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珩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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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十年(1955—1964)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条十年：1955-1964／赵珩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8
ISBN 978-7-101-13967-9
Ⅰ．二… Ⅱ．赵… Ⅲ．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4253号书 名 二条十年（1955-1964）著 者 赵 珩责任编辑 李世文 徐麟翔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印张8 3/4 插页6 字数200千字印 数 1-10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967-9定 价 56.00元
赵 珩 生于1948年，北京人。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老饕续笔》、《百年旧痕》、《故人故事》、《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1955年秋在二条院内，这是搬入二条的第一年1956年春与祖母、母亲在中山公园1957年夏在二条院内。左起：祖母、姑姑、老祖母、伯母、父亲、母亲1959年冬与父亲在北房门前1959年冬父亲、母亲与“大妞妞”1963年与老祖母在四条院内共同的回忆（代序）吴丽娱
没有想到，赵珩在他的《二条十年》杀青之际，竟“钦定”我为他的这本回忆文集作序。熟悉我们生活状况的朋友都知道，我俩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平日里的大多数时间中，都是对门而居，在各自的书房里忙忙碌碌，可谓各不相扰。专业、兴趣、爱好南辕北辙，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内容大相径庭，也风格迥异。何况我不懂浪漫，让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岂非强人所难？但转念一想，我们毕竟是认识六十六年的“发小”，共同生活将近四十五年的夫妻，青梅竹马，非虚论也。现在周围的人中，也许只有我对他的为人和过往是最熟悉的——我是他生活的见证和经历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一切之外，留存下来最宝贵的则是记忆。因为只有共同的回忆可以穿越时空，穿越年龄，伴随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温暖着我们彼此的人生。想来这就是赵珩让我写序的原因罢。由此，我最终接受了他的提议。
二条七号是一座我熟悉的院落。四岁时第一次被母亲带到这里，对所见的一切充满了好奇。院子里的鸟语花香，杏树海棠，人来客往的热闹场景，还有那几只或炉边鼾卧或蹿上跳下的肥猫，都让我觉得新鲜。后来每次去，奶奶按例颁发的糖果，还有赵伯母（我后来的婆婆）亲切的笑容，也都让我觉得欢喜和心安。而每次去都会见到那个神气活现、扛枪挎刀、嬉皮笑脸的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摆在书房桌子上的小兵，和他拿来骗我，说是“从地下出土”的图章。记得他一会儿对我说：“我封你做黄袍公主吧！”不过一会儿，又和他那几个龇牙咧嘴的同伴一起嘲笑我说：“哈哈，我骗你的，什么黄袍公主，你是黄毛公主呀！”我还见过他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见过他的小人书和各色各样奇怪的小玩意儿……总之每次都有层出不穷的主意和玩法，还有一个小男孩想得出来的精致淘气，让我不知不觉就成了他诸般杂耍的看客。印象颇深的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过道中他睡的窄窄的小床——“美人榻”。我后来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会和这张小床的主人搅在了一道呢！
从二条延伸出去，就是我们小时候共同生活过的街区——东四、猪市大街、王府井。他家住在二条，我家住在礼士胡同，都在东四，两家距离不过一站路。从礼士胡同，向西穿过报房胡同，再走不远就是我们共同的幼儿园和小学。这些旧址今天还在，而周边的环境有些我也非常熟悉，例如东四卖糕点和食品、冷饮的商店，还有电影院、高台阶的香蜡铺等等，还有上学必经的首都剧场。几乎每日都要驻足观看的那些剧照，从《骆驼祥子》、《茶馆》、《北京人》，到赵珩所说的“察文姬”（《蔡文姬》）、“怪客人”（《悭吝人》）无一漏过。当然还有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里昏黄的巷子和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各色小柜台，让我觉得神秘，跑来跑去迷了路，辨不清子午卯酉。而那夹豆沙的糖葫芦、核桃糖和四角镶着山楂糕的豌豆黄是小时候的最爱，味道至今不忘！
赵珩的《二条十年》让我们回到了六十年前的世界，他所描绘的人和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令我一下就想起了曾经熟悉的一切。只不过，我的回忆是零碎的，断续的，这本书关于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描写却是有序的，相对完整的，带着昨天的气息，昨天的风情，昨天的味道，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全方位的复原。像是炭笔的白描，照着所说的次序，也许就可以恢复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东四大街和隆福寺，还有北京的“香榭丽舍”王府井。至于人物也更是鲜活了起来。那些人物中，有我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但无论他们是否有过传奇人生，在彼时是顺应潮流还是被时代抛弃，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风貌、神态仿佛都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觉得赵珩写活了那个时代，也写活了那些人。虽然他们也许被今天的人们所忽略甚至遗忘，但他们毕竟存在过，他们是曾经的社会的一部分。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出旧日生活的似水流年，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所不了解的、过去被诸多纪实文学作品极少关注的某些内容，在这部书中或多或少能有所体现。
赵珩小时候正像他自己说的，过着与我们其他小孩儿很不相同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教育，都在社会主流之外。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的经历也许是最好的。人们会说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来，都是由于他小时候相对自由的空间、复杂的人文环境，和他见人见事的丰富人生阅历。但我相信无论赵珩今天成功与否，没有一个父母敢于放任孩子这样进行自我教育，至少在我这一辈人中，赵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另类和例外。我觉得赵珩成就他自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赵家爸妈虽没有像今天的父母那样严格地管束孩子、限制孩子，但他们给了早熟的赵珩方向性的指导，使赵珩自小便从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什么是价值所在，什么是高尚的追求和情操。其次就是他所处的环境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无论是书本、唱片还是其他，乃至父母亲属、家中来客，都以其人生阅历、知识见地，给赵珩以影响。因此赵珩虽然好吃好玩，却没有变成纨绔。而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由，自觉地汲取营养，获得知识，追逐着自己的最爱。
我所了解的赵珩，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与他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赵珩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阳光，非常快乐，热爱生活，这一点也感染了周围的人。他追求每一个节日，在意每一件细微的小事，会让我们的生活永远有滋有味。他会在春节给每一个房间门上贴上自撰的春联，并送给朋友们对联和福字。他会注意屋中每一个角落的布置，按节令买来装点房间的鲜花。他自己从不羡慕别人，更不嫉妒别人，从来真心真意地以为得到的就是最好的，绝不会为了没有得到什么而自寻烦恼，也不会在意别人都会追逐的东西，而永远按照自己本能的方式去生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喜欢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容止有度。虽然他花钱比较小气，又比较跋扈，喜欢支配和掌管我的生活，但他温和厚道，总体上对我的坏脾气相当宽容。所以我们在一起虽不免争吵，但总是快乐的。不懂的事情可以问他，随便一问就是滔滔不绝。我们之间也总是有的说，有的聊，曾经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财富。而越老，我们的生活就越丰富，越精彩，我们的追求也更单纯，更明确。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过这本书，这也是一本我最期望他写的书。我希望他能写出那段人们已在忘却的时光，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以及人们不了解的一种社会、一些场景和蕴含于其中的人文沧桑。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赵珩能写此书除了他的个人阅历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他的记忆力超群。他说过他写书的方式是“调胶片法”，就是写到什么，让记忆像电影胶片那样从脑子里跃然而出。这对我来说不可想象。因为我的记忆力最不行，所以我说他的长处是掌故学，而我的思维是逻辑型。逻辑追求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成因，而掌故记录的却是人生的经验和最真实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历史的记忆也许是最难得、最稀缺和最可贵的。
因此，尽管这本书很小，书中场景只是北京旧时生活的一小部分，书中的那些人在当时既非主流，写作的角度也并非完全从新旧社会触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出发，但终究显露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一个角落，带给今人所不了解的那些时代记忆，也会启发人们的无尽遐想。赵珩最喜欢、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是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与之相配最直观的又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人们正是从这部书和图中了解北宋高度的社会文明和市民生活的繁华。我想赵珩今天的所为也是为曾经的北京历史留影和画图，假如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兴趣和对过往真实的追求，那么这本书就在某些方面留住了历史，也就体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今年我和书的主人都已年逾古稀，我希望和他重温旧事，也希望和他再共度七十年。2019年7月自 序《二条十年》记录了我从1955年到1964年住在东四二条的生活，也就是从我六岁到十五岁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东四二条七号院是我家在1955年买下的一所大宅院的西跨院，也是我家经历了东总布胡同和什方院的搬迁后，一直居住到1966年的一个不大的院子。这里既不是标准的北京大宅院，也不是什么今天所谓的豪宅，只是个相对独立的小院落。
那里的一切，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左右。书中写到的许多生活环境和场景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也都成了陈年的过往，而所涉及的人物今天几乎都已不在世了。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是早已掀过去的一页；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些简单平淡、难以和今天发生联系的故事罢了。
写《二条十年》的初衷，大抵是想记录些过往的旧事，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感悟。1955至1964年，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初期阶段，由于家庭背景和当时生活状态的特殊，所见旧人旧事较多，我的经历有了些不一样的色彩。但个人的人生，仅仅是社会变革大潮之下的一段小插曲。社会的演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无论个人有着怎样的人生与背景，在大时代的变迁之中都是小人物，都会随着社会俯仰沉浮。也许，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迅速消逝的岁月常常会令我们想起过去。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浮光掠影。这本书中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和渲染，没有丝毫的虚构，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所写的一切都是本着我亲身的、客观的体验。虽然，个人的目光所及是有限的，但我写到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构成了大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小舞台，这，或者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二条的生活和往来的各色人物在那个时代里并不具有代表性，也非当时的社会主流，而二条的生活状态也只能算是社会的一隅。对于那段时间的生活与人物，我在书中并不想议论其是非短长，一切真实都是源于存在之中。
对于不同年龄的读者来说，这本小书读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非常自然的，更是情理之中的。
所幸我的记忆力还算好，每写到一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当日的画面，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形象思维”。如今，我已逾古稀之年，碌碌无为，虚度此生，而对于这本小书，也没有更多的企望，只算是对自己少年时光的追记罢了。己亥仲夏于彀外书屋上 篇 我在二条的生活
从1955年的暮春到1964年的隆冬，我住在北京的东四二条，从六岁到十六岁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虽然已经过去了约一个甲子，但这十年的生活却仍然历历在目。那里的一草一木，那个院落与周边的环境，以及我在那里的生活往事，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我的家在北京
1995年，为了出版父亲的《赵守俨文存》，我和内子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一篇散文。散文的名字为《幻园琐忆》，讲述了父亲对自己少年时代居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那段生活的怀念。
父亲是一个很含蓄而低调的人。因为特殊的年代和经历，以及工作环境等缘故，他平时很少展露自己的内心情感。因此，这篇散文与父亲的其他作品在写作风格上迥然不同，着实让我们有些诧异，读来却让我非常感动。
父亲文中讲述的“幻园”，便是现在北京的东总布胡同三十四号，过去的旧门牌六十一号。那是一个西式的花园洋房。房子除了门牌号，并没有什么园名，但它便是父亲心中的“幻园”。“幻园”在父亲的一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在文章的结尾曾这样写道：今天小园的主人和到过那里的客人已一个个谢世了，所剩的
寥寥可数，这一页很快就要揭过去了。这里不久可能夷为平地，
由于它既非名园，又不是名人故居，将来不会再有人知道它的存
在。我不愿意在此追忆小园中有关的人，以及我和他们感情上的
联系，那里发生的悲欢离合。当年的欢笑，有些今天已化为泪。
我已垂垂老矣，我不忍再写它，承受不住情感上的激荡。有许多
应做的忏悔，也只得暂时从阙，俟诸异日了。在三十九年前北风呼啸的严冬里，我终于离开了我的小园，
我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是永别，借用George Eliot的一句话，我知
道“金门永远对我关闭了”。从此我脱胎换骨，铸成新人。而“幻园”也同时诞生了，那里永远是鸟语花香，永远有一个年轻
的我。
对于父亲心中的“幻园”，我其实印象不深。虽然在那里出生，却在一岁左右就随家人离开了那里。但是多年后，读到父亲的这篇《幻园琐忆》，同样也触动了对自己少年时的那段记忆，并促使我记录下自己的那段岁月。祖辈荫泽
赵家算不得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家虽是汉族，但是隶属汉军正蓝旗籍。我的太高祖名达纶，字莲洲，号经圃，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在陕西佛坪做过知县、知府，因此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高祖母和曾祖母都来自陕西延川的书香世家李氏。前几年，曾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此外，他还著有《经圃日记》，记载了许多在陕西佛坪任上的经历，可惜没有看到过。
我的高祖名文颖，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字子異，号鲁斋、锐峰，与高叔祖文起（字景翰，曾任工部主事，著有《天籁轩诗集》行世）都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因为是汉军旗的缘故，他们的名字前并没有冠以“赵”字。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被捻军围困，他守城殉难。因为殉节的缘故，《清史稿》中专门有传记载。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的一副书法楹联。
高祖母很了不起，其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衔）、父亲李宗沆也是当地的名门世宦，诗文都好。我家自高祖殉难后，家境败落，甚至连纸都买不起。但高祖母还是以一己之力，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并亲自负责四个孩子的教育，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在当地也是一段励志的佳话。因此，在今山东泰安安葬高祖母的地方，为了纪念她，曾被称为“奇母地”。高祖母幼承家学，能诗文，著有《双清阁吟稿》和《训子手札》，后来，她的侄女又嫁给曾祖赵尔丰，也就是我的曾祖母。
因此，若是从太高祖论起，那就应该是“一门六进士”了。但直到我曾祖这一代，才算是阀阅之家。
根据现存的家谱，从顺治三年（1646）开始，我家便落籍在山东泰安（一说是山东莱州）。因此赵家的籍贯考证，应该从入关后定居山东算起，即今山东泰安（或莱州），而郡望则是古襄平。今天，我还保留着一方“襄平赵氏”的印章（已收入我所编的《彀外堂藏赵氏印存》，后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关于古襄平，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辽宁铁岭，一是辽阳。但我觉得应该是今辽宁省的辽阳，只不过这已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当年，我家算是“从龙入关”的。曾祖一辈兄弟四个，也就是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曾祖父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行三，大排行四）非进士出身，其余三位都是进士。其中，赵尔震（字铁珊，行一，大排行二）和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行二，大排行三）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震做到工部主事三品顶戴，而赵尔巽次第做到山西巡抚、湖南巡抚、户部尚书、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曾叔祖赵尔萃（字小鲁，行四，大排行七），是光绪己丑科进士，别号傲徕山房主人，曾为直隶州知州，创办山东工艺局，后调任直隶工艺局、矿物局会办，三品衔，后辞官回到泰安故里。直到今天，在登临泰山的沿途，都能不时见到他的题咏。其实，从太高祖时代起，我家基本就住在北京了，只是因为高祖后来又在山东做官的缘故，才与山东祖籍地有着各种联系。
曾祖父赵尔丰是道员出身，先做了山西永济、静乐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1853-1917，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著称，曾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热河都统）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因为曾祖父做事干练，为人得体，后来被任命为驻藏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这在当时，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因此，在清末的九位总督中，我家占了两席。
历史上，对我曾祖父的评价，从贬多于褒，到目前的褒多于贬，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赵尔丰任驻藏大臣的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在打箭炉（即今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清末改置康定府）和英军作战，有很大的功绩。后推行铁腕政策，镇压西藏土司分裂国家的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不让外国列强染指西藏，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的完整。前两年，我见到周景良先生（周叔弢先生之子，一良先生之弟），他对我说：“令曾祖真是了不起，他当时甚至将中国界碑，立在了今印度的加尔各答。”如今对我曾祖父的很多评价，都称他为民族英雄，后人评价他“公而忘私，血诚任事”，“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而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尚秉和也曾谓“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功若此者”。章士钊更有诗题咏：“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曾祖父的《川滇边务奏稿》也是研究西南边务的重要文献史料之一。后因四川的路权风波，他下令开枪（有说法是朝天鸣枪示警），激起了四川民变，被尹昌衡所杀，殉难于成都。这段历史，《清史稿》有记载，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忠烈像赞》。关于他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最近，有朋友从西藏林芝归来，特地带给我一本近人陈渠珍的笔记《艽野尘梦》，陈渠珍曾是赵尔丰麾下的管带，他在书中对先曾祖的记述十分详尽，尤其是对先曾祖经略西藏的文治武功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威仪，叙述得淋漓尽致。
关于曾伯祖赵尔巽，应该说是清末至民初一位风云人物。他有两大特殊的事迹颇为后人称道：一是当御史时期的敢于直言极谏，一是任封疆大吏时的努力推行新政。赵尔巽以儒生当“言官”而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而名闻朝野，和当时翰林院的前辈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一起被誉为清流。他甚至和盛昱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他“不宜参与政事”。后来任封疆大吏九年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如兴办新式学堂，筹办机械制造工厂，设立警察机构，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政务。清末李伯元在《南亭随笔》中还记录了他经常到高等学堂讲演，甚至引用华盛顿、赫胥黎、克伦威尔、林肯、孟德斯鸠、西乡隆盛等人的言论，令人惊叹不已。他还极力反对缠足，主持禁烟，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废除科举制度的运动。颠 沛
曾祖父赵尔丰共生四子一女（女儿名瑛，终身未嫁，逝于上世纪30年代中。按照旗人的习惯，父亲呼之为“大爸爸”），除了小儿子（世磐）夭折外，其他三子一直都带在身边。大伯祖赵世愚（曾祖父的长子，字梅岑），大排行四，称四爷。二伯祖赵世基（字穗生，号介卿），大排行七，称七爷。祖父赵世泽最小，大排行九，称九爷，也就是后来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经常提到的“赵九先生”。早年，赵尔震和赵尔巽都是膝下无子（赵尔巽晚年六十岁才得子），于是七伯祖赵世基就过继给了赵尔巽（因此，辛亥四川路政风波时，只有四伯祖和祖父在曾祖身边），而祖父则过继给了赵尔震，一子兼祧两房。后因赵尔震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去世，祖父赵世泽才又回到了曾祖父膝下。
祖父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别号小鸥波馆主人，又署听松阁主人，三十岁后以字行。他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当时的京师贵胄学堂。曾历经清末皇朝的倾覆、民国的肇始、北洋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动荡岁月，一生坎坷。
1906年，祖父世泽和四伯祖世愚随曾祖父赵尔丰前往四川成都上任。1911年，由于四川路权风波，曾祖父殉难于成都。而祖父一行兄弟二人在危急时刻化装逃出了成都。至此，便开始了一段四处颠沛的生活。
祖父回到北京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四川云阳人，辛亥后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宣布江苏独立，祖父应召南下，往苏州做了程德全的幕僚（类似机要秘书，当时江苏巡抚驻节在苏州），负责程德全内外往来的各种公文草拟、电发等事务。至今我仍保存有祖父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公务电文，如发给当时的安徽都督朱家宝、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给倪嗣冲、孙宝琦等人的电文原件。
祖父赵世泽在苏州跟随程德全期间，迎娶了苏州名门顾姓人家的女儿，即是祖父的元配夫人。同年，顾氏便因产褥热而去世，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名守儁，字思柔）。自顾氏去世以后，祖父后来续纳的继室都不曾扶正，皆是侧室的名分。
祖父在苏州一年多，后因程德全卸任，随后不久也离开了江苏。期间续纳了孙氏，生有一子，名守倞，不久孙氏也因病去世。当时，清王朝刚倾覆不久，许多清朝的旧臣遗老多在天津、青岛、大连、上海四地退隐寓居。因此，祖父赵世泽再次北上，前往青岛投奔曾伯祖赵尔巽。在青岛期间，祖父再次续纳了老祖母初氏。老祖母名初婉，字静瑜，山东诸城人。嫁给我祖父后，随了夫姓，称赵初婉。她因身体缘故（曾患子宫肌瘤，摘除了子宫），一生无出。不过，老祖母对我的父亲和我一直都非常好，视如己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都承她百般疼爱和呵护，所以我一直叫她“老奶奶”。而很多旧时的见闻和家族中的往事，也多是从小在她身边耳濡目染，才不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断”了这些过往的记闻。
我年少时常听老祖母说起他们在青岛的那一段日子。当时曾伯祖赵尔巽年逾七十，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常讲这样的几句话：“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他此生最后的夙愿便是领修清史。
由于曾伯祖和袁世凯在清末来往较多，袁对他一直很尊重。以至于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仿照汉高祖时“商山四皓”的典故，封了个“嵩山四友”，俨然以帝王自居。“嵩山四友”的第一位便是曾伯祖赵尔巽，第二位是徐世昌，第三位是李经羲，第四位就是张謇。不过，这四个人谁都没有接受这个封号。
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的呈请，并聘请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当年9月正式成立。这也算了却赵尔巽此生最后一个夙愿。同年，袁世凯为了曾伯祖主持清史馆事务的便利，特地派了专列前往青岛，将他们接至北京，而进京的路线就是胶济铁路转京浦铁路。据彼时随行的老祖母说，他们坐的专列被称为“花车”——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老祖母晚年总是对这段往事津津乐道，我也常听不厌。所谓的“花车”，就是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也是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花车”由三节车厢组成，有卧铺车厢、起居车厢和豪华餐车，所有的内部设施都是西洋款式，如红丝绒的沙发和座椅，挂着流苏的幔帐和窗帘，几乎与那时的西洋高等车厢无异。（蓝钢车组成的花车，是因临时需要组成的，而花车本身并不独立存在。）栖居东北
自从曾祖父赵尔丰四川殉难后，祖父赵世泽一直南北颠沛，奔波了数年。在随同曾伯祖赵尔巽回京之后，虽然全家衣食无忧，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特殊的经历和当时的环境，让祖父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他期望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作为。于是在民国初年，因为曾伯祖与张作霖的旧年渊源，祖父前往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任职，署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那时，祖父举家定居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地。齐齐哈尔的房子我估计是官署，而哈尔滨的房子则是私产。
那时，祖父经常往来于黑龙江与北京之间，回京之时，也会住在曾伯祖于北京的一处宅院（位于今天的北兵马司）。如今这处宅院早已不在了，1948年以后，那里盖了大楼，成为交通部的办公场所（也即后来的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其实曾伯祖在京还有一处宅院，在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那个大园子虽房屋不多，但是花园极大，每到春天，满园的芍药、牡丹，姹紫嫣红。50年代，老七爷赵尔萃的侧室住在里面，我称“七老祖”，算是赵家当时辈分最高的长辈了。我小时经常随两位祖母乘着三轮车去那里玩，尤其是七老祖每年过生日时，恰逢暮春，正是园子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我会在那里满园地疯跑。赵尔巽晚年所生之子，十二叔祖赵世辉与张怀瞳（张作霖之女）夫妇1950年曾从美国回京省亲，还在那个园子里住了十几天。
当时，祖父任署地是在省会齐齐哈尔，但两位祖母特别喜爱当时哈尔滨的洋派生活，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全家都居住在哈尔滨。为此，祖父在当时的哈尔滨南岗地区置办了房产，供两位祖母常年居住。祖父则因此频繁往来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提到张作霖，不得不说起他与我曾伯祖赵尔巽那段极深的渊源。清末时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当时东北的匪患猖獗，其中以张作霖的势力最大。曾伯祖爱惜张作霖是个人才，将其招安，并一手提拔，为其日后成为东北王奠定了基础。因此张作霖对曾伯祖感戴一生。曾伯祖在六十一岁时得子赵世辉（1942年移居美国），他感到此生无憾，自诩“无补老人”，对儿子疼爱有加。而赵世辉的夫人，便是张作霖的三女儿张怀瞳（张学思将军的胞妹）。因此赵张两家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使得两个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赵张两家联姻一事，绝非如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中所说“是赵尔巽主动向张作霖提亲”。而是当时张作霖确有此意，但我曾伯祖认为两家出身、门第悬殊，因此坚决不允。直到曾伯祖去世后，张家再度提亲时才被应允。
祖父任署东北期间，适逢张作霖五十大寿。张聘请七伯祖赵世基担任演出堂会的总提调。因七伯祖与梅兰芳相交甚笃，虽然梅兰芳有不出关演出的惯例，无奈冲着七伯祖的情面，破例为了张作霖的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登台唱了三天大戏。而当时的大轴戏便是梅兰芳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按说，在寿辰之际演出《霸王别姬》是不祥之兆）。同时被邀请前往奉天的，还有京剧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谭富英和王凤卿、姜妙香等，他们都被安排居住在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只有梅兰芳，因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由七伯祖陪着住在中国银行沈阳办事处。张作霖对梅兰芳很是敬重，曾由七伯祖陪同，携夫人前往梅兰芳下榻处拜访。（七伯祖赵世基一生才华横溢，只可惜身体一直不好，1927年不到五十岁时便去世了。）
当时全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关内与关外的货币汇率不同。因此，祖父在东北任职期间，通过关内外的货币汇率差价从中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获益颇丰，家道也逐渐殷实起来。也是在这期间，祖父又续纳了我的亲祖母。亲祖母是江苏扬州人，随其姑母在安徽长大，名汪姞，字曼殊，后随夫姓称赵曼殊。因为她好吃甜食，又喜欢散糖给小孩儿们吃，我称她为“糖奶奶”。
1926年1月18日（旧历乙丑腊月初五），我的父亲赵守俨出生在齐齐哈尔。老祖母每与我讲起父亲出生时的场景，总是满脸骄傲的神情。父亲出生时，老祖母为了孩子的平安降生，找到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医生伊藤夫妇（伊藤是当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他的妻子是日本助产士），为我亲祖母接生。而当孩子的脐带剪断之后，医生便将孩子（我的父亲）放在了老祖母手中。老祖母对我讲：“她（指我的亲祖母）那时才十八九岁，能懂得什么呀！”不想，多年以后，两位祖母却常因此旧事拌嘴，一个说“儿子可是我生的”，一个说“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我在一旁听来倒也觉有趣。
祖父给父亲取的乳名叫“安儿”，这其中是有个缘由的。在我父亲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11月，时任东北军京榆驻军副总司令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挑唆下，举兵倒戈反奉。后被张学良平定，同年郭松龄夫妇兵败身死。也因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东北局势转危为安，祖父更希望家中的亲人和新生的孩子，能相安于世，于是才给父亲起乳名为“安儿”。
而此时在北京主持纂修清史稿的曾伯祖赵尔巽，虽然晚年得子，号称“无补老人”，但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北京政变”之后也曾应段祺瑞政府之邀，以德高望重出任临时参议院议长，但是实际已经不能做什么具体事情，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稿》的完成，一再催促着《清史稿》的编修完竣。1927年，为了了却曾伯祖的夙愿，《清史稿》仓促成书。由于仓促，书稿确实存在不少疏漏和问题。后又由金梁（1878-1962，号息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经其增删修改后的版本称为关外本。而曾伯祖主持修撰的版本称为关内本。1928年后，国民政府对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都不予承认，宣布了它的二十七条罪状，例如“反革命”、“不奉民国正朔”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依然对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赵尔巽的去世
1927年里，有三位重要的清朝遗老相继去世。第一位是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于昆明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突然逝于山东青岛的康有为，第三位便是我的曾伯祖赵尔巽。
曾伯祖病笃之际，即电告我的祖父赵世泽，望其携两子（守倞和守俨）回京省亲。其间，曾伯祖在病榻上，以他的思路口吻口述，由祖父代为执笔，为所藏《宋拓房梁公碑》写了一篇跋文。这篇跋文事关曾伯祖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传世藏品，也即是“小三希”之一《宋拓房梁公碑》——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碑。碑文记录了一代名臣房玄龄的生平，梁公是房玄龄的谥号。该拓本为唐代正书碑刻，由褚遂良所书。拓本曾以珂罗版形式影印了一百部，我至今还保留着其中几部，后来还赠送给朱家溍先生一部。而这件家藏的原件，在40年代初，被堂叔祖父赵世辉带去了美国。赵世辉后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办，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这些都是后话了。从跋文能看出来我祖父的手书字迹非常漂亮，落款为：丁卯重逢乡举之年，八十四翁无补赵尔巽病榻谨记。犹子世
泽率倞孙、俨孙适从龙江来省，即命之代笔，秋节前十日。
丁卯即是1927年，俨孙即我父亲。
这段跋文不久前在嘉德拍卖，被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购得，据说是从樊增祥后人家中流出。他拍得此件后，又来找我在上面再重新题跋一段始末。九十年后重见先人手泽，又得补跋，也为幸事。
曾伯祖去世后，祖父携两位祖母与其他家族宗亲一起，在北兵马司操办大丧事宜。多年后，两位祖母都对我讲述过当时闻讯赶来的张作霖出席丧礼的不少细节。
当时的张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巅峰的时期。但是在赵尔巽面前，张作霖一生都自称僚署、麾下。就是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每次谒见赵尔巽递手本，也署“沐恩张作霖”。张学良也曾在口述史中称，“赵尔巽是张作霖一生最敬重和惧怕的人”。丧礼期间，张作霖行至北兵马司宅邸大门口时，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搀出灵堂。当时我的两位祖母作为侄媳在旁守灵，看得最为真切。那场景真应了古人对“泣血稽颡”的描述，也足见二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又因我的两位祖母与张作霖的许夫人（即张学思和我叔祖母张怀瞳的生母）关系也非常好，在东北时，也常与她和于凤至在一起打牌，所以关于张家的一些轶事，也是两位祖母常说起的旧事之一。
待曾伯祖的丧礼结束后，祖父即携家眷回到东北。转眼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后北伐成功，奉系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谈判后，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从此听命于国民政府，响应全国统一。但是这期间，东北军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祖父触动极大。
张作霖死后，围绕奉系内部新的权力中心的确立，张学良与父执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奉系老派人物）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加上多年的积怨，以及政治理念的不同，张学良最终设计诱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1888-1929，字翰勷，曾任黑龙江省省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掌管东北经济命脉的主要人物）。杨常二人死后，对外公告的罪名当中，首罪便是勾结日本。然而众所周知，杨宇霆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在东三省的问题上，与日本人的抗争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可见当时定此罪名，不过是为了安抚民心罢了。我祖父任署东北期间，素来与杨、常二人交好。特别是常荫槐，因为常是经济出身，与祖父同为东北经济系统僚属关系，两人来往更为频繁一些，而且两家的家眷也常有往来。杨、常二人被杀，让祖父对张学良的作为十分不满。后据父亲讲起，祖父一直对张学良印象不佳，认为他是纨绔子弟，且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祖父也曾说过，如果杨宇霆不死，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不久，祖父便辞去了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的职务，举家搬到了大连。祖父在东北任署期间，因公务常往返于齐齐哈尔和大连，所以在大连的老虎滩置有一处日式别墅。由于东北局势随后逐渐平稳下来，祖父和两位祖母就来到大连居住。在大连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的生活相对平和，日子过得也还算优裕。而父亲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到大连，当时他已经两岁。再度定居北平
1929年，祖父举家从大连迁回了北平。自此算来，从跟随曾祖父赵尔丰四川上任伊始，待到再次归返久别的北平，祖父已经南北颠沛了二十来年。不久前，我在某拍卖网站看到他当年的诗作，手书七言律诗两首，气魄雄浑，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绝对不是外界认知的一味风流倜傥的“赵九爷”。
回来之后，祖父在东总布胡同内置办了一处房产，以供全家人居住。而这幢房子，便是父亲笔下的“幻园”。自此，从1929年到1950年，我们全家便在此居住，也开始了我们这一房重新正式定居北平的日子。只是住下后没过多久，伯父（即父亲同父异母的兄长）守倞因病去世。
当时北平的胡同里多是传统形制的四合院，而祖父购买的这幢房子，来历却有些独特。房子最早是一位德国建筑师设计建造，供其自身居住使用的。后主人回国，就将房产转卖给了一位国人。后来，因新主人嗜赌成性，一夜之间又将这房子输于他人，经过几次辗转之后，被我祖父买下。
当时，这类西洋形制的洋房在北平并不多见。房子为两层楼房，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外观都呈现西式风格，周围是欧式的木制回廊。难得的是，还兼带有一座花园，花园的布置却是半中半西，花木扶疏，其间还有水池、太湖石假山和一座中式的茅草凉亭。
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时局动荡，祖父虽有抱负，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经历坎坷，诸事繁杂，便逐渐淡出世事，深居简出，过起了寓公的生活。于是从1929年至1937年间的那段日子，就成了祖父在北平最闲适宁静的一段时光。而四伯祖家也买了东总布胡同中段的一座西式小楼，离我家不远。不过，四伯祖与我祖父兴趣爱好大不相同。这位世愚四爷最喜欢在家鼓捣些九章算术、勾股定理之类的推演，但是他并不懂现代数学，只不过是兴趣消遣而已。
祖父博学多才，风流倜傥。不过，由于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他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纲操影响颇深，为人风雅，无意流俗。因此在东总布胡同的日子里，祖父多好收藏历代文人书画和碑帖。而1937年之前，正是他收藏最为丰富的时候，如马远、赵孟、沈周、董其昌和画中九友、査士标等人的字画作品收购了不少。而对于类似扬州八怪等人的早期商业画作，祖父历来是不屑一顾的。如今看来，他当时的收藏趣味不免过于正统，失之偏颇。不过，在当时北平的古玩行里，赵九爷的名声着实不小。在20年代末，他又从当时的大收藏家完颜景贤（朴孙）旧藏里收购了很多精品，更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早在30年代以前，在收藏界里，碑帖的收藏是远远高于书画收藏的，其价格也要比书画高很多。我祖父所藏的碑帖精品正是他能在收藏界享名的原因。当时很多宋元碑帖都经他鉴赏收藏，如元人袁桷的《雅潭帖》、虞集行书《白云法师帖》、龚的《教授帖》、段天祐的《安和帖》，以及宋拓《兰亭》“况字三点，暂字有贼毫本”等，多从项元汴起，历经安岐、何子彰、完颜景贤、张爰（大千）、谭敬至我祖父相继收藏，都有他们所钤的收藏鉴赏印。因祖父所好所喜多少有些偏好和自负，投其所好者不在少数。后来，他将自己的收藏花重金拍照，一一做成了珂罗版图片，我保存至今。无论如何，在旧时的北平，祖父赵世泽称得上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之一。每与马宝山、耿宝昌、程长新、徐震伯、樊君达、刘云普等厂肆旧人谈起祖父，他们都能道出许多当年与他交往的旧事，与他非常熟悉。
祖父也酷爱戏曲。在那段做寓公的闲暇日子里，除了对昆曲的爱好之外，常常也创作些皮黄（京剧）本子，同时也将一些昆曲传奇的剧本改编成皮黄。如将李渔的《玉搔头》改编成了一部皮黄本子，叫作《凤双栖》。后来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还演过几回（张君秋是我祖父的义子，那时经常住在东总布胡同）。不过，祖父创作的戏曲剧本因其个人喜好，风格大多过于典雅，无法迎合当时梨园内流行的世俗之风。于是祖父对戏曲的喜好，渐成了他自娱自乐的消遣，用以打发寓公生活的寂寥。至今，我仍藏有他用蝇头小楷写的戏曲创作和工尺谱几十种。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战爆发，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祖父坚决不肯出来做事，因此也断了经济来源。除了东北的房产之外，家中从来没有经营过任何产业，抗战期间东北房产的收益也到不了家里。且祖父不擅经营，只能坐吃山空。那段日子里，因生活窘迫，他开始靠变卖藏品度日。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十余件法帖和书画藏品都是他那时变卖的，如元代袁桷的《雅潭帖》、虞集的《白云法师帖》等，都钤有他的收藏印，是当年他卖出的藏品。
祖父也擅围棋，据说达到了六段的水平。在那些日子里，与人手谈，成了祖父打发时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幻园”生活时期，常有一些喜欢书画的朋友和擅手谈的棋友上门来陪他鉴古下棋，如陈叔通的哥哥陈汉第（字仲恕，画家），以及石雪居士徐宗浩（名士，书法家）和画家陈半丁等。
1949年新中国建政以后，陈叔通等人也曾多次劝说他出来做些工作，无奈祖父已经历二十年的寓公生活，养成疏懒而不问世事的习惯，都婉言谢绝了。1950年初，祖父因突患脑溢血去世，享年仅六十六岁。离开“幻园”后的日子
祖父去世之后，家中的经济来源基本来自哈尔滨的房产收入。1949年后，哈尔滨的几处房产统一由国家管理经营，而原房主每月有定息可拿，这便是我们全家当时的所有经济来源。由于这定息需要每月去专门的部门领取，因此在哈尔滨当地委托了一个叫潘立甫的人，每月里由他按时领了这定息，再电汇至北京。每月的定息总额在八百元人民币左右。当时一般人每月的薪水较高的也不过六七十元，多的也不过二百元，所以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每月的定息被分成四份，两位祖母各拿其中的三成，剩余的四成，由父亲和姑姑平均分领。直到1960年前后，父亲便将这定息中的两成主动放弃，上缴国家——即每月从哈尔滨电汇来的定息中不再有父亲的那两成。后来，哈尔滨的潘立甫去世，老祖母通过私人关系，委托北京通教寺一位尼姑（法号隆观）在东北工作的俗家哥哥（姓姜），代为处理每月领取定息的事宜，一直到“文革”前夕。
1948年的圣诞之夜（也即戊子十一月廿四日），我出生在“幻园”（实际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亲自接生）。一年多后的1950年初，家人将房产以三千匹布的价格卖给了国家，并举家搬出了“幻园”。
父亲多年以后回想起离开“幻园”的场景时，我依稀还记得他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
离开“幻园”后，家人仓促间在东城南小街的什方院胡同（1965年后改称盛芳胡同）购置了一处四合院。那是一座格局很奇怪的四合院，半中半西，围绕着整个住房，有一圈回廊，回廊很宽，都铺着很漂亮的花砖地。整所房子都有地下室，其中南侧的地下室成为了家中的厨房，而东西北三面的地下室都堆放着从东总布胡同搬来的家具。我们在此一直居住到1955年。
自从祖父去世后，虽然在什方院两位祖母在那里共同居住了几年，但即便是住在一起，也是各有自己的厨房，不在一起吃饭。在那一段日子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带着我，我就跟随老祖母一起生活，照顾我的保姆也是由老祖母雇用的。我和她住在什方院的北房西侧，不时也在父母这边住。后来，两位祖母终因多年的积怨和生活方式不同，又都不太喜欢那所房子，因此提出了分家另过。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们开始各自物色自己中意的住所。
什方院的房子卖掉之前，我也随着家人去看了几所房子。印象最深的是在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址上，旧贡院附近的一所房子。我印象中的那个院子里还有秋千，小孩子都很喜欢这样的地方。院子非常大，却很荒芜，虽然也在当时的购买考虑之内，但后来还是没有买，放弃了。
最终，1955年，我们在东四二条重新购置了一处大宅院的跨院。这座房产是从原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三进四合院划出来的。李培基是西北军、晋军出身，也就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中河南旱灾时的当事人。在李培基之前，这座宅院是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的产业，李培基是从钱昌照手中购得此院。
那时候，搬家不像如今这般迅捷。我与父母，连同祖母一起搬出什方院的过程，前后断断续续用去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家中找了脚行（相当于现在的搬家公司）来搬，由于新住所不大，搬家的过程中处理了不少旧家具，也有一些临时用不上的，后来搬进了新居的储藏室。
从那时开始，母亲的身体逐渐好转，我也就回到了母亲身边，自然也就和父母、祖母一起搬到了二条。
我当时已经在读幼儿园大班，那家幼儿园名叫博氏幼儿园，在王府大街的大鹁鸽市胡同内。我在的那个班每天只上半天课，中午便可回家。每天来接送我的车夫叫老朱，他骑着一辆由老式三轮车改装的儿童车，车里一次能坐下四五个孩子。搬家过程中，因为两处的房子都占着，所以每到下课的时候，来接我的老朱都会笑着问：“今天中午回家，你是回什方院，还是回东四二条啊？”我总是说回东四二条。小孩子爱新鲜，自然乐意去新的地方。
这一年的暮春，我在东四二条的生活也就开始了。二、二条胡同七号院
北京的东四二条，是一条东西走向，东端北折的胡同。胡同北折连通着东四三条胡同，西至东四北大街，全长不到四百米。在明朝时期，此地属思诚坊，称二条胡同。一直到清朝，也沿称为二条胡同。
清雍正时期，二条胡同这一带，被雍正皇帝赐予了他的十三弟允祥作为府邸，即怡亲王府，子孙代代“世袭罔替”。因此，为了给王府让地建府，二条胡同被圈地截断，便有了胡同不得已北折的初状。而据说在乾隆年间，福康安的公爵府也在这二条胡同里。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击败了妨碍她掌权的“顾命八大臣”，强令位居八大臣之首的第六任怡亲王，即允祥裔孙载垣自缢，并剥夺了他的王位和王府。后来，慈禧将此地又改赐给孚郡王奕作为府邸，即孚郡王府。因奕是道光帝第九子，故民间又将孚郡王府称为“九爷府”。也正是由于建造孚郡王府，二条胡同被占据了东面的半条胡同。
1949年后，二条胡同被改名为“东四二条”。而胡同东端的“九爷府”，早已变得有些支离破碎，被新的城市规划挤占了不少面积。例如在原“九爷府”的西侧，盖起了内务部人事局的大楼，其西门（一直没有正式启用）正好对着现在的二条胡同东口。二条七号院的历史沿革
二条胡同里的好房子大多集中在胡同的东段，这也是历史变迁的结果。而我家所在的七号院（旧门牌）在这条胡同之中，应该算是胡同西段里最好的房子了。只是这房子最早的溯源来历，如今已不可考。我所知道的，这院子较早的主人是钱昌照（江苏常熟人，夫人沈性元）。钱年轻时很得意，赴英国留学时，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在牛津大学深造，回国以后得到国民政府重视，因而从政。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掌管着当时的能源、化工、矿产、地质等重要的国家资源。抗战胜利后，钱昌照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时任副委员长的是孙越崎（浙江绍兴人，能源专家、实业家）。这两人，我后来都是见过的。
说起来，钱昌照与我家也是有些关系的。当年，我岳父吴京，在焦作工业学院毕业后，公费派往美国留学深造，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他被评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世界最杰出校友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主修矿产勘探、开采专业。当他硕士毕业时，本想继续深造，攻读博士，但在接到张治中来信劝返后，毅然回国进入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任职。岳父三十多岁时，就任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矿业司司长，而当时的副司长便是后来70年代在台湾任“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璇。因此，算起来，岳父和孙运璇都是钱昌照和孙越崎的下属，而且他与孙越崎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直到晚年。他们两人都是连任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而他与钱昌照的关系则在40年代钱辞去公职，再度赴英国为止。
二条胡同里的这所房子，后来被原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从钱昌照手中购得。1950年后，这座三进的四合院被李培基分隔出售，逐渐失去了它的初貌。这其中，就包括1955年我家购得的西跨院，我还记得购房的价格是八千元钱。据说西跨院在未出售前，李培基是将其作为书房使用。
我初见李培基的时候年纪尚小，而他已是年近古稀，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深刻。李培基的个子不高，人很精神，虽已年近七十，但身体依然很结实。他有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小眼睛，剃着一个寸头，头发已经花白，下颌没蓄胡须，倒是在口鼻间蓄着厚厚的花白胡子，一副典型的旧时军人的派头。真实生活中的李培基，与冯小刚所导演的《1942》电影里，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并不一样。记得我家刚搬进西跨院时，他们老两口还专程过来看望过几次，夸赞我们家的陈设布置比他们住着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两家在日后的相处中，关系也一直是不错的。
李培基是河北献县人，行伍出身。他早年从军，先后在东北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学堂毕业，与商震是莫逆之交，也一直追随着商震——虽然李培基比商震大个二三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清末，两人都还年轻，曾筹谋在辽阳起义，后被我曾伯祖赵尔巽镇压了下去，两人无功而返，逃至关内，一起加入了晋绥军。后随军旅在关外、河北、绥远、山西等地驻防。李培基后来也担任过一些政府公职，如绥远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等。商震则长期在军旅之中，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六战区集团军司令长官。这期间，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商震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任驻日本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在一系列战后会议上，呼吁在日本废黜天皇，追索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1949年以后，商震本人却一直旅居日本。上世纪70年代回国访问，受到过朱德、叶剑英的接见。而李培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间，亲历1942年河南旱灾和大饥荒的全部过程。1949年后，李培基任职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仍有一些政治地位。
二条胡同里的这座四合院，是一座复合型的三进两路院落，修建得比较规整，主院磨砖对缝，有十分规整的垂花门和内屏门。记得初搬进去的时候，看着还较新，想是修建的年份不太长。四合院的大门是广亮式大门，大门前后都有门洞，若逢大雨，外门洞里时常有不少避雨的行人。就是平时，外门洞里也经常有孩子们在那里弹玻璃球、摔三角，过路的小贩也经常会在门洞里歇歇脚。门后的内门洞相对稍小，正对着青砖影壁。最先被李培基出售的是这所三进四合院的后院，也就是四合院中路的第三进。购房户是一位刘姓人家，但这户人家未住长久，后来将这后院直接租与了别人。如今想来，李培基逐渐分隔出售四合院的部分房子，也许是家中房屋过多过大的缘故。因为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总有些不合时宜吧。
说起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格局，通常有规模大小、等级高低的差别，也因此形成了多种类型。常见的有一进院落、二进院落、三进院落、四进及四进以上院落、一主一次并列式院落、两组或多组并列式院落、主院带花园院落等等。其中三进的院落格局，又称为标准的四合院格局。李培基家的这所三进四合院，其实属于一主一次并列式院落——“一主”即是李培基一家所住的中路。“一次”便是我家买下的西跨院所在的西路，西路同样有着三进的格局，但并非规整的四合形式。其中，前院部分也连通至街门，需进了街门后，经过倒座南房，再穿过西路的两个小院，才能进入我家所在的西跨院。西路的前院院落，实际上是穿过倒座南房前的通道，北拐后与二进院落之间有宽敞地。而我家与后院的那户刘姓人家的房子是平行的，只是隔着中路第三进院的西厢房的后屋墙，但两家的院落并不相通。刘姓人家的出入，则需要进了街门后，经过门房，沿着四合院中路东墙外的一条狭窄的过道，一直到后院——除了这条狭窄的走廊，从其他途径是到不了最后一进院落的。整座四合院里，唯一不同的是，中路没有了本该附带着的东跨院，这或许是街道的变迁中，被规划没了，又或是哪一任主人将东跨院与中路的空间打通了，不得而知了。四合院里的邻居们
整座三进四合院中，早期常年居住的只有五六户人家。
李培基老两口住在中院，他与夫人住在中院北房的正房里。正房是三开间，包括两侧的东西耳房，加起来算是五开间了。另还有中院里的东西厢房各三间。当时，他的夫人还健在，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不过并非他的元配夫人。李夫人的年纪比李培基小不少，那时李培基已经七十，李夫人才五十来岁，也是河北人，同样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李夫人个子不高，是个“放大脚”（缠足之后又放足），与正常人的脚比起来，仍然显得小些，她当时穿的皮鞋都要到专门地方定做。据说她年轻时很是厉害，一直随同李培基在军旅戎马征战，对骑马打枪的事样样精通。有如此经历，说话也是粗声大气。不过也因此，李培基似乎很是怕她，典型的老夫少妻式的惧内。但是就在我家搬进此地两三年后——据说这老太太有一次吃狗肉后，突发脑血栓，中风在床，不久就去世了。
李培基共有三子四女，其中长子和次子——似乎并不是李夫人所出——且都于1949年去了台湾。只有三儿子李留琛留在了他的身边，自从毕业后几十年都在东城区隆福医院外科，后来是主任医师，是非常不错的“一把刀”。四个女儿当中，大女儿和二女儿一直没见过，不知是否也去了台湾。三女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是军人，常年在外，似乎是在内蒙，一年里回京看望老人一两次，也不常在李培基身边。四女儿则一直在山西银行系统工作，也是很少回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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