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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5 1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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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晨旭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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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列车

开往春天的列车试读:

第一辑

浙里的年味儿

祭妈祖、舞渔灯、渔歌对唱,祝福、社戏、水上婚礼,杀年猪、祭天地、看村晚……临近2015年的春节,记者赴渔乡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水乡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和山乡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采访,发现那里的乡村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贴上红红的对联迎接新春,满大街挂满红灯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到处弥漫着具有地域特色的 “年味儿”。1

众所周知,春节俗称 “年”,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迄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从腊月二十三的 “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的 “元宵节”,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这些活动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精华,承载了人们对阖家团圆、健康向上、富足美满的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并集中展示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特征。

浙江有平原、山区、丘陵、河流等,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大约从八千年前开始,渐渐形成了自己区域的文化特色,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先后出现过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多样的地理风貌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使得其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年春节期间,浙江各地会举行形态各异的民俗活动。归纳起来有如下这些:腊月二十三,大扫除,办年货,送灶君菩萨上天;大年三十,贴对联,放鞭炮、烟火,吃年夜饭,守岁,祭天地菩萨;正月初一,首先是放 “开门炮”,送旧迎新和接福,俗谓 “接年”,穿新衣,祭祖拜神,祈求全年家人平安,家业兴旺;初二到初十或延至十五,走亲访友——拜年。这些民俗活动既含有中国传统的气息,也有浙江文化独有的特色。

过年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年度的聚会和娱乐,贴春联、吃年夜饭、祭祖、守岁、燃放鞭炮、拜年等,这些 “年文化”方式的代代延续,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团圆、亲情、祥和,此中包含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

然而,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缺乏保护,我们传统的、本土的、主体的精神情感从某种程度上变得无所依傍,并渐渐淡化,甚至经裂纬断,一度落入空茫之中。于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春节等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多样性文化增添各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魅力,成了值得深思的课题。2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当前浙江农村除了民间顺应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行过节习俗的自动更新外,各地政府部门、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力量在进行年俗的传承与保护时,强化了春节习俗的现代性元素:第一,提炼、宣扬了传统年俗的现代文化内涵;第二,强化、拓展了传统年俗的娱乐性与公共性。整体而言,从根本上营造了有利于兴旺传统节日的人文环境。

在浙东的象山,无论是石浦举办的以 “祈福”“过年”“闹新春”为主题的新春文化庙会,抑或象山推出的 “游象山影视城,看钟馗伏魔”等春节庙会系列活动,还是东门渔村以 “游客在中国渔村过一个石浦人的春节”为主题的春节活动,以及各农家乐特色村提供的果蔬采摘、磨豆腐、捣年糕等内容丰富、参与性强的农事体验活动,均渗透了现代的时尚元素。

嘹亮的歌声、热情的舞蹈、令人捧腹的相声……在浙南丽水这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地上,各镇各村的农家在寒冬腊月热闹非凡。在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春晚的带动下,丽水 “村晚”遍地开花。目前,“村村有节目,家家有表演”,男女老少齐上阵,乡贤游子共出谋,鱼灯、木偶戏等传统节目登上舞台,磨豆腐、熬豆浆、包山粉饺等民俗也纷纷加盟,沸腾了整个丽水山乡。

在浙中的武义,柳城镇江下村是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 “畲族”村,春节期间,不管是磨豆腐、打年糕等办年货活动,还是除夕夜的盘歌会、锅庄舞、封压岁包以及正月初一的畲家民族竞技赛等活动,都能让你沉浸在浓郁的畲家年味之中。此外,温泉之城的冬自然少不了温泉,那些精彩纷呈且年味十足的节庆活动,能洗去你一年的疲倦,让你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年。

跳竹马、舞龙、踩高跷、闹花灯、看大戏……无疑是小孩子们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光。而这些渐远的记忆,在浙西衢州通通可以得到唤醒。在开化池淮、苏庄、桐村、村头等地,舞布龙、板凳龙、闹花灯等传统民俗在正月接连上演,让人应接不暇;在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正月初五迎来立春祭活动;在江山贺村镇湖前村,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正月初一与大伙见面。

腊月二十三开始的祭灶活动,是一项影响很大、流传极为广泛的民间年俗活动。在浙北嘉善西塘古镇的 “倪天增祖居”的老宅,游人可以亲自体验并参与该活动。此外,在大年初一至初五,还有“送财神”的队伍走街串巷,为古镇百姓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祝福。同时,看社戏、耍龙灯、吃年夜饭、接路头……这一系列节庆活动,排满了西塘的整个春节。3

显然,在中国过春节,虽然总少不了吃饺子、逛庙会、放鞭炮,但各地的百姓总会把 “过年”这件最喜庆的事,染上最浓郁的地方色彩。他们辛辛苦苦一整年下来,不管收获如何,都会趁机疯玩一把,探寻各地的年味,凑个热闹迎新年。记者在浙江农村采访期间,在各大村落、老街、集市、农家乐和民宿等场合,看到的是红红火火的景象,体会到的是热热闹闹的年味。

随着创建美丽乡村的纵深开展,浙江各大乡村呈现了一幅幅迷人的美景,再加上随着习近平总书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辟论述的提出,全省各地以 “美丽乡愁”为主题,激活乡村传统文化,开发乡村民俗活动,将浓浓的年味打造成了一道道的靓丽景观,更使得一拨接一拨的游客于春节期间慕名前往,使浙江的乡村游迎来了旅游经济的春天。

采访期间,记者漫步在柯桥区安昌古镇长街,浓浓的 “年味”扑面而来:小桥上、河岸边、屋檐上,一卷卷腊帘子、一排排酱鸭儿、一组组鱼干,酱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扯白糖、冻米糖、土制香糕,传统的糕点美食,一溜儿排在街边,绍兴几千年的年俗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整条长街成了 “水乡文化的长廊、市井习俗的长卷、特色商品的长街、古镇风韵的长音”。

镇上一家农家乐老板告诉记者,春节这几天,每天都要准备四五十桌农家菜,比平时增加了二十多桌。上海、杭州、江苏的客人都赶过来了,他们基本上都是年前预订好的,如果年后再到农家乐预定的话,根本订不上。“土鸡、酱鸭、腊肠这些是少不了的,游客点名要的。”他说,荸荠、甘蔗、鲜鱼、土鸡蛋等年货,游客除了在农家乐品尝外,走的时候还要买一些带回去。

记者在素有 “空中乡村”美誉的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看到,为迎接春节的游客,村后的集市上,出售特色农产品的村民已一溜排开——有卖当地香榧子的、卖小花生的、卖高山茶的、卖火腿的,甚至还有卖绿色果蔬的。“过年不仅带动了村里的农家乐经济,还为农特产品销售开拓了渠道,这几年乌石村人的荷包都鼓了起来。”陪同记者采访的尖山镇文化站站长张炉永说。

很显然,“在乡村过大年”,已不仅是一场过年的礼仪,也成了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文化活动。在春节期间,浙江各地农民自产的农特产品等一系列年货,受到了广大游客的热捧,很多年货甚至被抢购一空。通过 “过年”这一展示平台,促进浙江更多的乡村休闲游产品打开销路,实现了 “以春节促旅游,以春节促经济”的发展理念,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村民的物质富裕。

当然,浙江的 “年味”,不光是物质的丰盛,还是精神的丰盛。“年近岁末,看这里 ‘祭灶’,邀我吃 ‘祭灶果’,特温馨。”在象山县石浦镇东门渔村暂居的上海游客尚女士高兴地说。连日来,这里的年味像新酿的米酒,在石浦渔港弥漫开来。“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总忘不了在乡村过年的乐趣。”年近古稀的杭州游客卓先生深情地说,“这仿佛又让我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其实,年,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就有了 “年味”。浙江的历史,是一幅用八千多年时光在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书写的春秋变幻图,也是全省近五千万勤劳智慧的人民共同谱写的如歌的岁月。它的年味,不仅传承了民俗底蕴、延续了文化脉搏,更体现了生态之美、经济之富和民生之福。

浙江的创意乡村

九年前,湖州市莫干山镇劳岭村的三九坞只有二十来个留守老人,空下很多老式的泥坯房、西洋楼。2007年,在上海做传媒工作的南非小伙高天成,第一次骑自行车来这里游逛,似乎闻到了家乡的泥土味。于是,他和朋友们租下其中几套,改造后开始经营特色民宿—— “洋家乐”。如今,三九坞已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成为闻名遐迩的 “世界村”,成了湖州乡村游的一张金名片。

显然,这是一个创意激活 “空心村”的传奇。而类似这样的传奇,目前正在浙江农村不断演绎着:金华市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的灵岩古庄园以O2O的形式经营手工艺品和当地农特产品,成为旅游创客基地;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的庾村让一座1936年建造的蚕种场,蜕变成今日的文化型集镇;台州市天台县南屏乡把一条长约十二公里的南黄古道,打造成了 “江南最美枫叶古道”……创意,让乡村更美丽

前些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国许多村庄在建设过程中,新建住宅呈 “摊大饼”式不断向四周扩张,而位于村庄中心的老村区则保留了大量破旧建筑,且许多已经闲置,形成了 “空心村”现象。这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也浪费了土地资源。它的存在,成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 “绊脚石”。“藏富于民”的浙江农村,作为 “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区,于2003年开始启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过十年的 “美丽接力”,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整体改变。可是,村庄的环境、设施虽然变好了,但因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或搬迁,只有老弱病残在家留守,“空心村”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

其实,“空心村”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因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在国外,部分艺术家早些年就已加入了拯救村落的队伍,用创意重新赋予村庄活力,这是文化村的独特之处,也是幸运之处。它们的存在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村落未来的更多可能性。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乡村日益荒芜,不复昔日诗意,如何把一个传统的落后乡村,转化成融合自然农业、环境保护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故乡?这是浙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于是,最近几年以来,各地政府开始积极运用创意思维,打响了一场 “重新认识乡村、激活乡村和塑造乡村”的战役。

在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记者看到荻浦村利用废弃的牛栏、猪栏打造出了牛栏咖啡、猪栏茶吧;深澳村将无人居住的明清古建筑改造成了具有怀旧色彩的民国记忆咖啡吧。国外最时尚的咖啡与国内最土的猪栏牛棚结合,无不洋溢着别具风味的情调;而环溪村培育的莲海和荻浦村养护的花海,更使得古村落与景观农业相得益彰。

大罗山海拔六百三十米高处的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盘垟村,两年半前这里没有通村的水泥路,村内原有五十七幢古老的石头房,多数已破旧不堪,有的则只有残余的石墙和石梁,常住的村民只有寥寥几户,民房多数处在荒废中。如今在这儿,无论是两边石崖上精美的墙绘,还是房屋上的个性涂鸦,都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在历史文化名镇长兴泗安镇上泗安村,村民们修缮古码头、古粮道,重拾玫瑰酥糖、水磨豆腐等传统工艺,与还在修建的文体中心一起打造了非遗展示厅、图书馆等多个活动场馆。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古镇的人文荟萃,夜里入住藏身花海的特色农家乐,在非遗民俗和现代文化间自由穿梭,幸福写满每个人脸上。

……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是 “无中生有”——资源有限、市场无限,也就是说市场的培育可以从无到有、无中生有。那么,创意从本质上说也是 “无中生有”——市场有限、创意无限。缺少文化就赋予它文化,特色不足就赋予它特色,没有创意就赋予它创意。因为只有拥有了创意,一切才皆有可能。

确实,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融入了创意的元素,泥石外墙、低矮屋檐、坑洼泥地……乡村原本破旧不堪的牛栏猪舍,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感受复古情怀的茶室、咖啡厅;猪食槽、黄鳝笼、石磨盘、葫芦瓢……那些只能在农村老房子里看到的器物,如今转眼变成寄托乡愁的点缀。由此,浙江众多乡村魅力再现,美丽无限。创意,让生活更美好

提到 “创意”,日本人说过 “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韩国人讲过 “资源有限,创意无限”;新加坡把 “下一个繁荣”寄托于创意产业;英国国会则在十多年前提出 “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未来学家托夫勒甚至在20世纪就如此预言:“资本的时代将过去,创意时代在来临;谁占领了创意的制高点谁就能控制全球!”

2009年3月,被海内外称为 “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成立,这表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然意识到一个国家对 “脑风暴”的迫切需要。同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意味着以 “脑力”为主要生产力的中国“创意产业”,真正站在了 “国家战略工程”的高度。

确实,创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浙江打造创意引爆点,全力扶持当地百姓利用闲置房屋创业,从而全面激活了各界人士的创业激情,引爆了一股 “空心村”二次创业的风潮。这不仅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品位,还极大地带动了村庄旅游休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社区2009年抓住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实践基地、南洞艺谷两大本土文化优势,先后建成了渔人码头、火车广场、明清老街、群众艺术创作中心等,变成一个 “充满书卷气”的人气新村庄。光2014年,南洞艺谷社区接待游客就突破二十万人次,经济总收入达三千五百万元。

已变身为文创园区的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山一村,村民陈银儿把柴家坞的主房租给了一家音乐公司,自己住在旁边的辅房里。“两间二楼半的房子一年房租七万元。”她高兴地说,“村里年轻人之前都已经不在村里住了,留下年纪大一点的,现在不少在村里找了工作,保洁员、保安或者在食堂里烧饭,也都有工资收入。”

在丽水市莲都区古堰画乡,由于创客的涌入,原本闲置荒废的房屋、土地,变成了畲风民宿、百亩荷花和蔬菜、竹林基地,成了乡村休闲旅游的一部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据统计,那里共有民宿二十多家,房间数256个,床位数720个,2014年国庆期间订房率达90%,促进了农民创业增收,推动了古堰画乡经济的发展。

在荻浦村采访期间,桐庐县农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4年荻浦村和周边几个古村落联合申报,成为4A级的江南古村落风景区。在去年的五一小长假,荻浦迎客近六万人,景区总收入超过三百万元。“荻浦村的垃圾分类、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从美丽乡村延伸到美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他欣慰地说。

在龙泉市上垟镇源底村,村民在2014年春节期间 “创意”了自编、自导、自演的 “乡村春晚”,把原本无序、自发、零散的乡村春节民俗文化整合起来,成为当地村民的一道 “文化大餐”。据悉,目前丽水全市共有587个村举办了 “乡村春晚”,村村互动、多村联演的形式吸引了百万群众参与,使乡村成了 “欢乐的海洋”。

创意,为美丽乡村建设开拓了新的空间,使农村的发展得到良性循环。如今,越来越多的浙江村民回乡创业,农村中坚力量的回归,也解决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空巢老人的赡养、留守儿童的教育。同时,通过 “空心村”的二次创业,优质人才的落户、本土优秀人才的回归等将现代文明带入乡村,村民的文明素养越来越高。

从 “废弃闲置”到 “新妆上阵”,浙江在建设美丽乡村时,从各自的传统历史、人文积淀、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等特色出发,充分运用创意这个元素,点石成金、点靓成景、转化资源、彰显特色,“照靓”了乡村的美丽,创造了乡村的价值,体现了乡村的新貌和地域的特色;提高了农业产业附加值,打造了促农增收新兴业态,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指数。

春风得意马蹄疾。当前,浙江正朝 “从传统村落向创意乡村挺进”这个新的方向努力着,发展路径也愈加清晰。记者相信,接下来浙江的美丽乡村,将会从 “一处美”迈向 “一片美”,从 “一时美”迈向 “持久美”,从 “外在美”迈向 “内在美”,从 “环境美”迈向 “发展美”,从 “形态美”迈向 “制度美”,从而打造出一个个升级版的 “美丽乡村”。

浙江的“断头龙”

中国龙与普罗米修斯

火,在人类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人,到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都留下了用火的痕迹。我国史前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掌握,是人类历史上取得的重要进步。在世界众多民族的信仰之中,都有火崇拜的内容。以古希腊人为例,他们认为火在世界上的出现,源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于是,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位造福人类的神祇,在古希腊受到普遍崇拜。传说为了纪念他,奥林匹亚山的当地人,每隔四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祀仪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点燃圣火仪式,也起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神话,其中蕴含着和平、光明、团结与友谊等意义。

在人类的生活中,跟火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无疑就是水了。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的重要生存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们对水兼有的养育与毁灭的能力及不可捉摸的性情产生了又爱又怕的感情,由此产生了水崇拜——通过赋予水以神的灵性,祈祷水给人类带来安宁、丰收和幸福。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龙,等同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如果说后者是人们对火的神格化,那么前者则是人们对水的神格化。因为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往往具有降雨的神性。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经中就称诸位大龙王 “动力与云布雨”。自唐宋以来,帝王往往封龙神为王。从此,龙成了兴云布雨,为人类消灭炎热和烦恼的神。龙治水,便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

由于中国古代把龙看作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神物,中国凡是有水域、水源处皆有龙崇拜,龙王庙、堂遍及全国各地,祭龙王祈雨成了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有的地方久旱不雨时便舞龙祈雨;有的地方插完秧之后舞龙驱虫。舞龙这种民间娱乐形式也就应运而生,并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舞龙的产生,往往又跟龙的传说相伴。浙江的 “断头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中国版 “普罗米修斯盗火”

说起 “断头龙”,目前列入浙江非遗项目的有三处,一处是在江山,另一处在兰溪,还有一处在建德。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其历史缘起也各不相同。

江山版的 “断头龙”传说大概是说古时的江山须江上游峡里潭(现峡口水库)龙洞中住着一条老龙,主管着江南这一片的行云布雨。有一年,江山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百姓到龙潭去求雨。老龙面对百姓的祈求,感到很为难。因为按照天庭规定,江山这三年必须大旱,不能随便降雨。可他最终不忍心看着百姓活活饿死,还是偷偷为江山降了一场大雨。玉皇大帝获悉后大发雷霆,将老龙斩首示众,把他的身子锁在了峡里潭的龙洞里,头抛到了离龙洞一百里的景星山上,为防老龙身首合拢,还在山顶用一头石虎镇住龙头。景星山后来俗称老虎山。

兰溪版的是这样的:相传唐代贞观年间,浙江连年大旱,禾苗枯焦,百姓纷纷求告龙王。龙王动了恻隐之心,立即奔赴天庭奏请玉皇大帝准他降雨。玉皇大帝下了一道旨令:城内降雨七分,城外降雨三分。龙王领旨以后心想,城里降雨七分就要闹水灾,城外降雨三分又无济于事,何不来一个倒三七降雨呢!于是龙王在城里降了三分雨,在城外降了七分雨,城里城外的百姓都得到了好处。玉皇大帝知道以后大发雷霆,怒斥龙王违抗天旨,对龙王处以斩刑。

建德版的跟兰溪版的前半部分相同,只是龙王变成了涉世未深的青龙,后半部分则增添了现实色彩,说玉帝令人间宰相魏徵对青龙施以斩刑。青龙得知后向唐太宗求救,唐太宗念其解旱有功,答应设计相救。斩龙之日,唐太宗特邀魏徵下棋,想以此延误斩龙的时辰以救青龙。对弈开始不久,魏徵昏昏入睡,满头大汗。唐太宗想让他多睡一会以错过施刑时间,便为魏徵打扇取凉,却不料此时魏徵正在追杀青龙,唐太宗助他三阵清风,反倒让魏徵追上了青龙,手起剑落将其斩为九段。

这三个版本,尽管内容上有些出入,但结局却是一致的:龙王(老龙、青龙)终究因拯救黎民百姓被斩首,百姓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各村各庄都扎制了龙头,供奉在庙堂或厅堂上,时时焚香礼拜。每到春节和元宵节,村民扛着龙头和龙身,沿村沿庄巡游,对龙王 (老龙、青龙)表达哀思。由于龙头被斩下,所以龙头、龙身就分开舞动,因而叫作 “断头龙”。

江山版的“断头龙”舞后来还融入一种“毛尚书意义”——传说在明代嘉靖年间,江山出了个三部尚书毛恺,因刚直不阿,得罪了权贵,被斩首弃市,并不准家人将其身首合葬。毛恺生前多次用俸银赈灾、代饥民完赋,百姓为感谢他,在他下葬时,出动三十六条 “断头龙”,将其真头与三十五颗假头藏于龙头内,一路游舞,一直送到景星山。阉党虽派心腹监视,也无法发现真头在哪。就这样,江山人偷偷将他身首合葬在了一处。独一无二的 “断头龙”

浙江的这三处 “断头龙”,虽然所属地区不同,但道具制作、传统礼规和表演套路大同小异。

每处 “断头龙”的整条龙都由龙珠、龙头及龙身组成。龙头骨架用竹篾制成,糊以棉纸,涂上彩色颜料,精描细刻,威武勇猛。龙珠用竹篾扎空心彩球,内可安放点燃的蜡烛。不过龙身长短因地而异,兰溪和建德的龙为七节,加龙头和龙尾为九节 (因相传青龙被斩成九段);江山的龙可长可短,根据舞者人数多少而定,但一律包糊彩色面底,另彩绘或贴金龙鳞。“断头龙”的表演礼规,三处也差不多。一般在每年正月初即开始挨家逐户舞龙。出舞前一天由 “龙灯会”(参加舞龙的人自发组织)派人发红帖至各户以通知。红帖上写着 “青龙吉庆”“恭贺新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吉语。第二天就由发帖人和另一人手擎 “某某村青龙吉庆”字样灯笼,并提着装有香烛、鞭炮和为接受舞龙户馈赠品 (有香烟、糕点、鸡蛋,“利市包”等)而准备的礼篮,率领舞龙队至各村户演出。

舞龙队进村时,锣鼓乐队齐鸣,村民都怀着喜悦的心情,放鞭炮相迎。收到红帖的人家,预先都有准备,堂前点上香烛,虔诚迎候。龙进门时,又燃放鞭炮,以清香迎接,祈求龙王保护一年丰收吉祥。舞龙结束,户主向舞龙队敬烟茶、糕饼。如不吃,提篮者只收香烟和利市包,最后留下几句吉祥话,告别户主。舞龙队一般到正月廿四至廿六散灯才结束活动。只是衢州龙游有的村还有散灯习俗,廿四日傍晚,敲锣打鼓送龙到江边,洗龙后再背道具回村。所收赠金有的提留,有的分离。还规定三年要调换一次队员,或停歇一次,时间不定。“断头龙”的动作,每处都在不断创新中丰富。如 “搭生姜棚”这一套路,最初是为避免舞龙时碰坏富豪人家在中堂悬挂的各种彩灯而设计的。但这一套路传至兰溪后,艺人王阿璋感到龙头龙珠受空间限制,动作难以发挥,于是变棚上竖式 “五星形”,使龙头龙珠可在棚外较大的空间进行表演,发挥舞蹈技巧。还有的是吸收了 “脱节舞”“泥鳅龙”的表演套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使“断头龙”日趋完美。“断头龙”的套路,也都由原来有限的几个,发展成了现在的近二十个。江山的有:贯龙、出水、戏珠、盘腰、靠腰、跳珠、脱壳、破四门、叠塔、叠螺蛳等;兰溪的有:双元宝、金瓜棚、八仙跌、生姜棚、跳玉兔、交椅跌、一字睡跌、刘海戏金蟾、挂腰、青龙脱壳、青龙上天庭、骑肩、盘龙、抢双珠、抛珠、龙靠肩等;建德的有:盘龙、戏珠、伸龙爪、跌五梅花、鲤鱼跳龙门、鲤鱼翻白、龙身穿锁、龙脱壳、龙翻身等。

所有的 “断头龙”表演,除一般的龙舞套路外,最大的特点是整条龙头和龙身分离,龙头和龙珠可单独表演带有技巧性的高难度动作,龙身每换一个阵图,龙头和龙珠就舞出一个套路,龙头龙珠的表演不受龙身的牵制,龙头、龙珠、龙节中,还可点燃红烛,夜间起舞时,千姿百态,色彩斑斓,整个龙舞显得变化多端,敏捷轻快。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每处 “断头龙”的道具和服装都在不断改进。初传入时,龙头用竹篾扎制,糊以白纸,龙身以稻草捆缚,以一块一尺宽白布披于稻草上,显得简单粗陋。现在龙头制作十分精细,色彩艳丽,工艺精湛,龙布上龙鳞熠熠,闪闪发光。舞龙人服饰也由过去的便衣,改成了彩色绸缎对襟衣裤。“断头龙”的 “火炬手”

据笔者深入了解,据说古时的兰溪、江山和建德三地全境各乡镇及大一点的村均有龙舞,并且大都为 “断头龙”或 “节节龙”。但根据史料记载,“断头龙”在清朝时活动于江西,故又称 “江西龙”。1925年,由江西玉山县八都的吴宝华等人在龙游县横环乡姚西塘村帮工时传入。1926年至1940年,龙游、兰溪、建德等地才有 “断头龙”的足迹。“断头龙”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入浙江的,又是怎么流传开来的?现在似乎已很难考证。但有一点非常明确,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今许多地方已不大有人会舞龙。现在 “断头龙”传承项目保护良好的只剩下兰溪水亭乡、江山上余镇和建德李家镇。在充当 “火炬手”的也只有寥寥几个人:江山的郑土祥,兰溪的王国龙、王柏成和建德的诸葛春苟、黄开明。

兰溪 “断头龙”传承人王国龙告诉我们:“1950年畲族乡荷龙里的王阿璋等人,赴龙游县兰塘乡白马村聘请项章增、郑启发二人来荷龙里传授 ‘断头龙’,随后在村里联合了二十多户村民组成了龙头会,每年春节期间就在村里舞龙。但现在舞龙人的年纪都是四十来岁,从1984年开始一直舞到现在。因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找到继承人真的不容易。”

好在,因为他们的坚持,“断头龙”最终得以发展。兰溪水亭畲族乡施家村村委会主任王柏成,是该村现任龙头会会长。从他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1957年兰溪 “断头龙”在浙江省文化厅群艺处何惠芳指导下,以 “龙飞凤舞”为节目参加金华地区文艺会演获一等奖。1965年参加浙江省会演获演出一等奖。1988年元宵节,参加浙江省 “华星杯”舞龙大奖赛,获演出一等奖。这些年来,多次参加浙江省广场文化民间文艺演出开幕式表演,均获优秀演出奖。

无独有偶,1929年出生的江山上余镇郑土祥老人也如此坚守着。他十五岁师从其父学习舞龙技艺,1950年后传授给王法余等人,1985年又传授给王孝明等人,并组建了一支新的舞龙队。1997年,郑土祥、王孝明师徒俩又共同培养了同村的徐以福、王国军、江小军等一批年轻人。2005年,他又将舞龙技艺传授给他的孙子、外甥、侄孙等青少年。

如今,他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在传授龙舞技艺时,依然精神矍铄、神采飞扬。他曾多次参加江山市组织的各类重大活动:2007年江山撤县设市二十周年文艺会演、2007年首届农民艺术节—— “希望的田野”文艺晚会、2008年欢乐元宵广场文艺会演活动等,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对我们说:“龙舞虽然在浙江省是一个大舞种,但像 ‘断头龙’这样的节目却实属罕见,它不仅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的代表性,同时它本身所具有的舞蹈价值,也为研究浙江龙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郑土祥、王国龙、王柏成、诸葛春苟、黄开明这些人的努力,目前兰溪、江山和建德三处 ‘断头龙’均已被列入浙江省非遗保护项目,兰溪的 ‘断头龙’还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重点保护代表作名录。”解码 “断头龙”精神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适度的雨水可以说是人们的幸福之源。龙在起源时就和雨水相关,后又成为司理雨水的神灵,祷龙祈雨便成了中国农村常见的 “有意义的行动”。其方式多种多样,舞龙便是其中之一。据董仲舒 «春秋繁露»记载,汉代人旱春求雨舞青龙,炎夏求雨舞赤龙或黄龙,秋季求雨舞白龙,冬天求雨舞黑龙。

从董仲舒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龙舞也就是舞龙在古时所起的作用,如陕西籍民俗专家庞进在 «博大精新龙文化»一书中所概括的那样,“祈雨祈福、娱神娱己、彰力显威、旺丁兴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一般的龙舞传承至今,已淡化了原本的意蕴,成了一种纯粹的汉族民间舞蹈,其功能自然也就缩减为 “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和 “在节庆或重大活动时以营造欢快、热烈、吉庆、祥和的气氛”。

可是,对于 “断头龙”而言,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纵观“断头龙”的发展过程——从纪念为老百姓行雨解救旱灾而违犯天条、被斩首的须江老龙开始,到后来为纪念明代心系百姓、舍身斗权贵的 “青天尚书”毛恺,我们会发现 “断头龙”既有纳福祈祥的民俗意蕴,又有纪念有功于人们的神、人的精神内涵,比起一般龙舞来,其意义已经胜出一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断头龙”除了跟一般龙舞相同,全程模仿龙的动作和形态,气势磅礴,给人以威慑。还因其身首分离,在道具运用上增添了灵活性,动作设计上具备独创性,能营造出一种形断而神不断的美感。加之融入了两个 “断头”的逸闻,在内容上富有戏剧色彩,在主题上加深了厚重感,使整个民间舞蹈由简单递进到丰富,足以带给观众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震撼。“断头龙”尽管跟希腊的 “普罗米修斯盗火”传说的表现形式不同:一个是民间舞蹈,一个是神话传说。但讲述的内容却异曲同工:故事主角都是为了解除人类的困苦,不惜触犯天规给人类带来利益。最终的结局也是殊途同归:一个被断首,一个被啄肝。两个主角无疑都向世人彰显了一份撼动山河的悲壮,传达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力量。

由此,“断头龙”所折射出来的,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龙的精神,更是深植于我们血液中的民族精神。也正因为这样,这种蕴含着中华龙文化,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形式,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们有责任使其穿越千年的时空,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出绚丽的光彩,从而激励和鞭策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

浙江的“美丽之花”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在这个收获的时节,建德市、宁波市江北区、余姚市、瑞安市、湖州市吴兴区、嘉善县、新昌县、东阳市、常山县、王环县、庆元县、景宁县等十二个县 (市、区)脱颖而出,成为 “2015年度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它们宛如十二朵争奇斗艳的 “美丽之花”,齐刷刷地绽放于浙江这块大地上,与其他四十六株已经盛开的 “美丽之花”交相辉映,为这个时代增光添彩……

众所周知,“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统一体。它集中体现在五个 “美”的建设上:一是环境之美,二是风尚之美,三是人文之美,四是秩序之美,五是创业之美。建设 “美丽乡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农民群众养成美的德行、得到美的享受、过上美的生活,让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用无数的 “美丽乡村”共筑 “美丽中国”。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境内山陵绵延起伏,平原阡陌纵横,江河滔滔不绝,海岛星罗棋布,是典型的山水江南、鱼米之乡,被称为 “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同时,浙江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乡村,不仅美不胜收,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诗画江南”的美誉。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起飞,农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但社会事业发展一度滞后,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农村规划杂乱无章,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套用一句顺口溜:“房屋散乱搭,道路拧麻花,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面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003年,浙江省委做出了实施 “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进一步发展浙江生态优势,打造 “绿色浙江”,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活动,计划花五年时间,从全省四万个村庄中选择一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一千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揭开了 “美丽乡村”建设的瑰丽篇章,并亲自指导淳安下姜村探索 “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子。

2010年,在农村环境大为改观的基础上,浙江顺应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进一步做出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决策,按照生态文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按照 “布局美、环境美、生活美、身心美”和 “宜居、宜业、宜游”的要求,培育 “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康庄工程、联网公路、万里清水河道、农民饮用水、绿化示范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危旧房改造、农村电气化、现代商贸服务示范村、小康体育村等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村庄整治氛围。

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随后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将建设“美丽乡村”作为奋斗目标,要求 “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加快编制村庄规划,推行以奖促治政策,以治理垃圾、污水为重点,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

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于同年号召全面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探索农村复兴之路—— “五水共治” (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全面治水,让水更绿更清澈;“四边三化” (指在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开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让城乡变得更加整洁、宜居;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使一大批带有乡愁印记的传统建筑得到保护,“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村落美景正在形成。

到2014年年底,浙江省2.7万个左右建制村完成了村庄整治建设,整治率达到94%左右。形成了竹茶安吉,田园松阳;金色平湖,阳光温岭;龙游天下,梦留奉化;幸福江山,人间仙居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示范地区。“美丽乡村”在浙江已经从 “盆景”变成了 “风景”,实现了从建设向经营的成功跨越,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 “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浙江农村因创建 “美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胸有成竹地表示:“浙江不和人家比GDP,浙江要和人家比 ‘美丽乡村’,比谁的农村更漂亮、更富裕、更文明!”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兼农办主任章文彪则感慨不已,认为现在的农村甚至比城里还好,不仅山清水秀,而且干净整洁,是个大氧吧。“上网有宽带,进城有公交,看病有报销,晚上在广场上聊聊天、跳跳舞。你说这日子有没有滋味?”

确实,“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国家都必须关注并致力于探索的重大课题,也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其本质是城乡二元社会中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结构不协调的问题。而在中国,“三农问题”更有其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于是,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了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具体要求。

建设 “美丽乡村”是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升级版的新农村建设。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为此,他还特别强调,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 “幸福家园”和 “美丽乡村”。

2014年1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打造 ‘美丽乡村’升级版”,吹响了 “美丽乡村”建设再出发、再推进、再提升的进军号!当前,浙江全省上下正根据 “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总要求,担负着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新使命,正更加坚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落实 “两富”“两美”的浙江建设决策部署,以 “水净、人文、村美、民富”为基本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内生动力,大力拓展村庄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的广度与深度。

住在豪宅里的西方人曾经说过,现代人是无根的,是没有家乡的。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在台湾经济起飞的20世纪70年代,曾走遍宝岛创作了摄影集 «人与土地»,表达 “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以此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生命的来处。“美丽乡村”建设,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要变得越来越美丽。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实事,是利在当代、功在后代的好事。

随着如火如荼的 “美丽乡村”的创建,笔者相信经年之后,一个个 “美丽乡村”,会如同一株株 “美丽之花”开遍整个浙江大地!届时,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此,无疑会出现这样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美丽图景:农村真正变成活力乡村、生态乡村、人文乡村、富美乡村、幸福乡村;农业真正发挥田园风光、山水资源、农耕文化、特色产业、森林景观的优势;农民真正与市民一道共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的硕果。

丽水的美丽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漂泊异乡、游弋于海外所作的一首现代诗。诗中的那些事物,随着诗人的成长,在不断地变化,但他对土地、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却无法忘怀。这种眷恋,就是 “乡愁”。

众所周知,眷恋故乡和怀乡思归的乡愁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国当之无愧是世界上乡愁情结最浓厚的国家。可以说,以乡村为载体、以乡村为根系形成的乡情、乡思、乡恋已经融入华夏民族的血液和中华文明的基因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蓦然发现,那个曾经生我养我的故乡,正与我们渐行渐远。于是,一栋老屋、一座老桥、一口老井,一块香糕、一碗清面、一颗硬糖,一台地方戏、一场杂技、一件往事,都成了凝聚于我们心头的乡愁。

地处浙江省西南浙闽两省结合部的丽水,其地名的由来众说纷纭—— «元和郡县志»:“丽水本名恶溪,以其湍流阻险,九十里间五十六濑,名为大恶,隋开皇中,改为丽水,皇朝因之,以为县名”;«栝苍汇纪»:“县北七里有丽阳山,下环清溪,县名丽水以此。”但有当地人曾这样向笔者介绍:“‘丽水’的 ‘丽’,在这里读第二声,意思是 ‘分离’,因为有六条江 (瓯江、好溪、飞云江、灵江、闽江、交溪水系)在此发源,而后各奔前程。”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丽水自古就是乡愁之地。因为乡愁的滋生,总跟别离紧密相连。

丽水,这个曾经叫过括州、处州、丽水和莲都的城市,始建于隋朝开皇九年 (589),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这个古城孕育了无数乡愁元素:松阳高腔、青田石雕、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处州方言、缙云话、青田话、景宁畲语;稀卤鱿鱼、安仁鱼头、笋衣铺蛋、高山田螺、红烧溪鱼、卷饼、缙云烧饼;龙泉大窑青瓷古窑址、莲都通济堰、景宁时思寺、缙云仙都摩崖题记、庆元如龙桥、松阳延庆寺塔;明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读书处、松阳兄弟进士牌坊、龙泉剑池遗址、缙云独峰书院等。这一切,如今仍在丽水大地上熠熠生辉。

当然,这应归功于丽水对绿水青山的呵护。不过,说来也是阴差阳错,曾几何时,当浙江的其他地区在改革的大潮中迅猛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时候,作为浙江生态屏障的丽水因区位限制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着穷日子。然而,也正因如此,保全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使其生态环境质量位列浙江省第一、中国前列。自2009年起,丽水先后被命名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城市”“浙江省森林城市”和 “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这无疑为乡愁的营造,积累了先天的资源优势。

当前,丽水对乡愁的营造,已由以前的任其自然转变为高度自觉。他们准确把握乡愁与城市之间相互依存、相融相生的关系,率先在所辖的缙云县提出打造中国乡愁旅游先行区的宏伟目标,并及时开展中国乡愁文化的理论研究,依托地方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全市现辖的一区、一市和七个县中,各自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愁符号。“处州白莲”在莲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种植历史。莲都区借此打造具有浓郁特色的莲花生态养生旅游景区、连续举办了数届“处州白莲节”,以此打造 “处州白莲”金名片。

从20世纪70年代云和木制玩具萌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云和县把木玩文化融入产业培育、城乡建设、旅游发展中,把云和打造成不折不扣的童话世界。

曾在遂昌当过知县的汤显祖,其精神特质已深深融入这里的山山水水。遂昌县将汤公文化与人文景观、自然山水等进行有机整合,全力打造 “汤显祖文化”这一世界级文化品牌。

龙泉,一座剑瓷名城。龙泉市积极培育以山水观光为主线、养生休闲为核心、乡村旅游为基础、剑瓷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体系,致力于创建 “江浙之巅、剑瓷龙泉”旅游品牌。

庆元素有 “古廊桥天然博物馆”的美称。随着庆元廊桥保护、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梦幻廊桥”的品牌逐渐打响,使庆元人民追求人文和谐、永续发展的精神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弘扬。

素享盛名的处州府,始于松阳古市镇。“古村落”是深藏于此的另一个贴切的诠释。松阳县将保护利用传统村落纳入全县文化发展战略,提出了打造 “松阳传统村落”特色品牌的目标。

缙云是传说中黄帝铸鼎炼丹、驭龙飞升之所,仙都是我国南方黄帝祭祀中心,祭祀历史悠久。缙云县努力挖掘黄帝文化,广泛吸引炎黄子孙前往寻根问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景宁是我国华东地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里的畲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景宁县借助当地璀璨的民族文化和浓郁风情,充分发挥畲族文化 “金名片”的优势,努力打造 “文化名县”。

一千五百多年前,青田人开始认识和利用青田石。从那时起,从青田石到青田石雕,一代代艺人流下的辛勤汗水汇成了一条艺术长河,从古至今奔流不息。今天的青田县让 “精美的石头”唱起了“新歌”。

由于乡愁因子在丽水大地上广泛撒播,那些在大山深处星罗棋布的高山远村,通过加强 “传统村落保护”和 “历史遗迹保护”,大力营造 “小桥流水人家”“泥土坡顶青瓦房、石头巷子黄泥墙”的原生态乡村味道,使得人们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于是,那些承袭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村庄,在其古貌受到尊重的同时还被赋予现代生命。2013年,文化学者余秋雨游丽水后,由衷地感叹:“丽水是中国最美的地方!”并题字 “此行无悔,浙江丽水”。

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乡愁则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是体现区域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是一座城市最能撩拨人内心情感的软肋,是一座城市最柔软最温情最值得你去看去品去怀念的部分。随着精神消费需求的迅猛增长,这些符号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这一背景下,丽水市在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的同时,致力于以乡愁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竭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这个大背景下,在丽水广袤的青山绿水间,在一批 “干净、整齐、乡愁、特色、和谐”的美丽乡村中,乡村旅游线路、民宿、创意农业和可看、可住、有内涵的农家乐综合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这也使得那些昔日与工业文明和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 “落后区域”、年轻人大量涌出导致生机难再的 “凋零之地”,一个接一个从滞后、凋敝、无从发展的层层束缚中 “脱胎换骨”,而且更显靓丽、更有活力、更具底蕴。

更令人欣喜的是,丽水已将乡愁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在“2013中国 (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推介会”上,丽水市委书记王永康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丽水的生态资源优势就是 ‘无价之宝’。守住了这方净土,就守住了 ‘金饭碗’。我们的发展理念,就是把丽水的生态元素、文化元素有机融合起来,大力发展以 ‘生态、休闲、养生’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业。”这也意味着大力发展乡愁经济是丽水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的战略选择,也是将 “绿水青山”转变为 “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一遇雨露就发芽,一得阳光就灿烂。”乡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时代的感召下,不仅留住了众多丽水人的乡村记忆,记录了植根于处州大地的乡村文脉,也传承了丽水村落的千年文化,更促进了丽水经济大发展,让丽水人们走出了一条美丽环境与美丽经济、美好生活互促互进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时,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也让丽水这座蛰伏在浙西南广袤林海中的山城,凭借醒目的辨识度,成为最具诗意的栖居地。

丽水的千年乡旅

被誉为 “浙江绿谷”的丽水,山清水秀,风光秀丽,是长三角地区的一块 “净土”。同时,也是一方古老凝重的热土,自建制以来的一千四百多年里,丽水人在此创造了黄帝文化、剑瓷文化、廊桥文化、畲族文化、茶文化等独特的地域文化。

然而,由于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地势以山峦、丘陵地貌为主,是一个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尽管这里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但因为地理条件的制约,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文化遗存一直 “养在深闺人未识”。

近年来,丽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绿色崛起、科学跨越”的发展战略,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业蓬勃发展。特别是2016年,为迎接高铁开通和杭州G20峰会,丽水市依托秀美山水、本土乡村、特质人文三大优势,全力推进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业转型升级。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记者一行赴丽水采访,发现该市在创建“健康、人本、精致”农家乐综合体和乡村特色民宿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正逐步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有风景、有盆景、有风情、有乡愁”的美丽乡旅蔚然成风。

乡村游,顾名思义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乡村民俗文化为灵魂、城市居民为目标的一种休闲旅游形式。发展乡村游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休闲产品,而且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筑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发展乡村游对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党和国家及各级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6年,国家旅游局就把旅游主题确定为 “中国乡村游”,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乡村游。2007年,国家旅游局再次将全国旅游宣传主题确定为 “中国和谐城乡游”。

位于浙江西南部的丽水,自古山清水秀,谷幽壑深,花繁树高,曾被誉为 “洞天福地”。这里森林覆盖率达80.4%,位居中国城市森林覆盖率第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这也是一片古老凝重的热土,一代代勤劳质朴的丽水人,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璀璨的历史,是一个弥漫着浓重乡愁的地方。

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无疑是发展乡村游的最好 “聚宝盆”。加上浙江省在2005年就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论断,在实践中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已开始带动全省乡村游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丽水市顺势而为开启了这项 “美丽行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丽水从 “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的目标定位,到提出“第一战略支柱产业”;从 “生态第一市”“卖空气”,到走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丽水乡村游蓬勃发展,逐步构建成以 “绿色山水”为主线、“地域文化”为底蕴、“生态”为卖点的大旅游格局。

然而,随着农家乐数量逐渐增多,丽水旅游经济遇到了功能单一、同质竞争等发展瓶颈。同时,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由建设美丽乡村向经营美丽乡村转变的时机已成熟。于是,丽水市在2012年出台了 «关于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农家乐综合体创建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全市创建 “农家乐综合体”这一农家乐新模式。

2013年,丽水按照 “绿色崛起、科学跨越”的战略总要求,依托 “中国生态第一市”的优势,将乡村游与生态精品农业、养生养老产业相结合,大力创建农家乐综合体。同年11月,浙江省委在专题研究丽水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丽水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为丽水发展农家乐综合体提供了更大空间。“目前,全市农家乐民宿累计完成投资20.24亿元,有农家乐民宿经营户 (点)2685家,从业人员3.7万人,餐位20.49万个,床位3.09万个。今年一季度全市农家乐民宿共接待游客366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5%;实现营业总收入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丽水市农办副主任马丽华欣喜地告诉记者。

确实,无论是神秀的生态景观,还是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再到新兴的民宿休闲度假,丽水乡村游以其鲜明的旅游形象、丰富的旅游产品、优美的城乡环境,在全国乡村游中独树一帜,一路领跑,红遍了大江南北,“全国旅游看丽水”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它不仅盘活了绿水青山,还释放了生态红利。

站在 “十三五”发展的新起点上,丽水市更是开启了迈向“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赶超”的新征程,他们将充分发挥丽水乡村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和慢生活节奏的优势,在山水、生态、文化、乡情上找卖点,在布局、特色、农味、细节、内涵上下功夫,把乡村游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舟山的“海节”

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独具韵味的民俗民风,互通互融的丝路精神……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2015年中国海洋文化节”为舟山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了一顿海洋文化的 “饕餮盛宴”。每年如期而至的 “中国海洋文化节”,2013年曾被人民网评为 “首批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节庆”,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唯一一个面向海洋的文化节庆,并被列入国务院 «全国海洋经济 “十二五”规划»中,目前已成为舟山的一张 “金名片”。

舟山,作为我国沿海最大的群岛,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固有的海洋风光、浓郁的宗教文化以及具有历史底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优势,新兴海洋节庆的崛起成了旅游的新亮点。尤其是 “中国海洋文化节”“舟山国际沙雕节”“舟山海鲜美食文化节”“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等节庆,使舟山旅游声名鹊起,游客量和旅游经济快速增长,并已成为舟山旅游的新品牌。同时,还戴上了 “中国节庆产业十大节庆城市”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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