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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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中国史：国际版“国史大纲”，日本读者数十年的中国史指南试读：
出版说明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是京都学派东洋史的集大成者。这里的“东洋”笼统来说相当“亚洲”，与“西洋”相对应。作者在本书自跋里有这样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对象和作者的史观：“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这样的学术背景，也正是本书有别于国内学者所著中国通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宫崎市定的学术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认，著作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也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应岩波书店之邀、面向普通读者撰写的《中国史》更是其中的经典读本。此书完成于1978年，最早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卷，后来多次推出单行本。在国内，很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过宫崎市定的部分著作。之后，北京大学的刘俊文教授等人在国内翻译、推介宫崎市定，也有一些专著在国内出版，但影响都主要局限在学术界。我们此次推出本书，也是出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打量国史的新视角、为学界研究提供观照的愿望。书中还特别收入了宫崎市定的弟子、历史学家砺波护先生的评介性长文《
宫崎市定的生涯
》。正文之后的自跋，则是作者在1992年再版时补写的综述，可视为一篇导读。承蒙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和砺波护先生授权使用《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特此鸣谢。由于受时代环境、史学观等的影响，书中有些观点、见解与中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由于客观原因，此次未能收入原书第四篇的最后一节“人民共和国”。另外原书中“中国古地名图”“亚洲略图”和“近世独裁王朝系图”等常识性图表，未作保留。两位译者分工为：总论、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中的“四明”为焦堃翻译，其余《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自序、凡例、第三篇中除“四明”的部分、最近世史、参考文献和自跋为瞿柘如翻译。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烦请读者不吝指正。铁葫芦图书编辑部宫崎市定的生涯1文/砺波护
一 从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
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以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一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志。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2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奋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
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与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Gustave Cesse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的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后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3，对三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
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不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
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课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4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二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共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
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者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5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的概括可称精彩：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
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最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
二 战败前的二十年
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
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教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
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回。
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向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
又及，宫崎年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里6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容。
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学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光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
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Nils Erland Herbert Nordenskiöld）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约翰内斯·扬松纽斯（Johannes Janssonius）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去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
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首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中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
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有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
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
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
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
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
三 退休前的二十年
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
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
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
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
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
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
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7，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
四 悠然自适的三十年
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后，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
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
宫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以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
此后的宫崎，忙于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课题目就是《论语》。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论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满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的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
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全集各卷月报8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
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己绝不这样认为。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
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
序言
大正十四年9，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却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以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宫崎市定1977年6月
凡例
一、天子在位年数，从实际即位次年改元开始，算到最后一年。但革命之际，从新天子即位之年算起。
二、所有年龄均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
三、为表示地名之所在，或冠以现今省名。
四、卷末附录简略年表、参考文献解说和索引。
五、基本的参考文献，可参阅拙著《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发行）及《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闻社发行）。
总论
一 何谓历史历史的个性 对将要阅读这本书的各位，我想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平时对“历史”的思考。这既是为了不让读者失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我借以重申多年来所持主张的权利。
首先，希望各位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学问，所以不管谁来写，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历史叙述中，确实有不管谁来写都一样的部分，例如年表等，不管谁来做，都大同小异，主要部分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历史并不是年表。据说，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参谋本部的军官造访某大学教授，询问要记住多少年代才能当上大学老师，这让教授大吃一惊。年表确实是压缩过的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然而单单年表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就算某国于哪一年灭亡这种事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对其所蕴含的意义的评价可能是一人一个样。就算殷王朝灭亡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件事究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还只是局部性的政权变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许多种回答，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也难以一概而论。我在写这本书时，首先力求做到的就是忠实于自己。对于历来的所谓通说，虽然也尽量不忘介绍，但难免会厚此薄彼吧。
何谓时间 第二，我想主张，在历史学中，对时间的评价非常重要。我认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当有无数的原因，而要将这些原因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某种结果，则需要时间。比如在人类懂得火的使用之前，在多长的时期内、有多少人曾目睹过自然发生的起火燃烧现象！而当其中的某人吃了被火烤过的肉、白薯和南瓜时，该有多么深切地感受到比生的东西更好吃！然而在当时，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有了将火据为己有的念头。恐怕在数千年间，只有很少的人萌生了这大胆的欲望。幸而人类的手指已灵活到足以将燃烧的木棒拿起，而且人类已经能够直起腰来拿着那木棒行走，而且发现了用来保存那火的洞窟并住在其中。因此，当时要做的事只是将火种从现场运到洞窟，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不断添柴，以使火种不会熄灭。然而这么简单的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火在途中熄灭的事不知发生了几次、几百次、几千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间已经有几千年、几万年的岁月流逝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漫长的岁月中会有更有利的条件出现。比如，燃烧物和居住的洞窟之间的距离很短，或者虽然并非如此，但燃烧的木棒碰巧是松树的枝节，上面堆满了松脂，能够像火把一样在点燃的情况下拿着走很远。这样，原本困难的计划就能一举达成。不过，不能不说这种情况是千载难逢的。只能说，对于人类不断的努力，漫长的时间终于给予了必要和有利的条件。
不过就算火暂时被人类掌握在了手中，如果使其不断燃烧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从而导致火种熄灭的话，那么人类就又回到了原点——必须创造出新的火种。而时间又会毫不在乎地流去，也许几千年、几万年转瞬即逝。然而如果人类的智慧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最初的火种分出了第二、第三火种的话，就可以防止火种中途绝迹的不幸。这些分出来的火种并不一定是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可能反而是——敌对的部族知道了这魔法一样的火的存在后，派出间谍，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偷出火种，据为己有。而不管怎样，结果都是相同的，火的使用范围越是扩大，人类就越不用担心火种灭绝，最后，火作为全人类的遗产被代代继承。
事实上，火种向其他地域的传播应该也伴随着种种困难，并非轻易就能做到，但与最初保存火种的发明相比，难易程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发明、发现是非常困难的，而模仿、挪用却比较容易。
如此思考下来，我必然要站在文化一元论的立场上。我认为，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接着向世界各地传播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例如在我看来，铜和铁都是发明于西亚，随后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距离的评价 文明从西亚传到欧洲，因为距离很近，还很容易设想，但要传到中国，对于其究竟是怎样克服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空间的，必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其实在这件事上，解决的关键仍是时间。铜器本身或者铜的提炼方法等，或因战争，或因交易，或因结婚和臣服之际的赠与，不断向东方前进。最初可能只前进了十公里便停下了，第二次可能前进了一百公里后又停下了，然而几十回、几百回之后便能够到达一千公里以外的地点，并在那里建设基地。下次从这个基地出发，继续向东前进。这样重复了几十回、几百回之后，总有一天会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定居。只是这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如此想来，中国和西亚绝不能说是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不仅如此，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通过某种方法与其他地区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并持续地进行着交流。这与现在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旅行相比，在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假设一辆货车所装载的货物可以由一百头骆驼分担，如果火车的速度是骆驼的一百倍，那么使用一万头骆驼，或者花上一万倍的时间，便可以将同样的分量运到距离相同的地方。
就算是同样长的时间，比如一年，其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重要事件发生，也可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毫无变化。总的来说，越往古代社会的变动就越是缓慢，越接近现代变动越激烈。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代的缓慢变化在经过了长时间后所达成的重大成果。另外，对于在现代急剧的社会变动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对人类全体有益的进步，也必须慎重地加以确认和评价。可以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研究。
词语逻辑 第三，我想要主张的是，历史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逻辑的学问。我一直在想，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有两种类型。有些人重视词语，对于词语和词语间的关系，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跟得上其逻辑展开。这一派人遇到具体事实后立刻将其抽象化，并且认为不加以抽象便不算是进行了理解。他们的头脑中堆满了抽象用语，并认为对抽象语和抽象语的关系进行体系化便形成所谓理论，而学问的目的则是完成这种理论。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对事实进行抽象并制造出抽象用语后，这些词语就算没有事实的佐证也会有独立行走的危险。例如，从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这件事，有了“律令国家”这个词。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律令的隋唐当然也是律令国家。在这种时候，“律令国家”这个词就会开始独立行走。如果因为同为律令国家，便从中国的情况来推测日本的情况，那还算好；要是从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的情况，那就非常危险。比如因为日本的律令国家属于古代，而类推中国的律令国家也必定属于古代，则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和将之引进的地方，其存在基础不一样，存在形态也不一样。然而“律令国家”这一抽象用语却会无视这些条件的不同，像幽灵一样独立行走，还会相爱、结婚。
最过分的例子便是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或者号称进行了抽象，无数的抽象名词被制造出来。“皇道”“神国”“八纮一宇”等词语脱离真正的日本历史而独行，事态十分严重。后来听说发明了这些理论的极右翼评论家或者是由左翼转变而来，或者是借用左翼的逻辑编造了自己的学说。对于被借用的一方来说，这当然是种困扰，但从个人的想法来说，我总觉得世间颇有自称为“唯物论”的观念论，蕴含着可以被任何一方借用的危险。
事实逻辑 另一方面，还有与上述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头脑遇到具体的事实便原样放到脑子里，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即便是极为复杂、冗长的，也能够立刻理解。但是如果被抽象化了，便没办法跟上词语间的逻辑，因为词语没有具体性。然而，如果是具体的事实，对其在由地理横轴和时间纵轴所组成的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进行整理之后，事实的逻辑便没有混淆冲突之虞。而我认为，制作出联结事实与事实的网眼，补上过去不足的部分，将纠缠在一起或者接错了的网眼解开并恢复正常，便是历史学。只是，世间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工作在历史学中是最为低级的活儿，至少他们认为，只做这些不能形成理论，欠缺思想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才是历史学家的正道，也是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做到的事。由此我得以自安，别人怎么想都与我没有关系。
时间与空间 不过我觉得，成为问题的是时间与空间所组成的坐标轴的幅度。最近大家都说学问逐渐专业化，专业化便是细分化。这当然有它相应的长处，但在历史学中，如果坐标轴的设定范围过窄，便发挥不了坐标轴应有的作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为地理上从北半球东经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时间上从10世纪到13世纪，除此之外统统交给别人，若被问到研究范围的终极意义，在回答时究竟能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是制作地图的话，每个人分别承担一定的范围，最后将各个部分接起来便立刻成为完整的世界地图，接合部不会留下障碍。然而在研究历史时，单纯将各个部分合起来仅成为集合，而不是综合。这是地图与历史不同的地方。在制作地图之前，只要确定好方法，不管谁来做最后都是一样的。然而历史却绝非谁来做都一样，如果每个部分的作者不同，那么最后就会形成有着不同个性的部分，没法将它们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没法用同样的个性将它们统一起来。
或许有人会说，世界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就如某种年表所提示的那样，想做的话不是立刻就能做出来吗？然而，在我所要求的世界史的坐标上，不论是纵向发展的时间线，还是横着的平面上的地理线，如果都是数学上的线的话，就会让人很难办。数学上的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这种线很难成为历史的坐标。我认为能成为历史坐标轴的线必须既有宽度，也有重量，并且首先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这不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应该是学者自己创造出的线。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所述的内容，以实例来说明应该比较便利吧。
世界史简略年表 下图（见下页）是我设计的世界史简略年表，其中根据我的时代区分论表示出了时间的坐标，即斜着的曲线。从古代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世的分界线一般应使用直线，而这里却使用了曲线，这其中是有理由的。一部历史从古代向中世过渡时，在某个时间点所有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以宋王朝建立的公元960年作为中国社会从中世变为近世的一年，完全只是权宜的做法。其实不言而喻，进入近世的趋势很早就开始了，而到基本完成则当然花费了更长的年月。因而，如果要使用色彩来表示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只需将其交界处渲染模糊即可。如果将中世涂成蓝色，将近世涂成黄色，那么交界处便成为混杂着两种颜色的地带，蓝色渐渐变淡，刚刚成为绿色，绿色又开始变淡向黄色过渡。但这里因为不能使用色彩，便用曲线来试图表现逐渐过渡的情形。世界史简略年表
这张表我已多次使用，但并没有对其意义特别加以说明，因此似乎很多读者每每会眼睁睁地看漏我的苦心。为此，我在这里试着用实例来加以注解。
东洋的近世 请各位读者首先看东洋地区的近世部分，这一区域以王朝名称来说，包括了宋、元、明以及清朝的大部分。根据我的思考，在东洋的中心中国，三国、六朝、唐和五代的中世状态到了末期，逐渐出现近世的要素。进入宋代后基本上确立了近世的形态，并且大体相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的19世纪中叶。而从此时开始，最近世（近代）的要素则开始强烈地显现。
再来观察东洋的近世，可见其与旁边的西亚的近世有所接触。但西亚的近世比东洋开始得要早得多。根据我的估计，在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伦·拉希德10在位时期前后，西亚的近世便已经大体形成。如此说来，西亚的近世必定对东洋的中世产生了影响，并对后者的近世化给予了刺激。用我的话来说，西亚的文艺复兴影响了东洋，并对后者的文艺复兴的出现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较晚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成熟度上会更高。因而可以想象，虽然同是出现于近世，但东洋的文艺复兴会倒流到西亚，并进一步提高后者的近世文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东洋的近世还隔着西亚与欧洲有联系。在东洋开始近世化的初期，欧洲还处在中世。这样一来便可推测，东洋的近世文化也有可能经由西亚对欧洲的中世产生影响，并促进其近世化。据我思考，事实也正是这样。换言之，可以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必定有着东洋文艺复兴的影响。而最后出现、最为成熟的欧洲文艺复兴又会再次倒流，从而对西亚和东洋产生影响。
如此图所示，与其他地域相比，欧洲的近世非常短。这是因为成熟度很高的欧洲文艺复兴持续发展，最终得以到达更高阶段的工业革命。
最近世 由工业革命所象征的最近世文化，当然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域产生影响。不过本来应该首先将邻近的西亚最近世化，再来影响东洋，然而实际上，当时西亚的土耳其帝国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结果欧洲新文化绕过西亚，被引进到了东洋。在东洋，历史上关系较深的中国首先与其产生接触，但当时的清朝亦做出不逊于西亚土耳其帝国的拒绝反应，因而最近世化出人意料地首先在落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进而经由日本的中介，促进了中国引进欧洲文化，终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现象，经济、社会等的一般状况还没能完全摆脱旧套，不过由此近代化的方向得以确立。话说得有些太远了，还是再说说之前的宋代以后的近世吧。
像这样我们对着世界史简略年表，比如要思考宋朝建立以后大约九百年间相继发生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考虑它在东洋近世史之中有什么意义，之后还要不断地追问其与东洋的中世、其他地域的近世，以及最近世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逐次相关的，最后则必须对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做出评价。
过去也不是从来没有类似的方法，比如在研究清朝的康熙帝时，便会比较说在欧洲有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在俄国有彼得大帝，在日本则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但这只是举出某一年代同时出现了强有力的专制者这种类似的并行现象，没有进一步对内部的关联进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踪其间的关系，得到具体有意义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历史学上，同一时代和同一阶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将我在旧作《亚洲史概说》（收于本全集11第十八卷）及《东洋史上的日本》（收于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图表化之后的结果。
虽然在这张图中没有表示，但如果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视作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标志，那么古代王朝在日本明确地建立起统治则大约应当是雄略天皇（457—479年）的时候，两者之间有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差。这么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么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得上的。中国的古代帝国秦汉王朝在持续了大约四百年后灭亡，从随后的三国时代起，进入了中世的分裂时代。统一王朝时代的长度可与古罗马帝国的寿命——从奥古斯都的登场（前27年）到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为止的约四百二十年——相匹敌，从常识来讲也可以说是妥当的。然而日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两个王朝却晚得多，几乎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日本在这一时期从相邻的中国引入了律令制度，进行了若干修订之后加以实施。仅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称之为律令国家、律令时代。但若由此一跃而进，认为同样是律令国家，既然当时的日本是古代，那么中国的隋唐也是古代，这种议论就实在太草率了。虽然中国的隋唐实施律令是事实，但律令在中国始于汉代，经过隋唐，到宋代、明代都一直得到施行，只凭律令是不能体现时代特色的。此外，被认为体现了隋唐律令特色的“均田法”源于三国魏的屯田法，由来很古老，作为土地法体现的反而是中国中世的特色，这一点不可否认。而且到了隋唐时代，均田法已经进入衰落期，只是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引进了这一制度的日本，由于外来物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的悲哀，法令在制定之后便立刻崩溃，连国籍都没有得到便被忘却了。其原因，首先应当在当时两国间的时代差距中寻找。也就是说，两国虽然在空间上是平行存在的，但中国是中世，而日本还是古代，两国之间有着一个阶段的差距。采用像这样将两国的关系通过图表化诉诸视觉的方法，便可以明确互相间的位置。中日时代对照表
历史的地域 虽然如此，我也必须承认这一方法还有不足之处。首先，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线画成了直线，在这一点上本应再花些功夫使用曲线的。想来在西亚与欧洲之间，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有时属于西亚史，有时又属于欧洲史。像这样的变化如果用曲线画出凹凸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这么做非常烦琐，有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就算笔者能够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对看的人来说，不进行相应准备的话应该也很难理解。因此我觉得在目前，对这种直线画法的缺陷，妥当的做法就是双方都加以默许。
就像将世界史图表化时只能忽视具有两种属性的巴尔干半岛，眼下不需要处理的地域也只能将其省略。前文的世界史简略年表中，印度、美洲、非洲都被省略了。另外在日中两国关系的图表中，两者之间必须有的朝鲜也被省略了。当然这种做法绝非正当，但既然图表这种东西是以简略化为前提的，那么省略就可以说是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总之，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绞尽脑汁不忘世界史，准备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对个别的历史进行最具体的研究。
世界史的立场 采取世界史的立场，对选择什么作为研究题目，即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贡献。自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来，其间在各地不知有几亿、几万亿的人生活过，要一个一个地进行追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研究题目的选择必不可少。而据说研究的价值有一半是由研究题目是否适当所决定的。“适当”的条件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概括来说，我觉得越是与世界史有关联，研究的价值就越高。当然这牵涉到具体是怎样关联的，不过也并非只限于像“东西亚之间文化交流”这样的直接关联。很多情况下，是像“经由西亚的东西关系”这样间接，甚至间接又间接的题目，不过这也无妨。另外，和世界史有关联的，并不只限于广泛地域内的共同问题，其他地方都没有而只在一个地区存在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与世界史发生关联。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应当是各人在积累了经验后才能够到达的境界。
现代史 接下来第四点想让大家注意的，是世界史研究或对世界史一部分的研究与现实中不断进展的世界形势相关联的问题。当今世界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动着，其中必然包含了将与人类的未来有很深关系的大事件，并且与其相关的信息也会像洪水一样涌来。与此相对，对过去世界的研究经常迟迟没有进展，就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世界史的体系，也不免立刻一天天地与现在产生距离。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学者们能否在从事对过去研究的同时，跟上现实中世界史的进展？特别是对将所谓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必将成为重大的烦恼之源。
然而再一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不断地预测将来、为将来做准备，并生活在当下、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回首过去、对过去进行整理。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整理，明天的生活也会遇到障碍。过去并不就此消失，其中必要的部分在将来还会再现，因此整理过去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进展。两者虽然看起来方向相反，但其实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生活行为。
历史与人同在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但重点则在对过去的整理。而我们所认为的“现在”，也会在一瞬间忽然变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历史的人有必要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对现实社会的动向做出反应，进行观察并加深理解。这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体验、把握、理解、记忆和整理，最终会成为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珍贵史料。或许这样的做法并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让人加以注意，因为即便不是历史学家，大部分的人也都实践着这种做法。换言之，老成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史料，时下的年轻人如果有动不动就因高龄而轻视高龄者的风气，那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错误。
在这里抬出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生于本世纪12初，因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便进入了个人的有史时代，从孙文最末期的活动开始，我对于某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准确记忆的。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其指挥下的部分军队进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对侨民实施了暴力行为，这便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对此，英美军舰从长江中炮击城内进行报复，日本军舰虽然也在现场，但没有参与炮击。然而，在最近13中国出版的历史书中，似乎将日本也放进了炮击者的行列中。日本的很多年轻学者又相信此说，有人将其原样转载到自己的书里。我见了之后感到奇怪，在与学生偶然谈及此事时，我极力说明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并拜托学生加以验证。结果在进一步查看可靠史料后，果然证明我没有错。
信息与选择 面对现实世界的动向，要把它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并进行整理时，最为头疼的就是信息太多。如果要将报纸原封不动地进行保存的话，房间、家里乃至仓库都会很快堆满，因此只能做成剪报加以保存。由此便会产生应当选取哪些报道做剪报这一选择的问题，而这其实是个很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搞不好过了几十年后会后悔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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