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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明枢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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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侨商

客家侨商试读: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们希望这30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2009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2011年6月18日

客家文化丛书·序

在岭南三大民系中,“客家”被称为汉民族中的“吉普赛”。晚清诗人黄遵宪对此曾作过诗意表达:“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在岭南,相对于位居邻海平原的潮汕民系、坐拥肥沃三角洲的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就没那么得天独厚了,它们大都盘踞在山区丘陵乃至层峦叠嶂之中,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而从民系的历史文化与语言风俗看,客家民系也与它们明显不同。客家学界有“大中华,小客家”的说法,其中强调的是作为民系及其历史和文化的客家与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传承关系。诚如黄遵宪所吟诵的:“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存三代前。”

近三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内地曾经一度沉寂的“客家”不断受到热捧,并涌现出大量的文章著作。但是,由于各自著述的动机与立场不一,加之学风机巧浮躁,致使本来对“客家”有些陌生的外界因此更加模糊。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丛书编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基于这一背景,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组织了一批不乏高度与视野,同时又对各自负责的选题有一定积累和研究,且能够充分体现嘉应学院在客家研究领域的水平与影响的作者阵容。对于丛书选题的提炼,则在避免每个选题之间简单重复与拼凑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这些选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客家历史人文整体风貌的不同侧面展示,尽量覆盖客家的语言风俗、文化教育、山水自然、村落民居、饮食习俗、民间文艺、侨人侨商、足球体技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领域,并注意在内容展开过程中引带出能够体现客家历史人文内涵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物象。同时,考虑到丛书的阅读对象与传播影响,在编撰风格上,我们力求雅俗共赏,介绍性文字简洁、通俗但不失生动,延展提升性文字具有一定的内涵。

丛书的出版,除了要感谢各选题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嘉应学院科研处、文学院(客家学院)、客家研究院等单位的关心和支持外,还要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林有能副主席、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的理解和信任,特别是出版社史小军总编辑、李艺主任在编撰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邱国锋 曾令存2015年5月30日于梅州一 客家侨商及其历史故事

讲述客家侨商的历史故事,感悟客家侨商的人生智慧,品味客家侨商创业的酸甜苦辣,解读客家侨商的历史发展,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讲述一群人或者一类人的故事,首先必须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讲述这群人和这类人的历史故事,还必须足够严谨。尊重前人,尊重历史,这是讲述历史故事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为讲故事的背景材料。(一)“客家侨商”的内涵“客家侨商”有其特定的内涵。这是由几个概念叠加而成的词,包含了几个层次的含义。客家方言分布(资料片)

其一是指客家。客家是一个族群概念,如何界定会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客家人的基本特征是讲客家话、有客家意识等等。作为族群的客家,其居住地自然不会局限于某个行政区域。潮人与客人之间便多有交集。比如,大埔县以及梅县、蕉岭、平远都曾经长期属于潮州府管辖范围,张弼士既是大埔客家人,亦属于潮人,林济在《潮商》一书中便将张弼士视作潮商之典型。但是,张弼士毫无疑问又是客商的典范。在水运的年代里,地处韩江上游的闽西和梅州客家人在出洋过番时,自然是多从汕头港出去的。事实上,华侨也将汕头视为一个重要港口,许多有钱的客家侨商都在汕头置有大量的资产,大埔、丰顺客家人更是将潮州视作本地。同样,客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因为客家早已经是世界性的民系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指华侨。华侨一词产生于晚清,是对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的称呼。当然,华侨是个历史概念。中国文化一向坚持男性血统主义,在过去,凡中国男性的子女都被称为中国人,生活在国外者就被称为华侨。1910年,清政府制定国籍法,依然坚持这种主张,这就与西方许多国家的属地主义原则相冲突,以致许多华侨事实上都有中国和侨居国的双重国籍。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而是鼓励华侨落地生根,入侨居地国籍,成为侨居地的新国民。此后,华侨仅指生活在外国的具有中国国籍者。

其三是指商人。商,曾经是河名,即今河南省的漳河,建立商朝的商族人曾经居住于此。商族人是非常善于经商的一个族群。武王灭亡商后,周公旦改商河为漳河,且集中管束商朝遗民,只许其经商,称他们为“商人”,含有低贱和轻视之意。后来,商人一词逐渐成为专门从事水陆运输和商品流通与交换的买卖人的代称。显然,商人一词从一开始便有“贱民”的含义。秦汉以后,中国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民分士、农、工、商四等的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深入人心。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商人的基本形象就是“重利”,他们以低价购入货物,再高价销售以获利,无商不奸的理念亦深入人心,且认为商业行为并无实际产出。在中国近代史的范畴里,商人则不仅指在市场里从事商品交换的人,而且泛指一切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手工业者,包含了所有从事近代实业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重商思想开始形成,到20世纪初,张弼士甚至发出“唯赖于商”的口号。因此,商人亦有其特定的历史意蕴。联芳楼(意指“五叶联芳华”)(魏明枢 摄)联芳楼位于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白宫新联村,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客家民居,旅印尼侨商丘麟祥、丘星祥兄弟等耗资24万大洋,1931年动工兴建,1934年竣工。

其四是华商。在晚清,华侨商人多被简称为侨商,亦有称之为华商,但华商是相对于外商而言,其意义更加宽泛。自清末民初之后,华侨和侨眷、侨属的日子相对富裕,能够建豪华住宅,在国内许多人看来,许多华侨都在做生意。能够过番去又回家来的华侨多开店做生意,这也使华侨都被视为“金山客”,被认为个个“番客”(归侨)都是有钱人,所有到国外去打工谋生者也都被当成华商。张弼士在给慈禧太后的《招商兴办工艺、雇募工役议》的商务条陈中还就此加以申辩:南洋华侨总数有500多万,但他们因在家完全没办法生存,才迫不得已冒险过番去,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已,他们并非都是去经商的,绝大多数华侨都只是为人打工,以出卖体力求谋生而已,并非真正有钱的商人。2009年在梅州召开的世界客商大会会场(资料片)2013年世界客商大会会徽

其五是客商。客家究竟从何时开始,客家人经商的历史究竟有多长,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经商并非中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众所从事的事业。与其他许多区域的中国民众一样,客家人也安土重迁,以耕读传家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在宋元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客都梅州都属于落后地区,人少地多,直到明朝才开始发展。在长期的耕读社会里,客家地区并未出现著名的商人。

其六是客家侨商。直到世界历史进入到近代,在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在西南太平洋逐渐兴起了一个局部的世界性市场,欧洲人、中国人都来此经商。这时的中国不再仅仅存在朝贡贸易,而且有寻常百姓开始突破明清政府的朝贡贸易以及海禁政策,参与到世界性市场中,成为中国民间外贸从业者。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许多客家人在南洋努力打拼、创业,客家商帮开始兴起。从明末的张琏到清中期的罗芳伯、谢清高,再到晚清的郑景贵、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和胡国廉,民国时期的胡文虎、谢枢泗,到当代的丁家骏、曾宪梓、田家炳、郭鹤年等等,客家侨商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客家商人以海外创业为主体,客家侨商成为客商的核心。

有人提出,侨商要以潮汕侨商为典型。潮汕侨商的历史地位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潮侨商人与客侨商人之间多有交集,且各有特征。广东有三大族群,即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这三大族群也形成了三大华侨群体,其各自的特征,在历史上便有人概括说,“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汕人占埠”,其中突出强调了客家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广府人的商业能力,潮汕人的族情凝聚。客家华侨突出的创业精神,体现在他们不怕暴力,勇于开拓,筚路蓝缕,其目的只是要创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间,各族和睦地共同生活。总之,客家华侨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群体。作为广东三大族群之一的客家有其确定的地域空间,但作为广义的客家,却突破了省界和国界。(二)客家侨商历史故事的讲述

客家侨商有其突出的特征和深厚的内涵,是近代客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后盾,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有其突出的历史地位,这是探讨客家侨商群体的前提和立论的基础。

讲述客家侨商的故事,必须充分重视其特定的活动空间和时代背景。客家侨商的历史故事大概包含冒险过番、海外创业和回馈社会等方面的内容。“阿哥过番去谋生”,这是客家侨商出洋过番的基本背景;“过到番邦更加难”,这是客家侨商在海外打拼的成长经历;“海外赤子谋报国”,则揭示了客家侨商与侨乡和祖国的基本联系。近代世界的一体化发展,中国政治的落后与腐败、经济的贫困化,推动着国人走向海外谋生。但客家人离乡不离家,家是永恒的,他们无奈地过番去,心却一直牵挂着侨乡的家。

将客家华侨和客家商人作为一体进行探讨与介绍,乃是客家侨乡社会的内在特征使然。其一,华侨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近代以来,华侨是梅州、惠州以及闽西等客家地区重要的历史现象,华侨与客家是紧密相关的,与客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二,客家商人曾经长期以侨商为主体。在客家地区的发展史上,客家侨商的贡献是独特的、突出的,深入到客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是影响客家社会最突出的一群,不可替代。

讲述客家侨商的故事,要力求整体上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展示客家民系文化丰富而又独特的内涵。为体现编纂创意,本书依托张弼士这一标识性的客家侨商,以之为一种意象,希望由此展开关于客家侨商历史文化内涵的介绍。事实上,客家侨商不仅是杰出侨商,而且包括普罗大众。毫无疑问,侨商大多是从事小本生意者,大侨商却是从千千万万小侨商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是那些取得成功的幸运儿。他们努力奋斗的身影,是许许多多过番华侨的缩影。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捕捉到许多具体的历史信息,给人启迪,给人智慧,给人力量,催人反思,促人上进。杰出侨商有其重要的标志性地位,自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客家华侨是华侨史上的重要群体,对其的研究和介绍已有很多。在闽西和梅州等地都曾经有相关的刊物。比如,梅州有《梅州侨史》、《侨乡月报》、《侨声》以及各县侨务部门所编的刊物。在20世纪90年代,梅州各县大多编纂过当地的华侨志。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客家侨商的重要参考资料。与此同时,侨商研究需要挖掘更多的材料,这需要更多地进行田野调研,必须深入乡村,也要到海外各地去感受。近年来,客家商帮的研究也迅速崛起,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政界希望以此加强招商引资,学界则顺势加强商史和侨史的研究,重要的成果有:梅州市政府主持编撰的《客商》、谭元亨著的《广东客商》和阎恩虎著的《客商》。对张弼士、张榕轩等客家侨商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总的来看,对于客家侨商的研究只是一种前奏,虽切实起到了提倡和引导的作用,但其学术研究仍亟须更进一步。曾宪梓博士为《梅州日报》和《客商》杂志题词(资料片)

客家侨商故事的讲述有其特定的困难。其一,商人在过去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特别是全能型政府带来的官本位文化,对于商人地位的严重压制,使商人即使由微而入显,也仍然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文献资料和档案早已经佚失不存。大多数侨商的信息都已经在历史长河中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留下的一些常常都是断简残篇。当然,历史研究就是要从这些残缺的信息中,告诉人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影响,让人们从中感悟到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其二,许多学者更多地重视文献,而不是实地的考察和调研,使他们难于取得对商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即使是经济学者们,也常常只是作局外旁观,对商人的理解自然是不会深入的。事实上,历史文献常常也会骗人,眼见亦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内在的事实与道理更需深入挖掘和探讨。

本书仅作概论性的探讨,同时亦作雅俗共赏性的读物。雅之意不仅在其外表的美丽动人(辞藻之华丽,语言之动听),而首要是真实可靠的,是经过学术探研的结果。俗之意是指通俗易懂,更具可读性。因此,所谓“雅俗共赏”,乃指更好地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让学术研究更普遍地为人所理解和掌握。因此,本书首先讲求学术,然后加强可读性和趣味性。我们希望能够对客家侨商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历史,从而更好地揭示客家侨商所蕴含的文化意境。

真实可靠(包括资料的搜集、书稿的写作和观点的阐述等等)是历史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这就必须讲求事事皆有出处,事事皆置于阳光地带之中。本书内容大多是作者学术论文通俗化的结果,是学术性基础上的通俗化,正符合丛书主编要求的学术性基础上的可读性原则。有论者发人深省地说:“依照经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稗,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的逻辑,岂非越是荒诞不经就越是趣味盎然,越是值得一读?读书读到这个份上,可真不知道是幸呢还是不幸。”

总之,讲述客家侨商的历史故事需要政界与学界的合作,既要讲述杰出侨商的故事,亦要讲述普通侨商的情感。要从历史学的视角,以华侨史和近代史为其基本领域,考察以张弼士为代表的客家华侨与侨商,感受其创业的艰辛,为其成功喝彩,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品味其侨与商的历史与文化内蕴,理解客家侨商的历史地位。从其零星出现开始讲述,到形成群体,走向繁荣,来到今天,这是本书关于客家侨商故事的基本线索。二 客家侨商历史的开端

番,是旧时对西方边境各族的称呼,亦为外族的通称,如西番、番邦;又指来自外族或外国的事物,如番茄、番饼。到别的国家去,则被通称为“过番”。中国人究竟何时开始过番?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普遍认为,中国人大规模地移居海外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移居海外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客家是一个移民形成的民系,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民系,客家人往海外的迁移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的事件”。那么,客家人如何走向世界,何时开始走向世界,而成为世界性的民系?客家海外移民史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个时期?下面讲述客家人过番的早期历史和客家侨商萌芽阶段的情况。客家迁移路线图(资料片)

何为客家?客家民系何时形成?这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学者们见解不一:罗香林认为形成于宋代,也有学者或者认为形成于宋末元初,或者认为形成于元末明初,亦有认为形成于明代中期,等等。显然,在客家民系本身还是个问题的时候,准确地探讨其海外移民的开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如同人最初从哪里来,又是从何时开始,虽然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却总不会否定人的存在一样,客家民系的存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会因为不能确定其最初形成的历史而被否定,而且,客家在后来很长时期里的历史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是指在闽粤赣边稳定生活的时期。

客家人移民海外而走向世界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罗英祥在《飘洋过海的客家人》中将客家人走向世界归纳为五个时期:一是从宋末到太平天国以前的冒险出国阶段;二是太平天国失败到辛亥革命为诱骗出国阶段;三是民国期间为自愿出国阶段;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为受限出国阶段;五是改革开放后为放宽出国阶段。陈美豪在《客家人在东南亚——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将客家人到东南亚归结为禁海时期(1911年以前)、自由时期(1911—1941年)和限制时期(1945—1955年)。黄玉钊在《论客家人迁徙海外的经历及其历史贡献》中则认为,客家人流布海外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南宋末年,客家勤王大军败于元后,幸存者逃亡到东南亚各地谋生;二是明末清初的清前期;三是鸦片战争以后。

正如人的历史有非常长的史前期一样,客家历史以及海外移民史也有一个开端期,以此进行探讨显得更加有必要。历史总有其开端、发展和转型以至于衰落的历程。所谓历史的开端,是指某种历史现象从其萌芽到正式产生的这一个历史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历史现象只是个别的、零星的,而非大规模、有组织的,更非持续的。许多时候,这种历史只是存在于考古学,或者只是猜测和传说。开端不同于开始,比如,一个故事情节的结构包括(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开始大概等同于揭开序幕,开端则要交代背景,铺垫下文。因此,开端有一个过程,开始则指某一个点。(一)唐朝:水车窑揭开了客家海外贸易史纽约唐人街(资料片)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很早,有的认为最早始于商代或秦汉,但华侨史的上限一般被认定在唐代。此前虽然不免有海外移民,但其数量少,也属于偶发事件,且未能成为独立的民族或民系。其理由大多亦源于华侨与“唐”的关系。鸦片战争前大都是用“唐人”、“北人”、“海外异端”、“逃犯”、“海贼”、“贱民”、“莠民”、“弃民”、“化外颓民”等一些词语来称呼华侨。海外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自称故乡为“唐山”,中国服装为“唐装”,华侨聚居地为“唐人街”。这与唐朝的强大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唐代中国人移居国外是有关系的。著名华侨史学家李长傅在其名著《南洋华侨史》中则解释说:“中国人之在南洋者,初无专门名词。自唐以来,始有唐人之称,始于宋,而最盛行于明、清二代。”晚清客家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列举了不同时期和地点对古代中国的称呼:“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清代张廷玉等撰《明史》也有对于“唐人”的具体用法:明末日本丰臣秀吉欲入侵中国时,“召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因此,“唐人”实为明清时代对东南沿海中国人的称呼,后来成为外国人对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侨的称呼。客家女装(魏明枢 摄)

就客家海外移民史来看,唐朝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客家山歌中有大量的“唐”、“唐山”等字眼,比如,“苦劝涯哥莫过番,番邦唔得转唐山”;“郎在番邦妹在唐,两人共天各一方;妹在唐山无双对,郎在番邦打流郎”;“双手牵紧郎衣角,问哥几时转唐山”。梅县著名华侨罗芳伯被称为“大唐总长”。显然,唐(山)与番(邦)一直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与唐朝相关的这些词语,亦被认为是客家华侨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朝的证据。学者们由此推断,“远在唐朝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各地居留”,进而认为,“假如客家民系在唐朝已形成就包括了客家”。他们实际上已经将客家华侨史上溯至唐。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

唐末黄巢之乱在国内移民及海外移民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也是影响客家人南迁的重大历史事件。罗香林在其名著《客家源流考》中说:“客人有一种葛藤坑与黄巢,及中秋月饼与元靼子的传说,故可逆证客家先民与黄巢变乱及元人南下的关系。”唐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一批广东人避梅县水车瓷碗(魏明枢 摄)乱移居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一带。公元943年,阿拉伯人马素提经过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时,看见“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室利佛逝)为多,盖避中国黄巢之乱而至者”。唐代开辟“通海夷道”,已有商人在阿拉伯定居,闽粤人已流寓苏门答腊。无论如何,黄巢之乱虽然给国内民众带来极大灾难而导致迁移,但海外移民仍然只是一些个体的行为,还没有形成海外移民聚落的记载。事实上,直至唐、五代,福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人口不多,极少有人出国定居。与福建比邻的梅州此时更是“瘴乡”和“迁谪”之地,其对外交往、贸易以及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都不太可能是大规模的,同样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因此,唐朝虽被普遍地认为可能是客家海外关系史的开端,但此时是否已经产生海外移民,则是存疑的。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考古学家们已经认定中国文明有六大源头,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便已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文明理念,从此长期左右着中国人的文明发源思想。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前,古代中国人向往的是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长江、黄河流域才是人们的目光所向,这里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心,走向海外不是主流,海外关系及移民海外都不是主流活动。总体说来,整个社会内部缺乏移民海外的内在驱动力,也缺乏移民的社会现实基础。古代梅州、闽西客家与周边地区的水车窑青瓷执壶(资料片)关系一直很活跃,但其目光所向也是往北的中原。韩江水系则成为其翻越大山屏障,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交通网络。

从考古发现看,客家海外贸易史可以追溯到梅县水车发现的唐代青瓷。20世纪70年代前后,梅县畲坑镇村民挖地基盖房子时发现了一座唐墓,从中出土了一批青瓷陪葬品。随后又在各类型基建及广梅汕铁路修建过程中屡屡发掘出唐墓,引起了文博专家的关注。1980年,在梅县水车发现了两处唐代古窑址和一批唐代的罐、大小四花瓣口碗和盘、杯等古瓷,其中花瓣口碗在泰国曼谷等地也有发现。1982年11月,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率队,挖掘畲坑镇唐代古墓及水车镇瓦坑口、罗屋坑、南口崇芳山等古窑址后,得出了权威性的结论:梅县畲坑唐墓出土的青瓷系水车窑产品,并证实在1979年上海召开的国际性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上,泰国专家带来的9块瓷片,其中2块是梅县水车窑的产品,梅县水车窑遂正式命名。冯先铭论证说:“梅县窑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瓷窑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唐代曾远销海外,泰国南部出土有唐代青瓷碎片,除越窑、长沙窑外,还有广东梅县窑和高明窑碗片,这是目前所知广东最早销往海外贸易瓷的实物例证。”唐宋海上交通路线简图(资料片)

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郊上埠窑都是广东陶瓷生产出口的重要基地,两窑依托韩江水路交通及毗邻潮州港而发展起来,促进了唐代海上陶瓷贸易,开拓了“海上陶瓷之路”,也就有了海外商贸关系,客家海外移民也就有其形成的可能性,客家侨商也可能正式产生。因此,客家海外移民和客家侨商可能产生于唐朝。水车瓷的发现表明,梅州应当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之一。(二)宋朝:松口卓满开启了客家海外移民史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视南洋贸易的政权,是中国向海外和海上拓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福建与广东这些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往逐渐增多,商务活动逐渐兴盛,到海外谋生、移民海外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到元末,东南亚一些地方出现了中国海外移民的聚落。客家的周边区域开始产生海外移民。广东海商在12世纪初就到外国贸易,但因此成为海外移民的现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唐宋以后,潮汕地区经济日趋繁荣,进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社会经济及文化内容,与海外联系密切,成为重要的对外交往与贸易口岸。揭阳的海外移民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宋元、明代、清代和近代。南宋景炎元年(1276),东莞县白马乡儒士李用浮海至日本镰仓,以教授诗书为业,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旅日广东华侨。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兵破崖门(今江门新会区境内)后,部分抗元失败的广东义民和逃避战乱的广东人逃往海外。梅县松口老街背梅江河道(魏明枢 摄)

公认的见诸史籍的梅州海外移民史是从宋朝末年开始的。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探讨了客家人的由来和播迁历史,其中一首说:“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他解释说,南宋时,梅州户口极盛,但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梅州人多响应号召,从军勤王。诗歌反映了客家海外移民史的开端事件,并且已经成为客家华侨史的重要资料。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领兵往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梅州百姓响应其号召而从军勤王者极多。据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800余人跟随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说卓谋)一人,卓满后来过番去了,成为客家华侨的第一人。然而,卓满只不过是一个“父老流传”的人物而已,温仲和就曾经对黄遵宪明确强调:“松口卓姓勤王之事,亦是父老流传,有为人欺负者,至今犹有以我为卓满子之语,此亦可为殉国之证”。而黄遵宪也强调这只是“足补史传之缺”。

客家学的奠基人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将客家人的迁移史分为五期,迁移而侨居于南洋各地与南北美洲的,则以第三、第四、第五各时期为显著。文天祥抗元及卓满的故事,正发生在客家第三时期的迁移。他认为,南宋首都临安被元军攻陷后,君臣南下,奔走岭海。客家人士,多起而出师勤王,而文天祥辗转抵抗元的地域,多为客家人居住区。宋帝昺等崖山兵败后,所遗臣民多逃亡海外的交趾、占城、爪哇等地,其中自然有不少客家人士。民国十年(1921),客家学者饶芙裳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也提到梅口镇(今松口)卓姓全族800余人随帝昺至崖门之故事。可见,卓满为客家首位华侨已被普遍认可。罗香林塑像饶芙裳

此后,民国二十九年(1940)出版的《华侨名人故事录》、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编的《梅州市华侨志》(2001年)以及其他著作,都加以采信,认定卓谋与他的伙伴乘坐木筏,漂洋南渡到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定居,是第一个过番而侨居南洋的客家人,从此正式揭开客家海外移民史的序幕。

邝国祥在《槟城散记》中对于卓姓800余人跟随文天祥勤王的故事作了更进一步的演绎。他说:

最早的有名华侨:在典籍上有姓名事迹可查者,其第一人当为卓谋……清末文学革命诗人黄公度先生己亥杂诗——就是指这事而言。据原诗的编者注释:“尝闻饶芙裳前辈云:宋末松口镇,有卓姓八百余人,勤王之后,无一存者。”(当指松口已无卓姓人而言,饶为本屿时中学校首任校长)当时卓谋幸不死,因召集流亡,慷慨陈述不愿降虏,宁流亡海外,徐图报复之志。众赞服其说,即举卓为领袖,结队乘舟浮海南下,直达婆罗洲北岸的地方,擒蛮王,王其地,于是披荆斩棘,开辟市廛,不上二十年,遂成为势力雄厚的王国了。到如今婆罗洲北岸地方,常发现中国式的堡垒的废址,据说即是卓谋称霸时代所留的遗迹云。按宋帝走潮州系在公元一二七六年,崖山舟覆,则在一二七九年,这年宋亡。这么说来卓谋到婆罗洲当在一二七九年,或在其次年,据刘强博士所著婆罗洲史地:公元一二九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大起兵向南讨伐,设有行省于北婆罗洲,是说中国史乘阙略不载,而西欧人则言之凿凿。按其时,约在卓谋到婆罗洲后十三年,欧人所见或即卓谋所建之国,或许欧人只知中国有元朝,而以卓谋之国为元朝所建的行省吧。松口中国移民纪念广场(魏明枢 摄)中国移民纪念广场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旨在探讨印度洋岛屿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内涵,通过研究对印度洋群岛文化作出贡献的华人历史,促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的联系。为纪念19、20世纪离开中国前往印度洋群岛的中国人,此项目发起者选择了梅州作为客家人移居海外的原乡。此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国内唯一的移民纪念项目,将“印度洋之路”项目的最后一站确定在梅州,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对客家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运动和华人迁徙历史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增强海内外客家人的凝聚力,激励华人后裔和推动文化多元化发展。

南渡后,卓谋等客家人在南洋又进一步被演绎成为“披荆斩棘,开辟市廛,不上二十年,遂成为势力雄厚的王国”,这批南渡的客家人也成了第一代客家侨商。卓谋南渡的故事,已经成为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开始,这与许多族群史都开始于父老传说或者神话故事有异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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