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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并成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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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教程

敦煌学教程试读:

序言

最近结束的国家精品课程评选中传来喜讯,西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的“敦煌学”课程荣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这一荣誉不仅在西北师范大学,即使在我国敦煌学界都属于首次,值得庆贺!《敦煌学教程》一书就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本科课程使用的教材。

西北师范大学(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教学的高校之一。早在1930年北师大史学系著名学者陈垣教授就出版专著《敦煌劫余录》,并在我校讲授敦煌学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校迁入兰州,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身处敦煌学的“故里”,更是将敦煌学列为文、史、艺术等系的重要教学内容,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阎文儒等均曾在我校任教。建国后我校敦煌学的研究和教学更是获得长足发展,先后有金宝祥、吕斯百、李鼎文、洪毅然、陈守忠、赵逵夫、胡大浚、马化龙等教授在史、文、艺术等系开授敦煌学课程或讲授敦煌学有关内容。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校又集中一批学者,成立敦煌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并先后挂靠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两个硕士学位点,培养敦煌学方向研究生。1996年我校获得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学位点,2006年又获得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点,从而使敦煌学课程有了更为雄厚的学术背景,获得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2000年我校还成立了敦煌艺术学院,专门培养敦煌艺术(美术、音乐、舞蹈)人才,敦煌学课程的重要性和普及率更为提高。

目前,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西北师大共开设有5门敦煌学本科课程,即《敦煌学概论》(主要面向历史系学生)、《敦煌文学》(主要面向中文系、新闻系、秘书学系学生)、《敦煌学导论》(面向全校文、理科各专业学生)、《敦煌艺术》(主要面向美术系、音乐系、舞蹈系学生)和《敦煌学与丝路文化》(面向旅游等专业学生)。李并成、伏俊琏、王晶波、刘再聪、文化、李顺庆、秦丙坤、潘春辉等一批敦煌学博、硕士生导师和青年骨干教师给本科生执教。

西北师大担任敦煌学课程的教师大多具有敦煌学或相近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专业方向基本上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素养较高,且大多为中青年教师,年龄结构合理。

本课程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提问和讨论为重要环节,以教师答疑、讲解和启发式提问为诱导,组织整个教学过程,重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学手段上注重多媒体的运用,以增加课堂气氛与信息量。我们制作了一批课件、幻灯片,结合敦煌图片、敦煌壁画等内容,使敦煌学知识更为形象化、直观化,加上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使这门课程具有形式活泼、内容多样、教育意义强的突出特点,受到广大学生喜爱。

本课程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赴莫高窟、榆林窟等处实习、撰写有关论文、心得体会等,从而使学生不仅掌握敦煌学的有关理论和基础知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效果较为理想。

在教学内容上,除主要讲解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外(涉及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国内外敦煌学研究动态、敦煌学与中国古代史的关联等),我们还将敦煌学教学与西北史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简牍学研究、西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等内容和成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讲授给学生,这样不仅使学生学到了必要的知识,了解了有关的学术前沿动态,而且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了学生的钻研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与之同时,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敦煌学资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既教书,又育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敦煌学中浸透着极为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一部敦煌学的百年发展史,即是一部中华学人顽强崛起、踔厉风发、不断开拓拼搏的奋斗史。国运兴,学运兴。我们充分挖掘和运用敦煌学的这笔宝贵财富,对学生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收到良好效果。

本课程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一是学术背景深厚。课程以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硕士学位点为依托,任课教师大多为博、硕士生导师,本身就具有良好的学术造诣,对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二是地方特色浓郁,且适应面广泛。敦煌学为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甘肃作为敦煌学的“故里”,本身具有从事敦煌学研究和教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本课程既可以作为文、史、艺术系本科生的必修课,又可以作为全校各院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和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

三是教学内容科学,教学手段多样。本课程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实施教学,使学生完整、系统、科学地掌握敦煌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切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除以讲授为主外,重视课堂讨论,重视实践环节,重视教学实习,讲究授课艺术。

本课程选修学生众多,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有的同学说,通过敦煌学课程的学习,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史料有巨大的帮助,不但在学科上,而且在我们以后的为人师表、生活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大的帮助。有的同学说,敦煌学课程能紧抓学术动态,站在该学科的最前沿,使同学们零距离接近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可脱离应试教育之弊,充分调动学生们自主式学习的积极性。有的同学说,敦煌学课程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强化了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引发了我们的史学思考,对我们的专业学习大有裨益。有的同学说,作为西北师大的一名学子,能系统地接受一次来自家乡的国粹——敦煌学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授课者是令我们折服的老师,这更显为难得。有的同学说,敦煌学课程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注重教学互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学生掌握。还有的同学说,讲授敦煌学课的教师十分认真负责,在教学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给学生们留有较为广阔的挖掘和思考空间,同时还不断给我们讲一些做学问的方法,让我们觉得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本课程也受到校内外专家的好评。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朱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陈国灿、郝春文,常务理事邓文宽、赵和平、郑炳林,以及湖北大学程喜霖、西北民族大学王继光、甘肃中医学院王道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天水师院雍际春等教授,均给予本课程高度评价。他们或认为,西北师大敦煌学课程是一门放眼国际显学大背景,又立足于地域优势,将传统学术优势与教学科研创新有机结合的课程,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基础,以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重点的全方位教学体系和培养模式;或认为该课程开设历史长久,学术积淀深厚,师资阵容精良,学术基础扎实而富有特色,课程内容自成体系又具有前沿性,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效,并将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学科发展和地域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或认为该课程不断将新的研究成果注入于教学中,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对于培养敦煌学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课程非常重视教材建设。1980年以来我校曾先后自编或选用过《敦煌文学作品选读》(李鼎文,1980)、《敦煌学述论》(刘进宝,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敦煌文学概论》(颜廷亮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等书作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用书。自2002年起,我们使用本书作为敦煌学本科课程的主要教材。本书充分吸收以上各种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的优点和长处,并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不断充实修改而成,今予以正式出版。我们深知,本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竭诚希望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我们也很欢迎其他学校的“敦煌学”课程或相近课程使用本教材,也请在使用中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使其不断改进和提高。

本书成于多人之手,具体分工如下:

李并成,主编,负责全书篇章框架、内容的构思和统稿,并撰写第一、七章;

刘再聪,撰写第五、八章;

李顺庆,撰写第四、六章;

潘春辉,撰写第二、三章。

在本书的撰写、出版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倾注了大量心力,朱竞梅博士(现调入三联书店)也给以热忱关怀,书中部分图片为马德博士提供,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书出版之际,时逢商务印书馆110周年华诞,我们倍感喜悦和荣幸!作为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源地,商务印书馆始终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海外新知、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贡献卓著,成就辉煌。李并成2007年元月于西北师范大学第一章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第一节 敦煌学的基本概念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介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绵亘着一条由东南延向西北的长达千余公里形似走廊的地带,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条走廊由于其较之北部沙漠、南部高原优越得多的自然和通行条件,遂成为连接我国中东部腹地与西北地区的天然通道。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河西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镶嵌着一块如翡翠般的绿洲,这即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敦煌虽然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但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她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她是著名的古丝绸路上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她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她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她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她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碛道等多条道路。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书文物的出土,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学遂应运而生。历经百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敦煌学有何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什么能受到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关注?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围如何?敦煌学对于我们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又有何重要作用?这些都将是本书所要论说的内容。二、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学的发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发现为嚆矢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的鸣沙山东麓。这里干燥少雨,风大沙多,流沙常常会堆积在底层洞窟的洞口和甬道,如不及时清理甚至整个洞门都会被积沙封埋起来。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忽然发现甬道北壁后面似乎是空的。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北壁土坯拆开,结果奇迹出现了:该墙后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小窟,里面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个白布包里都裹满了古代文书,并有不少佛帙绣像和其他文物。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S. F. 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三、“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尽管于20世纪初即已发端,然而“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陈寅恪先生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敦煌学”的名字,并且指出了敦煌学为20世纪学术的新潮流,预言了其迅猛发展的趋势,可谓极具慧眼。四、有关“敦煌学”概念的讨论

从上述陈寅恪的序言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画、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简牍的大量发现和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敦煌学”的概念遂得以扩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老一辈著名敦煌学者姜亮夫和周一良的观点。

姜亮夫1983年发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他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姜先生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一文(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4期)中更具体地说:“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从属品。”姜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周一良1984年为王重民所著《敦煌遗书论文集》一书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翌年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一文(《文史知识》1985年10期)中云:“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由于敦煌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具有共同性(同为文书、石窟等)、研究的时段具有一致性,研究方法又有近似性等原因,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各个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交融、渗透,相互促进,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之大家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事实上,在整个学科体系的分类框架中,“敦煌学”的位置并不好摆,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显然这是不够科学的,是无法涵盖敦煌学的广阔内涵的,但也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五、敦煌学的定义及其基本研究领域

那么,如何对敦煌学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呢?我们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这个定义有以下方面要点:

1.敦煌遗书,除包括1900年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5万余件文书外,还包括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文书(完整写本66件、碎片32块)、其他零星发现(如1965年秋发掘122窟窟前遗址时出土《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领物残账》等)以及1988年以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批文书。

2.敦煌艺术,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绢画、纸本画、书法、石窟建筑等艺术品外,还涵盖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

3.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边一带(古瓜沙地区)保存的长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关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众多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4.敦煌简牍,早自20世纪初敦煌就陆续发现简牍。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1913~1915年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就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分别掘得汉简708枚、84枚。此后1920年周炳南、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以至1986~1988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采到过汉简。上述前后七次在敦煌境内共发现汉简2000余枚。此外在敦煌周围的疏勒河流域其他地区,如安西、玉门等地亦有简牍出土。尤为令人振奋的是,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全面清理发掘中,发现简牍多达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7000余枚,同时还发现帛书10件。敦煌简牍的数量约占全国所出汉简总数的一半!敦煌简牍是敦煌学的又一笔巨量的价值无尽的宝藏和财富,它们的新发现把对敦煌出土的古文献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遗书上溯至西汉,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使其大大丰富和扩展,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亦由此得以延伸。

曾有学者认为,敦煌简牍的研究不属于敦煌学,而应属于简牍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敦煌学与简牍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领域,但就对于敦煌简牍(还应包括其周围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的简牍)的研究来说,它既属于简牍学,又毫无疑问地属于敦煌学。敦煌简牍是这两门学科的共有对象。众所周知,敦煌学本身即是以地名命名的学科,既然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敦煌保存的石窟、敦煌一带遗存的古城址、古遗址等都属于敦煌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是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简牍,又为何不属于敦煌学的范畴呢!

以上四方面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敦煌学的领域还不限于这四方面,但主要是这四个方面。他如敦煌一带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文物的修复保护、敦煌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等,亦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其有关文献的数量和收藏一、丝绸之路与敦煌吐鲁番文献

就在敦煌文书发现的或前或后,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也陆续出土了大批的古代文献,从而兴起了与敦煌学齐名的另一门专门学科——吐鲁番学。差不多与之同时,在新疆的库车、和田、古楼兰、尼雅等地,以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古居延等地,也有大批古代文书、简牍、碑刻等珍贵文献和文物的出土。这些地区与敦煌地域相连,它们都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红线,把古代敦煌、吐鲁番、楼兰、龟兹、于阗、喀什、居延、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以及我国境外的一些地名紧紧地连接起来。这些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文献,都映射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光辉,广义地来看,它们在文化内涵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应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宝藏,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光互影。毋庸置疑,这些相关地区出土的文献文物都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基于这个理由,我国学者还往往把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二、敦煌文献的数量和收藏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古代文献究竟有多少,它们的庋藏情况如何?

据新近有关资料统计,敦煌文书分藏于世界上十余个国家:

1.英国 藏品由斯坦因于1907年、1914年两次从莫高窟劫来,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总数约13300件(本书所云的“件”,即指敦煌文书所编的“卷号”,下同)左右,包括12种文字的文本。

2.法国 伯希和于1908年劫来,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总数约6000件,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吐蕃文、回鹘文等文字写本。

3.俄罗斯 藏品主要由奥登堡于1914年劫来,总数约19000件,残件较多,绝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350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4.日本 藏品主要为1912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劫来,另有购自中国大陆的民间流散卷子。其中橘瑞超所得,由大谷光瑞转至旅顺原关东厅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中国,计有660余件,上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吉川小一郎所得计百余件。购自中国民间的不少于600件。日本藏敦煌文书总数约750余件,分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46件)、国立博物馆(72件)、东京书道博物馆(153件)、龙谷大学图书馆(65件)、三井文库(112件)、大东急纪念文库(14件)、大谷大学图书馆(38件)、奈良唐招提寺(42件)、奈良宁乐美术馆(2件),以及京都有邻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东京国立图书馆东洋馆等处和一些私家手中(私家所藏不少于184件)。

5.中国 藏品主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沪、津、沈、宁、杭、台、港及甘肃的一些地方。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约16000件,含1957年从旅顺博物馆移交的部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12件,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向达任馆长时从社会上购得的。

上海图书馆藏187件,系建国初由上海市文管会接收过来的和历年收购所得。上海市博物馆藏约80件。上海龙华寺藏10余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300多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25件,均为历年收购所得。

辽宁省博物馆藏100余件,大连旅顺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

南京图书馆藏32件。南京博物院藏数10件。浙江省图书馆藏20件。

敦煌研究院原藏800余件,含1944年所出土地庙文书和历年收购、零星出土写卷。据樊锦诗院长介绍,近年又在莫高窟北区出土成件文书524件,含汉文、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婆罗米字母写梵文、蒙古文、八思八文、叙利亚文等8种文字的写本,另有未编号的碎片2857片。如此敦煌研究院共藏成件文书1524件(不含碎片)。

甘肃省博物馆藏138件。甘肃省图书馆藏32件。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藏24件。甘肃中医学院藏4件。

敦煌市博物馆藏汉、蕃卷式文书415件,其中吐蕃文337件、汉文78件,又有吐蕃文箧页式写经8482页。

酒泉市博物馆藏103件,其中吐蕃文写经24件、残片66片。张掖市博物馆藏1件。高台县博物馆藏6件。永登县博物馆藏8件,其中4件可能出自吐鲁番。武威市博物馆藏吐蕃文箧页7页。定西市博物馆藏10件。瓜州县博物馆藏数件至10数件。

台北国立图书馆藏153件(潘重规调查),台北中央研究院亦有收藏。台北藏品总数约200件。

此外,据云四川省图书馆和新疆社科院亦有一些藏品。大陆和台港地区私家藏卷数量不详。

以上总计,中国收藏敦煌卷式文书19500多件,又有吐蕃文箧页9648页和碎片2857片。

6.美国 藏品不少于25件,分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9件)、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3件)、福格艺术博物馆(2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3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3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3件)、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1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件)。

7.丹麦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16件。

8.德国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藏3件。

9.其他 据悉,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等亦有收藏,数量不详。

总计现存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卷式)不少于58600多件,又有吐蕃文箧页9648页和未编号碎片2857片。三、吐鲁番文书

包括吐鲁番墓葬和其他一些遗址所出各种文字文书,总数约42400件,另有碑砖276块,分藏于中、英、德、日、俄、芬兰等国。

1.中国 主要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吐鲁番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处,总数约12000余件。其来源大体为三部分:一是建国前零星所出及1928~1938年期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新疆考古时所得,约300余件;二是1929年自日本转自旅顺的大谷探险队劫得品;三是1953年至1978年我国学者先后13次于吐鲁番地区从事科学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495座)所获文书,约万件,另有砖铭259方。

2.日本 共收藏约8000件。主要为大谷探险队于1903~1912年间在我国新疆所获,又称大谷文书,大多掘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约7730多件。另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购自中国的吐鲁番文书180件,中村不折藏品中亦有吐鲁番文书21件。

3.韩国 藏于首尔(汉城)博物馆。1914年大谷光瑞为解决西本愿寺经济困难,变卖约2000件吐鲁番文物给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其中文书至少约上百件。

4.英国 为斯坦因劫得,约有文书276件、佛经碎片数百片、墓志17方。

5.德国 为1902~1907年间格伦威德尔(A. Grunweldel)和勒柯克(A. von Le Coq)探险队三次探险劫得,总数超过20000件,其中回鹘文文书约10000件、汉文文书3400余件,其余为吐蕃文、粟特文、婆罗米文、鲁尼突厥文、中古波斯文、西夏文等文字文书。

6.芬兰 为1906~1908年间曼涅尔海姆(C. G. E. Mannerheim)在新疆所得,计2003件,其中汉文文书1917件、回鹘文文书70件,存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四、塔里木盆地文书

塔里木盆地缘边的古楼兰、库车(古龟兹)、尼雅、和田、麻扎塔格等地所出简、纸文书,据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约有6300件左右,主要收藏于瑞典、英、法、德、日、中、美、俄等国,其中中国国内藏约596件。五、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所出简纸文书

除敦煌外,河西走廊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出土简纸文书计约90120余枚、件:

1.黑城文书 出自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西夏、元代城址),总数估计约20000件。其中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劫得文书8000余件和千余件艺术品,英国斯坦因劫获文书约4000件,我国国内藏黑城文书约3000件。日本、瑞典等国亦藏有西夏文书。

2.居延汉简 先后有两批出土,总计约32000余枚。一批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11000余枚,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一批为1972~1976年间甘肃省博物馆在居延考古发掘所获,约20000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敦煌汉简 已如前述,先后8次于敦煌地区共出土简牍约37000余枚、帛书10件,其中悬泉汉简约35000枚(有字者27000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武威汉简 总计出土608枚。其中1959年磨嘴子6号、18号汉墓发现汉代《仪礼》简469枚、王杖简10枚、其他简11枚;1972年旱滩坡汉墓群出土汉代医药简92枚;1981年群众交来磨嘴子所出“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

5.其他地区汉简 1977年于玉门市花海乡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汉简91枚,1986年高台县罗城乡常封村出土木牍1枚,1971年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村北刘家山坪汉墓中出土汉简23枚,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简牍近400枚。六、其他

中亚塔吉克斯坦境内碎叶河附近慕格山唐城遗址(据考为唐代碎叶城)出土文书81件,多为粟特文写本。

综上统计,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西域地区共出土各类简纸文书约207170余件、枚(不含未编号的碎片)。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新疆、河西及周边一带尚存各种碑刻砖铭约4000余方。如此这一地区总计所出各种碑石简纸文献近20余件!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的河西、新疆地区堪称我国,也是世界上古代文献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这些还仅仅是指留有文字记载的材料,尚不包括数十万平方米的壁画、上万身彩塑,以及大量的绢画、纸本画、墓画等等,而这些也是形象的史料,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如此宏富的宝藏,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不要说有如此多的东西,即便是一篇文书、几枚简牍,都有可能为我们打开一扇历史的窗口,使我们窥探到被历史的汪洋大海早已淹没了的史实,发历史之幽光,且不论多达十数万件珍宝。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是可见。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出版

从事敦煌吐鲁番学,首先离不开对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为了振兴祖国的敦煌学事业,不远万里,前往伦敦、巴黎等地,一字一笔地抄录敦煌文书,然后拿回国内研究,付出巨大艰辛,精神颇为感人。时至今日,世界各地所藏敦煌文献已大多整理出版,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已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主要有下列一些:《敦煌遗书缩微胶卷》,上世纪70年代末制成,主要收录英藏、法藏和北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收录有关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名牒、契约文书等。中华书局,1961年。《敦煌宝藏》,黄永武编,140册,影印英藏、法藏、北图藏(部分)敦煌文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既有影印原件,又有释文,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敦煌大藏经》,63册,徐自强、李富华等编,星星出版公司、台北前景出版社,1990~1991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5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2册,西北民族大学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7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册,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潘重规编,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敦煌研究院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2000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浙藏敦煌文献》,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敦煌汉简》,2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91年。《敦煌悬泉汉简释萃》,1册,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5卷,前3卷郝春文编著,后2卷郝春文、金滢坤编著;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2~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006年。《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武汉大学历史系等编,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大谷文书集成》,3册,日本小田义久主编,京都法藏馆,1984年、1990年、2003年。《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英藏黑水城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05年。

除上而外,一些学者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选、校注,推出了一批专著。如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周绍良等《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姜伯勤等《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黄征等《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诗校释》(香港和平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王三庆《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马继兴等《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英国F. W. 托玛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等译注,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1997~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系统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周绍良主编),已出10册,含有契约文书(沙知辑校)、社邑文书(宁可、郝春文辑校)、表状笺启书仪(赵和平辑校)、天文历法文献(邓文宽辑校)等。

敦煌艺术方面,近几十年来的出版物亦很多,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2~1987年。《西域美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3卷,英国韦陀编,日本上野阿吉译,英国博物馆与日本讲谈社联合出版,1982~1984年。《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14、15卷《敦煌壁画》,段文杰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第7卷《敦煌彩塑》,段文杰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中国壁画全集·石窟壁画》,段文杰主编,其中敦煌壁画为第14至23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起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2年。《河西石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等等。本章思考题

1.敦煌学是如何兴起的?

2.学术界对于“敦煌学”概念的讨论情况如何,你对此有何看法?

3.怎样理解敦煌学的定义?

4.为什么将敦煌简牍的研究列入敦煌学的范畴之内?

5.为什么说敦煌、吐鲁番以及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其他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献文物在文化内涵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6.敦煌文献是怎样流失的,现在主要藏于世界上哪几个国家,数量有多少?

7.吐鲁番文书是怎样流失的,现在主要藏于世界上哪几个国家,数量有多少?

8.为什么说敦煌学是“学术的海洋”?

9.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西域地区出土的各类简纸碑铭资料总计有多少?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第一节 丝路开通与汉代敦煌的开拓一、史前时期的敦煌

据考古资料,史前时期敦煌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为四坝文化。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的山丹、民乐、张掖、酒泉、玉门、瓜州、敦煌等地,其中分布于河西西部的四坝文化又可称作火烧沟文化。敦煌马圈湾、鸣山、南湖等地均发现该文化类型遗物。

四坝文化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夏商时代,距今约3500~3800年。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与夏商时代相似的青铜器,如所出陶柱足方鼎和商代铜方鼎相似,所出的铜镜与夏代的铜镜相似,与商代妇好墓的铜镜也有类似之处。从出土遗物来看,四坝文化表现为一种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农业上除了使用石质斧、刀、锄等磨制工具外,还发现了铜质的镰、刀、斧等,这些农具都能显著提高耕地收获量。同时在墓葬中普遍使用家畜殉葬,反映了其畜牧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状况。从遗址中出土的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来看,原始商品交换已经发展起来。四坝文化已存在贫富与等级差别,墓葬随葬品少的仅有陶器一二件,多的可达数十件,还往往伴有金、银、玉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锤、玉石锤、玉斧等的出土,并发现了数十座人殉与家畜陪葬墓。这些都表明河西地区的先民们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进入了早期奴隶制社会。

据文献记载,活动在敦煌地区的最早民族应为古羌族。古羌人散布在今陕、甘、青和四川、宁夏的一些地区,文献中称其为“氐羌”、“羌戎”、“西羌”、“西戎”等。就现有的非常贫乏零散的资料来看,商周时期所谓氐羌,应是泛指上古居住在西北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阶段。先秦时期氐、羌并提,即羌为氐羌的总称,而且氐羌与奴隶制的商王朝存在纳贡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西羌源于姜姓,姜、羌乃一音之转。《诗经》记载周之始祖后稷为姜嫄所生,说明羌人和周人可能既是邻居,又是近亲关系。商代后期,羌人经常受到商王朝的征伐和奴役,乃至沦为商王朝的属领,受其统治,这也是羌人积极参与周武王伐商的历史原因之一。到了春秋末期,羌人开始南下和东徙,与华夏族错居,此时的氐羌开始分化,有了各自较为固定的分布地区和语言。氐人主要分布在秦陇之西南,南近巴蜀,即今川、陕、甘接壤地带;羌人则分布在秦陇之西北,北连匈奴,即今甘肃中部、西部和青海等地。分化后的羌人长期活动在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河西与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

战国至秦,聚居在敦煌、河西一带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和月氏。早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广大河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约在秦汉时期进入奴隶社会。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乌孙的聚居地为包括敦煌在内的酒泉以西一带。秦代月氏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而乌孙则比较弱小,成为月氏侵夺的对象。月氏迫使乌孙部众离开河西,向西迁徙。约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月氏,月氏又被迫放弃河西,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匈奴占据河西后,将今武威一带划归休屠王统辖,张掖及其以西划归浑邪王统辖。

可见在汉武帝统一河西之前,河西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带,史前时期敦煌的历史与这些民族的发展史密切相关。二、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域一名,始于西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今天我国的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西亚等地区皆可称之为西域;就其狭义而言,则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葱岭以东、甘肃敦煌以西之地。

匈奴占据河西、西域及我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后,经常侵掠中原,不仅中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阻塞了中西陆路交通,还与居住在青海高原的西羌相连接,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汉朝的安全。然而西汉建国之初,国势虚弱,经济残破,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及至汉武帝时,汉朝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汉书》记载此时的汉王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下决心抗击匈奴。他听说被匈奴所迫而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心怀怨恨,常思报复,于是决定选拔有胆识之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夹击匈奴,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汉武帝公开召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汉朝使节的身份率团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们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后,便被匈奴扣押。匈奴单于对张骞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并迫使张骞娶匈奴女为妻,试图以此来泯灭他的意志。但是张骞坚贞不屈,牢记使命,在被软禁10年以后,终于趁匈奴不备,和随从甘父等人一起逃脱。

张骞逃出匈奴后继续西行,越过葱岭,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城)、康居(乌兹别克之撒马尔罕),又到达大月氏(阿姆河北岸一带)。张骞到达大月氏后,那里情况已与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月氏所据阿姆河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大月氏人无意东归,已不想再找匈奴复仇。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未能说服大月氏王,只好东返长安。在返回途中,为避免再被匈奴抓获,打算取道昆仑山北麓,沿祁连山脚进入青海羌中地,然后东出河湟返回长安。但不幸再次被匈奴擒获,又被扣留1年多。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张骞趁匈奴内乱逃出,回到长安。张骞一行100余人,前后13年,历尽艰险,回到长安时仅剩2人。为了褒奖其功劳,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解决匈奴大患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征河西,重创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再次大败匈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此时由于河西已为汉朝辖地,张骞一行不仅顺利到达乌孙,而且使团规模也比上次大得多,人数达300人,还带了大量的牛、羊及价值巨万的金、帛等物。张骞到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活动。由于乌孙内部分裂,此次出使并未能实现同乌孙联盟共同攻打匈奴的目的,但乌孙表示愿与西汉王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当张骞返汉时,乌孙王昆弥派遣数十名亲信大臣为专使,带着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为礼物,到长安向汉王朝致谢。

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行程万余里,历时近20年,备尝艰辛,为丝绸之路的“凿空”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的出使以其亲身经历考察了被匈奴中断与阻塞了的西域道路,为我国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张骞还以其亲身经历证实和订正了过去对西域诸国的传说和零散记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西域的认识,使汉朝政府了解到丝绸之路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由此与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了基础。史书因之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

据《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然后分为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沿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于阗(今新疆和田)、沙车到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向南可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等国。北路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又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抵达疏勒,越过葱岭可达大宛、康居、奄蔡(在里海、黑海间)等国。无论南路、北路,敦煌均为必经的枢纽之地,为进出西域之门户。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是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经丝绸之路,西汉政府把内地的丝织品、铁器、竹器、漆器、陶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产,以及音乐、绘画、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地处丝路要冲的敦煌也随之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重镇。三、汉代对敦煌、河西的开拓经营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后,为了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汉朝政府便在河西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之一。汉在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敦煌郡共辖六个县,即:敦煌(今敦煌沙州故城)、冥安(今瓜州县南岔大坑古城)、效谷(今敦煌市东北)、渊泉(今瓜州县四道沟)、广至(今瓜州县破城子)、龙勒(今敦煌市南湖破城)。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与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遂成为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前进基地。而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部要冲,其重要性更是日益凸显。西汉对河西、敦煌在经济方面经营的主要措施是移民实边,屯田积谷。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多为来自关东、中原等地生活无着落的贫苦农民,即史书所记载的“下贫”之人,同时也有流放的罪犯和贬谪官员等。《汉书·地理志》载,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61270户、282110口。其中敦煌郡有户11200,有口38335。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促进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加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移民与设立郡县,西汉王朝将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大大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

西汉政府积极在河西、敦煌实施屯田,屯田的组织形式有军屯和民屯。从史书和汉简记载看,负责屯田的官员及有关人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等,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称为戍田卒。屯田生产的进行,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家给民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防力量,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成效更著,从而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敦煌一、魏晋北朝时期敦煌的历史状况和军政建置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各豪强势力集团拥兵自立,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进军陇右,消灭马超集团,整个关陇地区遂成为其势力范围。曹丕代汉建魏,继续推行西汉以来在河西的屯戍政策。太和元年(227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仓慈清正廉明、治理有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敦煌商业与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他面对“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状况,采取“随口割赋”的办法,将大户多余的田地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赋税则按田亩和人口分摊,减轻了贫困人民的负担。其次,严格法治,革除积弊。仓慈到任后,将各县衙门积压的案件一一查究处理,宽严相济,严禁滥刑,使社会风气得到好转。同时仓慈以民族平等的态度,保护和鼓励西域人来敦煌经商,对过往客商给予优待,并公平市价,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在敦煌改进和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教作耧犁”,并一改往日敦煌沿用的漫灌濡洽的落后灌溉方式,推行分畦灌溉的“衍溉法”,结果“所省庸力过半”,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得谷加五”,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西晋时,敦煌郡属凉州刺史部统领,其所辖各县有史料可考者为:昌蒲(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敦煌、龙勒、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即汉渊泉)八县,郡治敦煌。有户6300户,有口约三万余人。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将敦煌郡东部的广至、宜禾、冥安、深泉、伊吾五县和酒泉郡西部的沙头县分出,又别立会稽、新乡两县,增设晋昌郡(治今瓜州县锁阳城)。晋初东吴降将吾彦出任敦煌太守,吾彦在任期间躬耕力行,劝民生产,促进了敦煌农业经济的继续繁荣。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形成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统辖。

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前凉张骏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设置为沙州,治所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沙州”之名始于此。前凉在敦煌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兴办学校,促进了敦煌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敦煌遗书中记载的有名的阳开渠、阴安渠、北府渠等水渠,就是在此时开凿的。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苻坚徙江汉之民10000余户、中州之人7000余户到敦煌,这是继汉武帝之后,对敦煌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敦煌农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麟嘉七年(395年)后凉内乱,武威、张掖以东百姓数千口西奔敦煌与晋昌,再次为敦煌输送了劳动力。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敦煌西南的“孟授渠”就是在此时建成的,成为造福敦煌人民的重要水利工程。

公元400年,李暠称凉王,建都敦煌,敦煌遂成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之一。西凉建国之初,作为其立都之地,采取了诸多措施发展敦煌的农业、教育与文化等事业,以求自强。在农业上李暠动员流民归田,从事农桑,并大兴屯田,采取“寓兵于农”的措施,“广田积谷”,以至“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同时李暠还注重振兴文教事业,在敦煌南门外建造一座“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的地方,并在此设立学校,仅增“高门学生”就有500人之多,这是敦煌地区举办官学的最早记载。李暠还十分重视儒士,为他们开门授学、传承文化积极创造条件,造就了一批著名学者。

公元405年,李暠东迁都城至酒泉,同时从敦煌带走了20000多户人口,由此削弱了敦煌的实力。公元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破敦煌。沮渠蒙逊系张掖卢水胡人,汉化程度很深,他依然采取以往富国强兵的政策,鼓励人民努力耕作,大兴农业,并重视汉族文化的发展,敦煌学者宋繇、阚骃、刘昞等都为他所重用。

公元442年在北魏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北凉沮渠无讳逃离敦煌,西凉李暠孙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怀达向北魏请降,北魏遂任命李怀达为敦煌太守,任命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北魏接管敦煌后,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遂设敦煌镇,统领酒泉军、张掖军、晋昌戍、乐涫戍等,其管辖范围扩大至河西走廊的中西部,敦煌遂成为河西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正光五年(524年),北魏北方边镇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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