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10-16 15: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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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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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下)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下)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二、统兵制度

文武分途

“商鞅变法”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商鞅是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官职来主持变法和政务的。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时,商鞅是以“左庶长”的身份主持变法的,这是当时秦国的第十级爵位称号。四年后他因主持变法有功被提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并领军围攻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50年他再次主持变法,《史记》没有说明当时他的爵位或职务。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被任命为“将”,领军进攻魏国。他设下圈套,骗过去的老朋友、魏国的将军公子印到阵前来与他叙旧,活捉了公子印,然后乘机大举进攻,打了个大胜仗,于是被封为最高爵位“列侯”,封商於地方15“邑”。不过对于这块封地他并没有直接的统治权,仍然在朝廷执政。到公元前338年他被仇敌诬告“谋反”,仓皇出逃到自己的封地,发兵抵抗,很快就被朝廷军队粉碎,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商鞅主持变法以及领兵的爵位、职务变化,表明当时正处在从贵族掌政向职业官僚制度转化的过程中,职业军官或者按照中国传统称之为“武官”、“武将”的系统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着政治权力。周天子以下的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分封于各地组建国家,号为“诸侯”。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靠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分工有管军事的司马,管司法的司寇等,但这些贵族各自有封地、采邑,全都世袭职位,号为“世卿世禄”。卿有上、中、下之分,大夫也有上、下之等,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平时在朝处理政务,有些被天子或国君指定为执政,统揽全局:在战争时期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战国时期原来的旧氏族贵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以原来的“士”为主体壮大起来的新贵族全面执掌各国政务。比如秦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位制,建立起新贵族等级制度。这些新贵族并没有世袭地位,他们的贵族地位来源于他们对于国王的效忠与文治武功,他们的封地只是他们俸禄的补充,他们的爵位称号也与过去的不同。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过去的贵族一样,在朝执政,出朝领兵。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到战国末年,各国都建立职业军官体系:“尉”为武官的统称,指挥一“部”军队的为“部尉”或“校尉”,另外县有“县尉”,郡有“郡尉”,为当地的司令官;以上有“都尉”,可以指挥某一战区或战役方向;朝廷设立“国尉”(或尊称“太尉”),相当于军队的总司令,与丞相平级。秦国后来还设立卫戍京城的“中尉”,警卫宫廷的“卫尉”等专职武官官职。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大战,秦军先是连续攻取赵军两个阵地,杀死赵军四个尉官,以后又攻破赵军西边的营垒,打败赵军两个尉指挥的军队并俘获这两个尉。

虽然职业军官系统已经形成,但当时仍然保留以爵位表示级别的惯例。“将”主要是指战地指挥官,比如秦国名将白起,在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获胜后爵位升至“左更”(第十二级爵位),第二年又为“将”,指挥秦军与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大战,斩首24万,还俘虏了联军统帅公孙喜,攻取五座城池,于是被任命为“国尉”。下一年爵位升至“大良造”,再次指挥进攻魏国,攻取大小6l座城池。以后连年进攻魏、赵、楚国,迫使楚国迁都。秦国将楚国原都城郢改为南郡,封白起为列侯,号“武安君”。长平大战,白起又被秘密任命为“上将军”指挥最后决战。后来白起因与当时的丞相应侯范雎有矛盾,被免去官职与爵位,降为“士伍”(平民),最终被迫自杀。又如赵国名将赵奢因在公元前269年的“阏与之役”中战胜秦军,被封为列侯,号“马服君”;另一个功臣许历为国尉,两人得以与廉颇、蔺相如同位。秦军军官出征时往往是以爵位来表示级别,如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龅进攻韩国上党,第二年秦国又使“五大夫”王陵攻赵国邯郸。

战国末年各国逐渐直接以武官的官职来表示级别,“将军”除了表示是战地指挥官的意思以外,也可以直接来表示级别。职业

军官制度

已经完全形成。秦国自秦庄襄王即位(前249)后派出作战的指挥官都称将军,不再用爵位表示级别。公元前247年魏国召回避祸侨居赵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以“上将军”名义指挥五国联军,大败秦将军蒙骜指挥的秦军。秦王政发动全面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时,也不再将有战功的将军封侯或赐予封地。公元前226年秦国打算灭楚国,因以数千人猛追燕太子丹而出名的勇将李信,宣称只要20万人就足以灭楚,秦王很高兴,结果第二年秦军在平舆打了个大败仗,两个堡垒被攻破,七个都尉被杀,秦王只得亲自到老将军王翦隐居的地方去请他出任灭楚统帅。王翦要求配备60万大军,又向秦王请求“美田宅园池”,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只好及畴以请园池为子孙产业耳。”到了前线还五次派使者回都向秦王请求肥田美宅,做出一副只知道捞取实惠,没有野心的样子,以安秦王之心。

秦始皇征服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朝代。在秦朝政府机构中,文、武两个职业官僚系统已经完全形成。朝廷武官系统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的太尉,有警卫宫廷门户的郎中令,有指挥宫廷卫兵的卫尉,有卫戍京城地区的中尉,有监督武官的护军都尉。有些带“尉”的官职则是文官,比如廷尉掌司法审判,主爵中尉掌爵位封赏。在出征作战时则会任命大将军、上将军、将军、裨将军等表示级别的不同名号的指挥官。地方也采用文武分别的制度,郡尉、县尉分掌地方军队的指挥并负责地方的防卫与治安。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关卡,派出“关都尉”进行守卫警戒。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仍然以“尉”作为武官统称,而明确文武官员以其每年的俸禄数量来表示级别。太尉(以后改称大司马)作为最高武官,列“三公”,年俸号为“万石”(实际4200斛)。三公以下的“九卿”,年俸号“中二千石”(实际2160斛),武官列为九卿的有光禄勋(郎中令改称)、卫尉。执金吾(中尉改称)虽然不列为九卿,但也是“中二千石”。这些朝廷最高级武官的主要副手称“丞”,一般有二人,级别为“千石”(实际960斛)。此外武帝时又设置城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级别略低,号“二千石”(实际1440斛)。地方郡尉级别相比“二千石”的郡守略低,为“比二千石”(实际1200斛);县尉级别也低于县令(六百石),为“比六百石”(实际600斛)。还有很多“尉”并不是真正的武官,除了从秦朝沿袭来的廷尉、主爵都尉等以外,汉武帝还设置“奉车都尉”掌管皇帝的车,“驸马都尉”掌管皇帝的马,“水衡都尉”掌管皇帝的园林,级别都为“比二千石”。有的从武官变为文官,比如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原来是武官,负责侦缉、镇压京师地区重大政治犯罪活动,后来被禁止带兵,改为监督京师附近地区的监察官。

西汉时的“将军”称号仍然具有战地或某一方面军司令官的性质,还不算是武官的正式官称,因此级别并不固定。比如与匈奴作战时卫青作为全军统帅,号“大将军”;有的以战略方向为号,比如“贰师(西域有贰师城)将军”、“度辽将军”;有以所指挥部队为号的,比如“材官将军”、“楼船将军”、“骁骑将军”等等。将军作为司令官有组织指挥所的权力,可以自行组织“幕府”(因为设置在军营帐篷中而得名),任命“司马”、“长史”等参谋人员。以后将军长期设置,成为一种正式官职。东汉正式明确“大将军”为朝廷最高级官员,后来一般只用来封赏执掌朝政的外戚(皇后的亲属)。以下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等一系列将军称号,如果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是可以建立正式衙门机构的意思)的名号,也与三公平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将军名号最滥的时期。曹魏在大将军下设“中领军将军”来统帅中央军集群,又将护军都尉改为护军将军,来主持武官的选拔委派。以后这两种级别最高的将军也逐渐增设。其他有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等。实行九品官制后,凡大将军或开府将军都列一品,骠骑、车骑、领军、护军等将军为二品,左、右卫以及前、后、左、右将军为三品,校尉为四品。在将军府担任参谋工作的长史、司马、主簿、参军等武官为五、六品。基本军官则仍然是以“尉”为名,最低的塞尉为九品。到了后来将军越封越多,晋代将军仅名号就有40种,而将军名号与所承担的指挥职务完全无关,甚至习惯上前、后、左、右将军是授予文官的称号,比如东晋时王羲之就是“右军将军”。而南梁的将军名号居然多达240种,在区分品级外又分成44班。北魏有60多号将军,都是用来“褒赏勋庸”,并没有军事指挥职权。

这一时期实际担任战区或方面军指挥职务的官职改称“都督”。起先这是一个全军总指挥职务,如公元216年曹操曾命令夏侯忄享以大将军身份“督二十六军”,222年曹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后越设越滥,一个州、一个郡大小的军区也设都督。晋代以“都督诸军”、“都督中外”为全军指挥,“监诸军”为临时指挥,以下战区都督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使持节”有权杀地方长官以下之人,“持节”有权杀无官位人,“假节”只能处死违反军令者。这种制度被以后南北朝各代继承,除了指挥朝廷直属军队的一些将军职称外,只有加了都督衔的将军才是真正的武官。北周又另设“行军总管”作为方面军指挥。

隋唐时期朝廷府兵12个卫各设正三品的大将军,以下各卫设将军,从三品;长史,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正八品上;以下另有参军、司阶、校尉、旅帅、队正、副队等大小军官。地方各府(隋朝称“骠骑”、“鹰扬”等府,唐朝称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按照军府上、中、下等,由正四品上至正五品下;副手为果毅都尉,从五品下至从六品下;下设别将,正六品下至从七品下;长史,正七品下至从八品下;兵曹参军,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下属有校尉、旅帅、队正等低级军官。这些是平时的武官,战时以亲王担任总指挥的称元帅,在战区内统管文武官员的,称总管。边境军区设置“节度使”,因为“受命之日,赐之旌节(代表皇帝的信物)”,得以有军事指挥的专断权力,下有大使、副使、判官等属官,指挥驻军。节度使原来是由文臣担任的,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逐步改为由武将专任。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置节度使,成为一种高级武官的职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级别。其级别要看节度使所挂的其他官职,比如早期节度使往往挂有尚书衔,那就是级别最高的官员了。后期的节度使有的挂中央军12卫大将军衔,有的挂太尉或“中书门下同平章事”的宰相头衔,级别相当混乱。

出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武夫专政的历史教训,宋朝统治者有意实行“以文压武”的政策,总的来说武官的实际级别大大降低。另外又实行“官”、“职”分离的制度,使得武官的级别与所任军职并没有必然联系。最高级别的武官仍然是“太尉”,但只有从二品,而且只是个荣誉称号,无论文武都可以封授。同时保留了前朝的种种将军、校尉名号,但只是作为武官的“赠典”,只有荣誉称号的意义,甚至有的号为“大将”,实际上只是个没有品级的官。武官的级别以“某某使”(北宋后期改为某某大夫)来表示品级,如传统的称号:节度使(从二品)、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以及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均从五品),或者是宋代新创的内客省使(正五品)、四方馆使(正六品)等等,低级军官为“某某副使”。到北宋末将高级武官改为带有“武”字系列的“某某大夫”,低级军官改为“某某郎”。但都是虚衔,仅仅表示俸禄数额。真正的最高军职为朝廷“三衙”长官,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往往只挂有个四、五品的官衔。而且明确文官可以管辖武官,而武官绝不得管辖文官。在品级比自己高的文官面前,武官只好俯首听命。

辽、西夏、金、元几个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一般都在沿用中原皇朝种种武官名号的同时,保持着本部族的特色。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沿用了唐宋以来的都点检、都指挥使种种将军名号,明确殿前都点检为正三品,都指挥使为从三品,以下的左、右卫将军等等各有品级。在各要害地设置统管军民的总管,正三品;或设军镇,设节度使,从三品。而部族军队则仍然以猛安、谋克来指挥。元代最高军事统帅机构枢密院大多由武官来担任枢密使、副使,可以称之为最高级别武官,为从一品。指挥朝廷各卫的都指挥使,以及各地的蒙古军“万户”、都指挥使都为正三品,“千户”为正五品,“百户”为正七品,同时也沿袭前代将军、校尉之类的名号,作为武散官给武官加衔。

明朝以武立国,接受宋代教训,没有采用以文抑武的政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级别,而且明太祖朱元璋还明确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设置最高军事机构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副手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朝廷各卫的指挥使都是正三品,各省的军事长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要高于本省的行政长官布政使(从二品)。地方各卫的指挥使也是三品官,千户所的千户为正五品,百户所的百户为正六品,都远高于知县(正七品)。小说《金瓶梅》中恶霸西门庆后来弄到一个“千户”的军衔,县官见了他也要敬礼。这样明代成为历史上武官级别最高的朝代之一。不过和历代一样,这套武官系列到了明中期后就运转不灵了,朝廷陆续在各地设置“总兵”作为某一部队的总指挥,以下也不再按照原来的序列任命军官,而是另行委派参将、游击、守备等中级军官作为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另行委派千总、把总之类名目的军官来组织指挥小部队。而在这些武官之上具有战区指挥权的却往往是朝廷派出的文官担任的“提督”、“总督”、“经略”。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军官序列相当高,各旗都统为从一品,各地驻防八旗的将军也是从一品(原为正一品,乾隆时期改为从一品)。具有指挥某城八旗全权的副都统,为正二品。以下有总管(正三品)、副总管(正五品)、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参领和协领(从三品)。绿营兵军官序列则沿袭明末惯例,以提督(从一品)为最高级别军官,以下为总兵(正二品)、副将(正三品),以及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级别军官,基层军官“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级别也很高。总的来说武官的级别与明代相当,但是比较注意协调与文官序列的地方行政官员的级别关系,一般尽量做到平级。也和明代一样,清朝统治者一般尽量避免委派武官为一个大的战区的指挥官,而是习惯于从朝廷派出文官来指挥战区或军区。清初已形成惯例,几个省组成的大军区由挂朝廷右都御史衔的总督(从一品)来指挥,省军区则由挂朝廷兵部右侍郎衔的巡抚(正二品)来指挥。理论上而言,总督与提督平级,巡抚与总兵平级,但实际上这些武官见了总督、巡抚都要下跪行参见礼。即使在地方也是如此,把总见平级的知县。也不可平礼。军官制度

军队需要有能力的军官来担任指挥。在职业军官系统形成之初,有很多人是在学习了“兵法”,掌握有军事指挥专门技能后被君王聘用的。比如春秋末年时,齐国人孙武研究战略战术,著书13篇(即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广为流传。吴王阖闾读到后,赞叹不已,公元前512年将孙武请到吴国来,拜为将军,统率吴军与强大的楚国作战,连战连捷。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齐国受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打了大败仗,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研究军事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听他谈论军事,大为折服,立刻聘用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担任将军(相当于上卿),位居大夫之上,人微言轻,“士卒未附,百姓不信”,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臣庄贾为监军。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自认为监军就是统帅,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自己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百姓之命都悬于君,怎么还要在乎送别!”于是按照军法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为之震惊。齐景公派遣使者拿了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直奔驰进入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的军法条例准备斩使者,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以后战国时齐威王将齐国历代司马的事迹编写成书,穰苴的事迹也附在其中,书名就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与当时说客以口舌取官乃至任为丞相的情况相同,很多游士靠谈论兵法而出任将军统帅。最著名的莫过于孙膑、庞涓的故事。两人同学兵法,后来庞涓得以成为魏国将领,因妒忌孙膑才能,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无法出头露面。后来孙膑逃亡到齐国,齐国大将田忌很器重孙膑,但孙膑作为刑徒已无法率军,于是坐在密闭的车辆里为田忌当军师,指导齐军接连打败庞涓指挥的魏军,最终在公元前340年,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另一位名将吴起也是游学出身,在鲁国求学,为能够在鲁国与齐国的战争中充当将军,不惜杀死自己妻子(齐国人)来取得信任。后来又到魏国,被任命为将军,打败秦国军队。为魏国效劳后,这位名将又被楚国聘请,为楚国主持改革。秦国的几位名将如白起、尉缭、王翦等也都是以“好兵”而得为将军。

秦末混战时期,这一风气犹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个叫周文的“自言习兵”,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陈胜就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大军进攻咸阳。后来周文军被秦将章邯打败,周文被杀。楚怀王因为宋义谈论兵事,料事如神,就拜宋义为上将军,位置高于项羽,率军北上。结果项羽发动兵变,杀了宋义,自立为“假上将”(代理上将军),篡夺指挥权,楚怀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韩信自学兵法,先是投奔项羽,不料项羽只是让他当个卫士,他大失所望,又去投靠刘邦。刘邦也不重视他,韩信又打算离开,只是因为萧何在和他的交谈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在他开小差后,赶紧追赶,在历史上留下“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样的佳话。萧何追回韩信后,又以自己的脑袋担保韩信,才使得刘邦回心转意,拜韩信为大将,把主力军队交给他指挥。

后世的帝王对于这样招聘“自由职业者”来担当军国重任实在是不放心,以后各个朝代就再没有将游士立即拜为大将的事例。历代军官的主要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从士兵中提拔的“行伍出身”,由军官子弟世袭的“世职出身”,以及在隋唐以后出现的和文官相仿的“科举出身”,另外也有不少武官是由文官或幕僚转任的。

行伍出身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在他的名作《五蠹》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猛将必发于卒伍”,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习惯于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行伍出身已经被各国军队广泛认可。替汉朝打天下的很多开国功臣比如周勃、灌婴、樊哙之类,都是行伍出身。西汉初期号为“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就是从一名弓箭手逐步升为将军的。他的堂兄弟李蔡和他一起入伍,一起升为将军,最后还从武官转为文官,位至丞相。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中成名的一些名将,大多是行伍出身。比如也号为“飞将”的名将吕布,以“骁武”投军,以后以“便弓马,膂力过人”著称,最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曹操手下著名的勇将典韦,投军之初,是张邈手下的旗手。当时军队的战旗号“牙门旗”,一般要几个人才能掌握挥动,而典韦用一只手就能举起,由此出名。投入曹军后,先是以作战中多能斩敌首级,计功升为“司马”(小军官)。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激战,典韦自愿率领敢死队冒死突击,为曹操军队打开撤退的通道。因为这项战功,典韦被任命为都尉,指挥曹操的卫队,后来在张绣兵变中战死。曹操手下大将张辽,也是行伍出身,因“武力过人”应募当兵,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先后四易其主,吕布被杀后转入曹操帐下,被曹操重用。在207年出征乌桓的战役中,他主动请战,曹操把自己的指挥旗给他,他率军奋勇冲锋,一举战胜。209年,曹操军队刚遭受赤壁战役的沉重打击,孙权亲自率军进攻合肥,张辽以寡敌众,在逍遥津战役中带了800名敢死队突击孙权中军阵地,迫使孙权放弃进占合肥的战略意图。曹操另一个大将乐进,“容貌短小”,原来只是曹操军营中的小卒,因为招募军队有功才升为“假司马”,后来每次攻城作战,乐进都有“先登”战功。在关键性的官渡之战中,乐进杀死袁绍的大将淳于琼,升为大将。一起升大将的于禁,原来是黄巾军士兵,几经辗转,投到曹操帐下,从司马、校尉、都尉,靠战功逐步升迁。蜀汉阵营的名将赵云,原来只是个骑兵,投到刘备手下时,开始只是刘备随从骑兵的队长,当阳战役中刘备军队全线崩溃,赵云胸怀刘阿斗,保护刘备的甘夫人,安全突围,才得到“牙门将军”的称号。刘备入蜀,赵云留在荆州,后来才随诸葛亮增援入蜀,以战功升为大将。蜀汉的另一名将魏延,也是行伍出身,“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靠战功一直升为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如东晋名将刘牢之,以“骁猛”应募,为小军官,作战率所部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决定南北对峙局面的淝水大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大将。北朝以部族军队为主,大多数将领是从部族头领转化而来,但也有一些是从士兵升迁而成的。比如北魏名将杨大眼,原来是个流浪儿,北魏孝文帝部署南征,要招募一批士兵,杨大眼前去应征,官员起先看不中,杨大眼就当场表演他的绝技:将一根三丈长的绳子绑在自己发髻上,撒开腿飞奔,那根绳子居然飞荡在后面成一直线,骑马的人也追不上他。由此立即被收录为“军主”,成为一名小军官。以后屡立战功,“勇冠六军”。但有一次因为友军阵地崩溃,导致全军败退,被撤职,“徙营州为兵”。后来再次起用,长期镇守与南朝相对峙的边界,威镇江淮,以至于民间以“杨大眼来了”吓唬啼哭不止的小孩。当时人都认为他可比关羽、张飞。

隋唐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而唐皇朝的一些开国功臣仍然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比如最著名的勇将尉迟敬德和秦琼,都是从士兵升为大将的。尉迟敬德在隋朝末年从军,在隋朝官军镇压各地暴动民众的战争中积累战功,“以武勇称”。隋朝垮台后投入唐朝阵营,以战功成为开国大将。秦琼也是在隋朝末年从军,开始只是隋朝将领来护兑的一个亲兵,以后跟随隋朝名将张须陀镇压卢明月起义军,他和另一个勇士罗士信火烧敌军营地,接应大军,使隋军一举大胜。不过他在隋军最高也只得了个尉官。后来投入李密起义军,成为重要将领。转到唐皇朝阵营后,又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作战两百多次,自称受伤流血好几斛,最终才得以成为大将。

两宋时期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而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的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故称为“狄青”。他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崭露头角,四年作战大小25仗,每次作战奋勇向前,八次负伤,升为指挥,因为得到主持西北战区的文官上司韩琦、范仲淹的赏识,才得以升迁为朝廷重臣。宋仁宗曾建议他将脸上当兵时的刺青除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因此臣愿留这块刺青,以劝军中。”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韩世忠,“早年鸷勇绝人”,能够驯服烈马,但“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有战功,但只升到“勇副尉”。北宋末年,随军转战南北,靠战功升为将领。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大将。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少年时就能拉300斤弓、8石弩,而且能左右射。1122年应募投军,以战功升为小军官。南宋建立后,他上书请求立即开始北伐,以“越职”而被罢官。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得信任的伏笔。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再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长期镇守长江中游地区。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因为劝赵构自立为皇帝(即南宋高宗)而得到信任,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后来极力支持秦桧与金朝议和,设计收其他两大将的兵权,并参与陷害反对议和的岳飞,不料自己的兵权也被撤消,被迫退休。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被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他的小舅子蓝玉,也从士兵升到大将。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一些名将也大多行伍出身。比如号为功臣第一的邱福就是行伍出身,以资格升到千户后,即跟随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但是后来在出征本雅失里时,在胪朐河战役中兵败被杀。另一个功臣薛禄,朱棣起兵时他还只是士兵,连名字也没有,因排行第六,被军中呼为“薛六”,后来因战功升为大将,才以音定名。他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号为宿将,粗通文墨而已。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清朝平定三藩时绿营兵已起到主要作用,而绿营的一些名将也是行伍出身的。比如赵良栋,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才应募当兵的,到三藩之乱时已升为总兵。他以自己训练的5000精兵平定了宁夏的叛军,又从四川转战到云南,首先攻入昆明城,被提升为云贵总督、挂兵部尚书衔,这已是武官的最高台阶了。但后来因与其他将领争功,被迫退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世职出身

俗称“将门虎子”,这在中国古代倒也确实曾经成为一项制度,很多朝代都是明确规定军官子孙可以世袭军职。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武将的子弟往往也总是被朝廷任命为武将。

先秦时贵族爵位世袭,内文外武,世卿世禄。虽然秦汉时代已建立起职业官僚制度,但是爵位制度也同时存在,继承爵位者往往也就会被皇帝委派一定的官职。尤其是有爵位的武将,其子孙袭爵后往往就会获得武官的职位。比如西汉周勃封为绛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在袭爵后先是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但当匈奴入侵后,立即就拜为将军,在细柳驻军布防。他得到文帝的欣赏,在匈奴退去后,被任命为中尉,警戒长安地区。文帝死前告诫太子,说:“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可以带兵的将军。”太子即位后(汉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年后发生诸侯吴王、楚王叛乱,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面指挥平叛,以守待攻,只用了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

历史上一些名将之子习惯上也总是被任命为军官。如西汉飞将军李广有两个儿子早死,第三个儿子李敢被任命为校尉,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在战斗中夺得左贤王旗鼓,又斩首多,赐爵关内侯。被任命为郎中令后,因为怨恨大将军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有一次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立即报复,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在一次宫廷围猎时,射冷箭杀死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宣布李敢是“鹿触杀之”。李广的长子长孙就是李陵,也因“善骑射”,被汉武帝认为大有李广遗风,特命他带800名骑兵深入大漠侦察地形,胜利归来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指挥5000勇士,在酒泉、张掖一带布防。以后李陵就以这5000步兵转战大漠,被匈奴大军围歼。唐朝开国功臣程知节的三个儿子有两个都被授予军职,他的小儿子程处弼任左金吾大将军,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后来也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另一位开国功臣段志玄,唐太宗在他临死前表示要授他儿子五品官,而段志玄请求给他弟弟段志感授官,唐太宗于是授段志感左卫郎将。他的儿子段瓒,袭爵褒国公,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唐玄宗时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他父亲高舍鸡从军后,屡建战功,曾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年时随父亲至安西,以父亲的功劳起家就是游击将军,到20岁拜将军,和他父亲同班秩。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部族军队的军官都是世袭的,而且一般都带有较多的贵族政治色彩,有爵位者就有职权,继承爵位往往也就继承了官职。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原来女真族游猎作战的猛安、谋克固定为军职,有战功者往往也授世袭猛安、谋克。金世宗统治时期,朝廷已相当汉化,有部门提出各地猛安、谋克依仗世袭身份,常常侵扰平民,建议改为和一般文武官员性质相同的“流官”,每30个月转官。朝廷讨论时,宗宪(宗翰,即兀术之弟)认为:“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猛安、谋克,现在若改为迁调,就违背太祖的誓约。不如对猛安、谋克进行考核,有不称职的,选择其弟侄中贤者代之。”被金世宗接受。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金朝灭亡,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将百户、千户、万户之类的军职作为世袭职位。

在汉族皇朝中,明确规定军职世袭的只有明朝。朱元璋或许是为了与世兵制配套,规定军官都授予世职,军官死亡或年满60岁,由嫡长子承袭职位,如果自己没有儿子的,允许兄弟继承。在承袭职位前要经过骑射测试,第一次没有及格的,只能算是代理职务,领取一半的俸禄。第二年再试,仍然没有及格的,就要充军。但是后来制度废弛,一有战事就有大批冒功被授予军职,而世袭者中冒名顶替的也不计其数,导致军官数量猛增。到明朝建国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军职增长了四倍,再到5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增长好几倍。当时有个叫霍韬的官员建议,严格实施制度,即使有战功的也要区分大小,“或许世袭,或许终身,或许继,或不许继,各具册籍,昭示明白,以为激劝”。当时一次性的大检查,淘汰了几千名军官,但是不久就恢复了老样子。不过明代确实也有不少名将是世职出身的,比如以抗倭出名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职出身,他家世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死后,他承袭职位,因为才能卓著,又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主持山东防备倭寇的防务。后来改派挂浙江都指挥司官衔,而实际职务为参将,几经反复,主持台州、金华、严州防务。他在实战中痛感原来的卫所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因此重新招募4000士兵,在义乌组编新军,严格训练,屡战屡胜,号为“戚家军”。

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教训,严格控制世袭军职,即使是八旗军职也只有在临阵战死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子孙承袭,如果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先发放一半的俸禄。而绿营兵军官战死,子孙仅得“难荫”(有一子可入国子监为监生)而已。1784年乾隆皇帝发布诏书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场,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规定以后绿营军官战死的,也一律授予子孙世职。和明朝不一样的是,清朝世职是一个做官的出身,承袭世职只是挂一个官衔,实职仍然要从基层小军官做起。

科举出身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但只是选拔文官的途径之一。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时“六科”也都是以文取士。到了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以后武举考试兴废不常,很少有军官是以此出身的。在新、旧《唐书》的列传中,提到武举出身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出身寒素之家,年轻时“以武举异等”得以起家为军官,先是补左卫长史,后来逐步升迁为边防军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率军平叛,成为当时唐皇朝最得力的大将。

宋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了武科举的制度,考试内容除了武艺和体力外,还要考“策”(就时政提出建议)或考察对兵法书籍的熟悉程度。王安石变法时,正式在朝廷设置“武学”,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录取名额以百人为限。各地最高级官员可保送一名免试入学,其余的都必须参加考试:骑、射外考兵法和对策。按照考试成绩,优等的直接送枢密院试用为低级武官;其余的按成绩进入武学上舍或外舍学习。武学讲授“诸家兵法”以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学制三年。毕业考试及格后授予初级武官官职。以后还曾在各州设置武学。

武科举考试以后单独进行,1078年《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第一等,步射1石弓,10发3中;马上能射7斗弓,并掌握5种马上格斗武艺;《孙吴兵法》10道题答出7道的,“时务边防策”5题“文理优长”,法律题10道答出7道,就可以出任低级武官。第二等步射8斗弓,10发2中,马上能射6斗弓,有3项马上武艺,答出一半兵法题目和法律题目,可以见习低级武官。第三等,步射6斗弓,10发1中,只有两项马上武艺,兵法、法律只能答3题的,记录在案。每三年考试1次,任命武官不过30人,后来逐步增额,以至于3人取1,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举得官还容易。1110年规定限额,每次考试只能取10人,其余的入武学。南宋进一步改革,1135年开始由皇帝亲自“廷试”,合格的都赐予武进士,授予武官衔“保义郎”、“承节郎”等名目。但实授的职务往往并非军官。1166年武举进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规定参加廷试的都必须由各地方长官先行选拔,作为“武举人”保送朝廷。这样一来,武科举体系与文科举体系基本相同。1177年明确武科状元之称,状元愿意从军,授予正将之职,第二、三名副将,第四、五名准备将。

两宋正式建立武科举系列,但是在当时重文抑武的风气下,很多人只是为谋一当官出身而已,考取后并不愿从军,因此两宋时期由武科举出身的名将极少。较为著名一点的有北宋末年的何灌,他在武选登第后即为军官,在与辽朝边境地区任巡检,以善射闻名,号为“何巡检神箭”,后来在“靖康之变”时受命防守汴京,战死疆场。另一个是同时期的徐徽言,在1108年应“求材武士”诏,“武举绝伦及第”。以后即担任武职,长期在河西地区为军官。1127年金朝攻破开封,而徐徽言率领本部军队坚守晋宁近两年,最后这座孤城被攻破时,徐徽言将防御器械全部烧毁,力战被俘,宁死不屈,被杀害。两宋时即使是武状元,也并不一定担任军职,比如1235年武状元朱熠,起家是“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担任了地方行政官,后来以担任监察御史敢于弹劾权臣而闻名。1260年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算是主管军事的副宰相级别,但仍然不算武官,不久也遭御史弹劾而罢官。

武科举制度后来也被金朝继承。主要考试内容为骑射,要求挽一石力弓,射150步至210步远的靶,并且要求策马飞驰,在150步内接连用枪刺落四块靶子。此外也有书面考试,考兵法书。武举入仕,都授予巡尉之类的军职。到金朝末年,世袭军官大多腐朽不堪一战时,武科举出身的军官在军队中曾起过很大作用。比如金末将领古里甲石伦,武举登第后以勇武异常,提升很快,并建议组编“义军”,“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以抵御蒙古军队。他长期在西北地区主持防务,最后兵败自杀。另一个金末武举出身的将领纥石烈鹤寿,原来是世袭猛安,但却只是一名亲兵,中武举后才得以担任军官。当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朝时,他负责防守金朝南部边境,在与南宋军队的战斗中多次获胜,最后战死。

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也没有武科举制度。明朝建立后,设置武学、武科举,在京师以及卫所设置武学,训导军官子弟。凡10岁以上可承袭军职的子弟应入学学习,教材为《武经七书》。地方青年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武学学生资格,号为武生,与文科举生员(俗称秀才)相同。武科举制度与文科举相仿,武生通过乡试(省级考试)的武举人,可以到京师参加会试。会试内容曾规定,“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就不可试弓马。但以后改为三场考试,第一场试“马上箭”,射35步远的靶子;第二场试“步下箭”,80步的靶子;第三场才是笔试。每三年会试,录取进士定额为100人。

由于明朝武科举制度比较长久,武科举出身的军官相当多,比如明中期抗倭名将之一的俞大猷,就是武科举出身。他“少好读书”,学《易》又学剑。考中秀才后因家境穷困,在父亲死后,承袭了父亲“百户”世职。不过他并不甘心,1535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千户”军职,守御金门。他上书对海防提出建议,却被上级训斥:“小校安得上书?”被责打一顿后罢官。1542年蒙古俺答入侵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得以上京,被送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他和翟鹏论兵,翟鹏几次被他说得下不了台,于是说:“我不应当把你看作武夫。”可是仍然没有用他。好在兵部尚书毛伯温欣赏他,在他回到家乡后任命他为汀漳守备,这位命运多蹇的武进士才真正成为一名带兵军官。以后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靠战功由都指挥佥事、参将,逐步升迁为备倭都指挥、总兵官。但仍然多次被降级、查办,甚至被判死刑、戴罪军前效力以赎死罪。与之齐名的另一名抗倭名将刘显,原来是私塾教师,后来冒籍四川,得为武生。从军以军功升为军官,调到东南沿海抗倭,为参将,也屡立战功。

明朝武科起先没有殿试,因此没有武状元之称。比如嘉靖年间有个名叫尹凤的,武科举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但不称状元。他本身世袭府军后卫指挥同知,考中武举第一后,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派到福建参加防倭作战,以功升到福建参将。明末崇祯帝锐意求治,想要提拔武科,正好1631年武会试因为考官不公,引起武举人聚众闹事,崇祯帝派人复查,发现武举中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居然有一个人没能中进士。崇祯帝下令将考官全都抓起来治罪,将有关的兵部22名官员贬官,另外派人重新主持考试,录取100名,仿照文科举形式,也分为三甲。崇祯帝亲自调阅前30名考卷,钦定一甲三名,头甲头名为状元。这位明朝第一个状元名叫来聘,正是能够挥舞百斤大刀的武举之一。他当即被授予副总兵之职。这个武状元果然也能够为皇帝尽忠,三年后就在攻打孔有德叛军盘踞的登州时,身先士卒,战死在城头。当然绝不是所有的武科举出身的军官都会这样对大明朝忠心耿耿,明末引满清入关的吴三桂,也是一个武举出身的军官。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三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三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武乡、会试都分内、外三场。首场马射(35步远靶子,10发3中),二场步射(80步靶子,10发2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武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1000名,武会试名额300~100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之中,葛云飞是1823年的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琼,乾隆十七年(1752)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1760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琼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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