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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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文集·以史为鉴(套装共6册)试读：
前言
清王朝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上层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统治机构，是中国悠久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它统治了辽阔广大的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当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清朝统治者入关，窃夺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果实，建立起对全国统治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在广阔的版图内，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随之，由于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封建统治发生了危机，十八世纪末，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清朝统治，由盛转衰。这时，西欧国家早已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外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封建的中国成了它们重要的掠夺对象。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武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表现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直至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发生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专制帝制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历史的长河，激流澎湃、汹涌向前。这二百六十八年不仅仅是爱新觉罗王朝崛起、兴盛、衰落、灭亡的历史，而首先是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史、创造史、斗争史。在这段漫长、崎岖的历史程途上，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挫折，提出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战斗。人民群众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遗产。这二百六十八年间，出现了多少激昂慷慨、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产生了多少坚强、勇敢、勤劳、智慧的优秀人物，创造了多少光辉灿烂的经济、文化成果，遗留下多少生动丰富的经验教训。它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是中国人艰苦战斗、暗中摸索、穿过迷雾，通向未来胜利的阶梯。清代历史离我们的时间很近，和现实斗争的关系极为密切，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本书的范围从满族的先世和满族的兴起开始，叙述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为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种比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内容上，本书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著作相衔接。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集体编写，戴逸主编，马汝珩协助编辑。本书第一册的第一章由李鸿彬编写，第二章由林铁钧编写，第三章由杜文凯编写，第四章由张晋藩编写，第五章由马汝珩、张晋藩、马金科编写，第六章和第七章由李华编写。本书第二册起初由马欣、马汝珩、马金科、李华、张晋藩、胡明扬、秦宝琦等人起草了部分稿件，后因全书结构更改和人事变动，又重新组织了编写。现在的稿件，第八章由罗明、王思治、林铁钧编写，第十章由马汝珩编写，第十二章由吕英凡、王道成、陈亚兰编写，第十三章由李华编写，第十四章由林铁钧、马汝珩编写，第十五章由王俊义编写，戴逸编写了其他各章并统一修改了全书。插图是由李华、李鸿彬收集的。在收集插图时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谨在此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书中一定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第一册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与中国一、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形势和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
当十七世纪前期，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世界和中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和动荡之中。
这时，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最领先的国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由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全部社会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革命。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最后必然要冲破封建旧制度的桎梏。革命以后，英国国内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秩序。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推动着欧洲和北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伟大农民革命。这场革命在性质上、作用上以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上不同于英国的革命。它是一场单纯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周期性危机的新爆发。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但是，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根本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封建制度在改变了某些环节和某些形式之后仍被保留下来。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只有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后，才能给封建旧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封建主义必将被资本主义所代替，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中国历史并没有离开这一发展趋势。当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上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力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但十七世纪前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离资本主义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十分强固，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掠夺了农民的大部分生产物，农民无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农业劳动之外，全家男女老幼辛勤地从事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才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业和小手工业到处强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强大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
第二，由于新的经济力量发展不充分，相应地新的政治力量也发展不充分。当时，少数城镇中虽然有了许多手工业工人和一些经营工商致富的人，也发生了一些暴动和斗争，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上还没有产生出像西欧市民等级那样足以和地主阶级对抗的强大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机构庞大，组织完备，广泛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强大、有效的镇压手段。它顽固地阻挠一切新事物的成长，拼命维护旧基础。
第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广大的腹地，经济、文化就比较落后，还有偏僻地区和边疆地区则仍然停留在封建初期阶段或奴隶制阶段，甚至原始社会阶段。在西欧，许多独立的国家同时并存，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跨入资本主义，此后两百年左右，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彼此的影响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可是，在像中国这样由一个政府统治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封建大国内，一小块经济最领先的地区被周围大片的后进地区所包围，不可能单独地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首先进入资本主义。
第五，十七世纪前期，作为官方哲学的典型的封建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已走过了全盛时期，但还远远没有衰竭死亡。在封建政权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它仍然是中国社会前进的重大绊脚石。
由此可见，中国要发展到资本主义，还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难曲折，还需要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清代前期的二百年，中国历史还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就总体而言，十七世纪前期的中国，已经落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的后面。
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西欧的历史面貌在迅速改变，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凌厉的态势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旧关系、旧思想，生产工具在迅速改进，交通发展了，科学技术很快地进步，生产力一日千里地蓬勃增长。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掠夺是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的原则，它必须吮吸本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才能够养肥自己，一部资产阶级发家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殖民主义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1]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疯狂的殖民掠夺，为推销工业品和取得原料找到了市场，带来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巨额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刺激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加强了它进行殖民扩张的力量。从此，亚非拉广大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逐步地沦为欧洲资产阶级殖民奴役的对象。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的海洋航线的开辟，它们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武装船队走遍了世界各地。首先遭到殖民侵略的是非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从事奴隶贸易和黄金掠夺，西班牙人则在中美洲、南美洲灭绝人性地残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和印加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亚洲的许多地方也开始遭到殖民主义逆流的侵袭。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葡萄牙侵占印度果阿；次年（一五一一年，明正德六年）侵占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接着，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城堡。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第一次闯到中国广州，强求通商。此时，西班牙也侵入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其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荷兰排挤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势力，控制了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也先后渗入印度和东南亚。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在全世界和远东到处都进行着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
殖民主义的逆浪在全世界翻滚咆哮，古老的中国和许多被压迫国家、被压迫人民一起，被卷进旋涡，成为欧洲强盗们侵略的对象。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反对早期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息息相关、呼吸相通的，它们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影响。在客观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前期，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分别从东南沿海和北部边疆伸进了中国，一方面葡、西、荷、英、法从海洋爬上中国的领土。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窃据我国的澳门，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荷兰侵占我国的澎湖和附近岛屿，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又占领台湾，修建了赤嵌城和台湾城，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侵占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另一方面，当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的沙皇俄国也老早加入了殖民国家的行列，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哥萨克的铁蹄越过了辽阔而寒冷的西伯利亚，蹂躏了许多弱小而无防御力量的民族，窜到中国的边境。十七世纪初，它来到了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部落，诱骗和胁迫他们臣服俄国。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沙俄匪帮第一次窜犯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强占中国的土地，逼迫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称臣纳贡。这些殖民强盗在中国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掳掠人口，贩卖奴隶，勒索贡税，抢劫金银毛皮。例如荷兰占领台湾后，每年向当地中国人勒索地租和人头税，掠夺鹿皮、蔗糖等土特产，并公然在海上剽劫商旅，经常派“大舟巨炮截我船于交州、吕宋之间者，[2]殆无虚岁，丝棉货物，悉为彼有”。它还在中国沿海一带掳掠居民，转卖到南洋和欧洲充当奴隶，一六二二年，荷兰殖民者一次就掠走了一千四百多名中国人，运到南洋等地作为奴隶卖掉了。又如俄国侵略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一次就杀死不肯屈服的中国达斡尔族人民六百六十一人，俘虏妇女、儿童三百六十一人，抢劫了大批牲畜和贵重的貂皮，另一批俄国强盗甚至在一个冬天灭绝人性地吃掉了五十个中国人。
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占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地，被当地人民和明军击败退走；一六二二年，荷兰侵占澎湖诸岛，不久也被明军所驱逐；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强盗抢占我国黑龙江流域，被当地中国少数民族和清军打得狼狈逃窜，不得不撤离黑龙江；被荷兰强占的台湾，在郑成功率领的军队的英勇反攻下，返回了祖国的怀抱。
当亚非拉广大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屡次粉碎早期殖民强盗攘夺中国领土的阴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住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地理上离开西方殖民国家很遥远，无论是从海路绕越非洲好望角，或者从陆路越过西伯利亚，中间山海阻隔，路途艰险，旅程往往要经年累月。早期殖民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地远征中国的实力，而且，它在一路上要碰到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抵抗，必须逐步地推进，先对付这些国家和民族，摧毁它们的反抗，在通向中国的遥远路程上建立一系列的前进据点，才能够在远东和中国加强其侵略势力。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百年内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是和亚洲、非洲各地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传统和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在殖民国家到来之前，中国早就是个统一的、组织程度很高、防御力量强大的国家，因此，早期殖民主义在中国遭到了有力的抗拒。在殖民强盗到处横行的时候，中国仍长时间地岿然屹立在东方，阻遏着殖民主义的逆流。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也有效地支援了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
但是，十七世纪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之间的冲突斗争和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侵略的一方即将发展到资本主义，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空前的速度飞速增长；被侵略的一方是封建的中国，它缠绕在陈旧关系的层层网络中，发展缓慢，步伐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中国方面的防御优势正在丧失。历史的巨变常常从细微而未被人们觉察之处开始，斗争态势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会显示出它清晰的轮廓，表现出它深远的影响。当十七世纪前期，谁能判断从东南海上和东北边境“偶然地”闯来的不速之客将会发展成为蹂躏践踏全中国的巨大侵略力量呢？又有谁衡量了中国与西方已经出现的差距而感到迫切需要急起直追呢？人们的眼光和头脑往往局限于当前的情势、细小的个别事件，陶醉于暂时的安全，但是，历史却悄悄地而又无情地按照客观的规律前进。人们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发展得迟缓，谁必定要受欺挨打！
当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接触，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速度的竞赛开始了。可是，中国却正经历了明王朝的盛世而转向衰落，明朝政府面临着国内两个最重大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农民战争，一个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力量衰落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国内民族斗争，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它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演变为特殊的政治斗争的形势，造成了清王朝兴起、强大并得以统治全中国的历史条件。二、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
十七世纪前期，明王朝已经过了二百数十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地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了兴旺的阶段，到达了日薄西山的黄昏。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贪得无[3]厌地追求财富，剥削农民，兼并土地，“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贫富的急剧分化。明朝皇帝是最贪婪的头号大地主，强占民地，建立“皇庄”并赐给皇子、勋戚，称为“王府庄田”。明代受封建藩的亲王就有五十个，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地。他们除了在京师附近有养赡田和香火地外，在各自藩府地区又有大片庄田，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神宗的儿子福王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就拥有庄田两万多顷。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竟达五十万顷之多。
除上述“庄田”之外，地主官僚也疯狂侵夺土地。他们通过霸占、夺买和投献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将许多民田占为己有。万历时，江南地区就有占地七万亩的地主，陕西也有占地万亩的豪绅。天启朝的礼部尚书董其昌就夺买民田万顷。至于一般官僚、地主也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
由于皇室、勋戚及地主官僚大肆侵夺民地，到万历年间，土地占有情况已经非常集中，天启、崇祯两朝更有过之。从黄河两岸到长江[4]流域的广大地区，有的省“半入藩府”，有的州县“尽入绅衿富豪[5]之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大量土地，一般都不直接经营，而是把土地零散地分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封建地租。这种地租剥削是十分苛重的。正像毛主席说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6]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7]许多贵族官僚、土豪劣绅，倚仗权势，“租之多寡，胥悬其口”，想收多少，就要多少。更荒唐的是天启年间，熹宗想赐给惠、桂二王三万多亩土地，但是已无地可授，于是把赐田应征收的地租分摊到各州县，称为“无地之租”。当时福王每年榨取地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潞王每年搜刮地租也多达四万余两，使得“河南、山东，搜括已尽”[8]，其他地区都有类似情况，所以封建地租成为压在劳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农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地租外，还要向明朝政府缴纳繁苛的赋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加派之外，还有预征。确实是“旧征未完，新[9]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10]其数”。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以发动对后金作战为由，开始征收“辽饷”，先是亩征银二厘，不久增加到九厘，每年勒索银九百万两。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征收“剿饷”，每年索取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再征收“练饷”，每年敲诈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项[11]征银高达二千万两。此外还增加关税、盐税、杂项等，每年榨取银二百三十九万两。田多地广的地主、官僚，有免纳赋税的“优免”[12]特权。他们“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把一切负担[13]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这是明末统治阶级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真实写照。
明末以来，政治极端腐败，万历皇帝“二十余年深宫静摄，付万[14]事于不理”，却用八百万两的巨款，修建自己的陵墓。而主管中央政府日常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也“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15]动多错差，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皇上业静摄深宫，辅臣复偃[16]卧私室。”因而，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17]得通”。例如户部“停阁已久……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礼部“亦以部堂无[18]官，遂至停滞”。从上到下是五官犹存，运动皆滞，如同一部生锈的机器，无法开动运转。而许多官吏则忙于争权夺利的“党争”，当时“门户遂立，藩篱既树，衅隙弥开，始而气味，继而参商，又继而水火矣。始而旁观，继而佐斗，又继而操戈矣。株连蔓引，枝节横
[19]生”。明朝灭亡前的几十年内，朋党丛生，明争暗斗，接连地掀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的政治风潮。官场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连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20]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段话多少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形。
残酷的压榨，使农民失去了抗灾的能力。从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到一六三九年，这二十年间，水、旱、蝗、雹等灾连年不断，遍及全国。特别是陕西、河南、山东遭灾最重。如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21]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又如河南，自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起，接连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而食者”[22]。崇祯末年，山东、河南等地又遭虫灾，“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23]。这种饥馑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地主和官僚极端残酷的剥削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破产失业，流散四方，卖妻鬻子，不得一饱。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痛恨那些吃人的豺狼，胸中怀着无限的悲愤，郁积着炽烈的怒火。他们只有起来造反，用自己的双手砸烂套在身上的枷锁，摧毁明王朝的统治殿堂，在火热的斗争中寻找一条活路。经过长期积累而变得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推动着千百万群众起来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明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三月，陕西澄城县一带以王二为首的农民，最先举起义旗，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已有上百支起义军，各自为战，分合不定，流动转战各地。农民军在战斗实践中意识到各自为战，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于是逐渐团结在闯王高迎祥的周围，转战湖广、四川、陕西、河南等地，连续打败了明朝军队，义军力量迅速壮大。一六三四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一举攻占河南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荥阳，声势大振。明朝统治者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增兵调将，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中原地区。在明军压境的形势下，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一月，高迎祥召集各路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将领在荥阳集会，讨论如何粉碎明王朝反革命围剿的对策。闯将李自成沉着果敢地指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24]也。”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原则，把各家起义军集中起来，分几路出击。“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战争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是农民军走向有计划联合作战的一个新起点。“荥阳大会”以后，高迎祥、张献忠诸部的东路军迅速挺进淮河一带，攻下凤阳，粉碎了明王朝的反革命围剿。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高迎祥不幸被俘就义，众推李自成为闯王。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不久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占襄阳，镇压了襄王朱翊铭。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农民军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大主力，各自拥有几十万大军。并且针对明末社会的矛盾，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25][26]粮”、“三年免征，一民不杀”，“霸占土地，查还小民”，以[27]及“平买平卖”等政策。这些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动员、团结了广大人民，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攻占襄阳，第二年（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三月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被推为“新顺王”，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民革命政权。不久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西安，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扩大了在襄京的政权组织。一六四三年五月，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也在武昌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次年（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入四川，占领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两个农民革命政权的矛头所向，直接对准明王朝。一六四四年二月，李自成发布讨伐崇祯的檄文，率领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援。起义军长驱直[28]入，所向披靡，“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三月十七日就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自杀，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的最后覆灭。
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吴三桂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他们退守山海关，竭力拼凑反动武装，待机反扑。敌人在霍霍磨刀，农民军却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就在这个时候，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早有入主中原打算的满族贵族，得知农民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后，立即驱军南下，联合吴三桂残余势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李自成的农民军对胜利后的客观形势缺乏科学分析，面对着这支突如其来的强大敌对势力，事先既无思想准备，临战又无正确对策，一战而败，节节退却。整个政治形势朝着不利于农民军的方向发展。于是，在东北积蓄力量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满族贵族，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胜利中浩浩荡荡地进入关内各地，开始和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王朝激烈地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天启二年十月。[3]刘同升：《限田均民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卷六一。[4]陈继儒：《笔记》卷二。[5]《南安县志》，《艺文志》卷十七。[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8]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四十。[9]郑廉：《豫变纪略》卷一。[10]夏燮：《明通鉴》卷八二，三一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11]参见《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一九〇四页，北京，中华书局。[12]《复社纪略》卷二。[1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李岩作劝赈歌》。[14]《神庙奏疏》，《吏部》卷二，杨鹤：《圣躬静摄多年疏》。[15]《神庙奏疏》，《吏部》卷六，唐世济：《阁臣尸位疏》。[16]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三五，薛敷政：《辽杀败坏难支疏》。[17]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18]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19]《明记辑略》卷十一。[2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2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22]郑廉：《豫变纪略》卷一。[2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24]《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七九五三页。[2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屠黄陂》。[26]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张献忠下常德布告》。[2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月十三日自成西奔》。[28]李逊之：《崇祯朝记事》卷四。第二节 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一、满族的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1]的国家。”满族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里勤劳勇敢的一个成员。满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以勤劳的双手，披荆斩棘，对开发祖国边疆、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的先世在遥远的古代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据最新的考古消息：在黑龙江右岸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民公社境内，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多年，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件，类型和加工技术[2]与华北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外兴安岭，西自黑龙江上游和嫩江两岸，东至海滨和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内，发现了大量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研磨得比较精致的新石器和其他器物，其形制和中原地区，特别是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很相似。例如：作为龙山文化特征的半月形石刀和黑灰陶，在[3]东北各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某些陶器可说是古代黄河流域同类器皿的仿制品，其表面纹饰是用划或压以及划、压结合的技巧绘制的，[4]制作技术与纹饰种类是中原地区常见和流行的。又如，乌苏里江出[5]土的玉璧、玉珠，和黄河流域出土的同式玉器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在遥远的古代，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满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公元前一千[6]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后，前来祝贺，“贡楛矢石砮”。此后，肃慎曾多次遣使入贡，周王皆以厚礼相待，并把肃慎进献的箭，分给异姓诸侯，可见当时肃慎人已经和西周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西[7]周、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汉代，肃慎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挹娄更名勿吉。隋朝，勿吉又叫靺鞨。自汉至隋前后经过七八百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尽管中原王朝时常更迭，肃慎也三次易名，但是满族的先世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遣使入贡，史不绝书，甚至一年进贡两[8][9]三次，贡者一次多达五百余人。“白山黑水”出产“赤玉好貂”，是入贡和交易的珍品，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由于他们同中原地区来往频繁，不断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从而对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唐朝，满族先世靺鞨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新的时期。早先，靺鞨内部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七部，[10]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它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东至海滨，北至鄂霍次克海。七二二年（唐开元十年），唐朝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附近，设置勃利州，任命当地靺鞨首领倪属[11]利稽为勃利州刺史。七二五年（唐开元十三年），又在黑水靺鞨地[12]区设置黑水军。七二六年（唐开元十四年）又设立黑水都督府，命靺鞨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职，并由唐朝中央政府派人前去担任“长史”，直接参与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八世纪初，中国唐朝政府已在黑龙江流域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行使主权，该地成为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靺鞨的粟末部位于其他六部的西南，分布在松花江、辉发河一带，该部首领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他死后由其子大祚荣统领部众，兼并周围各部。六九八年（武周圣历元年），大祚荣自建震[13]国，称震国王。七〇五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14]岌前去招慰，大祚荣也“遣子入侍”。七一三年（唐开元元年），唐朝在粟末辖区设置忽汗州，特派鸿胪卿崔忻前往，授大祚荣为忽汗[15]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于是大祚荣“去靺[16]鞨号，专称渤海”，这是满族先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此，渤海经常派王子或特使入贡述职，唐朝政府也不断派人前往渤海，了解地方情况，册封其国王或官吏，交往十分频繁。渤海共存二百二十九年，传十五王，唐朝派往渤海的正式敕使前后共有[17][18]十九次，渤海向唐朝贡更多达一百三十二次。
渤海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极为密切。通过纳贡和贸易，渤海的土特产貂皮、人参、鹰、马等运往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绢、帛、金银器皿也大量输往渤海。唐朝在青州（山东省益都县）设立了“渤[19]海馆”，专管与渤海的贸易。在文化上，渤海派遣了许多学者和留[20]学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他们抄回去很多汉文书籍，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渤海的官制和府州设[21]置都模仿唐朝的制度，渤海通行的文字，“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由此可见，在政治上，渤海是臣属于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正像唐朝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中咏颂的，“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园，[22]佳句在中华”，这首充满激情的诗句，反映渤海和唐朝，满族先世同汉族人民早就是一家人了。
烜赫一时的唐王朝，在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毁灭了，各地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于是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战火纷飞的混乱时期。居住在东北的契丹族开始兴起，其领袖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向四周扩展。五代时，靺鞨改称女真，渤海势力日渐衰落，经过数十年的战斗，契丹灭渤海。阿保机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以其子图欲为国王，每年索取“贡布十五万端，马[23][24]千匹”，遭到渤海遗民的反对，于是“诸部多叛”。契丹统治者索性把大批渤海遗民迁移到临潢（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东平（辽宁省辽阳），还有一部分人逃往朝鲜，留下的人极少。这次强迫迁徙的结果，造成满族先世靺鞨人经过二百多年辛勤创造的渤海文化，受到毁灭性的大破坏，渤海故地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原居北面的黑水靺鞨部，有些部众开始南迁，到渤海故地重新经营开发。[25]
九四七年（辽大同元年），契丹建元大辽，辽对东北的女真管理十分重视，把女真分为两部分，开原以南，称为“熟女真”，开原以北，称为“生女真”。“熟女真”在辽东和内蒙古地区，隶属辽朝南枢密院下属的东京道管辖，设置州县，编民入籍，这部分女真人很快被融合了。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生女真”，隶属辽朝北枢密院所属的东北路统军司、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汤河兵马司管理，各部经常向辽纳贡，进献马匹、貂皮、东珠、沙金、人参等名贵土产。
辽代，女真人不断起来反抗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到了十二世纪初，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原属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在杰出领袖阿骨打的领导下，逐渐团结和统一了女真一些部落，其势日盛。一一一四年（辽天庆四年），阿骨打兴兵伐辽，辽兵大败，阿骨打获得全胜。一一一五年（金收国元年）一月，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县），这是满族先世继渤海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经过十年战争，在一一二五年（金天会三年）灭辽，同年兴兵南下，一一二七年（金天会五年）灭北宋。一一四一年（金皇统元年）迫使南宋订立“绍兴和议”，以淮河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为了对付南宋和西夏，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中原地区，一一五三年（金贞元元年），从上京迁都到燕京（北京）。为了加强和巩固新占领的华北地区的统治，便于学习汉制，自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和各级官制都进行改革。随之有一批女真人迁入关内，同汉族杂居，借以监督和控制汉族人民，但是他们学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不久就和汉族融合了。
虽然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了，但是金对留居东北的女真人没有放松管理。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以东，分别设置了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26]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一九七五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27]了蒲与路治所在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金的北部边疆火鲁火疃谋克在此以北三千余里，当在外兴安岭一带。近人在黑龙江流域，特林地区与伯力附近，还发现许多金人的遗物，有铁器、古[28]钱、石碑、座石以及装饰品等。一九七三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29]“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又发现一枚“胡里改路之印”，金代胡里改路的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管辖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广大地区。这是金朝政府授给绥芬河地区一个百户[30]的官印。又如《满洲金石志补遗》收录的“合懒乌主猛安印”模，这是金朝政府发给合懒路下属的一名千夫长的印信。以上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些地区是金的行政管辖区。金代“胡里改路之印”及印文
金对自己故乡所在的东北地区积极进行了开发经营，自辽以来大批的女真人被迫迁往内蒙古和辽阳一带，开原以北人口稀少。金初，“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并“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上京）”，同时还把大批降人迁到“浑河路”[31]（辽宁东部）、“岭东”（吉林中部）等地，因此这个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上京、东京两路有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三户，仅上京会宁府[32]就有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户。
十二世纪，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兴起。一二〇六年（金泰和六年）铁木真被蒙古各部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从此，蒙古族建立了封建国家，不断向四周扩展，一二一三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兵[33]分三路进攻金，“是岁，河北郡县尽拔”，第二年（一二一四年，金贞祐二年）金被迫迁都汴京（河南省开封市），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皆为蒙古占领。此时，金咸平招讨使蒲鲜万奴在成平（辽宁省开原县）自立，建立东夏国，年号天泰。一二一八年（金兴定二年）蒲鲜万奴东迁，建都南京（吉林省延吉市），统辖南京、开元、率宾三路，直到一二三三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兵攻占南京，蒲鲜万奴被俘，东夏国灭亡，至此整个东北地区都置于蒙古统治之下。
蒙古在一二二七年（金正大四年）灭西夏，一二三四年（金天兴三年）灭金，一二七九年（元至元十六年）又灭南宋，从此，结束了从五代以后宋辽夏金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出现了统一的元王朝。
元继金统治东北的女真族，在这里设立辽阳行中书省管辖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合兰府水达达七路。开元和合兰府水达达路专管女真地面事务，合兰府水达达路下设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万户府。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印面为八思巴文（元代蒙文），“达鲁花赤”是元代官员的名称，这方官印说明元朝政府对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行有效管辖。元朝还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特设东征元帅府，管理特林地区和库页岛。元朝对女真采取“设[34]官牧民，随俗而治”的办法，征调女真从军，“不出征者，令隶民[35][36]籍输赋”，当时缴纳赋税“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一般征收貂皮、海东青等土产品。元朝政府为了开发女真地区，加强和内地的联系，积极开辟驿站，据统计辽阳行省有驿站一百二十多处，为了鼓励女真人开荒屯田，政府还发放“牛畜、田器”，从而促进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及印文二、明王朝对女真的管辖及女真各部的发展
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明朝灭元，但盘踞东北的“故元遗兵”仍有相当实力，对于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是个很大威胁。明太祖朱元璋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37]民帅众归附”；另一方面派明军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献辽东图籍投降，于是一三七一年（明洪武四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一三七五年（明洪武八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
[38]盟。朱元璋为了继续向北推进，完全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加强对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治，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其中燕王封于北平、辽王封于广宁、宁王封于喀喇沁、韩王封于开原，目的是[39]“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在金山（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剌张、也速之等元朝残余[40]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一三八七年（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元朝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明继元统治女真地区，采取一系列积极经营开发的措施，使得明王朝与满族先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已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期，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北方，除征抚蒙古外，更加强了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41]况，亲自找女真人讯问地方风俗人情。一四〇三年（明永乐元[42]年），永乐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一四〇四年（明永乐二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43]安抚建州女真。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永[44]乐初，相率来归”。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官员忽剌冬奴等人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45]挥佥事。一四一一年（明永乐九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46]儿干都司”，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地区，“东濒海，[47]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以卫所而言，则东起库页岛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48]卫，北达外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下属三百七十个卫，二十个所。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一四一三年（明永乐十一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有石碑《敕修永宁寺记》，以及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有《重建永宁寺记》的石碑。这两块石碑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49]奉敕抚安忽（剌）温野人”，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50]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明奴儿干都司辖区“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所谓“抚[51][52]绥属部”，“看守地方”。“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53]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的政策，他们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如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增加赏赐等，必须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毛怜卫指[54][55]挥使司之印”、“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56][57][58]司印”、“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塔山左卫之印”，以上的“印信”是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最好物证。明奴儿干都司所属“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印文
根据明王朝的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要“以时朝贡”，“朝贡”包含政治和经济双重内容。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59]“贡到方物，例不给价”，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和海[60]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随着卫所不断增设，入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仅一五三六年（明嘉靖[61]十五年）来京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卫所朝贡人员到达北[62]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女真贡使“俱于北馆安顿”。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鼠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63]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他们所带来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政府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明朝政府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64]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一四〇六年（明永乐四年）明廷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65]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此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66]。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又陆续增设一些马市，一四六四年[67]（明天顺八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成化时在古城堡南为海西女真开设马市一处。一五二三年（明嘉靖二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在清河、叆阳、宽甸三处开设马市，不久又开设义州木市。
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为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之间换取“食用之物”，称为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换的商品来自女真的有马匹、貂皮、人参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主持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一四一七年（明永乐十五年）改完“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68]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而且，对于女真[69]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以抚赏，以资奖励。明万历十二年三月，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档案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到了万历年间，马市增设四五处，交易有了显著发展和变化。辽宁档案馆[70]保存的一些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档案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只有五天，到万[71]历时几乎成了日市，每月开市不受限制了；同时明朝政府对马市[72]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增加几倍；此外，女真各部前来马市交易的次数和人数都比过去多了，每次入市少则数十人，多达数千人，如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73]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建州女真的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74]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最后，明朝输往女真地区的货物中，主要是耕牛和铁制生产工具，这和以往输入大批生活用品不同了，根据《抽分清册》一〇七号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75]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因为这些明代马市档案都是残档，反映的情况不全面，数字也不准确，但是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马市的特点和变化，明朝与女真地区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再加上明朝政府不断派明军到奴儿干都司治所一带驻防、驻军定期换防、经常从辽东等地运送大批给养。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元代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或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内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76]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和交通运输，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就在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设立了满泾等四十五[77]站。一四二〇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朝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78]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来往。
满族的祖先，在那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论历代王朝如何更迭，也不论哪个民族的贵族掌握中央王朝的统治权，他们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亲人。注释[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22页。[2]参见《人民日报》，1978-01-24，第四版。[3]参见《考古》，1960（1、4、7）；《文物》，1973（8）。[4]参见《考古》，1960（4）、1974（2）。[5]参见黑龙江省博物馆：《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6]《四部丛刊》本，《国语》二，一四页。“楛矢石砮”是用楛术为杆，以青石为镞的箭。[7]《左传》卷二十二（三），七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8]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一一三九二页，北京，中华书局。[9]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九四，《勿吉》，三一二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11]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七八页，北京，中华书局。[12]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九页。[13]参见［日］《类聚国史》一九三，“文武天皇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日文武天皇二年，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256页。[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15]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五三六〇页。崔忻完成使命回京时途经旅顺，在黄金山下的井栏上刻石留念，写道“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见北京图书馆藏《唐册封渤海井栏石刻》拓片）。这个奉使遗迹是唐朝政府此次册封的历史见证。[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17]八三三年（唐大和七年）秋天，唐文宗派幽州卢龙节度副使张建章等人赴忽汗州，当时陆路为契丹所阻，他们便“方舟而东”，经辽东半岛北上，第二年秋天到达忽汗州，渤海王彝震得知张建章“赍书来聘”，以“重礼留之”，于是“岁换而返”，临行时“王大会以丰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饯之”，八三五年（唐大和九年）秋天回到内地。张建章回来后，把沿途特别是在渤海期间耳闻目睹的情况报告朝廷，并撰写《渤海国记》三卷，“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张建章墓志铭》，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一五〇八页）。[18]参见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19]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一一四〇五页。[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二页。[2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又，近年在吉林省敦化县出土《渤海贞公主墓碑》，贞公主是渤海王大钦茂的二女儿。碑文用汉字书写，文体也是唐朝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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