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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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新世纪接班人素质培养：处事素质试读：
内容提要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生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昌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什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彩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什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改变一种作用，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
第一章 人生的意义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生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世界，还有什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昌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什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彩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什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改变一种作用，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什么，应该怎样才是。耶稣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稣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兔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法，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的得。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以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连续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五）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六）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愿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八）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九）要享受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正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建相授受，以至无穷。
论不免一死
我们因为有这个会死的身体，便遇到一些严重的后果：第一，我们不免一死；第二，我们有一个肚子；第三，我们有强壮的肌肉；第四，我们有一个好奇的心。这些事实各有其根本的特质，所以对人类文化的性质具有极重大的影响。因为这种现象真是太明显了，我们反而不曾想起它。可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后果看得清清楚楚，便不能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
我们大家无论贵贱，身躯总是五六尺高，寿命总是五六十年的。我疑心世间的一切民主政治，一切诗歌和一切哲学，都是以这个上帝所定的事实为出发点的。在大体上说来，这种办法是十分妥当的。我们的身子不太高也不太矮。至少我对于我这五尺四寸高的身躯是十分满意的。同时，五六十年在我看来又是很悠长的时期，事实上五六十年便是两三个世代了。依照造物的安排办法，当我们出世的时候，一些年老的祖父在相当时期内死掉了，当我们自己变成人家的祖父的时候，我们看见小婴儿出世了。这办法看来真是再好也没有。这里的整个哲学便是基于下边这句中国俗语：“家有千顷良田，只睡五尺高床。”一个国王看起来似乎也不需要一只超过七尺长的床，而且他到晚上也非到那里去躺着不可。所以，我是跟国王一样幸福的。无论一个人多么富裕，超过《圣经》中所说的七十年的限度的，并不很多。活过七十岁在中国便称为“古来稀”，因为中国有一句诗：“人生七十古来稀”。
关于财富，情况也是如此。大家对这个尘世都有份儿，可是没有一个人拥着尘世的抵押权。因此我们对此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住户，而是过路的旅客。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尘世的旅客。地主和农场雇工一样，都不是田地的主人。这种观念减少了“地主”一词的意义。没有一个人实实在在地拥有一个房子，也没有人实实在在地拥有一片田地。正如一位中国诗人说：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和青天；如今那有闲州诸，寄语沙鸥莫浪眠！
人类很少能够体会死的平等的意义。世间如果没有死，甚至圣海伦娜（St·Helena）对于拿破仑也毫无意义，而欧洲真不晓得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世间如果没有死，我们便不会有英雄豪杰的传记，纵使有的话，那些传记的作者也一定会表示一种较不宽恕，较无同情的态度的。我们宽恕世界的伟人，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一死，我们便觉得已经和他们平等。每个葬礼的行列都带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人类平等”等字。万里长城的建造者，专制魔王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腹诽”处死的法律来。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下面那首讲到秦始皇之死的歌谣里，表现着多么伟大的生之欢乐啊：
秦始皇奄僵，（注）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餐吾饮，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沙丘当灭亡！
人类喜剧的意识，以及人类的诗歌和哲学的资料，就是由这种歌谣里产生出来的。那个看到死亡的人也看到人类的喜剧意识，而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莎士比亚使哈姆雷特追寻着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尘土，“后来他发现人家拿它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葬了；亚历山大变成尘土了；尘土便是泥土；我们拿泥土来做粘上；他所变成的粘土为什么不可以拿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呢？”莎士比亚在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变成一个深刻的诗人。莎士比亚让李查王二世谈到坟墓、虫儿和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空头颅中大开朝廷的滑稽剧，或者谈到一个购买田地的大买主，有着他的法令，他的具结，他的罚金，他的双重证据和他的收回权，结果他虽化了如许罚金（fines）却仍变成一个“满是精细的尘土的良好的头顶”（“fine pate full of fine dirt”），莎士比亚在这些地方是表现着最优越的喜剧意识的。奥玛开俨（Omar Khayyam——十世纪波斯诗人——译者注）及其中国人贾凫西（别名木皮子，一位隐居的中国诗人），都是由死亡的意识里得到他们的诙谐心情，及对历史的诙谐解释的，他们指着那些在皇帝的坟墓里居住着的狐狸来发挥他们的理论。庄子的全部哲学，也是基于他看见一个骷髅时的言论的；中国的哲学到庄子的时候，才第一次包藏着深刻的理论和幽默成分：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髒然有形。檄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铢，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庄子妻死，惠子吊子，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诽徒无生也而本无形，诽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我以为当我们承认我们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具备一种时间消灭的意识的时候，诗歌和哲学这两样东西才开始产生出来。这种生命消灭的意识是藏在中国一切诗歌以及西洋一部分诗歌的背后的——人生根本仅是一场梦；我们划着船，在一个落日余辉照耀着的明朗的下午，沿着河流划下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加入了动植物界的永久行列在前进着，出世，长成，死亡，把空位让给别人。人类只有在看透这尘世生存的空虚时，才开始大彻大悟起来。庄子说，他有一次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当他在梦中的时候，他觉得他能够展起翅膀来飞翔，一切东西都是真实的，可是当他醒转来的时候，他又觉得他是庄子，而庄子是真实的。后来他陷入了沉思中，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东西，不知道到底他是庄子在梦做蝴蝶，抑是一只蝴蝶在梦做庄子。所以，人生真是一场梦，我们人类更像旅客，乘着船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流直驶下去，在某一处上船，又在另一处离船，以便其他在河边等候的旅客可以上船。如果我们不觉得人生是一场梦，或是一段过路的旅客所走的旅程，或仅是一个演员不知在做戏的舞台，那么，关于人生的诗歌便有一半不会存在了。一位中国学者刘达生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世间极认真事，曰“做官”；极虚幻事，曰：“做戏”；而弟曰甚愚。每于场上遇见歌哭笑骂，打诨插科，便确认为真实；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戏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儿，一一俱要养父母活妻儿，一一俱靠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去养父母活妻儿，此戏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至于顶冠束带，装模作样之际，俨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无一人疑我为戏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欢颜笑口；与夫作色正容，凛莫敢犯之官人，实即此养父母活妻儿，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假扮之戏子耳！乃拿定一戏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而自亦不觉为真戏子，悲夫！
归于尘世的天堂
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加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哀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吉士爵士（Sir Arthur Keith）曾说过一句和中国人的感想不谋而合的话：“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的诗中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因为如此，所以他那么深刻坚决地爱好人生。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所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篇赋里有着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曾写下《兰亭集序》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觉表现得最为亲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困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都相信做人总是要死的，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些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随时使我们感悟到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心中平安，因为一个人的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恶劣遭遇的准备，才能够获得平安。由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常有一些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所以人生的宴会便是尼布甲尼撤（Nebuchadnezzar，古巴比伦国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称）的宴会。这种感觉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也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观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画家观看山景，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的，或者是空气中有着过多的水蒸气似的。
我们消除了永生观念，生活上的问题就变得简单了。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是儒家的观念。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人类的活动依着一种固执的常识而行，他的精神，就是桑泰雅拿所说，把人生当作人生看的“动物信念”。根据这个动物的信念，我们可以把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关系，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也能作一个明慧的猜测，这个动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着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人生的快乐
人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花、云、弯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话、读书的享受，后者这些享受都是心灵交流的不同表现。有些享受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的享受，欢乐的社交会或家庭团聚，天气晴朗的春日的野游。有些享受是较不明显的，如诗歌、艺术和沉思的享受。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两类的享受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来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区别，二来因为我要作这种分类时总是不知适从。当我看见一群男女老幼在举行一个欢乐的野宴时，我怎么说得出在他们的欢乐中哪一部分是物质的，哪一部分是精神的呢？我看见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着，另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只小花圈，他们的母亲手中拿着一块夹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口多汁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地上眺望着天上的浮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也许有人在开留声机，远远传来音乐的声音和波涛的吼声。在这些欢乐之中，哪一种是物质的，哪一种是精神的呢？享受一块夹肉面包和享受周遭的景色（后者就是我们所谓诗歌），其差异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分别出来呢？音乐的享受，我们称之为艺术，吸烟斗，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享受。可是我们能够说前者是比后者更高尚的欢乐吗？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欢乐的区别是混乱的，莫明其妙的，不真实的。我疑心这分类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把灵和肉严加区别，同时是我们对真正的欢乐没有做过更深刻更直接的研究。
难道我的假定太过分了，拿人生的正当目的这个未决定的问题来做论据吗？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像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么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现。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所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象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曹，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或欧洲绝对不会有什么“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纳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且比较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我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问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都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烦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国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感觉，一种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称之为“两个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特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忘掉了。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穆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发、大眼、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帧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理，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蛋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们在计划怎样过暑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对这个问题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我们在天堂里要奋斗吗？要努力吗？（我敢说那些相信进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十全十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努力，怎样进步呢？或者，我们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尘世上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比为将来永生生活做准备，岂不更好？
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话，让我们忘掉自己，不要把我们的宇宙观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把宇宙观扩大一些，把整个世界——石、树和动物——的目的都包括进去。宇宙间有一个计划（“计划”一词，和“目的”一样，也是我所不欢喜的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宇宙间有一个模型；我们对于这整个宇宙，可以先有一种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宇宙里占据我们应该占的地位。这种关于大自然的观念，关于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很自然，因为我们生时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大自然去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都给我们许多良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当良好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作草率的推断）。如果在宇宙的目的这个更广大的观念中，人类所占据的地位稍微减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紧的。他占据着一个地位，那已经够了，他只要和周遭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对于人生本身便能够造成一个实用而合理的观念。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这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隽，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忽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地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Langeweile）一字，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世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初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嫌罚讨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乐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的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加添了迅速，增进了油滑。像浮士德那样，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会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讨。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乐，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作。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了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Mallarme），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人生的交友
人生的快乐有一大半要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只要人与人的关系调处得好，生活没有不快乐的。许多人感觉生活苦恼，原因大半在没有把人与人的关系调处适宜。这人与人的关系在我国向称为“人伦”。在人伦中先儒指出五个最重要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之中，父子、夫妇、兄弟起于家庭，君臣和朋友起于国家社会。先儒谈伦理修养，大半在五伦上做工夫，以为五伦上面如果无亏缺，个人修养固然到了极境，家庭和国家社会也就自然稳固了。五伦之中，朋友一伦的地位很特别，它不像其他四伦都有法律的基础，它起于自由的结合，没有法律的力量维系它或是限定它，它的唯一的基础是友爱与信义。但是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减少。如果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好感称为友谊，则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妇或是兄弟之中，都绝对不能没有友谊。就字源说，在中西文里“友”字都含有“爱”的意义。无爱不成友，无爱也不成君臣、父子、夫妇或兄弟。换句话说，无论那一伦。都非有朋友的要素不可，朋友是一切人伦的基础。懂得处友，就懂得处人；懂得处人，就懂得做人。一个人在处友方面如果有亏缺，他的生活不但不能是快乐的，而且也决不能是友善的。
朋友居五伦之末，其实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诸多美德。如果以友谊作基础，则其它的各种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永久关系，夫妇虽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以不再仳离为原则，而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不过，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的讲，凡是充分具备一个好朋友的条件的，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过来亦然。
我们的古圣先贤对于交友一端是甚为注重的。《论语》里面关于交友的话很多。在西方亦是如此。罗马的西塞罗有一篇著名的《论友谊》，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美国的爱默生，都有论友谊的文章。我觉得近代的作家在这个题目上似乎不大肯费笔墨了。这是不是叔季之世友谊没落的征象呢，我不敢说。
古之所谓“刎颈交”，陈义过高，非常人所能企及。如Damon与Pythias,David与Jonathan，怕也只是传说听美变罢。就是把友谊的标准降低一些，真正能称得起朋友的还是很难得。试想一想，如有银钱经手的事，你信得过的朋友能有几人？在你蹭蹬失意或疾病患难之中还肯登门拜访乃至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有几人？你出门在外之际对于你的妻室弱媳肯照顾而又不照顾得太多者又有几人？再退一步，平素投桃报李，莫逆于心，能维持长久于不坠者，又有几人？总角之交，如无特别利害关系以为维系，恐怕很难在若干年后不变成为路人。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些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里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也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的洗炼。一旦真铸成了友谊，便会金石同坚，永不褪转。
大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纵不必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限。“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于“自轻肥”之余还能对着往日的旧游而不把眼睛移到眉毛上边去么？汉光武容许严子陵把他的大腿压在自己的肚子上，固然是雅量可风，但是严子陵之毅然决然的归隐于富春山，则尤为知趣。朱洪武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朱元璋作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话自管说得漂亮，看看他后来之诛戮功臣，也就不免令人心悸。人的身心构造原是一样的，但是一入宦途，可能发生突变。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我想一来只是指品学而言，二来只是说不要结交比自己坏的，并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去高攀。友谊需要两造，假如双方都想结交比自己好的，那便永远交不起来。
好像是王尔德说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友谊存在的。”就一般而论，这话是对的，因为男女之间如有深厚的友谊，那友谊容易变质，如果不是心心相印，那又算不得是友谊。过犹不及，那分际是难以把握的。忘年交倒是可能的。弥衡年未二十，孔隔年已五十，便相交友，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但似乎是也以同性为限。并且以我所知，忘年交之形成固有赖于兴趣之相近与互相之器赏，但年长的一方面多少需要保持一点童心，年幼的一方面多少需要显得几分老成。老气横秋则令人望而生畏，轻薄儇佻则人且避之若浼。单身的人容易交朋友，因为他的情感无所寄托，漂泊流离之中最要求一个一倾积愫的对象，可是等到他有红袖添香、稚子候门的时候，心境便不同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也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昵。不过“狎而敬之”是很难的。最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马克·吐温说：“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甜蜜、稳定、忠实、持久，可以终身不渝，如果不开口向你借钱。”这真是慨乎言之。朋友本有通财之谊，但这是何等微妙的一件事！世上最难忘的事是借出去的钱，一般认为最倒霉的事又莫过于还钱。一牵涉到钱，恩怨便很难清算得清楚，多少成长中的友谊都被这阿堵物所贱害！
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义，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沉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让人批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前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的时候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我总以为劝善规过是友谊之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与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有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
谁都知道，有真正的好朋友是人生一件乐事。人是社会的动物，生来就有同情心，生来也就需要同情心。读一篇好诗文，看一片好风景，没有一个人在身旁可以告诉他说：“这真好呀！”心里就觉得美中有不足。遇到一件大喜事，没有人和你同喜，你的欢喜就要减少七八分；遇到一件大灾难，没有人和你同悲，你的悲痛就增加七八分。孤零零一个人不能唱歌，不能说笑话，不能打球，不能跳舞，不能闹架拌嘴，总之，什么开心的事也不能做。世界最酷毒的刑罚要算幽禁和充军，逼得你和你所常接近的人们分开，让你尝无亲无友那种孤寂的风味。人必须接近人，你如果不信，请你闭关独居十天半个月，再走到十字街头在人丛中挤一挤，你心里会感到说不出的快慰，仿佛过了一次大瘾，虽然街上那些行人在平时没有一个让你瞧得上眼。人是一种怪物，自己是一个人，却要显得瞧不起人，要孤高自赏，要闭门谢客，要把心里所想的看成神妙不可言说，“不可与俗人道”，其实隐意识里面惟恐人不注意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赞赏自己。世间最欢喜守秘密的人往往也是最不能守秘密的人。他们对你说：“我告诉你，你却不要告诉人。”他不能不告诉你，却忘记你也不能不告诉人。这所谓“不能”实在出于天性中一种极大的压迫力。人需要朋友，如同人需要泄露秘密，都由于天性中一种压迫力在驱遣。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饥渴，不满足就可能威胁到生命的健全。
谁也都知道，朋友对于性格形成的影响非常重大。一个人的好坏，朋友熏染的力量要居大半。既看重一个人把他当作真心朋友，他就变成一种受崇拜的英雄，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变成自己的模范，他的性格就逐渐有几分变成自己的性格。同时，他也变成自己的裁判者，自己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要顾到他的赞许或非难。一个人可以蔑视一切人的毁誉，却不能不求见谅于知己。每个人身旁有一个“圈子”，这圈子就是他所亲近的人围成的，他跳来跳去，跳不出这圈子。在某一种圈子就成为某一种人。圣贤有道，盗亦有道。隔着圈子相视，尧可非桀，桀亦可非尧。究竟谁是谁非，责任往往不在个人而在他所在的圈子。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久闻之后，香可以变成寻常，臭也可以变成寻常，习而安之，就不觉其为香为臭。一个人应该谨慎择友，择他所在的圈子，道理就在此。人是善于模仿的，模仿品的好坏，全看模型的好坏。有如素丝，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种人。”这句西谚确是经验之谈。《学记》论教育，一则曰“七年视论学取友”，再则曰：“相观而善之谓摩”。从孔孟以来，中国士林向奉尊师敬友为立身治学的要道。这都是深有见于朋友的影响重大。师弟向不列于五伦，实包括于朋友一伦里面，师与友是不能分开的。
许叔重说文解宇谓“同志为友”。就大体说，交友的原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绝对相同的理论与事实都不可能。“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不同亦有它的作用。朋友的乐趣在相同中容易见出；朋友的益处却往往在相异处才能得到。古人尝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譬喻朋友的交互影响。这譬喻实在是很恰当。玉石有瑕疵棱角，用一种器具来切磋琢磨它，它才能圆融光润，才能“成器”。人的性格也难免有瑕疵棱角，如私心、成见、骄矜、暴躁、愚昧、顽恶之类，要多受切磋琢磨，才能洗刷净尽，达到玉润珠圆的境界。朋友便是切磋琢磨的利器，与自己愈不同，磨擦愈多，切磋琢磨的影响也就愈大。这影响在学问思想方面最容易见出。一个人多和异己的朋友讨论，会逐渐发见自己的学说不圆满处，对方的学说有可取处，逼得不得不作进一层的思考，这样地对于学问才能鞭辟人里。在朋友互相切磋中，一方面被“磨”，一方面也在受滋养。一个人被“磨”的方面愈多，吸收外来的滋养也就愈丰富。孔子论益友，所以特重直谅多闻。一个不能有诤友的人永远是愚昧而好自用，在道德学问上都不会有很大的成就。
好朋友在我国语文里向来叫做“知心”或“知己”。“知交”也是一个习惯的名词。这个语言的习惯颇含有深长的意味。从心理观点看，求见知于人是一种社会本能，有这本能，人与人才可以免除隔阂，打成一片，社会才能成立。它是社会生命所藉以维持的，犹如食色本能是个人与种族生命所藉以维持的，所以它与食色本能同样强烈。古尝以一死报知己，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复鼓琴。这种行为在一般人看似近于过激，其实是由于极强烈的社会本能在驱遣。其次，从哲学观点看，知人是处人的基础，而知人却极不易，因为深刻的了解必基于深刻的同情。深刻的同情只在趋势的朋友中才常发见。对于一个人有深交，你才能真正知道他。了解与同情是互为因果的。你对于一个人愈同情，就愈能了解他；你愈了解他，也就愈同情他。法国人有一句成语说：“了解一切，就是宽容一切。”（tout comprendre,C'est tout pardonner）。这句话说来像很容易，却是人生的最高智慧，需要极伟大的胸襟才能做到。古今有这种胸襟的只有几个大宗教家，像释迦牟尼和耶稣，有这种胸襟才能谈到大慈大悲；没有它，任何宗都没有灵魂。修养这种胸怀的捷径是多与人做真正的好朋友，多与人推心置腹，从对于一部分人得到深刻的了解，做到对于一般人类起深厚的同情。从这方面看，交友的范围宜稍宽泛，各种人都有最好，不必限于自己同行同趣味的。蒙田在他的论文里提出一个很奇怪的主张，以为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这主张很怀疑。
交友是一件寻常事，人人都有朋友；交友却也不是一件易事，很少人有真正的朋友。势力之交固容易破裂，就是道义之交也有时不免闹意气之争。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程颢诸人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侵轧便是好例。他们个个都是好人，彼此互有相当的友谊，而结果闹成和市俗人一般的翻云覆雨。交友之难，从此可见。从前人谈交友的话说得很多。例如“朋友有信”，“久而敬之”，“君子之交淡如水”，视朋友须如自己，要急难相助，须知护友之短，像孔子不假盖于悭吝的朋友；要劝着规过，但“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这些话都是说起来颇容易，做起来颇难。许多人都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很少人真正会和人做朋友。
孔子尝劝人“无友不如己者”，这话使我很彷徨不安。你不如我，我不和你做朋友，要我和你做朋友，就要你胜似我，这样我才能得益。但是这算盘我会打你也就会打，如果你也这么说，你我之间不就没有做朋友的可能么？柏腊图写过一篇谈友谊的对话，另有一番奇妙议论。依他看，善人无须有朋友，恶人不能有朋友，善恶混杂的人才或许需要善人为友来消除他的恶，恶去了，友的需要也就随之消灭。这话显然与孔子的话有些抵牾。谁是谁非，我至今不能断定，但是我因此想到朋友之中，人我的比较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这问题又与善恶问题密切相关。我从前研究美学上的欣赏与创造问题，得到一个和常识不相同的结论，就是欣赏与创造根本难分，每人所欣赏的世界就是每人所创造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情趣和性格的返照；你在世界中能“取”多少，就看你在你的性灵中能提出多少“与”它，物我之中有一种生命的交流，深入所见于物者深，浅人所见于物者浅。现在我思索这比较实际的交友问题，觉得它与欣赏艺术自然的道理颇可暗合默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朋友。人类心灵常交感迥流。你拿一分真心待人，人也就会拿一分真心待你，你所“取”如何，就看你所“与”如何。“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不爱你敬你，就显得你自己有亏缺。你不必责人，先须返求诸己。不但在情感方面如此，在性格方面也都是如此。友必同心，所谓“同心”是指性灵同在一个水准上。如果你我的性灵上有高低，我高就须感化你，把你提高到同样水准；你高也是如此，否则友谊就难成立。朋友往往是测量自己的一种最精确的尺度，你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好朋友，就决不能希望得到一个好朋友。要是好朋友，自己须先是一个好人。我很相信柏腊图的“恶人不能有朋友”的那一句话。恶人可以做好朋友时，他在其他方面尽管是坏，在能为好朋友一点上就可证明他还有人性，还不是一个绝对的恶人。说来说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句老话还是真的，何以交友的道理在此，如何交友的方法也在此。交友和一般行为一样，我们应该常牢记在心的是“责己宜严，责人宜宽”。
交友的审慎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人是形形色色的，选择朋友不是一件容易事。“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的老话，是旧社会人们极言交友之难。但是不是因此就要少交朋友了呢？或者一强调交友的审慎，就认为这个也不可靠，那个也信不过呢？当然不是。人既然是社会的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友是必然的，不但要有生死与共、患难不移的朋友，也要善于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交朋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泛地结交那些不同职业、不同爱好、不同身份的朋友，有时也能相得益彰。
唐代画家吴道子出身贫寒，后来为唐明皇召入宫中做供奉，与将军裴旻、长史张旭结交为友。在洛阳，斐旻请吴道子到天宫寺作画，厚赠以金帛，被吴道子谢绝，只求观赏斐旻的剑术。于是斐旻拔剑起舞，吴道子“观其壮气”奋力挥毫，写出了绝妙的草书。
被誉为“现代舞蹈之母”的美国舞蹈家伊沙多拉·邓肯曾十分虔诚地拜倒在雕塑家罗丹的门下，她经常与罗丹探讨雕塑如何做到静中有动，舞蹈又如何做到动中有静等问题，与罗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还经常出入罗丹的工作室，仔细观赏他的创作，并从那些出色的雕像中汲取营养，来开拓现代舞蹈的天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对于取长补短，开阔视野，活跃思维，都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的经历是很发人深思的。他胸怀博大，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在青少年时期，他发出了一张《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和蔡和森、陈谭秋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友。投身革命后，在他身边，有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亲密战友。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有许多平民朋友，民主党派的朋友，如李淑一、周士钊、柳亚子等，都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这些朋友，广泛地了解社会各阶层党派的情况，为制定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展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既要广泛交友，又要审慎选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略小节，取其大，就是不斤斤计较不足，而要从大处着眼。看人首先看大节，不是盯住对方的缺点错误不放，而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人。如果不是略其小，取其大，就不能与人为善，就不能全面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就可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就可能把朋友推开，就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友谊。
古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醇。”这仍应成为我们今天的交友之道，同志之间的友谊也要摒弃庸俗的旧习，不要把友谊浸在利己主义的杯水中。让友谊的春风扫荡那些阴霾污浊之气，吹进每个人的心扉。
要想得到知己的朋友，首先要敞开自己的心怀。要讲真话、实话，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以你的坦率换得朋友的赤诚和爱戴。正如谢觉哉同志在一首诗中写道：“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看。”
有一个英国作家，名叫哈尔顿，他为编写一本《英国科学家的性格和修养》的书，采访了达尔文。达尔文的坦率是尽人皆知的，为此，哈尔顿不客气地直接问达尔文：“您的主要缺点是什么？”达尔文答：“不懂数学和新的语言，缺乏观察力，不善于合乎逻辑地思维。”哈尔顿又问：“您的治学态度是什么？”达尔文又答：“很用功，但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听到这些话，谁不为达尔文的坦率与真诚鼓掌呢？按说，像达尔文这样蜚声全球的大科学家，在回答作家提出的问题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为自己的声望再添几圈光环，有谁会产生异议呢？但达尔文不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甚至把自己的缺点毫不掩饰地袒露在人们面前，这样高尚的品德。换来的必是真挚的信赖和尊敬。朋友的交往亦是这样。你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肯让人知，朋友为你的诚实所感动，便会从心深处喜欢你，他给你的回报，也将是说真话，说实话。
在我国古代，交朋友都强调一个“信”字。“信”者，真诚也。《晏子春秋·内篇存下》中就有“信于朋友”的话。把“信”看成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信”，在封建社会被视为五常之一，是人的一种美德。过去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就有专门讲交友的章节，并有种种概括：“尔我同心曰金兰，朋友相资曰丽泽”，“心志相孚为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刎颈之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之好孙策与周瑜”，这里说的都是友情的深厚，而深厚的友情其源泉便是真诚待人。
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具有互异性。融洽的感情是心的交流。肝胆相照，赤诚相见，才会心心相印。心理学家曾就“喜欢与吸引”这一专题，列出550个描写人的形容词，让学生们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一个有上述特点的人。结果，在8个评价最高的形容词中，有6个——真诚的、诚实的、忠实的、真实的，信得过的和可靠的——都和真诚有关；而评价最低的形容词是说谎，装假与不老实。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并没有减弱“真诚”在友谊宫殿中的光泽。相反，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给“真诚”又增添了熠熠光彩。
离开了真诚，则无所谓友谊可言。一个真诚人的心声，才能唤起一大群真诚人的共鸣。“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真诚，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永久伴侣。
第二章 人生处世的方法
克己忍让
忍让者，忍耐也，谦让也。一般说来，社交过程中产生什么矛盾的话，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作为当事人应该主动地“礼让三分”，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
忍让，实际上也就是让时间、让事实来表白自己。这样可以摆脱相互之间无原则的纠缠和不必要的争吵。
歌德有一天到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曾经对他作品提过尖锐批评的批评家，这位批评家站在歌德面前高声喊到：“我从来不给傻子让路！”歌德却答道：“而我正相反！”一边说，一边满面笑容地让在一旁。歌德的幽默避免了一场无谓的争吵，同时也可以消除自己的恼和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为自己摆脱尴尬难堪的局面，顺势下台，又显示出自己的心胸和气量。
忍让是一种美德。亲人的错怪，朋友的误解，讹传导致的轻信，流言制造的是非……此时生气无助雾散云消，恼怒不会春风化雨，而一时的忍让则能帮助恢复你应有的形象，得到公允的评价和赞美。
清代中期，有个“六尺巷”的故事。据说当朝宰相张英与一位姓中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毗邻而居，都要起房造屋，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要张英出面干预。这位宰相到底见识不凡，看罢来信，立即作诗劝导老夫人：“千里家书只为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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