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玲儿,孙伟儿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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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经验研究(1989-2002)试读：
绪言
1989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1]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特别要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2]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从那时起到党的十六大，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即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为界限构成的三个时期。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阐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在新的条件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重要的理论文献有：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班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提出了“两个不动摇”的观点，即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完整的阐述，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重要的理论文献有：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制定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以及中央的决定、江泽民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若干具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十五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开拓创新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3]五年。”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全党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研究、宣传和教育，并最终确定其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重要理论文献为：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2000年初江泽民南方视察时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些文献中，中国共产党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确立其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十三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本著作从八个方面叙述和研究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及取得的主要经验。
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对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党的十六大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的发展步骤。所以系统研究和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深刻和全面理解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著作全面而简要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了研究和叙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概念的理解进行了阐述，而且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五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和恢复，并对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所取得的成果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十三届四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基于这个主题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技术信息化，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潮流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的当然之举；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进步和发展，社会随之出现巨大转型，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符合时代的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必然之举；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马克思主义却不能丢，它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本身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萌芽大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这个时期，其始点大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期间形成。但是，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及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却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之间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本著作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作了叙述，对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概括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进行了叙述，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意义作了叙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完整过程以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
沿着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走下去，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必然要触及到许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必须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主体上，即它的建立和建设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上。因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解答，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重大问题。本著作的这部分主要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核心内容进行了叙述和研究，并着重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对邓小平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的一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态度，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效和出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认识的转化和态度的科学。这个时期，全党同志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高命题，从新的角度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个设想，他们要求后人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仍然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即根据理论而不是现实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在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提出了原则性思路。在这个基础上，十三届四中全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细致的描述，社会主义本质得以提炼，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更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定性，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得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在全党同志的努力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事业进行得如何说到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这项事业，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极高的执政能力和其先进性的持续保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及执政理论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刻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得出中国共产党三大转变的重要结论，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以人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识和执政理念，提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和具体举措，并且深入开展了这三大建设，从而使党在现代化的转变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有效的巩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十三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中国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中国化的可靠依据；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系统总结这个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和创新逻辑，寻找其成功之道以及规律性，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页。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同时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曲折坎坷中创立了一座辉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大厦。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随着其强势的经济和政治一起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开始选择性地将西方思想文化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状态下进行修正和改变，使其成为一种能够与中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的新的思想文化。
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进行结合，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与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1]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20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2]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对此，江泽民评价道：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最基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3]相结合的原则”是“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的”。与时同时，陈独秀也提出类似思想观点，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而“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由此他呼吁“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以，马克思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4]思革命的运动！”这里虽然没有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把党成立后的“第一任务”确定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5]方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及努力，中国共产党二大才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竟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但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的程度”，完全可以定出[6]一个政策来。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7]的策略和组织才行。”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好的实验场所。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方面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情况，得出相关的理论。如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明确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则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以及革命对象、动力和同盟军的问题。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初，毛泽东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之关系》、《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文，对农民的收入、财产、家庭、日常生活、政治态度和心理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这些成果，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再一个方面是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更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瞿秋白指出：“理论的真确与否，对于革命的实际运动非常之重要；理论若与实际相结合，他自身也就成为革命运动里的一种很大的实际[8]力量。”他还说：“理论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综合。当然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了空谈。然而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绝无全盘[9]规划的行动而已。”“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10]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这是党内最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提法。
经过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棵大树的枝芽已经深深地播种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但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并不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在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党的主要领导人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和军事工作，以至于当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和进步群众举起屠刀时，中国共产党竟无力反抗，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国民革命运动失败。
就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国民运动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界也开始探讨在中国推进西方文化教育之路，并且使用了中国化一词。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其中说道:“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1924年，《中华教育界》第8期上发表了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的信，文中说:“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927年，庄泽宣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中国国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我以为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特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虽然文中所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回事，但毕竟也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推行的一种探讨，而且还明确提出“中国化”这个概念。瞿秋白曾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11]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
注释
[1]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
[4]三联书店编辑部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
[5]《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6]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5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8]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84页。
[9]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83页。
[10]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1]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第73-74页。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国民革命失败后，新军阀展开争夺势力的战争，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继续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从而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这一真理。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1]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思想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靠近了一大步。但是，毛泽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行为仍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相反党内的教条主义则大行其道，他们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结论，将苏联经验奉为神明，错误地估计革命的形势，大力推行“极左”的政策，打击和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思想，将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向绝境。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遇严重挫折。
1935年1月，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后，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崇高威望，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以及和周恩来、王稼祥的关系，使他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实际上取得了对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指挥权。随后，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为适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新形势，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12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由23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职务上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者。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条件。1936年和1937年，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从思想方法上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阐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创造了基本的思想条件。
当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艰辛探索的时候，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社会环境，催化了知识界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民主和辩证法中国化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为挽救国难，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新文化运动”，称之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初衷是批判日本侵略者、汉奸对传统道德的消极利用以及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的尊孔复古的保守文化政策，后来的发展则是要积极主动地用批判的精神把中国固有的东西从侵略者那里接过来，并赋予其积极的意义。新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倡导文化之民族性的基础上，比较广泛地运用了“中国化”概念。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他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2]1937年，张申府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3]特殊的特色。”1938年4月1日，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4]化、现实化。”1938年7月，陈伯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上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理论没有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因此，要“使[5]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国外学者雷蒙德•怀利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指向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6]化’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落脚后，尽管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已经巩固，但共产国际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影响。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批评，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及民生问题，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所以他的话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同时，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俨然是“第二中央”，其任意发号施令，削弱了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权力。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一度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李维汉去看毛泽东，毛泽东[7]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王明的干扰，不仅影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而且也破坏了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着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使其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和思想问题。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传达。王稼祥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党的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8]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共中央纠正王明右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9]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10]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张闻天在会上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认识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11]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正式提出，而且为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同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成为全党同志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全面展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表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再次解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与相统一。刘少奇也有一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12]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绝不能照抄照搬。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毛泽东分别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13]有他们的位置的。”他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指导价值，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实践中进行创造[14]性的运用和发展。刘少奇也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15]多”，他们总结的原理、经验和教训都是根据欧洲情况得出来的，这些原理、经验和教训，不可能都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为中国革命照抄照搬、直接模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16]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相比”，有许多“特殊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有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首先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那种机械地把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与主张，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中国问题，“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历史的、经济的、阶[17]级的环境，订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纲领与主张。”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用中国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使其真正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理论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能否为需要它的人民所掌握。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工具，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当时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用欧洲人的语言和风格来写作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语言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化”成中华民族的东西，使其表达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能够较为容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18]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切忌空洞，要言之有理，反映真理，有的放矢。毛泽东特别反对三种现象：第一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种是“装腔作势，借以吓[19]人”；第三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学风和文风，要讲实话，讲真话，有的放矢。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乐于接受，能够接受。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形式上要用群众喜欢的、能听懂的中国语言来表达。“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20]派。”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思维方式上，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能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21]东十分反对“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讲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提出问题，没有分析，害人不浅。他主张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思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从通俗的形式到高级的形式，以及由一种形式过渡、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要善于采用通俗话的形式，群众[22]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
[3]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89页。
[4]艾思奇文集编辑组编：《艾思奇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5]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1936年9月。
[6]［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年6期，第60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8]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11]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17]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834、83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页。
[22]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首先，全民族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阵营，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着政治领导的作用。其次，大批新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由于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党内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再次，两次革命失败和党的理论建设的曲折，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另外，中共中央在陕北有了相对稳定的立足之地，可以比较系统地进行理论思考，从事理论工作。总之，这是一个既需要理论，也能够进行理论创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充分的展开，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重大成果。首先，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刘少奇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科学的，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因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二是马克思主义是能够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1]俘虏和应声虫。”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这个理论必须要密切联系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它，运用它和掌握它。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认识，进一步揭示和把握了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相吻合，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2]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打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过程，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造成了中国社会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出现了新变化，加速了它的发展进程；另一个方面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减缓了它的发展进程。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进入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在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既不是建立如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建立如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这个社会的发展再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再次，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创造，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理论和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都得到了全面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完全成熟起来，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必然性作了深刻探讨，并且有了高度自觉的认识。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两大优秀品质，即：普遍性和实践性。前者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指导价值；后者强调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又具有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3]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指导功能。其次，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能否认清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其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分析。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4]途和转变。”他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阶级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认清这种特殊的国情是制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前提，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5]的最基本的依据”。再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张闻天指出：我们党的十七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具体、深刻、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十七年革命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党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一定要从书本上学习，但并不是会背这些原则，就了解了马列主义。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使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6]牺牲了多少生命。吸取这些教训的最好做法就是，彻底打破教条主义，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个接受和转化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化”的核心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7]化。”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强调：“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8]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的观点，他说：“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9]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10]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还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这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高阶段。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完全地成熟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展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2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6]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0页。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9]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10]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虽然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没有停止，仍然在曲折中有所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提出和成功实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没有论述，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探索和摸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改造和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一化三改”同时并举，即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以改变生产关系，实现三大改造为两翼。这就将改造和建设辩证地统一起来，解决了改造问题，也解决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方针，解决对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改造问题；提出了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逐步渐进过渡的方式，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而顺利地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次，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解决好，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思想，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一是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而且充满着矛盾；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再次，初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即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但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毛泽东还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方针以及具体途径：一是中国实现工业化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二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三是要辩证地把握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四是通过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五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些成果是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先声。
但是，1957年夏天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逆转，最主要的问题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1]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2]总是同国际的反动派互相呼应。”基于对右派进攻和整个阶级斗争形势作出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3]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一看法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确认，进一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4]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出现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他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的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5]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从那时起，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愈加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后陆续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运动严重地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抑制。
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全党深化了对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的认识，强调把公有制、商品经济和计划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60年代初调整时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重新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此后几年，全党同志认真研究国情，对工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进行调整。以农业《六十条》为代表的一大批涉及众多行业的条例得以制定和实施；中央一些领导对“责任田”、“包产到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刘少奇对困难局面及其原因实事求是的估计，邓小平有关以能否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是否愿意等标准来决定生产关系形式的意见，以及孙冶方、张闻天等有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设想，如果调整继续深入下去，中国[6]化第二次飞跃可能将提前出现。然而，调整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针和主要原则下进行的，没有对“左”倾错误思潮进行根本纠正。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日见成效，“左”倾错误再度抬头，加上中苏论战的刺激，阶级斗争之弦愈绷愈紧。此后，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民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动辄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左”倾错误再度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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