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谦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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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小说散文集试读：
出版说明
山药蛋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产生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学新方向的极其重要的中国新文学流派，为中国新文化建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至今仍有深厚而远大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努力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为此，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策划、组织，山西省作家协会、北岳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的《山药蛋派经典文库》，相信对传承民族精神、弘扬优秀文化有重要意义，对繁荣文艺创作、提升山西形象有重要价值。向文学经典致敬、为文化强省立证，力求将其打造为彰显山西文化形象的一张顶级名片，是此套文库的终极目标。
此次出版的《山药蛋派经典文库》，收录了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
六
人的经典作品，分集出版，共计十二
册，分别为：《三
里湾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汾水长流》《赵树理小说散文集》《马烽小说散文集》《西戎小说散文集》《李束为小说散文集》《孙谦小说散文集》《胡正小说散文集》《赵树理戏剧集》《山药蛋派作家电影剧作精选集（一）》《山药蛋派作家电影剧作精选集（二）》。在编辑体例上，《山药蛋派经典文库》全部配有与作者相关的生活及工作图片，除两本影视剧作精选集外，其余十本均有作家小传、作家印象记、作家著译系年、作家作品研究代表篇目辑录等资料，便于读者对这些作家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其他出版社相关作品的原始版本，对作品中出现的语病和标点进行了订正；遵循《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GF1001-2001），对文中的词语进行了统一校对；并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等书籍，力求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
由于这些经典作品去时已远，难免存留彼时历史的痕迹。为了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除对一些错别字做了更正，对“的、地、得”“做、作”和“哪、那”等按照现行规范做了修改，其余均尊重原文，未作更改。
虽然我们的编辑工作认真而努力，但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一
五
年八月山药蛋派对中国新文学的意义
杜学文二十世纪
四
十年代，中国再一次处于关键性转折时期。在其初期，抗日战争正呈胶着状态，中国的未来似乎还不明朗。而在其最后一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建立，拉开了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帷幕。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其过程及最后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虽然就中国而言，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抗日战争是日本作为先发国家，在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后对后发国家的战争。不过，这次战争不同于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甲午战争，它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其后果是，迟滞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并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强化了中国从农业文明的巅峰跌落后，追赶先发国家的凝聚力。在中国被迫走上救亡图强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面临着另一个至为艰巨的使命，就是文化的重建。其核心问题是难以抵御现代文明冲击的农耕文明，如何改造自己，使之适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虽然这一任务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代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山西作家，特别是被称为山药蛋派的作家所做的贡献至为突出。一是山西作家由于自身的经历，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感十分熟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做出了十分生动、典型的表现。二是山西作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生活、个人命运的影响、改变。三是山西作家的创作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表现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人个体所蕴含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以及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民族的凝聚力。四是山西出现了一个具有基本相同的审美风范的创作群体，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审视那时以来的山西文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这一创作流派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续了半个世纪左右，并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学。直到今天，其创作精神、表现方法、美学风格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已经难以说今天的作家中谁属于山药蛋派，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文学日益多样化的态势中，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影响力依然强大。这一流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以众多的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文坛的数代作家为基本阵容。其构成，除山西地区的作家外，周边地区也有许多人自认为属于这一流派。可以说数量庞大，延续持久。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横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及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即使是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把哪一个人归为山药蛋派，但仍然有很多人秉承其创作追求与表现风格。这一流派作家的创作在体裁上也表现出突出的丰富性。除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外，他们还有大量的中长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更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贡献。比如赵树理就说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熟悉、热爱，以及执着的创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这一流派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进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许多作品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成果。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新来的县委书记》《咱们的退伍兵》等等。虽然这一流派的作家并不从事理论研究，但在他们不多的讨论创作思想的文章中，建构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时期甚至成为我们创作的重要准则。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流派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流派，具有关于文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它有自己的创作理论，有基本一致的创作风格与美学追求，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特别突出的是有相对稳定并绵延数代的创作群体及大量地产生了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个流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团结了最大量作家的流派，是延续时间最长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之一的流派，是涉及体裁最为广泛的流派。更重要的是，这个流派对中国新文学，以及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正因为此，山药蛋派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现象。不仅仅是前面所提的作家，以及与他们大致同时开始创作的作家中有很多人遵循其创作理念，并被归为山药蛋派，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仍然有数代作家基本表现出相同的创作风格。同时，山药蛋派也是一直以来文学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并延伸出许多更加重要的理论话题。这些话题从多个方面就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贡献进行了分析，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山药蛋派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新样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模式。中国文学一直具有关注社会、人生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文学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努力中把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这是中国文学的进步。但是，这些描写往往存在与描写对象疏离的倾向。不论从语言表达、细节描写、情感状态等诸多方面，都与这些引车卖浆者有这样那样的距离。山药蛋派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他们不仅对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北方农民的生活非常熟悉，而且也改变了那种“疏离”的状态，是真正从农民的视角来写农民的。这使文学与其表现的最普通的民众之生活、情感、愿望统一起来。这些作品是真正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是表达普通劳动者精神追求与人生愿望的。从而我们也可以说，是最生动典型地体现了写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的。由于这批作家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从时间上看，正生动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期待，因此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样板、方向，成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创作的重要模式。
其次，山药蛋派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以及人们的情感状态。这种描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极为典型的社会文化学意义。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穿透漫长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在农耕文明时代最基本的存在样式。包括其间的人们是如何劳动生产的，其婚姻、家庭、伦理关系是怎样构成的，人们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并在这样的价值体系影响下选择自己的生活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山药蛋派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清明上河图”。这种生活状态虽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变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发式的、断裂式的骤变。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农耕文明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顽强存在。
所以，最重要的，是山药蛋派为我们描写了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之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精神生活之中；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社会结构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内在的人格价值中。这种极为深刻的转变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时代背景，即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之后，由于新生政权的出现，真正迈开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对人类发展进步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是如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于民族大义组织了起来，并为自己的尊严、幸福进行顽强的奋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更多地描写了新生政权之下农民的生活。多少年来一家一户分散的社会细胞在共同的目标下被组织起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伦理关系、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改变。农民不论从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都不再依附于地主、家长、宗法关系，其独立性得到确立，创造力得到解放，人的自觉意识被唤醒。这种改变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改变，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必然过程。觉醒了的劳动者不再是别人的附庸，而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热爱新生活，并且为新生活的到来努力奋斗。在他们身上，虽然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局限，但是，社会的主流是进步的，是美好的，是能够使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并实现其价值的。
山药蛋派作家对中国新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新文化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对现代汉语的完善及大众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白话文成为中国的书写文字。这一变革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文言文具有表意凝练、内涵丰富、书写简洁等优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其解读的模糊性，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也难以被更多的普通民众接受。白话文的出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早期学人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完成了由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转换，但其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主要是借鉴外来语言使汉语欧化的倾向，以及脱胎于古代汉语而存留的古奥的表达使白话文，或者说现代汉语显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白话文的早期，还没有成为能够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书面语言。山药蛋派的作品大量地吸收了民间口头语言鲜活、生动的元素，扬弃了其中生僻、粗俗的成分，改善了欧化、古奥的因子，使现代汉语具有了更加生动丰富的表现力、更为完美典雅的结构形式。不仅使现代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更加合理，而且表情达意更加准确、生动、鲜活、丰富、高贵。由于山药蛋派作家及同时代人们的共同努力，这种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语言形式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使用。
山药蛋派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成果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这是一些真正热爱人民，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作家。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宠儿、精神的贵族，而是认为自己就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他们为民而喜，为民而忧，为民而作。他们感时忧世、心怀天下，对人民的冷暖寒苦牵挂于心，对国家的未来命运殷殷于怀，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总是倡导那些美好的情操、奉献的精神，并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他们并不回避生活中的艰难曲折，但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的希望。虽然他们个人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热爱我们民族的痴情一如既往。他们强烈的民间情怀、家国意识，以及为人民大众代言的品格、用文学来影响社会改造人生的追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与重要的引导意义。他们淳朴的、温暖的、活色生香的、如诗如画的审美风格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将一直如此，散发出艺术之动人光芒，并照亮人生，穿透历史，直达未来。
孙谦小传
孙谦，原名孙怀谦，一九二〇年四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南安村。幼时家贫，只读过四年乡村小学便辍学务农。一九三七年五月考入山西抗日军事组织国民军官教导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青年抗日决死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等。一九三八年春调到“黄河剧社”做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在晋东南民革艺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秋，随剧社到延安，入“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一九四二年夏，调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是年冬天，转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晋绥文联文化工作队队员。工作之余开始文艺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参加晋绥边区为纪念抗战七周年组织的“七七七文艺奖征文”活动，与别人合作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获甲等奖，道情剧《大家办合作》获丙等奖。抗战胜利后，去崞县搞土改，写出《
村东十亩地
》等短篇小说和《闹嘴舌》等秧歌剧本。一
九四七年冬，孙谦奉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当编剧。一九四九年初写出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盐》（列入拍摄计划，却因形势的发展未能完成，剧本在“文革”中被抄走丢失）。同年夏天调北京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一九五六年并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一直担任编剧，先后写出《农家乐》《丰收》《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十几部电影文学剧本和一批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一九五六年被文化部推选为先进工作者，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夏，调回山西省文联搞专业创作，担任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写出小说《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电影剧本《春山春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等一系列作品。十年“文革”时期，孙谦先是受批斗、住牛棚，后来被下放到昔阳县农村插队劳动“。文革”之后，恢复创作权利，担任过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与马烽合作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高山流水》《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曾获文化部、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以及山西省的多项奖。此外，还写出一批散文作品。一九八四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一九九二年五月，被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影像资料
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
和战斗部队失掉联络之后，我有些着急，一口气爬了三个山头。但是，我没有撞着一个人；而伴随着我的反倒是稀稀落落的清脆的日本步枪声和隐约的炮声——这告诉我，归路是被敌人截断了。
在一个直陡的山坡的凹地，我躺下了。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浑身的困倦和渴望休息。我嘘了口气，无意中斜着眼睛俯瞰到沟底的中心，有雨后未干的泥泞。突然，我感觉到异样的渴——喉咙里像塞上一块炭火，舌头好像失掉转动的机能。经验告诉我：泥沙里能够踏出水来。于是，我顾不得疲倦，翻身跳出凹地。
绕过一个山脚，到了斜倾的坡地，踏着牛毛样的小草，我跑到沟底。
过大的失望，使我马上停止脚步。它不是泥沙，而是那被烈日曝晒得已经龟裂的卤土，从那里是踏不出一滴水的。“沟的深处，可能发现泥沙，或者泉水。”我想，就走向沟里去。
这里没有路，到处是丛生的野草、苦蒿和刺人的刺苋。一不小心，我的脚面被刺破了，淌出鲜红的小小的血点。
沟的面积愈走愈狭小了。两壁是峻峭的绝崖，仰首只能看见一条细窄的像带子一样的天空。五月的阳光，就是在中午也不能射进这幽黯而静穆的沟底。
终于，我找到了泉水的所在；但那小泉因天旱而枯竭了。所剩的只有它周围的一小片湿濡而发光泽的黄色的淤沙。我没有失望，即刻拔掉鞋子，就在那泥泞上用力地踩起来。……“啊唷！唉……”有一种女人的、嘶哑而无力的喘息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我一怔，两脚自然地停止了运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条小沟在我的左侧又支出一条只容一个侧身走进去的小沟。自卫的感觉使我躺下来，摸索着穿上鞋。“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呢？”我想：“听声音像是挂彩啦，而且如果是我们的人，那一定不是我们剧社的就是政治部的。”我被好奇心鼓动着，用力而威胁地向那小沟里喊：“喂，哪一部分的？说！……”
没有回音，沉默两分钟后，小沟里又有女性的苦痛的哼哼声。这一次，我清晰地听出来了：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但记不起什么地方听过，“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我断定。
同情心，友爱心，鼓舞我爬起来，跑向那小沟里。
一个穿军衣的女同志，仰面躺在不见阳光的黄绿色的柔软的小草地上。她已经被血迹弄模糊了：整个面部都是血，而且从发丛里继续地流下来。血，沾红了地上的小草。她那裹着绑腿的左腿，不自然地弯曲着，褪色的灰军裤的上半截已被染红了。右手上是血，可是在那颤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支手枪，一支漂亮的发着光的德国造自来得手枪！
好久，我才从她单眼皮下的泛着血丝的坚定的眼睛里和斜挂在左肩上的深红色的图囊上辨认出她是谁。我像被人打了一般地感到屈辱与愤怒，差不多像哭出来的样子喊她：“刘勇，刘秘书，你——”“你？……”她瞪大惊讶的眼睛，向我投出怀疑的光芒。她的意识模糊，不能认识我。我赶忙地回答她：“我是剧社里的。”她好似放心了，闭上眼，半晌，她的左手痉挛地抓着小草，睁开眼睛，我知道她的用意。扶着她的头，慢慢地让她坐起来。用她身旁的背包垫着她的背。“部队呢？”她把握着枪的手放在右腿上。“转移了——我在战斗的时候失去了联络。”“走远了吧？”“大概走远了。”“啊，唉！”她全身战栗着，头儿渐渐地垂下来，在深深地思索着。
我望着她那蓬乱的发，平时的刘勇就在我脑中映起来了。她是一个健康而富有朝气的女同志，在行军的时候，政治部和剧社常是挨着走的，她是政治部排尾第末，我是剧社的排头第一，因此，我们是常常见面的。在长长的一年中，我从没有见过她有悲伤的面影；就是在最疲倦的时候，只要队伍一停下来，就可以听到她那清澈的歌声和诙谐而乐天的笑声。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短到在戴着军帽的时候几乎就看不见那纯黑的短发。这样，再加上她那晒得像铁一般的脸色和大而亮的眼睛，不认识她的人，怎么也不会把她认作女同志的！而现在，她的眼睛里虽然还闪烁着坚定的光彩，她的身体已失掉了以往的健康和强壮了！
猛地，她倔强地抬起头来，用着最严正的口吻对我说：“给你，”她用左手卸下图囊，“这里面装着我们整个部队的材料，它是一份顶重要的文件，你把它带回部队里去！”
我慎重地接过图囊来，这东西虽然很轻，但在我把它挂在我的左肩上时，我觉得像挂上一支长枪一样的沉重。不，它比长枪还重，它重到比我的性命更重！“记住：你要通过任何的危险，把它送到！它是怎么也不能失落的。它就是我们的命！”
从她这几句简短而激动的话里，我察觉出我们的刘勇，依然保持着她那战斗的朝气。这更加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我不由己地冲出一句回答她的话：“我能送到，保险！”
她向我投了信任的一瞥，微笑了一下，垂下了困倦的眼皮，显然的，她是累了，我扶着她躺下来。
夏日的风吹着，枪声停了，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刘勇半闭的眼睛看着我，像一个完成任务的战士般地显出她的骄傲的态度，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去吧。”“但是，你呢？”“我！? ”她的眼光凝视着天空，想了想，用决定的差不多命令式的口气说：“你给我找点水来，喝完它，我们一块儿走！……这手枪，回头你带着它！”
我解下套在皮带上的茶缸，飞快地跑向那块湿濡的淤沙地方。
脱下鞋子，我就拼命地在那淤沙上踩起来。一种深刻的记忆，清朗地浮动在我的脑际：
认识刘勇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一个雪夜里。
部队要很迅速地渡过离石河。但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被轻装的敌人截断了。留在河这面的只有政治部的后尾和通讯排的两班人，那时候，我在通讯排里当战士。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我们这一伙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乱跑着，溃退着。我跟着一堆人，向我们滑下来的高山爬去。呼呀呼地好容易爬到半山坡时，迎面飞来了一种女性的威胁而有力的喊声：“停下来！站住！”
我被那喊声唬住了。不自觉地站下来，并卸下挂在肩膀上的步枪。“怎么啦？什么事？”“不知道，一个女人！”
我们这一伙人，都站下来，相互询问着，用惊诧的声音嚷着。但那女人的有力量的沉着而勇敢的声音又喊了：“一个也不准退！有枪的跟我来，没有枪的在这里等着！”
勇武地，她提着那支漂亮的手枪，冲开围着她的人，一直向前跑去。在白雪的反光里，可以隐约地看见她那黑色棉军衣。
像吃过兴奋剂一样的，我发现我增加有双倍的勇气和力量，扭头就跟着她跑去。在我身后面的那些人，都狂热地喊着“打！打！”地追上来。
在离河二百米处的一个小坡上，她伏下了，我们成散兵线地跟着她趴下。地上积有五寸厚的雪，天空还飞舞着密密的大片的雪，我那时候就忘掉寒冷了，使劲地拉开枪栓，把子弹推进去。“瞄准那人影，放！”她兴奋地喊。
我们照着她指定的目标，射出了子弹，对岸的敌人嚷叫着，黑影子乱晃。于是，我们加快了射击的速度。
敌人的枪声哑了，大家依然安静地趴着。一度的紧张和兴奋，使我渴得要命；我吃了一口雪，爬到身旁的同伴那儿去，低声地问他：“这个女同志是哪里的？”“哈，”他夸耀地回答，“你不知道啊，她是咱们政治部的机要秘书！”“叫什么名字？”“刘勇，刘秘书。能干得很。”
我正要详细地打听她的时候，山坡上传来命令：“敌人退了，援队来了，各归各单位！”我提起沉重的长枪，爬上山坡……
……“嘣！嘣！”山顶上响起了沉重的枪声，子弹飞向我的身旁——敌人发现我了！我扔掉茶缸，提着草鞋，跑向小沟。“嘣！”小沟里也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声，我跑进小沟里，呆住了。
刘勇自杀了。
我跑到她跟前，她已晕了过去，手枪静静地躺在她那痉挛的右手旁边。但是，谢谢天，由于她无力的手没有瞄准，只是打伤了她的左肩。我一面轻轻地唤醒她，一面从衣襟上撕下布来替她包扎，可是我的眼泪不能制止地流下来了……为什么刚才我没有把她的手枪拿下呢？我责备自己。她的苦心，我是理会的，她以为她的腿受了伤，料想是回不到部队的，又不愿牵累我，自然，更不愿受敌人侮辱。
我把她背到山沟深底，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天然石岩，掩蔽得很好，敌人没有到来，我们在那里躲了五天，把我最后的随带的一点军粮吃光了，刘勇的伤渐渐好起来，有时她自己走一阵，有时我背着她，我们远离敌人的碉堡，走着，走着，终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晋西北村东十亩地一
我们村里有个地主，官名叫吕笃谦，绰号人称“活财神”。此人生得慈眉善眼，一品富相，年纪约在五十开外。他留着两撇八字胡，又黑又净；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活像个活财神。
听老人们说，财神爷是殷朝的比干丞相，他的心叫妲己吃了，可是我们村里这个活财神呵，心眼儿多得像马蜂窝一样，见了钱，见了东西，像蝇子见了血，翅膀一拍就钻进去了。
村里人让他钻过的很多，我就是一个——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里，有一天清早，天还黑乎乎的，老婆把我叫醒，她说有人打街门呢。我爬起来，开了街门，有一伙人闯进来。为首的就是活财神，他后边跟着村警、巡田夫，约莫有十几个人。
他同我说话，这是第一次；的确，活财神从来没来过我们家里。这一次，他带了这么多人，我不晓得来干什么。
活财神笑嘻嘻地，眼睛挤成两条缝。他仰着头，朝天说话：“杨猴小，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忽然，他把眼一睁，翻着白眼说：“你干的好事！——来，捆起来！”马上，村警和巡田夫十几个人，一下子拥上来，七手八足把咱五花大绑捆起来。
那时候，我真“葫芦”了，摸不清自己犯了甚罪，也不知道是死呀活呀，心只管跳，身上直打哆嗦，老婆娃娃哭作一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被人家拉到街上，拉到村外，一直拉到我那村东十亩地的地头，停住了。
先说清楚：我那村东十亩地是和活财神的村东二十亩地接畔的，说也日怪，我的地越种越少，他的地越种越多，——活财神总是活财神，神通广大，把我的地“盗”过去了。那一年，他地里种着绿豆夹玉茭子，我地里种着大黄谷，他的是好庄禾，我的也是好庄禾。
我们站在地头，巡田夫走进谷地里。他走得很快，谷苗碰倒一条道。看着实在心疼。我咬住牙，闭着眼睛，索性由他们作践去！猛听得活财神说：“你慢点吧，把谷子都碰折了。”我睁开眼一看，只见巡田夫双手拨开谷苗，慢慢地走到地当心，扭转身说：“赃在这里，验来吧。”
活财神撩起大衫子，走在头面，我们跟在后面。抹胸的谷子，满是露水，一尺长的谷穗子，已经睁开眼了，重甸甸地低着头，闪闪发光。
到了地当心，我愣住了：谷苗踩倒一大片，在踩倒的谷苗上，堆着百十个黑了胡子的玉茭子。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谁来“黑漆”我？我仔细一看：足迹是从活财神地里过来的，而且是皮底鞋印子。好，对足印吧，我看了看我们这一伙人的鞋，只有活财神穿的是礼服呢红皮底鞋，别的人都一律是布底鞋。
这一下，我甚也明白了：活财神看中我的地了，设下圈套摆布我。那地是我的传家宝呀，我怎舍得呀？我干急说不出话，干气哭不出泪，只好瞪着眼睛，让人家往案子上推。
活财神踢了踢玉茭子，又跺了跺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杨猴小，我这玉茭子长了翅膀啦？”
我气炸了，想捣他一锤，手捆住啦；想踢他一脚，离得太远。我只好赌气说：“天知道！”
活财神摇着大脑袋，好像很可怜我。他走了两步，扭过身来，说：“这你可不能怨我呀！人有人证，物有物证，你还要抵赖？好人家还能养出你这样子弟！好，拉到村上去。”
众人拉着咱上了庙，捣了钟，按贼情办理。麻绳换成猪毛绳，“燕儿飞天”把咱挂在大槐树上。足足吊了一个钟头，断了两次气，腕子上勒出血来。
老婆急疯了，满街找保人。保人找着了，罚下二百元鬼票，没有钱，连地带青苗推给活财神了，临出庙，还给活财神磕了一个响头。
从此，我那村东十亩地就不是我的了，以后我再不敢到那段地头——一去就得哭——就是有事要路过，我也要绕个大圈子……二
今年秋天，也是七月里——我参加了农会的第二天，日落西山天黑啦，我从地里回来，老婆对我说：“活财神寻你来，他要退给咱那村东十亩地，看你要呀不？”
这是活财神第二次来我家里，第一次把我家捣了个鸡飞狗跳墙，夺去了我的“眼睛仁子”，烟筒里险乎冒不出烟来。如今，事情隔了六年啦，世事也变了，他又到我家里来，寻的退给我地来了。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猜不出来。
我拿不定主意，尽管抽旱烟。老婆等得急了，问我说：“你到底要呀不？”我说：“你说该要呀不？”她说：“我也不知道。”她没主意，我也没主意，我们两个谁也不说话。我又抽了一锅烟，站起来就走。老婆说：“你做甚去呀？”我说：“到农会里讨论讨论。”
在街上拐弯地方，我碰见活财神。他好像瘦了，胡子也不光净了；脱了长衫子，换了件白洋布小衫，头上戴着洋草帽；现在看去，不但不像财神爷，倒有点像夜游神。他客客气气地，只管对我笑，好像有甚么事情求乞我一样。
他这一笑，把我笑软了。我看着他怪可怜，怪没出息。他摘下洋草帽，抓了抓光溜溜的头皮，笑着对我说：“那地你是要呀不？”这可问到头上了，“该要呀不？”心里乱得像团乱麻一般，霎时寻不出一句话来。活财神又笑着说：“以前就是老叔扎了你一刀子，如今创口也合住啦。你看，我的地种不了，——那十亩地，可是好庄禾啊！玉茭子长得一人高，结的棒子像小孩子胳膊，又粗又胖，已经老啦，收回来就是粮食。”
你猜我要呀不？我满口答应下来：“要！”这一下，活财神可真的高兴了，他的眼睛又笑成两道缝缝，顺手掏出一张纸来说：“这是一张拦约，你先执住，等大风刮过去了，老叔再给你立正约。”
我抓过约来，揣在怀里。
活财神前后左右瞭眊瞭眊，拉住我的衣襟子说：“这可不敢让人知道啊，老叔如今在难中，你不可怜我，你也可怜可怜你那些兄弟姐妹们。……”
月亮上到头顶上了，卖油老（秋虫之一种）叫起来。有一个黑影子一闪，从五道庙后边跑走了。活财神压住嗓子，说了声“记住”，就鬼头鬼脑地，真像偷人贼一样地溜走了。
他走了，我倒怕了起来，这家伙说不定又害我呀，我想回家，又不敢回去；想去农会，又觉得怪不好意思。我站在街当中，定夺了好久，才打定主意：“到农会里讨论讨论。”三
到了农会，主任不在家，只有民兵队长玉生子和几个民兵在讨论什么，争吵得很厉害。可是一见我进去，他们都不说话了。几个人互看了一眼，活像大姑娘一般，偷眼瞟了我一下，低下头来各干各的。
我觉得不好过，又不好一下子把事情说出来。我在灯上吸着烟，等他们大家先说话。等着等着没人说，我实在憋不住了，站起来走到玉生子跟前。我说：“玉生子，有件小事情跟你商量。”“甚事？”玉生子和往常不同了，他眨着眼睛，待理不待理地，好像甚么事情他早知道了，只看我说不说。
我鼓着劲，低下头来，把退地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民兵们马上混吵起来。年轻娃娃李四娃说：“我说的话，你们偏不信，这他自己说了，看你们信不信？”
噢，我说有个黑影子闪过去，原来就是他！他留神这些事情。
玉生子说：“真的活财神下软蛋呀？”我说：“真的。”直到现在，玉生子还不大相信，他说：“来，把约拿来。”我把拦约给了他，民兵们都围到灯跟前，我蹲在地上抽烟。
拦约念完了，民兵们又嚷起来：“农会到底厉害，一成立，就把地主老财吓草啦，看活财神，往常多威风，如今松成面糊了！咱们还没斗他呢，他倒下了软蛋啦。”“啪”的一声，玉生子把拦约往桌子上一甩，说：“这是哄小孩子！”民兵们都跟着他站起来，睁着眼睛看他，我口里衔的烟袋“叭嚓”跌在地上。
玉生子气呼呼地说：“这是软蛋？——铁蛋外边包了一层软皮，你要吃下去，挣断你的肠子。猴小叔，你上了人家的当啦！”“呜”地一下，我的头晕起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玉生子没有看我，他又拿起约来说：“你们看一看，这叫甚么约？年月没有年月，中人没有中人，上边又写了个‘暂时推给杨猴小耕种’，这不是哄鬼？! ”
民兵们又围上去看约，我也凑了上去。只见白纸上写下一堆黑字，不知是些什么。字倒是挺秀气。
众人看完约都说：“这不是下软蛋，是耍计策，躲风头。”
我又上了圈套啦。这张烂纸，是该我拿着呢？还是该送回去呢？我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我请玉生子定计策。玉生子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思谋了一袋烟工夫说：“约你暂时拿着，那是你上当的执把。今天你先回去睡去，等明天主任回来了再研究。”他又对民兵们说：“今天晚上下点功夫，到底看一看他干甚么。”
我不知道以后要出甚么事情，心里像吊了一块石头。
回到家里，老婆不知道磨叨了些甚么，我连一句也没听进去。躺在炕上，翻过来折过去睡不着，好容易挨到混鸡叫过，天闪亮了。我忽然拿定主意，先去我那村东十亩地里眊一眊，看它到底给我长了些甚么样的庄稼。我爬起来，就往地里走。四
到了地里，凉风一吹，我的心亮了。
活财神的心是黑的，像他的八字胡子一样的黑漆。他时时刻刻在打算盘，生法子捉弄人——我被他摆布过两回了。他和你耍笑脸，笑脸后边藏着杀人刀；他给你下软蛋，软蛋后边就是“顶心锤”。
要想翻身、出气，一定得扯破脸！要不，就得像小画眉鸟儿一样，让活财神耍过来、耍过去！
不，我要和他闹，要闹到底！——哼，“创口也合住啦？”创口合住了，还有坏伤疤呢！我这手腕上，不是猪毛绳的伤疤吗？伤不疼了，可是我的心还疼呢！
想着想着，我走到岔路口。
离了大道，我走到六年不走的小路上，小路上草很高，露水很大，裤子被打湿了，我心里是热的。这不是村东十亩地吗？看这一渠地多好：土是三色的，就是一春天不下雨，苗子也能长得绿油油。再看今年的庄禾：八路军来了，龙王也跟的来了，大庄禾长得黑密密的，回茬荞麦也长得抹胸高，荞麦花开得白雾一般，通鼻香气。
那不是我那十亩地吗？六年不见啦，一见面眼里就酸起来。不，我不能哭，我的地要回来呀，我得看看她长着甚么庄稼。
果然是块好玉茭子，秆子长得一人高，远看伞头已经黄了，“马上就是粮食”。这庄禾是我的，六年前，活财神把我快吃到嘴里的谷子夺去，如今，我要我的地，要我的粮食。
我把昨天晚上的事都忘了，只觉得这地就是我的地，这庄禾就是我的庄禾。我向庄禾跟前走。快到地头了，我听见一种响声：“圪叭——圪叭”，像高粱拔节子，又像蚂蜡拍翅子，可是，高粱已经过了拔节时候，蚂蜡露水打湿翅膀，拍不响了。我仔细听，声音是从我那地里过来的，噢！这是，这是有人下玉茭子。谁下我的玉茭子？我浑身热起来，我要去和偷人贼拼命。
我三拔两步走到地头，从庄禾缝里，看见有个戴洋草帽的人，在我地里偷玉茭子。你猜他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村里的活财神——吕笃谦。
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儿，我扑上去，扼住他的脖子，使劲把他按在地上。吕笃谦不知道是我，粗声粗气地吆喝，大概嫌杀了他的虎威。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杨猴小。”这一下，他软了，翻着白眼睛，斜瞟了我一眼，装着十分可怜的调调央计我：“猴小子，你叔叔的错，你先放开！”我一松手，他像小鱼儿一样，身子一滚，爬起来就跑。
你说他能跑脱吗？他跑不脱，我奔上去，一把把他抓住，像耍小鸡一般，一下又把他提到原地方，因为用劲过大，他那洋草帽甩了很远。
吕笃谦恼了，脸憋得像个红瓢，眉毛拧成一疙瘩。他气呼呼地说：“杨猴小，你是要怎？”他还要摆威风，我也没给他好气头，我说：“我要捆你！”吕笃谦愣了一下，说：“就凭你啊？——你要捆我？”他像只下山老虎，忽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问我：“你为甚捆我？! ”“你偷人！”“我在哪里偷过人？”“在我这地里！”“这是你的地？”“是我的地。”“你花了多少钱？”
这可把我问住了，脑子里只打转转，寻不上个说的。我着急地摸胸口。噢，拦约！我把它掏出来，在吕笃谦眼跟前一晃，我说：“这是你写的！”吕笃谦很沉住气，晃晃脑袋，拾起洋草帽，冷笑着说：“那是假的！”
好，我就等他这句话！我的火气压下去了，心平气静地对他说：“吕笃谦，我早就知道你写的是假约，走吧，咱们到农会里算算账去！”
看吧，财神变成土地神了。吕笃谦的脸色变成一张白纸，“扑通！”双膝跪在地上，鼻涕一撮泪一把地哭起来。
不，我再不能上当啦。我记得我手腕上的绳子印，我爱我这村东十亩地！他跪下，他磕头也不抵事！我拉上他就走。可是他耍起死狗来了，直挺挺地睡在地上，死下也不走。拉住足拖他吧，实在说，我还有点不忍心；白白地饶过他吧，我又得让他耍一次——真闹得我左右为难，前后不是。
正在这时候，救驾的来了——玉生子带着民兵巡田来了。他们一直走到我跟前，活财神一见事色不对，一骨碌爬起来。李四娃说：“我们早跟上你了，看你能偷多少！”活财神还想胡支理对，民兵们早把他拉的拉、扯的扯，牵出地来。大家正带着赃物向村里走的时候，半路上又碰见他的长工，赶着骡驮子来接驾，民兵们就把他的骡子也拉到村公所……
你问以后吗？以后我们把吕笃谦斗倒了。我的“村东十亩地”回来了，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把老约装在身上一直装了三天！
同志，这就是翻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兴县
奇异的离婚故事
一
星期六的下午两点半钟，于主任准时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数伏天，外面没有风，办公室里闷热得像放在开水锅上的蒸笼。于主任把文件包扔在小茶几上，连电扇也没顾得开，就匆匆地——也是习惯地拉开了办公桌子的第一个抽屉。
抽屉里是空的。没有他急于想看到的小纸条，也没有他熟悉的那种浅蓝色的信件。于主任失望地关上了抽屉，站在那里愣了一阵，然后才拨开了电钮。
电扇转着，大风吹着，屋子里顿时变凉爽了。但是于主任的心情却一点也没平静下来，仍然是火呼呼地不自在，心上像是钻了一窝正在搬家的蚂蚁……
近几月来，于主任得了一种怪病，一到星期六下午，就心乱得没有办法工作了：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一会儿摸摸电话，一会儿又看看手表——活像一个正在闹恋爱的小青年。
其实于主任并不年轻啦：在他二十岁那年，他就从他父亲开设的文具店里偷跑出来参加了抗日战争，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七年了。看外表——于主任确实还有股青年劲儿：光光的下巴，向上翘的头发；胸脯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噔噔响。论实际——于主任早就有了老婆，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于主任的老婆孩子住在遥远的乡下。他从来不大想念老婆孩子的，也不大谈论他们。因为这样，机关里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对象的姑娘——都以为于主任是个没有“家小”的人；也因为这样，于主任就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不同于普通老干部的特点：爱穿戴，也爱玩儿，还爱跳舞。因为他很会“生活”，姑娘们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给他下了这么个评语：“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又有小资产阶级的风度……”
电话铃响了。于主任懒洋洋地拿起了耳机，一听到讲话的声音，于主任立刻变得像年轻了二十岁，眼睛也显得格外明亮了。“……你是佐琴？……是啊，我是树德，嘿嘿，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你怎么到医院去啦——去医院干什么？……好好，我不问啦……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说还不行吗？……晚上我没有什么事情。到公园？那好极了！我请你吃东西……”
于树德放下电话以后，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跳起舞来。忽然他觉得太“外露”了，赶忙停住了舞步。为了遏制这种过度的兴奋，他抽着了一支纸烟。刚抽了两口烟，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必须马上办好的事情，于是他又跑到办公桌边，飞快地抓起了电话耳机。“接汽车房……小王吗？是我。小王，下班以后不要回家，我要用车——我一下班就走，你要早点吃……”
于树德还没有说完话，局长的秘书进来了。“老于，三点钟开会……”“开什么会？”“昨天我不告诉你来？”“反对铺张浪费？——啊呀，我给忘啦！”“局长让我问你的反省提纲写好啦没有？”“写，写好啦。”“那走吧——差十分三点啦。”“你先走，我去解个手。”
秘书走了。于树德赶忙打开文件包，取出那份还没有写完的反省提纲来看着……
于树德不怕在会上检讨，也不怕别人的批评。工作中谁也免不了犯错误，犯了错误当然得“检查思想”——于树德是很会反省、很会检讨的。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第一，反省提纲还没有写完；第二，现在是礼拜六的下午，一下班就要赴陈佐琴的约会；要是于树德反省得不够深刻，那就会让别人抓住“小辫子”。抓住小辫子就会展开批评，展开批评就得拖长会议时间——不，一定要想办法使得会议在下班以前结束，哪怕给自己多扣几个帽子也可以。
于树德拔出钢笔来，正要动手修改反省提纲的时候，收发老郝夹着一大叠子信件走了进来。
于树德在签收簿上签了字。老郝把一封双挂号信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子上，出去了。
于树德一看那个有着红线条的土里土气的信封，马上就猜到一定是那个住在乡下的“黄脸婆”给他写来的——不是要钱，就是让他回家。
是的，是那个“黄脸婆”写来的！
于树德没有忙着拆信，只是看着信封皱了皱眉头，然后就写了一张小便条：“此人不在，原信退回。”
他把便条贴在信封上，准备喊公务员把挂号信退还给收发室。但是他忽然想起他刚才已经在签收簿上签了字啦——要让老郝把这事情反映到人事处，那麻烦可就多啦！
正在犹豫的时候，局长秘书又在门外催着开会去啦。
于树德匆忙地答应了一声，然后把那封远道而来的挂号信拦腰一撕，随手丢到废纸篓里，跑去参加反对铺张浪费的会议、做他的“自我检讨”去了。
……会议开得很激烈，直到摇过下班铃以后半小时，才算暂告一段落。于树德急死了——一跑出会场，就向着汽车房奔去。
于树德坐进了小汽车里边，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吩咐道：“公园！”
小王按了按喇叭，小汽车呜地开出了机关大门，驶到了嘈杂的街上……
按照规定，于树德是没有资格乘坐小汽车的。可是堂堂办公室主任，怎么好让他耽误时间跑路子呢？于是在于树德的亲笔批示下，机关就购置了一辆公用小汽车——实际上就是给于主任买了一辆专用车。他坐着小汽车去出席会议，他坐着小汽车去接洽事务，他坐着小汽车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他当然也可以坐着小汽车去逛公园……
夏天的公园——尤其是在礼拜六的傍晚——简直变成了市场：买门票得排队，划船得排队，吃饭得排队，喝茶得排队——甚至连看“留言板”也得排队！
于树德躁死啦：什么规定都妨碍着他寻找陈佐琴。
小孩子们在儿童乐园里尽情地玩着；学生们在空场上围成了小圈子，拍着手，唱着歌，跳着舞；家长们带着幼小的儿童在草地上休息着；一对一对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笑眯眯地走向浓荫深处……
于树德心急地寻找着陈佐琴，但是怎么也看不到陈佐琴的影子。他跑得浑身淌了汗，肚子也饿了。他想自己先吃点东西，可是又得排队等饭。于是，在一气之下，他就走出了公园，坐进了小汽车里，闷声闷气地吩咐小王道：“回机关！”
机关的院子里，正在进行着周末舞会。电唱机放送着时而轻快时而徐缓的音乐，青年们在愉快地转着圈子。
于树德很想跳一场舞——他是本机关有名的舞迷，舞场的这些设备，都是在他亲笔批示下修建和购置的——可是现在他不能跳舞，他得快快寻找陈佐琴，他得和她一起去吃饭——陈佐琴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呢。
陈佐琴不在舞场里，也不在秘书科里——整个机关找遍了，哪里也没有她的影子。
于树德疲惫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随手开了电灯，然后就习惯地拉开了办公桌子的第一个抽屉——
噫，那封撕破了的双挂号信怎么跑到抽屉里来啦？噫，信的下面还放着一张纸条！
于树德拿起了那张纸条——当他一看见那些熟悉的字迹的时候，他的脑袋上像挨了重重的一拳——轰的一声响：发胀了！
——糟糕！让她给看见信了！
陈佐琴的便条写得很凄惨——简直像蘸着眼泪写的：“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家里有妻子——你欺骗了我！“我爱过你，但是我受了你的愚弄！“我痛苦死啦！我有苦说不出口来，你让我怎么生活下去——“医生说我怀了孕啦……”
看到这里，于树德像突然跌进了冰窟，一下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害怕了。
于树德“喜欢”陈佐琴是事实，但他并没有打定主意要现在就和她结婚——他还没有和“黄脸婆”正式离婚，他对陈佐琴“还不够十分了解”，他还想“再进行一些选择”。
而现在……这事情要让党支部知道了，岂不是一切都完了？……
于树德闭着眼睛想了想，然后继续读着陈佐琴的便条：“我想不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什么还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这个傻姑娘？你为什么要欺骗你那个善良的妻子？……”
陈佐琴的“书面质问”没有激起于树德的什么“良心谴责”，但却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他像平常处理公事般地放下了那份“文件”，随即点了一支纸烟，皱着眉头走动了一会，然后坐在柔软的小沙发上，闭起了眼睛。
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些琐碎的情节，于树德简直想不起来了——
在一个雷雨的夜晚，昏迷的于树德被抬到一个小山庄上的农民的家里“坚壁”起来。他害的是伤寒病，浑身烧得像一团火；不吃不喝，迷迷糊糊，连屙屎撒尿都不知道。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睁开疲倦的眼睛时，一个姑娘正站在他睡着的炕沿下，忙着替他“淋药”。那姑娘很年轻，脸儿红红的，一对大眼睛像是两颗晶亮的星星……
于树德刚出了“水”，日本鬼子就来“扫荡”这个小山庄了。
于树德很着慌：想站又站不起来，想跑又跑不脱，眼看要让敌人抓住了。
但是，当敌人真正要来到那个小山庄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把一件大皮袄包在于树德身上，背着他爬过了几架大山，把于树德掩藏在预先已经烧暖了的山洞里……
那个很年轻的、脸儿红红的、一对大眼睛像是两颗晶亮的星星的姑娘，就是于树德现在的妻子，就是于树德一想起她来就要生气的那个“黄脸婆”。
怎么能把自己的妻子叫作“黄脸婆”呢？这自然是有着一段时间过程的——
于树德是因为爱上了那个姑娘才娶她做妻子的。结婚以后，于树德的心上像拴上了一条看不见的绳子——常常想家，一有空儿就要回家；特别是当他的妻子给他生了那个胖小子以后，于树德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解放战争胜利了，上级党委考虑到于树德曾在城市里读过中学，又在他父亲的店铺里学过买卖——有一些城市生活经验，便决定调他到城市去工作。于树德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兴奋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可是当他真的要离开老婆孩子出发那天，于树德忍不住地在他的妻子面前哭了——于树德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桩事情，提起来就觉得害臊。
刚进城市的时候，于树德仍然是思念老婆孩子的。当时的生活很不安定，工作又太忙乱，于树德还没有时间考虑私生活的问题。但是，当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的安定了，工作的职位也比较的升高了的时候，于树德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走错了脚步：不应该急急忙忙地娶了个“土老婆”，这里的漂亮姑娘有的是！后来，于树德到几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出差去了。在那些地方，于树德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行业，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见得多了，感受得深刻了，对他那“黄脸婆”就更不满意了——老婆和孩子已经变成了他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了。从此以后，于树德就不再想念老婆和孩子了，也不大过问他们的生活了。也是从此以后，于树德就逐渐地学会了“吸收生活乐趣”的本领，于是就在近几个月来认识了陈佐琴……
陈佐琴的“肚子”绝对不能暴露，只有“当机立断”地走这一条路了！
于树德恼怒地扔掉了将要熄灭的烟蒂，随手抓过来陈佐琴写的那份“文件”，又匆匆地看了一遍，然后习惯地拔出了红色铅笔，就在那份“文件”的空白处，嗖嗖地写下了一段批语：“已阅。怀孕事，毋庸烦恼；我明晨即回乡办理离婚手续去。”
这个问题就这么决定啦，现在该着考虑回家和怎么回家的问题了。
一提起回家来，于树德立刻想起了已故的父亲。父亲是不大回家的，可是每次回家都是穿上簇新衣裳，而且要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大摇大摆地到乡亲邻里面前显耀一番的。于树德现在还没有力量装扮成父亲回家时候的模样，可是自从调离本地工作以来，他还没有回过一次家。第一次回家嘛，总不能让村里人笑话，得理一理发，得换一套漂亮衣服；得给乡亲们买点礼物，得给孩子们带点糖果……
于树德忽然想到了他的小女儿——他没有见过那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是当他一看到别人的小女孩时，他就要想起了她，而在一想到她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情绪——
四年以前，当他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时候，他的“发妻”带着家做的黄面饽饽，跑了老远路子来看他了。乍一见面，他简直吓住了。啊呀，她的脸色怎么会是那么黑？她的皮肤怎么会是那么粗糙？她那家做布鞋上浮满了尘土——连她身上穿着的那件“结婚花布衫”也显得不像从前那么好看了。
于树德怕同事们笑话他老婆的土气，像窝贼似的把她在屋里圈了三天，第四天就把她送到了汽车站。
从那以后，他就又添了一块“心病”——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也是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提起他的妻子了；日子一久，人们都把他认成了单身汉，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他是“没有累赘”的人了。
现在，他得把那些累赘割掉，他得回家。
回家，尽快地回去，再尽快地回来——陈佐琴的“肚子”要让党支部发觉了，那可算闯下大乱子了！
他拿起了电话耳机。“接汽车房……我是于主任。小王在不在？……回家啦？……派人叫他去！让他连夜回来，明天我要下乡去……到哪儿去？——离这里五百里地，来回走四天……什么油？……让他灌上好啦，我有办法报销！”二
于树德的“发妻”叫杨玉梅。她是桂花村农业社的副社长。无论在劳动方面，或是在管理家务方面，她都是桂花村的好把式。
杨玉梅的脸儿不像十三年以前那么红了，眼睛也不像十三年以前那么明亮了——十三年啊，这漫长的十三年啊！杨玉梅该忍受了多少困苦和艰辛？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眼泪？她没有忘记她抱着那哭叫着的孩子怎么去逃避敌人的“扫荡”和“清剿”，她也不会忘记她是怎么在那荒芜的土地上光着臂膀拉犁种地！
荒乱的年月过去了，和平来到了，杨玉梅渴望着丈夫能帮她一把：尽快地把那被敌人破坏了的家园整修起来，过两天安静的日子。但是丈夫外调了，一切的担子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得抚养孩子，她得耕种土地，她得整修房舍……
杨玉梅在恢复生产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她没有被困难吓倒。她参加了互助组，白天拼命地劳动，晚上操持家务——她没有让时间空空地流过。
她很想念丈夫——特别是在那冬天的漫长的夜晚，和在那些家人团聚的佳节，杨玉梅感到十分的孤寂，心上像猫儿搔痒似的不安宁。但是当她一想到丈夫是在外边闹革命，而她自己负有“抚育孩子”的使命的时候，她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恬静了；她亲了亲睡熟了的儿子，靠着他身旁躺下，瞪着眼睛想着——她盼望于树德能抽空回来看看她……
但是她的丈夫太忙了，实在抽不出空来——他没有时间来看她！
于是，她把孩子托给邻家照拂，她自己去看了一趟丈夫。啊，他发胖了，脸上像涂了油，看起来仿佛比走时候更年轻了。他可真够忙，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开到深更半夜才罢手，甚至连礼拜天还有会开！
丈夫没有时间带她逛大街。在三天之内，她拆洗了丈夫的被褥，翻缝了丈夫的棉袄；洗干净所有的脏衬衣，补好了一大堆破袜子……
回到村里来，她就觉得身上“不对劲儿”；过了九个月，她生下了那个漂亮的小女孩……
这两年来，家境闹得好多了，村里又成立了农业社，杨玉梅的日子过得不像以前那么苦了。但是她却更忙了：在社里，她得帮助社长管理社务，她得为那几百亩土地的收成操心；回到家里，她得给孩子们做饭、缝衣服，还得管教他们——男孩子虽然上了学，可是越来越调皮；女孩子已经会跑跳了，可是稍不操心，说不定她就会跌到塘里去。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等丈夫的书信——
从她看他回来以后，于树德的书信越来越稀疏了；开始是两个月一封信，后来变成四个月一封信，而且这封信和那封信的内容一样：嘱她带好孩子，种好庄稼。甚至当杨玉梅热情地把她被选为副社长的大喜事写给于树德以后，他的回信里也没写来一句鼓励她的话，仍然是让她带好孩子，种好庄稼！
去年一年，于树德寄来过三次信。今年已经过了一大半啦，他还没有来过一封信呢！
开始的时候，杨玉梅真的相信他是“忙得顾不上写信”呢。后来她从自己的经验中，把那顾不上写信的理由推翻了：她也很忙，可是就是在最忙的时候，她也有想念丈夫的时间呀。
她犯疑了。
——会不会有别的女人缠住了他？……不会的！……真要有别的女人缠上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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