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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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十一）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朝鲜战场上的空中较量75秒内击落3架敌机
1951年7月，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刚刚走马上任的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将军决心使出点招数，解救美军的困境。他下令让美军的1200架飞机全方位、全天候地进行空中封锁，对志愿军进行空中绞杀，欲切断志愿军的后方运输，使志愿军前线部队得不到供给，绞死志愿军。当时，志愿军的飞机不是很多，多数目标的保卫还要靠高炮部队。
1952年4月23日凌晨，中朝边境长甸河口笼罩在白茫茫的一片雾气中。我军某高炮团张团长一大早便到山上观察气象。他发现今天的雾特别大，对面都看不到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狡猾的美国飞机会利用这种天气对我重要目标进行袭击。于是他对身边的参谋说：“立刻发出预警信号，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是！”参谋飞快地跑下山去。“呜……呜……”战斗警报拉响了。战士们纷纷冲入炮位，雷达天线转动起来，有线电话已经沟通，侦察兵操作指挥镜搜索目标。
6时20分，大雾还没有散去，雷达就发现有4架敌机从西面向我军阵地飞来。张团长笑了：“说曹操，曹操到，来得正好啊！”他命令：“各分队注意，西南搜索！”
高炮飞快地转动着，炮口齐刷刷地指向了西南方向。“报告，发现F-86战斗机4架，高度6000米，正向我长甸河口大桥飞来。”
就在这时，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从清水镇驶来。敌机发现了目标，高度一下子降了下来。“各阵地注意，敌机低飞，准备射击。”张团长沉着地下达命令。
敌机一边飞一边进行编队，两架在前，两架在后，后面的两架掩护。一分钟后，敌人的头两架飞机呼啸着从山谷中钻了出来，高度只有500米，这样低的高度，高炮临时瞄准难度是很大的。这时，头两架敌机像两只饿狼，向大桥上正在行驶的火车冲去，眼看越来越近，只有几百米了。“开火！”随着团长的一声令下，早已严阵以待的炮群一齐开火。一发发炮弹拖着长长的火舌飞向天空。前面的两架敌机听到炮响，赶紧拉起了机头，向上蹿去，可是后面的两架已经来不及了。在密集的火网中，一架敌机“轰”的一声爆炸了，碎片飞向四方，来了个空中开花。另一架敌机尾中弹起火，拖着长长的黑烟，在空中打转，一连翻了几个跟头，栽进了鸭绿江，激起一道巨大的水柱。前面的两架敌机一看后面的两架已经中弹，赶快向西南方向逃走，但是我军的炮火已经封住了它们的退路。
火网中炮弹齐飞。一串炮弹击中了一架敌机。这架敌机被炸成两截。另一架被炮弹击中翅膀摇摇晃晃地飞走了。张团长看了看手表，从下达命令到3架敌机落地一共用了75秒。
清朝军舰扬名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中帮林肯平叛
史海回眸
1863年，美国骗子亨利瞒着清政府将3艘中国军舰偷卖给美国联邦政府，图为被卖给美国的“浙江”号军舰。
身价百万被洋骗子拐卖
鸦片战争之后，在海防上吃了大亏的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军建设。然而，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许多“洋骗子”借机欺骗清朝官员，侵吞了中国的巨额财富。其中美国人亨利·华尔以造舰为由，骗走清政府100余万两白银，但军舰完工后又被亨利偷卖给美国联邦政府。这些军舰后来成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明星，帮助林肯总统平息了南方的叛乱，为了“纪念”清政府的“慷慨支援”，其中一艘军舰还被命名为“大清”号。
帮助镇压太平天国，美骗子兄弟获清朝信任
1859年，穷困潦倒的美国流浪汉汤森德·华尔和亨利·华尔兄弟远渡重洋，来到上海闯天下。当时太平军席卷苏浙，大批清军和失势地主逃到上海，局势一片混乱。华尔兄弟看准机会，组织流落当地的菲律宾人和欧美军事流氓成立了洋枪队（后改名“常胜军”），帮助清军与同太平军作战，赢得了清政府官员的信任。
亨利·华尔以“常胜军大管家”自居，一手包办部队的武器、弹药及船舶供应，他成立华尔洋行招揽生意，变成上海滩的大军火商。为了牟利，亨利还把囤积的军火卖给太平军，他甚至写信给太平军统帅忠王李秀成，表示愿意帮太平军代买枪炮。
1862年初，太平军攻占宁波，并传出要采购军舰、沿运河打到北京的消息，在上海的清朝官员顿时惊慌不已，“买舰自保”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
华尔兄弟觉得这是一次乱中取利的好机会，他们四处游说，向清朝官员渲染太平军水师的可怕，汤森德对清朝地方官杨坊说：“叛军（太平军）的舰队迟早会绕开（常胜军）防区，沿水路打到上海，他们的大炮会把货栈、仓库、军营乃至教堂夷为平地……如果我们不行动，上海将岌岌可危。”紧接着，亨利又用超低价格引诱清朝官员，称“40万两白银即可购得大兵轮一艘、小兵轮四艘”，为了打消清朝官员对自己的疑虑，他坚称自己不会像其他白人那样“胳膊肘往外拐”，出卖中国利益。亨利甚至表白自己已是“完全归化天朝的子民”，时时都在为上海的安全着想。
“牺牲”过两次的女红军
11岁，没有名字的她参加了红军，红军给她取了个名字——王桂兰；第一次参加战斗，她用手中的手榴弹狠狠地砸向敌人，并缴获了一支手枪；过草地时，发高烧昏死过去的她被误认为已经牺牲，半夜里，大雨浇醒了她，她挣扎着爬回了帐篷；抗日战争期间，被称作“娃娃女县长”的她因为过度劳累患上怪病，经抢救无效被宣布“牺牲”，晚上，被冻醒的她爬出了停尸房，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走进省中医院住院部10楼王桂兰的病房，只见老人正倚在床头半躺着，在紫红色的真丝夹衣的映衬下，她的脸显得有些苍白。伸手用力握住老人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老人的手软软的；望着微笑着的老人的脸，那眉眼间偶尔一露的刚毅，在我们眼前勾勒出昔日那个能说会唱，风风火火，不怕苦、不怕死的川北辣妹子形象。
报血仇，11岁参加红军，扬眉吐气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主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还债，才6岁的王桂兰被卖到了地主家。“现在这个年岁的孩子，可能还要撒娇让妈妈喂饭。可我小女子天不亮就得起床，烧水做饭，侍候地主家一大家子人。我个子又瘦又小，干什么都要搬个小凳子，一不小心打烂个东西，那少不了一顿毒打，屁股和背上留下十几个青紫的印子。”说起这些往事，王桂兰仍旧泪水涟涟。
有一次王桂兰又被毒打，爹娘闻讯赶来找地主评理，恼羞成怒的地主又逼王家还债，王桂兰的父亲又急又气含恨而死。父亲死了，王家的天就塌了，欠的债更还不上，地主带着人硬收了王家仅有的一亩活命田，并带人挖田地里的王家祖坟，王桂兰的妈妈拼死阻拦，一头撞在墓碑上撒手人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斗争。被多次买卖的王桂兰也逃回了老家。一天，在老灌场上，王桂兰看到赶集的人们都挤在大青树下，也好奇地挤进人群。原来是红军在宣判几个恶霸地主，宣传革命、招募红军。看到逼死爹娘的地主和地主婆也在里面，王桂兰扑上去要他们偿命。一个女红军扶起王桂兰对她说：“要报仇就参加红军！”
王桂兰来到招兵站，一个大个子问她：“你多大了？为什么要当红军？”
王桂兰一边抽泣着一边回答说：“11岁了。他们逼死了我的爹娘，我要报仇！我要跟着你们闹革命！”
大个子红军一边帮王桂兰擦泪一边说：“干革命不兴哭。叫什么名字？”
王桂兰回答说：“从小到大，人人都叫我小女子。”“你总有个姓吧？”大个子红军又追问道。“我爸姓王，都叫他王老汉。”王桂兰的话把大伙都逗笑了。
大个子红军说：“好！我们要你啦。名字嘛，我给你取一个，就叫王桂兰吧，桂花的桂，兰花的兰。当红军就改变了咱穷人的命运，咱穷人也要富贵他一次，红红火火地开一次花。”
从那天起，王桂兰就剪掉辫子，戴上八角红星帽，穿上蓝军装当上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战场，妇女独立营战斗中显神威，王桂兰为自己夺得第一支枪随着一大批妇女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组建了青一色的妇女武装——红色妇女独立营。王桂兰被调到少共妇女部部长李金莲身边当了勤务员。
王桂兰还记得她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1933年10月，刘湘集结川军各路势力，向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消灭在大巴山地区。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勇猛的抗击。战斗进行到第7天，总部命令妇女独立营乘夜急行军至青岗棵之后，伏击可能溃逃的敌人。妇女独立营在营长吴朝祥和少共妇女部长李金莲的带领下，翻山越岭悄悄从敌人封锁线中插了过去。第二天到达了预定位置时，却发现山头已被敌人占领。为保证完成任务，营领导布置了攻击方案，可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人发现对手全是女兵，就高兴地怪叫、乱喊起来：“哈哈，‘红匪’全是女的呀！没什么可怕的！”“喂，过来吧，给我们当姨太太享福吧……嘿嘿……哈哈……”
这种侮辱激怒了每个战士，大家群情激奋要冲上去拼命。吴营长稳住大家，察看了地形后说：“让他们再狂一阵子，李金莲带两个排从右山谷绕到敌后发起攻击，我带部队正面逼近，打他个措手不及！”
王桂兰跟随李金莲顺山沟绕到敌后。那些家伙完全不把女红军当回事，正嘻嘻哈哈地乱作一团，毫无防范。待靠近敌人后，李金莲举起驳壳枪高喊一声：“打！”，女战士们就把手榴弹投进了敌人堆里。还没等敌人醒悟过来，就猛冲进敌人堆里与敌人散打起来。王桂兰手握剩下的一颗手榴弹，像使用铁锤一样拼命砸向敌人的头部。血溅了她一身，可她一点也不害怕，心里只想着，这是她第一次亲手为爹娘报仇，要多杀几个敌人。
吴营长听到枪声，也率部队冲了上来，两面夹击，山野里回荡的女高音不是在唱山歌，而是令敌人胆寒的喊杀声：“缴枪不杀！”“放下武器，红军优待俘虏！”
战斗中，眼尖的王桂兰发现一个装死的敌人正偷偷摸出手枪，准备射击吴营长，她飞起一脚，枪响的同时手枪飞落在吴营长的脚边。枪打偏了，吴营长拾起枪在手中掂了掂，用枪抵近被王桂兰踩着脖子的敌军官的脑袋轻蔑地笑笑，然后对王桂兰说：“干得不错，小同志，这算是你缴的枪，我代表营部把枪授给你，用它多消灭敌人！”
年少的王桂兰人没有步枪高，一直未配枪。现在，有了手枪，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战斗结束后，她把手枪别在腰间，神气地在人群里走动，经过战斗的洗礼，她觉得自己这个娃娃兵已成为了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过草地，饥饿、伤痛、泥沼夺去无数年轻的生命，王桂兰奇迹般死而复生“过草地，苦呀！”70年过去了，当王桂兰回忆起当年过草地的情景时，还是发出了深深的感叹。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合编后分为左右两路，在毛尔盖集中后向北挺进。王桂兰跟随右路军从毛尔盖向班佑地区进发。
茫茫的大草地分为旱草地和水草地。一开始还好走，战士们大都设法弄到一根柳木或槐树棍子用于探路。走了大约200多里，就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到处是水，只能踩在浮在水面上大小不一的草墩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滑进烂泥里，越挣扎越往下陷，几分钟就将人吞没了。
这大草地，天气反复无常，一会儿太阳晒得头昏，一会儿云雾翻腾，倾盆大雨中夹着冰雹，浑身淋透让人冻得发抖。晚上找一块高台地，用斗笠、油布、被单支一支过夜，又大又狠的怪蚊虫，叮得战士们满身是包。更糟的是粮食吃完了，拔草根、找野菜，最后连羊皮褂也当粮食吃了下去。
王桂兰和几个女同志是抬着伤员走，一步两滑，你陷下去她爬出来，满身是泥。大概这样走了三四天，她的肩头磨破处化脓发炎，感染后发起了高烧。伤员不能丢，战友不能丢，她咬着牙硬挺着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到了宿营地，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昏迷过去了。
王桂兰回忆说：“夜里，恍惚听见战友呼唤我的名字，可我怎么也讲不出话，睁不开眼睛，有人说：‘可惜，这个小同志不行了，这么小就牺牲了，哎，不要让老鹰野兽吃了身子，向她告个别埋了吧。’大伙身体虚弱，又找不到挖坑的工具，就从草地里搬些泥块、草墩子，把我盖上，草草垒成一个小坟包算是安葬了我。”“下半夜，下起一场暴雨，雨水中夹着雪粒，冰冷的雪水灌进了坟包，刺骨的寒雨竟然给我降了体温。透过冲开的坟包裂口，我深深地呼吸着冷空气，慢慢抖着身体，渐渐挤开了坟墓，咬咬牙坐了起来。听到动静，半睡半醒的同志们睁眼一看，吓得大叫：‘鬼！她变成鬼啦！’哗的忙往后退。我招招手说出一句话：‘我活着，给我一点热水喝！’惊呆了的同志们才围上来，把我拉进被单搭建的帐篷里，给我披上被子，送上热水，让我吃下了仅有的一点青稞粉。就这样，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第二天，为了让我尽快恢复，战友们抬着我、轮流背着我走了一天。第三天，我感觉好多了，心想，不能再拖累同样虚弱的战友，坚持自己跟着走。一路上，看着座座用草掩埋的坟茔，人人心如刀绞，小坟包上放置着缝着红五星的军帽，没有墓碑、没有姓名，好多战友把自己燃烧的青春生命，留在了这茫茫的草地。”
为抗日，“娃娃女县长”忙碌中染上怪病，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到达陕北后，王桂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培养对象被送往延安女子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甘肃省曲子县当了副县长。
王桂兰说，那时的工作真多，天天忙得不知睡、忘了吃。要带领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地方武装；要组织群众加强生产，多打粮多养牛羊；还要动员妇女们做军装、做军鞋支援前线。那时候，她整天风风火火地工作，与老乡们打成一片，吃一锅饭，睡一张炕，不少老乡认她做“干女儿”。群众也十分信任她这个十六七岁的县长，都亲热地叫她“娃娃女县长”。
可能是太忙太累，王桂兰染上了怪病，高烧不退，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救治。当时，医疗条件差，药品匮乏，虽进行了医治，王桂兰仍高烧不退，入院6天后，王桂兰昏死过去，经抢救无效宣布“牺牲”，她被抬进了医院外一间停尸房中。
王桂兰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天特别冷，她被冻醒过来时，只觉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听到门外山下哗哗的流水声，就翻起身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去，推开没有上锁的破门，慢慢顺着山坡向溪水边爬去。也不知爬了多长时间，终于爬到了溪水边，她把头埋进水里，咕嘟、咕嘟……直到肚子里装满了冷水，她才仰面躺在地上。月亮弯弯地挂在天上，远处有狼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看着月亮，听着狼叫，她又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同志们抬尸体去掩埋，数数竟少了一具，以为叫狼拖走了，四处找碎尸，终于在沟底发现了王桂兰，她又一次奇迹般地生还了。
王桂兰说，人们都说她命大、命硬。她自己不这么看，她说是因为她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她还要为革命成功再去拼一把！
日本王牌部队败亡始末
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1942年10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150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他们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难逃灭亡
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7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
核危机秘闻：当人类与核战幽灵擦肩而过
核灾难、蘑菇云，这是人类世界最恐怖的名词。61年前的8月6日和8月8日，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在两颗原子弹燃起的巨大火球中被夷为平地，至少23万生命灰飞烟灭。日本投降了，但这场核浩劫成了热爱和平的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61年后的今天，人们呼唤的“无核化”没有降临，相反，大规模核扩散的危机却步步紧逼。一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千方百计谋求核武器，成为“核门槛”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了核爆炸试验。以色列和日本虽未公开进行核爆试验，但以色列早已是公认的具有核武器的国家，而日本则完全具备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条件。伊朗、朝鲜核问题也是反反复复、波澜不断……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计，目前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至少有40多个。
虽然自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使用过核武器。但也许你并不知道，“核按钮”曾多少次一触即发，“核幽灵”曾多少次与人类擦肩而过……
广岛红十字医院里，一个严重烧伤的学生仰面躺在一张草席上。他的五官几乎全被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热浪抹掉了。四天后他死了。
日本“两都”险遭灭顶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试爆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虽然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初衷是针对德国，但欧洲战事在原子弹诞生前已经结束了，于是原子弹的目标对准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起初也不是原子弹的袭击目标，美军起初选定的目标是古都京都。然而京都从公元794年建立到19世纪中叶都是日本的首都和文化中心，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最后，当时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否决了这一计划，决定把京都保留给子孙后代。
在长崎遭原子弹摧毁后的4天，日本将领仍拒绝投降，并考虑采取包括自杀性袭击在内的一些方案来赢得“必然的胜利”。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他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人民忍受煎熬。第二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投降非常及时，因为美军正准备在东京投下第三颗原子弹。
核阴云飞渡朝鲜战场
1950年5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了，这也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时代初期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5年前曾炸平广岛、长崎的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当时它已经储备了近300枚原子弹和260多架能投掷原子弹的飞机，而前苏联的研制核武项目才刚刚起步。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即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杜鲁门政府不仅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四次企图使用核武器的行动，造成了四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
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10架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大西洋，神秘地降落在英国领土的基地上。这些原子弹的既定用途是在必要时向前苏联发动核袭击。不到三周后，杜鲁门又派遣了10架B-29轰炸机横越太平洋，降落在关岛，准备在朝鲜战场上“风云莫测和危机来临”时使用核武器。这是帝国主义者首次用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火药味比第一次危机更浓。
第三次危机虽然短暂，但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1950年11月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跨过了鸭绿江，而且很快打退了“联合国军”的猖狂攻势。这一“灾难”令杜鲁门惊恐万状，慌忙扬起核武器进行恫吓。他告诉记者，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甚至称美军战地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1951年4月初，这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而情报显示莫斯科陆军师也蓄势待发。4月6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4月11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然而，杜鲁门当局的四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再加上各种国际力量和舆论的牵制，美国不得不收回了挥舞的核拳头。1951年6月末，B-29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
前苏联核艇最后关头选择投降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四艘前苏联柴油动力核潜艇受命前往古巴海域与美国对峙。它们不仅装备着大量的常规武器，此外还装备着核导弹、核鱼雷。四艘核潜艇从北极的科拉半岛，设法避过北大西洋海域美国和北约军队防守重重的侦察线，一路驶向古巴。由于这些老式核艇经常要浮出水面补充氧气等各种能量，终于有一次，B-59号潜艇在已接近古巴的海域浮出水面时，被美军部署的反潜艇雷达发现了。
几分钟之内，数艘美军驱逐舰风驰电掣赶来，包围了B-59号核潜艇，无数颗鱼雷、榴弹像母鸡下蛋一样扔向潜艇，然而却又不立即将它击沉，而是像猫捉老鼠一样将它炸得东摇西晃，潜艇上的士兵差不多都被撞昏了。美军的炮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由于潜艇中的氧气渐渐稀少，许多士兵因为缺氧而失去了意识。到最后，舱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
按照规定，前苏联潜艇指挥官只有在经过克里姆林宫或前苏联国防部长的直接命令和授权下，才有权使用核武器。但无法浮出海面的B-59号核潜艇根本没法跟克里姆林宫取得联系。终于，在一次特别巨大的爆炸差点将核潜艇给掀了个180度后，指挥官瓦伦钉萨维斯基上校开始变得怒不可遏，他命令一位专责管理潜艇核弹头的军官立即将核武器准备好，他的手放在了核按钮上。
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美军的炮击声渐渐稀少，B-59号潜艇也不再“直翻筋斗”了。萨维斯基上校长吁一口气，手渐渐离开了核按钮，他的额上全是冷汗，他平静下来，做出一个重大而悲壮的决定，既不发射核导弹，也不发射常规鱼雷，而是命令潜艇浮上水面，向美军投降。如果不是萨维斯基上校在最后关头恢复清醒、放开了放在核按钮上的手指，也许在1962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核战争。
中东几陷核黑洞
以色列1948年才获得独立，这已经是人类进入核时代以后的事情了。如果不算目前正在升级的黎以冲突，以色列人在此前已经打了五次仗，即著名的五次中东战争。前三次中东战争，即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的“六五战争”，每一次都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
1973年10月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加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这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的。在这次战争中，前后出现过两次骇人听闻的核危机。其中一次就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一只脚已跨过“核门槛”，差一点将其秘密制造的原子弹扔到埃及人的头上。
1973年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在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东西两线，突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全线进攻。伊拉克、科威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派兵参战，伊拉克总统甚至派出其胞弟率领总统近卫坦克师开赴战常在历次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阿拉伯世界群情激奋，捷报频传，而弹丸之国的以色列则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色列军方想到了其最后的杀手锏——以色列秘密制造并存放在内格夫沙漠基地中的、全世界尚无人知道的13枚原子弹。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请求下，以色列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了使用核武器的决议。以军将部分核弹头装在F-4E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上，另一些装在杰里科地地导弹发射架上，并准备向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城市发动核攻击……全世界已不知不觉地处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生产的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虽然“十分原始”，但每一枚的破坏力，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爆炸力的总和。以色列甚至准备用原子弹将埃及建造在尼罗河上的世界最高水坝阿斯旺大坝摧毁。根据以军方测算，一旦大坝被原子弹摧毁，汹涌澎湃的洪水将使埃及所有的富庶地区荡然无存。
到底使不使用原子弹？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出于一种政治家的心计和多年国际斗争生涯养成的敏感，她接通了联系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告诉她，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发现并正在分析可根本扭转战局的重要情况，以色列只要再坚持24小时就可渡过难关。
梅厄更加冷静下来，她顶住了幕僚和军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坚决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同时下达了“全线死守24小时”的特急命令。一触即发的核按钮终于没有按下。
10月16日，以军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抓住埃军后方防守薄弱的空档，摧毁其用于掩护东岸部队的防空导弹系统、炮兵阵地、指挥所和后勤基地。10月22日，埃军第3集团军的2万多人和200多辆坦克被以军四面包围，埃军被迫全面转入守势。直到这时，以军的核弹头才从发射架上卸下来，世界又一次从核战争边缘侥幸走了回来。
核火药桶上的危险游戏
核威胁不仅发生在剑拔弩张战争状态下，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差错、事故也可能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一团团“核魔云”，其结果并不亚于爆发一场小型核战争。
莫斯科曾出版过一本由R·法马兹耶编写的书，书名为《帝国主义：事实与数字》。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在1950年至1975年的25年之间，美国核运载工具共发生95次事故。1964年1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险些遭殃。当时有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在北卡罗来纳境内失事，飞行员在飞机坠落前将两枚核炸弹抛出。其中一枚氢弹为2400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广岛或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的1000倍。更险的是，这枚氢弹的7个起爆装置，在抛出掉落过程中已被打开了6个，如果最后一个起爆装置也被打开，这枚氢弹就会爆炸。
美国学者D·弗利等人编撰的《偶发战争的风险》一书提到过130多次由控制系统引起的核武器事故。1979年11月9日，一次计算机故障导致美国10架截击机紧急起飞，接受的指令是去击落所谓侵入美国的前苏联战略轰炸机。1980年6月，由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曾发出关于一枚前苏联导弹攻击美国的信号。美国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因此而进入一级战备，甚至飞机引擎也已经发动起来。
1980年10月，美国军事力量委员会报告说，仅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由于种种技术故障，北美空军防御指挥司令部就发出过15次错误信号，每次错误信号都显示：美国即将遭到核打击。
1983年9月26日夜晚，莫斯科附近的前苏联核预警中心里突然警报声四起，电脑地图上显示：美国核弹头正向前苏联袭来！就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值班的彼得诺夫中校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计算机出错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双手抖得很厉害，情况变得越来越可怕：5分钟之内，电脑又显示美国又发射了5枚核弹。”虽然有关部门此后查明了造成失误的原因，但并没有杜绝类似错误的出现。
1995年1月25日清晨，俄罗斯西北边境的3个军事雷达站同时发出警报：一枚核导弹正从挪威境内射向俄罗斯！值班将军立即启动核武器指挥系统，分别向叶利钦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通报。叶利钦立即启用了“核按钮手提箱”，密切监视“核导弹”的飞行轨迹。同时，俄全境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这是俄罗斯总统首次真正启用“核按钮手提箱”。
就在发射指令即将下达之际，雷达站却发来消息：根据测定，导弹的落点是接近北冰洋的挪威海域，而不是俄罗斯境内。原来，这是一枚挪威科学家从事极光研究试验用的火箭。
还有一个“小差错”曾经差点引发了美苏核战。197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夏延山的空军监测基地工作人员突然在雷达屏幕上看到两千多枚前苏联核导弹正向美国本土飞来！该基地官员立即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杰米·卡特汇报，并称总统只有7分钟的时间考虑是否立即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卡特总统立即要求对这个情报予以核实。让人惊讶的是，其他地面情报站的雷达屏幕上却是空空如也，连一颗导弹的影子也没有。原来，不知是谁将一盘摹拟前苏联导弹袭击的录相带错误地放进了基地的监测器中——这次假想的核导弹袭击让许多美国军事官员、包括卡特总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核大战将断送人类文明！
前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核扩散新时代。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掌握核技术、具备核武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核物料的流通量也在增长。这种情况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核物料和用于放射性武器材料的失窃和非法挪用，变得非常容易，引发核战争和偶然性核爆炸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大。
核武器骇人听闻的毁灭力、杀伤力令许多科学家——其中包括最初发明核弹的几个科学家——都深信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史前曾进行过一场核大战。美国原子弹计划主持人、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对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史诗中记载了史前人类发生核大战的情形。《摩诃婆罗多》是这样描述一种神秘武器的：
这是一枚弹丸，
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
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
明亮如一千个太阳，
缓缓升起，光彩夺目……
这是一种神秘武器，
是钢铁的雷电，
死神的巨大使者
把整个伏里斯尼斯和安哈克拉斯民族
烧成灰烬……
虽然史前人类是否发生过一场核大战无法轻易下断语，但这种猜测却是人类忧患意识的一种理智呼唤。它提醒人们：核大战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担心核大战灭绝种族乃至人类并不是杞人忧天。
美国战后曾利用原日军高官充当间谍
日本媒体日前援引美国最近解密的一批情报文件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雇用原日军高级官员从事在日本国内以及苏联、朝鲜等国的间谍活动。
文件透露说，二战结束后，根据美国负责日本的盟军司令部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准将的建议，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主要成员包括原日军副总参谋长、陆军中将河边虎四郎等二战时期日军军官。这一间谍组织的人员和具体操作完全由日方负责，美国只在政策层面参与，并为其提供运作资金及必要设备。
解密文件说，根据河边的建议，间谍组织以日本北部北海道作为与苏联有关间谍活动的基地，南部九州岛作为与朝鲜半岛有关间谍活动的基地。针对苏联的活动包括从苏联控制地区的日本居民那里获取情报，将遣返回苏联地区的居民发展为间谍以及通过截取电波获得情报等。
解密文件显示，“河边组织”与盟军司令部的合作从1949年持续到1952年。“河边组织”的主要成员也没有因二战中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战争罪指控。
中国抗日战争时鲜为人知的“日本八路”揭秘
吃白面享受连级待遇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杉本一夫等3名日军俘虏走上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成为第一批日本反战士兵。
11月7日，以他们3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日本人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到了1945年8月，盟员已多达千余人。
大批日军倒戈，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当时，美军曾派“迪克西使节团”到中国考察对日俘虏工作。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里的日本俘虏并不是被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文章道出了日军倒戈的秘密。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优待俘虏政策，吸引了大批日军俘虏投入反战的大旗下。抗战初期，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
1940年春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一名叫石田美喜的日军士兵。当时他拒绝八路军的忠告，提出把他送回日本军队的要求。出乎他意料的是，八路军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得到日本军官的同情和关怀，反而受到残酷的虐待，并要将他军法处置。面对日军的残酷和八路军的善良，石田美喜追悔莫及。不久，他就逃了出来，重新回到八路军总部，加入反战组织。
在生活上，日俘也得到了照顾。当时八路军的月津贴为：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而日俘一律按连级军官待遇。中国官兵以小米为主，连八路军首长也吃小米，俘虏们却主要吃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根据地的群众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省给他们，衣、被、鞋袜等生活用品也优先供给。
各种战法直插日军心理防线
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主要是发动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唤起日兵觉醒。在实际工作中，反战盟员结合日本的民族习惯和日兵思乡厌战心理，创造了几十种斗争方法，直插日军的心理防线。
方法1：写信和日兵谈心
反战同盟将反战标语写在树干、桥梁、岩石等日军可能看到的一切地方。书写的内容广泛深入，如“亲人们望眼欲穿等着你回去”、“杀戮无辜的中国平民，如同屠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军不杀俘虏，会兄弟般地接待你们”等。当时，冀南支部有个叫秋山良照的盟员，他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在艰苦的环境下，靠着简陋的印刷条件，和战友们编写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仅1942年就多达几十万份，全部散发给日军士兵。秋山还抓住日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日军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表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悬赏。
方法2：唱小曲令日兵不寒而栗
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反战盟员协助八路军行动，向日军士兵进行宣传喊话，给日军士气带来非常大的打击。1942年11月，太行支部对山西省潞安县老顶山分遣队进行喊话。喊话在敌人的碉堡下进行，非常危险，碉堡上常常飞过冷冷的子弹。
反战盟员石田雄是胶东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有一副清脆甜润的歌喉，并且能根据日本士兵的要求唱日本各地的曲调。1943年深秋，他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正想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哀……歌声随风吹进碉堡，里面的士兵不寒而栗，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碉堡里传出了声音，喊话就自然地开始了。
方法3：宣传画让日兵号啕大哭
抗战后期，日军思乡厌战、反战投诚、集体自杀之风在内部弥漫开来。反战同盟加紧活动，力求彻底瓦解日军士气。他们从日军士兵切身利益出发，不但制订《日本士兵要求书》，提出228条需要争取的利益，并教给他们斗争的方法；还针对不同战场特点，展开针对性宣传攻势。
在晋西北，某日军据点的士兵常年以黑豆为食，晋西北支部编出了“不要让我们吃黑豆”等传单发给日军士兵，并将日本歌谱谱上反对吃黑豆的新词，写在长长的木牌上，夜晚插到日军据点旁边。
在华中，苏中支部制作的精美宣传画，被日军据点哨兵看到，竟忍不住号啕大哭。原来上面画着一轮明月，月亮里站着一名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形单影只的士兵在站岗；在冀南，在反战同盟的争取下，还建立了一些“和平据点”。少尉分队长津金，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亲自拿着小白旗，不打八路军，八路军也不打他。日军先后5次合击八路军，他的小队都故意让开缺口让八路军突围。
方法4：慰问品让日兵爱不释手
慰问袋是日本战时流行的一种风俗，当出征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国内民众将日用品或食品、慰问信等，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布袋子里，赠送给前方士兵，以示慰劳和鼓励。在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每人平均年收8至12只，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到1940年，慰问袋降至6只，1941年仅为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
针对这种情况，反战盟员动手制作慰问袋，里面装上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向各日军据点分送。开始，日军长官以有毒为借口，不许士兵拿。后来，不但无法控制，士兵或下级军官还友好地回赠礼物。
自制药品救伤员
除了进行反战宣传外，反战盟员还活跃在生产、教育、卫生等抗战各条战线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反战盟员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被俘后自愿为八路军医治伤员。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救治了不少军民，曾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不少反战盟员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新四军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十几名盟员，曾和五师师直敌工队一起，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个日军小队。盟员森增太郎亲手将日军小队长击毙，并缴获了他佩带的军刀。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将军刀赠送给李先念师长，受到李师长亲笔写信表扬。
抗战末期，反战盟员积极投身受降工作。他们向日军士兵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各地支部将通电印成传单，大量向日军散发，并反复向抵抗士兵喊话，叫他们放弃抵抗。同时认真安顿解除武装的士兵，为他们消除疑虑、安排生活、联系遣返。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留在中国参与建设外，大部分反战盟员陆续回国，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反战盟员与中国军民朝夕相处，手足相亲。1942年5月，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当时，西村、浅见等反战盟友受重伤，被安排在马江村的郭大娘家隐蔽。
郭大娘知道他们是“日本八路”，像亲人一样地对待他们，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在家里掩护了近一年时间。敌人闻讯前来搜查，把郭大娘打得昏死过去，她宁死也不说出他们的藏身处。西村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娘”，他认郭大娘为自己的妈妈。西村伤好后被冀中军区接回部队，临走时，他拉着郭大娘的手，哭个不停。1981年，西村托赴西安的日本友人给郭大娘的女儿捎信说：他非常怀念中国，思念郭大娘及其一家。
红军曾向军阀借道兵不血刃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据新华社电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夕，曾向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借道”，为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矛盾较深。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然被封为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因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而消耗实力，所以迟迟不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1934年9月，陈济棠还派密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
10月5日，朱德、周恩来委派何长工、潘汉年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秘密会谈。双方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五项秘密协议。但是，由于秘密协议没有及时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10月21日夜至22日清晨，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3000余人。
之后，陈济棠命令其主力部队撤至大余、南雄及粤北一线。果然，11月5日至8日，突围西进的红军到达粤军管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未经交火，就从汝城、城口间顺利通过。
长征出发地历史揭秘：30万人保守撤退秘密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之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7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
于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卢旗英告诉记者，当时于都县的辖区面积比现在还小，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据当地史料记载，长征前夕，有一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置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
有党史研究者做过测算，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像。
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今年98岁高龄的于都籍老红军曾福祥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的飞机成天在苏区上空盘旋，一发现红军目标就狂轰滥炸。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白天隐蔽在树林里，晚上才开始渡河。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时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历史揭秘：为何大赦日本战犯
1956-1960年外交档案部分开放，包括苏联为何撤走专家等机密文件
1960年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如何评价？1958年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后，周恩来有何批示……包括各类请示、报告、谈话记录及照会等外交文书在内的一批珍贵外交档案前天起首次向公众开放。
外交部此次开放的是1956——1960年间的解密档案，共25651件，59345页，占这一时期外交档案总数的60%。内容涉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有关原则立场、对外交流情况，如中国先后与亚非拉14个国家建交；中美大使级会谈（第32——102次）；中国在相关国际组织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斗争；中国对1956年波匈事件和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等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相关措施等。
记者在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解密档案由计算机统一管理，文件中不能公开的部分以涂黑的方式加以屏蔽。据了解，这是为了避免重要文件因一两段不能公开而不能为公众所使用的情况。
解密的大体流程是，助理负责提取档案，把所有档案给解密人员看。虽然档案都已扫描进电脑，但审核时还是要看原件。解密人员看过档案后，要批注是否同意解密，同时附上相应的理由。最后是否开放，由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领导决定。
根据中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建国以来形成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对外开放。2004年1月，外交部首次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解密外交档案，首批开放的是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截至目前，已有683人次借阅过总计4624件档案。
据介绍，今后外交部拟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下次解密的将是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
大赦日战犯是因两国人民渐友好
在这批档案中，一份1956年7月15日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披露了中国政府对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未加起诉、从宽处理的缘由。《决定书》指出，按照日本战犯所犯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姑念该犯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国有关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及相关规定，决定对小羽根建治等328名在押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据了解，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定书，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炮轰金门后周总理严词回击美国
金门列岛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约5.5海里，分为大金门和小金门两岛。当年，台湾飞机屡次骚扰和轰炸福建沿岸。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岛上国民党守军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炮击，3天发射炮弹十万余发，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在金门的大批军事设施。炮战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6日。此后，大陆方面采取“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方式，一直持续到1979年元旦。
解放军奉命炮轰金门马祖后，美国出兵台海干涉中国内政。周恩来总理在中美大使级谈判过程中的亲笔批示，就收录在此次解密的档案中。档案显示：针对美国要求中方停火等说法，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中国解放台湾是内战，美国杜鲁门总统承认了的”、“沿海岛屿从来就属于中国，世界一切正义人士都承认了的，只是杜勒斯不承认”、“中国人民有权解放自己的领土，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
解密档案还显示，台海危机爆发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就台海局势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世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的主要和经常的根源在于美国”。随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通知苏方，建议把其中的“主要和经常的”改为“唯一的”或“真正的”。
苏联撤专家我方直言大哥搞破坏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1390名在华专家。资料显示，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
这段历史的内幕，可在外交档案中找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照会称，之所以撤走所有援华专家，是因中国“在苏联专家中宣传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相矛盾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相对立”。
对此，我国外交部复照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惊异与遗憾：“不管来照怎么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种行为看成是苏联政府遵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愿意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表现”，“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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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日军731部队曾密谋给女性接种病菌传染美军
日本“8·15”投降纪念日来临之际，两名日本学者的最新历史研究成果令美国人胆寒：日本宣布投降后，从中国东北秘密撤回国内的日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手书密令，要官兵用鼠疫等生化武器突袭即将大规模进驻日本的美军部队，炮制“病菌珍珠港”事件。
发现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手令的是两位日本人——常驻美国的日本记者青木蕗子和神奈川大学著名教授常石庆一。
青木蕗子从石井四郎前文职随员那里获得了这份指令的复印件。她吃惊地发现，731部队不但在日本投降之前秘密出台了对美军实施“自杀式”病菌战的计划，更在天皇宣布投降后，密谋对登陆日本的美军发动袭击——以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玉碎”换取数十万美军的性命。
这份写在一本大笔记本上的手令详细描述了731部队的详细行动准备。石井四郎中将下令：“尽可能多地将‘圆木’和PX从满洲抢运回国。由于美军将于8月25日由东京附近的相模湾登陆，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们之前将病菌武器分布在日本全国，伺机对进驻日本的美军发动全面病菌战争。”石井四郎中将还详细列举了对美军实施病菌战的3种武器——中国“圆木”、“满洲”PX与日本美女。
中国“圆木”指的是携带病菌的中国受害者。现在看来，731部队极可能秘密运送部分“圆木”回日本，只是阴谋破产后在日本被杀害。“满洲”PX指沾染了病菌的跳蚤，由731部队第四部提供。第四部是个大型的病菌战武器制造厂，每3个月生产45公斤带病菌的跳蚤，相当于1.45亿只。
日本美女是比较疯狂的设想，就是由甘当“自愿者”的日本女性充当携菌者，使其与美军进行“亲密接触”，以期达到“奇袭”的效果。
事实上，日本此前有过战争史上最肮脏的“金马计划”。金马是日本著名人体病毒学博士，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军部提出了一个无耻的建议：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性格粗犷豪放，再加上天气炎热，女性多袒胸露腹，性关系比较混乱。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士兵性行为一向不检点，一旦接触土著妇女，极易出事。
金马建议，在日军撤出前，可先使岛上妇女感染性病病毒，以期在美军士兵中迅速传染，削弱其战斗力，日军则可不战而胜。为了挽回败局，日本军部在1943年春采纳了“金马计划”。为获得大量性病病毒，金马带着助手们日夜奋战，培养各种病毒，除一般淋病、梅毒外，还有一种俗称“雅司病”的热带性病病毒。尽管日美双方都没有公布此“武器”战果，但为病菌战“同道”的石井四郎不可能不受金马启发。（闻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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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害人不成反被灭种日本陆军叫停病菌战。
1945年，在驻日美军先头部队登陆日本前两天，日军最高层给731部队下达了多道严厉的命令：“不得做无谓的牺牲！”、“伺机等候未来的时机！”
对于日本陆军最高层喝停731部队的疯狂举动，常石庆一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再想从中国东北运“圆木”到日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外，有学者认为，日本军方也是为了保住日本人自己的性命，甚至要避免“绝种”的风险。尽管731部队掌握病菌武器的部分“解药”，但由于战争已经将日本国内的防疫系统和药品生产能力全部摧毁，一旦病菌武器在日本列岛发挥作用，日本民族可能会被自己毁灭。
美台联手侦察大陆情报飞行员成冷战牺牲品
冷战期间美国飞机载着美国或台湾飞行员，对大陆从事间谍侦察飞行活动，这些“迪恩”们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葛力德报道1956年8月23日，一位美国海军牧师敲开了比弗利·迪恩位于日本岩国美国海军基地的宿舍房门，通知这位结婚不到3个月的女士，她的丈夫——海军中尉詹姆斯·迪恩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从那天起，“大兵”迪恩就成了这位海军飞行员的遗孀和他生前好友——前海军飞行员、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跨越半个世纪的一个“拯救”之梦。
7月18日，访问美国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供了迪恩先生的一些资料，也揭开了冷战时期美台联手侦察大陆情报的往事。
迪恩之死：中美空军的夜间较量
1952年9月20日，美国空军一架B-29轰炸机侵入上海东南的陈家镇上空，被我空军飞行员何中道、李永年驾驶米格-15战机击落。从那时起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中国作出停止间谍侦察活动的承诺为止，有数十架美国飞机在中国领土坠毁或者被击落。
据美国《自由共和网》的不完全统计，1952年到1968年，一共有21架美军飞机在中国领空被击落，包括空军的B-29、F-86、F-104C、RA-3D，海军的F-4U、PBM-5A、KA-3B、A-6As以及迪恩乘坐的P4M-1Q等各种用途多种型号的飞机。1968年2月14日，一架美国海军的A-1H型飞机在海南岛被我军击落。这是尼克松访华前美军飞机最后一次在中国领土上空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迪恩的飞机被击落之前，大部分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飞机是在白天被击落的。P4M-1Q电子侦察机是最早被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在夜晚击落的敌军飞机之一。1955年以前的中国空军中具有夜间战斗能力的飞行员非常稀少，没有取得过夜间作战的成果。从1955年开始，中国空军开始大力加强夜航训练，雷达情报网的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到1956年，一共有3架利用夜暗条件入侵的敌机被击落，其中就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好友的这架电子侦察机。1956年8月22日迪恩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沿中国大陆海岸线时进时出搜集情报。中国空军雷达部队很快发现了这架飞机，并指挥飞行员张文逸进行拦截，最终张文逸在衢山岛上空三次开炮射击将敌机击落。
台“黑猫中队”替美国卖命
不论是从被击落飞机的数量，还是从入侵规模来看，美台勾结都是那个年代美军窃取中国大陆军事情报的主要渠道。台湾不仅仅为美军提供机场，吝惜自己飞行员生命的美军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台湾军队提供的地面勤务支持。美军还向台湾方面提供侦察机、为“国军”训练飞行员，利用“国军”从事间谍侦察活动。在历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一笔的“黑猫”中队就是美台军事情报合作的产物之一。“黑猫”中队驾驶的U-2间谍飞机则成了那段历史的象征，而其中一架的残骸现在就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蒋经国亲自主持下，台湾空军30名飞行员组成“黑猫中队”到美国接受U-2间谍飞机飞行训练，共计到大陆进行了122次间谍活动，到1974年因损失惨重而停飞。在“黑猫中队”飞行的13年里，共计损失U-2飞机14架，10人遭到了迪恩一样的命运。
台当局要飞行员“杀身成仁”
台湾飞行员叶常棣和张立义分别于1963年11月在九江上空和1965年1月在包头上空遭到地空导弹攻击后被俘。1982年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大陆决定将他们释放回台湾。当两人辗转来到香港后却被台湾当局告知，禁止“入境”。原因是台湾当局一方面不满此二人没有“杀身成仁”，损了“国军”的颜面，另一方面也惧怕两人长期在大陆生活，已经被“洗脑”，回来从事“统战工作”。最后美国中情局安排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叶、张二人转往美国定居。
回顾这段历史，无论迪恩们的命丧异乡还是叶张们的风雨飘摇，都是那段冷战及美国利用两岸分裂的牺牲品。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错误建议曾想阻止南昌起义
1927年7月底的南昌城，有着“铁军”之称的叶挺部队第11军、贺龙的第20军等部，在南昌市民的热烈欢迎下齐聚南昌。一时间，南昌街头彩旗飞舞、口号阵阵，一派“东征讨蒋”的繁忙景象。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等共产党人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起义时间定于8月1日凌晨。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将士，斗志昂扬，如在弦之箭，即将射出。这时，从九江匆匆赶来的张国焘却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为借口，要求停止起义，历史险些拐错了一个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共产国际总顾问参加起义策划
事情要从20多天前说起。1927年7月初，随着汪精卫反革命面孔的暴露，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开始转变。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两天后，共产国际又传达了新的指示，提出中共“要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于是，刚刚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刻开始研究挽救时局的办法，最后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起义。
但几天后，反动军阀唐生智、朱培德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张发奎，迫使其公开表明反共立场，并在他的第二方面军中清退共产党，形势变得愈发紧急。为挽救起义计划，李立三、谭平山等中共领导人在九江紧急开会，决定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打算，独立举行南昌起义。会后，李立三代表大家向中央发电报建议，尽快将革命军队集中至南昌，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也急电中央，提出一个南昌起义、移师广东的粗略计划。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随即赶往南昌去组织起义事务。
此时，尽管共产国际驻华总顾问鲍罗廷即将回国，聂荣臻还是前往庐山向他报告了南昌起义的准备情况，鲍罗廷随即召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开会，进一步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并要求参加的部队迅速行动，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共产国际派暴动专家来华，苏联将军干扰起义计划
为接替鲍罗廷，共产国际又派罗明那兹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后者的任务就是贯彻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协助他工作的还有一个德国人纽曼。纽曼是德共党员，曾领导过德国工人起义。1925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以善于组织工人暴动著称，派他来华，表明共产国际支持起义的态度。
7月22日，罗明那兹秘密抵达武汉，中共中央向他通报了南昌起义的计划。罗明那兹随后与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北伐名将、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但在会议上，共产国际对起义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会议开始后，加伦首先发言。加伦认为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且不再强迫叶挺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和张发奎一同行动。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与张发奎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兵力不过5000到8000人，在敌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之下，很难打回广东。如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再发动南昌起义也不迟。
罗明那兹接着发言，他说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起义使用，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起义。他还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尽行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对这一措辞模糊的电报，与会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南昌起义有胜利的机会，所以决定举行起义。大家决定派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电示和中央决定。本来对起义就很犹豫的张国焘只好在当晚起程前往南昌。
误传共产国际指示，张国焘要求停止武装起义
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立刻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发动南昌起义。由于共产国际电报内容不够明确，加伦和罗明那兹对起义也不持积极态度，张国焘在传达指示精神时竟按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解读。会上，他像宣读“圣旨”一样地对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说：“中央意见宜慎重，（共产）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他的话引起前敌委员会多数人的反对，李立三激动地质问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谭平山则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大骂张国焘为“混蛋！”张国焘见众怒难犯，赶紧辩解：“共产国际电报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共产国际代表加伦的意思，看可否推迟点。”由于张国焘举起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大家不便反对，只好休会。
会后，谭平山气愤地对一位军官说，张国焘若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此事幸亏被周恩来及时制止。31日，传来了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的消息。这表明，张发奎已滑向反动的汪精卫一边。经辩论，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如期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军火船未能靠岸，苏联军事顾问兵败被捕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尽管共产国际此前曾电令所有苏联顾问撤出起义部队，但由于命令传达出现问题，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还是出现了一位“洋面孔”——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库马宁大概是未接到撤退通知，结果留在了南昌城，他化名纪功参加了起义，也因此成为了参加这场起义唯一的苏联人。起义胜利后，部队按原计划南下，准备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汇集广东，以图第二次北伐。当时的南下路线有两个方案：一是沿粤汉路攻取广州；二是由赣东经寻邬取东江，直达汕头，以避免敌人攻击，并占领海港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库马宁和多数起义领导人都倾向于后者，但这条路线道路崎岖，部队在山区行军缓慢，给养困难，给敌人造成很多阻截的机会，部队因此遭受很大损失。
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深受鼓舞，《真理报》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预言“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成立了。”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共产国际派出一条装有3000支步枪和50万发子弹的货船前往汕头支援，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靠岸，起义部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在优势之敌的围攻下，起义军损失惨重，第10师叛逃，第20军被打散，剩下的一小部分军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师。
此后，其余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分批秘密转移到香港、上海，然而库马宁的转移却颇不顺利。他本想从汕头乘船出走，却因一副洋面孔无法隐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幸运的是，库马宁在狱中逃过了一死，并在一年以后被释放回了苏联。
南昌起义3个月后，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曾在八七会议上赞扬过南昌起义的罗明那兹，竟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以所谓“政治纪律”问题，让南昌起义领导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也受了处分。回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人民军队的南昌起义中，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学习和思考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林彪唯一没战胜的对手：共和国上将陈明仁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上将中，有3位是解放军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解放前夕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他们都曾是蒋介石的爱将，都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也都曾率部起义，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贡献，并因此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明仁（1903～1974年），字子良，洪源人，1924年春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1月19日转黄埔军校第1期，曾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官至国民党兵团司令，被授予中将，1949年8月率部起义并加入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上将陈明仁
1947年5月，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从6月11日起，林彪率10余万人的大军从西南北3面包围位于长春和沈阳之间的战略要地四平。当时，防守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只有两万余人，守城司令是国民党军的著名战将陈明仁。
6月13日，林彪下令总攻已被炮火轰击3天的四平。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全面展开。四平路西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陈明仁率领不足万人的71军残部退守路东，继续抵抗。解放军的炮火向路东纵深猛轰，国民党的空军向路西狂轰滥炸，双方阵地均成为一片火海。陈明仁的胞弟被解放军俘虏，他的工事也全被炸平。
此时，如果林彪集中兵力集中炮火猛攻路东，也许能够冲过路东将陈明仁活捉。但是，林彪此时被陈明仁的顽强防守所迷惑，竟然错误地以为陈明仁兵马甚多，便分兵扫清四平外围，放弃了正面进攻，结果给了陈明仁喘息的机会，使陈明仁很快地抢修了工事，配齐了弹药。解放军以重大的代价攻占了四平市街，但是突破口却很小，大部队没能跟进。陈明仁下死命令集中全力争夺突破口。他绝望地向沈阳的杜聿明发电告急，准备“以身殉国”。杜聿明则电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援兵很快就到。国民党派53军、52军、93军和新6军向四平挺进。此时解放军如不撤退，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林彪考虑再三，下令撤兵。四平街又回到陈明仁手中。国民党4个军与陈明仁在四平会师。此时的四平，硝烟弥漫，残垣断壁，死尸成堆，鲜血成河。
陈明仁在四平的顽强防守震动了全国。蒋介石欣喜若狂，大声称赞陈明仁：“奇迹，真是人间奇迹！陈明仁真是国家栋梁、黄埔名将！”
在沈阳，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军队举行祝捷大会。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挂在陈明仁的胸前，并宣布：陈明仁为国民党陆军第7兵团司令官，蒋介石还亲自接见陈明仁和他的夫人。
1949年，他同国民党元老程潜一起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长沙作出了历史贡献。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将军在北京病逝。
陶峙岳上将——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陶峙岳，原名陶纪常，字岷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15年，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并在年底参加了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
1930年后，陶峙岳率部参加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前4次“围剿”，但在第3次“围剿”中遭红军痛歼后产生厌战情绪，或告假休息，或请求担任后方守备任务，回避与红军作战。1935年9月，其第8师调到甘肃后，奉命在陇西武山、华家岭一带阻击北上的红军。因对内战不满，他故意虚张声势，暗中却主动让路，使红军主力得以安全通过。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内战，致力抗日，其师虽驻海原，却不肯派兵去西安解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陶峙岳任国民党军第76军中将军长兼第8师师长。他立即从庐山军官训练团赶回陕西部队驻地，请缨抗战，并以日寇侵华史和戚继光、林则徐、左宗棠等御侮事迹教育部队，激励将士怀必死之决心投入抗日战争。9月19日，他率部从陕西经河南，抵达上海参加淞沪会战。部队受其鼓动和激励，作战极为英勇。经20余日连续激战，当撤出战斗时，其部队战斗人员仅剩700多人。淞沪战役后，陶峙岳调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1军军长。经其精心整训，该军成为一支抗战劲旅。
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陶峙岳被张治中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协助张和平解决了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人民武装起义后的民族问题，使新疆紧张复杂的局势逐渐得以缓和。
1946年夏，陶峙岳调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张治中不在兰州期间，他全权代行处理军政长官公署的日常事务，以公正态度周旋于甘、宁、青、新4省，平息了一系列棘手的事件，使西北局势维持住相对的稳定。1947年5月新疆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后，经张治中推荐，他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自1949年年初开始，陶峙岳便积极探寻和谋划新疆和平解放的途径，一方面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着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方面主动派人与共产党和解放军接洽。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终于在9月25日和26日，他与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分别代表国民党驻疆10万名官兵和新疆政府，通电宣布起义，并致电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请求迅速派人民解放军部队入疆，随后又有效地制止了因起义引起的局部骚乱，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将军病逝于长沙，享年97岁。
董其武上将——投笔从戎的爱国将领
1899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五），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由外祖母抚养，长而好学，攻读经史，早年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后怀着富国强兵之志，毅然投笔从戎，决心当一名爱国军人。
1919年，董其武到太原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1924年开始军旅生活，连年作战，几易部队，先在刘镇华的军中任排长，不久由西安赴洛阳，入国民军第2军，先后任第8混成旅第2团排长、连长、营长和第9混成旅旅部副官长，1926年冬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军。
1927年北伐开始。董其武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先遣纵队，任支队长，转战豫皖各地，屡立战功，后升任中校副团长，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竟遭排挤。他本想到上海另谋出路，结果生活陷入绝境。当时，任天津特别市警备司令的傅作义将军正在扩编军队。董其武遂变卖衣物作路费，千里迢迢奔赴天津。经傅将军的考察，他被委任为额外上尉参谋，后任少校参谋、干部政治训练所队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董其武积极投身抗日民族战争。1933年5月中旬，他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怀柔、石厂一线阻击日寇，率领全团官兵浴血奋战，打退日寇10多次的猖狂进攻。
1936年，董其武任218旅少将旅长。在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绥远抗战”中，他率领部队星夜行动，出其不意，分路抄袭敌后，一举将红格尔图的日伪军歼灭，为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七七”事变后，他率部转战平绥一线，其后与八路军紧密配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他率3000名精兵，深入日军腹地，身负重伤，坚持指挥奇袭板垣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了辉煌战果。
1937年年底，董其武任第101师中将师长，转战晋西北，结识了贺龙、南汉宸、程子华等八路军领导人，坚定了国共合作的信念。1938年，他率部参加了绥南战役。同年年底，他随傅作义将军回到绥远后套地区，整军练武，寻机对日作战。1939年冬，他率部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连续苦战100多天，3战3捷，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精神。1940年起，他先后担任暂3军中将军长、骑4军军长、35军军长、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其间始终坚持对日作战。
1946年年底，董其武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以后又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追随傅先生走和平道路，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
9月19日，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董其武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1989年3月3日，董其武上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第二章
日本侵华终结“黄金十年”
1405年7月，一支庞大的船队从中国出发，浩浩荡荡驶向大海，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的大明帝国正处于全面繁盛阶段，而欧洲还弥漫在英法百年战争的硝烟中。令后人困惑的是，尽管郑和下西洋显示出了巨大的航海优势，但中国却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远离了外部世界。八十多年后的1492年，哥伦布携带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率领一支小型船队驶向遥远的未知世界。尽管哥伦布最终没有找到神话中的中国，但这次航行却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
英通商使臣接连碰壁，中国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
1792年，即哥伦布首航整整三百年后，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一支船队开始了一次特殊的中国之行。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英国利用处于大西洋航路中心的地位，通过贸易和殖民掠夺逐渐成长起来，到18世纪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它还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后期，为扩大海外市场，英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
当时的中国，正值康干盛世的末期。早在1757年，由于对洋人的戒惧，大清王朝开始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于是，英国便派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中国改变政策。1793年，马戛尔尼携带着英王的亲笔信到达广州。除了向乾隆补祝寿辰外，马戛尔尼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开放港口，准许租地经商。
在接到英使来华的消息后，乾隆皇帝起初还是很客气的。他命沿海各省派大员迎送犒劳，为了让英国使团看到天朝的繁荣，乾隆还特意安排马戛尔尼一行到内地游历，据说为此所花的招待费用就高达85万两白银。不过由于外交观念的巨大差异，双方在觐见礼仪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方坚持要行中国的“三跪九叩”之礼，另一方却坚持英国的礼节，结果双方因此而闹得不欢而散。而当马戛尔尼提出通商的要求时，乾隆皇帝更是断然拒绝。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与外国通商”，且“天朝尺土，俱归版籍”，想租地经商更不可能。由于乾隆对参与世界贸易毫无兴趣，从而与最早的一次现代化机遇擦肩而过。最终，马戛尔尼虽然在北京及承德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却一无所获。
马戛尔尼回国23年后，由阿美士德率领的另一个英国使团再次访华，但双方同样为觐见礼仪闹得不可开交。当使团被清政府勒令出境后，英国人决心用武力打开中华帝国那坚实的大门。1840年，英国侵略军终于用大炮强行将中国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洋务运动失败，中国再次错失追赶世界的机会
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的影响下，欧美等国先后启动或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追赶世界的机遇，近代中国第一次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以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同时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短短几年就基本建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其成就令世界为之震惊。到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海军共有大小舰船八十多艘，实力居世界第六，而日本仅为第十三；中国海军还拥有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旅顺港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1889年，美国海军部长在国会演讲时曾赞叹说：“中国海军实力现在已经排在了美国前面。”此外，洋务派还投入巨资兴办民用工业，在十余年间相继建设了煤矿、铁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等。当时一位西方外交官在分别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前景更加美好。
遗憾的是，这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努力最终却毁于清朝统治者的顽固和腐败。1865年，当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铺设了一条500米长的铁路时，马上就被慈禧太后强令拆除了；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了一条十多公里的吴淞铁路，慈禧太后又花28.5万两白银把铁路买下后拆掉；1881年，当唐胥铁路修成后，慈禧因为怕火车轰鸣会震动铁路沿线的皇陵，竟不允许使用机车牵引，而下令用骡马拖拉列车！至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同样非常保守。如大学士徐桐就到处对人说，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更可悲的是，即便是洋务派们，其所固有的局限性也注定这次现代化努力不会成功。例如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当时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生产的铁还出口到美、日等国。然而在选厂址时，张之洞为了在自己的总督衙门就能看见工厂的烟囱冒烟，硬是将工厂建在远离铁矿、煤矿的地方，不仅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还为拆迁多花了100多万两白银。
尽管洋务运动曾取得了相当成果，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在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渗透的加强，以及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梦想与强大的北洋舰队一起灰飞烟灭了。
辛亥革命半途而废，现代化蓝图成为空想
20世纪初，西方完成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浪潮，而中国也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制国家。民国建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出现松动，从而为中国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一次追赶世界的机遇出现了。
作为一位先知先觉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对世界先进潮流深有感悟。在辞去大总统的职位后，他埋首制订实业计划，希望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上。经过多方考察后，他终于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为当时的中国勾画了一幅美好的现代化蓝图。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涉及六个方面的计划，其中甚至包括修建三峡工程和青藏铁路这样的设想。毫无疑问，如果这份蓝图得到实施，中国将会搭上现代化的班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结果却是，虽然辛亥革命表面上建立起了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动荡，又一次注定近代中国与现代化机遇没有缘分。
日本侵华摧毁近代中国最后一次现代化努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又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到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初具雏形。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被一些学者称为“黄金十年”。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逐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并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就进入“起飞”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前功尽弃，建设成果几乎丧失殆尽，直接损失至少在6000亿美元以上，致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延误了20年时间。
综观近代中国错失4次现代化机遇的原因，或是由于封闭保守，或是由于政治腐败，或是由于社会动荡，或是由于战火影响，令人深感惋惜。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却能给后人以借鉴，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之梦，就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和平。
黑龙江齐齐哈尔挖出28枚侵华日军遗弃炮弹
13日，在齐齐哈尔市嫩江江畔一处采砂场，挖出了28枚日伪时期遗弃的炮弹，其中数枚仍带有引信，极易引起爆炸。
13日上午，位于嫩江防洪大堤5公里处西侧的一采砂场在采砂过程中，陆续挖出28枚炮弹。采砂场负责人报警后，齐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险物品管理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经初步鉴别，28枚炮弹均为侵华日军所遗弃，两枚为追击炮弹，其余为90毫米口径炮弹。虽然炮弹表面已锈迹斑斑，但其中数枚仍带有引信，如遇剧烈震动或用力撞击，极易引起爆炸。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将28枚炮弹用木箱进行包装，将带有引信的炮弹进行固定和减震等特殊处理后，运到齐市公安局专用废旧炮弹贮存库安全贮存，待集中销毁。
采访组走进红都瑞金：毛主席称谓从这里叫响
深圳人助学支教万里行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心愿之旅”深圳人助学支教万里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现广泛征集书籍、学习用品、衣物等，捐赠给长征沿线学校和学生。我们诚意邀请您同我们一道重走长征路。应老区地方政府官员要求，组委会决定新增“长征心愿之旅”回乡考察团，欢迎来自长征沿途地区的在粤成功人士回老家看看，投身“生我养我”的老区新农村建设。
企业单位员工40人以上报名，可以企业单位名称命名“长征军团”，同时可参加长征途中同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活动及发布会，南方都市报、深圳广电集团新闻频率、奥一网、广东电台南粤之声等将全程立体跟踪报道。
本报讯喝红井水，登“长征第一山”，访共和国摇篮。昨日，“长征心愿之旅”先遣采访组一行走进红都——瑞金，亲身体验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艰苦。据了解，也就是在这块热土上，“毛主席”这一称谓开始走向全国。
假会场引来敌机轰炸
昨日下午4时45分，先遣采访组走进叶坪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局旧址。这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民居，庭院幽静，数棵参天大树耸立，洒下大片阴凉。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到会代表610人。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会上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63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为了迷惑敌人，在大会召开前还专门在另一处设立了一个假的大会现场。结果，假的大会现场被敌机轰炸，而真会场却安然无恙。”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之后，“人们最习惯的称呼‘毛主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毛主席’称谓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讲解员说，此前，毛泽东一直被人称之为“毛委员”、“毛党代表”等。
木板隔成15部委办公室
当年刚刚设立的人民委员会下设了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另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鲜为人知的是，九部一局的办公场所就设在召开大会大厅的两侧，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成为各部委的办公场所，也是部长居住的地方。董必武也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木板都是当地群众自发捐助的。”讲解员说。
在现场，先遣采访组看到，15个房间每个也只有六七平方米面积，每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简易的书桌。“这只能说明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条件非常艰苦。”
红井边上农民丰收忙
红井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东南约20米的池塘边。1933年4月，毛泽东发现这个地方不仅无水灌溉土地，群众饮水也非常困难，便亲自实地勘察和调查地下水源，9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亲手挖了这口井。随后，村民纷纷响应，在村里开挖水井，终于解决无干净水可饮的状况。
在参观红井时，一幅场景深深打动了先遣采访组：一边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开挖的红井，井水清澈可直接饮用，一边是群众的稻田，正在收割稻米的农民将稻穗送入现代化的收割机里，一颗颗澄黄饱满的稻米就直接装进了口袋，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守在堆满谷物的袋子前……
这情景让先遣采访组浮想联翩：如果毛泽东能看到眼前这一情景，将是何等的欣慰。
记者来访，老红军穿上军装
本报讯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瑞金市两位健在的老红军王汝申和刘家祁。两位老人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热情地接待了本报一行。刘老还为本报写下了“长征心愿之旅圆满成功”的祝愿。
记者首先敲开王汝申老人的家门，王老看上去面容清瘦，但精神饱满，他十分热情地一一和我们握手。当看到板凳不够用时，老人竟一只手搬起了一条凳子，放在记者面前。那动作、语言，完全不像年届九旬的老人。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爬雪山、过草地、攻打腊子口的长征故事。
记者来到了刘家祁老人的家，刘老已身穿天蓝色红军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胸戴奖章，早早在那儿等我们了。虽然已是94岁高龄，但刘老的身体非常好，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思路非常清晰。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参军、入党、参加红军的经历。当得知本报重走长征路，并在沿途开展助学支教活动时，老人高兴地写下了他的祝愿，“祝愿长征心愿之旅圆满成功！欢迎来到红都瑞金！”
长征揭秘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提前？
获绝密情报红军将受铁桶式围攻，遂提前下达长征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按照中央红军计划，准备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进行战略转移。但为何长征在1934年10月上旬进行，记者前天从江西省于都县“长征第一渡口”纪念馆获悉：原来中央红军在10月7日接到来自国民党内部地下党的绝密情报，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下旬对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情况危急，中央红军遂于10月10日下达了长征命令，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困难境地。
蒋介石9月下旬在庐山开会部署铁桶计划，确定以瑞金为最终目标，各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并在瑞金四周构建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十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
在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要员中，有一位叫莫雄的老同盟会会员，他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已被中共特科争取过来。会议结束后，莫雄就把绝密情报交给了部下项与年，项是中共地下党员。
项与年连夜用特种药水把情报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抄最快路线赶赴瑞金。当他进入兴国境内靠近茶园村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封锁得很严，每隔几里路就有哨卡，路上扯起铁丝网，各个村头都构筑了碉堡，一般的青壮年根本不可能通过。
项与年回到山林中，用石块敲掉了四颗牙，两腮也肿得吓人，并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完全成了一个乞丐。他把情报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赤着脚混过了沿途敌军的重重哨卡，于1934年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驻地，把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获悉蒋介石的铁桶计划之后，中央红军在10月10日发布了战略转移命令。10月16日，中央红军8.6万人开始长征。10天之后，国民党军队按照计划完全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7天后，国民党前锋部队推进到瑞金城下。此时，他们才知道红军主力已经转移。
由于转移仓促，辎重较多的红军在湘江遭遇阻击时，伤亡惨重，8.6万红军最终只剩下3万突围。
记者手记
到现场去，你才会兴奋
听94岁的老红军刘家祁讲长征故事前，和他握手，突然感觉自己被拉进了历史。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听完讲解员介绍，然后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银行、金库等，来到毛泽东曾经办公的地方及住宅，看到他的床铺、书桌、躺椅、斗笠等原物，突然感觉自己走进了历史。而身为“长征心愿之旅先遣组”的首发记者，一路从兴国、于都、瑞金采访下来，看地图、听专家介绍，再加上各种道听途说，如今已经成功“突围”长征教科书里有限的知识，突然感觉自己融通了历史。
世界杯期间，一位朋友因有机会到德国出差，在当地某体育馆外的大屏幕上看了一场球，回来后便兴奋不已，“动情”地给我讲述现场的感受。如今，我理解了他的“兴奋”是真实的。因为他到了现场。
同样，在教科书里，在电视电影里，我们都看过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们可能为了一场考试，为了掌握一些知识，或者为了度过一个消遣时光。然而，当我们真的来到“长征现场”，以往“平面化的长征”在我们眼前“立体”起来，并通过老红军的回忆，革命老区人民的讲述，触动我们的内心，激荡我们的血液。重走长征路吧，来红色旅游吧！这样，我们才会更加理解并相信：长征是伟大的！
日媒体诬称苏联炸死张作霖
对于日本右翼来说，当年那段侵略中国的历史让他们寝食不安，想方设法进行篡改成了他们的“拿手戏”。日前，他们竟然借一名俄罗斯文人之口，声称“当年炸死张作霖的并不是日本关东军”。
俄罗斯文人声称“张作霖之死并非日本人所为”
不久前，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篇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罗夫的报道，介绍了普罗霍罗夫提出的“张作霖被炸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的观点。与《产经新闻》同属一个出版集团的《正论》杂志在最新的4月号上，刊登了采访全文。
据报道，普罗霍罗夫在接受《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普罗霍罗夫对《产经新闻》记者称，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便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后来，苏联政府声明该嫌犯是一名已经逃离苏联的白匪。
普罗霍罗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苏“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该报道称，“由于皇姑屯处于日本关东军的警戒范围内，日本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但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普罗霍罗夫的个人分析，并无确切的证据。《产经新闻》在这篇报道中并未引用其他俄罗斯学者或政府官员的话来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该报道称，这是因为涉及到当时苏联情报机构，所以俄罗斯当局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同一期的《正论》还刊登了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的文章，题目为《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不可解性》。藤冈是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他在文中首先抱怨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日本关东军暗杀了张作霖并试图强化对满洲的控制，导致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加剧。藤冈称，他一直就对张作霖暗杀事件怀有疑问，因为日本当时杀了张作霖并不能得到任何利益。藤冈信胜还根据普罗霍罗夫的观点猜测说，即便当年是日本关东军实施暗杀张作霖的计划，那些关东军军人也有可能是在苏联情报机构的控制之下，或者是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影响。
不过，藤冈在文中不得不指出，普罗霍罗夫对于苏联情报机构第一次失败的暗杀行动描述得非常详细，但对于第二次暗杀行动却讲得十分抽象，可能有其它内情。
普罗霍罗夫是什么人
那么，这个名叫普罗霍罗夫的俄罗斯文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惯于写历史小说的他说的是真实的历史吗？当年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报驻俄罗斯的记者对此事采访了多名俄罗斯专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俄罗斯专家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此人。最后，经过许多人帮助，才找到有关普罗霍罗夫的一点资料。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从2000——2005年，他共写过8本书，主要以所谓的历史揭秘和猎奇为主，其中包括《关于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切》（2002）、《以色列特种部门》（2002）、《从斯大林到普京的谍报》、《克格勃：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别行动》（2000）等，以及他在2003年发表的《张作霖之死档案》。目前在俄罗斯的相关图书网页上，在他写的历史小说后面，没有一个读者发表的评论。
普罗霍罗夫所说的“张作霖的死因”究竟是真是假呢？记者特意就此事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历史问题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米罗维茨卡娅研究远东近代史多年，是俄罗斯远东史方面的专家。她表示，首先，对于普罗霍罗夫，她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人。对于此人的观点，她也表示不能同意。她告诉记者，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1928年，是日本特务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很多历史资料上都是得到肯定的。记者又到俄书店里特意买了一本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阿·巴达等近10位著名学者联合編著的《中国历史》（2004年出版），书中明确写着：“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打死。”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年张作霖死后，他的美国顾问向华盛顿报告说，因为日本担心失去其在满洲的支配权，所以才杀害张作霖的。另外，日本原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称，张作霖的死是由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的。这几点，就连日本《正论》杂志也不得不承认。
对于日本政府的动机，米罗维茨卡娅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暗杀张作霖，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方面和张作霖对于东北的管辖权存在纠纷，日本为了更加深入地控制中国东北，便对张作霖实施了暗杀计划。
米罗维茨卡娅告诉记者，根据目前俄罗斯方面掌握的历史资料，日本政府暗杀了张作霖这一点是无疑的，至少她本人还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历史资料被发现。
对于藤冈所说的，日本关东军受苏联情报机构的控制，俄专家认为，这更是无稽之谈。
日本雇“朋友”粉饰罪行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就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试图为当年犯下的罪行“翻案”。为此，日本右翼文人更多采取一种“以细节质疑事实”的方法。比如，对于南京大屠杀这铁一般的事实，一些日本右翼文人却以“当年南京人口并没有30多万”为由，来“证明日军当年并没有搞大屠杀”。
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日本一些右翼机构还在一些国家收买当地的卑劣文人，让他们说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当年曾经随苏军到过中国东北地区，如今他专门从事军事史研究。
加列耶夫不久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最近竟然出现一股妄图篡改二战历史的歪风。尽管干这种事的人并不多，但对公众历史认识的影响却很坏。加列耶夫说，日本人非常善于雇“朋友”来粉饰当年不体面的行为，一个名叫阿尔汉格尔斯基的俄罗斯人就是日本的一个“朋友”。此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悔过”的基金会，鼓吹“日本险些解救了俄罗斯，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信守互不侵犯条约”等谬论。2004年8月7日，俄罗斯《新报》发表了对他的采访，在这篇采访中，他鼓吹“俄罗斯应该向日本悔过”、“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没遇到日军的任何抵抗，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言论一发表，立刻遭到了俄罗斯权威学者的反驳。
加列耶夫称，俄史学界坚决反对这种肆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加列耶夫认为，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们不应因此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历史内幕：希特勒三次“调停”中日战争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讲话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终止与中国谈判，发动全面战争。
希特勒对于中日战争，并未置之度外。根据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始即与日本侵略者抱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作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对于蒋介石，应当拉过来作为反苏反共的伙伴。日本把大量兵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不能不影响对苏作战的任务。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军在上海作战伤亡重大，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1）中国承认“满洲国”；（2）华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经济提携。
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拜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劝告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并表示德国愿意居间调停。他还威胁地说：“九国公约国会议不会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而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乃是大错特错，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个政策。”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时，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已占优势而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的三个条件。陶德曼奉命将这些条件面达了蒋介石。蒋对德国出任调停表示感谢，并且反问陶德曼对此有何意见。陶德曼这些条件可以作为中日谈判的基础。蒋介石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稍停，蒋介石又作了补充说明：“目前九国的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陶德曼对蒋答复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希特勒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用蒋的话反对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取国民党的政权而代之。”
以上情况，说明蒋介石在事实上可以默认放弃东北领土和华北主权，只要不用公开的条约形式公布出来。而德国热心于调停中日战争，根本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为它的盟国日本釜底抽薪，压迫中国投降。
九国公约国会议从11月3日开到11月5日，仅仅通过了一项空洞无物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政策。日本对此视若无睹，在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进攻。11月28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十分明显，此时德国加紧调停的步骤，目的在于配合日本速战速决的方针，帮助日本拔出泥足，以便共同对苏作战。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为了推卸卖国投降的责任，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叫徐谟列席，报告昨天陶德曼所转达的日本的条件。当时参加会的高级将领，揣摹蒋的意旨，赞成以日本所提条件为进行和谈的基础。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他特别强调必须反共。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12月6日，蒋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再叫徐谟将陶德曼的调停经过在会上汇报。德国外交部也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电达驻日大使狄克逊，叫他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广田声称，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作出回答，但根据估计，日本在南京得手之后，恐难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狄克逊劝告说：“蒋介石如果超过所能承认的限度接受条件，他的政府必将倒台，而蒋介石政府倒台，中日战争必将持久，对日本有所不利。”随后广田回答狄克逊，日本改提条件如下：一、中日“满”三国合作防共；二、华北特殊化，并将特殊化范围扩大到内蒙及上海附近的非军事区；三、中日“满”三国成立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赔偿日本战费。广田附带声明，中日进行和谈的程序如下，蒋介石先表明坚决反共的态度，然后派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并由德国元首建议中日直接谈判，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日本必须在和约成立后始能停止军事行动。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恐难于接受。广田一口咬定：“这些条件已由内阁决定，上奏天皇批准，此外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汉口会见了蒋介石。他听到了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孙科到莫斯科签定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于12月13日访问了蒋介石的“智囊”张群，探听虚实。张群阴阳怪气地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但你见过委员长后，委员长已命孙科暂缓启程。”陶德曼立即将此面消息及中国人心倾向苏联的有关情况报告了德国外交部。其实，自中日交战以来，苏联即于8月21日与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派志愿空军人员援华，苏联对中国的战略物资援助，也比西方任何一国为多。但是，此时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尚未组成，西方国家正准备牺牲中欧几个小国来交换希特勒出兵进攻苏联，而希特勒也正勾结日本共同对苏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主要力量要摆在欧洲对付德国，不可能进一步缔结中苏攻守同盟条约，直接卷入和中日战争的漩涡。因此，关于中苏同盟的风声，是蒋介石放出来的烟幕，用以刺激德国，使之加紧调停中日战争的步伐。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推托有病，叫他的老婆宋美龄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接见。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张群曾向蒋献策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过早地投降日本，必将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政府可能因此倒台，不如暂时“抵抗”一下，打得河山破碎后再讲和，就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而相安无事了。因此德国的第三次调停又告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中日和谈之对象，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之可能”。砰地一声，把中日“和平之门”关闭了。
回顾朝鲜战争中国战俘营：22名战俘选择留华
由五洲传播中心与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荣获美国2006年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电视纪录片奖、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白金奖以及具有入围奥斯卡资格的BLACK MARIA电影节评委会一等奖三项大奖。该片已先后被HBO欧洲台、英国的历史频道、加拿大的CBC和美国的Discovering Channel等国际电视媒体购买了播出权。《他们选择了中国》重新回顾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时发生了一件震惊西方的事件：21名美军和1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选择留在中国生活工作。西方舆论当时指责这22名战俘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叛国者。纪录片围绕这一事件展开，邀请历史的见证人、当年的战俘之一霍金斯先生作为本片的主人公故地重游，如实地把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示给世人。
当年的22名战俘现在仅剩下2名，其余的都已经去世。本片的主人公霍金斯是22人中年龄最小的，他留在中国后，在北京进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毕业后到武汉汽车配件厂工作。1957年返回美国，现居洛杉矶，仍能凭记忆讲很多中文。霍金斯是幸存者中唯一一位不顾家庭的阻力和美国社会的压力，勇敢站出来为这段历史做见证的人。他说如果再让他做一次选择，他还会像50年前那样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热爱和平。他相信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
摄制组记录了霍金斯47年后首次重返中国的经历：再次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骑自行车；访问了他的母校人民大学；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武汉汽车配件厂。在汽车配件厂，他与当年战俘营的中方翻译和管理人员见了面，并共同回忆在战俘营的生活以及留在中国后的经历。霍金斯还前往济南看望了在中国去世的老战友温纳瑞斯（前战俘之一）的遗孀白锡荣女士及家人，并一起为温纳瑞斯先生扫墓。此次重返中国，霍金斯先生在回忆当年一幕幕的同时，不得不感叹中国发展脚步之快。
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遵守日内瓦公约，尊重人权，实行人道主义优待俘虏的政策。该片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和图片资料再现当年发生在战俘营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鸭绿江边的战俘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也是唯一没有劳役和刑罚的战俘营。当年联合国军的战俘们享有宗教自由，被允许过感恩节和圣诞节，土耳其战俘可以庆祝古尔邦节。他们甚至可以与远方的家人自由通信，还可以阅读到一些世界名著和西方的报刊。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中国为战俘营提供的伙食与医疗条件远远高于志愿军干部、战士的标准。
本片在短短的60分钟里，既真实再现了历史，又充分运用了纪录片的艺术处理手法。两者相互作用，水乳交融，使观众感受到心灵的撞击，感叹时代与人事变迁。
日本妓女间谍祸害中国50年
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上升，对亚洲大陆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为实现其侵略计划，日本人培训了大量间谍。这些日本间谍，尤其是女间谍纷纷潜入中俄朝等国刺探情报，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帮凶。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女间谍中有相当部分出自札幌妓女间谍学校。“西伯利亚阿菊”色诱白匪头子
甲午战争后，日本与沙俄为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加强对俄情报工作，在日军高层的支持下，日本黑社会组织玄洋社于1896年在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根据日本情报机构的规定，该校学员中“将校军官”和“民间志士”各占一半，所有学生均经过严格挑选。该校主要讲授俄语和俄国的风俗人情，并进行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前还要潜入西伯利亚进行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了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人计获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获得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大量的“阿菊”当中，最出名的要数“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她于188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7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日本特务头子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于是将她送入妓女间谍学校精心培养。很快，菊子就学会了一套运用姿色搞情报的绝技。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1918年，日本伙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对俄国革命实施武装干涉。为消灭苏俄红军，扶持傀儡政权，日军在远东广设特务机关，由于山本菊子精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于是便被派往中俄边境一带活动。她几乎走遍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与白俄匪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苏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西伯利亚阿菊”的大名逐渐响亮起来。
后来，白俄匪军被红军击败，25万残匪退入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中了这股力量，于是他命令山本菊子设法拉拢白匪头子谢苗诺夫，拉几万白俄残匪到哈尔滨、大连一带，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然而，谢苗诺夫对日本人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因为大部分白俄残匪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他们只希望在家乡附近活动。遭到拒绝的山本菊子没有死心，她先是使出“美人计”，把谢苗诺夫迷得晕头转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称苏俄特工人员已潜入中国东北，伺机暗杀他，只有投靠土肥原贤二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软硬兼施下，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投降了。
此后，山本菊子又装扮成中国人，收买了20多股马贼，在中国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并疯狂袭击反日武装。1923年，37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满洲阿菊”将“皇姑屯事件”知情人送入虎口“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15岁时，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日本情报机关便派她潜入中国活动，在此过程中，她与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但没过多久她的情人便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国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中国马贼杨大新，在她的蒙骗下，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她带领这股马贼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后来还配合日军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获得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1928年，河村菊子奉命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善后工作”。当时，张学良正在东北地区严查此案，发誓要抓到杀害父亲张作霖的仇人，查明真相。由于日本人担心参与此事的汉奸刘载明泄密，决定把刘载明弄到大连后处理掉。为了防止刘载明在路上被东北军查获，日本情报机关决定派河村菊子出马，她与刘载明扮成一对中国富商夫妇，成功地混过了东北军的检查，乘火车连夜逃到了大连。火车刚一到站，河村菊子就把刘载明交给了大连的日本宪兵，刘载明此后下落不明，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大陆阿菊”迷倒不少中国达官贵人
在派遣间谍进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又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大陆阿菊”们充分施展在妓女间谍学校学到的“本领”，把“猎物”玩得神魂颠倒，并从他们口中套出了大量重要情报。哥老会的一次反清起义就是被“大陆阿菊”破坏的。当时，哥老会成员唐彩章从海外募集了一笔为起义军购买武器的经费。日本情报机构发现他的行踪后，将唐彩章骗进上海的日本妓院里，结果这笔经费很快就被“大陆阿菊”们榨干，哥老会起义因武器不足而被清政府血腥镇压。
在近50年的时间里，日本“阿菊”们成为了日本侵略计划的重要工具，她们的间谍活动虽然堪称成功，但却无法逃脱侵略者最终灭亡的命运。随着1945年日本的投降，“阿菊”们在亚洲大陆的猖獗活动最终画上了句号。
学者解开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宁武关之战谜团
明末李自成农民军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统治，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李自成与明朝官军之间最为关键的宁武关之战，其双方攻守态势等疑问一直悬而未决。最近，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靳生禾、谢鸿喜教授经过多年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解开了其中谜团。
靳生禾为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教授，长期以来同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教授谢鸿喜合作，致力于中国古战场研究，从1992年以来已先后发现并研究考证战国古雁门关、春秋战略重镇羁马、晋阳古战场等20余处遗址，得出诸多重要结论。宁武关位于山西省中北部，据靳、谢两位教授考证，宁武关东西两侧为吕梁山脉，两山夹侧形成一个异常陡峻的陉口，因而宁武关自古即是此处南北交通的咽喉和战略要冲。
靳、谢两位教授介绍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百万农民军从西安出发取道山西攻打明都北京。农民军势如破竹，惟有在宁武关遭到了明将周遇吉的奋力抵抗，最终以伤亡数万人的代价才得以攻陷宁武关。他们认为，除周遇吉骁勇善战率部顽抗外，明军倚仗的更是宁武关的坚固工事以及宁武关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
据记载，李自成农民军最终是轰塌了宁武关东门进入城内的。但是，宁武关城东城墙及其东门到底在哪里呢？经靳、谢多方考证及实地考察，发现宁武关城乃沿着恢河而建，宁武城布局呈西南——东北走向。因此当年所称的宁武关东城墙就地理位置而言实际上是北城墙，即今宁武火车站以西约100米，沿东市街西北行直至尽头一线。而东门应是在今宁武城东市街东端城关粮站南侧。
关于宁武关之战守兵人数有记载说总计五六千人，也有学者认为“周遇吉只有2000多人马”。靳、谢经实地考察认为2000人根本不足以守住城墙并与农民军进行对攻。他们认为李自成农民军人数应为50万左右，而宁武守兵人数为五六千人左右，恰好符合以往文献中农民军兵力“百倍”于宁武守军的说法。
德国新书披露反战军官策划刺杀希特勒内幕
据美国《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报道，德国柏林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近日出版一本新书，该书以德国国家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详细披露了二战时期德军反战军官策划刺杀希特勒的内幕。
哈恩·维斯克尔是德国柏林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也是德国最著名的希特勒研究专家。哈恩-·维斯克尔近日他的一本新书中称，1944年，由于对希特勒的扩张政策不满，德国第三帝国国内驻防军参谋长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上校，决定联合数名反战军官刺杀希特勒，并将这次刺杀行动的代号命名为“伐尔克里”复仇计划。
1944年6月，施道芬贝格被德军晋升为上校，并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得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也可以有机会更直接、更经常地接触希特勒。1944年7月7日，施道芬贝格前往希特勒办公室汇报工作，他在公文包中放置了定时炸弹。但由戈林和希姆莱当时不在现场，施道芬贝格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刺杀机会。
哈恩·维斯克尔在新书中称，1944年7月，“伐尔克里”复仇计划的组织者、德国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奥尔布里希特中将发来急电，要求施道芬贝格抓住机会，尽快将希特勒炸死。7月20日，希特勒再次要求施道芬贝格前往他的办公室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最新战况。在会议尚未开始前，施道芬贝格借去厕所的机会与另外一名反战军官取得联系，那名反战军官将一只装有2颗定时炸弹的棕色公文包交给了施道芬贝格。12点37分，离爆炸的时间还有5分钟，施道芬贝格借口要打个电话，匆忙离开了会议室。
哈恩·维斯克尔在新书中称，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当时出席会议的一位军官不小心碰了一下公文包，然后随手把它放在桌子底座的外侧。然而，这一随手举动却挽救了希特勒的生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当希特勒被人搀扶着走出被炸成废墟的会议室时，几乎完全让人认不出来了。希特勒的头发被烧焦，右胳膊肘有轻微淤血，双耳鼓膜也严重受损。“伐尔克里”暗杀行动失败后，希特勒立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施道芬贝格等4名主要策划者全部被枪决。德国陆军中的一批高级将领也遭到希特勒的逮捕，其中甚至包括并没有参与密谋的德国非洲装甲军最高司令隆美尔元帅，还有其他非常著名的高级将领，如维茨勒本元帅以及克鲁格元帅等。
哈恩·维斯克尔在新书中披露称，在处决行刺者后，希特勒立即通过广播发表一份讲话。希特勒在讲话中说，“我的德国公民们，今天我向你们讲话的目的，是让你们听听我的声音，让你们知道我的确安然无恙。人人有义务逮捕反叛者，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
中国成功改造千名日本战犯重犯无一被判死刑
1950年7月18日，一辆特殊的列车从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驶向中国内地。说它特殊，是因为车上载着的是中国从苏联引渡的969名日本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魔鬼”一个个心神不宁，因为他们不知道此行的终点是哪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又将是什么？
拒绝承认罪行，日本战犯大闹战犯管理所
位于长白山余脉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本是日本侵华期间修建的“模范监狱”。这座监狱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曾有数千名中国抗日志士在这里受到过残酷的虐待。因此，当战犯们走入这座由他们自己打造的、昔日的“人间地狱”时，他们的心态可想而知。
刚走进大门，日本战犯们就看见墙上的“战犯管理所”几个字，他们立即“炸了锅”。因为他们知道“战犯”与“战俘”不同，“战俘”迟早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战争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此前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判处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死刑。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各自处置了几百名乙级或丙级日本战犯，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所以，当看到“战犯”二字时，这些曾经不可一世、杀人如麻的日本人不禁心惊胆战。他们扯下贴在墙上的《管理条例》，用脚践踏，高唱日本军歌。一名日军师团长甚至咆哮着喊道：“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被无条件释放！”这看似声嘶力竭、困兽犹斗的咆哮背后，是试图极力掩盖的恐惧和懦弱。由于情绪极度紧张，战犯入所后心理波动极大，先后有501人出现高血压症状。心理重压之下，有一名战犯试图自杀，管理所负责人因此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
周总理亲自下指示，日本战犯逐渐被感化
就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做出了认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化的指示。根据指示要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将其进一步细化为：要把战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绝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不允许有一个战犯死亡或逃跑；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战犯管理所同志们的悉心感召之下，日本战犯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战犯永富博之镶牙时，想起他自己10年前在扫荡中，竟把刺刀插进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咙、割下村民的舌头、敲掉他的全部牙齿，然后用石头砸开脑袋的情景，禁不住泪流满面。“中国人给我这样吃人的野兽镶上了四颗牙，怎能不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怎能不使我感激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待？我一定要彻底认罪，重新做人。”随着牙齿的康复和人性的回归，永富博之提起笔，写下了一件件暴行。在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下，战犯们相继表示服从管理、接受改造。
毛主席签发提前释放命令，千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
1956年4月29日，管理所通过广播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主席令。当宣读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读到“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时，战犯们激动地欢呼雀跃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重要战犯无一被判死刑，近10万件私人物品全部归还
同时，对剩余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也展开了。据中国检察官郭春来回忆，每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无可辩驳。
由这些材料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个至少有一尺厚。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郭春来说：“这些日本战犯以前随意杀戮中国人，对‘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审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就是一个巴掌也没有打。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1956年6月起，沈阳和太原两个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没有一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大战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仅判了20年徒刑，且关押时间自1945年开始计算，表现好的话还可以提前释放。至1964年，所有日本战犯被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
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就连被战犯丢弃的一颗废金牙套，也归还本人。有日本战犯在临行前感慨地说：“中国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是尊重人权，体现人性，完全的中国人道主义的典范。若颁发国际人权奖，理当给中国！”
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是文化成熟、精神富有的民族的共同品质，也是坚强意志和强大内力的外现。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抗击日本侵华14年；从1950年到1964年，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两个可歌可泣的14年，把中国成功打败日本侵略者、成功关押日本侵略者、成功审判日本侵略者、成功改造日本侵略者的宏伟事业贯穿起来，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与宽宏大量。
而回到日本国内的战犯，也不忘在中国接受的改造。1957年，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中归联”的组织之下，归国后的战犯们纷纷出版著作，举行活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忏悔当年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书写了新的篇章。
二战德籍船只被苏联击沉4500人葬身海底
二战末期，5200名德国难民和受伤士兵乘坐“斯依托本”号船逃难，在途中被苏联鱼雷击中，船上接近4500人丧生，罹难人数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
1945年，二战临近结束。在绝望中，大约5200名德国难民和受伤士兵乘坐“斯依托本”号船逃难，在途中被苏联鱼雷击中，短短20分钟后就沉入大海，船上将近4500人遇难，死亡人数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60年过去了，在冰冷的波罗的海海底，科学家和波兰海军相继发现该船的水下遗骸，那是一座庞大的水底陵墓。
波罗的海的表面如同暴风雨的云团一样，灰暗而不可测，检查“斯依托本”残骸的四名潜水员一起跳进海里，他们的目标是水深72米处。潜水员身上都带着好几个不同混合比例的氧气瓶，用于在不同水下深度使用。72米已经达到一般水肺潜水极限的两倍深度。
在波罗的海游泳相当困难，不知道是否在任何时候，这里的海浪都潜水员这么不客气，4人像橡皮鸭子一样被海浪推来推去，好不容易抵达浮漂的位置，潜水员齐齐毫不犹豫的下潜，一进入水下，潜水员就会感到身上的装备轻很多。“斯依托本”号残骸2004年5月才被发现，这艘德国船在二战期间被苏联红军的鱼雷击沉，当时罹难的大约有4500人，是“泰坦尼克”船难死人数的3倍！2004年5月，一支瑞典的民间考察团队在波罗的海海域用声纳侦查到了这艘冤魂萦绕的船骸，后来，波兰海军也准确侦察到了船骸的位置。自从1945年2月10日被一艘苏联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击沉后，只有极少数的潜水人员目睹过“斯依托本”号水下的样子。
潜水员下潜到21米时，水下已经漆黑如同黑夜。尽管使用的是强力的水下照明设备，但是除了那条牵引着浮漂的绳子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越往下潜，越觉得阴暗和郁闷。终于下潜到了大约50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影子在黑暗中浮现。由于它侧着身子躺在水底，最初难以辨认，但是游近后，当那典雅的栏杆隐约浮现时，已能基本上辨认出船身的轮廓。那是一艘豪华而典雅的船，在船身很多地方，那些长长的优美舷窗依然保留着。
三大海难集聚波罗的海
这艘装备有高射炮的船在德国外海65公里处遭遇攻击时，船上满载超过5000人，其中至少有1000人是逃难的平民，最后只有659人自冰冷的海水中获救。“斯依托本”号造于1923年，全长168米，1944年，它被从一艘邮轮改造成运载伤兵的军用船只。当这艘装备有高射炮的船在德国外海65公里处遭遇攻击时，船上满载超过5000人，其中至少有1000人是逃难的平民，最后只有659人从冰冷的海水中获救。
事实上，这些数字并不是最后的权威数字，关于“斯依托本”号海难的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然是个不解的历史谜团。根据较流行的说法，在“斯依托本”号起航时，船上大约有5200名乘客，船沉时，大约有4500人罹难。这个数据是根据德国商船高级船员约阿西姆·韦德金的目击报告作为基础的。韦德金当时就是“斯依托本”号的乘客之一，他宣称自己曾经帮船上的高级船员统计过船上的人数。他说：“出发前我们数过了，一共有5200人，但是我们当时呈报给海军高层的人数只有3600人，之所以谎报一个较小的人数，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政府禁止这么大规模的撤离行动。”不过德国的战争历史学家海因茨·舍恩认为，船上的人数没有这么多。他本人是另一次海难的幸存者，经过考证后他认为，“斯依托本”号上当时有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返乡的士兵、172名海军医护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12名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护士、64名操作船上高射炮的人员、61名海军水兵、无线电收发员、信号员、机械操作员、行政人员以及165名“斯依托本”号本身的船员，最后的总人数是4267人。舍恩认为，既然最后有659人生还，那么实际的罹难人数应该是3608人。
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三大船难都发生在1945年的波罗的海，都是二战期间德国的逃难船只，分别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哥雅”号和“斯依托本”号。头号海难“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时，船上据说有10582人，其中8956人是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船被鱼雷击中后，过了93分钟才沉没，最后共有9343人罹难，仅有1239人生还。第二号海难“哥雅”号出航时，船上有7000多名难民和伤兵，被苏联的鱼雷击中后，“哥雅”号在4分钟内就沉没了，除了183人生还外，其余将近7000人全部丧生。而“斯依托本”号海难，排名第三位。（为了体现报道的生动性，以下行文采用潜水员的视角——编者）
沉寂海底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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