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迪克·威尔逊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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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藏纪念版，西方学者眼中的毛泽东)试读：
作者序
毛泽东是近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从一个农家子弟，获得神秘的幸运之神的帮助，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攀登着，终于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他的故事是一段不朽的历史。可以说，像毛泽东这样一个统治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伟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他为中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留下了一批理论著作和评注文章，也留下了一小部分很杰出的诗词，其中很多是在马背上吟诵而成的—本书引录或节引了许多。他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把统治中国人民许多世纪的腐败、衰落、无能的帝制引入现代化—这个使命他无法完成。作为一个小省城的小学校长，到1920年毛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使中国达到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便捷途径。
因而他扮演了中国的列宁和凯沫尔·阿塔图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有斯大林—的角色。列宁在1917年以后只执掌了短短9年的开创性权力，而毛在历经30年奋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后，又执掌权力近30年之久，并力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反共人士，不如说是来自共产党内的对手和竞争者。毛的许多精力花在了同那些与他的基本思想相同的同志的不必要的斗争上。
也许这是由于他个性中的某种不安全感造成的，一些解释说是缘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反抗他的父亲，显示他的独立性，这在那个社会是骇人听闻的。作为家中4个孩子中的长子，他早年的生活并不轻松。他所捍卫的独立，他一心一意地追求了70年之久的个人启蒙和政治权力，有许多缘于那些早年经历。
但他的个人生活付出了代价，他不仅不能为其先后3个妻子提供任何真正物质的保证，而且似乎也未能承担感情上的责任。对他那许多孩子，他没有给予适当的保护，也没有给予传统的做父亲应给予的关怀。
由于他自己从事危险的事业，他的家庭不得不退居第二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毁灭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堂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更不要说他的众多关系密切的校友—都被杀害了，常常是在残酷的环境下，在共产党与其对手的内战中牺牲了。他的长子死在朝鲜战争中，他的第二个妻子和次子得了精神病，而他的第三个妻子、两个女儿和侄子则在他死后不久很快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进行了恐怕应该说是为了毛本人的政治活动。
令人惊奇的是毛本人活得那么长，幸运偏袒着他的生命与事业。1927年他死里逃生，在内战的一次战役中站在他旁边的士兵被打死了，他却幸免于难。在1935年史诗般的长征途中，幸运之神一直陪伴着他。他率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通过充满敌意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跋涉25000里到达了延安的避难所。
在若干年里，我们将难以知道中国人自己对毛的真实看法。
一方面，他是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旗手，“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创造者，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斗士。另一方面，他又是离不开社会的发明者，他坚持搞不停顿的、剧烈的运动，这种运动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精疲力竭的和可怕的—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和中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毛自己承认在1949年以后他引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敌对的外国估计数字高达5000万人。作为国父式的人物，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林彪是他终生的信徒，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内又转而反对他。林彪当面说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但林的儿子背后在其父母和亲信面前又称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中国以外，毛的声誉同样也是相互矛盾的。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毛是公然反对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又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他想发展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恰到好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是在白种人的西方以外以毫不动摇的自信心面对西方的第一位领导人。在西方面前，他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向西方作者宣传经过修正和调整的西方理论，同时又适当地糅进了一些原始的道教思想和中国的常理。
斯大林嘲笑毛是一个“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扔给毛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但毛还是引起了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关注。一个东德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宣称：“赫鲁晓夫只是个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者，而毛却是个思想家。”另一个人则说：“我们需要思想，今天我们只能从毛那儿……而不是从赫鲁晓夫那儿得到它。”
中国的情况使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很难欣赏毛。卡斯特罗曾谴责毛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凡夫俗子”，而他的党居然还把他奉为“尊神”；同时智利诗人巴布诺·聂鲁达则批评说：“毛泽东成了脱离人民的活佛，他通过宗教法庭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事件。”
但在第三世界不那么西方化的地方，在亚洲和非洲，毛更多地被称为英雄。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最后力量要改造中国人时，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评论说：“如果毛失败了，那将是伟大革命时代的终结。”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谈到毛的去世时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百年不遇，也许是千年不遇。他们占据着舞台，以神的启示来书写历史。”毛是“一座奥林匹斯山”，他“使历史为之萎缩”，他是“世界为之震惊的辉煌的新秩序的最杰出的建筑师”。甚至保守的英国人蒙哥马利勋爵也评判毛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然而归根结底，毛仍摆脱不了他的农民习性，他节俭得近于吝啬。穿的衣服有补丁，睡一张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垫子的宽大木床，住着朴素的寓所，吃的也是粗茶淡饭。
毛的悲剧在于，他最终未能在中国推行他想要进行的所有改革—他低估了阻力。本书将展示他的那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如何为此而奋斗—既反对敌人也反对朋友—以及他最后是怎样失败的。
第一部 引弓待发
1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毛泽东出生在其父母的卧室里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着。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亲死时，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他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母亲文其美（文素勤）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乡县唐家圫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
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蜿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都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茏，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
毛出生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毛家当时居住的半瓦半茅的房子>>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2)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3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1958年他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8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两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1)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年毛12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毛泽东当时的还书便条和《盛世危言》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2)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
毛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他父亲问。“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到底几担？”他父亲问。“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15担。”“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够了，”毛说，“你老是唠叨个没完。”
这事发生在上午，吵完之后他们回家吃午饭。但下午五点钟时，毛又不见了。他父亲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看到儿子像上午一样坐在那儿，手拿着书，身边放着空桶，两个人又吵了起来。“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本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不是，爹，”毛回答说，“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着说，“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毛回答说，“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总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可是，小子，”毛父反驳道，“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来看书之前，”毛坚持道，“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完成什么了？”“吃过午饭后，”毛说，“我已经挑了15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毛的父亲很吃惊：一个下午挑了15担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走到田里，仔细数了数，真有15担。他儿子没撒谎。此后这个孩子继续在他那隐秘的地方读他的传奇小说，他知道如果他干完了他父亲规定的任务，他父亲就不会干涉他了。
毛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学徒，他和这家米店有些联系，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时他听到他的文家表兄说，在他母亲的家乡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学校，这所新学校教授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那里不太注重经书。毛此时在地方小学堂受到一个“激进”的反佛教先生的影响，这位先生号召人们去除神佛，把庙宇改成学堂。
他还读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他没有钱上学，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15岁了，早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毛最终决定和他的父亲谈他不想去米铺当学徒而想去上学时，他遭到父亲的一顿嘲弄。“真是白日做梦太荒唐，”他父亲咆哮道，“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你都是在发疯。”
毛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请每一个亲戚朋友借给他一点钱，而他父亲一点也不知晓。当他弄到了足够的钱时，一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宣布说：“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三天后我就走。”“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他父亲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头彩。”“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毛平静地回答，“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毛的父亲离开了饭桌，点燃了一锅烟，几分钟后又回来问：“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能进学堂？我知道上学的人都得交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念书想了好几年，也没念成。唉，学堂的门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诡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
他父亲反驳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要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被狡黠的父亲难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起身去找一个远亲，这个亲戚有帮助年轻人读书的好名声。毛向这位亲戚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于是这位亲戚给了他一笔钱。
当天晚上，毛问他父亲：“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每月至少1块钱，”他父亲答道，“一年就是12块。”
毛不动声色地把钱递过去说：“给你12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
第二天，天刚破晓，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装，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布满补丁的白床单，几件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东西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则挑着两本小说。“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他母亲问。“不。”毛回答说。“要不要再带点东西？”“不用，”他说，“够了。”
再没多说一句话，也没挥手作别，毛泽东毅然上了路。头也不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山脚的一棵树下，毛看见一个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个老农坐在地上。他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
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在湘乡县上小学时，毛急忙向他打听情况。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第二个问题是他最感紧张的：“他们都是多大年纪？有没有比你大的？”
接着毛又问老师是不是很严厉，那个孩子告诉他，有一个老师经常用粗手杖打他们。“那么，你们就任他这样而不想法子对付他吗？”“你真是，”那个孩子反问道，“又能怎样呢？”“你们不应该让他把你们打得那样重。”毛说。“但我们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个大人。”“但是你们有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要制止他不会太困难。”“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先生，我们必须尊敬先生，你难道不了解吗？”“但是当他对你们太凶的时候，”毛问，“你们仍然尊敬他吗？”“我们都害怕他—所有的同学都怕他，我们连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这些小孩简直都是些傻瓜。”毛轻蔑地说。“你这样嘲笑我们最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们那种情况你也和我们没有两样。”“哈哈，我也会这样子？”毛坚定地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
当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东山小学时，他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一条小河环绕着学校而过，小河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沿河有一堵高约15尺的坚固石墙，孩子们称之为“长城”。
在这重要的时刻，毛鼓起勇气，朝着第一道大门走去。他慢慢地跨过白石桥，第一个碰到的是看门人。他不让毛进去，因为毛太大了。“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学堂呢？”
在场的一个孩子喊道：“你进大学都够大了！”
另一个孩子叫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上学呢？我们都不是工人呀！”
其他的孩子打量着他的行李卷，发现有两本很破旧的卷了边的小说。“你总共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吗？”一个孩子问。“你知道不知道，”另一个说，“我们不许阅读这一类坏书的。”“我只恳求你告诉校长，”毛恳求道，“我想找他谈谈。”“我不敢去打扰校长，”看门人回答说，“你是个傻瓜，而我却不傻！真是胡闹透顶了！”“要是你们不去通报，”毛大声说，“我就自己去。”“你敢！”看守人恐吓道。
学生们也都冲着他大声喊叫着，毛挑起行李向门口走着，看门人挡住了他，吼着说：“走开！东山学堂不是疯人院！”
与此同时，一个孩子跑去对校长说：“先生，一个小土匪想进我们学堂……他在打看门人，学生都在帮看门人，但这个土匪又高又壮，非常蛮横，你快去帮我们，先生，快点！”
校长出来察看情况。“怎么回事？”他问，“这么吵吵嚷嚷的？”“先生，”看门人指着毛说，“这个傻瓜说他想进我们学堂，并且要见你，他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你见他吗？喏，就是这人！”
毛走向校长，用恭敬的口吻说：“先生，请您准许我在您这里读书。”“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吩咐看门人。
毛挑起行李，但看门人又拦住他：“你以为是让你挑行李进去吗？把行李放在这儿，随我进去！”
毛不想把行李丢下，怕孩子们会拿走什么东西。“我想带上行李。”“你怎么带这样的东西进校长办公室？”看门人吼叫着，“把它放在这儿，谁会对这破东西感兴趣？学校不是疯人院，也不是小偷窝，把东西放这儿，丢了我负责，告诉你，东西被偷了找我！
毛犹豫了一会儿，把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角里，然后跟着他进了校长办公室，学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两本宝书。
一进校长办公室，毛又恳求道：“先生，您能准许我在这里读书吗？”
校长不能置信似的打量着他，问他的名字和籍贯。“多大了？”“刚刚满15岁，先生。”“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没有，先生，我才15岁零几个月。”“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三国演义》和《水浒》我都看过很多遍。”“你读过小学的课本吗？”“没有，先生，没读过。”“你能阅读二年级的课本吗？”“差不多吧，”毛如实回答说，“也有些字不大认得。”“学过算术吗？”“没有，先生。”“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一点没学过。”“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写了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难看。他的手更适合干农活，而不是拿笔杆。
校长宣判说：“唔，不行，不能让你上这间学堂，我们没有专为初入学者设的初级班，再说，你的年龄进小学太大了。”“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毛恳切地说。“你跟不上来，那是毫无希望的。”“让我试试，”毛恳求道，“留下我吧。”“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班，只会是白白糟踏你的时间。”“但是我一定拼命用功……”
就在这时，另一个老师听到他们的对话，也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毛的恳求打动了他。他建议说，让毛跟班试学五个月。校长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毛进了东山小学堂。
毛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他父亲也勉强同意了他进这所学堂。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教会他赚更多的钱。
毛被其他学生镇住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有些学生穿绸缎，着轻裘，华衣美服，很少有农民能送孩子到这样的学堂上学，毛与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还成为复杂的地域观念的牺牲品，他们认为他不是湘乡人，把他当做外来者，毛后来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个萧三，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艾米·萧，更为人所知。他是个瘦弱的孩子，比毛小两岁。前额高高的，偏好语言和诗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其中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毛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辫子，回国后，只得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辫子是假的。”毛回忆说，“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尽管人们都笑他，但毛从这个“假洋鬼子”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教音乐和英语，讲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毛回忆说：“我当时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例如他在学怀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歌曲时就有这种感受。一个受人蔑视的东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战争中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对沙俄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像中国的毛泽东那样的年轻人，也激励了整个亚洲的青年人。
毛在学校表现不错，尽管他自己说他表现不怎么样。如果老师的课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说或打瞌睡—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那些不会用提问和对话引起学生兴趣的老师的一种惩罚。“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毛回忆说，“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认他心不在古文上。他当时正在读表兄送的两本书（毛很遗憾，他的表兄后来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反对共产党）。这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1898年发起的流了产的“戊戌变法”。“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毛回忆说，“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后，毛和萧三随着铃声走进教室，萧手里拿着一本书。“你那是什么书？”毛问。“《世界英雄豪杰传》。”“借给我读一读。”
几天之后毛把书还给萧三，道歉说把书弄脏了。萧打开书一看，发现书上许多地方圈圈点点—特别是那些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章节，圈点更多。
毛后来对萧三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毛回忆说：“在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
与此同时，毛还关心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听说在大饥荒时在省城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许多暴动饥民的领袖被砍了头，高挂在树杆上示众。毛的朋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对政府如此残暴对待起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大约在同时，秘密会社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哥老会夺取了他的粮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铁匠，后来被砍了头，但他在毛和该省的其他年轻人眼里成了英雄。
一年以后，韶山也闹米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毛解释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并不同情他父亲，“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孩子确实在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过新年，他父亲让他去收猪钱，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回来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便马上把收来的钱分给他们。五个月以后，毛由于取得的成绩而被允许留下来。那些偷了他两本小说的孩童们对毛友好起来，并把书还给毛。他们确实是把他当做讲授这些传奇故事的权威，而这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三国演义》在毛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人们对它表示非议。历史教员告诉他，这本书很多是历史事实的演绎，但毛在激烈的辩论后也不承认这一点，他跑到校长那儿寻找支持，但校长支持历史教员的观点。所以他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但其他学生都不愿在上面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毛丧失了他最初从老师和同学那儿获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个朋友的记述，这是促使毛决定离开东山学堂的原因。
2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运动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为连队、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当时毛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战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闿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他试着读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料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朋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写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被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头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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