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丽莎·埃尔德里奇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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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妆传奇（一部源远流长、活色生香的文化史，带你梳理彩妆的过去，展望彩妆的未来！）试读：
引 言
人类自冰河时期起就开始使用颜料和油脂来改变皮肤的外观了，这是化妆艺术的开端。
人类化妆的历史已逾千年，然而时至 21 世纪，“为何化妆”和“如何化妆”的概念早已被颠覆。如今，我们“对镜贴花黄”时，完全可以在数百种彩妆时尚和风格中任意选择，在色彩各异、价格亲民（其中不乏贵妇级产品）的产品中随心挑选，同时不用担心遭受责难，不过这些都是当代人才有的待遇。然而，想要真正了解化妆是如何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少不了要回顾并探索人类与化妆品之间的关系演进，探寻对美的追求成就了如今价值数十亿的相关产业的非凡旅程。
自孩童时期起，化妆品就令我着迷。起初，比起化妆的欲望，化妆品的色彩、气味、历史感和它们本身更令我倾心。家族友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一本舞台化妆书籍，让 13 岁的我立志要成为化妆师。从那时起，研究彩妆历史、追踪当今彩妆时尚、探寻未来彩妆潮流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开始收藏化妆品类古玩，比如粉饼盒和 20 世纪 90 年代生产的复古胭脂。伦敦的波托贝洛集市（Portobello Market）见证了我化妆品古董收藏的首次斩获，那时，内心迸发的兴奋让我毕生难忘。
化妆品流光溢彩。
大自然为古代人的化妆包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原料。
直到现在，我又淘到了几件稀罕宝贝时，依旧兴奋难抑。过去的 20 年中，我为时尚杂志、广告宣传和时装秀上的模特儿和名流打造妆容。除了通过制作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来教会广大女性如何把我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和了解的彩妆趋势转化成她们脸上的妆容之外，我还曾供职于资生堂（Shiseido）、博姿的 N°7（Boots N°7）等诸多世界知名彩妆品牌，并于近日加入法国兰蔻（Lancôme），我还拥有多年作为创意总监的工作经验。诸多国际品牌的供职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化妆品制造、推广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洞悉全球审美的差异。化妆品制造对我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吸引力（可我在读书时并不擅长化学），我不断学习和了解化妆品未来的技术发展，那种热切程度和我对化妆品历史的迷恋有得一拼。我对化妆品的色彩和化妆品本身的喜爱萌发的情感，随着对化妆品制造过程的了解不断加深，最后通过这本书实现了圆满。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最让我头疼的部分就是内容的取舍。要把那么多趣闻、逸事和引人入胜的研究全部收入，书的厚度可能会翻十倍。所以，我最后不得不选择那些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写进书里，并且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喜欢。就内容的组织结构而言，我选择按照主题划分，而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按照主题划分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更是因为历史上的事件多有重叠、反复，并以互相影响而非总是线性的方式发展。此外，我必须严格把笔墨集中在化妆品上，因为化妆品的历史和香水、护肤品和美发产品的发展密不可分，但是任一主题都过于庞大，我只能在绝对必要的时候粗略谈及。我关于“彩妆缪斯”的描述贯穿全书，她们不仅改变了外界对女性的看法，而且重新定义了女性的形象。她们都是开拓者，是打破常规的勇士，配得上一切带有开拓进取意味的标签，她们也是时下诸多穿搭风尚的灵感来源。
这是一个激情四溢的行业，里面有我认为值得讲述的故事。我的终极梦想是，本书的任何一个读者都能改变对自己化妆包的看法，并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女性的历史。
序 化妆文化史
化妆是人类的本性，就像我们需要食物和睡眠一样。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如今把化妆品定义为一切“通过涂抹、倾倒、喷洒、喷雾、植入或其他方法应用到人体上，以达到清洁、美化、修饰或改变外观目的”的产品。根据该定义，人类自冰河时期起就开始使用颜料和油脂来改变皮肤的外观了，这是化妆艺术的开端，激发了人类的奇思妙想。不过，促使我们化妆的动力是什么呢？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最早在面部和身体上化妆可能是为了避免受到某些物质的侵害、进行伪装或是宗教仪式所需。南非山洞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红赭石（因为含有赤铁矿而呈现微红色的一种颜料），年代预计可追溯到 10 万至 12.5 万年以前。由于出土文物的山洞中没有发现壁画和装饰性工艺品，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赭石是用于身体和面部的化妆品——英国雷丁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教授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称之为“史前化妆品”。除了化妆，颜料也被用来凸显对部落的忠诚和恐吓敌人（古代不列颠人在奔赴战场之前会用菘蓝植物叶子制成的染料把脸涂成蓝色，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摄影：Irving Penn；版权所有：Condé Nast，Vogue，1994 年 11 月
优秀的画家只需要三种颜色：
黑、白和红。——提香（Tiziano）
现代化妆品的发展要归功于古代的颜料和色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装饰性的面部彩妆逐渐与美容、社会地位和保持青春容颜联系在一起，而从 18 世纪开始，化妆与时尚的关系日益紧密。
不论化妆的动力是什么，古代的化妆品色彩鲜艳夺目——色素、颜料、粉末、膏体，种类繁多，不一而足。不比其他方面，单是这色彩中焕发的生气，就丝毫不输现代的化妆盘。化妆品可不是你随意逛逛，一时兴起就能买的，其成分的复杂，制作过程的严谨，是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除了红、绿、黑、黄、蓝、白这几种从古代就开始使用的基本颜料外，人类开始开发并使用化妆品的时间不过几百年。大自然为古代人的化妆包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原料：白垩、氧化锰、碳、天青石、铜矿石、红赭石和黄赭石，几乎装点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和部落，到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老文明。不难看出，化妆的需求就像需要食物和睡眠一样，是人类的本性。在这本书里，我将揭开早期化妆品的面纱，由此探索现代化妆品的起源，展现古代颜料和色素对现代化妆品的诸多贡献。
化妆品的历史繁复庞杂，跨越千年，我们对很多部分只能加以推测和臆想。幸运的是，考古发现和艺术及文学作品中的记录让我们能够逐渐了解化妆的历史：那时化妆品的颜色和流行的色号，化妆品的制作方法，以及最关键的问题——社会如何看待和评价化妆的女性。第一部分古代化妆颜料正在涂唇彩的女人《园舞伎千代肖像》，桥口五叶（Hashiguchi Goyo），1920第 1 章红：彩妆中永不褪色的经典烈焰红唇拥有一种神秘的本领，似乎既秉承了历史和传统的遗韵，又丝毫不失现代和大胆。
胭脂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用途也最多样的化妆单品，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被用来给嘴唇和脸颊上色。虽然在不同时期，时尚和社会对化妆品的认知差异使得历史上胭脂的使用程度不尽相同，但是红色的地位却从未被动摇。当今的胭脂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称，从传统的粉质胭脂到液体胭脂、口红和唇彩，以及各式用于唇部和脸颊的膏状及啫喱状的产品。不过，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化妆包里最受欢迎、地位最为稳固的单品呢？又是什么促使全球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脸上擦上一抹绯红呢？
想要找到答案，或许要从了解红色和它引起的丰富联想开始。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红色的含义略有差异，但它总是和吸引、爱、热情、青春和健康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文化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喜庆，所以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新娘在婚礼上通常身着红色礼服。它在戏剧中也具有象征意义，在中国京剧和日本歌舞伎的脸谱中被大量使用。当然，红色也有其非常不同的内涵意义——它是鲜血、危险和革命的颜色，也是一些政党团体的象征。
如果我们单纯从化妆品本身和它的功能来看，使用胭脂的目的就是给皮肤增添一抹红晕。进化心理学家南茜·埃特考夫（Nancy Etcoff）曾指出，红色的魅力来自于它能产生纯粹的、生理上的吸引力：“脸颊上的红晕和嘴唇上的烈焰都是性信号，是在模拟一种年轻、还未生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状态。”对红色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的另一科学解释是，红色是人类可视范围内波长最长的颜色，意味着和其他颜色相比，红色能够激发起我们更加强烈的潜意识反应。试想一下，你走进一个红色的房间，它对你产生的作用，以及深深浅浅的红色是如何迅速吸引你的目光的。埃特考夫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总结：“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害羞和激动时的潮红，是性欲高涨时乳头、嘴唇和生殖器的颜色。距离再远，红色也清晰可见，让人心神荡漾。”部落红放眼历史，红色不止被用在嘴唇和脸颊上，许多古代和现代部落因在面部和身体上大量使用红色而著称。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全新或被修饰过的皮肤等同于全新或被改变的人格”。这个理论乍听之下很有说服力，但是部落选择红色来装饰脸部和身体的背后有诸多原因。首先，传统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其次，现代世界的影响正在日渐渗透。居住在非洲纳米比亚北部的辛巴（Himba）部落从 16 世纪开始饲养牛羊。部落的女性因为独特的发型而出名，她们的头发根据年龄和婚姻状况编成不同的造型；同样让她们远近闻名的还有独特的化妆品，部落的女性用红赭石和动物油脂制成混合物，每天都用这种颜料将自己的面部、身体、头发和饰品涂满。辛巴语中被称为“otijize”的赭石混合物，能赋予肌肤令人惊艳的红光，和大地的色彩相互呼应，被认为是辛巴部落文化中美的极致。虽然使用该混合物的主要目的是装饰自己，但它同样也能让该族人的皮肤免受烈日暴晒。
最古老的的胭脂是混合氧化铁和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油制成的红赭石棒，这种颜料棒的外形和尺寸和如今诸多品牌旗下较粗的眼影棒无异。到了 19 世纪，胭脂开始在药店销售，当时的胭脂由手工制成，原料各异，所以色调和质地有所差异。人们会晒干胭脂虫，用以生产鲜红的胭脂红色素。虽然红丹、朱砂、硫化汞等矿物质毒性剧烈，但都曾被用来制造烈火般的鲜红颜料；蔬菜和其他植物的提取物——例如从红花中提取的红花黄色素、从紫草根中提取的紫草红、从捣碎的桑葚和草莓中获取的深红色、红甜菜汁和红苋菜——都曾被用来制造或柔和或浓烈，色调不一的红色和粉色。一位受训中的年轻艺伎正在用附着在罐壁上的干性红花颜料给嘴唇上色，颜料湿润后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人就用这个方法来涂口红了。
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古埃及就贡献出了面部化妆颜料和化妆品的杰作。古埃及人精通化学，热衷化妆，通过混合不同原料制造出了润肤霜、眼线、唇彩、胭脂和指甲油等化妆品。他们将由各种天然产物——包括茎块类植物和矿物质——制成的粉末撒在调制盘、碟子和勺子里，加入动物脂肪或植物油进行搅拌，以改变混合物的质地，保证在眼部、嘴唇和脸颊上不会脱落。早期坟墓中出土了诸如调色板、研磨器和涂抹器等用于混合的工具，暗示这些工具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来生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减。令人惊艳的眼妆是埃及人（在美妆界）被铭记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也同样因为大胆运用红色而出名。古埃及人用油脂和赭石红混合制成原始口红，打造出烈焰红唇。腮红的成分和口红相同，可能会用蜡或树脂进行混合，给双颊带去嫣红色的光泽，不过这种光彩被翠绿色的眼影和描着深黑色眼线的电眼所中和，退为配角。《妇科疾》继诸多古代著作之后，下一部聚焦化妆品的重要书籍就是《妇科疾》（Trotula）。这部著作由三本关于女性疾病用药的书组成，于 12 世纪在意大利城市萨莱诺（Salerno）完成。书中有一个名为“论女性化妆品”的章节，主要论述了如何永葆青春、提升美貌。根据书中提及的内容可以判断出，这个章节的执笔人似乎是一位男性，而其他章节则由女性撰写。《妇科疾》为读者深入了解当时意大利的传统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内容，包括以下这段对产自萨莱诺的胭脂的描述：“萨莱诺的妇女把红泻根和白泻根的根部浸入蜂蜜，然后把蜂蜜涂抹在脸上，面部便会奇迹般地变得红润。”
在研究古代化妆品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女性在特定时期拥有的自由和权利与她们化妆的自由紧密相关。
通常来说，在女性受压迫最强烈的年代，化妆品也会备受非议，被视为无法接受。比起后几个世纪，古埃及的女性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拥有和继承土地与财产（据美国记者威尔伯在埃及购买的莎草纸记载，10%～11% 的土地所有者是女性），经营自己的生意，并对男性提出法律诉讼。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会招来厌恶，一些底层的古埃及妇女以出卖体力谋生。虽然古埃及是最早使用化妆品的社会之一，但考虑到上述原因，它能成为最具实验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遗憾的是，后期的其他文明却非如此开明。
在伊朗，考古学家在克尔曼省（Kerman）的沙赫达德（Shahdad）发现了胭脂最早的痕迹，当地每一个坟墓中都能找到数量可观的白色粉末。在储藏白色粉末的船只的船底（这种白色粉末被男性和女性用作粉底），考古学家找到了涂成红色的金属小碗和浅碟，他们认为这些是曾装过口红和腮红的容器。
红色能够自我保护。没有一种颜色能像红色一般
充斥着领地意识，它宣示了自己的领土主权……——《色彩的浓度》（Chroma），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
胭脂在当地被称为“surkhab”“ghazah”和“gulgunah”，由赤铁矿和红色大理石粉末，甚至是纯红色土壤制成，其中还会加入茜草等天然红色染料。沙赫达德等地的早期遗址发掘显示，人们在青铜时代之前就开始使用胭脂。在建于公元前 5 至前 4 世纪的一位伊朗女性的坟墓中，考古学家有了最新发现，他们找到了用一块已被染红的棉布块上妆的胭脂，而这种使用方法似乎一直延续到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
早在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女性们就开始使用胭脂给嘴唇和脸颊增加一抹青春的红润。她们把胭脂涂抹在苹果肌上，手法和我们使用现代的腮红时一样。希腊人使用的胭脂由多种天然产物制成，包括海藻、老鼠簕属植物和类似紫草根的根茎作物。欧洲中部和南部居民种植这种根茎植物，用来提取染料，提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油脂和酒精。之后，人们开始使用朱砂色来制作胭脂，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从粉末状的辰砂中提取的，是红色硫化汞的衍生物。然而和所有汞类衍生物一样，这样的胭脂在长期使用下会产生毒副作用。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化妆品，但惹眼的妆容普遍会招来厌恶，尤其是男性精英的反感。在他们眼中，贤良淑德、安分守己、以家为业才是女性在生活中的主要形象。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两性相较，男性生来优越，而女性次之；男性统治，而女性臣服。”
我们或许认为城邦较为先进发达，但是雅典城邦女性的生活却最受限制和管控。她们被鼓励留在家中，这使得她们不仅和外部世界隔离，也和周遭城市的政治生活无缘。公元前 6 至前 4 世纪，女性“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也无权参与政治事务、法律事务和战争”。女性的公民权不被认可，因此，她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男性亲属的控制和庇护中，连婚姻大事都无权做主。政府甚至设立了办公室，来监管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被监控和评判，如此看来，女性使用化妆品会引来诸多争议也并不令人意外。常态之下也有例外，交际花们通常都是浓妆艳抹的，而颇为讽刺的是，她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她们被允许参与讨论和管理自己的钱财。有趣的是，交际花、职业情妇和妓女比其他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除了化妆方面），这个规律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复。
希腊作家色诺芬（Xenophon）在以家政管理为主题的语录体著作《经济论》（Oeconomicus）中明确指出，使用胭脂是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它掩盖了女性天生的容貌。“作为你肉体的伴侣，”我说，“我是应该在确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又强壮之后把它献给你，而我也会因此容光焕发，还是应该用朱砂糟蹋自己，在脸颊上涂上鲜肉的颜色，然后把自己展现给你并拥抱你呢？然而我始终在欺骗你，给你看的是朱砂，给你摸的是假皮肤。我怎样做才更值得被爱呢？”
鉴于古希腊女性教育的缺失和权利的缺乏，所有关于化妆品的手稿都出自男性笔下，就显得合乎逻辑了。但是，男性谈及化妆品时竟能写出如此长篇大论，着实让人震惊。不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信件中，化妆品都被反复提及。此外，化妆品的使用被一一描述、赞扬和斥责，可见这个话题着实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从 16 世纪晚期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打扮入时的女性和贵妇们会在苹果肌上打倒三角形状的胭脂，再向下晕开。虽然在画面里看起来光滑均匀，但事实上可能更为粗糙俗丽。
在写过化妆品的男性作家中，色诺芬的作品对我们了解古希腊人的化妆术至关重要，后来的罗马诗人和作家奥维德（Ovid）也同样关键。与色诺芬不同，奥维德似乎非常赞同使用化妆品，这在当时实为罕见。为了给自己做一个道德免责声明，他承认并强调贤良淑德是女性至上的美德，然而，他笔下的说教性诗歌《女性化妆品》（Medicamina Faciei Femineae）中却囊括了诸多肌肤护理方法。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也曾记录过几种护理肌肤的配方，里面有老鼠粪和猫头鹰脑等听上去很奇特的成分。相较之下，奥维德的护肤术有效的可能性更大。写于公元 2 世纪的指导性诗歌《爱的艺术》（Ars Amatoria）就两性关系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放到现代也毫不过时，令人惊叹（它类似一本古代约会指南）。诗歌的第三卷为女性提供了化妆方法和礼仪的全方位建议，其中提到女性需要懂得用“胭脂红颜料给肌肤带去玫瑰的色彩，以弥补先天不足”，还提及以玫瑰花瓣和罂粟花瓣为原料来制作腮红。
虽然遭受怀疑和非难，化妆品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古罗马时期也被广泛使用。考古学家找到了各式装化妆品的容器（带盖的小瓶子）——其中一些由价格低廉的常见材料制成，比如木头和玻璃，下层市民通常用这类容器装化妆品；有的容器外观华丽，用贵重金属制成，使用者多为富人和贵族。由此可见，化妆品并不是富人专享的，不论是富裕人家的贵妇还是寻常人家的女性都能使用它。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笔下的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画像。梳妆台前的蓬巴杜夫人正拿着精巧的化妆刷，向脸上扫因她而流行的蓬巴杜式粉色胭脂。她身着披肩，防止化妆品的粉末落在衣服上。这是通过绘画艺术来复制化妆艺术的罕见个例。红晕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这纯粹是出于生理原因吗？泛红的脸颊暗示着性兴奋、年轻、健康和生育能力。
含有胭脂虫、茜草和赭石染料的混合物以及有毒的朱砂（古希腊也使用该物质）都是当时给嘴唇和脸颊上色的原料。存放在所谓“甜蜜的箱子”里的化妆品，囊括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女性所需的所有化妆品：白铅粉（打造苍白瓷肌的不二法宝）、胭脂和饰颜片。即便异常追捧苍白的面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宫廷和贵族女性也都会用胭脂涂满脸颊和唇部，打造出健康的红晕，给人刻意为之的印象。
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和雕塑中关于化妆品的描述和逸闻，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然而，和古希腊时期一样，男性对化妆品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化妆品是他们批评和嘲讽的对象，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古罗马女性嘴唇和脸颊上的胭脂颜色都不重，她们只化淡妆，不爱浓抹。当时胭脂的成分既有毒性较强的朱砂和红丹，也有红赭石、紫色地衣、红垩和紫草根等毒性较弱的成分。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古罗马的女性通常只能躲在一个完全属于她们自己的小房间里偷偷地化妆。当时的富家女子还能雇佣女性奴隶作为化妆师来服侍自己梳妆。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把有节制地使用色泽柔和的胭脂奉为标准，只有在较短的几个时期中，过度且夸张地使用胭脂才会成为潮流。与柔和且有节制的使用方法恰恰相反，16 世纪的欧洲推崇“浓艳为上”的使用法则。当时的威尼斯是时尚之都，也是富人们的游乐场。聚会和舞会接连举办，浓妆艳抹便成为威尼斯时尚圈的社交礼仪，当时的女性们也需要用浓妆来遮盖前晚狂欢后留下的疲态。当佛罗伦萨出生的凯瑟琳·德·梅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1547—1559 年间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鼓励在宫廷里使用化妆品和香水，意大利的时尚开始影响法国。当时英国贵族的脸上都涂着浓浓的胭脂，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允许使用化妆品的许可，而在女王现存的诸多画像里，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她涂着白色粉底、抹着胭脂的脸庞。
一位不具名的讽刺作家曾经评论道：“艺术家工作的时候不需要颜料盒，只需要身边站一位时髦女士，她脸上的颜料就够用了。”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通过敏锐的观察，发现问题就出在“感知”上：“汝爱慕其脸之颜色，颜料予之；然汝恶之，非厌其色，实则因汝察之。”胭脂赋予嘴唇和脸颊的颜色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也颇为讨喜——但是男性却不希望自己意识到这种色彩并非天然，而是人为。随着圣·居普良（Saint Cyprian）宣称在脸上化妆的行为和给脸颊“染色”等同于“通过对面部与头部的衰老进行围攻，来驱逐一切关于面部和头部的真实情况”，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在化妆和欺骗之间建立起了无可动摇的联系。化妆创造“假脸”的看法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普遍，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尤其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尖刻地对奥菲莉娅说：“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甚至这样评论：“如果有一件莎士比亚百般厌恶的事，而厌恶的程度与事情本身的琐碎度不成正比……这件事就是胭脂的使用。”
红色是生命和鲜血的颜色。我热爱红色。——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
随着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结束，对化妆品使用的王室许可也继而失效，毫不意外，人们使用化妆品时开始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在 17 世纪的英格兰，胭脂的使用方法以及化妆潮流的变化，都受到盛行的政治理念与清教教义的影响。1650 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向长期国会提出动议，要求“于下周五上午审阅一项关于禁止女性化妆、使用黑色饰颜片和穿着暴露服饰的恶习的法案”，该法案在首次审阅之后就被废止。显然，化妆在英国社会和文化中极其普遍，完全无法控制。双重标准在其中也起了作用，男性私下里还是很欣赏得体、自然的妆容：化妆的不可接受性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如果必须化妆，就必须保证妆容自然、不做作。伦敦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用实际经历告诉我们，美貌会附带诸多好处，他在描述一位妇人不小心在他身上吐了口痰后曾挖苦地写道：“在发现她长得美丽动人之后，我就丝毫不觉得恼怒了。”
18 世纪中期的欧洲因广泛而过度使用胭脂而闻名。从画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审美标准是苍白的皮肤配上玫瑰色的脸颊（和 16 世纪类似）和轮廓清晰的浓黑双眉。红色是化妆品中最经久不衰的色彩，它能唤起一种原始的反应，能激发强烈、有时甚至矛盾的情绪。
化妆品关乎使用者的地位和在他人眼中的时髦形象——尤其是擦得惹眼醒目的胭脂，显然不可能看起来十分自然。尤其是在作为时尚焦点和全欧洲审美灵感来源的法国，化妆是宫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众更衣和涂抹脂粉是贵妇们梳妆展览的一部分，不过这项仪式带有很强的表演性质，因为贵妇们事先在观众到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和现今时尚大片拍摄的幕后花絮有些类似）。在画像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的脸颊上总是涂着清晰可见的胭脂，她也由此闻名。在大众的印象里，蓬巴杜夫人身上总会出现她喜爱的某种深粉红色，这款颜色也因此得名为“蓬巴杜粉”。弗朗索瓦·布歇于 1758 年完成的蓬巴杜夫人画像中，夫人正坐在梳妆台旁化妆，她手拿一把精巧的化妆刷，扫过盒子里的胭脂，给脸颊上色——这是通过绘画艺术来复制化妆艺术的罕见个例。胭脂和颜料一样，有不同的色调，使用手法也颇具艺术性。瑞典贵族阿克塞尔·冯·菲尔逊（Axel von Fersen）伯爵在 1877 年出版的私人手稿中描述了他目睹一位法国贵妇上妆的过程。他记录道，这位贵妇有六罐胭脂，另外一个罐子里装着颜色比红色更深的东西。而根据莫拉格·马丁（Morag Martin）在《贩卖美丽》（Selling Beauty）一书中所说，公爵“发觉那个罐子里装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红色’，那位贵妇先用深色的物质涂第一层，然后依次取出其他六个罐子中两个里的胭脂上妆”。当时的贵族男性和儿童都可以使用胭脂，尤其是在宫廷中，但是他们所用胭脂的色调有细微的差别（有的差别并不那么细微）。到了 1780 年，胭脂在法国的香水商店均有出售，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买来涂抹嘴唇和脸颊，不过和贵族相比，中产阶级使用的次数更少，妆容也不是那么显眼招摇。法国作家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和他弟弟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曾写道：“贵妇使用的胭脂既和宫中的胭脂不同，也和高级妓女们的相异；那种胭脂微微泛红，颜色令人难以察觉。”
在法国过度使用的化妆品到了英国则惨遭非难；虽然英国人也会使用化妆品，但在多数人眼中，化妆品等同于“虚假”和“伪造”。18 世纪的英美女性画像显示，比起同时代的法国人，英美更偏好不过多修饰的模样。一封 1775 年从巴黎寄出的信件令人忍俊不禁，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信中这样总结英法对胭脂看法的差异：“昨晚在歌剧院，我看见一位英国女子全身缀满羽毛，脸上不施粉黛，把自己搞得像浑身沾满口水的妓女。我们国家的女人们煞费苦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美德！”然而这样的审美差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法国大革命后，审美取向整体趋于自然。
虽然潮流发生了改变，但胭脂的不断普及让女性继续使用着它。到 18 世纪末，胭脂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随着大众对铅和硫化汞危害的了解，以蔬菜为原料的胭脂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一种名为“西班牙羊毛”的胭脂直到 17 世纪才面世，但是广受欢迎。这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规格，将织物用胭脂虫红或类似染料染制之后，切割成约 4 厘米宽的薄片，用它轻拍嘴唇和脸颊，就可以上色。另一款携带更为方便的胭脂名叫“西班牙纸”，由用色素浸泡过的纸张制成，可以放在手袋里携带。也有装在小罐子、玻璃瓶或是浅碟里的胭脂，并根据不同的配方选择用手指、骆驼毛刷、野兔腿或是粉扑上妆。
红色予之灵魂，亦予之容颜。——《女人与美丽》（Women & Beauty），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
然而，19 世纪的到来标志着对化妆品，特别是对胭脂态度的又一转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宣称化妆品粗俗不堪，让大众重拾对苍白、贞洁样貌的喜爱。而随之而来的对化妆的强烈反对，意味着女性只能靠掐脸颊制造红晕，或靠咬嘴唇使其自然地发红，要不就是偷偷摸摸地使用化妆品。未上妆的苍白皮肤和浓密健康的头发被看作淑女的象征，而惹眼的胭脂是戏剧演员或被委婉地称为“道德水平低下”的女性的标志。与此同时，以巴黎为中心的化妆品制造业到 19 世纪 50 年代时已经成为法国的民族工业，标志着胭脂首次开始规模性的商品流通。到 19 世纪末期，各种色调和质地的胭脂在市面上均有出售。
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结束，她的儿子、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等著名舞台剧女演员的亲密关系，让世人对胭脂的憎恶和轻蔑有所缓和。英国作家、讽刺作家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曾在《为化妆品辩护》（Defence of Cosmetics，1896）——后更名为《胭脂的普及》（Pervasion of Rouge）中写道：
看呐！维多利亚时代就要结束，那被奉朴素为神圣的日子快要终结……我们早已为奇思妙想的时代做好了准备。男人们不是正在掷骰子，而女人们不是正在把手伸向胭脂罐么？……如果一位时髦的女子来到梳妆台前寻求庇护，来逃避时下残暴的迫害，她将不再受到非难；如果一位少女对镜祈祷，一心想拿起化妆刷，用化妆品给自己增加几分魅力，而我们不会因此恼怒。说实话，我们之前到底为何愤怒呢？
当然，比尔博姆言语讽刺。抛开其中的讽刺意味，他的话的确触及要害，甚至比预期更加正确：进入爱德华时代后，人们对化妆品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彩妆缪斯玛丽·安托瓦内特“我在全世界面前涂抹胭脂，洗净双手，”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 1770 年写道。在这位法国王后看来，外貌和美丽与地位有关，这样的观点甚至在她加冕之前就已经形成。无论是化妆还是进行梳妆仪式，对她来说都是颇具象征性的复杂政治表演。在当代，玛丽拥有“时尚和美丽偶像”的文化身份——正如 2006 年由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执导的《绝代艳后》（Marie Antoinette）中的王后，身着华服、美艳动人。但让人吃惊的是，现实中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并非绝代美人。在她母亲发现的容貌“缺陷”中，最糟糕的显然要数不平整的发际线、鹰钩鼻和突出的下唇（也被称作“哈布斯堡唇”）。玛丽·安托瓦内特知道自己的容貌有明显的缺陷，年仅 25 岁的她就曾对自己的第一侍女康庞夫人说：“当鲜花不再映衬我的容颜之时，请告知我。”在同代人看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最美的地方是她透亮、如雪的肤色，她的脸庞、肩颈和双手都白皙动人（在她的许多画像中，这个特征都被极大地突出了）。康庞夫人将王后著名的梳妆仪式称为“礼仪的杰作”。第一步是“非公开”梳妆，包括洗脸，洗澡，用化妆颜料或粉末涂白脸部，修剪头发并上粉。“公开”梳妆从正午开始，需要完成妆容和最后的修饰——其中，涂抹胭脂是众人最喜欢观看的步骤。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在其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著的传记中写道，“公开”梳妆开始后，步骤变得非常复杂，任何人（这里指有“进入权”的人）都可以在任意时间进入，并受到得体的欢迎，拖慢了整个进程。而王后不能自己取用任何梳妆工具，得等侍从递给她下一个所需的用品，这让速度更加缓慢。按照上流社会的画法，玛丽把胭脂在脸颊上“涂成较大的标准圆形，颜色近似深红”，看起来毫不自然（红色和胭脂是贵族男女的重要标志，可以迅速将他们和普通大众区分开来，表明他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化妆结束后，男性观众离场，玛丽（终于）可以更衣了。虽然在现在看来颇为过时，但当时宫廷需要靠外在的象征来显示地位，玛丽的母亲在她成为王太子妃以及后来的王后之前，就敦促她培养起具有象征意味的行为。这种方法的确奏效了：玛丽严格的梳妆流程影响了全欧洲的女性，也帮她稳固了在法国宫廷中岌岌可危的地位。虽然到 18 世纪 80 年代时，玛丽已经很少使用粉底，而她的胭脂也几乎消失不见。她并不仅仅是在紧跟欧洲日渐兴起的自然主义风潮，也在不经意间褪去了所有表明地位并有碍凡尔赛体系的外在象征。在遭监禁期间，每到一处新的监狱，她的梳妆仪式都会发生改变：据弗雷泽所言，这位昔日的王后上断头台前，那串纷繁复杂的梳妆程序就只剩下“一盒粉底，一块‘质地不错的大海绵’和一小盒润发油”了。彩妆缪斯亚历山德拉王后丹麦公主出身的亚历山德拉王后（Queen Alexandra）1844 年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 1863 年成为威尔士王妃（是拥有该头衔时间最长的女性），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她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王后，直到 1910 年为止。在她父亲被选为丹麦王储之后，亚历山德拉的家族开始崛起。年满 16 岁的她被安排与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结婚，两人于 1863 年举办婚礼。爱德华是出名的花花公子（他和诸多女演员及上流社会女性的绯闻广为人知），尽管如此，据说他和亚历山德拉的婚姻还算幸福。亚历山德拉的美貌、优雅和魅力远近闻名，她的穿衣风格也被争相效仿。她常穿高领衣服，佩戴紧贴脖子的短项链，显然是为了掩盖脖子上的伤疤。不管原因如何，她的风格奠定了后来 50 年的时尚走向。亚历山德拉也是爱德华时期第一位公开使用粉底和胭脂的女性，其他女性也因此被允许使用这两样化妆品。虽然女演员们早就开始使用粉底和胭脂，但亚历山德拉使化妆品获得王室许可并被大众接受的影响力都是旁人无法比肩的。据说无论是带妆还是素颜，亚历山德拉看起来都非常年轻。1907 年，一篇刊登在美国版 VOGUE 杂志上的文章这样写：“凭借着非凡的年轻容颜，英国王后亚历山德拉一直都是世界的奇迹……”（那时她已经 63 岁高龄。）当然，文章也指出，没有付出的努力，她也就没有这样的美貌了。和俭朴的前女王维多利亚相比，同样象征意义大过实权的亚历山德拉的风格大不相同。除化妆以外，她同样热衷于马术和狩猎——这些爱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女性中并不常见。据说她在脸上涂了磁漆——先以白色打底，在其上涂红色或粉色——以晚年时期最盛，她传奇般的娇嫩肌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遭殃的。虽然不被允许参与外交事务，但她在 1910 年时出席了英国下议院的一场辩论，这成为王后中的首例，也展现出她作为爱德华时代新女性的风采。第 2 章白：苍白背后的政治与权力疾病和健康问题贯穿了中世纪的欧洲。苍白、半透明的肌肤被认为是身体健康、血统高贵的象征，尤其对女性而言，它是青春、生育能力和贞操的标志。
欧洲和远东化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流行趋势大体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雪白的肌肤。目不暇接的面霜、香膏和化妆品的使用都是为了美白肌肤，甚至是完全改变原来的肤色。
美白这个话题谈起来不免敏感，但皮肤美白术在世界某些区域已盛行千年。从古希腊以铅制成的铅白，到放血美白法，再到臭名昭著的“威尼斯白粉”（在 16 世纪的戏剧中的贵族脸上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粉末），美白术的方法各异，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为了合乎某种审美、文化和社会的理想标准。这诸多方法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极其危险——对人类皮肤和整体健康皆有损害。
如今，当你穿过大城市百货商店中的化妆品货架时，会被那一排排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妆品所震撼：它们无一例外都向消费者保证，不论你的肤色和种族如何，都能还你更加透亮白皙的肌肤。把水蛭放在耳后来治病在如今会被视为江湖骗术，但我们却不得不思考现代美白化妆品与诸多美白古法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探寻美白的欲望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的。
有趣的是，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这两个文明毫不知晓对方的存在，但其各自的居民都会使用含铅的化妆品进行美白，甚至连首选这类化妆品来美白的想法也如出一辙。肤色固然和种族有关，但我们常常会忽略它与性别之间的密切联系。各个种族中，女性的肤色比男性浅，因为女性体内的血红蛋白（血液中的红色素）和黑色素（皮肤和头发中的棕色色素）更少。进化心理学家南茜·埃特考夫注意到，男孩和女孩肤色的差异到青春期时才会显现，并且，“此后，女性在生理周期的排卵期时的肤色比非排卵期时更浅”。由此，她提出“肤色是生育能力的象征”这一观点。南希还发现，在首次分娩后，“女性的头发和皮肤的颜色会永久地变深，青春少女的肤色将被永远地改变”。因此，浅色（或者颜色更淡）的皮肤是年轻的象征，也是女性未分娩的标志。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观念颇为过时，但在过去普遍受到追捧。
当然，“象征生育能力”不足以解释白皙的肤色受到长时间追捧的全部原因。在日光浴成为时尚之前，没有留下日照印记的皮肤直接象征着社会地位，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无外乎被禁闭在家，与外界隔绝。对光洁如雪的肌肤的渴求可以追溯到半传奇的特洛伊战争之前，《荷马史诗》中就有所表现，诗中赞美女神赫拉拥有“洁白如雪的玉臂”。
古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特别是雅典城邦留存下来的更多证据，让我们得以还原古希腊女性使用的化妆品，了解当时使用化妆品的社会惯例。我们都知道，上层社会的女性拥有洁白或苍白的肤色，因为她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中，避开了会晒黑皮肤的太阳。古希腊人用铅白来美白皮肤，希腊哲学家和化学观察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在他的专著《论石》（On Stones）中这样描写：
把铅放在盛浓醋的陶器中，经过 10 天左右，铅上就会布满一层厚厚的锈。这时，他们会打开器皿，把锈刮下来。之后他们把铅重新放入醋中，重复“生锈-刮锈”的步骤，直到铅全部变成锈为止。把刮下来的锈研成粉末，加入水中长时间熬煮。最后，容器底部的沉积物就是铅白。
最后的成品就会被用作美白肌肤的粉底，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学家在古希腊富裕女性的坟墓中找到的带盖瓶里留有铅白的痕迹。
对于负担得起的人来说，用一层铅白来改变自己的肤色听起来似乎可以接受，但在突显苍白肤色和打扮成高级妓女之间似乎有明确的界限。色诺芬《经济论》一书中的妻子因为化妆掩盖了真实容颜而遭到责备：“苏格拉底，我有一天注意到她的脸上化了妆：她使劲在脸上涂了铅白，就是为了看起来比原来更白。”为什么是铅？按照常理，我们应该问一问，古希腊人为什么选择铅来美白皮肤？在研究这个时代和含铅粉底时，我欣喜地发现雅典城邦之所以能够如此富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劳里昂（Laurion）矿区。这个位于雅典附近的矿区出产大量的银——据称，公元前 5 世纪时的产量已经达到了 1 万吨——丢弃的副产品就是堆成山的铅白颜料（铅在很久以后才被开采）。在我看来，铅能够成为雅典美白化妆品中的主要原料，和城邦邻近银矿并非巧合。斯巴达有这样一些希腊女性，化妆品似乎和她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她们来自斯巴达城邦，这个以战争为导向的社会认为武力高于一切，并赋予女性与其他希腊女性不同的权利。斯巴达城邦的女孩们接受了正规的教育，这一点与众不同。她们虽然不能参加工作或是赚取金钱，但是被允许拥有和继承土地（不像绝大多数希腊女性需要嫁给父系亲属中健在的、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来继承土地——即使这些男性继承人已有家室）。此外，良好的体魄对斯巴达的男孩和女孩都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锻炼、赛跑和驾驶马车。简而言之，他们花在室外的时间比雅典人要多得多，他们的皮肤也因此被阳光晒成深褐色，看起来很不一样。希腊作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曾记载，斯巴达的法律制定者莱克格斯（Lycurgus）宣布使用化妆品为不合法的行为，这表示斯巴达人对美丽的标准很可能与当时其他希腊人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古希腊诗人欧布洛斯（Eubulus）在喜剧《卖花环的女摊贩》（Stephanopolides）中，把略施粉黛的妻子和浓妆艳抹的高级妓女做了比较（“神啊，她们都没有涂铅白”）。从当时文学作品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使用铅白以少为妙。虽然这些白色的粉末和膏体是相当有效的防晒霜，但它们的毒性也非常强，长期使用不仅不会实现美白的初衷，还会让皮肤看起来枯槁和苍老。欧文·佩恩于 1964 年为 VOGUE 美国版拍摄的日本艺伎化妆图解，体现了亚洲化妆艺术在 20 世纪下半叶日渐受到人们关注，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摄影：Irving Penn；版权所有：Condé Nast，Vogue，1964 年 12 月
肌肤透亮白皙是古罗马女性完美形象的关键。和研究胭脂的历史时一样，我们发现，大量关于化妆品的纸质资料都被保存下来，虽然它们的作者也同样是男性。奥维德在《爱的艺术》中指导读者进行肌肤护理和使用化妆品，以下就是一款无毒美白产品的配方。
经过充足的睡眠，你纤弱的肢体再次充满活力。现在，就请跟着我学习赋予肌肤炫目白皙色泽的方法。选取从利比亚的田野运到本地的大麦，去掉麦秆和外壳。取两磅去壳的大麦和同等重量的野豌豆，加入 10 颗鸡蛋，搅拌后风干。之后，把晾干的混合物放在磨石之下慢慢碾磨。细细研磨健壮雄鹿头上脱落的第一对鹿角，取 1/6 磅。将混合物粉末和鹿角粉末混合起来，经过碾碎研磨制成细腻的粉末，用长筛子过筛。再加入 12 个剥除外衣的水仙花球，置于大理石研钵中用力捣碎。还应该加入 2 盎司胶质和托斯卡纳野小麦，以及 18 盎司蜂蜜。任何一位女性，只要将本品涂抹在脸上，其皮肤将会比镜子更光亮。中国唐代永泰公主李仙蕙陵寝壁画中的宫廷女性。虽然铅白在隋朝一度不再流行，但却受到了唐代宫廷女性的喜爱。
奥维德的建议基本合理，但是其他作家更倾向于强调化妆品的“虚伪”。罗马的讽刺作家们忍不住要向荒谬、来自异域又令人生厌的成分开炮，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名为“鳄鱼粪”的美白产品，它在多位作家的笔下也被屡次提及。正是因为男性作家在声讨化妆品的使用时多次提及它，我们才对其有所了解。但是，老普林尼也曾经形容过这种“鳄鱼粪”，按照他的解释，陆生鳄鱼以草本植物和鲜花为生，所以它的肠道散发出“令人愉悦的芳香”，其粪便可以用来制造美白化妆品。他建议把鳄鱼粪和淀粉、白垩或是欧椋鸟的风干粪便混合，让肌肤变白变亮。罗马的女性确实可能把各种爬行动物的排泄物用于面部美容，但是，现代的历史学家怀疑“鳄鱼粪”实际上只是产于埃塞俄比亚的一种高岭土的俗名。古罗马人认为尼罗河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因大量鳄鱼在河中繁衍生息而闻名。
说起和苍白或白皙的皮肤有历史渊源的文明时，你一定会想到东亚——尤其是日本，日本艺伎的白粉妆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民族身份了。在东亚，对白皙或是苍白皮肤的追捧由来已久，古代的中国是首个尝试美白肌肤的文明之一：根据记载，中国人将稻米细细研磨成米粉，制成了第一款肌肤美白产品——米做的粉底，天然无害，成为中国和日本女性的化妆品。珍珠粉被认为可以加速皮肤伤口愈合。武则天不仅内服珍珠粉，也用它敷脸，来亮白肌肤。
同样，铅白能有效美白的功能也被发现，但想找到古代中国首次在化妆品中使用铅的准确时间比较困难。一些资料推测，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使用铅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做出这样判断的部分原因是文学作品中曾暗指粉底是用煅烧后的铅制成的；另一部分是，可能古代中国在开始冶炼铅的时候，即从矿石中分离铅的过程中，就开始制造含铅颜料了。
铅白的生产方式是将铅块浸泡在浓醋之中，在铅块生锈后刮掉铅锈，再把铅块投入醋中浸泡，一直重复该过程，直到铅块都变成铅锈，这样的方法与古希腊和之后古罗马使用的方法极其相似。在此后将近 350 年中，铅白一直很流行，至少在可以买到铅白的上层社会女性中是这样。由于隋朝的皇后并不使用铅白，铅白在隋朝暂时失去了女性的青睐，但到了唐代再度流行起来。随着晚唐时期的贸易发展，铅白被传播到日本，成为日本宫廷女性的化妆品，而到 16 世纪末成为所有女性都能买到的产品。
近年来重新兴起的珍珠粉起源于公元 320 年。从名字中不难看出，它由碾碎的珍珠制成，最早作为中药治疗各种疾病，之后才成为颇受大众欢迎的美白产品。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统治者武则天（公元 624—705 年）因为珍珠粉有亮白美容的功效，定时内服珍珠粉，并在脸上涂抹珍珠膏。她以 65 岁的高龄登基时，依然拥有传奇的美貌，皮肤也被传为“像年轻女性那样容光焕发”。中国医药古籍《本草纲目》曾记载，珍珠可以帮助皮肤生长和愈合、减少晒后损伤和淡化老年斑。最新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上述功效，研究发现，珍珠实际上可以刺激皮肤的成纤维细胞，帮助胶原蛋白再生，让肌肤更加光亮。
可以说，白色代表光明，没有它，任何颜色都将被黑暗掩盖。——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和中国人一样，韩国人也无比崇尚洁白无瑕的肌肤，认为这样的肌肤是女性美丽的象征——这样的审美黄金标准延续至今。古代的朝鲜人曾用诗歌赞美肌肤“如白玉一般”，也是他们把具有漂白功能的夜莺粪介绍给日本人（约在公元 600 年，当时的朝鲜开始与日本和中国通商），而西方美容师最近才开始使用夜莺粪来清洁、软化和美白肌肤。夜莺的排泄物最早被用来漂去丝绸上的染料，以在制作和服的布料上形成装饰性图案。心灵手巧的日本人将排泄物与仔细筛过的麸皮面粉混合，制成美白粉，用小布袋包好后轻拍皮肤。从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洁白的肌肤饱受推崇，这股时尚之后也得以延续。公元 692 年，一位佛家僧侣制作出含铅的美白化妆品，献给当时的女性统治者持统天皇，博得圣颜大悦——不过如果她意识到化妆品的毒性会最终吞噬掉她美丽无瑕的肌肤后就未必会如此开心了。在这个时期，即被描述为“和平与繁荣”的年代，日本文化达到了顶峰：日本摆脱了中国和朝鲜长达数百年的文化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和文学身份。虽然和中国的贸易还在继续，但是日本皇室切断了与中国的官方往来，让自己在地缘上得以独立。此后长时间的和平时期让日本贵族文化高度完善，精致的品味也成为久经世故的朝臣们最受推崇的品质，男女皆是如此。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苛刻而微妙的品味守则对贵族的行为起到了重要的监管作用，而有技巧地遵循这些规则几乎是雄心勃勃的贵族获得良好声誉的唯一途径。因为排斥中国的时尚，日本的皇族女性发展出新的审美标准：用华美的绸袍层层包裹身体，露出涂着厚厚白色粉底的脸庞和脖子作为焦点。声势浩大的美容工作古罗马暴君尼禄的第二任妻子波培娅（Poppaea）的美容保养程序非常复杂，据传说需要上百位奴隶来完成。为了让波培娅的皮肤保持光亮，女仆每天都会把湿润的粉质面膜在她脸上敷上一夜。第二天早晨，波培娅用驴奶洗去硬掉的粉质面膜。因为驴奶有美白、软化皮肤的功效，她也常常用驴奶洗澡，之后给皮肤涂上一层白垩和铅白。此外，她用柠檬汁调制粉质膏体来去除斑点。用动物的乳汁洗澡是有很多科学依据的，因为奶中含有的乳酸，是一种有效的去角质成分，能够去除铅白的毒性。这种皮肤保养方法在罗马贵妇中流行开来，因为她们大都负担得起所需的原料和服侍的奴隶。古罗马暴君尼禄的第二任妻子波培娅·萨宾娜（Poppaea Sabina）的半身像（制作于公元 54—68 年）。
如果在信奉异教的罗马道德主义者口中，肌肤美白是被讽刺的对象，那么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对它则更为深恶痛绝。罗马帝国于公元 325 年正式皈依基督教，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越发重要，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增白的皮肤从令人厌恶到被人视为罪恶，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使用化妆品意味着上帝的原创作品不太理想，而女性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希望能够对其进行完善。对于这个话题，基督徒神学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的言辞尤其激烈：“把这些化妆的女人当作妓女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女人把她们的脸变成了面具。”我们将会看到，在神学中，对化妆品的否定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男性对使用化妆品的偏执和焦虑被宗教吸收，成为教义中的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对美的看法非常刻板，而对化妆品的看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普遍来说，当时的观点（通过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普遍观点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并不陌生）认为化妆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不得不化妆，妆容也要不易察觉才行。正如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化妆文化的专家杰奎琳·斯派塞（Jacqueline Spicer）指出的，女性无法通过使用化妆品来表达自我，而只能遵照某种范式来表现自己。
尽管如此，在欧洲（和远东地区），追求白皙肌肤的努力持续了整个中世纪。其他类型的化妆品在这个时期内使用得并不多，没有瑕疵、未受日晒的皮肤依旧受到人们的偏爱。同样，部分是因为白皙是上流社会的同义词，而饱经风霜的黝黑皮肤就意味着被强迫进行过户外工作，那么这个人也因此来自下层阶级。在疾病多发、缺少良药的年代——中世纪时期大抵如此——干净、白皙、无瑕的肌肤是健康状况显性变化的标志，也是生育能力的指标。这也能够解释女性为什么在追求白皙的皮肤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不管花多少钱，也不顾化妆品的毒性多强。此外，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让圣母玛利亚成为女性气质、行为和美丽的新榜样——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以后。放血术根据流行说法，除了使用膏体和药水，放血术和水蛭也是美白皮肤的方法。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术被用于治疗各种微恙和疾病，比如痛风和瘟疫（可能对后者的疗效并不理想）。用水蛭或划开血管后使用杯状容器吸血的流行，在我们看来略显怪诞，但因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相信体液系统的重要性，这种方法的流行就可以理解了。体液系统源于古罗马内科医生盖伦（Galen）的体液理论原理，他认为体液由四种经典的元素组成——火、土、水和空气。如果所有元素保持平衡，身体将非常健康。内科医生认为血液中含有所有的四种元素，所以放血能够帮助体液保持平衡，还病人良好的健康状态。比如，《妇科疾》就推荐“从脚底放血”来医治子宫病变。虽然我找不到用放血术来达到美容目的的确凿证据，但认为放血可以带来或者恢复健康的观点和认为放血可以改善面容、提升美丽的看法之间相差并不远。故事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在为参加宴会做准备时，会要求她们的内科医生在自己两只耳朵后各放上一条水蛭，吸走脸部部分血液，获得最时尚的苍白面容。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让医生做放血美容术的费用，否则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完成这一套程序。
圣洁缥缈的容姿是当时的潮流，中世纪的女性试用了无数混合物，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肤绽放出完美容颜中常有的动人光彩。魂断威尼斯威尼斯白粉（又名“铅之魂”）是 16 世纪最流行、最昂贵、毒性也最强的肌肤美白产品，产地位于威尼斯这个“因浓妆艳抹的女性和质量最优的铅白（化妆品的基本成分）而闻名”的城市。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威尼斯白粉和其他普通铅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差异甚微，实际上，威尼斯白粉是首个高档的化妆“品牌”——跟其他非常相近（如果不能说是一模一样）的产品相比，威尼斯白粉标榜自己质量更优、独一无二，其价格更高、吸引力更大。在一本于 1688 年首次出版的书中能够找到名为“白肤铅”的铅白配方。在描述了一种由水、醋和铅制成的混合物后，作者说，它是作为化妆品使用的成分单一的铅白。之后，他警告读者在挑选该配方的原料时需要小心谨慎：确保要选择真正的铅白，比如我们口中的威尼斯白粉，而不是那些混入了白垩、白粉或是其他物质的仿造品，这些仿造品既没有真品的脆度和重量，也没有真正的铅白或威尼斯白粉的白度。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铅白是真实存在的化妆品的名字，而威尼斯白粉是它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成品）：纯白的铅粉，而不是铅和其他白色物质的混合物。所以，就本质而言，威尼斯白粉和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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