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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国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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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画传

冯其庸画传试读:

一 艰难求学

公历一九二四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江苏无锡前洲镇冯巷,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学术艺术大家的冯其庸。因为几代都是农民,只靠零星的几小块田地,艰难地维持生计,所以,冯其庸风趣地说自己出身于「稻香世家」。刘海粟为冯其庸题写的“瓜饭楼”匾额“瓜饭楼”斋名的由来

冯其庸先生,名迟,字其庸,号宽堂。

公历1924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江苏无锡前洲镇冯巷,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学术艺术大家的冯其庸。因为几代都是农民,只靠零星的几小块田地,艰难地维持生计,所以,冯其庸风趣地说自己出身于“稻香世家”。

冯家长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每到夏秋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填饱肚子,有时用麸皮、青菜煮锅粥,或者是把八九成熟的稻穗割下来,焙干脱壳煮成稀饭;更多的时候,是用南瓜,加上几把米充饥。但因为人口多,自家的南瓜常常不够吃,多亏了好邻居邓季方家,常常送南瓜周济,有时还送一点点米,才勉强度过了几个秋天。冯其庸后来回忆的时候说,南瓜是他家“救命的瓜”,靠了它,才勉强度过了那段饥饿的岁月。由此,他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瓜饭楼”。晚年画画,也常常画“南瓜图”,就是为了不忘记当年吃南瓜度日的苦难经历,也是为了不忘记好邻居的深情援助。

这样的家庭,要供孩子念书,实在太难了。而母亲却抱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饭,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成人。冯其庸九岁入学,每到交学费的时候,都是母亲最作难的时候。一次,冯其庸看到母亲因为几天都没张罗上学费,急得直流眼泪,懂事的他也悲痛起来,母子俩哭在了一起。他因此几次提出不想去上学的想法,都被母亲断然拦住了。最后,终于在母亲艰难的东挪西借中,勉强读到小学五年级。五年中,母亲哭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泪,冯其庸想象得到,而母亲的每一次哭泣流泪,他都痛在心上,铭记脑海,这也成了他“虽万劫而不灭求学之心”的不竭动力。冯其庸的母亲像冯其庸的父亲与侄儿留影辍学四年苦读四年

1937年7月,日本强盗全面侵华。8月,无锡被占领,学校被迫关闭了,冯其庸辍学了。这一辍就是四年。所幸的是,书包里还有一本要还给学校图书馆但已无处可还的《三国演义》。这是当时冯其庸除教科书之外仅有的读物。

五年级,一个虚龄14岁,算来刚满13岁的孩子,已经整本地读《三国演义》,而且是经常借回家来读,足已见其读书志趣了。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他后来能成为一代大家,看来绝无锡前洲镇冯巷冯家旧居大门非偶然。

这四年,也是他成为家里全劳力的四年。然而所有的辛劳和苦难,都没有消磨掉冯其庸的求学之心。作为全劳力,下地干活,他带着书;休息时,别人歇息聊天,他看书。最难得的时间是早晨和晚上:晚上他不顾一天劳累,一根蜡烛一本书常常读到深夜,或者早起,抓紧上工前的短暂时间读几页。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记上今天读了几小时书,如果没读完,宁肯不睡,也要拼命地补上。他决不让母亲看着他失学而伤心。冯其庸童年读书的老屋上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前洲镇蒋家弄的县立前洲小学

一本《三国演义》,颠来倒去不知读了多少遍,起先还看情节,后来就是背诗词,最后连毛宗岗的批语都细细品味了。从每一回的回目,到每一首诗词都能背下来。他的文言文学习,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开始了。

四年里,他到处借书来读。读完了《三国演义》,又借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西厢记》。他被《西厢记》的文辞所吸引,涵咏不倦,最后很多曲词都能琅琅背诵;之后又从小伙伴那里换得《唐诗三百首》和《古诗源》来读,几乎整本书都印在脑子里,从而打下了初步的诗词功底。读书,满足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也滋润了一颗幼小的心灵。

四年里,他还读完了《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东莱博议》《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录》《浮生六记》《华阳散稿》《叶天廖四种》,还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琅嬛文集》,以及叶绍袁、叶小鸾、沈宜修等人的作品。书本成了他最好的学校,读书成了他人生起点上最重要的教育。随着他读书范围的不断扩大加深,随着他从书中获取的感悟越多而入微,他越发享受到了读书带来的快乐与充实。此时,一种灵性悟力正在开启,一种高雅情趣正在形成,一种高贵激情正在点燃。冯其庸少时所读之部分古书冯其庸少时所读之部分古书

冯其庸在没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通过广泛阅读中华文化经典,使自己的文化修养,得到了很好培育,聪颖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他最好的“自我教育”。后来他一直强调这种“自我教育”,并且坚持了整整一生。初中半耕半读

冯其庸15岁那年,也就是1939年,镇里办起了一所中学——青城中学。第二年,他考入了该校初中。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他不得不半耕半读。

在这所中学,他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教国文的丁约斋先生。丁老师发现他读书多,领悟快,还以为他出身“书香门第”,坚持要到他家去看看,结果看到的竟是一个穷苦的农家。直到丁老师在他的旧书架上发现了一部《安般簃诗钞》、一部《古诗笺》,才好像证明了他“书香门第”的猜测,因为这种书是一般人家不可能有的。其实,这些书都是冯其庸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他的文史功底和领悟能力,都是他刻苦读书得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无锡私立青城中学校门

这期间,给冯其庸印象最深的,是丁老师讲的三句话:一句是“读书要早,著书要晚”;再一句是“读书要从识字始”;第三句是“写好了文章自己要多读几遍”。这三句话,第一句、第三句都好理解,这第二句就很有深意了,意思是,要真正读懂书,就要从“读懂”每个字开始,不仅要认识字,还要懂得字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识文断字”,因为中国的文字中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冯其庸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要意义,所以他读书不放过每一个字,包括认识了的字。后来,他总把《说文解字》一类的字书放在案头,随手查阅,为他读书做学问打下了扎实基础。

也就在这时,他读书更加自觉了,还迷上了诗词和戏剧。

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万树的《词律》,还有宋代词人的大量作品以及清代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侧帽词》和顾贞观的《弹指词》等等,他都读得爱不释手。有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请教。有的差不多整本的词都能背下来了。后来他成为写诗词高手,与熟读与背诵不无关系。

冯其庸的家乡无锡,是个戏剧盛行的地方,离他家不到三里远的地方,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孟将庙”,也有人说是“猛将庙”。每到晚秋时节,庙前广场上照例要演社戏,一般是两个通宵,也有演三个通宵的,有时还要演“双台”的。那时最流行的是京剧,到现在,他还记得那时候唱的很多剧目,如《追韩信》《斩经堂》《借东风》等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时村里的人都喜欢戏,冯其庸更喜欢戏。有戏的时候看戏,没戏的时候听说戏。每当大人们三五成群兴致勃勃地说戏的时候,他便津津有味地听讲。冯巷西头的河道,村民在洗涤(冯其庸摄于1940年)

冯其庸读中学期间,一个演昆曲的苏昆剧团,流落到前洲镇。这个剧团的演员,个个有绝活,戏演得极为精彩。剧院离他就读的青城中学很近,下午放学后,他常常赶到剧院看戏,看完了戏再回家。这个剧团当时演出的拿手戏,他几乎都看了。

所以他说:“我的戏剧课最初是在农村上的,是在农村上的‘戏剧系’,我的老师就是这些社戏演员,以及给我讲戏的村夫和亲友。”

听戏、看戏,给冯其庸上了很好的一课,培养了他浓厚的戏剧兴趣,也给了他很多戏剧知识,为他后来研究戏剧,写作剧评,播下了种子。兴趣广泛苦学苦练

冯其庸读的诗词多了,渐渐悟出那些名作的妙处了。自己有了感情,也尝试着借助诗词来抒发了。起初他不懂格律、章法什么的,凭着直觉去写,竟也能写得像模像样。他失学时为远离家乡的一个小伙伴写的送行诗,后来还得到了老师的称赞,说是很好的古体诗格调。

1943年下半年,冯其庸考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有幸遇到了张潮象、顾钦伯两位诗词名家,冯其庸经常向他们请教。张、顾两位先生组织了“湖山诗社”,要他参加,并让他作一首诗看看。他写了一首七绝:“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呈湖山诗社张、诸二社长》)没想到得到两位先生激赏,说“平仄合,诗韵也合。”称他“有诗才”。从此他更加痴迷了诗词创作,笔耕不辍了。

无锡具有一千七百多年的绘画历史,是中国书画名家的摇篮,孕育了顾恺之、倪云林、王绂、徐悲鸿、吴冠中等画坛宗师。冯其庸的父亲,读书虽少,却喜欢书画。也许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和父亲影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他的书法,完全出于兴趣,主要是自学。小学辍学在家劳动的几年里,一本欧阳询的《九成宫》,一连临写了多年。1943年冯其庸在家门口留影

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念书时,冯其庸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感兴趣的文学、历史或者与图画课有关的书法画画上了。他更迷恋画画,看到可学的画,就拿过来临摹。

这期间,他还有幸遇到了大画家吴观岱的弟子、无锡著名画家诸健秋先生。诸先生十分欣赏他的才气,知道他迷恋画画,但听说他家里困难,就对他说:“你到我那里去,看我画吧。你不要拜我为师了,因为我收一个徒弟要收很多费用,请客吃饭,你都负担不起,也用不着,你就来看我画画。”还强调说:“看就是学。”就这样,冯其庸做了诸先生的特殊弟子。可惜仅仅半年多,因为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上学费用,他不得不离开无锡工业专科学校,也不得不离开诸先生了。但是别小看这半年多的观摩,对他来说却是很重要的启蒙。

在辍学回乡以后的两年里,无论种田,还是做农村小学和中学教师,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修,每天读书,每天临帖,每天画画。

冯其庸说:“人才其实都是自我造就的。”这正是他自己成长的真实体验。冯巷西尽头的“一步两顶桥”(冯其庸摄于1940年)冯其庸在《文艺报》发表的回忆老师的文章国专三年,一生基础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暂时迁到了无锡,冯其庸想学画画,便报考了美专。因为素描和作文受到老师们的欣赏,接下来的科目还没考,就被破格录取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门当时他需要用在孤儿院当小学教师的工资交付学费,所以只能半工半读。就是这样,也只读了不到两个月,因为美专回到了苏州,自己又不能放弃孤儿院的教职,他又失学了。

但他毫不气馁,一面坚持自学,一面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1945年底,机会终于来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广西迁回,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又考取了无锡国专,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无锡国专,是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众多的国学大家。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经学大师唐文治。无锡国专治学严谨,学风端正,名师众多,在这里,他见识了第一流的学者,感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从朱东润先生身上,感受到了诗人的情韵;从冯振先生那里,学到了严谨勤勉的治学精神;从吴白匋、俞锺彦、周贻白、向培良等先生的课堂上,感染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和学术情怀。

他聆听了钱穆先生的演讲,钱先生讲的做学问的方法,让他终生受益;他还不断地拜见文化名人,如戏剧家田汉、洪深,诗坛泰斗钱仲联,著名画家秦古柳等,领略大家风采,得到了名师指点;他还与同学一起创办了“国风诗社”,和诗友们谈诗论画。

有国专学术环境的熏陶,有名师的点拨指导,有同道的交流切磋,再加上自己的心无旁骛和刻苦修炼,冯其庸真正走进了学术和艺术的殿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部分教材《大锡报》刊登的冯其庸《澄江八日记》

1947年10月22日,《大锡报》刊登了他的历史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这虽然还算不得是学术文章,却是他尝试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方法的开始。

1947年底,冯其庸转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这里的管理比较宽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自由地选择听课。经王蘧常先生介绍,他得以拜见词学泰斗龙沐勋先生。

他当时正痴迷于词学,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是清代词人蒋鹿潭。为此,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看书,还把几家旧书店几乎挨个翻检了一遍。有时看书太晚了,就住在书店。经过半年时间,他比较了蒋鹿潭《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翻阅了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其他一些人的集子和年谱、日记等书籍,完成了毕业论文《蒋鹿潭年谱考略》,得到了指导教师、著名词人吴白匋先生的好评,足见其在毕业论文写作之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达到的水平。

除了钻研学术,课余时间,他仍然用功于书画。先后临写了欧阳询的楷书《皇甫君碑》《华度寺碑》、魏碑《张黑女墓志》、隶书《张迁碑》《孔宙碑》、篆书《石鼓文》等等。在一次画展上,他得到了展主——专习二王书法的大家白蕉先生一些作废的有字的纸片,如获至宝,保存了好多年,也临摹了好多年。

回顾在无锡国专的三年,冯其庸感受最深的,是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他的心已经皈依了学术。无锡国专三年的收获成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坚固基石。备课中的冯其庸

二 国学大师

他的学生俞乃蕴曾回忆说:「当年,冯老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如入胜境,别有洞天。」潜心研究,编出“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1954年8月,冯其庸奉调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时他刚满30岁,从此走上了真正意义的教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之路。为了讲好课,他要把每一篇作品读深研透,从字到词,从词到句到段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张自忠路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篇,直到完全理解和贯通,有了自己的新的理解,才去讲授给学生。为了讲好课,他不敢稍有松懈。当时正是运动多、会议多的时期,他每天读书备课只能在晚上散会之后,关起门来,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他给自己规定了一天必须读多少页书,雷打不动,白天耽误了,晚上一定补回来。他宿舍的灯光,差不多总是全校最后一个熄灭。

他的学生俞乃蕴曾回忆说:“当年,冯老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如入胜境,别有洞天。”冯其庸与夫人夏菉涓合影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全家福照片从这时起,冯其庸在教好课的同时,开始了学术研究。1956年到1965年之间,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古代文学史的论文。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由于以往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一开始研究就显得境界不凡,眼界高广,气象宏阔。例如《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从最早的散文《尚书·盘庚》篇,一直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历述了各个冯其庸为学生何根生作业所写的历史时期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之风格、评语(1962年)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把三千多年千容万状、波澜壮阔的散文发展史描绘得脉络分明,既有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式的概括,又有对一支一脉异彩纷呈、生动无比的阐发,如果不具备牢笼万象的气概、烛隐探微的卓识以及随物曲折的笔力,是根本办不到的。冯其庸这十年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逝川集》,1980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这一时期,冯其庸还主编了一部“连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人民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几门课程都没有教材,冯其庸和国文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为大一学生编写了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该教材的体例是冯其庸提出的,审稿、统稿工作也是他完成的,他还为许多选文撰写了题解、注释和作者简介。教材印成了讲义,发给学生,反映很好。没想到的是,这本校内用的油印教材,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看到,一眼相中,觉得选目精当,注释质量高,尤其是其体例让人耳目一新,像这样从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选本,解放后还没见过,非常适合当时的需要。经和学校商量,决定正式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请冯其庸担任主编,他没答应,署的是教研室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做了主编的工作。为了便于读者对中国散文发展脉络有个整体了解,他还连续几天开夜车,赶写了一篇长序,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得到了编辑们的交口称赞。这本书,就是时任人大校长吴玉章所讲“连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

2011年1月,35卷本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部特色独具的《中国文学史稿》(上下二册)。这是当年冯其庸讲授中国文学史自己编写的教材,一直未曾正式出版。此次随文集出版面世,人们才知道当年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独立完成了70多万字现在看来也很有学术价值的《中国文学史稿》。这部教材底稿“文革”中遗失,幸亏他的两个学生珍藏了当年教材的油印本,这部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著作才得以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版。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想见当年作为青年教师的冯其庸教学是何等认真,又是何等勤奋了。冯其庸《瓜饭楼丛稿》出版座谈会《瓜饭楼丛稿》35卷文献研究,多视角观点新

冯其庸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视角的。他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一文中,阐述了作家出身和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既要“知人论世”,又要注重对作品的分析,这样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通过《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文,他阐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问题;而在《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又论证了“作家艺术风格的既多样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愈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才能也一定愈丰富多彩。思想、个性和艺术兴趣,是作家、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他的创作中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来”的观点;像《试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一文,则又从古典文学的创作手法,说到了对时下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

还有一些鉴赏性的文章,如《司马迁的人物特写》《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练”的技巧》《叙事·议论·抒情—读〈张中丞传后叙〉》《意在言外—读〈醉翁亭记〉》等文,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他不凡的文学鉴赏能力。

对任何问题,冯其庸都能独立思考,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通过大量文献,辨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实际上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进而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北宋前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词风。文中深入分析了这两种词风在思想内容、表达情感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遭遇和美学观点等等的不同决定的。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的高度赞誉。再如《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文,阐释了陶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乃是针对当时很有影响的两汉经学繁琐训诂之风而言,表达了对这种繁琐考证之风的厌弃,并非马马虎虎之意。

可想而知,冯其庸当时三十刚过,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若没有多年来的艰辛付出、孜孜苦学,是不可能做到的。文史印证,发现大型文化遗址

冯其庸的文史研究,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格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出土文物和地面文化遗存的考察。他认为,实践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书面文献与出土文物及地面文化遗存两者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他在文献研究的同时,格外注重实地调查。他认为,实地调查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他说:“在文史研究中,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许多新的思想、新的发现,是来自实地调查。”他把游历称作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书”,认为,不断地行走,不断地探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真相,不仅与著书立说一样重要,甚至还是一切论述的基础。

1964年秋到1965年暑假前,他在陕西长安县参加“四清”,一到节假日,他就抓紧时间四处考察“游学”,尤其是对他读过的书中提及之地,他更是兴趣盎然,因为这既能领略文化,感受历史,又能求得同原来所读的书本知识相互印证。

这期间,他攀登过唐人反复吟咏过的终南山,参观了王曲的杜甫祠堂,访查了神禾塬上的香积寺遗址,拜谒了埋葬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灵骨的塔,调查了秦代的阿房宫遗址、汉代的未央宫遗址、唐史唐诗中提到的兴庆宫和花萼楼,参谒了周至县的草堂寺,领略了大诗人王维居处的辋川风物,登上了华山顶峰,观览了玉女峰、落雁峰、松桧峰、莲花峰、仙掌峰等,观赏风物,感受历史,一次次走进了大诗人的精神世界。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冯其庸等在陕西长安县王曲公社北堡寨、南堡寨发现的部分新石器时代陶片、陶器和石器

在王曲的实地调查中,他和另外一位老师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遗址,在那里发现很多陶器碎片,因为他一直思考着“中国文学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特别注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读了很多有关著作,曾先后参观过仰韶、河姆渡、良渚、红山、裴李岗、大河村等新石器文化遗址。所以,当他仔细查看了这些陶片之后,马上断定这些应当是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于是他们又一起到北堡寨、南堡寨、藏驾庄一带勘察,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个灰坑,采集到陶片数百片和近二十件复原后完整的陶器,挖出了多种石器、骨器、蚌器和已经形成化石的鹿角。此后他们又多次到这一带考察和采集,陆续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和一座大型周代墓群。他把这些发现一一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陕西博物馆,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也得到了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大力肯定。1981年,他根据当年的材料,写成了在考古学界看来都“非常内行”的考古调查报告《陕西长安县王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一文。冯其庸在长安县马河滩大队参加“四清”工作时留影干校三年,尽读“天地间大书”

1966年6月初,他奉命拟写了北京市新市委成立后的第一篇社论《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文稿。但到6月中旬,政治形势大变,他竟被打成中宣部“阎王殿”中的黑线人物、“三家村”中的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批斗对象。一直到1970年3月以前,都是在批斗和红卫兵监管下的劳动中度过的。到了1970年3月,他和人民大学的老师们被发遣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思想改造。

干校的三年,也是他大游历的三年。但他的游历,利用的都是节假日或者探亲的时间。因为这里没有书读,也没人敢读,他怕大好时光被白白浪费了,所以正常的劳动和政治学习之外,他把游历当做另一种学习和另一种研究,当成了读“天地间的大书”。

干校的第一年,1970年9月,他利用探亲假期,游览了杭州的灵隐寺、西湖、虎跑泉、六和塔和石屋、水乐、烟霞三洞等古代名胜;重游了无锡太湖、惠山等阔别了八九年的家乡山水;登泰山,考察石刻石碑;游大明湖、趵突泉;上黄山,饱览奇峰美景。

干校的第二年1月,利用过年假,他除夕即启程游览。赴桂林,去阳朔,欣赏漓江两岸美景;冒雨上七星岩和芦笛岩,记录崖壁上的题记和诗句;到长沙,参观船山学社、清水塘毛主席湖南区委旧址、第一师范;上岳麓山,赏爱晚亭,至麓山寺,访查李北海所书碑文;谒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5月至10月间,又利用大休日或者探亲假,在江西、浙江、河南、江苏,先后游历了严子陵钓台、乌龙山、七里泷、灵隐寺、庐山仙人洞、花径、牯岭、含鄱口、白龙潭、乌龙潭、三宝树、琵琶亭遗址、烟水亭、龙门、潜溪寺、奉先寺、白居易墓、甘露寺、瘗鹤铭残碑、定慧寺、彭玉麟梅花刻石、会稽山禹陵、秋瑾故居、东湖、越王台、鹅池亭、青藤书屋遗址、陶村的渊明醉石、米芾等人书法题刻、黄岩瀑、龙潭、香炉峰、李璟读书处、万松寺、观音桥、栖贤寺、白鹿洞、海会寺、周瑜点将台、周敦颐爱莲池、石钟山、徐孺子墓等等名胜古迹。

当时的交通条件还比较差,为了游历,坐硬板车、住小旅店,租茅草屋甚至在柴垛过夜,他都经历了。通过游历,他越来越感觉到“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如果仅有书本知识,而缺少“行万里路”这一课,其知识结构就会有缺陷,绝成不了大家。

这样的环境下,他不能读书本的书,却饱览了天地间这本大书。不但没有光阴虚掷,还为他成为“大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出任国学院院长,为复兴国学做出贡献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校长力邀冯其庸出任国学院首届院长。冯其庸推辞不过,同意暂任两年,以便过渡。出任院长后,他全力投入工作,除了及时吸引资金,提振了国学威望之外,还结合古代书院和无锡国专办学传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加强师生互动,确立新型师生关系,实行导师制;亲自延聘校外专家学者,成立专家委员会;学生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注重实地考察,养成良好学风;举办“国学论坛”,不定期地邀请一流学者来校讲学,让学生领略大师学问,提升人生追求。这些做法,现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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