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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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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西部试读：

内容提要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西部区域仍有3000余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经济和社会指标有很大差距。

1.战略转移：从“南巡”向“西进”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西部区域仍有3000余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经济和社会指标有很大差距。

可持续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基本国情。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比22年前进步得多、富裕得多。但不可否认，在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地区间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严重问题，并引起社会各层的广泛关注与忧虑。国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特别提醒中国政府小心对待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和西蒙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来自汉堡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西部地区不稳定因素说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南亮进认为，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日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国兴衰》的作者、历史学名流肯尼迪则认为，中国面临人口爆炸和贫富悬殊两大难题。要管理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问题纷繁的国家，协调党、政、军、民各集团关系，取得进步又保持稳定，困难很大，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严峻考验。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在不削弱发达地区活力的前提下，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支持贫困地区。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十五”开始，全面启动西部大开发，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切实解决贫困地区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温饱问题，这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奋斗目标的一个伟大战役。江泽民同志指出，打好扶贫攻坚战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古代有的政治家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作为共产党人，更应对群众的困苦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还谈到，建国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还有几千人吃不饱饭，摆脱不了贫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那样我们将愧对革命先烈，愧对老区人民。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今后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这表明，由中国共产党谱写的“西进”曲已奏响最为牵动人心的乐章。

2.民意倾向：从锦上添花到雪里送炭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百姓看贫富差距

出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沉淀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心理定势，出于一如既往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赶超信念，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积弱积贫这一历史现象更多地显示出痛苦和不安。调查表明，平民百姓对我国贫富差距状况颇为关注。调查中问题之一：“您怎样看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回答“很严重”的占26%，“比较严重”的占47%，答“一般”的占13%，“不太严重的占6%，答”不严重“的占1%，其余表示”说不清。总的看，认为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高达73%，反映大多数人对不平等状况忧心忡忡。

问题之二：“为什么社会上仍然存在穷人阶层？”回答“个人原因造成”、“家庭”、“社会问题”的分别占15%、2%、54%；其余皆未置可否。在直言不讳表达自己观点的被问者中过半的比例都认为“穷人阶层”由社会原因所致，表示与评价上述贫富差别问题时的同一倾向，即对社会造成这种重大差别状况的普遍不满，同时，也体现了平民百姓对穷人的同情和关注。

问题之三：“是否可以建立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帮助穷人？”回答“是”的占4/5。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活雷锋、王杰大有人在，他们仍然保存着那颗扶贫携弱的真善美心灵。总之，对富人的不满和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焦虑成为主导意识，当引起决策者高度警觉。

（2）“两代会”关注贫困问题

在2000年的“两代会”上，西部大开发问题，成为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议题。缩小贫富差距、解决贫困问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贵州省代表认为，中央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的目标真正付诸实施。甘肃省代表认为，市场经济改革中许多矛盾十分突出，难以回避，其中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差距拉大，是当前议论最多、日益尖锐的矛盾焦点。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是议事日程的当务之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贫富地区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后，一方面会产生对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胡鞍钢等学者曾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来自全国各省、地、县人大、民委的近200名县级以上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93%的人认定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近在眉睫”的和“不解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分别占96%和84%。这些地方干部的意愿清楚表明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些省、地领导认为，民族矛盾、民族关系的走向与贫富差距的走向密切相关，不容忽视。在2000年两代会上，来自四川、西藏、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贵州、云南、陕西、内蒙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缩小东西部差距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江泽民同志就缩小地区差距问题同宁夏、甘肃代表进行座谈，强调要通过扩大开放和密切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3）三大差距与日俱增

一是由来已久的经济发展速度差距。80年代流行提法是，把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存在的经济差距称为“经济发展梯度格局”。这种梯度格局到90年代仍然存在，甚至日益明显。2000年，东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8%和12%。根据卡斯特经济中心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在2000年第一季度为：东部呈现投资快速增长、工业生产稳定、物价回落、市场繁荣的发展格局；中部内部差异大，部分省发展势头好，已步入追赶东部路程，不过在东部经济全面复苏后，中部的持续增长将面临新的挑战；而西部的增长潜力相对较弱，物价在高位徘徊，减势缓慢，与东部距离还在继续扩大。二是最令人愤愤不平的收入差距。从人口群体的收入差距来看，2000年10%最高收入家庭与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为5倍。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来看，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收入接近6000元，陕、甘、宁、青、新及内蒙等西部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0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比最低的内蒙古高出75%以上。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3000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10个，上海、浙江、广东、北京、江苏等遥遥领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有10个，其中甘、贵、青、陕、豫等贫困省居后。上海最高达8000元，比最低的甘肃高6倍之多。三是消费水平上的贫富差距也存在同样扩大趋势，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支出为2000元，与1998年、1999年比，仍然是上海消费水平最高，甘、贵、青、陕、豫等贫困省居后，与人均收入排序相似。其中，上海比甘肃人均现金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分别高出6倍和7倍。

（4）异曲同工：“民工潮”与“洋插队”心态相似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70年代末以来发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和高速发展推进了社会变革，它不但造就了新的富裕人口和中产阶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在乡村，特别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压力重重。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强劲的拉力，促进了东西部城乡间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5000～8000万庞大（潜在脆弱）的贫民群体，使得处于经济发展梯度两极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共同面对收入的不均、利益的不平和地位的不公正。根据李强、洪大用及李梦白、胡欣等学者的研究，流入城市的贫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于当地居民。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为9.4%、24%和47.6%，明显高于当地常住人口7%、18.8%和41.3%的比重；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18.5%则大大低于当地居民33%的水平。低文化素质、无专业特长使进城农民只能挤在建筑、纺织、服装、环卫、矿区和搬运装卸等行业。2000年广东省900万民工大军中，仅童工就有60万。在城市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中，民工劳动权益被侵犯现象普遍存在。条件劣，强度大，工时长，工资低，生活差，决定了民工处在社会最底层。城郊结合部，是进城农民居住、生活、工作相对集中地带。2000年，北京85%的暂住人口分布于近郊区，上海市边缘街道容纳流动人口70%以上，在这些交叉边缘地区形成北京的“浙江村”、“四川村”和上海的“安徽村”、“新疆村”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中“五不管”的“独立王国”，是都市中的村庄“一种与城市主流文化迥异的贫民区文化正在大城市地缘性聚落悄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农民的心理状况与”洋插队“留洋）者的心理状况有相似性。在空间上，他们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长距离流动；在时间上，他们从落后区向发达区的迁移带有历时性，迁出地与迁入地存在着文明进程的落差。对于中国城市农民和”洋插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流动最初混合着多种多样的动机。对幸福生活渴望，对怀才不遇的排遣，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使他们不甘沉寂和安贫乐道，但现实的无情又使他们有一种边缘人萍水无根的感觉，但倒回去又有一种失落感，比以前未出门的滋味更难熬。他们的心态诚如一首流行歌所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民工潮”与“洋插队”现象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大致可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类型，如奋斗型、顺应型、越轨型、抗争型等。不难看出，民工潮的动因很多，但长期存在的城乡、工农差距和户籍制度无疑是导致农民贫困的结构性因素。

3.一对贫困两种趋势

什么是贫困？这是一个至今仍有广泛争议的问题。但一个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事实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穷人。在中国，由于受“歌德派”意识形态的影响，贫困问题一直讳莫如深。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贫困的存在才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歌德巴赫猜想”而日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

（1）贫困定义：从汤森、朗特里、布思到西勃海姆

汤森认为被迫丧失物质生活条件达一定时间之久，以至难以参加正常活动，缺乏日常起居设备和认可的最低限度的东西即为贫困。汤森定义中所给出的若干变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深化了更具有理论意义的系列问题，为贫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工具。按照国际公认的划分标准，贫困的衡量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类。绝对贫困也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相对贫困是指生活水平低于所在国家或地区平均水平一定比例的人口或家庭，例如10%最低收入人口或20%最低收入家庭等。绝对贫困概念最早由英国的朗特里和布思提出，即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与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西勃海姆在1899年作出的，即“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仅仅是物质生活所必备的需要，那么该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在这里可通俗地理解为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一种状况。所谓相对贫困更通俗地解释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相对贫困要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以及生活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

（2）贫困加剧或缓解

在明确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定义之后，对“两极分化”或两种倾向的理解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在全国范围内两类贫困并存：一方面绝对贫困逐步缓解；另一方面贫富相对差距越来越大。两者并存的局面可能要维持相当长时期。其次，在区域范围内两极分化和贫困缓解互相渗透。再次，绝对贫困的缓解速度停滞不前，而两极分化的势头尚未减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分析意义有别。理论上，绝对贫困既能够缓解也能够消除，实践中则应当注意标准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其覆盖的贫困人口和受益范围。相对贫困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能够缓解但难以消除，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贫富差距是表象，利益结构变化是实质。收入分配差距是外在指标，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分配不平衡而是分配不公平，是在宏观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应当尽可能地把不公平状况约束在一个可控的安全范围内。

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有三大特征：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表现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占全国的88%，这是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一系列社会制度支持下，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社会形态：城市和农村。两者在身份、收入、地位、价值观念乃至文化形态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强化了城乡差距。二是民族阶层群体特征。表现为贫困人口往往是那些在社区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阶层性贫困首先反映为贫困地区内也有非贫困人口。实际上贫困地区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生活质量也有很大差距。其次，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在40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过半，区域性贫困问题也如此。三是自然地理区域特征。表现为绝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分布在若干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主要是西南喀斯特、西北荒漠化、南方红壤丘陵、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及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移民区。70%集中在近500个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石山、荒漠、高寒、高原区的贫困县中。这些县明显地表现出区域性贫困特征；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繁殖过快；区域内整体贫穷；社会发育程度低；反贫困难进入性。泰国、印度都有类似情况。

市场经济并非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古典经济学家乐观派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原则行事，那么整个社会也能达到最大收益状态。他相信“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可以做到人人各得其所，出现平等和公平现象，没有贫困。然而现实社会中，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陷于贫困。威廉森实验报告试图说明的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均衡的结论也是不真实的，他的结论极易将人们导向经济增长自然消除贫困的误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是，50年代以来形成了以缪尔达尔、弗雷德曼、佩鲁等人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它认为，在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中，存在两种不同效应，即回波（或回流）与涓滴（或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是指核心区凭借自己的支配地位，从边缘区吸入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引起边缘区衰落。涓滴效应是核心区为了保持自身发展，不断增加边缘区采购原料、能源和食品，输出技术、资本和设备，帮助他们发展。初期，回波（回流）效应大于涓滴（扩散）效应，深化后，涓滴（扩散）效应逐步增强。由于不断递增和外部经济渗透，核心区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上升的、循环的正反馈运动，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和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发动机赖以支撑的“四个车轮”。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四个车轮的转动大大有利于先发展地区，从而加大贫困区域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可以作为参证的是，我国自1978年末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西部，人均GNP之比由1980年的1.8：1扩大为2000年的2.5：1。2000年，人均GN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比为10：1。贫困地区受到的回波效应更为强烈，1980年陕北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中国东部地区为227元，绝对差距不到100元；2000年陕北为800元，东部则近3000元，绝对差距超过3倍以上。从对发展中大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的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完全市场经济作用下，贫困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单靠市场机制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扭转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只能正视这一事与愿违的现实。

（3）生死攸关：贫富差距过大可能酿成社会危机

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问题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同一阶段都要复杂和艰难。“市场萎缩”与“效益外溢”。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太大，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困难。首先是“市场萎缩”。有研究表明，富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要远小于穷国。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比例高，有效需求减少，社会购买力下降，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相当差距，国内市场的大小对其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引起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使宏观经济不稳定。再次，差距过大会直接损害贫困地区利益，导致“效益外溢”现象。一是人才效益外溢，二是投资效益外溢，三是资源效益外溢。贫困地区大多是“原”字号省，“原粮、原棉、原木、原油、原煤、原材料”。输出的原物越多，对其他地区的贡献就越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主要资源上依托国内各种基础资源，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战略构想。

国际经验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是国家分裂的诱因。我国及亚洲发展中大国的贫困通常是绝对贫困，是基本生存贫困。联合国在《发展权利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布：“发展权利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实现。”任何一个负责政府都不能漠视自己的人民因失去发展机会而丧失这种发展权。同时更现实的是，在当今社会各种大众传媒高度发达，贫困人口对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他们内心压力更大，不可能有多大耐心容忍自己难以温饱和家乡贫困而不对政府施加压力。国际上因此导致烽火连天、国家分裂的例子数以十计。如果发展中国家内部差距过大，贫困地区就可能产生三种倾向。一是认为是政府不平等政策带来的结果；二是认为领导人嫌贫爱富；三是有“独立”意向。发达地区也会形成三种相反的欲求。一会感到负担太重，额外贡献过多；二会认为扶贫援困是鼓励贫困地区的低效率，助长其懒汉思想；三会认为中央的税收法规是“杀富济贫”，也有“谋反”考虑。无论墨西歌贫困地区吉巴斯揭竿而起，还是南斯拉夫最富的地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率先独立，都说明贫困加剧或贫富差距拉大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将激化民族矛盾，并引起正义问题。我国基本国情之一就是多民族，而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占44%，远大于少数民族自治县占全国总县数30%的比例。在2000年全国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占68%。全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5%，远大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的比例。贫富分配不均必然会直接影响民族裂隙，在这一背景下更要慎重对待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从正义原则出发，改革所带来的受益或受损都将在预期中拉平或补偿。从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含义有三：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发展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它不仅是理想，而且还是占全国人口2/3的欠发达或贫困地区人民强烈需求的现实。经济发展只能缩小差距，而绝不能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理由。平等意味着社会各集团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平等。此外，差距拉大还会对社会治安、社会控制方面形成威胁，从而使社会发展停滞，甚或出现倒退。

（4）前南斯拉夫分裂的教训

导致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国内外错综复杂矛盾不断积累激发的结果，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除了长期酝酿的民族矛盾和近期公开的民族冲突外，从经济角度看，其中有两个致命因素为前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分裂埋下了祸根：一是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地方“诸侯”财力日益庞大；二是地区经济贫富相对差距与日俱增，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白热化。两种因素相互影响渗透，形成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无法实现地区均衡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导致中央财力愈益下降，富区不愿多交税，贫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不但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而且激化了地区与地区矛盾。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下列教训：其一，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分权，分权应有底线，适可而止。越过这一限度，分权就变成分裂。其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单独让少数地区富裕起来，还应当兼顾社会公平，促进平稳，缩小差距。其三，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贫区与富区之间的矛盾。其四，有备无患，要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因社会动乱而中断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4.各国政府缓解贫困行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欧美发达国家一些历史形成的贫困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倍受其害。

（1）世界超级难题与西方贫困化

中国有贫困。不过，中国贫困的比例不算很高。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现有贫困人口4000万。由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4降低到1/20。全世界现有贫困人口12亿，占总人口的20%。贫困是世界超级难题。

2000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5万亿美元。北美、欧共体和日本16个国家的人口为8.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58%。国民生产总值约有2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70%。西方7个大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2%，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62.5%。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50年内，全球财富增长了6倍，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占全球人口20%的富人拥有世界财富的75%，而占全球人口20%的穷人人均每天不足1美元。少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瑞士高达3.6万美元，人均每天100美元。而莫桑比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0美元，人均每天0.2美元。可是，即使在欧洲，也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欧盟12个成员国中便有5000万穷人，有50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终日挣扎在生命线上，被剥夺了住房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家庭生活权。四个比利时人中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下。1979～2000年，英国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35%，可是在英国竟有占人口10%的穷人的00工资下降了17%以上，另有10%的富人的工资增加了50%。美国也一样。2000年美国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处于程度不等的饥饿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3000万人食品不足的人当中，有1200多万是儿童，在1200万饥饿儿童中，6岁以下的儿童占600万。他们营养不良，发育不全。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378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4%。另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美国每年约有200余万人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2000年4月，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有700万人无家可归，人数之多异乎寻常。导致美国穷人增多的原因很多，失业是一条。在美国800万个贫困家庭中，有326万个是失业家庭。失业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中，男性黑人劳动人口的失业经高达40%～50%，这又同种族歧视有关。种族歧视是美国穷人增多的又一条原因。

在国外穷人聚居城市社区，贫困文化正在形成。贫困文化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其一，愚昧性。贫困地区文盲较多。在贫困家庭的子女中，失学率高。穷人的天赋虽然同富人没有丝毫差别，可是，由于他们失去了深造学习和广泛实践的机会，便带来了愚昧。其二，边缘性。穷人由于贫穷便会失去许多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机会。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便渐渐地处于远离社会中心的社会边缘地位。远离中心的边缘地位，很容易对主流社会产生离心力。其三，叛逆性。如果富人对穷人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久而久之，穷人就会对富人产生敌意。人们常说，穷则思变。这“变”，有变富的一面，也难免有变乱的一面。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市爆发了骚乱，打死53人，打伤2300多人，砸了数千家店铺，经济损失达20亿美元。这场骚乱的导火线是种族歧视，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困。关于穷人的叛逆性，正如法国《解放报》2000年3月6日在评论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时所指出的：“人们终地可以对100来位国家元首大声地谈论一些年来人们只能在各种场合低声议论的话题：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事实很清楚，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是国际安全问题，富区和穷区之间的矛盾便是地区安全问题。其四，家庭两极化。从国外的情况看，贫困家庭的类型是截然相反的两极。一极是在家庭。美国约有一半的穷人生活在五口以上的大家庭中。美国的贫困妇女平均每人生5个，甚至10多个孩子。有人认为：“贫困家庭的膨胀已成为美国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极是单亲家庭。在美国的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中，贫困率高达34.3%。现在美国约有100万13岁至15岁的少女未婚先孕。这样的未成年母亲无法就业，只能靠救济为生。

（2）美英30年代经济调整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部大平原受纺织工业不景气的影响，植棉业全面凋零，给主要从事棉花生产的当地居民带来了苦难。在英国，大规模的工业无序竞争，使威尔士的苏格兰东南部地区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许多居民不得不离开他们原先居住的城市举家迁到伦敦谋生。感受到区域经济不平衡给经济滞后地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开始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其中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巴洛委员会，试图建立工业开发区，实行税收优惠等手段，促使产业向威尔士、苏格兰北部等萧条地区分散，遏制产业与人口向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东南部过度集中的趋势。而在美国，1933年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动用大量国家资金在此流域兴建一批水利工程，试图以此安置一部分因植棉业凋零而失业的农业工人，并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3）不平衡发展日趋明显，政府干预水涨船高

50年代后，世界经济进入发展较快时期，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现象日趋明显，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一直提倡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于1961年制定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以后，又相继制定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法律，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政府的干预，促使贫困地区加快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日本，1962年、1965年、1975年和1983年，先后制定了4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希望通过建立所谓分散型的国土，抑制京滨、阪神等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区的过度发展，有计划地把新产业中相当大部分引向围绕中等城市建立的核心地区，并为广大边缘地区的经济开发做好准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首都由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迁往经济贫困的内陆地区。如巴基斯坦将首都从卡拉奇迁往伊斯兰堡；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尼日利亚将首都从拉各斯迁往阿希贾。这是各国中央政府为缩小首都与外省差距，在经济上的大动作。另外，各国在贫困地区建立各种出口加工区的举措，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我国，70年代末之前，中央政府利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倾举国之力促进京广铁路沿线地区和大西北、大西南三线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与前苏联三四十年代建设马拉尔工业基地和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努力一样，可以说是政府对内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的极端情况。

（4）事倍功半：违背经济规律的惩罚

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可以促进部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原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为了夸大自己的政绩，都极力证明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卓有成效，可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却是无情的。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例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时至今日仍是国内贫困地区之一；日本人口和产业向京滨地区集中的趋势仍在继续；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迁都行动，也未能改变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局面。还有我国中央政府倾举国之力促进京广铁路沿线地区和大西北、大西南三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努力，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还使得本来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丧失了20多年的发展机会，远远落在原先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后面。

一、西部大开发在中国意义

1.西部开发理论前沿

（1）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对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前期理论考察说明，关于适度人口数量和节制消费、节约资源以及兼顾当代与后代利益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希腊、中国等文明古国的大思想家中就曾闪光。19世纪中叶“适度人口”论出现后，“适度”包含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萌芽；而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到现代“人口爆炸”论，认定人口无限增长将穷竭有限的资源，导致世界未日，则从相反方面说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可见可持续发展思想蕴育已久，但尚待理论升华。

本世纪以来，工业化浪潮打破了传统经济下的田园式宁静，人类以前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明进步。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普照之光”，人类又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浪费。不仅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寻求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传统发展观念中，人们视发展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看作是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活动。应该说，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拉开了这一发展序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刺激人们不顾后果的追求物质财富。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在这里，工业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的关键词语，是支撑传统经济学思想的三大基础（与“充分就业”、“自由贸易”并列）之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GNP高速增长的热列追求，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工业化国家以日益膨胀的水平维持其消费生活方式，而非工业化国家则需以美国为模式实现其工业化。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不甘落后，千方百计谋求经济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四小龙”腾飞奇迹。

同时，二战结束之际，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凯歌声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在经济上真正获得独立与解放，就必须解决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一批学者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的学科或学说，即发展理论。发展理论自50年代以来，相继形成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的不发达状态，都试图解决和回答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这些理论存在严重缺陷。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理论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并没有真正回答和解决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关于西部开发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开发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战略为龙头，前苏联远东开发也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为主，而21世纪初叶的中国西部开发则是以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型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最新认识成果。五六十年代是“经济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它带来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70年代是“社会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强调把社会文明纳入发展内容中，这是人类发展观的巨大进步。80年代以来，出现了“可持续发展”，针对世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问题提出，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内容看，是人类发展观的质的飞跃。经济上，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产品质量，而不是产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政治上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同时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上尊重人的需要，消除贫困、失业，减少社会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特征看，它是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层次发展。从时间上看，它是世世代代的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从空间上看，它不是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从发展方式看，它是各要素系统协调并进，不是片面的单打一式的发展。从发展类型看，它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不单纯是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文明观。

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和战略及其操作运行模式，是在人类重新审视人口与资源相互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反思，是人类发展史上伟大里程碑。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并列为中国跨世纪的三大国略。而可持续发展国略又是联合国所倡导，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的主要政策依据。既是跨学科综合理论研究的重大学术创新，又是政治性、操作性极强的重要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

考察近30年来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演进，本课题基本赞成布伦特兰夫人关于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定义，田雪原、邬沧萍、张纯元、叶文虎、马霭乃等学者对其概念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支撑理论作出了界定。一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及其理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里强调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谋求人口、资源与其他相关方面协调发展，将非持续发展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总体效益发展观及其理论。即由单纯追求GNP增长的发展，转变到注重经济、环境、社会全面效益、长远效益和质量效益的发展。三是稀缺资源发展观及其理论。树立资源稀缺意识，要在节约资源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四是生态平衡发展观及其理论。包括环境人口观，何种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最为适宜；环境资源观，将资源纳入生态发展系统；生态经济观，经济发展不应损害环境质量和破环生态平衡。五是社会协调发展观及其理论。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产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履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美国可持续发展专家布朗（J·W·Brown）在《人口、资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途径》中指出，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加剧破坏超出其再生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布朗对资源消耗的定义包括：终极产品、原料和副产品，以及从原料开采到处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垃圾，也包括工业、商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消费的各种资源。

贾俐贞等在《区域经济政策三大理论基础》中指出，由于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的不对称现象，是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部区域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田雪原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指出：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还是要以人口与资源能否达到“协调一致”和“互动平衡”为转移，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正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反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当今西部地区就是这样，它们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

专家们对资源介定了三层涵义：一是资源分成自然和社会资源。二是资源的价值属性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三是资源的物质属性分成固定物质形态和非固定物质形态。发展是资源的物质变换，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是资源与发展成相同的比例推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二是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成反比例，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比如西部地区，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

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需要从两种资源的结合和相互使用、资源的总体配置上看待中国西部资源。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研究西部大开发，必须将人口与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有机结合，树立人均资源意识，探求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

（2）区域理论与中国西部开发

国外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历史较长。最初可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Thunen）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对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有：Myrdal的“累积因果论”（1957）、Hirrshman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58）和Isard的“国家干预政策”（1960）。到60年代初西方开始普遍制定区域经济调控政策。区际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差异，提出了各种理论。而就产业的发展与地区布局来看，主要有均衡发展论和非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既包括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同步发展，又包括区域内各地区的同步发展。产业均衡发展论是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理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使工农业，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以及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各个部门都得到平衡发展；而在区域发展方面，区域发展理论以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为代表，主要观点是：任何实质性的区域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就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组合，社会不需要什么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区际要素的区际运动，各区的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平衡。因此，他们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通过在区域上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新古典主义选择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用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区域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杨开忠在《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中对此提出了批评：现实中既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也并非外生；同时，新古典主义由“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要素收益均等化”的药方显然难以在人口素质低、密度低和城市化比例低，客观上不具备人口充分自由流动的中国西部地区奏效。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主义投资决定论。

国际上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区域内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区际关系。代表成果主要有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5）、Isard的《区域科学导论》（1978）等。二是研究特定地区经济开发的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代表性成果主要有：Hanes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1972）、Lioyd等的《空间区位》（1977）、Patnaik的《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1981）、Richardson的《区域增长理论》、以及H.H.涅克拉索夫的《区域经济学》（1987）等著作。三是关于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8）、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1977）。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dgar M·Hoover, Frank Giarratani）1992年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为此，可把区域划分为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美国经济学家奥登和莫尔曾把美国划分为六大同质经济区。他们解释自己使用的尺度是为尽可能多的目的，用尽可能多的指数来衡量，以达到尽可能大的同质性。功能区域的典型形式就是结节区域。在胡佛看来，这种结节区域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它有一个核心及一个相补充的周围地区。一个城市与环绕它的流动人口和贸易就构成了一个结节区域。

循环积累学派则向不发达地区显示了一幅更加暗淡的前景。增长极理论和出口导向说异曲同工。增长极理论学派代表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条件优越，经济优先增长，拉大区际差异。出口导向说认为发达地区以出口高增长带动了产出的高增长，区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样具有循环累积性质。

杨格（A·Young）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指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市场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上升，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深化的若干侧面。

舒尔茨推进了杨格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强调劳动分工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专门企业家、专门教育家、专门的科研是分工更重要的方面，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加速积累。（Schultz，1986）

施蒂格利茨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生产中的专业化学习和学习的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将专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Stiglitz，1986）。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加速知识积累、技术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Lucas，1986）。

专业化经济学和比较利益说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剩下比较利益说，而比较利益说在解释国家贸易现象时的局限性受到广泛批评。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指出，很多没有比较利益的国家（如资源结构类似、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很大，而且国际贸易越来越朝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在同类产品的细目上，国与国之间有了更细密的分工，贸易能使双方获益（Helpman.E and Krugman，1985）。

迪克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的D-S效用函数把商品描述为按层次不断细分种类系统。人类偏好于细分种类的增加。如果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则均衡会使每一厂商生产一种与其它产品在细节上不同的产品，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虽有垄断的坏处，却有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鲍莫尔（W.Baumol）等人的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自由进入，即使一个部门只有少数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成本。

徐春秀博士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中认为：杨小凯对新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先对专业化、规模经济和分工概念进行了澄清，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专业化是对个体而言，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多个个体专业化于不同活动上形成分工，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越发达，多样化程度越高，使贸易依存度上升。杨小凯将分工划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和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在这三种类型的分工中，他认为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工类型。因为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可由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发展而来，而规模经济也与专业化有关。他建立了一个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与以往的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技术关系不同的是，杨小凯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这种生产函数加上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和交易费用，可用来描述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达到边际好处等于边际费用时会趋向某种均衡，如果有自由进入且没有固定费用，则这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个竞争均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别是它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可以用均衡贸易依存度表征这一水平，它是交易效率的增函数。即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上升。反过来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扩大均衡分工水平，形成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的发达保持高效率刺激。

国内在文革前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的影响，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大型工业基地区域规划和全国经济区划等方面。“文革”期间此类研究工作出现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面恢复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主要是针对具体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展开研究。80年代末，开始系统引入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区际关系或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联系问题的研究。20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起业等的《区域经济学》（1989）、陆大道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95）、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2）、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1993）和《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1988）、刘再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1993）和《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1995）、刘树成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1994）、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4）、韦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胡鞍钢等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5）、曾坤生的《区域经济论》（1998）和《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论》（1998）、周毅的《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1999）等著作。

陈文科在《论区域特色经济与中国东西合作》中指出，以市场公平竞争和遵循非平衡发展规律为前提，是构建区域特色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有机结合，转变传统发展思路，振兴西部的有力支撑，也是东西合作协调发展的治本良策。区域特色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与区域经济优势的结合点。区域特色经济特点如下：一是有较强支撑力的支柱产品；二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三是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四是有较高的科技进步贡献域；五是区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能实现市场经济与资源优势的有机结合。

曾坤生在《区域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廉姆逊通过对24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消失。任维德在《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探因》中指出：西部地区虽然地域广阔，国土面积占全国30%以上，但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地带占60%，加上交通不便，国土单位面积仅及全国1/10，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极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国95%以上偏集于瑗珲-兰州-腾冲一线以东，以西广大地区人口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反映了西部地区生存条件差、人口承受力低下的客观状况，从而使西部劳动力供给受到数量限制，资源消耗缺乏供给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胡长清在《共同富裕论》中指出，在人文发展指标方面，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甚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横断面自西向东经济形态上存在相当悬殊的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低、城市化比例低和沙漠化严重等因素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

魏宏凯在《跨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指出：“九·五”期间，尽管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00年已下降到38%，但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相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0年增加到57%。

厉以宁在《区域发展新思路》中指出，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全国前10名的省，东部占6个，中部占3个，西部只占1个。

客观来说，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也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但如何科学阐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如何分析90年代以来出现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问题，为政府提供既能保持区域经济正常发展，又能协调区际利益、促进人口与资源全面协调发展的政策依据，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通过严谨扎实的研究，全方位地思考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口与资源非持续发展问题，刻不容缓。

国内外专家关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分工论的主体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地区主导产业论。比较优势理论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由此区域与彼区域的差异性表现出来。构成这种差异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植被、矿产原料、燃料、动力、森林和水力资源等）、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习惯、人口等）和经济因素。动态比较优势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和完善，其实质是用动态观点看问题。地区主导产业是结构理论的基本理论。在区域发展速度中，各产业在地区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中一个或几个产业处于支配地位，构成地区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在封闭的区域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过程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以开放程度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国内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东部处于第三阶段，中部处于第二阶段，西部处于第一阶段。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均衡与非均衡以及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是最基本的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消除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需求和供给双方面的障碍，走出西部“贫困”的恶性“循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产业均衡理论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等为代表。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以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这种倾斜式发展战略有利于重点部门、重点地区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缺陷，忽视协调发展，往往造成“产业二元结构”和“空间二元结构”，反过来制约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采用均衡发展战略或非均衡发展战略都不尽如人意。一些学者集上述两种战略的优势，扬长避短，提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理论，在非均衡推进中同时采用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中国西部国情，在产业发展方面调整产业结构，给予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在此基础上，调整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彼此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选择某些区位优越的地域或地点作为增长极密集投资，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发展。如云南的主导产业型模式、新疆的资源开发型模式和西藏的推动发展型模式。我国东西区域间这种优劣并存、长短互见的多重错位和彼此都有所求的愿望，是推动国内区域间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内在动力。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经济要建立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从70年代未期至2000年，我国陆续设置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和开放特区，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外开放格局。专家们总体上将其分为：“四沿”和“六区”。“四沿”即沿海开放区及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区。“六区”即：东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沿江开放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和京广沿线开放区。

在六大区中，西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完全在民族地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东北开放区和沿江开放区几乎有一半位于西部地区；京广线沿线开发区虽未直接参与西部经济发展，但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应是该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专家们一致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开放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中国西部民族区域反贫困

周毅在《西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包括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近40个民族。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易被忽视，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资源和贫困人口最易受到耗竭和伤害。认真研究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和资源开发反贫困的关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竹青、那日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指出，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必须理性地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所谓“地广人稀”实际蕴含着国土单位面积人口承载力相对弱的国情。西部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数量短缺，而是低素质以及日益强化的人口压力，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的“越穷越生”，贫困与人口增长恶性循环的现象。低素质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压力：一方面增长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一方面却未能提高经济效率，未能形成与自身生活资料需求相适应的产出。同时还极易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张克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指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客观上要求加快资源开发，加快潜在资源向现实利益的转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资源和环境保护构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背后，涉及到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强烈欲望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本身所导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源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即民族贫困地区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增加的严峻形势下，更需要加强对经济行为约束，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善待生态环境。应当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特征，从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安排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生态设计和环境保护教育，逐步培养全民族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黄健英在《论三次飞跃——中国民族地区通向市场经济之路》中认为，正确处理、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关系，需要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角度加强区域利益协调，应看到西部民族地区在我国生态环境演进过程中的“江河源”、“生态源”地位，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利益实现和分配，应有利于维护“江河源”、“生态源”的生态平衡，不仅要关照到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面积较大、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事实，加大对该地区资源配置和扶贫开发力度，而且要关照到加强“江河源”、“生态源”环境保护的代价，在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的物质技术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周海林在《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指出：西部民族社会基本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特征：其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存在差距，同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较多。其二，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强。其三，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其四，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冲突较大。一是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平均主义观念抹煞了竞争和商品经济意识；三是重义轻财、轻商贱利观念的制约；四是旧的行为规范习俗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矛盾。

周星在《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中指出：目前，困扰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困，是土地与精神双重贫困。西部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要打破过去单一学科的简单叠加传统方式，需用多学科进行综合、系统、整体、交叉、嫁接。

吴宝科在《西部区域文化与贫困人口》中指出：由于生产方式、传统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差异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原因、民俗、家庭和社会体制及心态形成的历史-心理缘由，以及人的素质缘由，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二是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三是经济发展的缓慢性；四是自然经济基础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文化层次低、品位低，文化心理的愚昧迂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低层次性，包括经验性思维、简单思维和封闭性思维。

佩雷认为：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改变，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为整个社会进步。发展是通过产品或劳务交换以及信息和符号交换进行的人改造人的活动。王俊祥认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一项实质性的内容是人改造人。即给人温饱、教育、关怀，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调动人力资源。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贫困区。生态条件极度恶化，缺乏技术资金投入，人们生产活动以传统的广种薄收方式进行。为了养活一个新增人口，需要开垦十多亩“荒地”。在人口增长与生态退化间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位于长江三峡人口的四川省奉节县以壮丽山川和古迹众多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在80年代中期，县境内小硫矿和小炼磺业一哄而起。严重的磺烟酸雨，导致了数十万亩森林死亡。中国沿海以及海岛的众多渔村的渔民依靠传统小船渔具生产长期限制在近海作业，建国后人口激增，导致近海捕捞能力严重过剩。这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之势难以挽回的重大原因之一。以上几种现象有一共同特点，即人们的生产劳动造成了巨大环境资源损失。为养活新增人口大片垦荒的农民劳动几乎不产生剩余价值。国家还要年复一年地提供大量救济或扶贫款。而另一方面，植被的损失则是整个社会损失。就劳动剩余价值而言，这部分农民实现的是负值。驾着小吨位渔轮在近海渔场狂捕滥捞幼鱼和亲鱼，幼鱼与成鱼重量在1:20～40，价格差距更大，捕捞亲鱼则更是杀鸡取卵，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破坏。由于被破坏的资源价值远大于实现的价值，其劳动的净价值也是负的。至于奉节县被毁的松林，包含有风景资源和涵养水土等多重价值，其损失将环境资源代价估算入生产成本以后，这种所谓“负劳动”现象并不少见。广义地说，因经营不善和技术落后产生的亏损也应被列入负劳动之列。

以劳作方式作用于资源系统，大体可被视为人口、环境、社会和技术四大类因素组成的复合系统的运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往往是社会经济活动无序的表现，因而法制和经济体制的作用极为重要。从表面上，造成资源重大破坏的，与人口过度增长分不开。应该承认人口增长在其中的作用，但更应看到人口压力是相对的。某些负劳动在人口特征上的一个共性是过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堆积在传统生产领域，并以传统技术从事生产。因此，缓解矛盾的途径，要么是剩余劳动力有效地向其他领域转移，要么是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手段渗透并改造传统产业。无论何种出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极为重要。负劳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低素质劳动力过度积压的结果。

在西部农村腹地，教育、科技普及、适用技术推广以及相关服务需要有一个极大发展，才能有效地使低素质劳动力形成可观的人力资本存量。低效益、高浪费和巨额公费消费等种种弊病，是阻碍西部反贫困与科技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文化变革的起点，而且也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实现现代化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更新文化环境，扬弃传统文化模式，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建树新的文化机制，才能实现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是在多种因素起作用的条件下形成，长期陷于“贫困-人口增长快-环境退化”的怪圈之中。东部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两者的差异既在人均收入、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都市化程度等层次上制约可持续发展，又可通过资源互补、信息传递、社会流动加速发展等对可持续发展进程有一定积极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主要有两种发展战略：一是梯度推进战略，二是中心辐射战略。考虑到梯度推进战略有较大缺陷，而单纯的中心辐射战略也有不足之处，有的专家提出一种新思路：把中心辐射战略扩展为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即充分发挥各个发达和较发达的市县优势，实施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分期分批缩小民族贫困地区面积。显然，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优于梯度推进战略。由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幅员广阔，40多个民族发展不平衡，在实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的条件下，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决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那种不顾生态平衡，急功近利的开发贫困地区的方式，不仅会继续扩大差距，而且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极大灾难。中国可持续发展渐进性，即生态平衡的恢复与经济建设是统一的，渐进的发展才能持续，而要实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建立即适合西部民族特色，又适合于人口与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科学、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开发应是多种模式。适合西南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西北地区；适合于维吾尔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回族；适合于内陆的，不一定适合于边疆。因此，只要符合当地民族利益，符合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国家总体规划，适合采取哪一种模式就采取哪一种模式，不必强求一律。比如内蒙赤峰发展模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它们都适合于当地情况，并且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卓有成效。

专家们提出的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道路的若干对策，究竟是否正确，尚有待实践检验，尽管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检验往往滞后。

2.跨越“断层”的引擎：西部开发

（1）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增长阶段。短缺经济消失与相对过剩经济形成；总量经济短周期波动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转入平移式中速盘整；总量经济冲击压力困扰，转换为结构矛盾全面凸显的震荡。这种阶段性转换日益显露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

在总需求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减速背后，透视最深层的原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也许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波动的深层原因，走出“断层危机”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所谓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是指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导致产业发展、消费水平和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形成需求结构断裂与产业关联断裂，国民经济增长受制于西部落后地区的拖曳，无法靠东部先进地区持续升级带动，从而落入衰退的危机陷阱。

这种“断层危机”在发展中大国模型中，尤其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产业、人口等跨地区自由流动障碍严重的大国，发生的可能性较大。经历22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新启动加速，将主要取决于能否跃出“断层危机”的陷阱。因为中国经济90年代以来的减速下滑波动，从深层来看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大的“断层危机”相关甚密。

首先，从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变动趋势分析，90年代以来两者之间呈现出增长率减缓与地区差距拉大的关联搭配。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以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回落，呈一路下滑之势。而中国地区间的收入与发展差距也恰恰在1991年以后，再度转入逐步拉大的轨道。根据吴明瑜、李泊溪等专家的研究，1991年以后，中国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不仅绝对扩大，相对差距也扩大。并且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别在80年代初短暂下降后，便一直呈缓慢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分析还显示，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明显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水平在90年代后加速攀升；城市居民的地区消费水平差距自1988年后逐年上升。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再度步入拉大过程同中国经济增长率减速下滑轨迹的偶合，不是巧合，而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偶合。因为90年代以来地区间经济差距再度呈拉大趋势，是在80年代农业超常规增长推动和工业消费品加速扩张拉动的国民经济高增长与居民收入迅速攀升基础上出现的。这种增长基础上的地区差距拉大的强度前所未有，它对高增长与居民收入攀升的“断层制约”逐渐显露。受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级、收入增长水平与消费结构等演进举步维艰的制约，东部发达地区无法靠内部支撑及国外拉动来独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格局。

其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断层问题”在90年代引致可持续发展危机。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下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引致改革开放以来最终需求加速拉动增长的趋势受阻。

伴随东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之间消费需求水平与层次的差异日趋凸显，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消费选择结构反差突出。这种状况的累积性效应，引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进升级过程中的断层冲突。当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居民消费需求迈过以高档耐用品，主要是家用电器消费为主的阶段后，西部民族地区尚未达到大规模家电消费为主的阶段。与此同时，受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在越过家电为主的消费阶段后，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规模汽车、住房与服务消费时代的到来。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可能迅速拉动上述高收入弹性产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成长的新主导产业。

于是，地区发展差异扩大所带来的收入结构及其决定的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失衡、严重制约了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大规模、多样化扩张带动的超常规增长过程的延续。离开最终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连续演进拉动的国民经济，必然呈现减速下滑的波动趋势。

二是内部关联薄弱与外部循环受阻的叠加，抑制了国民经济向上增长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前1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部关联支撑和拉动的。受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协调，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逐渐提高，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资源依存度一直较高，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较低。因此，国内需求的持续过旺增长，往往拉动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资、贸易、供给的连环增长。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生成、扩展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外贸、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拉动越益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相反，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相对变得薄弱。尤其是中国的开放具有明显的地区梯度差异，东南沿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开放，而西部民族地区居后，东部与西部开放反差很大。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外向循环加快。特别是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外向大循环的增长格局，90年代之前的东、中、西关联增长格局逐渐消失。这种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主要依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外向化循环中拉动，外贸、外资大幅度增长的受益主要是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相对陷入更加困难的低水平自我循环陷阱。这种东、西关联薄弱，东部外向循环拉动的增长格局，最令人担忧的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外向拉力不足，东西联动困难的叠加。对一个大国经济来讲，这种结局迟早会到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双重断裂的破坏性影响。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给出了叠加效应释放的信号。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只不过加速这种矛盾提前爆发。

显然，中国经济内部的地区关联，特别是东、西部关联弱化，以及发达地区的外向循环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已进入临界状态。不从根本上打通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关联通道，中国经济的内需难以启动，无法走出减速波动震荡的困境。

三是梯度推进乏力与结构转换受阻，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衰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大国经济中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梯度推进，优先开发东部沿海地区，渐进西移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激励了增长与开放条件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迈入加速增长与结构高度化阶段，使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八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长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高于全国经济5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创下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并没有多少梯度推进，带动西部及内地快速跟进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更多只有聚集效应，把西部大量人才、资金、技术吸引东流，没有多少扩散效应，未把企业、人才、资金等向西部扩散。因此，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

梯度推进的倒吸现象，打断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分工的体系，刺激了各地区自成一体的结构升级扩张。东部沿海地区在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中，并没有辅之以传统产业，分散的小规模乡镇企业向中西部加速转移的战略。结果背负沉重，结构高度化演进艰难。而西部地区在缺乏东部产业转移推动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带有“正当防卫”性质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并仿效东部进行自主的结构高度化演进。所谓的“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就是其结果。这种没有地区依照相对优势选择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工协作体系，结构演进迟早要遇到严重的升级障碍。伴随结构升级乏力，与结构扩张相应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全面凸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正是梯度推进不力及结构转换受阻的必然产物。

当我们切换思维视野，从地区差异的空间角度透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便可发现如何消除地区发展的断层危机，是迈向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环节。全面启动西部开发可能是带动我们跨越断层的引擎。

首先，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最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反差悬殊的深层冲突。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间增长差异在经济发展初期会有一个扩大过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差异会缩小。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地域差别已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地区发展不平衡“断层危机”日趋显露就是最重要的标志。对中国来说，而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尤其是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到达临界转换点后，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落后地区拖曳。所以，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应成为跨越断层的引擎。

其次，全面启动西部开发的引擎功能，能够迅速弥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促进东西联动的结构大重组，带动国民经济新一轮大发展。中国现阶段城乡居民之间消费结构的断裂，主要是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广大农民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相差很大。这不仅因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东部，还因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西部农村。即使西部的一些县城与镇，人均收入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农村。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无疑会有力地提升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演进。更重要的是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必然引致西部城市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加快，吸引东部与国外资金、人才、企业西进开发，促进东部、西部、中部资源、产业、企业大范围重组。

中国经济步入相对过剩阶段以后，消费无热点，投资无方向，出口增长难的现象愈益普遍，东部、西部的重组、流动，无疑是创造机会、启动需求、盘活存量的最重要举措。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到了非启动西部开发不可的关头。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严重，启动内需艰难，结构升级受阻，地区差异悬殊，亟待探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契机，全方位、高强度开发西部，正是时不我待的选择。

在追求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对于人口密度低、素质低、承载力低、城市化比例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西部中国来说，充分认识人口这个举世瞩目的热点因素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作用，实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为国家振兴和开发西部经济提出参考性建议和可操作性对策，推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国略在西部区域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中国西部问题：世界超级难题

目前，大西洋经济增长热浪正波及太平洋和亚太地区。从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那个历史时刻开始，人们已逐步习惯于向迄立于世界东方第一人口大国行注目礼。近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正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从杜尔干、韦伯、帕森斯到沃勒斯坦，从罗斯任，钱纳里、刘易斯到库茨涅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多样化的社会转型理论。如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边陲、半边陲国家到核心国家的转型，从贫困社会到小康社会的转型，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型等等。中国21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创造性地融合、发展了西方理论，它的社会转型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又带有前现代化的过渡性，这就是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整个社会转型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趋势。人们最终放弃了经济单项突破的思维定势，树立了整体社会发展观。中国正从单一、伦理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法理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城镇、开放社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革命。因为这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巨大社会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过程。况且这场变革是在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又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起点上摸着石头探索的。其艰难程度前所未有。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西部大开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992年中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会后不久并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对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功与否，必然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深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责任和作用，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里能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合作，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995年～2000年党的十四届至十五届历次全会，把可持续发展提到战略高度，使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表明，对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全党全国已形成共识。中国经过51年的经济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解决了人口温饱问题并正向小康水平过渡。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遇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出现，尤其在西部区域还相当严重。所以，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唯一选择。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必备条件。任何生产活动，无论是工业、农业或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都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富饶的资源宝藏是一笔天然财富，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无偿“恩赐”。自然资源分为再生资源（如森林和草原）和非再生资源（如矿山）两大类。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开发，已导致资源基础的削弱、减少甚至枯竭，进而影响到环境和生态平衡。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淡水资源供给正受到水质恶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的威胁。西部缺水城市200多个，农作物每年因灌溉水不足减产250多万吨。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供水保证率仅为75%，西部仅为40%。严重的酸雨使我国西部国土受到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亿元。由于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导致林地逆转的恶果。中国森林覆盖面积11.34亿公倾，占全国面积的13.92%，西部仅为6%。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若低于20%，不仅木材不能自给，土地也难于保证安全。由于渔获过量，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中国海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资源浪费严重，致使本来就已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对上述现实，中国西部既没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容量，也没有沿海发达地区目前所拥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几年来环境治理费只占GNP的0.7%，所以，要想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必须实施，而且能够实施，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的良方益法。

第二，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转型期党的领导集体，凭借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在时代前列，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和确立的。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过程，只有将“持续、快速、健康”三者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度、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在西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十分普遍，产业结构扭曲，加工工业膨胀，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脆弱，耕地连年锐减，水土流失，河道堵塞，抗灾能力减弱；工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水平低，成本消耗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格体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西部区域的这种现状，都是制约中国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深化改革，切实完善价格体系，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非再生资源的依赖和使用量，加强对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才能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第三，它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进程中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合理的分配关系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分配的严重不公是社会稳定的大敌。为此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合法的高收入通过税收手段调节；要努力消除贫困，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力争21世纪初期基本解决西部民族地区4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是人类的本能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消费方面的异化现象。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还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而进行新的“生态犯罪”，如印度的核污染事件就是一例。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像马克思所倡导的那样，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稳态”的市场经济模式。

第四，它有助于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本质上说，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从西部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生态危机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因为生态危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会限制、阻碍、破坏西部经济发展，从而也会进一步加深西部区域的经济危机。

中国西部民族人口密度低、素质低、城市化比例底，而且由于目前仍在沿袭传统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出现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失业增加、分配不公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并呈激化之势。因此，只有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正确选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为此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世界面临的挑战，这个巨大的国家在制定西部新发展战略中的成功将影响所有其他国家”，并预言：“目前这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有可能超越西方而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西部开发成功，中国则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光辉榜样；如果失败，将使所有人付出代价。”中国西部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这个巨龙的西部新开发战略成败对其他一切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同，至今为止中国西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甚微。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西部对地球资源的影响参与度将超过人口大大少于自己的美国。而其他各国当面临由于中国西部发展所引起的地球极限状态时，也将不得不再讨论各自无法持续的经济计划。日本人口学家若林敬子指出：“位于邻国、同为宇宙飞船地球号一员的日本乃至亚洲，在上述长期潮流中，也不得不将中国西部的人口、资源、粮食问题当作重大难题进行再认识。”“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理论难度较艰深，社会性操作较复杂，调查统计较辛劳，分析领域较宽广，地区差异较阔大的创新项目。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无现成答案可遵循，又不能照搬照抄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模式。

应重新审视中国西部国情和深入探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指标、目标及其与科教兴国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东西均衡发展战略的关系。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诸因素中，论证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可持续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树立资源稀缺、人口增长及分母加权效应（即畸形消费、人口素质低和贫困文化及传统思维定势三合力使西部人均资源消耗增加）意识。努力寻求社会资源短缺与民族人口矛盾加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模式。分析西部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出相应解决就业、民族宗教信仰、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及其生产力布局合理化方略，重组工业文明。

农业作为西部地区活动最早的初级门类，是对西部人口与资源影响和依赖性最大的第一产业，又是西部国民经济基础。西部40多个民族人口都有赖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关联效应”。就西部国情而言，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等问题在农村，农业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主体，是解决西部人口问题的根本。无论是从保障民族人口消费品供给这一生活现实看，还是从农业生产的剩余是社会其他分工的起点这一经济学原理看，从农业开始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就是探寻到21世纪关于西部人口脱离贫困，走向现代化的客观真理。如果西部民族能在这一真理上达成共识，并迅速付诸行动就是最智慧的实践。

解析影响西部农业粮食保障及民族人口压力因素，为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设计技术路线并提供政策选择。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在于产业化。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西部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本质是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西部农业产业体系，使西部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在产业发展、民族富裕的同时，推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经验表明，实现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市场环境和条件：一是农业必须为市场而产生；二是农业生产要有一定规模。农业产业只有在市场化和集约化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由市场带动，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环境。市场化不仅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条件。农业市场化就是改变农村几千年来传统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经营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使农业生产各要素和农产品全部进入市场。农产品流通是农业发展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理顺农产品流通的关键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多元流通主体，特别是要培育西部农民自己的或代表农民利益的流通中介组织。同时逐步建立起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西部初级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并在通迅、交通、邮电、金融、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建设，使之成为运行成本低、效率高，触角延伸到西部农村各个角落的大市场。农业集约化旨在改变分散农户的小生产方式，逐步实行与大市场要求相适应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

在对中国西部各地区考察的基础上，应对西部农业规模经营的概念和内涵赋予新内容，增加传统解释没有强调的部分——除了自然资源外还应包括其开发利用程度的高低，确认这一点至关重要。对西部规模经营的开发条件、形式、途径、制度以及国际经验、内陆模式进行分析和优选。憧憬农业规模经营从沿海到内地循序渐进的“金光大道”。同时描述启动农业生物工程的四大高科技：生物、信息、遥感和核能在中国西部应用的广阔前景。从生产革新和大生态环境建设两方面着手建树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并对西部农业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中国西部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国民经济和社会指标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九省一市发展不平衡，存在许多贫困区域，至今仍有4000万民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立场，透过贫困现象，冷静分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实质，剖析“市场萎缩”与“效益外溢”（人才、资金、资源外溢）的原字号——原粮、原棉、原木、原油、原煤、原材料等以基础资源为主的西部省市发展的“瓶颈”效应。西学中用，参照西方反贫困理论和以埃治理荒漠经验，拟从梯度向点轴开发，计划与市场融合，把握好平等与效率的度，社会与政府行为同步，产业与区域调控交叉，治贫与治愚结合等十方面思考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大战略。

（3）用全新思路开发西部

西部开发并非史无前例，80年代以来国家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扶持工作。主要包括，基金与专项贷款支持，“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和相关扶贫工程，财政性转移支付的补助，以及东部对西部的对口支援等。应当肯定，这些促进西部发展的扶持政策，起到了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反贫困方面成效较为突出。中国贫困人口从8000万减到2000年的4000万，仅花了8年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长期聚集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

但是，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与发展虽有持续改善与逐步提高，然而整体上的“造血机制”并未形成，相对于东部而言的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的竞争力、结构层级提高缓慢。显然，以往的西部开发与扶持战略不足以实现西部振兴、发展的目标。开发西部必须有全新的思路与战略。

要把西部开发放到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思考，从解开“断层危机”的纽结来认识全方位、大跨度开发西部的紧迫性、重要性。应当使决策者和公众深刻意识到，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部分地区、某些部门不可能较长时间脱离其它地区、部门而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国经济在经过超常规长时间高增长后，走出下滑调整，步入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通常取决于能否突破落后地区、瓶颈部门的制约。

国际经验也曾显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性跨越，往往是同大跨度地域空间重组，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赶超性强开发密切相联的。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西部开发，就是地域空间重组带动产业结构大跃迁与经济发展大跨跃的明证。

因此，从更大的宏观视野来看21世纪的西部开发，其思路、战略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都同80年代以来的支援、扶持西部完全不同。

一是要走出80年以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中央财政金融，零星、小额给钱、送物的支援、扶持西部的做法，大幅度给以强力、配套的政策扶持，旨在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促进西部经济后发赶超。由于西部开发、开放的条件与环境同八九十年代东部开放、发展的条件、环境相差很大，国际经济环境偏紧和国内地区差距拉大，使得中央与西部地区现阶段加快西部开发，要有比以往东部开发、开放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援体系。

二是要跳出80年代以来东西部地区赈济性质的对口支援的扶助发展模式，开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相互协作、互惠互利的东西联动新路。

三是摈弃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散点式、无积聚开发与发展的战略，构筑“增长极核”带动的分层网络发展格局。

四是要消除以往的那种人力资源地域流动管制政策，率先放开西部地区的城乡割裂、地区封闭的户藉制度，实行自由移民的开放政策。

诸如此类，对西部民族特色的社会文化重构与市场经济完善以及两者良性互动，从而使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这株新纪元的“理想树”硕果累累，无一不是有益的探索和贡献。“西部大开发”应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站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区域人口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问题理论以及交叉学科等理论基础上，运用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以及大量经验性材料，将理论与实证、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国际、东部与西部有机结合。

应跨学科、全方位、多视角地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农业、社会、经济及其精神文明诸方面在西部发展的对立与统一。

直陈非持续发展危机，审视工业文明惨重代价。众所周知，1998年夏秋之际，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震惊全球。这场持续长达百天的自然灾害，冲击了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等九个省市近半个中国，肥沃平原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哀鸿遍野的不毛之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究其原因，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积重难返的总爆发，可以说是对工业文明的报复和起诉。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历史关头，非持续的人口膨胀、经济畸增和环境污染及资源穷竭意味着工业文明已走到尽头。人类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国西部民族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矛盾日趋激化，并将长期存在，地大物博变成地小物贫。预示着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已不能单凭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开发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中国西部现代化决不能重蹈工业发达国家“卫星上天，公害泛滥”四面楚歌重围的复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消费模式，坚定不移地走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跨学科系统研究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描述从野蛮到文明的动态演进，热烈呼唤从异化到本真的回归。未来学者的发展模式应是帅才和通才，许多跨学科研究的成功人士提供了有益范例。“西部大开发”研究者应具备专业特长，在可持续发展这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上，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知识结构特色和宽厚的专业优势，运用综合、交叉和嫁接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全球视角深入剖析中国西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农业、经济、社会的非持续负面及其恶性循环，探索从单一到整体，从分离到结合，从失落到回归，从异化到本真，从野性到理性，从逻辑到历史的动态演进理想蓝图及可持续新途径。有力拓展古典、传统和现代发展理论，产生强烈的震憾力。

科学艺术化的有益尝试和中西合壁、独树一帜的研究特色。立足于大量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与精确数据，熔观点和材料于一炉。笔调轻轻活泼，文理渗透，用文学语言描述科学，读来不见理论的生硬晦涩，真知灼见却融汇其间。比如所提出一系列观点，经济增长绝非西部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蕴含民族人文价值重塑；西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缔是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等，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谛。根据时空观、物质观和生态平衡观等唯物辩证法原理，将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这株新纪元的理想树形象地比做世纪坐标轴，纵轴兼顾当代与后代，横轴上物质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并举，是科学艺术化的有益尝试。

（4）西部大开发意义

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目前，小康目标虽还没有全部实现，但东西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西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现阶段促进西部开发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其他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贫困县大部分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因此从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上讲，加强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尤为必要。

其次，加速西部开发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目前东西部差距的拉大，使国家整体发展效率降低，带来区际经济关系的剧烈冲突。西部是地大物博之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在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防巩固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西部开发，以巩固边疆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再次，西部开发是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能源原材料生产严重滞后，这越来越成为实现全国战略目标的制约因素，使已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向基础工业倾斜，由于能源、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矿业和大中型水电站建设周期长，如果从现在开始在这些方面没有较大的动作，以后即使有足够的投入，也难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基础工业与加工业的协调，又由于能源原材料的工业空间布局的指向性，国家产业政策倾斜的重点落实到地区，就必须加快“两源兼富”的西部地区的开发。西部地区在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方面肩负重大责任，必须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加速西部开发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我国在沿海率先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海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主要是面对发达、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因此导致我国的外贸结构形成明显的市场偏置的特点，它约束了我国国际市场的开拓，并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已有了重大改善，西部面临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在我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若干区域市场，并可能发展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这包括东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伊斯兰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南半岛经济圈等。面对上述趋势，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调整，使之以80年代的沿海开放战略向边疆开放战略推进一步。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单边（主要是沿海）单向（主要面向发达、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开放演进为多边（东边沿海与北边、西边、南边内陆边疆）多向（面向发达、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石油输出国）开放的新格局，使我国能够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中有效地把握机会，扩大选择空间，提高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更有效地参与地区性经济分工与合作，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西部开发在当前的重要意义，是否意味我国战略重点又一次西移？并不是这样。如今的西部开发战略与建国头30年的均衡发展战略有很大不同。

首先，两个战略实施的国际环境不同。建国头30年，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严峻，先后受到美苏等大国的严重威胁，在国际上遭孤立封锁，影响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出于国防备战需要，战略重点长期侧重于内地，忽视内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项目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机械、钢铁等部门，在相当程度上脱离当地的社会需求和原有工业基础，形成先进技术与落后工业基础的二元组合。另外，经济运行受纵向束缚过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使生产要素主要与区外进行交流，产业发展游离于地区国民经济之外。当今的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我国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增大。这样，新阶段的西部开放战略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可以综合考虑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区域发展效益与均衡等因素，走出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西部优势。另外，由于摆脱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可以重构西部边疆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成为可能。

其次，在两个战略中，东部的地位不同。建国头30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只是单纯为了平衡而平衡，影响了沿海地区的发展。“一五”期间156项苏联援建项目，西部省区占1/5；“三五”时期，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做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大后方的决定，由于对三线建设要求过急，规模过大，占用了过多的建设资金，以致对沿海地区投资不足，不利于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提高投资效益。现阶段的开发是在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东部地区将仍是地域倾斜的重点，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沿海地区有能力支持西部的更大开发。但是，西部开发也不只是消极等外部的带动，而是日益表现出发展的自觉性，在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下，从国家按照区域优势实施的产业倾斜政策中获得好处，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达到“兴地”、“富民”的两大目标。总之，历史发展到今天，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必须将西部开发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中。

走有特色的重化工的工业化道路。地区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要以地区的经济区情以及国家的经济大势为依据，在多因素综合限定的边界内进行抉择，而不能只依据个别因素来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的历史轨迹为准绳。基于此，从总体上看，今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既不能继续走单一的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的老路，也不宜向轻型化逆转。或者超越西部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追求高加工化，而应沿着资源型及资源加工转换型为主的重化工化道路推进。

建构西部边疆开放格局。西部边疆开放格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关于它的战略构想却已日益成熟：通过对外、对内的双向开放，从根本上改善内外部贸易条件及经济发展环境，促进边疆地区与国内的经济技术合作，从而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置于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双向循环系统之中；通过国际市场需求增量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的输入强度，促进边疆地区的新产业开发和结构升位，形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新格局，促进经济振兴和民族繁荣；完善国家对外开放的体系，在西部要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首先发展边疆地区的小额贸易、法人贸易和边民市场贸易，形成不同层次有机组合的贸易体和多渠道发展边境贸易的新格局，以最终实现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总体开放战略。用一句话概括西部开放战略就是：外开内联，双向推进，振兴边疆，促进全国。建立起这种与沿海开放对象不同，条件各异，结构有别，功能互补的边疆开放格局，将非常有利于我国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赢得在国际分工合作竞争中的主动权。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西部开发并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它还追求另一个目标即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这包括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城市化的合理推进，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也就是说，现阶段的西部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必须抛弃那种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旧模式。

经过建国后50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已处于一个崭新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巨大挑战，只有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时调整现代化战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与西部开发，才能在未来处于不败之地，从而实现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国略。

3.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

（1）西部市场化意义

梯度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将我国经济板块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带。西部地区较长时期形成的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突破口的基础产业，是长时期支撑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同时也由于西部经济结构畸重型，以及过度发展而形成的结构老化、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运力不足、投资回报错位及资金供需失衡等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市场化进程中呈现的价值流失、资金和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同东部的落差。总结22年改革实践，缩小地区落差，继续支撑东部经济繁荣和加速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核心是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体系，重在更新观念，创新政治体制，树立政府就是服务的宗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加大总量投资力度，彻底解决存量与增长量结构调整难的问题；利用财政政策，解决好因地区落差而呈现的流失问题；加速要素市场建设，发挥各类市场功能，使区域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增长，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增强竞争力。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基础存在很大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致形成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三种经济类型。

梯度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将我国经济板块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带。据统计分析，在社会总产值中东部占57%、西部占43%，在国民收入中东部占55%、西部占45%。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东部快于西部。所以，西部地区就我国整体来讲就是我国的发展中地区。

建国52年，我国在经济总量获得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大的阶段。1949～1978年近30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是在大一统的行政性方式下进行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投资主体单一（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因此，区域不可能统筹规划管理自己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性国民经济计划大多为中央计划的延伸，区域缺乏自我增长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实力弱。由于投资对西部的倾斜，使西部形成了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突破口的基础产业（农业、原材料、能源、运输邮电业）。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产业关联中其行业的感应系数都比较大（煤炭为1.054、电力1.072、冶炼锻压2.195、农业2.062、化学工业2.564），因而居于重要地位，是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虽然西部同东部经济差距并不大，但西部经济结构畸重型的形成，以及过度采掘与发展而呈现的结构老化、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运力不足、投资回报率错位及资金供需失衡等问题成为后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1979～2000年是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从70年代末确定了对外开放政策。80年代初，在总结“三线”建设时期生产力布局不当的教训和配合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之后，划分了东、中、西三个地带。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地区范围是有选择的和逐步扩大的，最早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广东的南中国海，后来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及整个沿海开放区，1992年扩大到沿边、内陆开放城市，并按此制定了相应的地区倾斜战略。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的正确，成为80年代以来全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东部沿海“捷足先登”，利用优势，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同时并举，很快完成了资本的初级积累。同时，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原料、土地等要素较顺利地实现了行业上的流动和转移，导致要素组合优化和某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在产业总体结构中地位的提高，促进外经外贸和技术合作的增加，使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转换以及部分产业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1981～1990年，沿海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的GNP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约1个百分点，由于沿海地区GNP占全国一半以上，因此，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成为80年代全国经济持快速增长的支柱，而东部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1979～2000年，全国GNP年均增长9.0%，广东为13.3%，浙江12.6%，福建11.6%，山东11.1%；而山西6.1%，陕西7.3%，河南8.4%，甘肃6.7%，青海4.5%。

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会促进资源向经济效益好的地区流动。这必然有利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的发展，使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大。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没有必要再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应着眼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并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所以，自90年代初起，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制订“九五”～“十五”及2010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对地区发展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投资和布局优先在西部地区安排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2000年国家安排的151个重点项目中，西部占了91项；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格局比例为22%：78%；1994年变为55.7%：44.3%。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在政策上加快了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西部地区。如税收优惠政策在逐步拉平，同时国家对外投资出口、进口替代项目，或投资于农业、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项目并给予优惠，包括适当减税和开放市场。这就有利于西部地区发挥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有利于西部的市场开发；加强区域合作，鼓励并加强东部沿海同西部的经济、技术合作，实施东部发达省市和内陆落后省区的对口支援和协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扶贫方式从救济型转向开发型。上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施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初见成效。截止2000年统计，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接近东部地区，GNP增长率西部地区比东部约高1个百分点。

总结22年改革开放实践，西部地区突出的问题是：自然地理较为封闭，开放力度较差，传统体制束缚较深，改革步伐迟缓；基础产业薄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工业产业结构老化、品种单一、资源产业比重大、层次低，整体经济结构失衡、关联度差；贫困地区连片，人均生活水平低、文化素质差等。据此，众多志士仁人提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的良策。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一条：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进程。这将有利于打破封闭的格局，使西部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中有效地把握机遇，扩大自由活动空间，提高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更有效地参与世界或区域间经济的分工和合作；有利于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小康生活水平；从而缩小三大区落差，实现东部与西部经济的共同繁荣。

推进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也是继续支撑东部经济繁荣乃至实现“十五”至2010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西部的支撑。同时，就全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潮流。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从整体上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因此，加速推进国内经济的区域协调，优势互补，加速结构调整，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发展主导产业，提高规模效益，对于发挥我国在国际间的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国内国外的政治局势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西部市场化政策导向

西部同东部相比，西部农村比重大，城市化程度低。全国20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的65%集中在东部。而且在交通邮电基础设施上，西部明显滞后于东部。因此，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地区的着眼点首先在于农村市场。首先是推动农村市场化，农副产品商品化，农村集镇城市化。同时，西部地区的农村，不仅地域广市场大，而且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广泛推广，农村异常活跃，农村居民购买力增强，购买欲呈上升趋势，农民的消费水平虽然比城市居民低，但有消费热点。农民收入每增一个百分点，农民消费品零售市场就大体增长1.18。80年代，农民消费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15%以上需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启动农村市场不仅符合国情而且符合区情。在政策导向上：要建构稳定、完善、流动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的政策下，放活土地使用权，使用权可实行有偿转让、出租、入股，可拍卖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使用权，“四荒”使用权可继承、有偿转让、出租和抵押，把农村土地纳入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鼓励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组合，打破单一的集体经济模式和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实施因地制宜，农林牧副结合，农民可亦农亦工亦商；在资金需求上可组织农村发展基金合作社，可“搭台唱戏”开发民间融资，可长途贩运，组织农产品进城和农业生产资料下乡；实施科技兴农，鼓励科技人员下乡，发展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建立以集镇为主的集约化的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的流动体系；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以小城镇为中心发展农村各类市场，实施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管理；取消统价统购统销，逐步实施以计划价、指导价和市场价相结合而过渡到以市场价为主，开店设摊，自由贸易，顺价销售；农民组织的自产自销的肉、蛋、禽、奶、蔬菜等农副产品进城，可享受当地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筑巢引凤”，建立健全农村批发集散市场。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发展，要求规模的扩大，西部地区结合中华腹地文化沉积和传统的“庙会”交易与商品流向，集资建立一批城乡结合地带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批发市场，“引商入市”，“推货出境”，活跃农村市场，切实解决农民的“买难”与“卖难”问题；改革农村“供销体制”，推动“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服务”一条龙；改革供销社体制，建立农工商联合体，实施产、供、销服务一条龙；在把粮棉推向市场的同时，对粮棉实施保护价收购和风险储备制度。西部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对区域市场的发育起到了拉动作用。农村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市场投资不足，市场发育和市场体系残缺不全；政府对农村市场的开发力度不够，农村市场上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品种问题较多，价格波动较大；农村市场管理收取费用缺乏约束，商品流转运输中设卡较多，农村市场的总体是在低层次上运营。

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最难点在于城市的商品市场。西部地区的城市同发达地区相比，普遍存在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功能较弱，很难在区域市场中发挥核心动力作用；城市结构单一，多数属工矿性城市，发展活力不够，竞争能力差，居中等偏下的落后位置；城市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占70%，能源、原材料企业占70%，国家税收中国有企业上缴税利占70%，而且普遍存在着企业经济效差，亏损严重，投入不足，缺乏发展后劲，企业负担太重，企业内部缺乏竞争和约束机制的现象。跨世纪赶超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经济龙头的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然转向为城市成长推动型。振兴城市经济，是市场化进程的关键。这是西部地区干部群众的共识。例如，目前山西全省20个城市，大中小城市的比为1：2：7。市区非农业人口不足20万人的小城市有14个，占城市总数70%，全省有6个城市的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不足50%，此外第三产业不发达，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自身发展力不从心。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使城市经济全方位市场化，就必须依托新生产力（科技化、综合化、一体化和国际化），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城市教育、科研、人才优势，实现教育产业化、高科技产业化、人才流动市场化，提高经济增长和科技含量，充分发挥市场方式调整城市结构，以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突出优势产业，实施名牌战略，超前发展经济效益高的新技术产业群，依托中心城市，建立经济区网络，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因此，在推进城市商品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在经受着区内农村市场迅速发展的刺激和东部发达区商品市场潮的压力，市场化进程在政策导向上1978～2000年22年间经历了五个阶段，表现出五种循序渐进的形式。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启动阶段），从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入手，试行各种形式盈利包干、利润留成、扩大企业自主权，普遍实行工资加奖金同实物量挂钩办法，拉开了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市场改革的序幕；第二阶段是1984～1988年，根据国家规定，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发展各种市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改善宏观调控，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改革企业的城市市场改革引向深入；第三阶段是1988～1991年，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秩序的同时，主要围绕治理整顿的目标，稳定、充实、调整、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推行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城市的经济建设、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及各项事业得到同步发展；第四阶段是1992～1996年，一是加快建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重点在政企分开，转换机制，强化管理上突破；二是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重点在培育要素市场上有突破。三是加快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使职工在就业保险、医疗、住房制度改革上有新突破；四是改革科技和教育体制，重点在人才培养和用人制度上有所突破；五是加快外经贸体制改革，重点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上突破。随着四个阶段的进程呈现出四种形式：即一是政企分开，企业实现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二是建立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机制，培育企业为市场主体。三是加速企业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四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具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后一个阶段是1997～2000年，加大城市投入，建立市场管县体制，美化城市环境，重塑城市形象，重点启动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组建区域性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突破价格双轨制，实施单轨运营，加强宏观调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活力。从1996年起，重点推进环境战略，对城市环境污染实行全方位治理，加大对城市的综合开发建设，全面启动以安居工程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在市场价格上，彻底改革双轨制（即上游产品计划价，下游产品市场价），对能源、原材料产品实施统一市场价。最后阶段的表现形式为建立健全区域市场，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

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近期与远期的结合，改革与发展的结合。

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突出特点是进展缓慢，难度较大，其有人的因素，亦有物的因素。在人的因素方面，重点是更新观念。计划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权力重于法制，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凡事无决策而一人说了算，宁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外行当政而内行当“兵”，多层管理而推诿扯皮等，要在深化改革中彻底根除，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摒弃政府职能部门“创收”伸手的做法，精兵简政，重点突破人才使用制度的改革，创造机遇，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树立政府就是服务的宗旨。

在物的方面，加大投入，彻底解决存量与增量结构调整难的问题，改革产权制度，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减轻企业重负，废除苛捐杂费，实施以税为本；改革价格体系，商品与货币交换一律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坚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在缩减地区差距，堵塞借机额外追加官员经费不足的漏洞；培育企业为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打开通道，制定“政策放开、市场放开、人才放开、流通通道放开”的实施方案等。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针和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阐述，是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进程总体目标的纲领，总体目标在于要结合实际，借鉴经验，创造发展新模式，开拓发展新路子，认清西部与东部在发展速度，总量增长和人均收入上的差距。表面是数量差距，实质是观念上的差距、结构上的差距、体制上的差距。变革的力量就在于后来居上。要在建立和完善区域市场的基础上推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快速形成，要在重点建立要素市场的基础上来完善市场体系，要在加强市场法制建设和培育高素质市场人才的基础上来实现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健康发展。

（3）西部市场体系发育

现代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体系，它应该包括三个构成部分：一是市场主体，即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场运行的主体；二是市场客体，它是市场主体运行的基础条件，由各类市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市场网络；三是市场的调节和控制系统，主要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准则，规范各类市场的运行，约束市场的主体的行为，保证市场运行的有序化。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是基础，政府对市场的合理调控是必备的条件，而关键是建立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网络。

市场网络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采购统一体，亦称市场体系，这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还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消费品和服务市场的层次较为基础，而要素市场的层次较高。

市场体系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市场体系中最早的是商品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要求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化，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能和服务职能开始细化并逐步分离。为适应社会需要，市场中介组织逐渐发育，并在规范、优化市场秩序，维护和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沟通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联系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组织市场体系的各类相对独立的市场，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一般具有统一性、完整性、开放性、竞争性四个主要特点。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在广泛开展横向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完备性的城乡统一市场体系，使城乡生产要素在最大限度的区域间与产业间得到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我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市场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但与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目标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类市场间发育不平衡，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特别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在地区上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落差很大。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建立在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条件基础上的消费品市场，经过转轨改制，市场进一步扩大，90年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80年代增长5～7倍，社会商业、服务业网点发展迅速，消费品市场在西部地区较早地进入快车道，商品越来越多，多种流通渠道已经形成，各种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1980～2000年，消费品市场物价随着全国经济的波动出现过两次大的起伏：一次是1988～1989年持续近两年的“抢购风”，推动消费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扬。第二次在1994年左右，由于社会总需求在“南巡讲话”后的快速增长（1992～1994年西部地区总需求分别增长16.7%、20.1%和26%）。总需求增长幅如此之高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供给总量的放大（财政支出增幅和信贷资金投放总量增幅均在25%上下，大量外资涌入，外汇储备增长大）。1993年末到1998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基于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高速增长，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由于货币供给偏多，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供给不足，居民收入增加过猛，国有企业效益不稳以及政府总额增长速度却比1993年下半年回落了3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国家从宏观上保持社会供需平衡，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步入“软着陆”时期。1997～2000年，西部地区显示出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供求结构矛盾是供过于求的相对饱和，其发展潜力还很大。供给趋同性与消费的差异性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城乡、区域之间，更主要表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商业企业效益下滑，破产倒闭有扩大趋势，流通领域改革步伐滞后。扭转消费品市场的被动局面，核心在刺激消费需求；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放“虎”出笼；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变抑制消费的种种戒令，启动经济复苏，鼓励社会消费的正常发展；加大流通领域企业改革力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出台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经济政策，促进市场组织的发育和成长。

西部地区的生产资料市场是在经历计划调节、以计划调节为主而市场调节为辅、全方位市场调节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发育起来的。西部地区的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成长步履维艰。其主要原因是国家较长时期实行“上游产品计划价”。在计划调节下，西部地区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为支撑东部经济快速增长和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平稳过渡做出了贡献。但由此也带来目前因积累过低，企业缺乏自我发展和自身约束机制而出现不景气和亏损。生产资料市场进入90年代末已基本形成买方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建设在稳步发展，国有物资系统市场份额呈下滑趋势，农村市场销售增长缓慢。西部地区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趋势，根据专家预测，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需求严重脱节，需求总量将继续下降，而传统物资需求趋升，市场价格大势平稳。西部地区生产资料市场的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大多数生产企业处于半停顿状态。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加速经济快速增长，拉动有效需求增长。应当较多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启动城市房地产市场，做为村镇规划和开发小城镇建设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发展要相互配置。加强对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深化物资流通企业的改革，放水养鱼，建立不同形式的物资流通批零市场，敢于对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搞好资本运营。对于高投入的基础产业、资源、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要保证资金的有效供给，继续形成资产、技术与资金的合理组合，焕发企业生机。

随着国家对劳动用人制度的改革和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方面，已进入市场的非公有制经济和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的国有经济两类经济并存的格局仍没有完全改变，但由于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力量促使国有经济进入市场的改革步伐加快。在劳动力供给主体方面，已进入市场化的非国有从业者与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国有从业者两类情况并存局面仍没有完全改革，但市场机制对国有单位劳动者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大，竞争就业的格局加速形成。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村闲散劳动力进城和城市国有单位劳动者下岗再就业，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社会大问题。保持社会稳定，必须是“耕者有其田”，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纵观我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趋于上升，1999年失业者增加到900～1100万人，失业率5～6%；2000年失业人口增加到1050～1500万人，失业率6～7%；失业分布不平衡，西部地区比重较高。虽然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已经确定，市场规则和秩序已进一步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已全面推开，但必须看到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仍不明确，劳动力就业观念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户籍制度仍然束缚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法律调节体系尚未建立。非公有经济单位在用人制度上国家尚未建立健全一套管理制度，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侵犯已成为一个新的敏感问题；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有序流动和从事正常职业问题；行政事业单位乘机搭“下岗车”干扰正常的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等，都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力求解决。

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由于50年代起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建厂和“三线”西移，西部地区确实积聚了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这一宝贵资源正在流失。西部地区在用人问题上严重存在的“高俅挤走林冲”的现象至今尚未解决。1989～2000年12年间，西部地区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上，诸如：多项技术市场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各地技术市场监督管理体系相继建立和加强，技术合同成交额稳步增长，技术需求强劲，技术市场经营队伍不断扩大，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吸纳技术的生产能力和农村技术市场已呈现热点等等。但科技人才的流失，使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蒙上了阴影。另外，东西部技术经济合作问题，舆论强，成效少，至今落到实处的不多。解决的良药应当是创造技术人才扎根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建立技术市场融资体制，建立技术或人才等无形资产评估入股的规则，对技术人才创造的价值而相应取得的合法报酬应在政策上鼓励“上不封顶”，可以继承、转让、再投资入股或自由流动。

资金市场是集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外资外汇市场以及民间融资市场于一身的要素市场。西部地区的资金市场的运行轨迹是过重的依附于金融市场。财政资金信贷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是资金市场发育和发展中产出的畸型儿。西部地区理应建立以区域银行为主导、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严格管理、科学高效的资金市场体系。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纵横交错的资金市场体系网络，如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产权抵押市场、信托租赁市场、外汇调剂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保险业市场。特别要解决因受东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吸引而出现的资金流失问题。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掀起的股票热、开发热、房地产热，使大量西部资金通过直接投资和拆借市场涌入东部地区。据统计分析，1993年国家增拨西部的扶贫资金50亿元，1994年增拨的100亿元，有40%近60亿元是通过不规则的银行间跨区同业拆借渠道涌入东部的。1991年山西省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启动后，到1993年银行同业拆借资金1000亿元，除拆入300亿元外，有700亿元是拆出资金，遍布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85%流向江苏、广东、上海、海南、天津、山东、辽宁等地。在资金市场上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以存顶贷。国有四大区域银行为了吸储资金，实施存贷挂钩的新体制，鼓励开户单位招揽社会闲散资金入开户行，规定企业申请贷款的数客同吸储资金比为60%～70%，贷款除支付正常贷款的利息外，行外费用高达5%～10%。再有税金切块交纳制度，税务部门将按月缴纳税金变为年初一次性预交。另外，在税费问题上，费大于税，费多、费乱、费重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例如，山西企业头顶着收费基金约102亿元，共397项。其中国家确定的294项，占74%，省定项目103项，占26%，总额102亿元，是税收的10倍，约占全省税收的7%。上述表明，资金市场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有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资金市场的建设上，不是如何完善的问题，而是清理整顿，扫除障碍的问题。

（4）西部市场化进程对策

从西部地区市场发展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展不平衡，没有充分发挥出促进商品生产的功能。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一般商品市场较发达，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二是城市市场较发达，农村市场滞后。从市场功能的发挥情况看，完善的市场应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能促使市场参与者各方在保障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各得其所，促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在良性循环情况下，规模不断得到扩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建设，一般都能结合当地主导产业的生产，成为当地商业辐射全国的强大“龙头”，能促使当地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如浙江的温州、义乌等地的市场建设。西部地区市场建设恰恰没能做到这一点。近几年，山西省的太原、侯马等地也建起了一些大型的市场，如服装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等。但这些市场的商品大多是外地加工生产的，本地商品很少；而本省丰富的能源、原材料产品，优质和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等，因市场建设的滞后，流通渠道不畅，或是产品销不出去，或是过度竞争，压价销售，严重地影响了本地商品的价值实现，影响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从西部地区市场发展的要求来说，要服务于当地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特别是要从当地的产业结构特点出发，要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紧密结合当地主导产品的商品批发市场或商品交易中心。同时，要按照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先发展一般商品市场，后发展要素市场；先发展有形商品市场，后发展无形商品市场；先发展现货市场，后发展期货市场。做到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西部地区市场进程的步伐。

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人民生活消费。西部地区农村市场的建设，着重点应该放在挖掘农村消费和购买力的潜力上，通过增设市场网点和完善服务方式方法，真正满足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农民消费需求，为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村供销合作社，但由于供销社自身的原因，其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供销社要重新占领农村市场主体地位，必须不断深化改革，进行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服务方式方法的创新。城市商业近几年随着买方市场特征的日趋明显，传统经营方式也日益困难。山西省贸易厅系统国有商业1996年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795万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行业亏损。因此，城市商业应针对目前消费品市场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组织创新缓慢的现状，一方面应淘汰和限制一些传统的、效率低的流通组织，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高效率的流通组织，例如大型流通企业集团、连销经营组织、新型零售业市场组织、非传统集贸市场型的现代批发市场等。市场组织的发展及其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流通组织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太原市美特好大型仓储式超级市场的开办及成功的经营，为我省城市商业组织创新和改革应能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

生产资料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在西部地区的市场建设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山西优势产品主要集中在两在大类，即能源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能源除原煤之外，近几年洗精煤、焦炭发展最快，原材料包括钢铁产品、化工产品、耐火材料、铝矾土及铝产品等。农副产品中山西最具特色的是小杂粮、红枣、苹果及蔬菜等。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农副土特产品博览会上，山西获奖的产品数量超过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但由于市场建设滞后，这些产品的市场优势远未挖掘出来。这些产品要么是粗大笨重，要么是生产分散，生产周期长，因而适宜于无形市场和期贷市场等形式交易。过去由于缺乏相对集中的统一交易中心等透明度高的交易市场，各生产者的对外销售的选择余地较小，各个交易过程相互分离，导致价格透明度低，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利益。建立主要产品的统一交易中心，使交易过程相对集中，形成统一的价格体系，才能使未来的价格走势显现出来，真正发挥引导生产消费的功能。山西今后应建立的商品市场或交易中心主要有：煤炭交易中心、焦炭交易中心、钢铁产品交易中心、耐火材料交易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还应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要素市场在西部地区已有零星萌芽式的发展，但离真正发挥带动当地生产的发展的功能要求相差很远。要素市场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经济发展水平低、要素投资回报率低，因而限制了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也有因政府政策不放开、不配套而限制了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劳动力市场，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的就业观念比较落后，社会养老保险开展程度低，大部分职工抱着全民企事业职工的身份而难以真正流动。再如产权交易市场，主要是由政府操作的，为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而设，而且发展时间很短，因而存在着许多体制、制度以及技术性障碍。西部地区要使经济实现赶超和跨越，必须建立要素市场并充分利用之。

西部地区市场进程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差距，实质上是人们的观念、商品经济意识、生产的商品化程序、以及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诸方面存在着差距。西部地区要推进市场建设进程，必须从这些影响市场进程的环境条件着手，才能使市场进程落到实处。

西部地区受传统经济影响较深，商品经济意识和开放观念一般较薄弱，成为市场建设的思想障碍。西部地区进行市场建设，必须转变这些落后的观念。山西人的封闭观念也是较浓厚的，如太原开放内陆口岸后，出口货物均是邻省转动的货物，山西的诸多进出口企业竞无一家利用这个口岸，仍然是按过去的思维定势，远途运输去天津口岸。观念的解放是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必须补的一课。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市场必然对诸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品仓储等基础设施有较高的要求，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力量薄弱，建设欠账多，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后的。山西近几年狠抓交通通讯设施建设，以太旧高速公路为主的高速交通体系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山西交通运输能力，有力地缓解了过去因运输瓶颈而对山西市场建设的制约因素。但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仍然很重。特别是要随着现代商品交易形式的出现，要有更完善、更现代的交易设施。如荷兰的花卉拍卖市场，就是集高科技、现代化于一身的规范化、高效率的交易市场，其交易设施规范可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交易市场作借鉴和参考。

完善市场法律建设，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有关，西部地区的市场主体行为存在着更多的不规范之处，诸如交易欺诈、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欺行霸市等行为明显超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进一步完善市场法制建设，保障市场的有序运行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各类流通组织的市场准入规则方面、交易规则方面、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和管理规范方面相关法规有待完善和提高，其内在要求是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

政府部门深化改革，从政策上为市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建设、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涉及到政府政策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制度、住房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制度、体制方面没有大的改革突破，就会从根本上制约要素市场的推进步伐。

4.西部发展“瓶颈”及成因

（1）西部发展“瓶颈”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处在中国扶贫宏伟系统工程的攻坚阶段，共同特点是：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度低、难度大，经济落后。固然有不少有利条件——资源开发、固定资产存量利用、改革开放的潜力大，但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常会出现许多相互矛盾而令人困惑的现象。

人口与素质是制约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步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降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教授1981年在费城曾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人口控制住了，这个国家就了不起。日本《读卖新闻》指出：中国每年新出生的人，相当于一个东京都的总人数，罕见的人口压力如不能解决，制定任何美妙的经济计划，大概都只是画饼充饥。中国有许多世界之最，而当今“之最”中的之最就是人口。有人估计，到2005年，中国仅仅为了填饱肚子，每年至少得增加9000万吨粮食，而那时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下降1/6。人口和农业问题，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不如说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两大难题。当前，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多、素质过低的结果。人口压力首先会产生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放牧和环境破坏，然后又转化为经济压力：产量低、效率差、失业、分配困难等；接着又转化为社会压力：饥饿、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教育困难、道德败坏、管理混乱等。

资金短缺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部贫困地区，一方面资金严重缺乏，另一方面银行贷款乃至扶贫资金寻不到适度开发的投资项目；一方面许多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笔款项拆借到外地，寻找高投资回报率。越是穷的地方，越是需要脱贫起动资金的滞后农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力越小、能力越低，借钱发财的本领越弱，开发增殖的冲动越小。虽然发展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是摆脱区域贫困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共识，但由于资金紧缺严重制约着刚升温的脱贫致富。一是新的“半拉子”工程大批出现。二是停产企业大量增加。三是大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好项目无法上马。四是新的“三角债”形成，使许多企业因贷款回笼难而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由于信贷紧缩，乡镇企业贷款往往被固有商业企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大量占用。在经济活动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商业信用被破坏，使“欠债有理，欠债有利，欠债拖欠”现象又有抬头。

人才缺乏是制约西部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人才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即使有了资金，也不能合理使用，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金和资源的最大效用，取得最大效果。有了驾驶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没有资金可以引进，没有设备可以购置。在贫困地区的人才拥有和使用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人才闲置不用或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国家动员科技人员支边、扶贫，另一方面又出现科技人才逆向流动。人才缺乏和流失，是西部地区关键制约。中国一切有关战略西移的设想，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4000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计划目标的实现，都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难以扭转，“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仍在继续，越是在改革、开放、竞争、发展条件下，中国东西部的差距越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人才流动趋势，也是在现代社会条件“无才则衰，有才则兴”的具体体现。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是西部脱贫致富的“瓶颈”制约。西部一些自然条件差的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价值流”为载体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关键制约。从经济角度看，交通功能是运输，运输功能是交换，邮电通讯功能是传递，传递载体是信息；没有运输就没有交换。落后地区运输困难的约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总量和频率的严重束缚；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承担一笔较发达省份高昂许多的“交换税”，使起点差距极大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老少边山穷地区远离城市和物资中心、漫长的运输距离和交易半径，意味着任何产业发展和产品价值实现，都要比发达地区付出高昂的运输成本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通运输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平均意义上；而不同的商品相对相同的运输条件，都具有物质、价值和信息含量的不同结构。一次通过运输的交换活动，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过程，以上三个不同的“含量”关系，可用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说明。即同一重量的货物，可以含有不同的价值量和信息量；而同样单位的价值量或信息量，也可以通过不同重量货物实现。从财务指标说，只有货物所包含的价值量大于运输成本，才算是绝对意义的“没白运”。从获得信息量的目的出发，则意味着在相同运输成本和实现相同价值的条件下，实现的信息传递越多、越丰富就越合算。从社会消费需求的物质量来说，往往越是价值和信息含量低的商品，消费寿命（即一次性消费与多次性消费。次数越少，寿命越短。）越短，社会需求的物质量越大，同时对交通运输条件在量上的要求也越大，比如为了运粮食，不少落后地区都动用了大量汽车，仍嫌运力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如果运进同样价值量的钻石，恐怕这些路和车都成了闲置之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落后，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物质层次上。在价值流、信息流层次上，正确的产业方向选择，完全有可能相对超越运输条件约束。西藏50%以上的进藏运力都在运输购销倒挂的粮食，另外大部分运力，则忙于“进口”砖瓦灰石一类的基建物资。运输产品结构层次太低，既是运力紧张原因，同时也是运价低、交通运输无法发展原因。

落后的观念是西部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如果说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经济行为，则加剧了宏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之于客观条件，落后观念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长期以来，禁锢着贫困地区人们头脑的“守贫”思想和落后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十个方面。人穷志短的依赖思想。在过去较长时期对贫困地区实行人道主义，采取的是单粮单钱的扶贫办法，结果救饥没有救贫，扶贫没有扶志，使一些特贫地区养成了依靠国家和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依赖思想。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通过对贫困地区的调查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贫困与懒惰紧密相联，甚至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般说来，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多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思想和习惯，在脱贫致富上懒于动脑动手，不愿在开发头脑资源、智力资源上下功夫，不选择以智力开发人力、物力、财力，并以物力、财力的增强发展智力的开发模式。宁愿在丰饶的资源上捧着金碗、银碗讨饭吃，也不愿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上动脑筋。由此限制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宁愿一块穷，不愿个人富”的平均主义思想。自古以来流传着“不患贫而患不均”经典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否定差别、排斥竞争的保守思想，在落后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历代农民起义都打着“均贫富”旗号，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解放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广大群众把“一大二公”、“按劳分配”、“同工同酬”、“普遍贫困”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中央制定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难以在贫困落后地区得到贯彻落实，谁先富受嫉妒，富裕人家怕露富。由此，制约了农村地区先富带后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着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从事着“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方式，产品的自给率高，商品率低。从而导致群众的商品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等都非常淡薄。制约贫困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小而全”向“小而专”、由家庭小生产向专业化大生产的转变。怕担风险的胆怯心理。在扶贫工作队从科技上扶持困难户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普遍发现贫困落后地区群众既有怕承担投资风险的胆怯心理，又存在着家庭工业产品不能占领大市场的自卑心理。束缚了广大农户发展家庭工业、自我创造发展机遇的信心和勇气。因循守旧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年复一年地固守落后生产方式，害怕变化，躲避变革，排斥新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虽然农村闲置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但不想在农业和农村以外寻求发展空间，总认为弃农经商不光彩，离土离乡进城务工是不务正业，只有种地才是“守本分”。并且种地也要按照传统方式耕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贫困落后——因循守旧——贫困落后。要引导和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走向富裕道路，必须打破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固步自封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的粗放经营，耳儒目染的传授方式，使农民感受不到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形成轻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愚昧落后观念。在群众中流行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的顺口溜，是这种愚昧落后观念的真实写照。

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固步自封的愚昧落后观念成了贫困落后地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实现农业翻番、农民脱贫致富的思想障碍。华而不实的“浮夸风”。中国是一个饱尝“浮夸风”苦头而又难以铲除劣根性的国家。见怪不怪的是，富裕地区怕露富，穷困地区怕露穷，实事求是难落实。改革开放给贫困地区干部新“浮夸风”提供了机遇，酿造了机制。分灶吃饭的财政扶贫包干制和弹性很大的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制，滋长了干部的不实之风。一方面，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扶贫款项时，千方百计把贫困状况说得极其严峻；另一方面，有些干部为了向上级领导表明自己工作政绩突出，显示自己有办法、有能力，取得领导的信任、重用和提拔，在口头或书面反映本地的情况时，总喜欢采用“自我纵比法”，纵比起止时间乐意用“时间延伸法”，在估计本地的形势时习惯用“莺歌燕舞”来形容。“自我纵比法”是一种“自我安慰法”，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时间延伸法”是一种成绩虚增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浮夸风”，风趣地说，也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国老百姓吃够了浮夸苦头，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不欢迎这种自我纵比，沾沾自喜，稍有成绩就吹嘘的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扶贫开发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干部及其作风就成了决定因素。不能把此种决定因素转化成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落后保守的小生产意识。凡贫困落后地区，小生产意识较强，其具体表现是，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在生产技术、投资决策、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总是看到别人干什么，才肯干什么；别人没干的事情，自己不敢去干。即使在农作物的种植上也是别人种什么自己种什么，连别人试验成功的良种，没有在本地本村大面积推广之前，也不敢去采用，使传统的生产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缺乏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观念，制约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可持续发展。“温饱即安”的自满自足思想。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闭塞的交通和信息，狭小的活动半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抑制了群众的消费欲望，形成了“温饱即安”的心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吃得好，穿得暖，有零钱”，把“盖新房、娶新娘、吃细粮”作为最大目标追求。这种“温饱即安”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进取心和求富欲，制约着西部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保护主义政策妨碍了西部地区的企业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贫困落后地区在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人为地设置重重关卡和围墙。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外地有销路、有市场，且能卖得好价钱也不许“肥水外流”，外地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也不容易打进来，害怕冲击本地的落后工业和落后企业。这种受小生产观念影响形成的地区保护主义门槛政策，从短期看似乎可以缓解困难，但从长期看却压抑了贫困落后地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妨碍了工业、乡镇企业的进步，致使闭塞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革。

贫困开发受到“二元结构”的制约。中国正处在由“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对于西部贫困地区来说，一方面要求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贫困开发的空间结构又很松散（城乡联系松散、军工与民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松散），二元经济反差特别大。有不少大型企业是孤岛式的“飞地企业”，附近大片古老落后的农村沾不到工业化实惠。实行市管县以后，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还叫苦说：“小马拉不动大车”。城市实力有限，对农村的辐射力、扩张力和吸引力不强，农村自然经济保护层又很厚，习惯势力强，惯性大，城市辐射和农村接受辐射的机制没有形成，功能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制约了贫困开发进程。

贫困开发受到总需求相对不足的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就没有目的。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创造出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除了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即人均占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落后地区投资需求不足，是对总需求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贫困落后地区一方面是惊人的贫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受传统文化影响，产生不合理消费。或者说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越是穷困、愚昧、落后地区的群众，越缺乏正确的消费指向，多年从喉咙里抠下来的积累，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是用在红白喜事和祭祀鬼神的铺张上；把做买卖和出售剩余产品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丑事，认为无偿赠予才是慷慨大方，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贫困开发的进程。

总之，西部贫困地区经济运行的制约因素很多，封闭的格局没有根本打破，“贫困落后——封闭保守——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还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继续存在，市场机制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竞争观念难以增强，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缺乏资金与技术，固然是妨碍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因素，但解决的前提和途径，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现由封闭性自然经济向开放式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计划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关于西部贫困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状客观描述，更重要的还是对导致西部贫困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以求找到破译西部贫困的“密码”，研究和制定脱贫致富的良策。西部贫困是全球性问题，世界通病，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探究产生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多层面原因问题，也就成了贫困研究者不得不啃的“酸果”了。贫困的掣肘与成因，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层面探讨制约西部贫困发展与导致贫困的原因。

（2）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

贫困的自然原因。自然条件差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前提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二，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区内的分散性。据有关资料，目前西部地区近400个贫困县，绝大多数地处与邻国交接的边界上或省区之间的边界地位，地势险峻且多离中心城市。按汽车行程计，从贫困县城至最近的大中城市，短则一天半日，长则三五天不等。这种区位边缘性的影响，又由于贫困县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高度分散性而被进一步放大。其不利影响有四：一是任何连接贫困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都十分巨大，使本来就囊中羞涩的贫困地区望而却步；二是县内的教育、卫生和能源等设施难以形成经济规模，通常是建设的设施利用率不高，很多有需求的人却又进不来用不上；三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高。一方面限制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农民非常希望子女读书，可是学校离家远又不能提供寄宿条件，小孩每天得起早摸黑赶一二个小时路程，学生家长担心受累，坚持不了一年两载只好辍学；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商品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同样成本含量的可比产品，加上沉重的运费，难与外地同类产品竞争，贫困地区的厂商难以用同样的费用及时取得市场信息；四是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边缘、分散和贫穷，造成既缺乏与其他地区争夺人才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吸引所需人才的区位魅力。区位条件差，人才难招进，分配的人才难留住，即使拥有丰饶的资源，也难以摆脱贫穷的困扰。

其二，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西部地区地势较高，高山、高原多，共有山区、半山丘陵县601个，占全国39%。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有的3000米以上。除云贵高原外，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农牧区。西北各省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大都存在干旱危机。干旱缺水是西北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农业专家研究和多年生产实践证明，每生产1公斤小麦需要水1000～1500公斤，1公斤水稻需水2000公斤，1公斤棉花需水5000公斤，每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15000公斤的水所生产的饲料。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水才有生命、粮食和农牧业。开发西北地区不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农牧业或工业都将一事无成。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受水制约，而且受恶劣气候影响。除西南省区外，大部分地区年积温在摄氏2000～3000度以下。植被差，森林覆盖率低，特别是宁、青、新三省区覆盖率只有0.3～0.9%，干旱和风沙威胁很大，沙漠化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据估计，黄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长江5亿吨，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40%。不利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也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贫困的社会历史原因。对贫困地区原因分析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难摆脱贫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由旧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沉淀下来，并支配着劳动者行为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社会生产发展起着顽强的抗拒作用，以致国家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难以取得应有效益，后进民族地区比先进地区严重得多。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如布朗、独龙、怒、佤、赫哲等少数民族仍残存某些氏族公社遗迹，生产工具相当原始、简陋，铁制工具不足，木制、竹制、石制和骨制工具同时并存，“刀耕火种”仍是主要耕作方法，物物交换占主导地位。部分彝族、珞巴族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藏族大多封闭在农奴制社会形态，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接近或相当于汉族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后进民族地区却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保持与原来相去不远的生产力水平，沿用古老、落后的生产工具，有些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单是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当作原料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近50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后进民族地区巨大支援，也没能有效地改变旧生产方式。这表明，落后民族在国家或先进民族地区的帮助下，通过努力，可以跨越某种社会发展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使生产关系发生“突变”。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突变”而“突变”，生产力的变革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后进民族地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沉淀下来，并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落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顽强的抗拒作用。

在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这种通过文化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越低，越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众也就越不重视教育投资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焉仍然从前辈那里获得，致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下来。科学技术或先进生产方式在后进民族地区推广受到传统习惯阻碍。特别是在牧区，科学养育、合理畜群结构、改良畜品种、牲畜人工授精技术等在部分少数民族牧民中难以推广，他们仍然按照传统习惯从事“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养长寿畜的现象仍较普通，缺乏商品经济的成本观念、核算观念。正如列宁精辟指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传统的游牧方式每年冬春造成牲畜大量死亡，有些牧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出栏率。如在云南景颇族山区，人们认为刀耕火种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是景颇传统，旧生产方式沿袭至今。鬼神旨意仍然是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宗教思想束缚下，一些人宁可节衣缩食甚至讨饭也心甘情愿把一年劳动所得捐给寺庙；杀牲祭鬼的陋习在部分落后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以至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在封闭、愚昧、侄梏的环境中搞贫困开发，就象在隆冬气候环境下搞育苗、栽培一样，几乎不可能。

总之，越是自然条件差的贫困落后地区，习惯作用越大，传统观念越根深蒂固，越难以冲破旧习惯势力束缚，突破贫困的循环难度也就越大。

（3）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贫困形成的外部原因。首先，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因在于国家对该地区扶持开发的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很难想象，在那“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茫茫戈壁滩、高原、高山、高寒区生活着的群众，如果没有国家扶贫，又怎能谈得上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呢？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为了帮助西部老少边山穷地区的群众战胜饥饿威胁，每年投入大量扶贫救济资金和大批物资。从绝对量上说是巨额的。在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的扶贫经费是无偿的。从1985年开始，国家每年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均超过了50亿元。如果再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物资加在一起，估计全国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和物资不少于100亿元。这100亿元的扶贫资金和物资，如果再被贫困人口（按可比价格计算，1985年的200元贫困线相当于2000年的600元）以平均，每个贫困人口平均占有的扶贫资金和物资的货币表现只有172元。再将172元平均分配到12个月，每月每人仅有14.3元。这些相对不足的扶贫资金和物资，不要说用于改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方面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也不必说用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甚至连糊住贫困地区群众的口也难以保证。因此，对于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落后地区来说，扶贫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是外部原因之一。

其次，环境恶劣也是形成西部贫困的外部原因之一。主要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三大环境。自然环境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前面曾谈过。社会环境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比如社会文化环境，贫困地区文化观念不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投资不足，文化团体太少，进步、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和精神产品少，不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再比如社会舆论环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化，利益目标明朗化，利润追求最大化，在新形势、新冲击、新挑战面前，扶贫开发的舆论环境被利益主体追逐自身利益的扩张力污染和淡化，影响金融部门对贫困地区扶持资金的意识和责任。从区位环境来讲，老少边山穷困地区无法与沿海和近临中心城市的农村相比拟。在“地无三里平”、海拨几千米沟壑山区，又怎能与中心城市平坦如镜的水泥马路所能提供的运输条件相比呢？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可以利用城市提供的外部有利环境，加快当地经济资源的开发进程，节约开发成本费用，提高产出效益，实行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不具有如此优越的开发环境。地不平，路不通，战线长，人分散，急需的资源和原材料运不进，营销的农副牧产品运不出，信息含量和价值含量低的产品，经过遥远的运途之后再进行交换，其结果是产品价值低，交易成本高，收支相抵得不偿失，由此造成“富饶的贫困”。

贫困形成的内部原因。分析贫困的成因，不能仅从外部条件和环境来分析，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必须把视角和注意力着重放在贫困的内因上。贫困来自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恩格斯在经典《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论述：“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尽管对贫困成因的分析，还抽象不到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交替的理论层次上，但恩格斯论述中阐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分析贫困成因提供了思想指导。

农业经济学家陈吉元教授应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邀请，赴危地马拉参加有关食品、营养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商品化——脱贫致富的关键》的论文。分析了中国大陆农村贫困地区分布状况，并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特征、贫困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脱贫途径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主要论点如下：第一，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和中间地区的差距，不仅是生产效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准的差距，而且包括市场发育、商品化程度、文化观念在内的整个经济进化过程历史阶段的差距。第二，与发达地区相比较，商品率不高和经济封闭性，是贫困地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无论从整体还是个别地区看，都是如此。第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长期陷入贫困的经济根源。封闭的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是多种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观念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四，提高商品化程度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商品化是扶贫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抓到根本，避免扶贫工作流于形式。

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生产交换方式，和发达国家以及富裕的“亚太四小龙”地区无法比拟，也远远落后于国内发达地区的农村。不能仅用云南景颇山区沿袭“刀耕火种”传统生产例子说明所有贫困地区的生产状况，对于从事林、牧业生产的贫困地区来说，既不需要“刀耕”，也不需要“火种”。但“刀耕火种”不仅限于云南景颇山区，在云贵山区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至今从事自给自足的传统小生产方式，不足为怪。广种薄收，单一经营，粗放管理，靠天吃饭等是其共性特征。在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构成要素都是低水平的。首先，从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要素来看。排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首的是劳动者素质。囿于小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例，与现代社会化分工和生产无缘。区位边缘，交通闭塞，观念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贫困，使生活在小生产方式下的群众养成了排斥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有价值的商品信息，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生产技能难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二个实体性要素。局限于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基本劳动资料，则是简陋的手工生产工具，如镰刀、锄头、木犁等；此外就是土地、山林、草场等。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三个实体性要素。与前两个实体性要素相联系，贫困落后地区的劳动对象，既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精、尖产品，也不可能是价值含量高的工业品，而是一些农林牧副类的初级产品。马克思在宏篇巨著《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象贫困地区素质低的体力型劳动者和简陋的手工生产与土地结合，能和发达地区高技能的智力劳动者与现代大机器高层次结合产生同样的经济效果吗？绝对不会。前者生产规模狭小，手段落后，效率差，产品加工链条短、层次低，相应地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低，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境地；后者则相反，生产规模大，手段先进、科学，效率优，加工链条长、层次高，其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高，因而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总之，贫困原因千万条，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最根本的一条。

贫困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生产方式落后固然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不过生产方式落后是在最高和最抽象的理论层次来进行静态分析的。如果进行动态的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生产方式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于人的素质差。现实生产力高低体现着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小，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又由人自身素质高低决定，因此人的素质是现实生产力的主要支点。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的原因，同样由先天和后天两方面构成。贫困地区人的先天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造成“弱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据对西部最贫困的109个贫困县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气中毒等主要地方病94种，占86.3%，贫、病、愚交加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优势锐减。除了自然因素中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外，后天人为因素对人的“弱智”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地僻人稀，婚配圈子狭小，同村人之间的婚配比例高，近亲婚配、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屡见不鲜。这种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加上后天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人口生理素质。中国社科院赴贵州毕节山区扶贫的干部形象地说：这里有许多是“六七八九部队”（即六成痴呆傻、七成痴呆傻、八成痴呆傻、九成痴呆傻）成员。低劣的人口素质，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会单纯地消耗掉大量物质生活资料，既构成所在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又给社会带来压力。低人口素质占相当比例的贫困山区，又怎能不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据有关资料，西部处于生育年龄的傻女人有56万，大多成了因穷娶不上老婆的男光棍的婚配对象。傻女人所生的后代，多患有各种遗传性疾病，智商普遍低下。素质低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素质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的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由于经济贫困限制了教育发展，教育落后使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据1999年统计，西部近400个贫困县中每万人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00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000人，这种文化低质状况在地处边远偏僻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在秦巴山区智能低下的70万人中，2/3以上由后天造成。调查资料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同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从地区分布看，文盲率西高东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文盲率低于20%，而西部却比全国平均数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例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3.15%、17.27%、18.47%，而甘肃、青海分别为43.92%、51.61%，西藏则高达70.17%。充分说明，东西部地区富贫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素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省、区，目前人口文化素质与过去相比，出现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全省12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36.81%，1999年却上升到41.61%。尤其令人担心的是，12～19岁青少年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38.41%，比1987年上升了0.43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又出现一批新文盲。形成了贫困——受教育少——人口素质差——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源的富饶并不等于富裕，资源的贫乏也不等于贫困，关键在于人的素质。

贫困的关键成因是没有建立起自我积累机制。制约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不足。如果西部贫困地区有较充足的资金，就能够增添对教育科研方面投资，提高人的素质；增加对农业、工业、建筑业等方面投资，提高支柱产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等方面投资，解决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总之，资金是加快西部脱贫致富步伐的基本前提。西部贫困地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积累不足。过去，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采取“输血”政策和救济式扶贫方针，弱化了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形成“等靠要”型的积累机制，使贫困地区患上了败血症，只输血不造血。形成贫困地区“等靠要”型积累机制的原因及其特征是：外部资金的输入构成这种积累机制的主要来源。由于经济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商品率和交换率也低，自然人均收入水平低，货币自积累率低，财源增加缓慢，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贫困县财政赤字较为普遍。目前西部贫困县中有70%是赤字县，少则几百万，多则2000万元以上。据初步统计，目前西部贫困县累计财政赤字约25亿元。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形成“负债经济”。贫困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贫困山区贫困的主要成因是封闭。在西部贫困地区地型分布上，贫困山区占有较大比重。在西部贫困地区划分的6大类中，4大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在21个亚类区中，有16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西部贫困山区的贫困原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众多因素中，主要因素就是封闭。

西部贫困山区的封闭带有多层次相交叉特点：从空间上看，一方面是贫困山区本身与山外隔绝，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自封闭圈；另一方面，在山区内部封闭圈的各个经济单元又互相隔绝，形成一个个小封闭圈。从时间进程看，贫困山区的封闭表现为发展的迟缓与停滞，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如果说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只不过是整个封闭社会中更为封闭的组成部分。贫困山区的时间进程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进程视为同质、同轨、同步；当贫困山区外部的社会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成为开放性经济，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实质上就表现为与时代发展进程不同质、不同轨、不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性贫困山区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尚处于“不同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和特殊表现。从内容上看，贫困山区的封闭不仅包括经济封闭，而且也包括文化、观念意识、人际关系、信息交流的封闭。经济封闭是基础，而文化、信息、观念意识和人际关系封闭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封闭。如同贫困地区贫困由多种原因形成，贫困山区的封闭也由多种原因造成。概括地讲，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山区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酿成的商品经济不发育；主要症结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发育，而社会分工不发育的首要原因是人口居住的极度分散化，使社会分工缺乏内在动力和物质前提。马克思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的物质前提。法国学者列凡塞尔曾提出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之间存在对比关系：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0.02～0.03人为渔猎时期；每平方公里0.5～0.7人为畜牧业时期；每平方公里40人以上为耕作业时期；每平方公里160人为工业时期；如果人口密度更大则为商业时期。据测算，山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68人。贫困山区的人口密度显然低于山区的平均数值。越是深山区、高山区，人口密度越低，也就越贫困。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将使那些人口较少的国家也能有比较密集的人口。列凡塞尔上述对比关系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忽视了交通、通讯对人口密度的重要制约作用。马克思认为，人口密度是相对的。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例如，美国北部各州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西部贫困山区，不仅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绝对数值小，居住分散，“三户一村，五户一庄”，而且交通阻塞、通讯落后，恶化了居住人口的极度分散化，本来已很低的人口密度更低，使得散布于大山之间的小山林更显得孤立、分散、封闭。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有792个乡和50%的村不通公路，基本上都属于贫困山区。甘肃定西县叶窝村，5口人家居于高山之上，把猪赶到食品站出售，需要花费2天时间，交通艰难，可见一斑。在人口居住极度分散、交通阻塞、通讯落后的贫困山区，很难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工。阻塞的交通、落后的通十分狭小的空间地域、居住人口数量稀少且极度分散的情况下，脱离耕地独立从事手工业的艺匠难以产生，更不用说专事流通的商人。商人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需要有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的顾客数量，其次是适销对路的商品数量，再次是可供商人和顾客进行交易活动的固定场所。而在贫困山区，方园数里，廖廖数户人家，这种人口密度，很难产生任何意义的社会分工。为了生存，只能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但商品流通难以产生，就连物资交换也不多见。同时，囿于人口居住的高度分散，加上交通通讯的极端落后，地域内外的人们连见面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信息交流、思想交流和观念更新。同一活动区域内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阻碍社会分工发育，形成封闭→落后→贫困→封闭的恶性循环。

当然，西部贫困成因来自多方面，还可从经济成因与非经济成因、直接成因与间接成因等方面再分析。

二、区域经济理论

1.区域经济发展论

（1）概述

对区域（region）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和定义，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区域实在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而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的区域，因此，经常就连地理学家也很难给区域一个明确的界定。甚至有些地理学家还无可奈何地说，唯一存在的地区就是地球的表面，人类在这里安下家，这个地区实在太大。

我们经常按照自然的、经济的、行政的、历史的或一些其它方面的标准，划分为种类繁多的区域，以便于人们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但不管怎样分类，区域的一个基本属性没有改变，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作为整体的地理范畴，标准的区域属性建立在对区域共同利益的一般认识之上，即区域内必有某组事物具有同类性或联系性，而在区域间则表现为差异性。由于这种关系在地区内部结构中会必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把区域划分为两种，即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

同质区域也称为匀质区域，它是根据区域内部的一致性来划分，如收入水平或农作物种类的一致性，都是划分同质区域的依据。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奥登和莫尔，曾把美国划为6个大的同质经济区。他们解释自己使用的尺度是“为尽可能多的目的，用尽可能多的指数来衡量，以达到尽可能大的同质性。”这种划分的结果往往是大规模的经济区，因而要忽略很多差别，只适用于一般性研究工作。

功能区域则是指区域所属范畴被某区形式的流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的区域。在区域经济分析中，为了分析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往往把一个国家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中心位置和它所服务的腹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运依赖于其中心位置与它的腹地之间相互作用。功能区域中的一种典型的形式就是结节区域（nodal reigon）。这种结节区域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它有一个核心及一个相补充的周围地区。一个城市与环绕它的流动人口和贸易区就构成了一个结节区域。在结节区内，主要的商业区和就业集中区与居民区。特别是郊外住宅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核心及其周围地区，哪一方离开另一方都不可能繁荣兴旺。美国的标准都市统计区（SMSAs）就是按照结节原理划定，以流动人口及城市报纸覆盖地区作为划分标准。

在各种区域分类中，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是基础。但是，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计划区域也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所谓计划区域，是指所属范围均被置于同一计划权威或行政权威之下，例如，各种行政区域就属此例。

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按照经济属性来划分区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区域经济中的区域一般都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经济就与行政区域格格不入。恰恰在区域经济研究中，行政区域也会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经济区域不是和行政区域完全分开，研究经济区域必须结合行政区域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正如胡佛所说，“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经济区域一般要符合同质性、联系性与经济管理上的合理性等要求。经济区域一定至少有一个被某种形式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中心。因此，构成一个经济区域的必要条件或形成要素是：

经济中心。即必须拥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经济中心作为全区经济的核心。

紧密的经济联系。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指经济区内组成区域经济整体的各个主要产业部门之间，要建立起彼此有机联系、相互协调促进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则指的是组成这个经济区的各人地区之间，要在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分工协作、加强横向联合的地域结构关系。

明显的全国劳动地域分工——地区生产专业化。即每个经济区都必须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体系中，承担起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任务，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地区生产专业化，以利于明确它与其它经济区之间的劳动地域分工，与其他经济区建立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区际关系。

相当幅员的连片地域和必要的物质要素。前者指的是每个经济区都必须具有由若干行政区连片组合而成、具有一定地理界限、有相当幅员的地域作为其发育、成长的必要场所、空间；后者则指应当拥有形成一定规模经济区的各项必要物质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与技术资源、生产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以及第一、二、三各产业部门等。

区域虽然具有内容丰富的含义，但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来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区。

既然区域是为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区，那么，区域就必然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会发生各种关系。尤其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区域，区域之间或区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彼此间有积极地推动，也会有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因此，必须关注对区域关系的考察。区域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区域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区域之间的关系。但不管哪种关系，都是通过各种活动的相互作用方式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下面几种主要类型：水平关系。区域内外的水平关系主要反映在相似单位之间竞争上，这既可以是市场区域的竞争，也可以是供给区域的竞争。因此，水平关系是区域内外对于市场或原料的各类活动的竞争，是一系列活动的组合。

正如胡佛所指出的那样，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活动对于稀缺、不易开拓的地方性资源的竞争。在区域内部，由于使用这类地方性资源的新活动的不断增加，将提高这些活动的成本，这就有可能妨碍或阻止需要相同资源的其它活动的进入。因此，一个整体区域在这种竞争面前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例如，是让用水工业优先占用沿河地段，使用水源，以至造成水资源污染，还是为居民、机关的使用保留一部分洁净的水源？这是很难抉择的。区域外部的水平关系只是区域内部水平关系范围的扩大，其竞争在本质上基本一致，都是市场区结构或供给区结构在空间上的相互排斥。由此，就决定了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垂直关系。这是区域关系中一种活动的产出表现为另一种活动的投入时所结成的相互吸引的关系。因为随着两种活动场所的接近时，转移成本就会减少，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强对方活动的区位进行选择的吸引力。这种相互吸引所形成的关系就是垂直关系。垂直关系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后向联系，另一种则是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是针对供给性活动的相互吸引，它含有将一种活动的结果，依照操作顺序不断向后传递，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之类的初级投入转化为最终消费产品的过程。前向联系则是指变化产生的影响通过一系列操作过程传向另一种活动，它是买方被卖方吸引的结果。受前向联系影响的在区位上必然对于价格或投入物的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例如，一座城市是否能够提供大量的外部聚集经济，包括良好的公用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就是强调基础设施这些前向联系的关键性作用的表现。

互补关系。区域活动之间存在着十分普遍的互补关系，这是由于区域效应往往都是相互之间的吸引导致。无论是区域内部还是区域外部，一种活动的增加都可能促进互补活动的增加。这种互补情况既可以表现在互补产品供应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也可以表现为附带供给品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例如，在市场区，服装生产商就发现群集的区位模式比分散更有利，图书经销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区域之间，互补关系就更具有意义。例如，原材料生产地和产品加工地之间的互补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不能不把它分解成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1943年美国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有过这样的议论：美国经济是如此复杂，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如此不够，以至我们很难全面地观察它和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明智的作法是研究它的每一局部的地方经济。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要观察和分析任一发达大国或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这种做法尤为重要。但值得指出的是，国民经济并不是区域经济或地方经济的简单累加，不能简单地以对某一区域的经济分析来取代对一个大国整体经济的分析。

以区域为主要对象，研究区域的经济活动、经济实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与基本规律，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任务。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研究是经济学、地理学等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中，一直在相对意义上使用“区域经济”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省、数省的经济，也可以是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的条形地带经济。作为经济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我国的综合性区域经济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各省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对省域以及与省域有关的地区性经济研究更极为平常。但是，如何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分析和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并按市场经济精神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还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因此，中国的区域经济怎样面向21世纪，怎样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既是当前现实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也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区域发展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这是因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比较直接关系的区际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区域经济的增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增长才是发展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去一直有平衡与非平衡之争。平衡的方式更多的是依靠旧体制，依靠中央集权，不平衡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可以促进新体制的诞生与完善，但又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震荡和不良反应。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全面增长的历史极好时期，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尽可能快速发展的极好机会，但我们无法用过去已经习惯使用的全面行政计划方式来指导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寻找适合于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手段。经济理论工作者用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阐明这些道理，并尽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是当今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区域之间在资源赋存、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综合经济实力等方面都会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大国甚于小国、穷国大于富国的特点。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从来就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最早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那些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城市和港口就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并演变为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各个区域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和区域发展的差异，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之所以比小国更为突出，是因为大国幅员辽阔，导致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范围更为广泛。当今世界上的几个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其国内不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都十分突出。以巴西为例，巴西的经济中心主要在东南部，尤其是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和里约热内卢三角地带。这一地区的面积虽仅占全国的11%，但却聚集了全国45%的人口，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对保罗一市就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40%以上，成为南美洲最发达的地区。而占全国面积60%以上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烟稀少，生产落后；巴西的东北部更是南美洲最贫困的地区。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大国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和五大湖地区是美国最早高速增长的区域，这两个地区也恰是交通发达、市场便利、资源丰富的地区，因而率先发展成为美国工业的心脏的地带。

本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G.Williamson）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通过对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的消失。”这一理论揭示了一国经济发展中区域差异变动的长期一般趋势，有助于我们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问题，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也正是基于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过度差异，实现一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调，一直都是各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极为关注的内容。

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倾向更为突出，经济区域集团化的特点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各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形成的交互影响，使得区域经济这一论题的内涵与外延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一直十分突出。虽然在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党和政府花了很大精力试图缩小或消除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由于体制和具体政策等方面出现严重偏差，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果两相比较极不对称。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则迅速地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这种区际间的差异仍然呈现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扩大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与宏观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

党的十四大以来，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层决策领导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这一问题成为全党议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分明确地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提出“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遵循国家统一政策，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经济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把这归结到“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的高度，要求全党重视。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又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理论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现象作出正确的阐释，并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为缩小区际差异，促进宏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依据，是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任何政策偏差都有可能再度膨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过度失衡，由此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衍生为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阐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大问题。

国外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有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J.H.V.Thunen）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对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有：Myrdal的“累积因果论”（1957）、Hirrshman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58）和Isard的“国家干预政策”（1960）。到60年代初西方开始普遍制定区域经济调控政策。区际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差异，提出了各种理论。而就产业的发展与地区布局来看，主要有均衡发展论和非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既包括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同步发展，又包括区域内各地区的同步发展。产业均衡发展论是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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