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强月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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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改革：观察与思考(珞珈问道文丛)试读：
总序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一群常年耕耘于珞珈山的同仁奉献的心得之作。这些性情各异、风格有别、思想多元的君子从未想过建构什么学派，而是一任自己的思想与现实问题共舞，就像珞珈山上空自由飞翔的小鸟。他们看上去各有各的玩物之心，玩山玩水玩媒介，可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志于道”的情怀，试图在珞珈山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于是，这些心得之作便有了一个内在的主题：珞珈问道。
珞珈山并非什么名山，亦非挺拔、奇绝的高山，所依之东湖也没有什么响亮的名头，留在古代诗人吟唱中的，也就剩下“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的普通诗句。在一般人眼里，东湖美则美矣，只是相较于西湖“文胜质”的冶艳，便只能称其为“质胜文”的粗犷了。居于此地的人大概看上了一种山水相依的静美，陶醉于“山得水而活，得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的物外桃园之境。此山原名罗家山，又称落驾山，听上去有些落俗，隐含一点小家子气，外加一点迷恋权贵的味道。让人称奇的是，在首批来此任教的28名教授中，深通佛心的闻一多先生不仅看山似一尊佛像，还把这落俗之名听成了“珞珈”的谐音，遂将此山改名为珞珈山。珞珈之名源自梵文“Potalaka”，译为“普陀洛迦、补怛罗迦、布怛落伽”，乃佛教“观自在菩萨往来其间”的道场。当时的师生特别认同新山名，仿佛通过它赋予的想象，看到了入世与出世、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通道。从此，珞珈山收敛起粗俗之气，融自然美与人文美于一体，而变得文质彬彬了。
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在这里与三教九流比邻而居，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接地气之风不期而养成。身居陋室，心游八仞，“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注于理性的世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遂成问道之传统。薪火相传之际，文、法、理、工、农、医的学科架构铺展开来，蔚为大观，“问道”渐成珞珈人的存在之道：面向万事万物的真道或本源，探寻它的虚静无为而又复杂多变的特征，同时追寻形而上的终极价值，成就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人生。问道者身处波光粼粼、小山相连的山水校园，偏偏喜吟“荡荡东湖，巍巍珞珈”，看上去有些夸张，实际上潜意识里内涵一种精神自由舒展的自我期许。珞珈山水校园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的舒展：校园建筑是中西合璧的，映衬着融汇中西的学术志趣；校内绿荫如盖（植物达到151科738种），春桃秋桂，夏榴冬梅，更兼有百鸟吟歌（鸟类亦有28科118种之多），标示着多元并包的学术风格。
此山此水，仁智合一，乐山乐水者皆可寻得归宿。登高望远，明理致知，可谓山水相依藏真情，鸟语花香皆禅意。
谢天谢地，我们有缘聚集在这块修身养性的宝地，让一切烦恼与困苦消解于珞珈问道的过程之中，让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涵泳于多学科的思想海洋。
1983年，正值中国新闻改革如火如荼之时，新闻传播人才的短缺、老化与非专业化、非国际化等问题凸显，武汉大学应时之需，毅然开拓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学校把我们从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外国文学等多领域调配过来，加上少量从外面引进的新闻传播学者，组成了一支新闻传播教育的“杂牌军”。最初，我们这支队伍的杂色与不入流是如此明显，以致并不被人看好，我们也一度陷入迷茫。好在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寻找突破口，发现重新起步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并不充分，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而且还感染上“抽象与僵化”的痼疾。所谓抽象只不过是对狭小经验范围内的事情做貌似科学的定义，所谓僵化则是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审时度势，我们意识到，只有突破这种局面，新闻传播学科才可以自立，研究者才有出路。幸运的是，学科交叉的优势发挥了作用：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批判新闻传播领域的异化现象，重新思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可以运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体史观重新建构新闻传播史；可以透过现代化理论重新诠释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实践；可以导入结构主义理论、接受美学、社会心理学、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拓展新闻思维的空间，可以借助比较文化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学等视野，开创中西新闻比较研究。随着学术的积累，大文化视野中的新闻传播研究便成了同业诸君所认同的一个特点。直到今天，我们都保持着在开放的视野中开展新闻传播研究的习惯，以抵抗思想的衰败与老化。
当然，只停留于书斋的抵抗是无力的，还必须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以问题意识突破新闻传播研究的樊篱。我们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新闻为何存在，新闻如何存在”，它综合了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问题，以此对抗教条化的研究；第二类是“传播为什么不自由，传播如何自由”，它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此解构功利主义研究的单向性；第三类是“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如何表现创造性”，它以创造思维为导向，面向创意的世界，消解概念化、模式化的研究。问题总是具体化为现实的难题、疑问与话题，它使我们更深地介入到中国传媒的发展过程，让媒介发展的理性贯通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追求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我们顺着这些问题不停地问，不停地想，积累成三大特色领域：新闻传媒发展与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媒介化社会与跨文化传播以及广告与媒介经营管理。收录在这套文丛里的大致可以呈现我们在探索中留下的这些痕迹。
珞珈问道三十年，所留下的终究是一个梦，既有庄周梦蝶的欣喜与洒脱，也有蝶梦庄周的失落与羁绊，到头来得到印证的还是夫子所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因此，我们为自己留下这些习作，作为下一个三十年自反与自强的依据。
珞珈山上痴蝴蝶，犹梦大道翩翩飞。我们是一群钟情于珞珈山的君子，尽管春天让我们伤感过，夏天让我们难受过，秋天让我们失望过，冬天让我们迷茫过，可我们还是选择了这块诗性、理性、佛性的栖居之地。这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情感和缘分，读者诸君只有在每位作者的书稿中慢慢体会了。
是为序。单波甲午春于珞珈山自序传媒改革：观察与思考
1978年，中国传媒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从“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传媒集团化、产业化，是传媒改革体制层面的表征；从承认传媒产品的商品属性到传媒市场的兴起再到传媒竞争的加剧，是传媒改革经营层面的缩影；从民生新闻的兴起到新闻策划的强化再到融合新闻的出现，是传媒改革内容生产层面的反映。在改革的旗帜下，传媒上演了一幕幕风生水起的活剧，为我们展示着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改革是传媒已经发生变革的驱动器，也是传媒将要发生变革的路径指示。
恰逢其会。我和大家一样，有幸成为这场传媒“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见证者、参与者、观察者和思考者。作为80级的大学生，我的学习和工作时间与传媒改革叠加，完整地见证了传媒改革带来的发展“神话”：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新华社广西分社、湖北分社做过记者，在湖北分社时参与创办并主持过《湖北经济报》的日常工作，亲历过报社的报道创新和经营改革；1996年我调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角色转变为传媒改革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小书，就是我观察和思考的结晶。
对传媒改革实践进行考察是研究中国传媒改革的起点，也是我观察和思考的立足点。只有立足于传媒改革实践经验的观察和阐释，继而经由理论的抽象和提升，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是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研究，从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我对传媒改革的观察和思考主要集中在内容生产与经营管理两个方面，本书正是根据这两个研究重点来进行结构安排，即将内容生产方面的研究纳入“新闻实务”板块，而将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归入“媒介经济”板块。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旨，围绕传媒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些思考涉及新闻评论的价值取向、慈善新闻的呈现、新闻来源失实的法律责任、网络信息噪声和网站新闻编辑对策、电视栏目的品牌形象构建、党报改版理念的更新、政府信息公开等问题，思考对象既包括传统媒体，也涉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如《理论阐释、实践拓展与机制保障——推进“走转改”常态化的三个向度》是对中央提出的“走转改”活动进行思考的成果。我认为，“走转改”活动自开展以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深化“走转改”活动并使之常态化，成为摆在学界和业界面前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要实现“走转改”活动的常态化应从理论阐释、实践拓展与长效机制三个向度入手。这三个向度是深化“走转改”活动的关键，其中，理论阐释为“走转改”活动的常态化提供理论指导；实践拓展从广度与深度上实现“走转改”活动在媒体实践环节的延伸；长效机制则为保持“走转改”活动的持续性提供制度保障。而《我国财经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是我对我国财经报道进行观察和思考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这一系列成果从财经报道这一概念的广义和狭义，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入手。在厘清概念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文章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经报道划分为经济新闻的重振时期、狭义财经新闻盛行时期和新兴财经报道时期三个时期，并总结了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当前财经报道在题材、视野、写作方面的具体状况及其面临的选题、角度以及表达的先天不足，报道风格缺乏易读性和可读性，记者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推断过程等问题。最后，我对当前比较盛行的预测性财经报道进行了专题思考。预测性财经报道所涉及的题材范围非常广，并与民众关注点密切相关，且其表现手法趋向成熟化和多样化，但同时，预测性财经报道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媒体和记者缺乏反思意识，尤其缺乏科学的预测方法。在此现状下，我国媒体应进一步改革媒介观念，从媒介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预测性财经报道，注重记者综合素质的提升，建设优质的专家智库，与专业预测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建立健全跟踪报道机制，以充分发挥预测性财经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指导性。
竞争和合作是我讨论媒介经营管理相关现象和问题的基本框架。我坚持认为，只有从历史的探寻中才能把握我国媒体竞争和融合的基本轨迹，挖掘我国媒体演变的内在逻辑。因此，关于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思考，我对新时期报业竞争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对内地传媒经济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了理论概述和量化分析，并对我国传媒竞合的动因和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我国报纸发行30年的历史变革与发展趋势》一文对报纸发行所历经的渠道、机制、经营和理念四个方面的巨大变革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发行理念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即“派发”理念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销”理念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营销”理念阶段（21世纪初以来）。我认为，报纸发行理念的嬗变总体上朝着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三个方向变化和发展，而我国报纸发行的未来发展重点就是解决发行渠道的整合问题。通过整合当前报纸发行网络，以提高发行渠道的整体运营能力，构建起以“第三方物流”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报纸发行体系。只有在历时的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展开的共时性研究，才能让我们准确把握当下的研究问题，赋予共时性研究以历史视野。因此，在进行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和总结的基础上，我进而对我国传媒市场特征进行经济学分析，对传媒价格串谋、媒介成本的转嫁、传媒联动的竞合价值和传媒整合等媒介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索。多种研究范式并存是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研究传媒竞争现象的现实特征。《中国传媒产业间的广告资源竞争：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实证分析》认为，在生态学范式下，“竞争”被界定为传媒资源使用的相似性，这有助于解释在传统传媒竞争分析中研究者无法回答的相关问题。以美国传媒学者约翰·迪米克和阿兰·阿尔巴朗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对传媒竞争和传媒经济现象予以生态学的考察。传媒竞争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现象和过程，生态学范式的传媒竞争研究，应在多个资源维度实施产业内外的多层次分析。在理论框架的运用上，我们可采用理论生态学、组织生态学、产业组织研究等领域的分析工具。因此，传媒竞争研究的生态学路径有助于拓展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视野，积累、发展与创新传媒生态学理论。
上述内容均已公开发表过，收入本书时基本按发表的时间顺序呈现。时过境迁，其中有些思考已不再契合当前传媒改革的实际情况，但考虑到这部分内容记录和展现了中国传媒的改革历程，也记录了作者观察和思考的轨迹，因此，收录本书时还是保持了原貌，未作修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成果有一些是我和我这些年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同完成的，对他们付出的智慧表示感谢！由于公开发表时均已署名，此处就不一一致谢了！感谢在校的博士生刘莲莲、袁满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作出的贡献！我深知，由于个人能力水平的局限，书中一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一新闻实务[1]新时期新闻评论的价值取向——兼评《湖北日报》“新世纪展望”系列述评
新闻评论（包括述评）作为媒介常用的一种以发表意见为主而有别于一般新闻报道的新闻体裁，历来在我国的报刊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进入新时期后，经过“拨乱反正”的党报新闻评论，无论在议题的设置上，还是在说理的态度与方法上，或者是在文风的表现上，都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传达政策、引导舆论、释疑解惑、激浊扬清的“旗帜与灵魂”的作用也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了。但是，在这一历史表象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新时期的党报评论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当前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问题总是交汇碰撞，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矛盾表现得异常复杂，出现许多斑驳繁杂、光怪陆离的社会“怪胎”。有些事情，积重难返；有些事情，风起苹末；有些事情，似是而非；有些事情，又往往令人困惑丛生、百思不解。这都给党报评论的“说话”（说什么，怎么说）设置了“难关”。其次，随着媒介市场的繁荣，竞争的日益激烈，特别是高新技术带来的“网络传播”的冲击波，如电子论坛的出现与普及，各种意见性信息（评论）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数量也越来越大。如何抢夺新闻市场的“先机”，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对党报评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最后，当前受众的心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读者在阅读报刊言论时，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收者，他们会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来自报刊的言论。读者的这一变化，自然对党报评论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如何重新定位新闻评论的价值取向？如何奉献给读者内容与形式完善统一的言论作品？这是需要每一个党报评论员认真思考并且努力实践的问题。《湖北日报》在20世纪末重头推出了“新世纪展望”系列述评（一组5篇，见该报12月22日、23日、25日、28日、29日头版），应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欣慰的、十分有益的探索。一 新时期新闻评论的选题取向应从单纯的“眼光朝上”转变为“眼光朝下、上下结合”
所谓新闻评论的选题，就是选择和确定什么议题的问题。不论是就一篇评论写作而言，还是就一段时间评论写作的计划而言，选题都是新闻评论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谓新闻评论的选题取向“眼光朝上”，就是说，新闻评论的选题单纯局限于中央、地方的有关文件，领导的讲话或指示，或者有关会议的决定，也就是局限于政策的宣传贯彻上，而对实际工作，对社会生活中读者的关注点、关注度不予考虑或考虑较少。这种“眼光朝上”的新闻评论选题取向，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是比较盛行的，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否定。但是，选题取向局限于此，则存在明显的不足。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政策的产生与实施，都是离不开社会实际，离不开群众的，是“从群众中来”，并且要“到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新闻市场已经进入“买方”市场，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能力和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单纯“眼光朝上”，而不顾读者“是否”关注的评论选题，是难以抢夺读者的“眼球”，难以获得读者的青睐的。因此，只有那些“领导重视、群众关心”，“上下共识”的重大新闻事件或普遍关注的问题，才是我们党报评论的最佳选题。《湖北日报》的这一组述评，分别论及WTO、农业、光谷、信息化、旅游经济，这些选题应该说都是湖北省上下各界关注度很高的“热门”话题，是今天社会上绷得最紧的“那根弦”，谁触动了这根弦，就会赢得最大的反响。这样的选题，读者会认同，领导会满意，编辑部也会高兴。二 新时期新闻评论的立论重点应从“宣传灌输为主”转变为“启发引导为主”
新闻评论的立论，或称立意，是指新闻评论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是评论所要表达的内容。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进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安排，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党报新闻评论的内容、立论方式不可避免地打上如下痕迹：完全从传者的角度看待问题；有意无意地把报纸上的新闻评论等同于“上级文件”；评论写作满足于做政策的“收发室”“传达室”。应该说，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地让广大群众了解和掌握，并变为他们的实践，是我国党报新闻评论的优良传统，也是它的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新闻评论毕竟不能等同于文件、政策本身，它只是一种新闻体裁，有着自身的规律。新闻评论要想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就不仅要考虑传者，也要考虑受众；它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怎样做”，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为什么”“如何看”。也就是说，新时期新闻评论的立论重点或方式，应从“宣传灌输为主”转变为“启发引导为主”。《湖北日报》“新世纪展望”系列之一《WTO我们时刻准备着》，围绕着怎样看待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展开论述，政策性不可谓不强，但全文四个部分“为何要进这道门”“得与失”“知识外溢效应与赶超效应”“‘引进来’与‘走出去’”，分别论述了入世的必要性、得与失及具体做法，处处就事论理，引人思考、给人启发、催人奋进，丝毫没有那种硬性的“宣传灌输”的味道。相信每一位读者看过之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三 新时期新闻评论的论证方法应从一般地讲大道理转变为摆事实、讲道理
新闻评论当然是要讲道理的，但离开事实的道理是空洞的道理，是说教，不能让读者信服。列宁向来主张“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2]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事实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任何道理都是从具体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在事中。摆出事实，就等于让读者也经历了这个抽象的过程，就更容易取得他们的认同。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可以说是《湖北日报》这组系列述评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在《农业重新认识粮棉油》这篇评论中，第一部分“粮棉油怎么了”，为了说明“种植粮棉油，让人直发愁，忙碌大半年，最后没得赚”这一分论点，作者摆出了一系列论据（事实），其中既有种粮户的收支情况，也有种棉户的收支情况；既有最新的具体事实，也有概括性的背景材料、统计数字，显得很有说服力。也许正因为这一组以述评形式出现的评论提供了大量的新闻事实，所以它们都署名“本报记者”而非“本报评论员”。正文的字体没有变化，这也是这组述评的“亮点”所在。四 新时期新闻评论的语言表达应从“平铺直议”向“灵活生动”转变
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新闻评论的选题、立论、论证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没有一定的语言表达技巧，闪光的思想也会黯然失色，这一点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论述性新闻体裁的写作上。这一组系列述评篇幅都不短，但读起来并没有冗长、啰嗦之感，这除了与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外，恐怕也是与作者具有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分不开的。这里仅从三方面做简要分析。
其一，平等交流的态度。平等地对待读者，还是居高临下地“说教”，可以说是评论员能否赢得读者的关键。《湖北日报》这组评论，完全没有我们以往在一些长篇评论里经常见到的那种“板着面孔”教育人的姿态，而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一种朋友间的、同志似的、和风细雨的思想交流。这里仅举一例：“而体制，更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一些景区景点，政出多门，文物部门管一块，旅游部门管一块，地方行政管一块，有的地方统战部门还管着一块。部门之间又难免不发生扯皮拉筋的事，这就常常弄得‘戏’没法唱。”（见述评《之五》）这里触及的问题虽然很尖锐，但字里行间没有一点“火药味”，而是在心平气和地介绍情况中引发、启迪读者去思考，去辨析。
其二，富于情感的笔调。文贵情真，写新闻评论也应如此。如果我们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能做到动之以情，那么新闻评论的传播效果就会事半功倍。请看以下例子。“面对这道门，我们张望，我们争取，时间长达10多年。在就要跨入这道门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还要自问：准备好了吗？”（见述评《之一》）“‘武汉·中国光谷’还是个婴儿，但它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哭，就似黄钟大吕，震惊全国，震动世界。”（见述评《之三》）
读了这些生动形象又富有“亲和力”的语言，你能不为之动情，不为之震撼吗？！
其三，理性思辨的色彩。所谓理性思辨的色彩，就是说新闻在评述过程中通过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升到对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并用简练、精警的语言（警句）概括出来。可以说，警句是精湛的思想内容与精妙语言艺术的结合，是一篇论述文的闪光点，也是评论员的毕生追求。在这一组述评中，我们不时可以见到这种闪光的警句。如下。“我们失去的，将是旧体制的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新机制的活力。”（见述评《之一》）“价值实现，是人才流动的万古不变的规律。当价位被低估时，他就想离开；当价值得到合理评估时，他就会留下；当价值最大化实现时，他会竭尽全力地工作，包括作出必要的牺牲。”（见述评《之三》）“国民素质不能跨越‘数码鸿沟’，国民经济怎能跨越‘数码鸿沟’？！”（见述评《之四》）
这些精练警策的语句，自然贴切，意蕴深隽，既让人回味无穷，又引人深思远虑，大大增强了评论的穿透力。
以上几点，都是这组系列述评的特色所在，是很值得称道的。我们期待着《湖北日报》涌现出更多的类似“新世纪展望”这样优秀的新闻作品。
[1] 发表于《新闻前哨》2001年第2期。
[2] 转引自邵华泽著《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第141页。[1]精心打造电视栏目的品牌形象——解读《财智时代》《财智时代》是湖北卫视2000年4月隆重推出的一档财经类谈话节目。一年多来，《财智时代》以其独特的栏目定位、精心的节目制作、出色的品牌宣传，在国内电视节目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异军突起，成为万紫千红的电视百花园里的一枝奇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受到业内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解读《财智时代》的成功运作，对于电视人如何打造节目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办好电视节目，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解读之一：栏目定位的独特个性
栏目定位的个性化，是电视媒介从“广播”走向“窄播”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电视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栏目制胜的根本之道。电视栏目的定位是个综合的概念，它一般包括栏目的选题与内容的确定、制播方式和风格的选择以及目标观众群的规定等方面。（一）栏目内容——锁定“财智”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用才智博取财富的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原有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地位不断被重新“洗牌”、重新建构，如何挣钱、如何用智慧博取财富已成为新经济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重要问题。《财智时代》将节目的触角敏锐地延伸到知识经济的宏大背景中，选择“财智”的集中体现者——企业界成功人士作为栏目主人公，展现他们的创业经历、人生感悟、人格魅力，让他们畅谈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企业发展的成败得失、经营理念的胜负优劣。应该说，这一节目内容的定位是准确而独特的。说它准确，是因为它拨动了当今时代和观众心目中“绷得最紧的那根弦”——财智；栏目的选材、议题的设置具有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和“可议性”，容易形成强烈的“舆论场”。说它独特，是因为这档节目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受众群，是那些致富“成功”或者渴望“成功”的社会精英层。这一目标受众群是市场经济环境里社会的主流人群，然而由于这一人群文化素质较高，一般又属于专业人士，因此往往容易被众多电视媒体所“遗忘”或者“敬而远之”。《财智时代》以这一社会精英人群为节目的收视主体，是独具慧眼的，从而也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胆识。（二）栏目形式——追求创新与变化《财智时代》独特的内容定位，需要有独特的栏目制播形式（栏目类型）相匹配。《财智时代》栏目形式的特色，集中体现在节目方式的创新和节目形式的变化多样之中。
在我国，关注社会问题的谈话节目早已有之，娱乐类的谈话节目也不少，但鲜有专门关注经济这一专业话题的大型演播厅谈话节目。像《财智时代》这样在演播厅的录制现场云集主持人、主人公嘉宾、特邀嘉宾以及百余名现场观众的经济类谈话栏目，可以说是开了我国电视节目的先河。这种形式，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现场直播，而是直播式的录播，但它将一个完整的、一气呵成的纪实现场置于观众面前：没有排练，没有背台词，没有一次次的“重来”；不同意见的即时交锋，几方语势的碰撞变化，话题的陡转起承和情绪气氛的渐积递增。这样，自然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参与其中的“真实”感觉。尤其是节目中的谈话内容，也不像其他节目那样有着预先的“事无巨细”的周到设计，而是让节目尽可能地遵循话语本身的脉络，忠实、完整地把客观事件传达给观众，从而最大可能地唤起观众的期待与探知欲望。应该说《财智时代》这一节目形式是富有创造性的，它使节目特点更加鲜明，话语优势更加突出，观众对节目的青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般谈话类节目容易出现的“你问我答”的单调乏味，《财智时代》在节目的展开上，还十分注重层次感，增强互动性。《财智时代》30分钟的节目里，大致分为“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议一议”四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注重调动不同方面的人物进行参与，以促使节目主题层层展开。（三）栏目风格：理性与综艺的融合
栏目风格是特定的栏目内容和表现技巧在节目中的综合体现。《财智时代》独特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后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风格上的理性色彩与综艺色彩交融合一。在《财智时代》的节目里，既不乏财经名流的高谈阔论，也有普通观众的对话交流；既有非常前卫的新经济名词和观点，如ERP（企业、资源、规划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PDA（掌上电脑）、风险投资等等，也有对它们通俗的说明、解释和比喻。把神秘的企业明星平民化、把高深的经济问题通俗化、把节目的思想深度与娱乐色彩融为一体，成为《财智时代》栏目风格的一种追求。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经济类谈话节目属于阳春白雪，不具备娱乐性。《财智时代》的总策划之一景高地同志认为：“《财智时代》的主要收视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他们眼中，《财智时代》不仅具备解惑功能，具备思想深度，还能成为他们欣赏的审美对象，感受到精神愉悦，娱乐性便由此产生；而《财智时代》在解除商界人物神秘性，化解经济话题沉重性的努力中，使得一般观众群也不至于认为《财智时代》特别深奥，让他们看得懂，喜欢看。”解读之二：精心策划与制作
一般来说，栏目的定位属于观念的范畴，比较抽象，重在创意；节目的策划与制作则属于务实的范畴，比较具体，重在落实。独特的栏目定位能否在节目策划与制作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是每一个栏目制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财智时代》目前已推出的几十期节目，应该说比较好地体现了栏目创意的宗旨：把节目办成为观众量身定做的有关智慧和财富的文化商品。（一）主人公嘉宾选择
对于电视谈话类节目而言，主人公嘉宾选择是节目成功的基础。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商界名人、业界大腕、知识精英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智时代》在主人公嘉宾选择上做出的努力。这些企业明星、商战英雄中，既有国有企业的老总，也有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总裁；既有连锁业的巨头，也有咨询业的高手。他们是一群头上闪着光环、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士，是搏击在商海里的佼佼者。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创业历程，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他们用智慧博取财富的故事，又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观众、对那些正在淘金或者梦想淘金的人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精心选择这些主人公嘉宾，正是节目最具新闻价值的一大“亮点”所在。（二）话题设定《财智时代》的每一期节目都围绕一个话题（主题）展开，这一话题既在栏目宗旨的视野观照之内，又根据不同的主人公嘉宾而各具特色。总的来讲，《财智时代》节目设定的话题，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和穿透力。
一系列既热门又具品位的话题的设置，无疑是《财智时代》栏目赢得观众、留住观众的又一大“奥秘”所在。（三）制作精致
一个节目的成功运作往往需要宏观、微观等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仅有定位这一宏观思路正确，而缺少与此相适应的微观操作，便可能使宏观设想和策划都流于“纸上谈兵”，节目是难逃失败命运的。为了确保《财智时代》的制作和播出质量，节目组不仅汇集了国内一流的财经界策划高手，而且还精心挑选、组织了一支高水平的电视拍摄及编辑队伍。从片头设计的画面、音响等电视语言的运用，从结构安排、细节捕捉、镜头运动、造型处理到节奏把握等等，都精心制作、精心包装，从而使每一期节目都力求做到赏心悦目，流畅，好看，富有观赏性。
精品栏目，黄金强档，是《财智时代》自觉的追求，也是电视观众对《财智时代》制播质量的总体评价。解读之三：品牌形象的自我宣传“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在电视业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必须注重自我包装和自我宣传，它们也是栏目成功运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财智时代》创办伊始，就以年薪50万元面向全国招聘节目主持人为切入点，隆重推出了一场品牌自我宣传的重头戏。
2000年12月12日，《中国经营报》以半版篇幅刊发一则广告：湖北卫视《财智时代》以年薪50万元面向全国招聘主持人。此则广告同时在湖北卫视及互联网上广为传播，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财智冲击波”。
50万元年薪招聘主持人，既是《财智时代》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必然会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其一，用50万元年薪招聘这一举措在全国媒体中属于“第一个”，且又是涉及热门而敏感的主持人这一特殊行业。其二，财经类谈话节目，要求主持人既懂经济，又懂电视媒体；既有优雅的外在形象、风度气质，又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对自如；既能与顶尖级企业家平等对话，显出学者风范，又能深入浅出，不失机智幽默等等，这些对象性因素对观众具有很强的悬念感。《财智时代》从这里切入打造品牌，应该说是一种很有眼光的选择。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造，经过一系列“造势”宣传活动，《财智时代》如今已声名远播，不仅成为许多观众翘首期待的节目，更成为企业家们心仪的对话平台，国内许多顶尖级明星企业家，如今都表示希望做客《财智时代》。《财智时代》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经名流的思维俱乐部，白领阶层的洗脑泰山会”。
总之，《财智时代》的品牌营造战略是成功的。衷心祝愿湖北卫视在媒介市场竞争中，抓住机遇，有效地实施品牌战略，成功地塑造出更多具有品牌效应的品牌形象。
[1] 发表于《当代电视》2001年第12期。[1]网络信息噪声及网站新闻编辑对策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但在获取新闻信息的能力增强的同时，人们制造噪声与信息垃圾的能力也得到增强。正是这种噪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新闻媒体有效的新闻信息服务。网络用户（或称网络受众）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信息的浓度却越来越低，对其的消化吸收也越来越困难。“过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从表面上看，网络信息的丰富多彩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信息饱和”的假象，然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中，很多都是无效信息。这里涉及一个有关“信噪比”的问题。所谓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在技术上是指电缆中指定点的有用信息和无用噪声之间的比率，用于衡量信号质量。网络用户并不是整天都“泡”在网上的（某些专业人士或“网虫”除外），而且受众之所以青睐于在互联网上寻求新闻就是因为它速度快、传播信息迅速。而现在，对于那些时间较为有限、兴趣不太广泛或对新闻的指向性偏高的受众来说，当他们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时，很显然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困扰。这些困扰既来自于网络本身绝对信息数量的庞大，又来自于与之相伴而生的各式各样的信息噪声，比如电子商务信息、广告信息以及技术层面的干扰。这不仅仅表现为在显示屏前等待的时间偏长，或者是为烦琐复杂的界面所干扰，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网络受众还根本没做好抵抗信息噪声的心理准备，而这些噪声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已经产生。这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的新闻接收倾向的受众来说，无疑是在增加他们接收上的难度。试想，一个每天只愿意花很少的时间来阅读有关新闻的人怎么可能不对以下这些景象感到困惑呢？在显示屏面前等待计算机运行很长时间后，才看到一个实际上他根本不需要的Flash动画在页面上慢吞吞地生成；收到不请自来的垃圾邮件或在线通知；面对信息种类和总量百倍于自己需求的Web页面……对于无处不在、形态各异的广告、图片、标语、字幕，目前的个性化技术根本不可能使受众完全躲开它们。尽管网络受众现阶段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主题订阅电子邮件，参与新闻组（News Group）等，但这些仍然是受众所不能控制的。
对传统媒介而言，尽管交互手段较差，并且也没有很多的个性化的技术手段，但把关人的作用，更重要的则是传统媒介本身的特点，使得信息精练性和纯度要远远大于网络媒介的总体情况。从一个广义的视角来看，对一个阅读报纸的人和一个在网上冲浪的人来说，他们获取的信息数量远远不能相比，并且很显然是后者占上风；而从阅读质量的比较上来看，胜负却是未知数。因为就认知而言：①接收信息太多容易形成记忆上诸内容之间的相互抑制；②从选择看，过多的信息导致选择的困难甚至冲突；③从认知程度看，一个读少量信息的人，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思索新闻本身。
互联网上信息噪声的增多，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①信息垃圾膨胀的速度远比精品快，这是由两者的生产效率所决定的。信息精品的生产需要倾注极大的心血，因此不会因信息技术的大发展而有大增长，而信息垃圾则会因信息技术的提高以成百上千倍的速度递增产生。②精品的社会自然筛选机制大大弱化。资料拷贝、存储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使人们将不再精心挑选有价值的信息精品妥善保存，这势必导致保存资料的信息含量下降，人们在使用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挑选。③不必要的细节无节制地增加。今天，过多的资料来自于计算机的自动化，这些系统往往以提供更多的细节为荣，但过多的细节往往会干扰人们认识事物的总体感觉。④感性资料的过度膨胀挤占了理性思考的时间。人类的理性思考主要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概念来进行，然而新技术则鼓励人们享受更多的感性资料服务，如图像、声音、影像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造出高浓度的信息产品，缓解信息噪声带来的压力，提高信息服务的实际效率，是网站新闻编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网络普及、用户自我查询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网络用户更需要导航式服务、信息内容深加工服务及一切用户个人查询难以实现的网上服务。因此，网站新闻编辑必须考虑在全球资源实现共享的大环境下，在用户需求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提供怎样有特色的服务以吸引用户，并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第一，精品化。互联网用最快最方便的手段，提供了信息传播的无限可能性，让受众去做无限可能的自由选择。而最终在这种无限自由选择和竞争的机制中占上风，靠的就是高质量、高品牌的产品。如前所述，互联网在给人们创造了无限获取信息的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信息噪声。在表面信息饱和的同时，人们不得不面对另一类型的信息缺乏，即大量信息混乱所造成的信息缺乏。重复的、低水平的网上垃圾会占据人们大部分的上网时间，人们依然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新闻网站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对今后的网站新闻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是深度而不是面面俱到，是系统有序而不是名目繁多。我们知道，在产品供应短缺的时代，数量是最重要的。但在产品泛滥的时代，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有实力的新闻网站将会集中更多的人力、更大的物力和财力资源来推行精品战略，认真地制作精品。
第二，专业化。粗而广的信息服务会是最先被淘汰的，因为这种泛化的内容在网上很容易得到，但又不能给用户以很大的帮助。实际上，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总是与专业知识分不开的，专业知识财富是构成服务价值的主要基础，行业知识的差距则是保护本项业务抵御竞争的围墙。因此，网络新闻媒体要想提高其服务质量并赢得市场，办法之一就是使自己的服务专业化，将目标集中到自己熟悉的业务领域中，集中到特定的用户群上，利用专业的技术优势来进行服务，通过专业化来提高服务的深度和质量，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以说，走专业化道路是新闻网站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国内的新闻网站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2000年崛起的传统媒体网站，如人民网、千龙网、东方网等；一类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中心，如新浪、搜狐等；还有一类则是一些财经、体育等专业垂直网站。2000年鲨威体坛被Tom.com以2000万美元收购，这本身便说明了这种细分的专题新闻网站的潜力所在。2000年1月17日，经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国内第一家从事新闻刊载业务的行业新闻网——中国电力新闻网正式开通。其功能主要定位于网上原创电力新闻的发布中心、电力行业和国家电力公司形象宣传的窗口、电力企业信息资讯的实用大全，同时兼顾电子商务和网上服务。业内人士预言，类似的以行业信息为基础的专业新闻网站有望大量出现，成为中国媒体网站中的重要力量。
第三，分层化。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一大批新闻网站不断诞生并发展壮大起来，但网络新闻服务覆盖面很多，任何一个新闻网站都难以承担所有的网络新闻服务。因此，新闻网站的分层化趋势日益明显。2000年12月18日开始，人民网开始由综合网站向集团网站发展，其下拥有中国地方新闻联报网、人民健康网、人民书城、体育在线、人民导航及我的中国网六大专题子网。很显然，人民网此举的目的在于对信息和服务对象按层次进行细分，以满足受众对“窄播”的需要。人民网主任编辑杨武军认为，“集团网站通过对各子站鲜明的定位，将网络信息服务对象进行更专业化的市场划分，为今后有针对性的服务与商业运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各子站间互相关联又彼此独立，既能形成整体规模优势，又具有独立伸展空间，能更好地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及不断专业化的网民需求。”
第四，个性化。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用户被笼罩在巨大的信息网络之中，并由此而具备充分的获取信息的能力。此时，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将更具针对性，更为个性化。而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或个性化，关键的一点在于即时与用户进行信息交流，在多次的交流过程中挖掘用户的真正需求并充分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而互联网的交互性为这一点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鲜明个性、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网站才能获取较高的点击率，赢得发展空间。如人民网，号称自己具有最权威的政府信息。《中国日报》网站宣称自己是“最大、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关于中国信息的英文网”，服务于海外人士投资中国和中国各地招商引资。东方网自称是“上海新闻在网络上最权威的声音”。千龙网更宣称“一览首都新闻，只要上千龙网”。无论这些网站是否真正做到其宣称的那样，它们着重个性化服务的这一特点很值得其他新闻网站学习。参考文献
［1］彼得·戴森：《英汉双解网络词典》，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2］杜骏飞：《网络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我们与受众互联——媒体网站工作者工作、生活状态调查》，《中国记者》2001年第1期。
［4］托马斯·鲍德温等：《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
［5］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
[1] 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5期。本文第二作者是硕士生邓敏。从新闻来源失实看媒体承担的有限法律责任[1]一 新闻来源与新闻来源失实[2]“新闻来源一般是指新闻事实的来源和依据。”获取新闻来源的途径有多种。从获取新闻来源的途径来看，新闻来源有直接和间接之分。记者亲身经历或现场参与所获得的新闻源属于直接新闻来源，由记者当场直接获得，真实性强，可信度最高。然而，很多时候记者并非亲身经历现场，他们获得的往往都是间接的二手材料，是事后通过当事者或相关的部门了解到的，也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和可靠性。
从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的归责来看，则有主动新闻源和被动新闻源之分。主动新闻源是指为发表而积极主动地向新闻单位或记者提供新闻事实材料（这种材料包括口头叙述和书面文字）的组织或个人。被动的新闻源是指不以发表为目的，通过记者的采访而消极被动地提供新闻事实依据的组织或个人，或者是不知道面向的是新闻机构也不希望所提供的内容发表的新闻提供者。
新闻记者在获取新闻线索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新闻来源失实的现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主动新闻源失实，比如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报发表肖晓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首尾’之战场外音”，该文报道广州松日主场迎战大连万达队的主裁判陆俊收了客队人民币20万元现金。此消息是由松日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提供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陆俊状告《羊城体育》报，最终，报社由于没有履行核实新闻来源所提供消息的真实性的义务而败诉。其次是被动新闻源失实。新闻源的提供者或单位出于某种原因而提供了虚假不实的消息。除此之外，无论是主动新闻源还是被动新闻源提供的消息如果还没有经过权威机构认真审核或者消息的本身就是不实的（例如谣言、迷信）而被媒体擅自发表的，也往往会造成新闻报道失实。二 新闻来源失实与媒体承担的有限责任
新闻来源是进行新闻报道的第一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中发生了过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新闻报道产生很大的影响。新闻报道一旦采用了新闻来源提供的不实的信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就会让媒体卷入一系列法律纠纷中。在这类的新闻纠纷中，新闻媒体往往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而实际上，新闻媒体只应该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媒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原因如下。（一）新闻信息传播过程的本身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是从新闻信息源发出信息开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记者没有时间、资源、途径深入了解每一个信息源，独立确认事实，所以通常是通过引用可靠的新闻源来建立事实。传播者的新闻信息的加工制作过程也是由不确定向确定、由零散向有序转化的过程。传播过程中新闻来源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的，传播者在采集信息的同时经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传播者也要通过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对信息进行把关和过滤，控制信息的流量和走向，确保信息的客观、准确。而新闻传播是一个多级的、完整的信息传输过程，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在其传播过程中的每一级中，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在不同的时候它们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因此，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确定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非人为的客观因素时常制约着信息传播的准确度和真实度。因此，媒体在进行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中存在某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新闻报道失实产生侵权后媒体是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二）新闻真实不等同于客观真实，也不能在新闻审判时用法律真实的标准来要求新闻真实“新闻真实是指，新闻报道必须如实反映事物的原貌，它表现为[3]一个认识过程。”事实的发展完结时，报道的真实性也才能够全部展现出来，新闻报道的真实度是通过新闻事实的进展体现出来的，既表现为具体的新闻细节的真实可信，也表现为整个新闻事实完整、准确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记者并不是以复写来再现事实而是以理解的模式介绍事实，因此记者报道新闻时不免会渗透自己的主观印象，而客观事物是先于意识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指事实和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人的意识之外而独立存在，又能被人的意识所认识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受主观干扰、不受人的意识左右而独立自存，但可以被人的意识认识。显然，新闻真实与客观真实是不同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主客合一”的实践论的观点来看，新闻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主体再现，新闻报道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新闻报道要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仅仅是强调了主观对于客观本来就有的肯定性关系，但是并不说明新闻真实就是客观性，或者存在于新闻事实之中。新闻的创造活动是主客合一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客体的主观想象。新闻的客观性不再是被动地依照事实去检验事实的分析理性，而是贯穿着主体间的理性互动和实践内容综合[4]的理性。”其次，记者对变动着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需要一段时间，掌握事实也需要一定的阶段和过程，并不一定是要完全复写整个新闻事实。最后，新闻的运作规律决定了新闻真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新闻是通过记者这一富有思想意识的“人”来报道的，新闻报道要求很强的真实性，也不能完全不渗透记者本身的情感体验，因而也就无法完全做到纯客观的报道。很多情况下，媒体在新闻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新闻调查时，有些客观事实往往早已发生，记者仅仅是在报道事后了解的情况，而且不同的人掌握的材料不同，提供材料的动机不同，很难做到对事实做出完全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即使一些现场报道，报道者往往也难以一时看到事件的全貌，其做出的判断也未必与客观存在完全相符。“所谓法律真实是指从法律意义上来看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真实存在就是证明原发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及由证据组织起来的具有[5]法律意义的事实。没有证据的真实在法律上是毫无意义的。”而新闻真实却不一定要求有实在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记者在采访中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不一定都能从新闻来源中找到确实的证据。“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对新闻真实的一种延伸，报道的事实都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过滤和技术上的处理，有些事实尽管是真实[6]的，但是不作技术上的调整和变动，就会和有关法律相抵触。”
从法律上讲，在“新闻失实”名誉侵权诉讼中，如果对新闻失实的判断仅仅从法律真实的认识规律出发，甚至将法律真实等同于新闻真实，而不顾新闻真实的特性，或者将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混为一谈，都是不符合事物认识的规律的。新闻官司审判实践中容易出现将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混为一谈，以法律真实的标准要求新闻真实，从而不恰当地判决媒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上是应该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标准从宽把握的。新闻媒体无法在每一件新闻事实中都能找到合法的证据，也不具备完全的采访时机去获得证据。总之，从新闻报道活动的规律来看，新闻源和新闻报道并不能做到完全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因此，在新闻报道失实后，追究媒体的侵权责任时不得不考虑到新闻事业传播活动规律，也不能把新闻真实简单地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真实，不能在新闻失实后立即认定为是媒体的责任。（三）媒体对新闻来源实施审核有一定的客观局限性
被告的媒体大多是被诉“新闻失实”侵害名誉权，而很多被法院认定为“新闻失实”的案件中，媒体都因被认定“未尽到审查职责”而被判决承担侵权的责任。在被控新闻失实的案件中，当然确实有一些媒体是没有尽到审核的责任。但是，要想完全做到审核合格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无法保证所报道的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在新闻产生侵权后果时应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原因如下。（1）新闻机构对于新闻来源的审查通常是通过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来把关的。针对新闻来源的审查，编辑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或者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考察，很多情况下，新闻来源是十分复杂的，媒体的“审查”也是很难进行的。再者，新闻必须讲究时效性，编辑部不可能亲自实地考证每一篇稿件的真实性。因此，一般的稿件都由记者自身把握好真实度。其中特别具有新闻价值的稿件才会由记者深入采访，编辑亲自审定。（2）一般新闻提供的信息，新闻机构和记者都负有核实之责，对于其中可能存在差错还是应该预见的。但如果是党政机关、公检法机关以及其他权威部门，它们提供的消息，以及处理决定、判决等，不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有的还具有法律效力，新闻机构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去作调查核实，若有差错或者情况发生变化，新闻机构是不可能预见的，不应承担责任。因此，审稿是新闻机构调查核实的最后环节，不能要求新闻机构经过审稿还能预见新闻仍有差错。（3）读者来信和文章转载是最容易引起新闻“失实”侵权纠纷的，编辑部在审查时也较为慎重，若反映的问题较重要，一般都需要审查核实作者身份并根据来信者、来稿人所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对其来信来稿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确认。但是，转载的文章作品由于牵涉的单位和个人比较复杂，很难鉴别内容的真实性。（四）新闻源也必须承担一部分的法律责任
新闻源是指向作品的作者提供新闻素材和事实情节的单位和个人。这首先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新闻侵权的两个主体：新闻源和新闻媒体。由于新闻源向媒体提供了不实信息而使新闻报道失实的侵权案件中，在国外新闻源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但在我国以往的审判实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