古史年代之详明，亦必不止如今日矣，诚可惜也。《史记·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此所据者为谱谍。又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此所据者，为编年之史。又曰：“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所据者，则记事之史也。《史记》纪年起于共和，早于《春秋》所托始者百十有九年。《韩非子·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记》谓史记，云周宣王以来，盖所见者止此。宣王元年，后于共和者十有四年。足见诸家所考得之年代，大略相近，然非此之外遂无可考也。《三代世表》又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此即《十二诸侯年表》所谓“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者。谱谍即《世表》所著。数家隆于神运，《表》言“汉相张苍，历谱五德”，是其一事。历人取其年月，若张寿王者即其一人。其所言者固未必可信，然合多种记载，以天象人事互相校勘而求其年，其法固不可谓误。不能因用之者之不善，并其法而抹杀之。安得谓夫子所弗论次者，遂终于不可论次哉？刘歆所作《世经》，盖用此法之较善者，观其所言与古人所传之都数略相符合可知。《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曰：“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合。古人言数，固不审谛，然于其大致，则众相传，必不致大谬也。然则其所推得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合二千有四十六年者，与实际相去，必不能甚远也。《续汉书·律历志》：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缪数百。此不必非歆之误，然论无纪年之古史，而所差不过数百，已不为大误矣。

然即谱谍亦非绝不足用。何者？人寿长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见其年岁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古代列国谱谍已多无存，故《世表》所次，仅在共主。以后世之事况之，自夏以后，犹元自仁宗以后也；五帝之世，则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诸帝王，则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现矣。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诚无从推测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则虽纪年之史料尽亡，仍可据人寿之定限，以为推测之资也。亿定人寿为百年，诚不可信。然所假定为百年者，其寿及其执政之时，均不能甚短，则理无可疑。然则黄帝、高阳、髙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为古人所谓一世，似不嫌多，然则三帝合为九十年，以与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谶纬既兴之后，有无殊不可知。即谓可信其有，亦或同时并立，而非前后相承，古各地方演进之深浅不同，故其人之见解新旧亦互异。如许行见解即甚陈旧。盖其所为之神农之言，流行于僻陋之区也。使非见于孟子书，著于孟子与其弟子辩论之语，人将疑其不出战国时矣。然则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于杞，商不必不出于宋，周不必不出于鲁，亦或同时并立，非必前后相承也。诚以阙疑为是。然其事迹符合于社会演进之序者，其人亦决非子虚。儒家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而韩非子以有巢氏与遂人氏并举，《五蠹》。《庄子·盗跖篇》以知生之民与有巢氏之民并举，“知生”亦即遂人氏也。于行事当有所见，则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则更延长其所占之年，谓其各历百年，亦不为过，则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当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自周之亡至于今，又历二千二百有余岁。然则谓中国古史，始于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虽不中，当不远也。

论地域亦有大略可言。东西洋之文明，缘起与传播皆异。西洋开化，起于欧、亚、非三洲之交，幅员较广，地形亦较错杂，故其文化亦多端。希腊、希伯来之异辙，即其显而易见者也。东洋则中国，盖其缘起于江河下流，幅员较小，地形亦较画一。故论中国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诸邃古殊难质言，若求诸四五千年之前，则初不难断。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骤变。古代风俗：食以鱼与植物为主；衣以麻、丝，裁制宽博；居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钱币以贝为主；宗教敬畏龙蛇；皆足证其起于巨川下流与海交会之地，此固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史称其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与蚩尤战于涿鹿，有战事相证，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开河也。涿鹿、阪泉，实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别有考。论其地，则服虔谓在涿郡，张晏、皇甫谧谓在上谷，《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皆以汉世郡县名相附会，不足据。纣都朝歌，其游乐之地在于沙丘，盖即武王克殷后狩禽之所。见《周书·世俘》。尔时尚为兽蹄鸟迹所萃，安得黄帝时乃为名都？《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古书，较可信据，则涿鹿实在今铜山附近也。《史记·五帝本纪》言：“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古南方之水皆称江。《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可见古所谓四渎者，特就所居附近之水言之，如宋代之有四河耳。若水，《水经》谓出旄牛徼外，至朱提为泸江，乃以蜀山之蜀为后世巴蜀之蜀，致有此误。《吕览·古乐》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辞·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说文·部》：“，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木也。”王荨友曰：“《石鼓文》有字，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字之象根形。是以《说文》之木，他书作若木。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集韵》《类篇》：桑古作。《说文》收若字于部，从右声，亦似误。”此说甚精，若水实当作桑水。《东山经》曰：“《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又曰：“《东山经》之首曰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空桑即穷桑，其地当近东海也。《周书·史记》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独从蜀声，蜀山即独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也。《御览·州郡部》又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以舜为东夷之人，则五帝实迄未易地也。然汉族之肇基，尚不在是。《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可见华族古代自称其地曰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不居河洛之间，嵩高自非中岳。《释地》又曰：“中有岱岳。”其初盖以泰岱为中，故封禅告成功者必于是也。古称异族曰夷、蛮、戎、狄，特以方位言之，若论民族，则东与南，西与北其实是一。故《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发之被，为髲之借字。下西戎被发之被，为辫或作编之借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同不火食。“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同不粒食。法俗不能骤变，前已言之。古于发饰甚严。北人辫发，南人断发，中原束发，恰成三派。南方之民，古称曰越，即后世之马来人。盖在江淮之域，居汉族之南。河济之间，直北为海，向西北则地较荒寒，故其开拓南向，至彭城附近，而与越人遇。三苗实居前行。俘其文身之人，则以为奴隶。其后本族之有罪者，以为奴，侪诸异族，即以异族之饰加之，黥刑于是乎兴。抑古之刑施诸本族者，本不亏体。至于亏体者，非降敌即间谍。其人既以异族自居，则亦以遇异族之道遇之，此五刑之所由作。中国奴隶社会究起迄于何时，今日尚无定论。三苗其奴隶社会欤？古书传其事迹多侈而虐，其以是欤？然三苗在当日，实未因俘翦越人而获利，而转以其侈而虐，为姬姓所败焉。然姬姓亦未能据姜姓之地，终乃并其故居之地而弃之。何哉？古书所言禹治水之事，若《禹贡》等，什九皆出傅会，此在今日，事极易见。禹自道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海为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之海，川为自然水道，畎、浍则人力所成也。孔子之称禹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真实史迹之可考者，如此而已。然自禹以降，遂不闻更有水灾，而使后之人兴微禹其鱼之叹者，何哉？自黄帝至舜，皆居彭城，而《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伯阳父谓“伊洛竭而夏亡”，《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襄公四年。而《楚辞·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皆以夏在河洛之域，何哉？累世沉灾，实非一时所克澹。自禹以降，盖稍西迁以避之。旧居之地，水灾深，水利亦饶，水利饶则耕作不待加功，而流于怠惰；水灾深，人力又无所施。而新迁之地，则适与相反，故其孟晋，反出旧居之上。西迁以后，故居之地，虽有水患，载籍无传，历久亦遂忘之，此后之人所以有微禹其鱼之叹也。晋之先为唐国，周公灭之，以封叔虞。《史记·吴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此中虞、吴，当本同字，故以中国、夷蛮别之。北方之虞，初盖舜后所居也。《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水经·渭水注》：“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阪泉、涿鹿，皆在东方，炎帝所长之姜水，决不能在岐下，盖其西迁后尝居于是耳。然则迁三苗于三危，亦非必尽出迫逐，盖亦因其自迁。后世申、吕、齐、许之祖，皆在西方，亦由是也。《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日中为市”，而《吕览·勿躬》云“祝融作市”，盖即一事，传者异辞。祝融盖即遂人氏之族，其大者如大彭、偪阳、邹、莒皆在东方，而西迁之芈姓尤大。芈姓初与鬼方为昏，鬼方盖即纣时之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宋于庭说，见《过庭录》。然则古代自东徂西之族多矣。要之自黄河下流，上溯至泾渭之间，南薄江、汉、淮水，则中国古史所及之区域。其远于此者，纵有传闻，必不审谛。睹《红崖刻石》而以为殷高宗伐鬼方纪功之辞，则不必审其文字之为真为伪，举其地而已知其非古人远迹所至矣。（三）古史时地略说下

予作《古史时地略说》，述古事止于夏初，以自此以降，史事稍已明白，不待辞费也。然古代西迁之一支，与留居旧地者，彼此之间，似颇有隔碍，久之而后消释浄尽，则治古史之家，能留意及此者甚鲜。今故不惮辞费，更陈其略焉。

夏室自启一传，即有五观之乱。《周书·尝麦》曰：“其在殷之五子，此即后来盘庚所居。《书·盘庚疏》引郑玄曰：“商家自徙而号曰殷。”盖其地本名殷也。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彭寿盖即舜时之彭祖，以其寿考而称之。夏室西迁，彭城之地，盖为彭祖所据，其后遂为大彭，东方之名国也。然虽有此相扶翼，仍无救于羿、浞之乱。羿、浞之事，见于《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杜《注》释其地多在今山东，其说殊不足信。古事传诸后世者，多出春秋、战国时人，必以其时之地名述古事。后羿自铀鉏迁于穷石，《路史·国名纪》作耝，谓耝即《左氏》襄公十一年城柤之柤。案《左氏》襄公十一年无城柤者，于十年有会吴于柤，《路史》引盖有误。又谓安丰有穷谷、穷水，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师救潜与吴师遇处，为羿之故国。其说殊较杜《注》为胜。又云羿偃姓，《世纪》云：“不闻其姓，失之。”《路史后纪》卷十四《夷羿传》。案《水经·河水注》：大河故渎，“西流径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皋陶后。”罗说盖本诸此。谓穷在平原不足信，以鬲为偃姓，当有所受之。羿亡而靡奔有鬲氏，盖欲藉其同姓之力，为之复仇。其后顾立少康者，盖以羿身死世殄，无可扶翼。靡固有穷氏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遗老也。《史记·夏本纪》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然则因夏民以代夏政者，正是次当代为共主之族，与夏相干。东方诸族之声势，犹可想见。少康光复旧物后，夏室仍寂寂无闻。安知东方不有名族，为诸侯所归往，特因其事无传，而夏室谱谍，未尽亡佚，遂若其王位相承勿替邪？

契封商，郑玄云：“国在大华之阳。”《书·帝告序疏》引。与《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举者，颇相符合。《中候洛予命》谓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诗·玄鸟疏》引。其说亦同。然古人言古事，信口开河者甚多，正未可据为典要。《史记·封禅书》载公孙卿言黄帝事，最使人读之发笑。其实古人之言，如此者甚多。汤所居，《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其《非命上篇》及《孟子》书作亳。薄、亳盖古今字。释为汉之薄县者自是。《具备》篇曰：“汤尝约于郼、薄矣。”《慎大览》曰：“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亲郼如夏。”则郼亦汤所尝居。此即《诗》“韦顾既伐”之“韦”，释以《续汉志》东郡白马县之韦乡，亦当不误。汤始征自葛载，其地自在东方。《慎大览》又曰：“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则汤在伐桀时，兵力已轶夏都而西。而克桀之后，“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语。则正夏所居河洛之域也。后世都邑屡迁，迄在今河南北境大河西岸。故居之势力，可谓深人新迁之地之中心矣。然新迁之前茅，则初不止此。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张良语，见《史记·留侯世家》。实非移殖最佳之境。新迁者既至此，必更渡河西北上。则自至河汾下游，更西渡津浦，则入渭水流域矣。此周人西迁之所届也。渭水流域，地广而腴，此周之所以强，能还灭殷也。

然牧野之战，周虽胜殷，初未能据有其地，故仍以之畀武庚，特命管叔居东监之，又据洛邑，使声援连接耳。武王崩，管叔以殷叛，果与周公不协，而认敌为友邪？抑为武庚所胁邪？事不可知。设使其事有成，必不能以管叔代周公，而将为武庚之光复旧物，则殆无可疑。何则？东方诸国皆助殷，莫助周也。然周人当日兵锋盖甚锐，而东方诸国皆小，《孟子·滕文公》下篇言周公灭国者五十。《周书·作洛解》言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惟国小，故国数多也。盈即嬴。故不能终与之抗。周既得志，营洛邑以临东诸侯。又封鲁于奄，太公于爽鸠氏故居，以控制未西迁时之旧地。新国之声威，至斯可谓极盛。然东方之地，不久仍有起与之抗者，徐偃王是也。偃王之抗周，《史记·秦本纪》《赵世家》皆云在穆王时，惟《古史考》谓与楚文王同时，见《史记正义》。其说盖不足据。《后汉书·东夷传》云：“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此说与《史记》所本颇同，其说自难尽信。然与《礼记·檀弓》徐容居谓“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者相合。其人其事，必非子虚，盖周公虽灭奄，据《书·费誓》，鲁公亦尝大征淮夷、徐戎，然于奄则鲁据之，于徐则初未能据有其地，故阅时而复盛也，然是时东方之文明，已稍落西方之后，非复夏殷间比。故留处之徐，卒为迁居之楚所败，然东西相争之形势仍存，故徐甫败而齐又继之而起焉。敌尽而我所资以防敌者，即起而与我争，亦犹汉世异姓诸侯尽而所患者即在吴楚也。世岂有能以一手把持天下者哉？

春秋之世，争霸者为何方之国乎？曰：南方与北方之国也。南北之名国谁乎？曰南为楚，北为晋，此人人所能言，且以为无疑义者也。非也，南北之争实不如东西之争之烈。何也？案春秋之世，首创霸业者为齐桓公。齐桓公之得国，在入春秋后三十七年。是时秦尚未盛，晋初兴，旋困于内乱，与齐争霸者，惟楚而已。入春秋后六十七年，齐桓公合诸侯于召陵以摈楚，楚服。后十三年入春秋后八十年。而卒，诸子争立，霸业遽隳，宋襄公欲继之，而为楚所败。此犹楚之与徐，固纯然东西之争也。入春秋后九十一年，晋文公起，败楚于城濮。自此西方之国，复分为南北，历邲之战、入春秋后百二十六年。鄢陵之战、入春秋后百四十八年。萧鱼之会，入春秋后百六十二年。至入春秋后百七十七年，宋向戍为弭兵之会，而其争始稍澹焉，前后几九十年，似烈矣。然齐自桓公死后，阅三十七年，顷公立，即复欲图霸。以徒勇故，有鞌之败。入春秋后百三十四年。顷公归国后，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国亦复安，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卒，子灵公立，继父之志，与晋争。入春秋后百六十八年，晋合诸侯围之。就《左氏》所载观之，晋兵势似甚盛，然《公羊》谓其实未围齐，则《左氏》之言，不足信也。灵公亦好勇，明年见弑。子庄公立，性质复与父祖同。然入春秋后百七十三年，乘晋有栾氏之乱，出兵伐之，上太行，入孟门，张武军于荧庭，其兵威或转有胜于晋围齐之役也。后二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五年。又见弑，弟景公立。景公之为人，盖多欲而侈，故不克大成霸业，然非如顷、灵、庄三世之徒勇，故其国势反较强。其季年，郑、卫景从，援范、中行氏以敌赵氏。虽竟未有成，然晋之为所苦亦甚矣。齐晋之争，始顷公之立，至获麟之岁，田常执齐政，惧诸侯讨之，修四境之好，乃西约韩、魏、赵氏，前后几百三十年，实较晋楚之争为久也。

抑不仅此也。晋楚之争至弭兵之会而澹，而其因此而挑起之吴越，则转代齐而为东海之表焉。东方名国，奄灭之后惟徐。然自此以南，诸小邦盖甚众。徐偃王败后，楚之声势，盖益东渐。齐桓公盖欲收率之以翦楚之羽翼，故召陵会后，滨海而东，陷于沛泽之中，受创颇巨，然其志殊未已，故频年仍有事于东。徐固大国，盖亦思倚齐以与楚抗，是以有娄林之役。入春秋后七十八年。经略未竟，齐桓遽逝。尔后齐与楚无争，而晋代之。晋盖鉴于徐距中原较远，齐桓公欲援之而无成，故不复援徐以敌楚，惟思通吴以犄楚后而已。然其收效，反远较援徐为大，则世运日进，东南方之开化为之也。通吴之役，据《左氏》在入春秋后百四十七年。至二百十七年而有柏举之役，吴自此转锋北向。至二百三十七年而有艾陵之役，其兵锋复转而西。至二百四十一年而有黄池之会，吴为东方之大长，以屈西方之霸主矣。而睦于楚之越复犄吴后。至入战国后八年，吴遂为越所灭。越既灭吴，迁居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而自齐顷公以来，东方与西方争霸之局，至此而告成。

吴、越晚起，国力不如齐楚之坚凝，故越自句践而后，不闻其与大局有关。《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称句践为大霸，以下诸君但皆称霸。大霸盖能号令中原；但称霸者，则如秦霸西戎，但为一方之长而已。战国时之形势，仍为齐、秦、楚及三晋所左右。新兴之北燕，关系亦较微焉。齐、秦、楚、三晋中，首起称霸者为楚悼王。尝伐周、围郑、伐韩、取负黍。后三晋败之大梁、榆关，乃厚赂以与秦平。春秋时，晋、楚构兵，皆因争与国而起，径相攻击之事甚少，至楚悼王乃异是。虽竟丧败，固犹远在敌境也。楚悼王之立，在入战国后七十九年，其卒适在其百年，楚自此衰，而三晋中之魏崛起。然其兵锋非向齐、燕、秦、楚，乃为同出自晋之赵。入战国后百二十八年，魏惠王攻拔邯郸。齐威王救赵，败魏于桂陵。明年，秦乘机取魏安邑。又明年，魏乃不得已而归赵邯郸。入战国后百三十八年，齐威王卒，子宣王立。明年，魏为逢泽之会。《战国策·魏策》言其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子皆从。《齐策》言魏拔邯郸，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其声势仍极赫奕。魏盖因此以为齐、秦皆服，又明年，复起兵以伐赵。韩救之，不克，与赵皆委国于齐。齐出兵援韩、赵，魏亦大起兵以逆之，然大败于马陵，长子死焉。三晋中韩本较弱小，赵所图亦在北，胡地中山。魏既败，不复能问鼎中原，三晋遂微，而齐、秦、楚并盛。入战国后百五十七年，齐宣王卒，子湣王立。百六十三年，东方诸国合从以攻秦，楚怀王为从长。此役未知缘何而起，要是东方诸国轻视秦国之旧习；非如后人所傅会，秦有独雄之势，故合从以摈之也。楚怀王之为人，盖极昏乱，故有张仪欺楚绝齐之举，终至与秦构衅，再战皆北，天下之重乃归于齐、秦。入战国后百八十二年，怀王为秦所劫，齐归其太子顷襄王。明年，齐、韩、魏击秦，败其军于函谷关。越二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五年。怀王卒于秦。齐与韩、魏、赵、宋、中山共攻秦，盖亦借口于抑强扶弱。然后四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九年。楚卒迎妇于秦，则可见秦虽欺而齐弥不易与也。入战国后百九十三年，齐称东帝，秦称西帝。虽旋去之，然是时七国已分二等，齐、秦为上，余五国次之，则形势可见矣。齐长东方，古来所称为文物之地，其声威自更出秦上。然齐结怨太多，后四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七年，为燕所破，自此秦遂独强，无能与之竞者矣。战国起获麟之明岁，讫秦灭齐，凡二百六十年。其初百年，除楚崛起于其末年外，犹是春秋时之旧形势。中百年初为齐魏争霸，次则齐秦争霸；至末六十年，乃成秦人独雄之局，固犹是东西之争也。观其结局，西卒成而东卒败，似诚有如《史记·六国年表》所云“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者。然其后项籍用江东之众，则吴越之民也。刘邦起于丰沛，则淮徐之地，亦可云东卒成西卒败也。从古东西相争之局，固当至秦亡而后结，不当于秦灭六国时。何也？一统之局始于秦，实定于汉也。

东西相争，历如是之久者何欤？岂其民族固有异同乎？曰：否。考民族之异同者，莫切于语言。古称语言之异者，必曰楚夏。然孟子斥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讥陈相为用夷变夏，而陈相一见许行，即能尽弃其学而学，不闻其有待译人。又孟子谓戴不胜：“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知当日齐、楚语言，本无大异。《左氏》卫侯见获于吴，归效夷言。能暂闻而即效之者，吴谓善伊，谓稻缓，不过如今日南北音读之殊。凡楚、夏之异，皆如此也。当日东西所异，盖在文化。殷弟兄相及，而周传祚嫡长之法甚严。《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男系同姓昏姻之禁，实至周而始严。此皆社会组织之异。所以然者，殷居东方，为汉族肇基之地，其人特重农业。农业本女子所发明，庐舍土田，皆女子所有，而男子依附焉。故内昏之戒，主女系而不主男系。兄弟为一家人，父子则否，传祚者遂主相及。周迁西北，盖与戎狄杂处，戎狄事射猎畜牧，高气力，男权斯张，周人化之，宗法立焉。而昏姻承袭之制，皆异于故居东方时矣。然春秋时，晋嫁女于吴。《左氏》襄公二十年。鲁亦娶于吴。《左氏》哀公十二年。又鲁自庄公以前，实一生一及。见《史记·鲁世家》。吴诸樊、余昧弟兄相及。余昧死，弟季札让位，诸樊子光曰：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不受，则己当立，卒杀僚而代之。亦与殷弟兄相及、既尽还立长兄之子者同。此皆姬姓之国，而还从东方之法者，以少数人厕居多数之中，终不得不为所化。观姬姓东还者后如此，而知其初西迁时之不得不变矣。此等同异，盖亦甚微。故东西方之争战，初不甚烈。特其风同道一，亦非旦暮间事耳。（四）纬书之三皇说

纬书三皇之说，原本非一。予既着之《古史纪年》条矣，今更引《御览》《路史》之文以明之。《御览》引项峻《始学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 以木德王。”“地皇十二头，治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兄弟各三分，人各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其一。乃因是而区别。”此句上疑有夺文。《洞冥记》曰：“天皇十二头，一姓十二人也。”“地皇十二头。”于人皇则无说。《三五历记》曰：“溟涬始牙，濛鸿滋萌，岁起摄提，元气肇起。有神灵人，十三头，号曰天皇。”又曰：“有神圣人，十二头，号地皇。”“有神圣人，九头，号人皇。”《始学篇》及《洞冥记》，天皇、地皇，皆十二头，《三五历记》天皇独十三头，似误。然《路史》言地皇十一君。又引《真源赋》曰：“盘古氏后，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时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补三皇本纪》亦曰“地皇十一头”，又曰“姓十一人”。姓上当有夺字。则又有以天皇为十二头，地皇为十一头者，说颇难通。疑天皇既讹为十三，后人乃减地皇之数以合之。罗氏引《通卦验》“君有五期，辅有三名”，谓“三辅九翌，并皇是十三人”，则鉴矣。九翌，见下引《河图括地象》。《通卦验》之说，《礼记》标题下《正义》引之，《御览》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人。”“人皇兄弟九人。”十人，疑亦十二人之夺。《御览》又引《帝系谱》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治万八千岁，以木德王。”地皇治一万八千岁，以火德王。”于人皇亦无说。又引《春秋纬》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长天下也。”《河图括地象》曰：“天皇九翼，题名旋复。”《春秋命历序》曰：“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凡此诸文，显分两说。《洞冥记》《帝系谱》，所本者同；《始学篇》《三五历记》，言天皇、地皇亦本之，言人皇则别本《春秋纬》及《括地象》。此说言三皇皆分长九州，而其年亦仅百岁。今其说仅见于《始学篇》人皇下者，以项峻于天皇、地皇，亦采如《洞冥记》《帝系谱》之说。其实此语依《春秋纬》及《括地象》，不仅指人皇也。《御览》又引马总言人皇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路史》云：“《三五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小司马氏取之。”今《补三皇本纪》作百五十世，未知其有异同与？抑传写讹误也？《遁甲开山图》，专言三皇地理。《御览》引云：“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路史》云：“《遁甲开山图》云：天皇出于柱州，即无外山也。郑康成云：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水经注》云：或言即昆仑。荣氏云：五龙及天皇，皆出其中。”案《水经·渭水注》：“故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赵《释》云：“《寰宇记》凤翔府岐山县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图括地象》曰：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山上，时人亦谓此山为凤凰堆。注《水经》云：天柱山有凤凰祠。或云其峰高峻，迥出诸山，状若柱，因以为名。一清按《御览》及程克斋《春秋分记》并引之，今缺失矣。”然则柱州即岐山也。熊耳、龙门，人所共知，无烦赘说。人皇，《路史》正文云：“出刑马山提地之国。”《注》云：“《遁甲开山图》云：人皇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山今在秦州，伯阳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正文又云：“相厥山川，形成势集。才为九州，谓之九囿。”《注》云：“见《洛书》。《春秋命历序》云：人皇出旸谷，分九河。”正文又云：“别居一方，因是区理，是以后世谓之居方氏。”《注》云：“见《三坟》。又《洛书》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国，兄弟别长九州，己居中州，以制八辅。”则提地之国，语出《洛书》。前《注》引《遁甲开山图》，当仅云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四字，乃涉正文而误衍也。《水经·渭水注》云：“伯阳谷水出刑马山之伯阳谷。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北历平作。西北径苗谷。屈而东，径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盖李耳西入，往径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即罗氏隐括其语，谓老子所至者也。此说与《洛书》非一，不可混同。《路史》正文又云：“驾六提羽，乘云祇车。制其八土，为人立命。”“迪出谷口，还乘青冥。”《注》云：“谷口，古塞门。或云上旸谷。《蜀·秦宓传》曰：三皇乘祇车，出谷口，谓今之斜谷，乐史从之，妄矣。”案：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与《御览》引《命历序》之言合；制八土即分九州，与《御览》引《始学篇》《春秋纬》《命历序》之言皆合；则谷口自当指旸谷。《说文·示部》：“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提地之国，盖取此为义，则亦当在东方，特未审造纬者之意，以何地当之耳。九河不可分；且亦禹时始有，不当人皇已分；分九河必分九州之误也。秦宓之语，乃对夏侯纂夸张本州，见《三国·蜀志·秦宓传》。本非情实，可弗论。《淮南·原道》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此乃寓言，指阴阳二力，非谓人也。高《注》云：“二皇，伏羲、神农也。指说阴阳，故不言三也。”知其指说阴阳，是矣，又必牵引伏羲、神农，何哉？则以古者三皇之义，本托之于天地人也。《书大传》云：“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白虎通义》云：“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此今文家相传之说。定人道最难，故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也。高氏之意，盖以羲皇妃天，农皇妃地，遂皇妃人，实违旧义。然较之依三万六千岁之历而造怪说者，则固有间矣。（五）儒家之三皇五帝说

三皇五帝，异说纷如，昔人多莫能董理，此由未知其说之所由来也。历考载籍，三皇异说有六，五帝异说有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与博士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此三皇之说一也。《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含文嘉》、《风俗通》引。《甄燿度》、宋均注《援神契》引之，见《曲礼正义》。《白虎通》正说、谯周《古史考》《曲礼正义》。并同，惟《白虎通》伏羲次燧人前。此三皇之说二也。《白虎通》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此三皇之说三也。《运斗枢》、郑注《中候敕省图》引之，见《曲礼正义》。《元命苞》《文选·东都赋注》引。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此三皇之说四也。《尚书·伪孔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此三皇之说五也。纬候家言：或云天皇、地皇各十二头，万八千岁；人皇九头，百岁；或又云四万五千六百年。或云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又或谓三皇者九头。或云三皇分长九州。或云人皇氏出谷口，分九州。或云：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人皇起于刑马山提地之国。详见《纬书之三皇说》条。此三皇之说六也。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一也。郑注《中候敕省图》，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曲礼正义》。此五帝之说二也。伪孔、皇甫谧、孙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三也。案《风俗通义》云：“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此盖《书传》之义，为今文家旧说。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始皇时，时代较早，异说未兴。大、泰同音，大亦象人，窃疑泰皇为大皇音借，大皇实人皇形讹，秦博士之说，与《书大传》之说一也。女娲本造物之神，汉人与祝融混而为一，说见《女娲共工》条。故《白虎通》或说与《运斗枢》《元命苞》之说是一。伪孔三皇之说，根于其五帝之说而来。《后汉书·贾逵传》：逵奏《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此古文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以六为五，于理终有未安。伪孔乃去燧人而升黄帝为三皇，则五帝仍为五人，且与《易·系辞传》始包牺终尧、舜者相合，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伪孔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据《周官外史疏》，其说实本贾、郑，然《路史·疏仡纪·帝鸿氏》云：“《春秋运斗枢》，以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代。”郑康成于《书中候》，依《运斗枢》，以帝鸿为五帝，指为黄帝，则贾、郑之言，亦有所本。盖汉言五德，本取相胜，至末叶乃改取相生，故异说起于是时也。《发挥·论史不纪少昊》曰：“梁武遂以燧人为皇，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为五帝。谓舜非三皇，亦非五帝，特与三代为四代。”亦以六人为五为不安而改之，特其说与伪孔又异耳。纬候三皇之说，皆因历法伪造，见《纬书之三皇说》条。其天地人之名，则仍取今文旧义也。三皇五帝之说，源流如此。

问曰：三皇五帝之为谁某，则既闻之矣。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邪？抑儒家所创也？应之曰：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矣。托诸天地人，盖儒家之义也。《周官·春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史记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按《注》以因国无主之祀释《周官》之都宗人盖是，以九皇六十四民说周因国无主之祭则非也。《周官》虽战国时书，然所述必多周旧制。九皇六十四民，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其说：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与己并称三王。自此以前为五帝，录其后以小国。又其前为九皇，其后为附庸。又其前为民，所谓六十四民也。其说有三王九皇而无三皇。《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伏羲者，三皇之一，《疏》引《史记》云“伏羲已前”，明在三皇五帝之前，其说必不可合。郑盖但知《周官》都宗人所祀，与《繁露》九皇六十四民，并是绝世无名号之君，遂引彼注此；《疏》亦未知二说之不可合，谓《史记》所云伏羲已前上古无名号之君，即郑所云九皇六十四民，遂引以疏郑也。《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又曰：“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而《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封禅书正义》引。今本无之，然《书序疏》及《补三皇本纪》并有此语，乃今本佚夺，非张氏误引也。万盖以大数言之，然其数必不止七十二可知。数不止七十二，而管仲、孔子皆以七十二言之者，盖述周制也。七十二家者，盖周登封之所祀也。曰俎豆之礼不章，言周衰，不复能封禅，故其礼不可考也。春秋立新王之事，不纯法古制，然损益必有所因。因国无主之祭，及于远古有功德于民之人，忠厚之至也，盖孔子之所因也。然不能无所损益。王制者，孔子所损益三代之制也。《王制》曰：“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此《周官》都宗人之所掌，盖孔子之所因也。《繁露》曰：“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绝地者，六十四民之后，封爵之所不及，故命之曰民。绝地而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此盖周登封时七十二家之祭矣。周制，盖自胜朝上推八世，谓之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书，以备掌故。自此以往，则方策不存，徒于因国无主及登封之时祀之而已。其数凡七十二，合本朝为八十一。必八十一者，九九八十一；九者数之究，八十一者，数之究之究者也。孔子则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又其上为五帝，又其上为九皇，又其上为六十四民，合之亦八十一。必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者，所以明通三统之义也。上之为五帝，所以视昭五端之义也。九皇之后，绌为附庸，六十四家徒为民，亲疏之义也。此盖孔子作新王之事，损益前代之法，《春秋》之大义。然此于《春秋》云尔，其于《书》，仍存周所谓三皇五帝者，以寓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之义。故伏生所传，与董子所说，有不同也。《古今注》：“程雅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御览·皇王部二》引董仲舒答问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岳也。”三才者，天地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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