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司汤达卷:意大利遗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司汤达 (Stendhal)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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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司汤达卷:意大利遗事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

译本序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科学：“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绝不客气。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

五

六

七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的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了一句丹东的话：“真实，严酷的真实”，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万》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作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花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像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作米兰人的：“把自己叫作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

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穿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

一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他对自己的作品所做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

司汤达属于文学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属于这个传统的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有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司汤达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李健吾序

一三五〇年前后，由于佩特拉尔克的提倡，古代写本在意大利风行一时，影响所及，当代写本也有人保存了；这发生在法兰西上流人当中有人把能读能写看成丢脸事情的世纪。意大利图书馆能在一八三九年藏有那样多的珍本书籍，就是这个缘故。请注意，意大利当时极为走运，分裂成了许多小国，各国的领袖又很聪明，威尼斯驻佛罗伦萨的大使取笑佛罗伦萨政府的设施，也正如同美第奇一姓驻威尼斯的大使讥笑执政官的措置一样。

拿破仑的胜利给了意大利人一个几年寿命的祖国，他们兴奋了一阵子，接着两院在法兰西就马马虎虎成立了，于是从这时候起，出了一件怪事，特别是自从全意大利不分昼夜研究梯也尔先生的《法兰西大革命史》以来，意大利那些合法的君主，认为翻阅档案对他们非常有害，就不允许翻阅了。请你们注意，一五〇〇年的政治理论是完全可笑的；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由应该缴纳捐税的人们的代表投票赞成通过捐税，尤其是，这些君主认为一切良好政策，都应该从神明的柏拉图的作品中找到，可是这些作品当时译得相当的坏。不过，这时代的人们自然还有当时不拿孟地永奖金作为目标的学院人物的作家们，他们又都充满了非常力量；在新近以压制共和国而闻名的霸主的监视之下，他们知道什么是小城市生活。

所以，人们今天能在意大利得到保护，钻进档案，必须找寻的不是一些寻常的理论，而完全是若干有米开朗琪罗的诗句意味的崇高诗句，和若干特别照亮人心深处的事实。因为最古怪和最无耻的政府有这一点好处：提供若干关于人心的知识。这你在年轻的美洲找不到，因为激情在那边差不多全部集中到金元崇拜上了。

我要是能被意大利政府看成一位有文化而无伤于人的学者，寻找的只是一些希腊写本，许我翻阅档案，我最感兴趣的怕就是主教们收藏的法庭档案了。他们的权势只有在我们今天，面对拿破仑这颗星宿，才黯淡下来。

我承认我对新荷兰和锡兰岛居民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一点不感兴趣。旅行家富兰克林说起，在里卡拉斯人那边，丈夫和兄弟把太太和姐妹借给外乡人看成体面事。我在居维叶先生家里见到过富兰克林队长。读他的真实故事，我可以得到一刻钟的娱乐，但是不久我就想着别的事了。这些里卡拉斯人和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仇敌不相同。也就是为了这同样的理由，荷马和拉辛的英雄、阿喀琉斯们和阿伽门农们，对我就开始属于呵欠类了。的确许多我的同代法兰西人以为自己喜爱这些英雄，因为他们以仰慕这些英雄为荣。至于我，我开始抛弃所有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上的成见。

我爱描绘人心的作品，不过是我相识的人，不是里卡拉斯人。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虚荣心，炫耀的欲望像费内斯特男爵讲的，在法兰西给人们的行动，特别是行动的动机盖上了一层厚幕。虚荣心在意大利性质就不同了：我说这话，我有荣幸对读者负责的。它在行动上软弱多了。总之，意大利人想到邻居，只为了恨他或者疑心他。仅有的例外是每年举行三四次庆典，也就是在这时候，不妨这样说吧，每一个参与庆典的人才坚决强迫他的邻座的人赞成。心怀致命的不安，人就不会在刹那之间，在生命的每一刻钟发现、辨别一些转眼消失的差异的。人就看不见那些处处带着永远受到痛苦的虚荣心的焦忧急虑的不安的瘦脸，那些维马奈（一八三三年埃罗省的议员）式的面孔的。

正是这种意大利的虚荣心，那样不同于我们的虚荣心，那样比我们的虚荣心还要软弱，才使我们誊写出下面絮絮叨叨的话来。和我同代法兰西人那些话一比，我的喜好似乎就很古怪了，因为他们是习惯于到维尔曼、德拉维涅……先生们的作品里寻找文学的快感和人心的描绘的。我的一八三三年的同代人看到这里的天真或者有力的特征，用长舌妇的风格阐述出来，我相信不会受到怎么感动的。至于我，这些文件和这些刑罚说到的故事，提供我一些关于人心的颠扑不破的真实材料，赶上夜晚乘驿车，我倒喜欢在这上面反复思考的。我未尝不更喜欢寻找爱情、婚姻、诈骗遗产的巧妙阴谋（例如一八二六年前后某公爵的阴谋）的故事，但是司法的铁掌既然没有打进这类故事来，即使我找到这类故事，我也不会觉得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不过有些可爱的人，目前已经用心在帮我搜寻了。

必须有一个民族具有实际感受的力量（例如在那不勒斯），或者具有深谋远虑的激情的力量（例如在罗马），才会在这上头把虚荣心和矫情赶掉。除去意大利（或许还有在十九世纪矫情之前的西班牙），我不知道能否找到一个比里卡拉斯人更有兴趣的相当有文化的时代，而且相当没有虚荣心的时代，可以让人看到几乎是赤裸裸的人心。我拿得稳的是：英吉利、德意志和法兰西，在今天染上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矫情与虚荣心，长久以来，就没有能力提供强烈的亮光，照到人心深处。

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将是用英吉利方法照大自然摄取来的景色，而不是什么组合风景。真理应当代替其他一切优点，不过，如今是真理不足以满足的年代，大家觉得它不够泼辣。我劝有才情的人每星期只读一个故事。

我爱这些故事的风格，这是人民的风格，充满了同义叠用辞，不对我们指出一件事物是丑恶的，绝不放过这件丑恶的事物。可是这样一来，叙述者尽管不存心，却描绘了他的世纪和流行的思想式样。

这些故事大多数是在它们说起的可怜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的。

我拿铅笔做了一些修改，少叫风格隐晦一点，读第三次时，免得我太不耐烦。

隐晦是意大利语言最大的缺点。事实是：这里有八种或十种意大利语言，谁也消灭不了谁。在法兰西，巴黎的语言消灭了蒙田的语言。人在罗马讲：Vi vedro domani al giorno，佛罗伦萨那边就听不懂。我宁可读一篇用英文写的故事，也不愿读一篇用意大利文写的故事，英文写的故事对我要清楚多了。

比较上最泼辣的故事是第十六页马西米的故事。

对热那亚之围我没有丝毫兴趣，我把它放进来，只是为了抄出一份借给我的全部写本的副本，我害怕有一天责备自己忽略了这点的。这些故事有三分之一是一六〇〇年的坏东西，不值得誊出来，不过，依我看来，它们没有一八三三年的坏东西那样讨厌。特别是见解不同。例如，一位罗马的爵爷（桑塔·克洛切）揣度老母亲有了情人，因为他看见她的腰身粗了；他以为这有伤他的体面，就刺死这害水臌病的可怜老妇人。儿子不承认母亲有情人，西班牙孤芳自赏的傲情移到意大利来。

在最乏味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这些风俗的某一种反映。

就是一八三三年，我发现在法兰西，特别是在英吉利，害命还是为了谋财。前天处决的两个可怜人，是二十三岁和二十七岁，一个叫维瓦尔迪，杀死他太太，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第二个拿枪打死一个极端保王党的医生，或许还是出卖家乡的同乡；大家看不见有银钱关系的痕迹。

建立在银钱上的罪行，平淡乏味，大家将在这里很少看到。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一

险剧经常让我们看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还有许多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也拿他们作为谈话资料，结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他们持有的不正确的见解。说起这些强盗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继承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残暴政权的反对党。新僭主通常就是灭亡了的共和国的最富裕的市民，为了笼络小民起见，他给城市点缀上一些辉煌的教堂和美丽的图画。例如腊万纳的波伦提尼、法恩擦的曼夫赖狄、伊莫拉的芮阿理欧、维罗纳的卡奈、博洛尼的奔提渥里欧、米兰的维斯困提，还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可以说是其中最不好战和最伪善的了。这些小僭主，惴惴不安，布置下了不计其数的毒杀、暗杀事件，而这些小国的史家却没有一个敢记述下来，因为这些严肃的史家都接受了他们的俸禄。想想每一个僭主不但直接认识每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知道这些共和党人都痛恨自己（例如托斯卡纳的大公爵考麦，就认识斯特洛奇），再想想这些僭主有好几个就不得善终，你就会明白，使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有大量才情和勇敢，使他们的艺术家有无比天才的仇恨是多么深，疑心是多么重。你也就看得出来这些强烈的激情多么妨害那种相当可笑的偏见的形成。在塞维涅夫人时代，人们把这种偏见叫作荣誉，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子民，所以应该牺牲性命，为主效忠；还有就是讨贵妇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只能依靠战场上或者决斗里的骁勇剽悍，才会在法国得到别人的仰慕，才会表现他的活动和他的真正才能；因为妇女喜爱骁勇剽悍，特别是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她们就变成了评定男人优劣的最高裁判。这样一来，向妇女献媚的精神就出现了。为了我们人人服从的虚荣心——这位残酷的僭主的利益，这种精神准备一个又一个地消灭了所有的激情，甚至于爱情。国王们保护虚荣心，而且理由十足，结局就成了滥发绶章。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可以靠各种才能成名：舞剑、发现古代写本，都能使他出人头地。看一下彼特拉克、他那时代的偶像，你就明白了；一个十六世纪的妇女，爱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不但不下于一位武功彪炳的名人，而且还会远过于他。我们在这期间看见的是激情，不是向妇女献媚的习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这种情形正好说明为什么在意大利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柯勒乔，而法国却产生了所有那些十六世纪的勇敢的统领，他们今天尽管默默无闻，当年却也杀死过成批的敌人。

我请求大家原谅这些率直的真情实话。总之，由于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小僭主的残暴而又必需的报仇行径，人心反而向着强盗。强盗偷马、偷麦子、偷钱，一句话，偷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大家是恨他们的；然而事实上，人心却向着他们。年轻的男孩子，鲁莽灭裂，惹下什么乱子，一辈子有这么一回，不得不“落草”（andar alla machia），就是说，逃进树林子，受强盗庇护，村里的姑娘们看上眼的是他，并不是别人。

今天，我们人人肯定还是害怕遇见强盗的；可是他们受了刑罚，人人又都可怜他们了。原因是意大利人民，非常机灵狡诈，顶爱嘲弄别人，一面取笑所有经过检查后发表的著作，一面经常在读那些热情地演述最知名的强盗的生平的小诗。他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的轰轰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一直活在下层社会里的艺术神经，何况官方对某些人的颂词，他们早就听腻了，所以这一类颂词，只要没有官方气味，马上就中他们的意。我们应当知道，下等人在意大利受到的某些痛苦，旅客即使在当地住上十年，也永远不会感到的。例如十五年前，在政府都想不出办法来清剿盗匪之前，他们吊民伐罪，惩治小城市的统治者，并不少见。这些统治者是一些月薪不过二十埃居的专横官僚，自然对当地最有声望的家族唯命是听，而这些望族就靠这种极简单的方法，压制它的仇人。强盗惩治这些暴戾的小统治者，不见得就常常成功，不过，至少，强盗小看他们，敢于向他们挑衅，在这些有才情的人民看来，就不简单了。他们的种种苦难，一首十四行的讽刺诗就使他们得到了安慰，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一次羞辱。这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十六世纪，一个可怜的居民变成了大户人家的死对头，镇长判他死刑，人们就时常看见强盗攻打监狱，企图把受害者救出去。另一方面，有势力的家族也不太信任政府派去守卫监狱的八个或者十个兵，而是出钱招募一队所谓“布辣维”的临时兵，驻在监狱周围，负责把可怜人押解到法场；他的死是行贿的结果。这个有势力的家族如果自己有一个年轻人的话，就由他充当这些临时编凑的兵的头目。

这种风俗习惯使道德败坏，我同意；今天情形却不同了。我们有决斗，有苦闷，而法官也不出卖良心；不过十六世纪这些习俗，对制造名副其实的好汉，倒也万分相宜。

将近一五五〇年的时候，这种情形培养出来一些极其伟大的性格，可是今天还被各学院陈陈相因的著述所誉扬的许多史家，却在设法隐瞒这种情形。他们在世期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费拉拉的艾斯太家族、那不勒斯的各任总督，等等，以力之所能及的种种荣誉来酬谢他们的审慎的谎话。一个叫作吉阿闹奈的可怜的史家，打算掀开黑幕的一角；然而由于他敢说出来的，只是真情实况的极小的一部分，用的还是表示怀疑和暧昧的形式，读起来很不痛快，可是仍然免不了在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死在监狱里。

所以你想知道意大利历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不读那些被人同声赞美的作家的著作；你所见到的谎话的标价，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标得更高的；谎话的卖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要得更多的；买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出得更多的。

在九世纪大乱之后，人们在意大利写的最早的历史已经提到强盗了，而且说起他们来，像是古已有之。（参看穆拉陶理的辑录。）中世纪各共和国一被推翻（对艺术说来，是有利的，可是对公众的福利、正义和良好的政府说来，却是不幸的），最刚强的共和党人，比大多数同胞更爱自由，就逃进了树林子。人民受尽巴里奥尼、马拉太斯塔、美第奇等家族的欺凌，自然而然，就敬爱他们的仇敌了。继第一批篡夺者之后而掌握政权的那些小僭主，都像佛罗伦萨第一位大公爵考麦那样残酷（他派人暗杀逃到威尼斯，甚至于逃到巴黎的共和党人），给这些强盗添了好些新伙伴。远的不说，单只我们女主人公活着的那些年月，将近一五五年，孟太·马里阿诺公爵、阿耳奉扫·皮考劳米尼和马尔考·夏拉，就在阿耳巴诺附近，成功地指挥着几支武装队伍，向当时极其勇敢的教皇的兵士挑衅。人民到今天还在仰慕这些著名的首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波河和腊万纳沼泽地，一直扩展到当年覆盖维苏威火山的树林。夏拉的大本营就在法焦拉森林，离罗马二十二公里有余，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由于他们的战绩，这座森林出了大名。在教皇格莱格瓦十三在位期间，夏拉有时候啸聚到好几千人马。在今天这一代人的眼里，这位有名的强盗的详细历史是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大家从来不想了解他的行动的动机。也只是在一五九二年，他才被打败。他一看大势已去，就和威尼斯共和国进行谈判，带着他的最忠心或者最有罪（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的人马，向它投效。威尼斯和夏拉虽然有约在前，可是迫于罗马的要求，派人把他暗杀了，让他的勇敢的人马到干地亚岛去防御土耳其人。但是威尼斯消息灵通，知道危险的鼠疫正在干地亚流行，所以夏拉带到共和国效命的五百人马，不几天工夫，就剩下六十七名了。

这座法焦拉森林，是马尔考·夏拉作战的最后舞台。参天的大树盖着一座旧火山。每一个旅客将告诉你，这里是那引人入胜的罗马郊野的最壮丽的景色，沉郁的风貌像是为了悲剧才有的。黑黝黝的绿冕戴在阿耳巴诺山的峰顶。

远在有史以前，还在罗马创建许多世纪之前的一个时期，有一次火山爆发，在延伸在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辽阔平原的中心，涌起了这座壮丽的大山。卡维峰是它的最高点，周围就是法焦拉森林的沉郁的树荫，人无论站在什么地点，特拉契纳和奥斯西亚，罗马和提沃利，都望得见卡维峰；如今布满了府第的阿耳巴诺大山，正好在朝南的方向，成为那旅客赞不绝口的罗马天边的终点。峰顶原先有一所打击者朱庇特庙，拉丁各部族来到这里一同献祭，以一种宗教联盟的方式加强联系，现在改成了黑衣修士的修道院。旅客走在壮丽的栗子树的阴影底下，不几小时，就来到那些说明朱庇特庙遗址的大石块前头；这些沉郁的树荫，在这地方虽说可爱，但是旅客走在底下，望着森林的深处，甚至于在今天，心神依然不宁：他怕遇见强盗啊！他上到峰顶，在庙的遗址里，点起火来烧饭。他站在这控制罗马四郊的顶点，望见西边的海，虽说有十几公里远，可他觉得好像只隔两步；他辨识得出顶小的船只，他用最小的望远镜，数得出驶往那不勒斯的轮船的乘客。任何方向都是一片壮丽的平原，东边的终点是横在帕莱斯特里纳上空的亚平宁山，北边的终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别的大建筑物。卡维峰不算怎么高，人用不着历史解说，就能把这卓绝境地的任何细枝末节辨别出来，可是在平原或者在山坡望见的每一丛树林、每一堵断墙，都又让人想起提图·李维说起的一场以爱国精神和骁勇剽悍著称的惊人战役。

我们今天还可以沿着早年罗马君王走过的凯旋路，来到打击者朱庇特庙遗留下来的大石块前头；黑衣修士的花园的墙就是拿它们垒起来的。路面铺着修得很整齐的石头；我们在法焦拉森林中间，还看得见这样一长段一长段的路。

熄灭了的火山口，现在盛满一汪清水，变成周围有十一二公里大小的秀丽的阿耳巴诺湖，深深嵌在火山喷出来的岩石里面。湖边是罗马的老城阿耳柏，从最早的国王们那时起，就根据罗马政策把它拆除了。不过它的遗址还在。若干世纪以后，离阿耳柏一公里远近，现代的城阿耳巴诺在面向海的山坡上兴建起来。可是一道石头帷幕，隔开了湖和城，谁也望不见谁。从平原望过去，在强盗疼爱和经常被人赞扬的森林的又浓又黑的绿颜色上面，城的白颜色建筑显得更白，同时森林从四面八方兜过来，王冕似的盖着火山。

阿耳巴诺今天有五六千居民，一五〇四年，还不到三千，在头等贵族中间，当时正兴旺的是有势力的家族堪皮赖阿里，我们下文就要演述这一家人的苦难。

这个故事是我从两部很厚的写本译出来的，一部是罗马写本，一部是佛罗伦萨写本。它们的风格接近我们的古老传统的风格。我不怕失败，斗胆把这种风格移植过来了。现下十分优雅和匀整的风格，在我看来，和以上所述，特别是和两位作者的议论，太不协调。他们是在将近一五九八年的时候写的。我恳请读者宽容他们，并宽容我。二

佛罗伦萨写本的作者说：“我写了许多悲惨的故事，临了要写的这个故事，是其中最使我痛苦的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卡司特卢的拜访修道院的那位有名的院长海兰·德·堪皮赖阿里。她的讼案和她的死亡曾经轰动了罗马和意大利的上等社会。将近一五五五年的时候，强盗已经盘踞在罗马附近，官吏早就把自己卖给了那些有势力的家族。一五七二年，也就是发生讼案这一年，格莱格瓦十三（布恩困帕尼）登上了圣彼得的宝座。这位圣明的教皇有使徒的全部美德，不过他在民政方面的一些缺点，也受到了指责：他不懂得如何遴选正直的法官，不懂得如何消灭盗匪；罪行使他痛苦，他不知道如何加以惩处。使用死刑，他觉得自己就要负担可怕的责任。这种看法的结果，就是通往罗马的各条大路，布满了不计其数的强盗。希望路上不出事故，就非结交他们不可。在阿耳巴诺那个地方，法焦拉森林横跨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许久以来，它就成了和教廷作对的一家政府的大本营；有好几次，罗马被迫和森林内的一位大王马尔考·夏拉进行谈判，就像两个国家之间的谈判似的。这些强盗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周围的农民爱他们。“阿耳巴诺这座秀丽的城，离强盗的大本营很近，一五四二年，海兰·德·堪皮赖阿里在这里出生。她的父亲据说是当地最富的贵族，凭着这种资格，把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广大土地的维克杜瓦·卡拉法娶到了手。我可以举出几个还活着的老人，他们对维克杜瓦·卡拉法和她的女儿都很了解。维克杜瓦为人审慎又极有才情；但是尽管才分高，她也没有能避免她的家族毁灭。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这些可怕的灾难将要成为我的故事中的悲惨情节，可是在我看来，也不能就特别归罪于我将介绍给读者们的任何一位当事者：我看见几个不幸的人，但是说实话，我不能肯定谁是罪人。对年轻的海兰说来，她的异常的美丽和十分温柔的灵魂是两个大祸根，同时也是我们谅解她的情人虞耳·柏栾奇佛尔太的理由，正如卡司特卢的主教齐塔狄尼大人，毫无才情，反而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他的教会职位扶摇直上，固然是由于他为人正直，可主要的还是由于他罕见的高贵仪容和端整的面貌。我读到关于他的材料，说凡是看见他的人就不可能不爱他。”“卡维峰的修道院有一位得道的修士，常常有人在他的修行小间里看到他在离地几尺高的地方悬空而立，像圣保罗那样，不靠别的东西，单凭神力，保持这种奇特的位置。我没有意思恭维任何人，他对堪皮赖阿里贵人的预言，我也决不隐瞒。他的预言是：他的家族要在他这一代灭绝，他仅有的两个孩子都要死于非命。正是由于这种预言的缘故，他在家乡不能解决婚事，就到那不勒斯碰运气去了。侥天之幸，他在那边发了大财，娶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如果厄运有可能扭转的话，她能带他扭转厄运的，只是没有这种可能罢了。这位堪皮赖阿里贵人，据说人很正直，也能慷慨布施，不过他毫无才情，只好逐渐退出罗马社会，末了几乎整年都在他的阿耳巴诺府第度过。他的田地在城市和大海之间那片肥沃的平原上，他就专心务农了。他听太太的劝告，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儿子法毕欧是一个对自己的门第感到十分骄傲的年轻人。女儿海兰是美的奇迹，在法尔奈斯的收藏里面就有一幅她的画像，今天还可以看见。自从我开始写她的故事以来，我就到法尔奈斯府，观看上天赋予这个女人的外形。她的厄运轰动当时，甚至于今天还有人记得。她的头是长椭圆形，前额很高，头发是深金黄色的。她的神情可以说是快活的；她有一双含蓄的大眼睛，两道栗色的长眉各自构成一条精绘的弧线。嘴唇很薄，你会说：嘴的轮廓是著名的画家柯勒乔勾出来的。在法尔奈斯画库，环绕着她的画像中间，她显出一位王后的神情。快活的神情和端庄聚在一起，并不多见。”“卡司特卢城如今已经拆毁；当年罗马多数王公，都把女儿送到这里的女修道院读书。海兰作为住读生，在修道院整整待了八年，才回家乡。她走以前，给教堂的大坛奉献了一只华丽的圣爵。她一回到阿耳巴诺，父亲就用一笔相当高的年俸，从罗马请来著名的诗人切吉诺教家馆，他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教海兰记诵神明的维吉尔的最美的诗句，还有他的著名的不及门弟子彼特拉克、阿里奥斯托和但丁的最美的诗句。”

这里原来有一段冗长的议论，讲十六世纪献给这些大诗人的种种荣誉，译者只好割爱了。海兰似乎认识拉丁文。她读的那些诗都谈到爱情，一种我们曾觉得很可笑的爱情。如果我们在一八三九年遇见的话，我说的是那种激情之爱。激情之爱的比邻是最可怕的灾难，巨大的牺牲是它的营养，离开神秘的气氛就难以生存。

这正是虞耳·柏栾奇佛尔太打动海兰的爱情所在，她当时才不过十七岁。他是她的一个邻居，家里很穷，住在山上一所破烂屋子里，离城一公里远，周围是阿耳柏的遗址，在环湖一百五十尺高的绿茸茸的悬崖边沿。这所房子紧挨着法焦拉森林的沉郁而壮丽的树荫，自从兴建帕拉聚奥拉修道院那时候起，就被拆了。这可怜的年轻人，除去他的活泼与爽快的风度和他忍受厄运时并非伪装的无忧无虑之外，一无所有。大家可能帮他说的好话只有这么一句：他的脸不好看，却有感情。不过他在考劳纳爵爷指挥之下，和他的勇士在一起，参加过两三回危险百出的袭击，据说，作战很勇猛。他虽然穷，虽然不漂亮，可是在阿耳巴诺全部姑娘的眼里，他并不因而就没有那颗也许最能讨人喜欢的征服之心。直到海兰离开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为止，虞耳·柏栾奇佛尔太处处受欢迎，在情场上一向很得意。“年轻的女孩子回家没有多久，大诗人切吉诺离开罗马，来到堪皮赖阿里府，教她文学。虞耳认识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首诗献给他，说他老年有福，能看见那样美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并且在他屈尊称赞她的思想的时候，还看见那样一颗纯洁的灵魂而感到十分快乐。尽管虞耳小心在意，瞒着这种方兴未艾的激情不叫人知道，可是他在海兰回家以前，曾经对一些姑娘表示过好感，所以她们如今又是妒，又是怨，没有多久，就让他的种种预防都变成了枉费心机。而且我也承认，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谈恋爱，进行的方式不会经过周密的考虑的。三个月不到，堪皮赖阿里贵人就注意到虞耳·柏栾奇佛尔太在他的府第（在通往湖泊的大街中心，如今还可以看见）的窗户底下，来往过于频繁。”

在堪皮赖阿里贵人的初步行动里，一清二楚地表现了共和国容忍自由的自然结果的坦率与粗鲁，以及还没有被君主政体的风尚所压制的纵情的习惯。他不乐意年轻的柏栾奇佛尔太时时出现，当天就用这样的话申斥他道：“你连一套正经衣服都没有，怎么敢在我的房子前面这样不断走来走去，朝我女儿的窗户乱丢媚眼？我要是不怕街坊误解我的话，就会给你三块金塞干，到罗马去买一件比较合适的上衣。至少我和我女儿，不会经常看到你这身破衣服而感到厌恶。”

毫无疑问，海兰的父亲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年轻的柏栾奇佛尔太穿的衣服不是“破衣服”，而是极平常的料子做的，不过尽管很干净，时常洗，可看上去显然是穿久了。堪皮赖阿里贵人骂虞耳的话，伤透了他的心，他白天不再在他房前露面了。

我们前面说过，古代水道留下的两座圆拱，离阿耳巴诺只有五六百步远，做成柏栾奇佛尔太父亲盖的房子的主墙。他把房子传给儿子。虞耳从高头到底下近代的城市去，非走过堪皮赖阿里府前面不可。海兰不久就注意到这古怪的年轻人不见了。她听女朋友们讲，他已经断绝一切交往，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凝视她，他觉得这样无限幸福。

夏天有一晚间，快半夜的时候，海兰的窗户敞开着，年轻的女孩子吸着海风。城和海虽说隔着十三四公里的平原，海风依然吹到了阿尔巴诺的山坡。黑沉沉的夜晚，四下里静极了，一片落叶落地也可以听见。海兰靠着窗户，也许在想虞耳，忽然隐隐约约望见什么东西，好像一只夜鸟的翅膀，不出声地轻轻掠过她的窗户。她一害怕，走开了。她决想不到会有什么过路人送她这件东西，因为她的窗户在府第的三楼，离地有五十多尺高。这件古怪东西，在悄无声息的静夜里，在她先前靠过的窗户前面，闪来闪去。忽然之间，她相信看清楚里面有一捧花，她的心拼命在跳。她觉得这捧花像是捆在两三根芦苇的梢头上。这些芦苇属于那类高大的灯芯草，很像竹子，生在罗马的田野，秆子有二三十尺高。虞耳设想海兰可能会在窗口，可是芦苇软弱，风相当强，对准了窗户拿稳他那捧花，还是有困难的。再说黑漆漆的夜晚，从街上往高空望，就可能什么也望不到。海兰一动不动，站在窗前，心乱极了。把花接过来，不就等于答应人家了吗？在我们今天，一个上等社会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生活有准备，遇到这一类事，心里那些感情，老实说，海兰根本没有。她父亲和她哥哥法毕欧都在家，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点点响声也会引起人们朝虞耳放枪；她可怜这可怜的年轻人所冒的危险。她的第二个念头就是：虽说她还不怎么认识他，可是除去家人之外，她最爱的人就数他了。最后，她迟疑了几分钟，把花接了过来；她在漆黑的夜色里碰到了花，觉出有一封短笺绑在一朵花的枝子上；她跑到大楼梯上，就着圣母像前的灯亮读这封短笺。她读头几行，架不住心里高兴，脸也红了。她对自己道：“我真大意！万一有人看见我，我就毁定了，家里人也要迫害这可怜的年轻人一辈子的。”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亮了灯。对虞耳来说，这期间是愉快的。他为他的行为害臊，好像要在深夜里藏好自己一样，他贴牢一棵奇形怪状的绿橡树的粗树身子。这棵橡树今天还活着，在堪皮赖阿里府的对面。

虞耳在信里，用极其率直的口吻，说起海兰的父亲对他的辱骂。

不错，他接着说，我穷，你很难想象我穷到什么地步。我只有我的房子，在阿耳柏的水道的遗址底下，你也许注意到了；房子周围有一个园子，我种了些菜，养活自己。我还有一个葡萄园子，租给人家，每年收三十埃居。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你，我当然不能向你建议，来过我的苦日子。可是万一你不爱我的话，生命对我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用不着告诉你，我情愿为你冒一千次险。可是在你从修道院回家以前，我不但不觉得自己命苦，反而觉得生命充满了光彩夺目的幻想。所以，我可以说，我看到幸福，倒不幸福了。实说了吧，你父亲羞辱我的那些话，往常是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讲的，我的刺刀会立刻给我报仇的。仗着我的勇气和我的兵器，我先前自以为不比任何人矮一头，我什么也不短少。现在全变了：我懂得了畏惧。我写得太多，你也许看不起我。相反，尽管我穿的衣服破烂，要是你还有一点可怜我的话，你就会看到，每天夜晚，山顶风帽修士的修道院一敲十二点，我就躲在大橡树底下，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对面的窗户，因为我假定这是你的房间的窗户。如果你不像你父亲那样看不起我的话，就在那捧花里拿一朵丢给我吧，不过当心别让花落在你的府第的飞檐或者阳台上。

海兰读这封信，读了几遍，眼里逐渐充满了泪水；她望着这把绚烂的鲜花，一腔柔情：花是用一根非常结实的丝线绑在一起的。她试着揪一朵出来，可是没有能揪出来，跟着她又懊悔这样做了。对于罗马的姑娘们，揪下一朵花来，随便以一种方式毁坏表示爱情的一把花，就有消灭这种爱情的危险。她害怕虞耳不耐烦，跑到窗户跟前，可是来到窗户跟前，她忽然想起一屋的灯亮，她太容易让人看见了。海兰不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样的信号才算得体，在她看来，任何信号都有些过分。

她一害羞，跑回房间去了。可是时间在流逝，她脑子里忽然涌起了一个念头，心里乱腾腾的，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虞耳会以为她和她父亲一样，看不起他穷！她看见桌子上有一个名贵的云石小样品，就拿来用手绢包好，扔在窗户对面紧靠橡树的地方。她随后做手势叫他走开。她听见虞耳照着她的话做了，因为，走开的时候，他就不再设法隐瞒他的脚步声了。他登上那条隔开湖和阿耳巴诺最后几家人家的石头围墙高头，她听见他在吟唱一些情话，她朝他做了送别的手势，这回她不胆怯了，接着又去读他的信。

第二天和此后的日子，继续着类似的书信和会晤，不过在意大利乡村，什么事也瞒不住人的：海兰是当地最阔的待嫁姑娘，所以有人警告堪皮赖阿里贵人，说每天晚上，过了半夜，她女儿的房间有灯亮；而尤其奇怪的是，窗户开着，海兰甚至于站在窗前，好像一点也不害怕“zinzares”（一种十分讨厌的蚊子，对罗马郊野美好的夜晚损害极大。我这里应当再度请求读者宽容。一个人想知道外国风俗，遇到一些很古老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大不相同，就该不以为奇才是）。堪皮赖阿里预备好了他和他儿子的枪。夜晚十一点三刻一响，他关照一声法毕欧，两个人尽可能压低响声，溜到二楼的宽大的石阳台上，正好就在海兰的窗户底下。万一外头有人朝他们放枪，他们有石栏杆的粗柱子掩护，一直到腰部，可以不受射击。十二点响了；他们父子听见他们的府第对面沿街的树底下有细微的响声；不过他们惊奇的是，海兰的窗户并没有亮光。这个女孩子，一直是那样单纯，举止活泼如同一个儿童，自从心中产生了爱情以来，性格变了。她晓得一点点粗心大意，都会危害她的情人的性命；像她父亲这样一位有权有势的贵人，杀死像虞耳·柏栾奇佛尔太这样一个可怜虫，只要到那不勒斯躲上三个月，就没有事了：他的罗马朋友在这期间把事情安排妥当，给当时香火正盛的圣母坛献上一盏值几百埃居的银灯，也就风平浪静了。海兰第二天用早饭时，一望父亲的脸色，就明白他在大生其气；他以为没有人注意，可是她一看他望她的那副神气，就相信他生的这场暗气，跟她大有关系。父亲的床边挂着五把好枪，她马上去给枪把子上撒了一些土。她同样给他的刀剑也盖上一层浮土。她整天像疯了一样地快活，在家里上下跑个不停；她时刻走到窗户跟前，万一走运望得见虞耳的话，拿定主意给他做一个表示不同意的手势。但是她没有想到：有钱的堪皮赖阿里贵人的辱骂，让这可怜的男孩子伤心到了极点，他白天决不在阿耳巴诺露面；只有星期天，为了听教区的弥撒，他才不得不到城里来。海兰的母亲疼她疼得不得了，对她有求必应，这一天陪她出了三趟门，可是没有用：海兰望不见虞耳的影子。她绝望了。黄昏时去看父亲的兵器，她发现两管枪已上好子弹，刀剑差不多都移动过，她急死了！她小心装出对什么也不起疑心的模样。也只是由于她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上面的缘故，才不始终显得忧心忡忡。晚上十点钟，她回到房间，把门锁好。她的房间连着母亲的前间。随后她贴住窗口，伏在地面，外头正好望不见她。她听见钟响，有多着急，大家是可以意会的。过去她经常责备自己，不该那么快就和虞耳相好，因为这会让他觉得她不配他爱的，可是现在，都不成其为问题了。女孩子半年来坚贞不屈，这一天却帮男孩子成全了好事。海兰问自己道：“撒谎有什么用？我不是一心一意都在爱他吗？”

临到十一点半钟，她清清楚楚看见父亲和哥哥在她窗户底下的大石阳台上埋伏好了。风帽修士的修道院敲了十二点钟；两分钟后，她又清清楚楚听见她的情人的脚步在大橡树底下停住；她注意到父亲和哥哥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心里好生欢喜，因为要辨别出这样轻微的响声，得有爱情的焦灼啊。

她对自己道：“现在，他们要杀我了，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他们把今天晚上的信抢去；信让他们抢了去，他们会迫害这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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