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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凡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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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传

孙中山传试读:

前言

孙中山从革命中走来,在革命中离去,一生仅59个春秋。由于他一生为“登中国于富强之域”、“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不停息地组织革命活动和一生坚守高尚的人格,所以孙中山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其业绩,与山河共存;其风节,与日月同辉。他是一位举世敬仰的伟人。

孙中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鲁迅说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孙中山是跨越两个时代的有着国际影响和声誉的伟大革命家。19世纪末,在外国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双重压榨奴役下,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孙中山点燃了“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第一炬火把,给苦难的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以救国救种为志”,奔走呼号,鼓荡风潮,“满清之武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在踔厉坚忍、百折不回的发动组织之下,附和日众,人心所向,使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共和”、“民主”、“推翻清朝”成为同义语。它们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投向了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汇成了一支遍及国内外的同盟会革命大军,终于在1912年推翻了清政府268年的血腥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王的统治历史,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开辟了亚洲民主共和制度的新纪元。

到了中国现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又带领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不懈的斗争,直到心血耗尽,生命终止。

周恩来说:“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前一个革命阶段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亚洲许多实行民族独立、民主[1]革命的国家,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许多国家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论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国际上的深远影响。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当时任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说:“他的哲学思想,在所有亚洲国家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孙逸仙将属于全亚洲。”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博士是历史上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播及中国人民,也播及全人类。”印度的尼赫鲁(当时任总理)说:“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中国伟大领袖,也是为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位伟大的亚洲人。”越南的胡志明(当时任民主共和国主席)说:“我们越南人民,深切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崇高道德。孙中山毕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曾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胡志明对孙中山极为敬仰,他把孙中山像和马克思像并挂在他的办公室内。他早年还把孙中山的三大主[2]义译成越南文,作为他领导的越南革命青年党的政治纲领。缅甸的吴努(当时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人民一位领袖,同时也是为全世界特别是为亚洲树立了榜样的一位领袖。……在我们国家里,他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且受着深切敬重。”埃及的纳赛尔(当时任总统)说:“他的斗争,不仅给了他的人民而且也给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和觉悟了的人民以鼓舞和力量。”巴基斯坦的米尔扎(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在本世纪的上半世纪是体现了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的先驱。”丹麦的汉森(当时任丹中文化协会主席)说:“他的名字和事业永远鼓舞着各国人民争取自由不懈的斗争意志。”

中国是孙中山的故乡,我们更应该全面了解孙中山。要了解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也必须了解孙中山。

本书于1978年正式动笔,原书名之所以称为“全传”,意在力求叙述孙中山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艰险曲折的战斗历程、政治活动、哲学思想以及他的学识、气质、胆略、器量、爱好、衣食、清俭廉洁的生活作风和伟大的人格等。

本书没有一言是夸张,没有一事是杜撰,书中叙及的每个感人的情节,完全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实在的事迹和言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专家学者的指导,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杨玉清先生将稿本审阅了两遍,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史研究所朱信泉先生将书稿审阅后,作了序;中央文献研究室张诚先生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意见,还为本书的出版尽心联系。

在出版过程中,一些朋友们协助有关各项工作,有的协助事务工作,有的协助校对工作,有的协助誊清工作,这些朋友们是李铁增、马长荣、朱松庆、郑炳华、牛秀萍、杨刚、张丹等先生,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李凡[1]周恩来:《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2]Tran Dan Tien著,张念式译:《胡志明传》,八月出版社1946年版,第90页。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濒临祖国南海的珠江口外伶仃洋的西岸,北距广州72公里的地方,在峰峦起伏的槟榔山脚下,潺潺长流的兰溪河畔,有70多户毗[1]连的房舍,这就是广东省香山县的翠亨村。村西南,有一间四米宽、九米长的旧砖房。1866年11月12日晨(清同治五年农历十月初六寅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世界闻名的革命家、伟大的孙中山,在这里诞生了。

这一年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侵入北京,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2]《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六年。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我国沿海各省,进而深入内地,领土又一次被割夺,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这一年,又是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被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指挥的湘军攻陷后的第三年。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在遵王赖文光(原太平军将领)、梁王张宗禹(捻军将领)率领下,仍在与清军作战。这年秋,他们在河南许州分东西两支,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进入山东,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进入陕西。

孙中山诞生的第八天,即1866年11月19日,曾国藩因进攻捻军连败,奏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12月7日,清政府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命李鸿章为剿捻钦差大臣。

孙中山两岁时,即1868年1月,东捻军在扬州瓦窑铺战败,赖文光被俘就义;同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县徒骇河战败,张宗禹投河自尽。至此,捻军全部失败。当月,清政府因李鸿章平捻有功,加太子太保,并授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此前后的10年中,南北各城乡居民为反抗外国侵略,捣毁焚烧教堂、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年,是同治七年,也是载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后(因曾住西六宫的储秀宫也称西太后)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因曾住东六宫的钟粹宫也称东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七年。

孙中山乳名帝象,此名之由来,是因当时粤俗妇女多信神,其母杨氏因村庙中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简称北帝)而起的。先生自述称:“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像关帝[3]耳。”谱名德明。1875年9岁入学时,由塾师取名孙文。1883年17岁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时,取号日新,系取《大学》中“汤之盘铭[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1886年20岁在香港中央书院上[5]学时,由补习国文老师区凤墀按日新粤语谐音改号逸仙。从1892年以后行医和1894年以后多年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中,他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用“孙逸仙”这个名字,故欧美国家沿称至今。1896年30岁时,即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流亡到英国,到伦敦清驻英使馆宣[6]传革命,时自称陈载之。1897年31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日本追随者平山周访友归途中,在银座的“对鹤馆”旅店投宿时,店掌柜请署名,平山周执笔代书“中山”,先生接笔加了“樵”字,化名中山[7]樵,先生自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革命党人和日本友人皆以中山称之。而革命党人章士钊贸然以“中山”二字缀于孙字之下,以孙[8]中山称谓,“始也广众话言,既而连章记载”,章虽然受到革命党人指责,但因符合中国姓前名后三字的习惯,于是一呼百起,“孙中山”这个名字便公开称用起来,从此成为当时和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个名字,只署过中山。因中山之名已为众人所知,失去秘称作用,以后又易新名。平山周据日本维新志士、著名医生高野长英之名给他改名为高野长雄。

在此前后,进行革命活动时,根据所在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意向,曾化名:陈文、杜嘉诺、高达生、林行仙、兴公、中山二郎、张宣、吴仲、山月、肃大江、武公、逸人、高野方、无恙生、东山、艾斯高野等。

发表文章用名,也是变换多样,有:南洋一学生、南洋小学生、广东香山来、杞忧公子、洪大哥、翠溪、中原逐鹿士等。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多达30余个,反映了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宣传革命活动中的艰辛历程。辛亥革命后在国内的宣言、著述、函件、电文以及革命烈士写的挽联等都署名孙文,与外国政府和友人书文信件有时署名孙文,有时署名孙逸仙。清政府及其爪牙把他喻为洪水猛兽和罪人,在通缉谕文或奏章中把孙文写成孙汶。前清时,凡是犯罪者,人名都加三点水旁,把“孙文”写成“孙汶”,无非妄图在人民中诟毁歪曲孙中山的形象。而孙文、孙逸仙、孙中山这些名字却更激励着学生、教师、士兵等各阶层爱国志士,他们势如潮水般地汇集在这些光辉名字之下,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在孙中山一生革命活动中,与发动、组织、领导人民向反动势力拼搏并行的是对革命目的、政治理想和国计民生问题的宣传。

孙中山一生,每到一处,必有演说,直到他心血耗尽病倒。有些人不探研其演说丰富的内涵,而认为先生好说大话,称先生“孙大炮”;“孙大炮”也出自军阀和反动派之口,是他们对先生的畏惧和仇视。1901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母亲杨氏(中间坐着)、长兄孙眉(后左四)、夫人卢慕贞(后右三)等家人的合影。[9]

翠亨村姓杨姓陆的居多,姓孙的只有六七户。村中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几户地主手中,如做过洋行买办的陆仁车、贩卖猪仔(华工)的暴富户杨启,都拥有300亩以上的土地。翠亨村土地多砂碛、硗瘠,又常旱涝失收,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到澳门、香港、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去谋生。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里。他祖父孙敬贤(1789—1850年)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多年的辛劳节俭中,购田20亩。因听了风水先生说牛眼龙穴这个地方是吉祥地,得此穴,子孙发达。孙敬贤就将20亩田卖掉买了这个地方。他父亲孙达成(1813—1888年)16岁时到澳门,先在一家鞋店当学徒,三年出师后,在澳门板樟堂街一家[10]外国人开设的鞋店当工匠,每月只挣四元钱。到了32岁时,积了一点钱回到家乡,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农民杨胜辉的女儿杨氏(1828—1910年)结婚。他们相继生下了孙眉(1854—1915年)、孙妙茜(1863—1955年)、孙中山、孙秋绮(1871—1912年)兄弟姐妹四人。在孙中山之前还有一个哥哥孙典,五岁殇;一个姐姐孙金星,三岁殇。家中还有祖母黄氏(1792—1869年),共七口人。孙达成有两个弟弟孙学成(1826—1864年)、孙观成(1831—1867年),因家境贫困,约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美国加利弗尼亚采金谋生,先后客死他乡。二弟孙学成只活到38岁,死在附近的上海的洋面上,三弟孙观成只活到36岁,死在加州的产金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没有自耕地,先后租了六亩半地,耕种水稻和杂粮,并养着一头耕牛和一两头猪,还有几只鸡鸭。尽管孙中山的缠足的母亲杨氏和年幼的哥哥孙眉帮着父亲下地

[11]干活,也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就兼当村中的更夫,一年可得谷12石,济补家用。村中的人家有了婚丧事,他父亲也去帮[12]忙。孙家还有一项麻烦的事,在几代前祖辈卖出的土地,因当时立下的是“白契”,未经官府办理手续,而且有的土地几易其主,所以每次交纳田税时,孙达成都要跑很多的路去收钱,常因不能按时交税受官府的训斥。

孙达成常受富人的欺辱。他的一块园地,无故被邻村径子蓢强占。一次挑粪过地主杨宝常家门口,受杨的无理斥骂而不敢还口。地主杨启焕妻,硬赖达成偷了他家的鸡,后来发现他家的鸡是跌在粪坑里了。[13]

孙中山三岁时,刚刚15岁的哥哥孙眉到离翠亨村三里远的南蓢墟地主程名桂家当长工。孙眉17岁时,到海外谋生,婶母(孙学成妻)程氏为他将租给达成的田地押出两亩作旅费。孙眉与同乡青年郑强一[14]起随舅父杨文纳赴檀香山,在乡人的菜园当佣工,每月工钱15元,寄家10元。过了11个月转到夏威夷人的农牧场做工。

孙中山六岁时已经和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给猪捞[15]饲料,有时还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宋庆龄曾回忆说,孙中山的家很穷,“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16]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自己也曾说过:“生而[17]为贫困之农家子。”可见孙中山幼年时家庭是很穷苦的。

数年后,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垦荒,并有雇工数人。1880年又在火奴鲁鲁的京街至贺梯厘街之间的怒安奴街开设了一座商店,经销粮米、杂货。1883年后,迁至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创办农场,发展到6000亩,又兼酿酒、伐木业。在茄荷蕾埠又开设了商店。

孙中山的家庭由贫农转化为华侨资本家,经济上全部由大哥孙眉供给。孙中山七八岁的时候,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遗兵叫冯爽观,时常在他家街门前榕树下给孩子们讲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太平军1万多人,在金田村西的犀牛岭起义,一直打到长沙,攻占汉阳、汉口、武昌三镇后,50万大军沿江东下,一举打下了南京定都,建立天朝;北伐大军逼近天津,北京城一片混乱,咸丰皇帝惶恐万状;西征大军在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在鄱阳湖火烧敌船40艘,大败清兵,曾国藩投水自杀被随从救起,狼狈逃去。他一段一段讲,讲得孩子们个个听得入了神,尤其小帝象更是兴致盎然地谛听不倦。[18]他曾感叹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这位老者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得很像洪秀全,你长大后也当洪[19]秀全吧。”于是孩子们都管帝象叫“洪秀全”,他也以此自许。一有空就带着大家玩“打仗”的游戏。他当洪秀全,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兵。各家的孩子若是到了傍晚还不回来,大人们就说:“是不[20]是又跟‘洪秀全’‘打仗’玩去了?”以造清王朝的反为荣的革命种子,从小便深埋在这孩童的心底之中了。由于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昏庸统治,使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日益成熟起来。在中外革命家中,孙中山算是投身革命活动较早的一个,他从17岁就开始了反清的宣传活动,这与他小时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有着直接关系。

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但孙中山因家境贫困没有钱交学费,未能入学。

孙中山九岁那年(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帝载淳死,那拉氏立她的二妹夫醇亲王奕之子四岁的载湉即帝位。15日,清政府宣告中外:西太后继续垂帘听政。2月改年号光绪。当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带英兵200人,由缅甸侵入云南,在永昌府被中国军民阻止通行。英兵开枪打死中国居民,群众奋起反击,将马嘉理杀死,赶走英兵。1876年英国政府借此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广西内)作通商口岸;外国货在租界内免收厘金,运往内地免税;英国可以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这个条约,给英国对云南、西藏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孙中山到了九岁才入了本村冯氏宗祠内的私塾读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下地插秧、锄草、放牛。他光着脚穿着条破裤,跟父亲一起[21]在田间劳动。因此,孙中山幼年时“打禾之类,皆所擅长”。

小帝象干起活来特别敏捷勤快。有一次,他和二姐孙妙茜到金槟榔山割芒草,他一到山上就乱跑,去采摘山上的野果。妙茜很着急,心想:看你那担芒草几时割完。过了好些时间,帝象才开始割。当妙茜割了一半多,帝象已割足了一担,很快捆好了,又帮姐姐把草割足。[22]

1877年6月9日这一天,帝象正在田野采猪菜,见到一个人坐着轿子,前面有些挑夫挑着很多行李向翠亨村走来。帝象好奇地站着看,发现每件行李上都写着一个“孙”字,他看看行李,又看看坐轿的人,突然,拿起装猪菜的篮子一口气跑到家,一进家门就冲母亲大声喊:“亚妈亚妈,大哥回来了!”母亲杨氏不相信他的话,对他说:“你发梦,你怎认识哥哥呢?”杨太夫人认为孙眉去檀香山时,帝象才五岁,不会记得他哥哥的相貌。帝象着急地说:“是就是啰,坐轿的人与大哥的相片很像,行李上又写有‘孙’字,为什么不是呢?”在争辩中,门外有人喊:“亚妈!亚妈!”走进屋的正是孙眉。杨太夫人把刚才与帝象的对话向孙眉说了一遍,母亲、哥哥、姐姐都称赞小帝象,说他“真是个细心的精灵”。帝象还斟了一杯茶端在哥哥面前。这年帝[23]象是11岁。

孙眉这次回家是应父母的要求来结婚的。

一天早上,孙眉问帝象:“你认不认识去三乡的道路?”帝象回答说:“认识认识,我跟亚妈去过的。”孙眉拿了一篮东西叫他送到三乡的朋友郑君家里,嘱咐他:“路上要小心,早些回来。”帝象携着一篮子东西奔三乡去了。当经过偏僻的山坳“疴尿环”时,一个陌生人装着笑脸问他:“细佬,细佬,你这样早去哪里呀?”帝象看看他说:“我到三乡去。”那人说:“我也去三乡,那很好,我们一同走好了。”帝象听妈妈说过,这个地方常有卖猪仔(拐骗人口贩卖出外作苦工)的坏人活动,又看这个家伙行动鬼祟,心中甚为怀疑,但又想自己是小孩,他是大人,他要是硬来侵犯,自己要吃亏的。于是帝象装作欢迎的样子说:“三乡我去过一次,现在对那路径都有点记不清,你与我一起走,就正好啊。”当走到距翠亨村五公里的小村河头埔时,小帝象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就对那人说:“亚叔,你能在这里等等我吗?我要交些东西给这里的亲戚。”那人答应等候,催他说:“快去快来。”帝象入这村,找到他父亲孙达成的一个朋友,说明路上遇到的情形,这人找来一群村民跟帝象出来,把那坏人捉住了。经[24]盘问,他正是一个专作贩卖人口的坏家伙。

孙眉回国前得到夏威夷政府的特许:“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25]务。”于是,他在村里设了一个移民事务所。9月,准备返回夏威夷时,乡民们熙熙攘攘地就要跟他哥哥一起出发到海外,孙中山被这种气氛所吸引。平时,“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26]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故有出洋之志”。他恳求父母同意他也跟哥哥一起到国外去见识异国的风情,但被拒绝了。他的父亲很感伤地对他说:“小象呀!你的两个叔父都死在那里,如今你哥哥又去那里冒险,这是生活的逼迫,不得已的事,你不能再离[27]开家了!”

他失望地看着哥哥带着他所招徕的100多人离去了。

小帝象喜欢放风筝,用几根细竹扦,与纸粘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燕子的形状,用棉线操纵着,它就可以扶摇直上飞向云霄。几个小伙伴仰脸望着天空,手里的线越放越长,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他对这种传统的少年游戏很感兴趣。还有一些竞技性的游戏,如踢毽、跳田鸡、量棒(看谁把棒打得远)、劈甘蔗(看谁砍断得长)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儿童,喜欢玩赏的事物很多。又喜泅水,游在水中,轻快如[28]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他曾对人说:“少年时候我喜欢游水,我的游泳技术不算好,但我敢于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游到半途,感到疲累,游不动了,怎么办呢?泳术不精,不能停止划动,否则就会沉下去。于是仍然拼命地向岸边游去,终于上岸了。”一个10岁左右的儿童,能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在疲累的情况下,游回岸上,说明游泳的功夫还是很熟练的。他还擅爬树,常攀登上参天高的大树去取鸟蛋,用石块掷击小鸟。

翠亨村邻近的石门坑、信福隆、鹅眉、大象埔等村设有三合会(清初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反清秘密组织在广东的支派)的习武馆,小帝象在课余时间还常与同学杨帝贺、孙梅生等,到邻村观看三合会练武。回到家里,便仿效起来,舞弄拳棒。他曾对同学说:“学好武艺,有[29]了本领,长大时做一员大将,好去打满洲仔。”

在村塾里,修习的课文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教他们的老师姓王,因鸦片烟瘾很重,有时不能上课,年老无牙,语声似蟾蜍,绰号“蠄蟝(即蟾蜍的广东方言)王”。中山记忆力很强,老师指定的背诵部分,从未因背诵不出,被罚跪打板。有一天,在读《大学》这门课时,这位塾师领读了两遍,就叫学生背诵,不作任何讲解。中山站起来对老师说:“读的这书一点不懂,有什么意思?”他的话触怒了王老师,罚他背书。孙中山依他把书背诵完了后接着又说:“老师,我们对书中的道理一点也弄不明白,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还是请您讲解给我们听吧!”教师拿起戒尺训斥他说:“怎么,你不尊重经训吗?”他说:“不是,我是说,不懂书中的意义,为什么天天总是这样无意识地念呢?”教师不听他的申辩,说:“你是反对圣贤之教!”顿时,教室的气氛紧张起来,学伴们担心他会遭到板笞。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我到学堂里来,是要先生教我读书的,而我现在不懂我读的书,先生应[30]启发我们,把书中的意思讲明白!”教师见他坚持自己的要求,也知道他素日勤学,如用威吓的办法对付他,会招致难堪,同时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把态度缓和下来,叫大家翻开书,用他那令人乏味古板的声调讲解起来。

这种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极束缚少年思想的。后来,孙中山对这种教学制度和内容批判说:“中国政体专制已久,士人束发受书后,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31]盲从之性。”

但是孙中山在国内外的16年的学生时代,无论在哪个学校,无论学哪个科目,一向是好学深钻,潜心探求,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和他追求真理、爱好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据他的同学和战友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求学用心,实为我所仅见,在雅丽氏学校读书,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到了27岁毕业的时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与考试官,就为他开了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为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32]的荣誉。所以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

孙中山幼年时,他的家乡曾发生过两起抢劫事件,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天,他和同学们正在塾室念书,忽然听到外边一阵喊叫,间杂发出砰砰的石块砸击墙壁的响声。这是海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抢一个华商的住宅。全村的人惊惶起来,师生们四散逃开了,孙中山却朝着发事地点走去。他看到海盗们抢走了几个装着贵重财物的箱子,上船逃走了,主人颤抖着身子,站在断壁上悲痛欲绝地哀诉着:“我完了!海盗们把我所有的财产抢去了!多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洋人的地方做工,积聚的金钱,被海盗抢去了。假如我留在洋人的地方,[33]是有法律保护的,在中国只有禁令,得不到保护!”听到受害人的哭诉,孙中山不禁思索着:人民的财产,任遭抢劫,政府平时没有防范措施,事后也毫不过问,这样的政府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翠亨村有杨姓兄弟三人原来很穷,早年去旧金山采金致富,后来在村内建一座美丽花园“韵园”,既供自家娱乐,村民也可入内游赏。中山幼年常到这个花园游玩。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玩,忽闻一阵喧嚣,只见几十个清兵和许多衙役端枪挎刀,后面跟着几个官吏,拥进这家的庭院,不由分说把这家的兄弟三人同时上了手铐押走,几个官吏竟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住宅,并洗劫了邻人杨启恒家的金银器皿财物。后来兄弟三人中的一个被斩决,另外两个囚在狱中,但是全村的人,从没听说这兄弟三人犯了什么罪,都忿忿不平。有一天,孙中山挺身向这几个狗官诘问,他们竟蛮横地用刀刺向他,他机智地逃去。[34]这件事使他对清朝官吏的横暴行为切齿痛恨。

在村塾里富人的子弟与穷人的孩子不大合得来。穷人的孩子受富人的孩子欺负,他总是站在穷人的孩子一边,与富人的孩子对抗,[35]“即打不赢,亦不稍退”。因为他大胆勇敢,外号叫“石头仔”[36]。邻居中,有个营豆腐业的,名叫亚秀,乡人称他“豆腐秀”,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帝象大,常欺负帝象,多次用弹弓装小石子弹射他。有一次,帝象忍无可忍,拾起一块石头追到他们家,见正煮开了一锅豆腐浆,将石头扔去,“乓”的一声,锅被砸破,豆腐浆四溅。“豆腐秀”全家大惊失色,“豆腐秀”赶到帝象家论理,经盘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于是对两个儿子大加责备,但又为锅破不能再用而发愁。中山母亲杨氏知“豆腐秀”生活艰难,自愿赔偿。“豆腐秀”深为感激。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不敢欺负别人了。

孙中山自幼坦率,做了错事也能向家长说实话。其母杨太夫人常命他课余之暇肩挑瓦罐从井中汲水,他颇以为苦,有一次私下把瓦罐故意撞碎。母亲又叫他到水塘捕鱼,他又故意把竹帽扔到外边。回到家来,母亲厉声斥问,他向母亲说了实话,母亲见他诚实,未加处罚。[37]

中山先生学识渊博,原因:一是他好学不倦,二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帝象12岁那年的旧历十二月底,婶母要买年货,叫帝象到南蓢墟去采购。帝象正与小伙伴们在门外玩耍,听到婶母叫他,就回家来。婶母告诉他要买的东西,怕他记不往,就拿了一张纸叫他记下来,给了钱叫他马上就去,帝象正玩得高兴,接了钱,又去玩耍。过了很久,婶母到街上叫他。帝象匆匆回家,拿了一个篮子蹦跳着走了。过了一些时候,婶母发现帝象买东西的那张记单还在屋内,已追不及了,很着急,只得等着。又过了一会儿的时间,帝象冒着满头大汗提着满满一篮子年货回来了。婶母担心他会买不全,当一件件东西从篮子取出[38]后,却一件也不少。婶母很佩服小帝象的记性。

孙中山自幼反对赌博。12岁那年,村中有几个儿童聚在祠堂里推牌九,其中有个叫杨帝卓的年已16岁,小帝象拉着他的辫子,劝他不要赌博。杨帝卓以被人拉辫子必败赌,深为不满。一会儿工夫,杨果然赌输,他就狠狠地抓住帝象,揪着他的辫子,摁着他的头向墙壁上撞击,致使帝象剧痛气绝,不省人事。幸着乡民施药急救,一时[39]许,才苏醒过来。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家去。

孙中山幼年在家乡,对封建习俗也有深刻的感受。我国缠足恶习,始于隋唐,已有千年的历史,习以成俗,积深流广,中国妇女受其残害,不堪其苦。

中山见母亲又用长布带把姐姐的脚上下缠绑起来,姐姐终日疼痛难忍,不能下地走动,呻吟不止。帝象对母亲说:“为什么姐姐的脚好好的,要用布把它包扎起来呢?你看姐姐痛得这么厉害,不扎可以吗?”母亲对他说:“唉!傻仔,你姐姐不缠足,是没有人家要的。”[40]以后,母亲不忍女儿的疼痛自己不动手,却请邻家一位婶母继续为女儿缠脚。旧传统对于人们正如鲁迅所说的“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

[41]贝”。她认为她所给予女儿的,唯有这一样是不可缺的。但孙中山还是认为:“女子把两足毁伤是毫无理由的。”基于幼年这种感受和他所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时,令内务部通饬各省的政令中,有一项就是《劝禁缠足》,指出了它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42]莫此为甚。……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这一政令,不能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1879年的4月,孙眉的共事者雇到一条二千吨的英国轮船格兰诺琦号,到澳门运送侨民,中山又向父母提出要求,想乘这只船到哥哥那里去。他这次下决心,要说服父母同意他出国。他要求说:“在途中有乡友们同行,到檀香山有哥哥的照料,在村中所读的书,都学完[43]了,去哥哥那里还可以继续上学。”在他的再三苦求下,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这年的5月2日,由母亲杨氏携带着,由水路[44]经澳门赴檀香山。

檀香山,原名夏威夷,是个群岛,盛产檀香,清朝嘉庆年间,夏威夷人采运檀香到广州出售,中国人遂把夏威夷群岛称为檀香山。檀香山群岛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荒地甚多。适宜种植甘蔗,发展制糖业。1852年(咸丰二年),该地当局派人驾船到广州招收工人。两年中,招得195人到檀香山种甘蔗。之后,有陆续招去的,有自往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有21609人,其中有实业者195人,建屋出租者195人,蔗园及榨糖工人2796人。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华工人数达三万七千人,其中以香山、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县的人数[45]居多。

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远赴异国,本是出于幼年的好奇之心,但这对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却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次出国考察。在浩瀚的海洋上,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46]心,穷天地之想”。外国轮船的机器使他感触很深,那么大的铁梁[47]“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他见到一个死去的英国水手被装入帆布袋,投入海中,他认为这种葬仪对死者是不敬重的,应将死者运回,由他的家人埋葬。

他在檀香山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里有良好的秩序,人们尊[48]重法律。他看到了邮信的机关邮政局。只要在信上贴了邮票,写了姓名地址,投入箱子里,便可寄到收信处。他认真地观察着国内还没有的新鲜事物。哥哥孙眉把他安排在茂宜岛茄荷蕾埠开设的商店里习业,他很快学会了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当地楷奈楷方言和记账的方法。在这年的6月,哥哥把他送入盘罗河学校补习算术等科。(其母杨氏在檀香山住了不久,于当年夏天回国。)

当地的同学见孙中山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感到很新奇,有的用[49]语言丑化他,嘲笑为“牛尾巴”、“马尾巴”、“野猿尾巴”,有的拽着他的辫子来取乐。为此,他有时与同学厮打,但他自己也感到这种发辫确实是累赘。有一次,放学回家拿起剪刀要剪掉它,被大嫂发现。大哥孙眉厉声斥责他:“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发辫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中国是文明古国,辫子是我们文明的表示,你没有辫子成何体统!”中山反驳说:“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50]明吗?”但大哥还是不允许他剪掉辫子。

辫子是满人的发式,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线外全部剃光,仅留颅顶发,俗称“剃四外,留中原”,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江绍原著《发须爪》中说满人辫子乃“马祖”崇拜的遗俗,象征马尾巴。也有的说满人是狩猎部族,其发式是防止被风吹散遮住视线。清王朝在北[51]京建都后强令汉人留满族发式。

始作俑者,明朝进士侍读山东淄川人孙之獬,清军占了北京,他就投降了,且第一个作满人装束,剃发易冠。上朝时,朝臣分汉满两班,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不许他入班,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也不愿与他并列。孙之獬羞愧难当,遂奏请皇上令汉人一律剃发留辫。1645(乙酉)年6月15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皇帝颁布《剃发令》,各地从诏令到日算起,限10天,男人一律剃发留辫子,不从者[52]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繁华热闹人多地方或街道路口搭棚,并竖旗杆一根,上悬皇帝《剃头令》圣旨,派军中会剃头的士兵身着官服充当剃头匠,见汉族男人就抓来剃头梳辫子,违抗者即斩,将头砍下挂在旗杆上。后来,又挑着剃头工具走街串巷,叫人剃头。挑子一头是长方形凳子,一头是圆笼,都漆成红色,给人以血腥醒目的感觉。凳子,除坐人外,砍头时也用它当垫木,其下两层抽屉,放剃刀、梳子之类;圆笼内置火罐,其上是铜盆盛着热水,并有带刁斗的旗杆,挂着《剃头令》圣旨,刁斗两侧的钩子,是挂人头和串耳朵用的(将被砍者左耳割下,回营报功)。火罐和铜盆先是军中的火药罐和头盔改制而成的,后来是专门制作的。剃头匠手执刀、鞘相击(后改为特制的镊子状两钢片,用铁棍从内向外挑,发出响声称“唤[53]头”,人们听到后,必须立即出来剃头,否则要以抗旨论杀头。

汉人自古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孩童时,留全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总发为髻。《剃头令》颁行后,汉人激愤,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坚决抵抗,出现南北各地英勇抗满的悲壮战斗事迹。

当年闰6月2日,原江阴典史阎应元与新任江阴典史陈明遇率领军民守城81天与清兵激战,杀敌75000余人,军民牺牲67000余人,城破,清兵连杀10天,又有17万余人死于清兵刀下,仅有53名老小[54]幸存。嘉定军民守城三个月,清兵入城三次屠杀,挨户搜斩。

三年后,顺治四年(1647),反清志士攻入淄川城,孙之獬正在家乡被捉住,人们在他剃得发亮的头上钻了一个眼,栽了一撮头发,痛得他大叫,最后被大卸八块。

汉人为反抗清王朝强行的剃发留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谚语流传至今。正月为一年之始,“死舅”是“思旧”的意思,以追念缅怀传统规俗。《剃头令》还带来了一个新行业,以后民间剃头匠代替了军营剃头匠,是收费的。剃头挑子样式大小相同,不过旗杆上挂的不是圣旨和人头了,只挂鐾刀布和围巾,它成为城乡街头一景,是三百六十行之一的谋生职业。自清朝初到现在,存在近四百年。如今剃头挑子少见了,偶尔还可见到理发[55]匠手执响器“唤头”走街串巷操此行业。

满族入主中原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政,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满汉各半,“满汉共天下”的局面形成,年深时久,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留辫渐成习俗。

小帝象到了檀香山,还是很喜欢游戏。孙眉的农场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竟然牵了一匹没有坐鞍而且很猛壮的马骑了上去,马性欺生,它一路纵跃,小帝象想通过节奏的声音来控制它,紧紧抓住马的鬃毛,口里念着“一、二、三、四、五……”念到“五”时,就从马上摔下来,晕厥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已躺在医院了。

1879年9月,他转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读书,他是以孙帝朱的名字入学的,当时该校仅有他和唐雄、李弼、钟工宇四个华侨学童,以后,又来了七个,一年内,先后有十个华侨同学。所学科目有西方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圣经、英语等。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齐整的座次,严明的校纪,都深深地印在这位来自东方的一个制度陈朽、风气循旧的国家的少年的脑海之中,使他逐渐产生了改良祖国的念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56]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课余时间,他还进修中文。他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据同窗唐雄追述:“孙公在檀读英文时,而中文根底颇深,西文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不知所书为何。且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57]尤深景仰,因为喜欢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

当时,有一位广东顺德人叫杜南,由美国驻粤领事邀请到檀香山教授当地美国政府人员学华文粤语,还设立夜学,便于华侨子弟习读中文。孙中山也报名参加,并与杜南过从甚密。“晚上回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他的国学基础因以长进。

孙帝朱有时在春节还把因家远假日不能回家的钟工宇等几个华侨学友请到大哥的商店同度新年,孙眉热情和蔼地接待他们。

他遵守校中纪律,对各科都努力学习,都是优等成绩。他也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要洗礼入基督教,被大哥孙眉阻止。他对校中的救火会也很感兴趣,他想到:自己家乡如果发生火灾,当地政府是不加过问的。入学第三年有了兵操课,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适用于现代武器的新式操练,对于反抗压迫和民族自卫是有用的。随着口令,他雄赳赳地摆着双臂,迈着健步,精神格外抖擞。

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三年,1882年7月毕业,因考得英文文法第二名,在27日毕业典礼上,由夏威夷国王架剌鸠亲自发给一本中国书[58]籍的奖品。由于他娴熟地掌握了这种国际性的语言,后来他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在外国图书馆翻阅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军事、名人传记等各类书籍,发表演说,联系外交等,都借助了这种语言工具。

毕业后,又在茄荷蕾埠商店里协助哥哥经营业务。秋季,他进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一所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读书。所学科目,除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檀香山的学校里,接受了这些当时在中国还未有的科学知识。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59]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就是指的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年,正是当地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统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在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资本主义北部战胜了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之后,凭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西部广大领土的开发建设,以及从欧亚移入大量劳动力,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向太平洋中心的岛国夏威夷入侵,企图把它吞并,并以它为跳板向太平洋沿岸和岛屿扩张。1874年(清同治十二年),美国派兵入侵夏威夷,干涉其内政,扶植架剌鸠取得王位。1875年(清光绪元年),又胁迫架剌鸠到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从此控制了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夏威夷人民对美国的控制不断地进行反抗,这也给孙中山思想上很大影响。陈少白在谈到孙中山革命思想来源时说:“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了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60]他目睹了夏威夷人民驱逐王后的情形。据孙中山入基督教洗礼主持人美国人喜嘉理说:“夏威夷王后之罪状,本不若清帝室之甚,而犹不免于摈黜,则中国人民,对于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含忍终古,而不奋起以图自救耶?此先生之所鼓吹革命,又以爱同族之心深,所以冒万险而绝无退志也。”孙中山自己回忆在檀香山时的情形说:“京城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61]政治思想。”孙中山早年在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看到夏威夷人民反抗异族压迫斗争的情况,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人民也应像那里的人民反美一样,来反抗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并且那时在他的思想上已孕育着改变中国陈旧的政治制度的念头。他不仅常和同学议论这些想法,而且也常向牧场工人讲述。因此常受到大哥孙眉的训教,但弟弟还是不断宣传对清政府的不满言论。

在他哥哥的农牧场,他与职工们平等相处,与职工们生活在一起,并不以场主的弟弟自居。有的职工生了病,不去找医生求治,而是到场内的佛堂去祈祷。有一天,他把孙眉挂在厅堂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才是。”[62]孙眉对他这些行为本来就很恼火,又有一个姓杨的,是牧场管账的,偏偏要火上浇油,在孙眉面前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63]工人”,并且以辞职相要挟。孙眉本来想让弟弟在这里增长见识和阅历,能成为一个通达时务、卓有作为的经纪人,来发展他的农牧商业,但他感觉到弟弟的思想言论不仅与他的愿望格格不入,而且竟与中国的教化礼俗相悖逆。当他知道弟弟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后,决定叫弟弟回国,要他在思想上重受洗礼。为了使弟弟回到家乡后能增强家[64]族的声望,孙眉还把一部分财产分拨给他。

中山却因中途辍学,感到沮丧,他见哥哥叫他回国的态度很坚决,只得服从哥哥的安排。

1883年7月,他从檀香山启程回国。在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开往香山县的金星港,经过一个小岛上的清政府厘捐所时,船主告诫乘客们说:“对于厘捐所的吏员们要注意,不要惹起麻烦,若是触怒了他[65]们,他们要难为你们。”一批吏员们上船,开始搜查。有些乘客恐怕他们将自己的财物充公没收或被罚款,为了求得平安无事,就主动拿些礼物送给他们。这些吏员勒索一些东西之后,大家收拾起自己的行李。不料又来了第二批,进行检查,其中一个对孙中山说:“把你的行李打开给我们瞧。”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检查了,为什么还要检查?”他们说:“上次检查是收本地海关税,我们是收厘捐的。”孙中山忍着气再打开行李,接受了第二次检查。第二批走后又来了第三批,他们手里拿着刀故意叮当地弄出响声,又叫大家打开行李进行检查,有一个官吏厉声对孙中山说:“打开来。”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两次检查了!”这些家伙轻侮地说:“他们是收本地海关税和厘捐税的,我们是查运鸦片的。”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检查,刚把行李收拾好,不料又来第四批。这些人穿着制服带着枪支,个个横眉立目,命令大家打开行李。孙中山反问他们:“你们又来检查什么,检查了三次还不够吗?”“我们是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的官员。不要迟延,快些打开你们的箱子与行囊!”孙中山反驳说:“你们看了行李的数量和大小形状,便可知有没有藏火油。你们为什么这样无意义地来麻烦我们呢?”这些贪吏们恐吓他,他坚持不肯接受他们的检查。有些乘客过来小声奉劝说:“这一回也让他们检查吧!否则他们会扣留我们的。”孙中山仍不肯服从,果然这只船被他们扣[66]留了。第二天早晨,船主纳了贿钱,才得放行。孙中山目睹清朝官吏的贪婪和政治腐败,不胜感慨。途中,他向旅客们讲述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欺压人民的贪婪行为,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的道理。他说:[67]“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之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

他回到了离别五年的可爱的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的幼童,现在已经是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17岁的少年了。他的归来,给村里带来不少热闹气氛,很多人去看他,他见到乡亲和幼年时的伙伴,感到格外亲热。

和大家交谈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落后和风气不良等内容。

他曾向乡人讲:“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百姓每年交了税,应该看到政府所造的学校、桥梁、马路。但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他手中拿着一个铜钱,问大家:“中国的元首是谁?”大家说:“天子就是中国的元首!”“但是,这天子是中国人吗?你们看这铜钱上的字,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68]是满洲人!”众人被他新奇的问话吸引住了。大家回想着村里所发生过的事,回想着全国发生的事,回想着天子、巡抚、县令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回想着老人们讲过的二百年前,“广州三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军入关后在全国大屠杀所造成的血流漂杵的凄惨故事。

在乡里,他还对教育、修路、防盗、街灯、防病等方面的事情进行筹办。这个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的长老,孙中山也被邀出席会议,这个17岁的少年,也成为村中的“长老”

[69]了。

但在这年的秋季,他在乡里闹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一天,他和陆皓东等少年结伴过村庙时,走进北极殿内,见到神像被粉刷一新,看样子正在修缮,有的人提出要向神像跪拜。中山向他们摆了一下手,走近神像,说:“这个庙,除了庙祝能得到求神者舍钱之外,谁也得不到好处。”说着,就把“玄天上帝”偶像的中指折断了。他向大家说:“你们看,我折断它的手指,它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能保护乡民吗?”接着他又将左廊的“金花夫人”偶像的粉脸刮破,并毁坏[70]了一只耳朵。

全村的人,大为鼓噪,怨声四起,乡绅们找到孙、陆两家责问,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答应将偶像修复,并执杖追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陆皓东跑到了上海。

后来,孙中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当的,当时只是出于愤世嫉俗,激人省悟。第三章 四大寇

在这一年(1883)的11月,孙中山入了香港英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

这次从家乡被逐,到了香港,给了他一个极有利的从事研究中国政局的条件。香港当时已不属清政府管辖,是华人来往国内外的所经之地,能掌握国内政情。而且,学友和老师大部分是胸怀祖国、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同胞。因此,这里成了他最好的讨论和研究政治的环境。他离开了父兄的直接约束,迈着坚实而迅疾的步伐踏上政治活动的道路,朝着开辟祖国新生的目标阔步前进。

他从建造在山上的校舍,眺望着自己的家乡,心潮如南海波涛,翻卷起伏,浮想联翩:40年前,英帝国在祖国南海大门虎视眈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列强鹰瞵鹗视,接踵而来。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备受荼毒。面对着国破民煎的危机现状,身为一个有志改造祖国的青年,怎能不慨叹激愤,忧心如焚呢?

这年年底,他和由上海到香港的陆皓东等,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71]嘉理行洗礼,加入基督教。

他在这个学校继续读英文,学习刻苦努力,并广泛涉猎中外政治、历史、文学等类书籍,偶于课暇外出。

第二年,1884年4月15日,他转学入了另一个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他用幼名孙帝象在[72]这个学校注册入学。这是一所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学,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开放。他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书籍,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加深了了

[73]解。

这年3月,法军大举进犯越南。8月,又向我国的台湾、福建进扰,10月2日侵占了基隆。台湾军民英勇抗击,国内人民和国外侨胞掀起反法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0月5日,法军把被击坏的兵舰送到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国内军民的英勇反抗和香港工人的爱国精神,给了孙中山很大激励。他感到“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的觉[74]悟”,“有种族的团结力”。

孙眉为了使弟弟的思想和言行循守中国伦纪礼俗,让他回到家乡,并把部分财产分给他,以增添家族的声望。孙眉觉得对弟弟做这[75]样的安排十分恰当,得意地说:“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但当他知道弟弟在家乡渎毁庙神的事之后,十分怨恨弟弟不给父兄争光。他被激怒了,他的理想破灭了。他觉得弟弟玷污了家庭名誉,简直是一个不肖子孙,把财产交给他是不稳妥的,应该要回来。于是他托词生意亏损,骗弟弟来檀香山。在这一年的11月,孙中山到了檀香山。

兄弟二人见了面,都怏怏不乐:一个是因国事日非、人民苦厄日深而忧虑;一个是因所谓家族丢掉了体面而失望。一时间,觉悟与懵懂,思变与循旧,忧国与齐家不能协调。哥哥认为弟弟渎毁北帝神像是逞性妄为,绝不能容忍。孙眉对北帝神极为信奉,他深信由于北帝神的保佑,他才能几次平安地渡过了浩淼而险恶的海洋,并使他的产业兴旺起来。他痛心疾首地对弟弟说:“给你财产的时候,相信你能光祖耀宗,为家族增添荣誉,但是我失望了。你固执着国外的洋风异俗,离叛了中国正道。这样,财产在你手中,是叫人不放心的。”孙[76]中山感到一时是很难说服哥哥的,他听着哥哥呶呶不休的抱怨,没有讲什么,只是沉痛地说:“我很使你失望。我不能在祖先生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今后要走的道路,与哥哥的希望还会相反。以后我落得什么处境的确不保,你给我的这批财产不会稳妥,所以还是交[77]还哥哥的好。”

孙眉原估计这场官司不好打,还特意请了当地律师,没想到弟弟[78]却如此毫不介意地答应把财产交回,轻而易举地办了法律手续。

孙眉见弟弟一时不能训服,就把他留在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商店协助营商,以泯灭他的任性。可是孙中山在侨民中还是经常谈论改变中国政治内容的话题,尤其与侨商宋居仁谈得最投合。他在檀香山留居了几个月,瞻望祖国前景,更觉任重而道远,不可在此旷废时日。于是,他决定挣脱哥哥的羁缚,提出回国的要求,但被拒绝了。兄弟两人吵了起来,哥哥就把弟弟打了一顿。孙中山一气之下,就拿出一个箱子跑出门,从茂宜岛跑到火奴鲁鲁,找到了原来奥阿厚书院的美籍教师芙兰谛文,说:“我哥哥不要我念书,我现在待不住,要回去!”[79]芙兰谛文想让他兄弟和好,劝他说:“你暂时住在学校内,隔几天,等到你哥哥气平了,再去商量。”孙中山执意要归国,芙兰谛文发现[80]已经不能把他劝留住时,就慨然赠他美金三百元作回国旅费。

1885年4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这年,他19岁。父母为他包办了婚事,5月26日,与香山县六区外璺村(今珠海市金鼎区外沙村)的檀香山侨商卢耀显的女儿、18岁的卢慕贞结了婚。卢慕贞出身于书香家庭,颇通文字。婚后三个月,8月间,孙中山回到香港中央书院复学。这个学校没有中国语文课,业余时间由华籍传教士道济会堂长区凤墀任教师,学习古文。孙中山勤学好问,在与人交谈中经常结合自己所知道的各方面知识来阐述道理,因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他曾对同学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又说:“学而后知,知而后能行,否则怎能够为国家之用[81]呢!”

1884年4月,法军进犯中国东南沿海。7月,法舰闯入福建闽江口,8月,袭击马尾军港,清政府向法国宣战。

10月,法军攻占台湾基隆,进犯台北。台湾军务督办大臣刘铭传率军抵抗。1885年3月,法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中国守军奋力还击,法舰逃退,头目孤拔受伤(后死)。

法军在侵犯台湾的同时,进攻越南北部。1885年初,进攻防守谅山的清军。

2月,清政府任70岁的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内修筑长城积极备战。3月,法军猛扑镇南关,冯子材与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军抗抵,法军溃败,越南群众一千多人赶来参战,中越军兵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法军统帅纳克列尔受重伤,此即镇南关大捷。与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人民配合作战,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了十多个州县。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法国议会大哗,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昏庸的李鸿章却电请清政府说:“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清政府果然演出了向战败国求和的滑稽戏,并谕令抗法各军于4月15日停战,25日撤兵,迫使各军又放弃了收复的地方。清政府派李鸿章于6月9日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承认越南由法国支配;在云南、广西的中越边境开商埠;同意法国人修筑铁路。

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爱国青年万分愤慨。对孙中山反清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法战争。目击清廷的“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现实,使他“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82]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83]之媒”。为了便于联系会党,组织力量和了解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他选择了广州为活动地点。第二年即1886年夏季,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毕业后,由喜嘉理介绍转入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学习。

孙中山一生好学,他除了学习本科医学知识外,继续攻读祖国古代文史典籍,课余又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专为他讲授中国经史。他的同学回忆他当年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形时说:“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84]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

这个学校是男女合班上课,但分开坐,中间挂有幔帐隔开。有一次,教师带领学生们到妇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学生去实习,不许中国学生参加。孙中山对此大为不满,与教师争执起来,闹到了校长室。校长是美国人嘉约翰,问他为什么与老师争执,孙中山说:“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不许往妇科实习?”校长说:“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孙中山问道:“学医是否为治病救人?”校长只好说:“是。”孙中山又反问道:“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究竟是以救命为重,还是以不合理的礼教为重?”校长没有理由反驳他了,从此也允许中国学生诊查妇科,并且[85]把男女学生之间的幔帐撤除了。[86]

在医校中,孙中山常鼓吹“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号召同学们关心政局。“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87]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这年的7月,英国在中法之战后,侵占了缅甸。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英国难以管理,自愿退还中国。清政府受宠若惊,不敢接受,在中外舆论中成为笑柄,爱国青年们极为愤恨。

1887年10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兼医生、广东人何启为纪念他去世的妻子、英国人雅丽氏,将她遗下的数万元产业变卖,用来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并附设医校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招收中国学生入学。孙中山在广州畅谈革命,官府耳目甚多,不如香港自由,雅丽医校成立他即转入该校。郑士良在这一年回到家乡归善县(今惠阳)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联络会党,后被推为三合会首领。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上学,第一年课程有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药物学、物理学和临床诊查。第二年课程有解剖学、生理学、医学、产科、妇科、病理学和外科学。在1888年8月的学年考试中,孙中山获全年级第二名,物理、化学、生理学成绩最优异。

这年10月,广东南海(广州)人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入试,“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未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攻击。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乡,专事著述,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理论根据。

次年,1889年2月15日,19岁的光绪帝行大婚礼。西太后为了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和控制,不顾皇帝本人的反对,硬将自己的弟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比载湉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配给光绪皇帝做了皇后,即孝定景皇后,也即后来的隆裕皇太后。这个婚事有着后党与帝党之争的政治色彩。3月,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但有名无实。此时西太后年已53岁,秉政逾二十年,但权欲之心与日俱增,因为迫于祖制,皇帝婚后,不得不宣布归政。然而,她岂是甘心退休赋闲之人?所以,仍在暗中作祟弄权,光绪皇帝在处理军国大事上,均要秉承太后旨意去办。由于光绪皇帝把皇后视为密探,故事事疏远她,又宠爱着珍妃,孝定景皇后在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度过了20年的凄凉岁月。后来,即1912年2月12日,在养心殿擦着眼泪,签发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的就是她。

1889年年底,王煜(王宠惠之父)牧师带着一位青年,拿着区凤墀的介绍信到雅丽医校来见孙中山。看了介绍信后,孙中山很高兴,和他俩交谈了一会,又去公园散步,谈论中国的时局和革命问题,话很投机。那个青年就是陈少白。他们分手时,孙中山问陈少白:“这次来香港,要耽搁多少天?”陈说:“只有一天,马上就走。”中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来谈谈。”这次分别以后不久,陈少白时常到香港雅丽医校找孙中山谈论中国政局问题,并想在香港找个半工半读的[88]学校,孙中山先生劝陈学医,陈说:“性情不近,不愿学医。”

1890年1月,陈少白又到雅丽医校来访,孙中山忽然对他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去听讲,散课后,再来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孙中山匆匆跑来对陈说:“康德黎(雅丽医校教务长兼教授)博士请你见面。”陈说:“我与他不认识。”孙中山说:“有事情才请你去办。”陈说:“既然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呢?”不等陈把话讲完,孙中山就拉着他的衣袖往康教务长办公室走,康见了陈说:“我们是欢迎你的。”

原来,孙中山曾向康德黎提出要求准陈少白入雅丽医校读书,所以康才向陈说这番话。陈少白听了康德黎的话,无从致答。只说:“是,谢谢您。”离开康教务长的办公室,陈少白责备孙中山不该强[89]作主张。中山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陈少白就这样进了雅丽医校,他比孙中山低两级。

陈少白与孙中山相识之前在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

这年,孙中山在雅丽医校已是第三学年。第三年课程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偏重实习,他对于各科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都非常认真。课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物理、农学等书籍广为阅读,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祖国的文史典籍仍坚持用心攻读。在雅丽医校的五年,他涉猎知识范围极广。后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游学之余,兼涉树艺、[90]泰西农学之书,间尝游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和1896年写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信中说的“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91]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都是指的在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他少年时代的这些知识积累,为他以后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从他饱蘸着对革命战友的深情的诔文、祭文、挽联、题词和讲演、著作中所引用的典故里,不难看出,他在古典文学上有着多么深厚的造诣。

随着他对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加深,他对宗教逐渐淡薄。在雅丽医校时,已由有神论转变为进化论。后来他提到此时的世界观变化时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因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92]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

他一生对知识执著地探求,通过分析归纳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用来服务于社会实践。他的学习精神、学习方法,也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他的读书思想,就是学以致用。

每逢寒暑假日,他都返乡省亲。回翠亨村时常和好友陆皓东睡在一张床上畅谈治国思想,直到深夜。鉴于翠亨村土质的硗薄,耕作技术的落后,他就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介绍给乡民,用科学方法育种施肥等。他还发动乡民修路,并以亲自参加劳动来带动大家。翠亨村屡遭贼盗劫掠,他就把青年组织起来,夜间打更巡逻,他也亲自参加。[93][94]

1890年,他给郑藻如写了一篇发展农桑果林种植业、禁绝鸦[95]片、普及教育的文章《致郑藻如书》。他以香山为例,指出山地的荒废状况:“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应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兴农会之类的组织,带动、鼓励农民开发种植业。此“欲试者一”。对于鸦片的危害,他指出:“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所以“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此“欲试者二”。在教育上的落后状况他指出:“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这样,“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应当是“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先建立兴学会,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邑城设大学馆一所”,依靠民间筹资办学,男女同享受教育机会。他把发展教育视为是国家强盛之本,广建学校发展教育,“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此“欲试者三”。

开展这三项工作,“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1892年,此文曾在澳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篇发展农业、禁绝鸦片、普及注重教育的文著。

孙中山改造中国,并非集中在政治上的革命,在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上少年时代上学期间已是尽心思考和研究。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大约在1891年前后,又撰写了一篇发展农业的专题论著《农功》。倡导仿效西方先进国家、恢复中国古代重农措施,中央“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优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研究土壤、水利、化肥、防病、地势、温寒、机械、除虫、运输,促进农业发展的诸项,政府任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派人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优瘠为腴一切善法”。写成通俗易懂的专著,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如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提出规划,根据成效“重赏严罚”。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期间与学友陈少白、杨鹤龄、尤列、关心焉的合影。

在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孙中山指出:英国“招人开垦于般岛”、俄国“移民开垦西北”,我国应亟宜在与彼属毗连之地“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沙漠地区,要经营“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要推广“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

政府如果“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必能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

当时孙中山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朝廷百官应是为百姓办事的,他们在百姓之上,不为百姓办事,不管百姓死活,难怪到处都有流亡的难民和贼盗。他说:“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

少年的中山胆够大的,他竟敢斥责皇帝、朝廷百官不管百姓死活,不为百姓办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贼盗载途。对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溢于言表。

此文,1893年载入孙中山的同乡、近代著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所编《盛世危言》一书。

1891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四学年考试,名列全级第一名。三个月后,10月20日,夫人卢慕贞在香山县翠亨村分娩,生一男孩,即孙科。

1892年春,孙眉由檀香山汇来一笔钱,要在村中建造新房,孙中山亲自设计图样。

据说翠亨村的人们盖房子,一般都是坐西朝东,否则就有祸害临门之虞。但孙中山不信这类邪说,也不管乡民的非议,他偏要盖坐东朝西的。它是一幢中西式综合的两层楼房,样子十分别致。外面筑有七个穹形门楼,里面却是中国式的,当中一间正房,左右两个耳房。

将竣工时,请了几个客籍人砌筑庭院泥围墙,有一个工人脚上生了疮,很久不愈。有一天,一个走江湖的假医生咚咚佬,手持竹筒咚咚敲着走过来。这工人请他治疮,要价甚高。中山访友归来,问知情由后,对这个工人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给你医治”,这江湖佬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大怒,立即从袋中取出一个飞铊,大如酒杯,上有铁链,是练武用器,恶狠狠地冲中山说:“我一飞铊打断你的腿,也能医好。”中山立即把穿着长袍的长袖放下,从容地走入屋中,又转身出来,伸出几个手指,用长袖遮着,对江湖佬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医活。”在场的人为这紧张的场面担心,江湖佬也霎然色变。家人出来见状十分惊慌,恐怕帝象闯出祸来,立即制止围观的人一同把江湖佬打发走了。姐姐问帝象:“哪里来的手枪?”中山微微一笑,露出他的手指,说:“这不是手枪吗”众人哄然大笑。事后中山给这[96]个工人医脚疮,开了药方,叫他买药,来给他敷治,疮就好了。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两侧,上联是“一椽得所”,下联是“五桂安居”。他还在二楼的书房里,配制过一小缸白色炸药。一天傍晚,他取出一包炸药到房后的两闸门前挥手叫小孩们后退,说:“看看我们的炸药威力大不大。”一会儿,“轰隆”一声,闸门顶一面刻有“瑞接长庚”四个字的大石匾被炸出一道[97]裂缝来,至今闸门上还存留炸裂遗迹。院内,有一口井,一棵玉兰花树,还有一棵酸子树,它是1886年孙中山20岁时亲手栽种的,树[98]的种子是他从檀香山带回来的。

香港的学校、社会,在言论上是比较自由的。孙中山经过了广泛的比较与观察,从个人思索到结友谈论,开始了革命的酝酿。“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陆、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99]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今澳门的水坑尾巷14号的“四寇堂”,即他们当年聚会的地址。

这期间,孙中山又结识了回居澳门郑家大屋的洋行买办、曾被李鸿章任为上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交往甚密。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商战》等文章,1894年,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的笔名编录在《盛世危言》内。

有人认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辛亥革命的摇篮,是不无根据的。孙中山自己也曾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100]并说因为将香港的政治、社会情形和国内比较,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101]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毕业。他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因成绩优异得医学博士学位。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毕业后想开药房,请陈少白为他拟定了招股章程。这件事被医校的教授康德黎知道了,就把孙中山叫到学校去,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在我们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102]被当做上等人,如开起药房,做起买卖来,就低贱了。”这样,药房只好停办了。

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请,在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103]院方采纳,这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

当年的12月,孙中山还是开了药房,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款共[104]3168两白银,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后将药局和医所迁至草堆街80-84号。

夫人卢慕贞带长子孙科从香山迁至澳门,共同生活。

孙中山行医对穷困患者不收医金,并免费赠送药品。他精于解剖[105]手术,曾为一病人剖除一砂淋(胆结石),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为患者解除了痛苦,颇得众人敬佩,病人求诊者甚多。不满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还请了他的雅丽医校英籍老师柬狄利亨[106]来澳门协助医务,一年收入达1万元。

由于医业兴旺,引起葡萄牙当局妒忌和排挤,“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107]配合。”第二年,即1893年春,孙中山托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但澳门当局竟以非葡国医科毕业为由,拒绝发给,只得改赴广州设医所,将在澳门行医的用具如刀、碗、碟等赠予费尔南德斯留念。孙中山逝世后,费尔南德斯的妹妹将这些遗物转送[108]给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今陈列在澳门中山纪念馆内。

葡人费尔南德斯,葡文全名是Francisce H. Ferlldes(费朗西斯塞·费尔南德斯),几代居澳门,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在澳门,与华人熟悉,会讲粤语,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上学时,已与费尔南德斯结识。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费尔南德斯也回居澳门,在下环街祖居旁边开办印刷店,两人交往更密,友谊更加深厚。

1893年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在西关冼基设东西药局,每天在局应诊,上午10时至12时为赠医时间,下午出诊,诊金随意。若遇难产、服毒急症,无论贫富,有邀必到。还经常出入衙门官署,门卫也都认识他。因对贫困者赠诊,下层群众对他的医德医术颇为赞诵。由于业务日繁,聘请庞文卿为东西药局司理。又在双门底(今北京北路)圣教书楼内设医务分所,又与香山南蓢乡人程北海合股在香山县石岐镇西门口(今孙文西路东段)设东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109]“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

澳门的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准备做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往来穗澳之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与费尔南德斯合作,于1893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七)在澳门下环街3号创办了《镜海丛报》,每星期二出版,分中文葡文两种版,葡文版名叫Echo Macaellse (《澳门回声》),每期出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的[110]东主兼督印人署名是飞南弟,实际编辑和主笔就是孙中山。《镜海丛报》经常发表政治评论、抨击时局的文章,影响甚大,报上还设一些相当现在答读者问的栏目,文末署“孙逸仙医生启”的字样。当时此报销路甚广,销量甚大。《镜海丛报》办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6日刊登了有关消[111]息,并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

孙中山行医,对患者是有求必应,待人和蔼,他做过许多外科手术,疗效甚好,颇得患者好评。

在他投身革命前一年多的行医期间,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

有一次,他从澳门回到翠亨村,村民陆檀生的妻子正难产,有几个老妇人帮助也不分娩,全家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孙逸仙是个医生可能会接生,但旧中国乡间没有男人为女人接生的,很觉为难,但救人要紧,就硬着头皮去请他,中山表示立即同往,邻居一位老妪,中山称她伯母,对中山说:“男人给产妇接生,是一件丧气的事。”劝中山不要去,中山还是要去。到了这家产妇房中,细心检查了产妇腹部,也未用任何药械,只抓着产妇肩上胛骨,抖几抖,产妇稍觉舒服,不[112]一会儿,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安然无恙。婴儿取名“细麟”。此人晚年旅居檀香山,经常向人讲述中山先生急救他们母子的恩情。

孙中山多次为难产妇女接生。南蓢墟富商程荣道在本乡开均安当铺,先生与程交往甚密,在广州、石岐行医期间,回翠亨村途中,常在此歇脚或住上一两天。有一次,路过这里,听说姓程的妻子难产,危急万分,先生立即奔程家,做了接生手术,使程妻分娩产下一男婴,因用钳夹婴儿出生,男孩额上留下铁印。夫妻两人为感激先生,为孩子取名“铁生”,绰号“含仔”。此婴长大后,常在人前说:“孙文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先生途经南蓢墟时,常有病人找上门来求医,先生为他们医治都不收费。本乡有个10岁小孩,聪明伶俐,只是有豁嘴的缺欠,终日流口水,他叫亚庆,被伙伴讥称“崩庆”。亚庆父母请先生医治,先生施行手术,缝合唇口,虽有疤痕,裂唇已完整。先生此例手术轰动全乡,数十年,亚庆常向人说:“孙文先生好,补了我裂唇,不漏气了。”南蓢墟一直流传着许多孙中山行医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到榄边乡探望妹妹,路过一个村子,见一家人正在厅堂里对着一个垂死的病人哭嚎。他问明情由后,立即给病人诊治,开了药方,病人吃了药,渐渐好起来了,乡民都称他是“生菩萨”[113]。

他给穷人治病,分文不收,颇得各界称赞。1893年,有个牙病患者叫武泌,各处投医,数月医治无效,后来找孙中山医治,药到病除,未收医金,也拒受礼物。这位患者为报答他,就在广州的《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广告,说:“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114]以表先生人品之雅。”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活动。“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115]以免贻误。”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116]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下药,七日而愈。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多少时间?”他说:[117]“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118]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该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119]注重质量。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120]“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可。”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121]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122]。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123]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起门,做文章去了。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

关于物尽其用,要靠“穷理日精,机器日巧”。西方先进国家“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有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生民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

关于货畅其流,是“关卡之无阻难,保商有善法,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

西方国家“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为之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所以这些国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

西方国家“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护,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与相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所以英国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方国家“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西方强国“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商埠“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便利,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于今我国“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要员,深刻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对增强国力的作用,他们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势力,为了改变在洋人面前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和日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还翻译一些外国军事书籍和工程书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制造火药,供应卫戍京师军队。它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培养军事人材或翻译人员,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在一些省份陆续建立了军事工业。1874年,洋务派筹划海防,要在十年中建成南洋海军、北洋海军。1884年,南洋海军有军舰17艘,北洋海军有15艘,福建海军有11艘。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和李鸿章主持。1888年,李鸿章将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逐步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办了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有运输、交通、采矿、冶炼、纺织业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民用工业是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都控制在洋务派手中。

这些屈指可数的近代工厂,不能改变中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面貌,更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洋务派带有先天性的封建劣根性,不但不能引导和激发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进行压制,规定十年内不准本国商人开设同类工厂。

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而举国并行”。如“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这个草野青年,还想投身到强国富民的事业中去,他向李鸿章表示,他不是“徒撰空言”,而是“欲躬行而实践之”。“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并说明他对中西农业生产的感知和探索,“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窔”,“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并拟“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上李鸿章书》,是一篇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产生在一百多年前,是很可贵的,时至今日,仍可借鉴这篇《上李鸿章书》,全文八千多字,陈少白只是“稍为修改一下”。

在广州,先找到曾任过澳门海防同知,如今在广州闲居的魏恒,请他写信给在上海的盛宙怀,请盛氏介绍孙中山与盛氏堂兄、曾是李鸿章的幕僚的著名企业家盛宣怀相见,再由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魏恒在给盛宙怀信中说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124]欧洲之游”。

这年春,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125]的希望,带着陈请书和介绍信,在挚友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去见清政府中堂大人。从此,孙中山放弃了医业,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这年他28岁。他们到上海,见到盛宙怀,盛氏应所请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写信帮助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

在上海,他们访见了香山同乡、进步企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在郑的家中,又碰到了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上海格致书院院长、《韬园文录》作者王韬,这人和李鸿章幕下一个管文案的老夫子罗丰禄认识,王写信给罗,请他帮助引荐孙中山见到李鸿章。

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中介绍孙中山说:“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请帮助孙中山去见李鸿章[126]“一白其胸中之素蕴”。郑还请盛宣怀转请李鸿章给孙中山办出国[127]护照,“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

6月间,孙中山与陆皓东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照楼客栈(今哈[128]尔滨道50号),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陈请书由罗丰禄替他转交上去了,但这位中堂大人怎能理会这个草野[129]小民呢?他的回答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如果李鸿章采纳方案,实行中央改革,比地方革命自会事半功倍。结果碰了钉子,他的现代治国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1]1925年4月17日改名中山县,1983年12月改为中山市。[2]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银,割九龙司给英国;增开天津为商埠,俄国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3]《与邓廷铿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4]罗冀群:《孙中山先生学生时代逸事》,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页。[6]同上书,第19页。[7]魏育邻译:《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8]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3页。[9]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76页。[10]同上书,第278页。[11]同上书,第279页。[12]同上。[13]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页。[15]《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2页。[16]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页。[17](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18]《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2页。[19]同上书,第283页。[20]《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宫崎滔天谈孙中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页。[21]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38页。[22]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23]同上书,第15页。[24]同上书,第16页。[2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页。[26]郑东梦:《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27]《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0页;《足本中山全书》附传记,第5页。[28]《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29]林家有:《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45页。[30]《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8页。[3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3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33]《中山丛书》(四)传记,第10页。[34]同上书,第12页。[35]《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36]朱执中:《访孙中山故居》,1956年11月2日《工人日报》。[37]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参考消息》专辑(24),《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0页。[38]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39]《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40]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41]《热风》,《鲁迅全集》(一),第394页。[42]《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80页。[43]《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1页。[44]《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第40页。[45]同上。[46]《复翟理斯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第16页。[4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页。[48]《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3页。[49]《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5页。[50]同上。[51]暂缺(请予谅解)。[52]暂缺(请予谅解)。[53]暂缺(请予谅解)。[54]暂缺(请予谅解)。[55]暂缺(请予谅解)。[56]在广州岭南学堂的讲演,1912年5月14日上海《民立报》。[57]郑东梦编:《檀山华侨》,1929年版,第15页。[58]《中山丛书》(四)传记,第26页。[59]《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60]《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5页。[61]同上。[62]《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史料专辑》,第285页。[63]同上。[64]《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6页。[65]同上书,第28页。[66]同上书,第29页。[67](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26年版,第126—131页。[68]《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1页。[69]《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3页。[70]《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2页。[71]《孙中山年谱》,第15页。[7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页。[73]同上书,第5页。[74](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157、161页。[75]《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6页。[76]同上。[77]同上书,第37页。[78]《孙中山生平史料》,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第75页。[79]《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2页。[80]同上。[81]《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7页。[8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83]同上。[84]《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50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版,第8页。[85]《孙中山先生学生时代逸史》,195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86]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页。[8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88]左昂:《孙中山学医前二、三事》,1956年11月9日《健康报》。[89]同上。[90]《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页。[91]《复翟理斯函》,《总理遗墨》第4页。[92](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93]《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8页。[94]香山县濠头乡人,病休居家,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95]《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96]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97]《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8页。[98]林里:《在翠亨村》,195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99]《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10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9页。[101]同上[10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10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页。[104]《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页。[105]《革命逸史》初集,第6页。[106]《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107]《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页。[108]《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1页。[109]《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11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页。[111]同上书,第62页。[112]朱执中:《翠亨村见闻记》,1956年11月2日《工人日报》。[113]同上。[114]《革命逸史》初集,第7页。[115]同上。[116]同上书,第10页。[117]同上。[118]《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119]同上。[120]《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121]《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122]同上。[123]《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124]《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页。[125]《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126]《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页。[127]同上。[128]杨开明:《孙中山先生三次来天津》,1981年10月10日《天津日报》。[129]《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8页。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孙中山上书失败,知清政府积弊已深,无可救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1]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他和陆皓东两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地考察政治形势,得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是“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黩,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2]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6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到朝鲜牙山。当月,日本也乘机派兵在仁川登陆。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和牙山附近的成欢驿袭击清军。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清军在平壤、黄海战役中连遭失败。这年农历十月初十是西太后60寿辰,从国库提出白银540万两,从正月开始便准备盛典,对日作战,不以为意,却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彩坊、戏台、乐亭等共60段工程,准备寿辰奏乐、唱戏,仅此项花掉白银219万两。当时有人要求西太后停办点景工程,西太后[3]大怒,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10月,孙中山偕陆皓东回到上海,与两年前在广州结识的宋跃如叙谈上书李鸿章受挫情况和清政府积弊已深无法挽救非彻底改造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宋跃如深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革命壮志的激励,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宋跃如,186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商人家庭。1886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1886年回国到上海任基督教牧师。翌年,与名门闺秀倪桂珍结婚。1892年弃教职经营美华印书馆(入股)和福丰面粉厂(任经理)。他还参加了反清组织三合会。但他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创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走遍全国几大城市,1892年,他为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到广州,经陆皓东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孙中山与宋跃如两人在思想、经历等方面,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广东人,都受过西方教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都有炽热的爱国思想,都有反清革命意识。以后,宋跃如和他的全家都投入了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工作。宋跃如是孙中山早年的挚友和热情的革命支持者之一。孙中山长年流亡海外奔走革命,宋跃如在国内20余年一直暗中配合革命党人做许多革命工作。

此时,宋跃如有两个孩子,长女宋霭龄三岁,18年后1912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次女宋庆龄一岁,20年后1914年任孙中山的秘书。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4]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在上海请郑观应到江海关领了出国护照,赴檀香山。行前嘱托宋跃如经常把国内情况通报给他。

宋跃如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刊登在由美华印书馆承印的基[5]督教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决定组织革命党,举行起义。先到茂宜岛与大哥孙眉商议,孙眉被弟弟的反清政治理论折服,也被弟弟的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表示支持,并准备拨产变卖相助,但因为当时侨民[6]“民气未开,人心固塞”,应者寥寥。

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正当西太后在皇极殿行受贺礼庆祝她60寿辰这天,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等地,光绪帝后及诸臣陪西太后观戏三天,军政诸事延搁不办。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

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7]20余人。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会章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九条规章中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会议推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程荫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李禄、黄亮、邓松盛等为值理,另设差委二人。规定了活动的时间、办法。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1893年冬在广州广雅书局南抗风轩成立的兴汉会宗旨多了一项重[8]要内容“创立合众政府”,不仅是驱除满清政府,而且也要根除封建帝王专制的制度,这便是带有共和政体色彩的政治纲领,兴中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政党,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会费每人5元,会股每股10元,孙眉认股200元。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130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芙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李杞、侯艾泉、许直臣、程扆臣、宋居仁、陈南、陆灿等20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朝鲜、旅大、威海卫先后失陷,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人心激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函促孙中山回国,乘机举事。孙中山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银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元,远不敷举义需用。因事机日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兴中会文案干事邓荫南广东开平人,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蔗园、榨糖、商店,雇工千余人,颇为富有。性情慷慨,乐于助人,深受众人敬重。与孙眉交往甚密。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加入了兴中会。他决[9]定变卖家产,充革命经费,投身国事,去而不返。孙中山的哥哥孙[10]眉把农场的牛,以每头六七元的低价售出,共集港币一万三千元。于第二年,1895年1月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由檀香山赴香港。

香港与广东交通便利,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运送武器、失败后的隐匿转移,都是最好的地点。

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日本横滨时,在船上向归国侨民宣讲逐满救国的道理。陈少白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11]这时,正在船上推销货物的广东南海侨商陈清,听了他的讲演,就登岸向文经印刷店主人冯镜如,致生印刷店主人冯紫珊,均昌洋服店司理谭有发报告说:“船上有一个高谈反清造反的人。”这三个人,平素热心国事,愤恨清政府的政治败坏。他们听了陈清的话后,就叫谭有发跟着陈清登船来邀请孙中山上岸交谈。孙中山回答说:“船就[12]要开行,不及登岸。”就给了他们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说:“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广州不久即起义,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并问了他们的姓名住址。数月之后,陈清得冯镜如川资三千元,到香港参加了兴中会。在这年的重阳节广州起义时。他执行施放炸弹的任务。

当时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弟弟)统治粤桂两省,六年中(1889年8月8日至1895年4月14日)肆行无忌,巧取豪夺。一次过生日,[13]就收到僚属贺礼达一百万两银。他规定,凡在任或新补缺的官员,须向督署交官税。官吏们乘机巧取豪夺,把这些额外负担加在百姓头上,人民苦不堪言。他又推行卖官制度,用三千两银就可买得一名科第。李瀚章的所作所为,官府内外积怨甚多,人心激愤,连一些清军官兵后来也参加了兴中会和起义活动。孙中山认为李瀚章的倒行逆施[14]“足以增兴中会势力,而促吾党起事者”。

孙中山到香港后,即开始筹建兴中会总会。他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进行研究,准备发动起义。他素知辅仁文社也以改革政治为宗旨,遂与该社领导成员杨衢云、谢缵泰商洽,联合组党。2月中旬,租下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于2月21日召开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大会仪式是举右手向天发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香港兴中会宣言总则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在措词上小有改动。十条章程的项目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比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九项规条内容更具体详细。宣言仍保持了盟会式的格调,措词上也还是比较婉转。政治纲领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誓词少了一句,纲领只列在入会誓词里,而不见宣言中。

在香港入会的有黄咏襄、周昭岳、朱贵全、丘四、余育之、徐善亭等几十人。

2月,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召集党人回粤举义,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正遇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徒。他们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正住在这个客栈内。因孙中山“久欲延揽他们同办大事”,陈少白就去访见他们,和康有为讲“现在中国情况已很危急,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康有为只是点头称是,谈了几个钟头,没有具体[15]结果,陈少白只好告辞而退。

这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内传闻,各界激愤,有爱国志士在北京城门上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年败绩,割地求和”几个大字。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约集了18省举人1300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上书,反对与日本议和,请求变法。5月,请求都察院代为转呈,遭拒绝,未能上达光绪帝。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兴中会决定在广州起义。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事布置,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和英美将校协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及财政、军械事务,由黄咏襄、谢缵泰等协助。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又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定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以农学会的名义作为掩护。孙中山还特意制定了一个《农学会章程》,极力阐述中国不研究农学、发展农业,就不能富强的道理。当地著名官绅潘宝璜、潘宝林、刘学询等信[16]而不疑,还签名资助表示支持。

因孙中山两年前在此行医,结识了官绅士商各界人物,在广州的一些准备活动,措置裕如,经营得很顺利。在广州入会的比香港踊跃,有左斗山、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芝、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程次、梁荣、苏复等数百人。其中有产业家、银行家、洋行职员、教员、传教士、医生、会党头目、清军军官、清军水兵、工人,也有著名大盗。同时,还在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和双门底圣教书楼的礼拜堂设立机关,容纳会员及贮藏秘密文件。

8月27日,兴中会领导成员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开会,讨论攻取广州的详细计划和起义后的各项政策。香港著名人士何启、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国人黎德、《士密西报》主笔英国人邓肯也秘密参加。由孙中山制订攻取方略,朱淇撰写反清檄文,何启和《士密西报》主笔邓肯起草对外宣言,由《德臣西报》主笔黎德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

筹备半载,兵力、军需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广州城内的清军防营、水师、地方绿林、民团等均已联络就绪。在省河南北设有机关数十处,又购小火轮两艘,往返港粤运输军需,决定在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事。

发难在即,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七八个人于10月10日又在香港开了一次会。会上提议选举一位总统来发号施令。通过投票,选举孙中山指挥起义,任起义成功后的合众政[17]府的总统,大家向孙中山握手庆贺。

孙中山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准备发动起义。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到广州冒险,最后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三千人乘船到广州,天一亮,到岸就发动。孙中山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所有的军械都交给了他,叫他按时带到广州。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是否把总统让给我,[18]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孙中山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很不应该。他就和郑士良、陈少白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很恼火,他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孙中山怕因此引[19]起党内纠纷,贻误大事,表示要谦让。就在当天晚上,又开了一次会。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事前已经跟大家商量好,因此都同意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任总统让位。第二天,孙中山到了广州。

原计划重阳节清晨,杨衢云带三千人抵广州后,即分头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埋伏在水上和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北江的会党同时响应。由陈清带领的炸弹队,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闻炮即发动。以红带为标志,口令是“除暴安民”。由朱淇起草的讨满檄文和安民告示也已印好,各项工作都准备得颇为周密。不料在起义前一二日,起义计划被朱淇的哥哥朱湘(甤生)知道了,恐受牵连,他用朱淇的名义,向巡勇管带李家焯自首。李一面派兵监视,一面亲自到督署向新任粤督谭钟麟报告。谭问李:“造反的是谁?”李答:“是孙文!”谭讪笑着说:“嗨!孙文乃狂士,好出大言,他焉敢造反!”谭对此置[20]若罔闻。

这天,孙中山正在河南一个姓王的家里参加婚礼宴会,见有兵警探伺,知事已泄露。但他镇静自若,对在座的区凤墀说:“此辈是来捕我的!”区问他:“怎么这样妄言狂语?”孙中山说:“路人皆知,孙文造反,你还不知道呵!”兵警因未得捕人令,不知所措。宴后,[21]孙中山安然离去。

10月25日(初八)晚,广州的一切准备事项都做好了,就等天亮开始行动。此时孙中山正住在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尹文楷家中,陆皓东住在南关咸虾栏,陈少白住在双门底总部附近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26日(初九)天还没亮,陈少白到了总部,等了好久,没一点消息。绿林、民团、军队各首领,都来讨口号,等命令。本来香港船靠岸的时间是在早晨6点钟,但到了8点,孙中山才接到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杨衢云发来的,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陈少白说:“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22]还是把事情压下来,以后再说吧!”孙中山也以为然。于是把钱发给绿林中的人,叫各部首领回去,听候命令,并立即向香港杨衢云发电:“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止办。”孙中山叫陈少白先离开广州,自己留下来疏散党人,销毁文件等。

当天晚上,杨衢云才派丘四、朱贵全率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的会党先锋队二百余人,集中在九龙,乘保安轮船赴粤。这期间已被清驻港密探章宝珊侦悉,即电告粤督谭钟麟,要严加戒备。同时党军所运短枪六百支,也被海关查获。谭钟麟才知孙文真要造反,且已兵伏城下,立时慌了手脚,急调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巡勇管带李家焯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捕。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及军械衣物,同时被搜获。

陆皓东在通知机关同志疏散后,转移到城外。他忽然想起党人名册还留在机关内,决定返回处理,同志们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能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毅然前往。当他返回机关时,清廷兵勇也接踵而至,将机关包围。陆皓东迅速关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焚烧,当清兵破门而入时,名册已化为灰烬。党人得救了,陆皓东则被捕。

当杨衢云得孙中山回电后,人与枪械已经下船启运。杨回电说:[23]“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当保安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准备截缉。党人在船中的枪支七箱,被杂货积压在下层,临时无法提取。丘四、朱贵全等四人赤手被缚。巡兵又到双底圣教书楼搜查,将书店司理、兴中会会员左斗山捕捉(后由美领事保释)。区凤墀、侯艾泉、李芝、王质甫等闻败,已先离粤。

孙中山到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寓所,命人检出一两件应用之物携带,行至街口,略顾左右,昂然而行。友人以为寻常外出,并未介意。临居朋友尹文楷也一无所知。晚上,还到大基头,出席了王毓初牧师之子的婚宴。席间,与王毓初耳语事败,之后,举杯与同席共饮,即称因事失陪,揖别而去。

郑士良陪孙中山仍留广州,两人将电报、公告、文件等进行销毁,孙中山神态镇静自若。郑士良后来与宫崎寅藏提到孙中山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也想逃,但见孙大将那样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所以不便[24]逃。”“孙比我厉害,毕竟不愧为领袖,我都惶恐不安,但孙却丝[25]毫未变声色。”

第二天,10月27日(旧历九月初十)晚上,他俩穿着苦力的衣服离开广州,郑士良坐船经澳门直接到香港,孙中山租了一只小船,到香山唐家湾又坐轿子到澳门强屋街(下环街)3号找到好友费尔南德斯。后获知清政府已要求澳门当局通缉他,费尔南德斯为助他脱险,陪同[26]他坐船赴香港,当时孙中山扮了女装,避过清政府爪牙耳目。

孙中山夫人卢慕贞连夜携带四岁的孙科和一岁的长女孙娫,与婆[27]婆杨氏还有嫂嫂谭氏一起逃往檀香山,投奔大哥孙眉。

孙中山在香港见到陈少白,两人商量今后怎么办,都踌躇不决。孙中山就坐着轿子去请教他们的英国顾问律师达尼思,说:“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顾问说:“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他又找陈少白说:“顾问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28]跑吧!”两个人就找了一张报,看有没有离港的船。发现有一只去安南的船,当晚开,就派人去买船票。但这只船是运货的,没有客座。又打听到另有一只船是次日早晨去日本的广岛丸号,还有四个舱位,他们就约了郑士良,三个人于10月30日离开香港赴日本。

清吏李家琪派爪牙至河南岐兴里瑞华坊缉捕先生,但不知其具体寓所,在街口询问舆夫:“此地有个孙医生,他住在哪个门内?”先生平日出入,常乘肩舆,与舆夫交谈如兄弟,舆夫与先生素有感情,他们见问者并非善意,回答说:“此间无孙医生,只有尹医生。”缉捕者转向别处搜寻。

清朝政府派将领率兵从广州沿山路开到翠亨村。见它是一个小山村,他们以为这里不会有起义的领袖人物,便改道奔了人口逾千的大村镇叫翠微村,把这个村子层层包围起来。乡绅一再说这村没有孙文其人,并以巨款贿赂将领,他们才收兵而去。翠亨村中山旧居由此幸免一场浩劫,因而保存至今。

谭钟麟令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对党人严刑审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凛然不惧。陆皓东在被提审时,愤书供词,痛述国家外患日迫、内政腐败的危急现实,直斥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贪官污吏们的甘心事仇,寡廉鲜耻,供词中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今事中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29]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钉插手足,凿碎牙齿,他晕死而复苏后,对清吏仍厉声痛斥:“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心不痛,其奈我何?”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取义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美国领事至南海县署,向县令李征庸说:“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李拿出陆的供词给他看,美领事无言而退。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南海县令李征庸甚敬陆皓东,临刑前,令人取了长衣,给他穿上。陆皓东的牺牲,使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而“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30]为后死者之模范”。

在他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犁头山麓修筑陆皓东烈士衣冠冢,冢上建有陆皓东塑像。

陆热诚好学,能诗能画,准备起义用的青天白日旗就是陆皓东所设计的。孙中山为纪念他,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时仍用这种旗子,同盟会成立后又增加了红底,含有烈士的鲜血所染成之意。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1921年两次南下护法,都用这种旗子。各地制做的旗中的白色叉光多寡不一,后来孙中山说明叉光代表干支,应排列12个,表示12时辰,遂成定制。

参与这次举事被捕的共70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刑六百军棍后,病死狱中。其余的被囚,也有的被释放。清政府下令对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芝、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12月7日,粤署以花红银一千元的厚赏捉拿孙文。清朝总理衙门[31]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

这是辛亥革命史上兴中会时期第一次武装起义。它虽然失败了,但为整个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史拉开了序幕。这次起义仅数月之间就动员和组织了几千的人力,在筹备布置上,也甚周密。如能在后方安排一个得力干部,按期行动,乘敌人官兵素日涣散,攻其不备,对准重要衙署,分头并举,消灭地方的反动政府,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确是很响亮的第一炮。但是,由于军备不周和带队干部杨衢云畏敌怯战,又怀有权位私念,措置疏误,事泄后,给敌人以充分的时间准备进行截击而遭失败。但是它有着深远意义:它把千百万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它告诉人们,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途径;它像茫茫黑夜中燃起的一束火把,给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谋求生存的道路;它也给腐朽的清王朝敲起了丧钟。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乙未广州起义时,年仅29岁。第七章 伦敦蒙难

1895年10月30日清晨,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乘“广岛丸”号轮船离香港赴日本。船一出口,风浪大作,航行了14天,才到神户。三人登岸后,购得一份日本报纸,见其中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于目。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32]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在国内外,开始用革命党的名称。

孙中山一行三人在神户住了一天,转赴横滨。在船上,三人苦想登岸后到哪里安身呢?人地生疏,又是政治犯的身份,一时满面愁云。孙中山忽然想到1月间,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横滨时,约他上岸谈话的华商谭有发。于是,他让陈、郑二人在船上等候,自己一人登岸,按地址去找谭。见到谭有发,说明来意,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栖留的问题。谭有发替他租了一个楼房的单间,孙中山看了也很满意。陈少白、郑士良二人在船上等了好久,孙中山回来说:“房子已租好了。”三人登岸,进到那间楼房里,“心里感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33]国政府已追究不来”。

过了两天,谭有发陪孙中山、陈少白到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会见了华商冯镜如。当天晚上,孙中山邀集了冯紫珊、谭有发、柴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多名华侨,在文经店二楼,研究在横滨发展兴中会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冯镜如被选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为干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便移居到文经店的二楼里。十几天以后,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设立兴中会分会所。后来入会的有温芬、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之、黎简卿、陈植云,还有冯镜如的儿子13岁的冯懋龙(即冯自由)等多人。每次活动都由小会员冯懋龙向会员传递通知书,秘密集会。

过了几天,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剪去发辫,由谭有发为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套西装。郑士良因准备回国继续组织力量,暂未改装。

孙中山计划与陈少白一同到美洲去活动。但当时美国政府有禁令,不准中国人入境,孙中山假称他是檀香山生人,美领事才给他一人开了护照。陈少白只好留在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士良则归国收[34]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伦敦蒙难时,原香港西医书院英国老师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孙中山向会员们商借500元,以作他和陈、郑三人旅费等用。管库赵明乐、书记赵峰琴二人是永乐和号出口商,资产颇富,他们不但不肯筹借,而且也不到会参加活动了。最后由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两人按数借助。孙中山留给了陈少白与郑少良各100元。

孙中山于12月中旬,离开日本赴美洲。到檀香山后,就把500元[35]钱,汇还冯氏兄弟。侨商知道后都称赞他“言而有信”。“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36]数倍也。”

在动身前几天,孙中山在火奴鲁鲁街上散步,有一辆马车迎面驶来,上面坐的正是他的英籍老师、香港雅丽医校校长康德黎和他的妻子。“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康氏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乘)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37]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六个月后,孙中山在伦敦被执于清使馆,幸得康德黎奔走营救才得以脱险。

1896年6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美国。自太平洋东岸三藩市上岸,横过北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途经各处,有的留数日,有的留十多日,都要进行宣传鼓吹。“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38]而已。”

9月23日,孙中山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客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浦。9月30日,到了伦敦,投宿于斯屈朗街的赫胥旅馆。10月1日,即至波德兰区的覃文省街46号,访见师友康德黎,康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他订了附近的葛兰旅店居住。

孙中山每日或参观博物馆,或游览古迹,或与康德黎叙谈。在伦敦“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39]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西方文明的华丽外衣,引起了孙中山的憧憬和羡慕,一度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思想动力,他曾表示“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

一天,孙中山在康德黎家吃饭,康德黎笑着说:“中国使馆与你的住处很近,何不去过访一下?”康妻诫止说:“不行啊!使馆的人[40]员见了你,立刻把你缉捕起来,一定遣送回国!”说完三人大笑。谁料数日之后,竟成谶语。一天晚上,孙中山在雅丽医校的另一师友孟生家作客时,孟也提醒过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陷阱。”

其实,这时孙中山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清驻英使馆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还在8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清驻美国公使杨子清,即已电告清驻英公使龚照瑗说:“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即公使),援香港缅甸交[41]犯约(根据香港缅甸交换罪犯条约),恳英国代拿。”在他到了英国利物浦的第三天(9月25日)龚照瑗又接电报:“孙文于西历9月23日(即华历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利物浦港口登陆。”龚照瑗派他的侄子龚心湛(使馆职员)雇暗探赴利物浦守候,侦察的情况是:“孙文剪发着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9月30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孙中山却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鼓动宣传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声附和造起清政府的反来,因而失掉必要的警惕。他对清使馆不但不回避,反贸然而入,要找同乡宣传革命。他在《伦敦被难记》一文中说:是在路上被二华人“挟予而入”[42]使馆的,此并非实话,而有关史著都据此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其实是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想到那里宣传革命活动而被捕的。当时他那样写是为了适应国际公例,以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之意。陈少白说:“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这和当时在使馆的职员吴宗濂的《随轺笔记》所记述的情况也相一致:“九月初四(10月10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孙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龚心湛),转禀星使。星使与马凯尼(使馆英籍参赞)、王鹏九俩参赞密上(‘上’可能是‘商’的误写——作者)办法,皆曰可拿。初五(11日)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之会客厅、签押室,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朋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再上一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入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侍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43]文,尔即是也。’”

公使馆密电清政府总署:“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请电粤督。”

就这样,孙中山自己身陷囹圄。第三天(10月13日),使馆接清政府回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14日,使馆又向国内发电:“唯有专雇一船径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密探,穷其所往。”

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自然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格,但孙中山深入清使馆这个虎穴却未免轻率。如果一旦被解送回国,遭到杀害,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并且在葛兰旅店中,尚有若干党人名单,如被搜获,将使多少党人株连被捕?孙中山被囚禁使馆后,想到自己“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国人观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44]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真是后悔莫及。

于是,他设法求援,还曾要求使馆那位同乡邓廷铿(即《伦敦被难记》一文中的唐某)帮助,邓假许援救,反而骗去了孙中山一张带有亲到使馆等语的书面自供。后来孙中山又写了一个纸条,裹以铜币掷于室外,也被发觉,使馆因而防范更严。16日,孙中山又向一个年纪较大的英籍仆人柯尔求援,柯尔问他:“你究竟为什么事被拘禁在这里?”孙中山说:“吾是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怕他未能领会,又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皇帝之欲杀我,如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柯尔说:“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助否?”孙说:“英政府乐于相助,无待赘言,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恐外人闻之。”又说:“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惟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

柯尔的妻子天天到使馆来,柯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夫妻俩商量好,决定搭救他。第二天(10月17日)早晨,柯尔又来添煤,临走时以手指煤篓,孙中山走过去拾起,见其中一纸条,上面写着:“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惟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

于是,孙中山取出两张名片,伏在床上,面壁疾书,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致覃文街四十六号詹姆斯·康德黎博士: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中国使馆已租下一艘船,以便把我递解回中国,而整个途中我将被关锁起来,禁止和任何人联系。唉!我真不幸!请照顾目前这个帮我送信[45]的人;他很穷,将会因为替我效劳而失去他的职业。”

当天中午柯尔来收煤灰时,孙中山把名片交给了他,并将仅有的20英镑也给了柯尔。

柯尔将孙中山的书简和20英镑交给了他的妻子,她把书简藏在反折的袖口里,从使馆直奔康德黎家。

康德黎已有六天不见孙中山到来,心里焦急不安,到17日晚上,已经过了11点钟,柯尔的妻子送来了孙中山的书简,还有20英镑,并说明孙中山正在使馆被幽禁的情况,然后指着那钱说:“这就是孙某的用物。”康德黎立即叫他的妻子到葛兰旅社将所有的文件书信取出烧毁。本人亲往哈兰区3号向使馆参赞马凯尼(康不知马是幽禁事件的主谋)求助。马没在家。康又到警署报告,侦察长说:“此事关系重大,非我所能主持。”这时已是夜里1点钟了。

第二天早晨,康德黎继续奔走,找到了他一个朋友,想请他通过中国的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将人放出。他的朋友不同意这个做法。康又往哈兰区3号找马凯尼,还是没见到。又去访见孟生博士,走到门前,见到一个人趦趄于门外,正是刚由康德黎家来到这里找康德黎的柯尔老人。两人同见孟生博士,康说:“马凯尼未下乡,则此事必易为力。”柯尔插言道:“马凯尼无一日不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氏者,马凯尼实主其谋。”康、孟大为愕然。于是他们各以名片简书数语,交柯尔带入使馆交孙中山。“一则可以藉此稍慰予(孙中山)心,一则证明柯尔确已为予(孙中山)奔走。”二人又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侦察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曾来说过,今又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康、孟二人出警署,又至外交部。适逢星期日,不办公。二人怕清使馆“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人拘运,决定先至波德兰区49号向使馆提出警告。因康与孙是师生关系,恐使馆人员已闻知,故由孟生一人前往,见到了诱禁孙中山的那个叫邓廷铿的人,孟对他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此间并无此人。”孟说:“今英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人彻查。”邓竭力辩解说:“决无此事。”态度之从容坦率使孟生也疑惑起来。他回来对康德黎说:“或出孙某自行捏造,冀以达到其不可测度之目的?”到了下午7点钟,康德黎一人继续奔走,赶到佩星和尔街的美国私家侦探所雇探,也因星期日休业,又到伊士林敦的吉勃斯屯场去寻雇警探,由于警探有事不能从请。康德黎奔走一天,不遗余力,报政府、投警署、雇侦探等都一筹莫展。到了晚上9点钟,他忽然情急生智,决定到报馆说明此事,只要报纸一宣布,必会引起公论。遂乘车至《泰晤士报》报馆,将孙逸仙被幽禁事向记者口述一遍,到夜里11点半钟才回到家。但康德黎还是心如火灼,最后想亲自到使馆门外侦守,假如使馆暗中运人,即加以阻挠干涉。于是,他从家里又走出来,刚一出门,正遇到白天约雇的一个侦探迎面而来,两人同到了清使馆,这时已是夜里12点半,见使馆灯光明亮,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的盘问,惊扰了使馆人员,他们决定于20日解送孙回国。

康所雇的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并躲藏在车内,月光下,使馆有人出入,都可见到。如孙中山被押出使馆,探车即可追踪。康德黎这才回到家中,已是夜里2点钟了。

第二天(10月19日)早晨,康德黎又雇一侦探,侦伺于使馆门外。

这天中午,英国外交部闻此事后通知康德黎将案情书写上呈,并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知清使馆以7000英镑雇一艘二千吨轮船准备将孙中山械运回国,就派了六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并令附近警署严加防守;又将孙逸仙西装照片发交警吏,以备辨认。

数日之间,风声四起,闻者已不乏人。到了10月22日,《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则新闻,于是伦敦各报记者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访康德黎的记者,使康应接不暇。也有要到使馆访见被幽禁本人的。于是各报纸先后刊载,连马路上的报馆新闻广告牌上也写上了引人注目的大字,这件事轰动了伦敦全城,几千市民围在使馆外叫骂:“如果不将人放出,[46]就将使馆砸毁!”

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恐有意外,将马凯尼叫到外交部面述案情经过,英政府出正式公文令中国使馆放人。

清公使馆接英政府令其放人的公文,只得应诺。代表清政府的驻英使馆官员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婢膝与对本国革命者的凶悍阴狠适成鲜明的对比。

10月23日下午4点半,由使馆华、英籍卫兵二人开门将孙中山接出囚室,送至楼下,出场者有康德黎、苏格兰侦察长、英外交部官员,还有马凯尼。马将搜出各物一一退还孙中山本人,并对侦探长、外交部官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现在把此人交付君等,是要使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

使馆门外观者如堵。当各报馆记者向前询问时,孙中山被侦探长乔福斯拥入车中。车一开行,竟有记者数人登上车顶,或跃居车侧。

侦探长在车中对孙中山正言告诫说:“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言词真挚坦率,态度如长者规劝幼儿一样。为了满足记者要孙中山述话的急切要求,他们中途停车到一个旅馆里,把囚禁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又到警署把前后过程叙述清楚,作了结案。

孙中山在康德黎家,每天来访者络绎不绝。11月15日,移居到格雷斯旅店街8号。

孙中山脱险后,结识了英国各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正在编著《中国人名辞典》,准备将孙中山列入书中,因此请他写一篇自传。孙中山向他叙述了25岁以前的经历和“欲除虏兴[47]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改造中国的坚定信念,反映了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为了让英国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事件的真相,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社出版,后来被翻译成日、俄、汉各国文字。

当时有些国家的报纸把这次事件当成离奇惊险的新闻刊载,内容虽同,但标题不一。有些国家还把孙中山的这段遭遇编成戏剧和电影公演。因此,孙逸仙这个名字被许多国家所熟知,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博得各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英国一些知名人士如康德黎等还组织了“中国之友社”,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孙中山认为,“革命虽然是遭过一次失败,但并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还是向前做去。”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留居在伦敦,为了制订推翻清王朝后建立共和国的方案,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等学说,“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近代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都与图书馆有过密切的关系。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是孙中山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阅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哲学、法律、农业、工业等著作,尤其“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孙中山一进馆就是一天。他是最早进馆,最晚离馆的读者。看书时间过久,疲倦了就伏案休息片刻,醒来又继续研读,中午用自带的干粮充饥。他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用功之勤,可从伦敦警察局的暗探给局方报告中了解,报告中说:“他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就此充饥。”据康德黎记述,“他不停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48]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他在学习研究之余,常与英国各阶层人物接触交往。在伦敦,他还有一段打人趣闻。据说孙中山动手打人一生有两次:一次是少年时期在檀香山盘罗河学校,动手反击顽皮的同学;一次是在伦敦。有一天,他在操场上打球,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霍氏,故意挥球直击孙中山的头额,打得他两眼冒金花,还跟他开玩笑地说:“这是英国人的打人法。”孙中山也不示弱,便上前把霍氏拦腰抱住,放在膝盖上,打了几下臀部,笑着说:“这是中国人的打人法。”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霍氏有事来中国,到南京晋见孙中山,两人谈起[49]往事,彼此不禁掩口大笑起来。

19世纪是欧美国家生产力迅猛提高和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法、美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财富,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而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早期出现了英国欧文,法国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创立的不成熟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了30年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斗争。到了50年代,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等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先后流亡到伦敦,如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意大利的玛志尼、加里波;匈牙利的柯树特;法国的雨果;俄国的赫尔岑、奥加辽夫等。伦敦成为流亡者活动的中心,是政治人才荟萃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总结本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发表政治主张。这时期,刊物纷繁,吐葩争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第二卷1885年出版,第三卷1894年出版。当孙中山留居伦敦的时候,也有一些俄国革命党人流亡到这里。孙中山曾经和他们在伦敦图书馆内交谈过中俄两国革命成功的时间问题。这些总结革命运动的历史文献和各派的政治学说,都是他涉猎的内容,都给了他影响。还有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美国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中国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都是他创立政治学说的参考内容。

孙中山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学说加以取舍,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制定出了他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50],“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51]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

三民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压迫下和饥寒交迫处境下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争取自由民主、争取生存的奋斗目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适应历史的要求制定了这一政治纲领,它统一了辛亥革命整个队伍的政治思想,它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贫苦穷困的理论武器。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互相依存彼此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政治任务与功能。

民族主义,就是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仅有八个字,但却包含着深刻的战斗内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外祸日深,内政日坏,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民族危机甚于累卵。

由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清政府已成中华民族危急、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不到60年的时间,先后与外国入侵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与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西俄11国签订)。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签订后,领土被侵占或割夺,大量的赔款落在穷困的百姓身上。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犬鹰。清政府对外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对内把其他各民族视为奴隶进行血腥统治,清初用40年时间以屠杀方式来镇压各民族。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又勾结外国,借洋兵洋枪洋炮屠杀各族人民的反抗。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外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祸根——清政府。这个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在鼓动反清的同路人参加革命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在这样的口号和宣传下,使国内外反清会党组织的受着明末遗臣学士反清著述感召和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的队伍。从实质上说,他的民族主义,并非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孙中山曾明确地提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52]之法也。”他的这条政纲,尽管有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却是扩大反清队伍的需要,它已成为辛亥革命前团结全体反对清政府的志士的旗帜。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适应历史新的[53]需要,把民族主义又赋予时代的特点,明确为“反对帝国主义”。

三民主义内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孙中山对它不断地丰富完整。此章重点只阐述这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内容,在第二十六章新三民主义中叙述。为便于读者记忆,减少或避免前后混淆,按其发展说明。

从1893年广州广雅书局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鲜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纲领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它对掀起和联合全民族因清初期的屠杀和后期的卖国造成积怨,而纷纷投入反清革命运动,起着鼓动和激励作用。它对清朝统治者也绝不是复仇主义,孙中山曾解释说:“它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54]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民族主义反满,是对清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对此孙中山曾说:“民族革命是要[55]尽灭满族,这话大错。”民族主义反清宗旨,也不是封建性的单纯的对政权的争夺,不是“反清复明”的继续和改朝换代,而是把反清斗争纳入民主革命的范畴。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曾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56]的人,便要排斥他”,绝不是“复仇”、“仇满”。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为会名,他说:“革命党的宗旨,不专在排满,而是‘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他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含义时,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57]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他继承了“先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而成为不仅“对满”,而且是求得各民族在国内平等共处。成熟以后的民族主义,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大汉族主义的“仇满”传统封建观念。尽管孙中山多次说明民族主义不是“复仇”主义,但是,在革命党人中,仍然存在着种族偏见。他们在《民报》上公开宣扬“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对满实行同化”政策等论调,反而给保皇党攻击的口实。

辛亥以后,国内腐朽的满族皇权被推翻了,但独立的中国并没出现,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危局仍然存在:“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此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的含义转为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说:“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虽然“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直到1924年,在他的新三民主义中,正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方针,在新的革命历史时期,成为“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

[58]本”,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他和保皇党的几起论战,都与“民权”的内容有关,它是孙中山要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共和政体的政治纲领。

他推翻清朝,不只是要把一个卖国政府赶下台,而是要打垮它所代表的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对满清二百六十多年的血腥统治的揭露,基本上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如1904年他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所列清政府“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十一条中所说:“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59]们的各种权利”等等。孙中山对满清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思想境界大大超过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

孙中山对君主专制政治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封建国家的最高[60]统治者皇帝,“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凭个人意愿主宰一切,“无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61]言或与闻之权”,皇帝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威行专[62]制”,为所欲为,“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为了维护私人特权,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专制皇帝因为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动摇,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63][64]福,更是理不到”。“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要人民盲从他,就要推行蒙昧主义和禁锢政策,绝容不得一点异端,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也“阻碍人民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65]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是“无道”,是一种“恶劣政治”,“人民[66]应该要反抗”,“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

他认为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的政体,建立一个民国政体。他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67]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少的。”他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68]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权主义的实现,不仅使人民有参政、议政、主政权,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基础。

孙中山认为封建君主帝王专制制度是“国害”,“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69]

人民的平等、自由,必须在“民权上立足”,“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70]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封建专制制度,自古把人分成不同层次、身份,形成统治结构,它们是帝、王、公、侯、伯、子、男、民,数个等级,直至清代仍沿用。人民要自由、平等、改变被统治地位,必须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71]住”。“必须先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有‘民有’、真有‘民享’。”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民族独立与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治问题、政治革命问题,不仅是建立民国的政治基础,也是民族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决条件。对民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夺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

民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共和国,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把“创立合众政府”列入誓词中,是借取“美利坚合众国”政体之名,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把“建立民国”列入宣言条文与誓词中,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72]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来自欧美,又以中国古代的考选制、监察制补充完善。国民党改组后,又对西方议会制(代议制)进行了批判,揭示其弊端,因而又创制了四个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孙中山前半生为改造中国组织革命力量奔走海外,多次环游欧美。他对法国、英国、美国、瑞士等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学说,进行过精心的考察和研究。

孙中山批判继承了法国18世纪政治思想家进步学说,吸取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摈弃了他的维护君主制的主张,也吸取了卢梭民权思想。他说:“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为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73]利。”又吸取了法国1789年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且把它做为民权主义的配套思想体系。[74]

孙中山说:“民权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美国政体结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后来,孙中山又发现他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并不完善,存在弊端。

美国“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官员“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就选举方式而言,他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75]杂在内”;就委任方式而言,他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内阁至[76]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有“盲从滥举”、“任用[77]私人”的弊端。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作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

孙中山通过考察认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弹劾纠察权掌握在议会中,也有弊病,他指出:“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78]制行政机关,使它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可采用,“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由依附于君主变为独立的机关。他说:“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殊不可轻弃。”“以外国输入之三权(行政、立法、司法),与本国固有之二权(考试、监察)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

五权宪法的行政权是政府首领大总统管理国事之权,立法权是议会议员(国民大会代表)制定法律之权,司法权是裁判官员执行法律之权,考试权是考试机构考选大小官员之权,监察权是监察机构对官员的弹劾之权。“五权宪法”是“救三权鼎立之弊”,五权各自独立,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防止其流弊发生。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学说和制衡原则。“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

分权,是为了避免过分集权而形成专制,致使首领者身份由为百姓造福的公仆变为独断专行的统治者;统一,是形成互相制约政治整体。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东京接见从西伯利亚越狱赴美路过东京的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鲁学尼时,向他具体地解释了他所制定的五权宪法的内容,并说:“分立五权是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79]是创建的破天荒的政体。”孙中山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政治上“驾乎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中山对西方代议制(所谓国会制)从采用转为批判,认为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的民权,称它为间接民权,而创制了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人民“他们所得民权还很少”,“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

孙中山把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制(代议制),叫“间接民权”,认为人民选出了官吏以后,政府的事,便由代议士讨论决定。认为这种间接民权,使人民主政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治,不得谓真民权。”“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他为了“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创制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直接民权:“一、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选举权,亦曰被选权。由人民选出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亦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法也。四、复决权:此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改之。”他说: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80]民权”,而这四个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

孙中山把四个直接民权,比之为四个放水器、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器,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这四个权叫政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权叫“治权”,归政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

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81]是政治。”民主政治有两种力量:就是政权与治权。政权就是人民管理政府的民权,治权就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由政权支配治权;由治权管理国家事务。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82]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83]权的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政权与治权,孙中山把它们解释为权与能。他比喻说:“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人民就是“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车夫是有能而无权”,“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述民权主义有段佳话。1924年4月2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述《民权主义》第五讲时,用汽车主人与汽车驾[84]驶员说明权与能的关系。他为了使在场的党政军官员听众清楚易懂,引证了自己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15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15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地问他说:‘在15分钟之内,可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很奇怪,便非常地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中路走,不过15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们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15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如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哪一条路便走哪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车夫的态度一样。”

这个比喻形象、准确地说明了国家、百姓、官员三者的关系。车比作国家,车主比作百姓,车夫比作领导者。不管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正确的,永远是领导者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百姓的准则。

孙中山严正指出:“人人皆知,国为民有”,“中国权利非少数人可得而享,更非少数强权者,可得而断送”。

孙中山从权与能的理论中,又把人的天赋划为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这种人“是人类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自己不能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85]行”。

人类的“智”的差别,与天赋有关,在同样的实践活动中,有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差,甚至有的作出与客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与判断。但是天赋因素不是绝对的。

人的“智”还与社会条件、实践活动、客观环境、个人的学习有关。对某事物实践程度深,自身勤奋研究,认识加深,措施就能成功,俗话“熟能生巧”,就是实践出真知,就会判断正确。还有,是通过学习间接知识(他人的结论)也能增长才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落后、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统治者推行蒙昧主义政策,也造成人的“智”的差别。人的“智”,随着主客观的变化而有变化,不决定在天赋。孙中山“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划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孙中山对这三种人尤其对第三种人又作了积极的详论:“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86]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天下事业的进步,[87]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在肯定第一种先知先觉的人“发起”、“发明”作用的同时,仍然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力。

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在《军政府宣言》部分把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分别阐明了其内涵。正式提出推翻清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

孙中山把共和国民主政体建设和民权主义实现,分“军法”、[88]“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完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宗旨也分别在这三个时期实现。中华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统治,民主政体未能实现。18年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孙中山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仍分三个时期完成民主政体建设,改称“军政、[89]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

军法时期: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扫除旧势力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90]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县以三年为限完成。

约法时期:“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91]循守之。”全国后六年为限完成。

宪法时期:“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92]法以行之。”国人平等,“无有贵贱、贫富之别”。

以后,尤其在1924年1月至8月断断续续讲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时,对三个时期必要性以及五院制作了说明。对于训政(即约法)时期,他补充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变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就是要培养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知识与能力。对中央政府五院制,他说:“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达完成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为中央政府。宪法制定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

五权宪法总括起来,它的形成和机制是孙中山根据五权分立学说制订的五权制度宪法原则。五权制度即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制度,系孙中山根据欧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二权而成。由各县人民选出的国民代表(每县一人)组成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组织行政院;选举产生的立法代表组成立法院。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委任,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五院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治权,都对国民大会负责,并利用手中掌握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政权管理五院,以实现人民四项直接民权,建成全民政治的国家。

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93]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演讲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五权宪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将君权去了,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做三个独立底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这个就是治国机关。除宪法上规定的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94]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五权宪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民权主义在政治上集中体现是五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民主政体完善,民主主义得以实现。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95]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和四个直接民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体现,是对民权思想的丰富,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贡献。

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孙中山是创立并不断完善补充共和国民主政体,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不懈的第一人。

孙中山为了人民有管理国家支配政治的权力,精心创制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民主共和国政治方案,在古今中外政治史上是个创举。他把西方民主政体加以改造完备,想移植到这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里,也遭到了失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绝不能也不会让它在中国建立起来。

孙中山毕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他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辛亥革命后,他对军阀把持政权、专横独裁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斥责。他一生对这种专制主义“恶劣政治”的批判是极其全面而深刻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认为封建专制是一种“暴虐”的政治制度。从二次革命开始,他领导着人民不懈地和这种专制[96]制度进行斗争。

但是,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下的中国,他的民权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尽管辛亥革命前,他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它而奋战;辛亥革命后,围绕“民权”二字苦斗不懈,一直到死。

关于民生主义:

孙中山于1902年曾谈到解决农村土地的问题,提出“不躬耕者,不得有露田”,“露田占有不超过二十亩”,“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这是孙中山对土地制定的初步设想。第一次反映在革命党政纲上是1905年5月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的誓词中,列有[97]“平均地权”。当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又把“平均地权”列为会章和誓词的政纲。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平均地权”有了具体的说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见孙中山早期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平均地权达到“社会的国家”和“家给人足”的目的。

孙中山创立的民生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一、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早年起,他就“下定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98]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他曾说:“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深[99]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谋此问题之必要。”二、孙中山早期受洪秀全思想的影响,十分赞赏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土地平分制度。他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100]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三、在英国,他亲眼看到,“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把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计算,每年冬天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达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边,后来因扩大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他说:“贫富不均,竟到[101]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革不了之势”。这时,他开始对以前曾“怦怦向往”的西方社会进行由[102]表及里的分析了。他批判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世界”,他认为,“这真是前车可鉴”,因此,要“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四、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也给了他以影响。他阅读了各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英国斯密亚当氏出,始著经济学,极有条理”。他还认真地探求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中外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病态和古今的土地学说,就是他制定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思想由来。

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使中国“免得再蹈欧美之覆辙”,“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的措施。他说:“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还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103]命,毕其功于一役。”并且指出:“这绝不是欧美所能及的。”

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着手经济建设。在各地演讲时,也说是着手“社会革命”、解决“民生问题”,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104]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由此可知民生主义不仅是平均地权,还有发展经济实业建设,以后又提出“节制资本”。看起来凡是国计民生诸项,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

平均地权,它来自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年)所著《进步与贫困》(1879年出版)的土地政策的理论。亨利·乔治提出经济发展导致土地日益不足,使地价上升,游手好闲的地主却攫取更高收益。其地租应由国家征收,而取消其他税收,主张实行征收单一土地税制,提倡土地国有。孙中山1896年后研究其书,接受其理论,曾说:“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今译亨利·乔治)之单税论。”认为其单税法、土地国有,最适宜中国。1912年10月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演说中赞扬其主张说:亨利·乔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生单税社会主义[105]之一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论述中多次征引其观点。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曾有简要的说明:“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定价可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对土地国有,孙中山说:“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要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指土地主人)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而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106]了。”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手段,而不是采取没收平分的方式,自然是减少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痛苦,但转化土地所有制进程缓慢,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很快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另外,孙中山对土地问题认识有待深入探求研究,他多次以中外城市或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例说明土地问题,而对中国土地问题最严重、数千年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村农民很少述及,这就使平均地权偏离了中国土地的现实问题。孙中山虽然从1912年与袁世凯会谈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并未见其说明具体实现方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对农民土地问题有了明确的说明:“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107]从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出,后来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比早期平均地权政纲具体了,在保留其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上演讲时也提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他说:“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108]的革命。”但是在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上,没有仿照俄国,仍按原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

节制资本,即限制私人资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孙中山指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但是“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时看到西方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国计民生的严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孙中山认为中国在大资本家还没有形成之前,由国家发展、管理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公有,“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孙中山认为“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实现大企业国有,是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共享的社会革命的目的。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109]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是这样赞扬社会主义制度的:“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还说:“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110]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

他对将来用民生主义进行社会革命后的中国发展前景“极抱乐观”。他在1912年4月辞去临时总统后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他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昌、北京、广州、桂林等地,广泛地宣传他的民生主义。他在1912年至1913年所作的58次演讲中,专讲或涉及民生主义的占33次之多。他1912年4月3日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讲中说:“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他要用民生主义“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以造成中国之社会[111]主义”。他认为这样就能“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使中国变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主义乐园了。

在伦敦一年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使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得到巨大的收获。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112]

孙中山说他“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113]旷废革命之时日”。而且“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他决定回到与中国相近的日本去活动。1897年7月2日,他离开伦敦赴加拿大。11日,到蒙特利尔,又经过温哥华、南尼亚木、维多利亚等地,在华侨中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活动。8月2日,乘“皇后号”轮船,离加拿大赴日本。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孙中山由伦敦经加拿大于1897年8月16日到达日本横滨。

陈少白在日本的两年中,活动于东京和横滨之间,与兴中会会员一直保持着联系,并结识了热心中国国事的日本退职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学者宫崎寅藏,还有牧师等多人,给孙中山到日本的活动,创造了人事条件。[114]

陈少白从报上已知孙中山在伦敦的一场惊心动魄蒙难详情,并从孙中山的来信中,知他即将到日本。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分别两年、日夜思念的挚友孙中山,出现在他的眼前,“见面之后,真觉得异样快乐,他从死里逃生,今日能[115]再相见,岂是偶然的吗”?

两人谈到今后的行动计划时,陈少白说:“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时机,到台湾去一次。自从甲午战败,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年来不知搅到怎样一个地步。我没有到过台湾,我倒要前去观察观察。那里有个日本朋友约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也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116]孙中山也以为然。

陈少白去台湾,孙中山留在日本,分头在两地组织活动。

孙中山就住在陈少白住过的房子里。就在此处,孙中山结识了有志于亚洲革命、一生为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倾家荡产的宫崎寅藏。

孙中山到横滨第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宫崎寅藏来访陈少白,叫开门,出来的是侍女眇一目,宫崎寅藏问:“陈少白先生在吗?”眇一目说:“老爷在两三天前出门了。”宫崎问:“到哪里去了?”眇一目回答:“大概是去台湾了。”宫崎又问:“你一个人看家吗?”眇一目回答:“不,还有一位客人。”宫崎问:“现在那位客人在家吗?”眇一目答:“从傍晚时候出去散步去了。”

宫崎寅藏心想:“这个客人是不是就是我渴望要见的孙逸仙?”又问:“那位客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眇一目答:“可能是从美国来的吧,是在一个星期前到的。”宫崎寅藏听说这个客人是从美国来的,断定必是他久已想访见的、两年前在中国广州发动起义的孙逸仙。他“既兴奋又高兴,连一刻犹豫也没有”,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眇一目去找他。宫崎在门外伫立到11点钟眇一目才回来,说:“怎么也找不到。”

第二天早晨,宫崎寅藏又来了。眇一目听到敲门,出来说:“还未起,我去叫他起来。”宫崎在庭前徘徊等着。忽然,听到了嘎吱开窗的声音,宫崎抬头一望,见一个身穿睡衣的绅士模样的人,伸头向外探视,用英语说了声“请进”!宫崎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孙中山把宫崎让进客厅,两人对坐,孙中山口还未漱,脸还未洗,宫崎见“他这种态度随便的样子”,认为“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把名片递过,孙中山见名片,方知道他是陈少白离开这里以前向他提过的最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两人交谈了几句,眇一目说:“漱口水准备好了。”孙中山站起身说了一声“暂且失陪”,便走出客厅。

宫崎坐在客厅里,心想:“他的举止动作的轻忽,略失庄重之处,则不免感到有些失望,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117]志愿呢?”出于“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118]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宫崎寅藏未免犹豫起来。他心目中的支那兴中会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应是隆准重瞳、龙行虎步的很威风的人物,见了面,却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书生。

等了片刻,孙中山梳好了头,换上衣服走了出来,凭几端坐。宫崎又想:“这种风度,实在比得上一个好绅士。然而我想象中的孙逸仙,并不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更有些威仪。”

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命为志的,但还是不知详情。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孙中山徐徐开口说:“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满虏执掌政权已经三百年,以愚民政策为治世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官吏治民的能事。积弊日深,卒致造成今日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由他人宰割攘夺的悲境。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故我辈力量虽小,仍冒险犯难,欲乘变乱起事,以谋自立。但不幸而[119]遭受失败的挫折。”

宫崎听到孙中山的这段开头话后,一改刚才初见时的印象,觉得:“静若处子的他,竟如脱兔一般。不,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120]终于显示出深山虎啸的气概。”

孙中山继续说:“可能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这个野蛮国家。这只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我国国民之所以怀古,完全是因为追慕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岂不正是大有发展的征兆吗?试看没有受到满虏恶政的荒村僻地,他们现在就是自治之民。他们拥戴尊长听讼;设置乡兵防御盗寇;一切共同利害,都由人民自己协商处理;凡此种种,岂不是证明了中国人民已实行着一种简约的民主之治?今天如有豪杰之大兴起,打倒满虏,施行善政,与民约法三章,人民定必欢欣景从,讴歌企待的。倘如此,则能以爱国之人心而振兴,以进取的气概而崛起。”

宫崎在记述孙中山当时讲话的样子时说:“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壮的语气和态度继续讲。”孙中山接着说:“现在竟把我们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当作俎上之肉,如被饿虎取而食之,则将增加其蛮力而雄视天下。如果为道义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号令宇内。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结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吾人的志业。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121]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他还结合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豪杰割据,和被世界列强蚕食鲸吞的危急现状,说明中国只有实行革命,并且只有实行共和政治,才是有识之士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宫崎寅藏听了孙中山的谈话之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孙中山的谈话“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仿佛洋溢着无限的热情”,“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之感动[122]首肯”。宫崎觉得自己“虽有20世纪之新思想,而未脱东洋这旧套”。此时,孙中山在宫崎心目中的地位,简直是在中国,在东洋,再也难找到的“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实在是东洋的珍宝”。宫崎寅藏自己说:“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123]寄托在他(孙中山)身上了。”的确,从此以后,宫崎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竭尽心力,患难与共,终生相助,历尽艰险。他曾被官署拘禁逼问,但关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情况,他拒不答供。孙中山赞誉他:“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在辛亥革命史上赞助中国革命的外国志士仁人中,“宫崎寅藏”是一个最光辉的名字。

孙中山在横滨,和兴中会会员们重新开展活动并扩大组织。驻横滨的清领事,是个“自了汉”,不愿多事,对于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他听而不闻,不与为难。

孙中山未到横滨时,陈少白常于晚间给黎焕墀、郭雅生等讲授中国文学。后来由陈少白提议经横滨中华会馆同意决定,以该馆为校址创办中国学校,以培养华侨子弟,经费由会馆筹划一半,再募捐一半。陈少白赴台湾前,将此事转托孙中山筹办。孙中山与犬养毅等商议决定将学校办成,“可招我辈同志过来,名为教习,内可商议举事之策”。会馆内的校董想由国内聘请新学之士任教,就此与孙中山商议,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校长,并定名中西学校。校董邝汝磐持孙中山的介绍信专程赴上海见康有为。康因梁启超现任《时务报》主编,改派其门徒徐勤赴任,并派陈荫农、陈默庵、汤觉顿前往协助教务,徐勤认为中西二字不雅,改名大同校,亲书门匾“大同学校”四字。

宫崎寅藏把孙中山请到他的家乡九州熊本县海边一座小村荒尾村。宫崎的妻子(宫崎槌子)、嫂嫂(民藏妻)热情地接待这位中国客人。他们给客人烧洗澡水、铺地毯,不会做中国菜,只好做日本乡下菜,有煮鱼、鳗鱼、寿司、味噌汤、生鱼、鸡肉等。孙中山喜欢吃鳗鱼和鸡肉。当主人请他吃他不喜欢吃的菜时,他满面笑容地吃着说:“好,好。”有一次,吃生鱼,还泻了肚。

后来,宫崎的妻子知道了这位客人是中国革命党的首领,她对村里的一位老人说:“来的这位中国客人的头,清政府曾给它悬奖一万元”,这位老人听了说:“呀!一万块钱!真是了不得。”村里的其他[124]人也来隔着篱笆偷看这位稀客。

宫崎家有许多书,孙中山一天到晚有空就读,有时去福冈办事,[125]也把书带去,行李装得满满的。

孙中山在荒尾村住了一星期左右,回到横滨。宫崎寅藏陪同孙中山东奔西走,连自己的家都不顾了。有一次,宫崎回家,妻子宫崎槌子向他诉说了家里困难的情况,宫崎竟对妻子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没有可以养活妻、子的钞票,你应该自己想想办法。”宫崎槌子和孩子们的生活遂陷于绝境。在娘家原是千金小姐的她,不得不开始劳动,到海边挖贝壳烧成石灰贩卖。

后来,孙中山间接听到宫崎家里的情况,暗中给宫崎槌子寄些钱

[126]来。

宫崎把他最敬佩的前辈民党领袖犬养毅介绍给孙中山。以后犬养毅又向孙中山介绍了进步党员九州福冈的煤矿资本家平岗浩太郎。平岗浩太郎“甚爱慕孙中山先生之为人”,孙中山留居东京食住费用,都由他供给。宫崎还请了他的朋友平山周来照料。平山周又会说英语,孙中山不会日语,诸事靠他来翻译。犬养毅还介绍孙中山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相见。此后,孙中山又结识了日本退职军人山田良政、萱野长知、远藤隆夫、伊东正基、岛田经一、清藤幸七郎,学者内田良平、福车诚、高桥讦、副岛寺尾,还有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各界人物。

陈少白到台湾后,在台北建立了兴中会支会,发展了五六个会员。过了几十天,他回到日本。先是到横滨,得知孙中山已迁往东京,他也到了东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日本各界人士也主动和他们接触,联系不断。民党领袖犬养毅很有远见,对孙中山非常敬重,常请孙中山到他家叙谈。有一天,他问孙中山:“我是真敬佩你,但我请问你,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犬养毅又问:“你最热爱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但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用英语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说:“很好。再其次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犬养毅大笑,说:“毕竟你说出了老实话。我知道你很喜欢看书,原来你喜欢女人还在书之前。那么你是忍耐着女人的爱而忘我地读书的,那真了不起呀!”“No!No!”孙中山见犬养毅误解自己的意思了,说道:“我认为,千百年来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和母亲应该是同义语。当妈妈把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他们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好多人却不懂得这种爱,[127]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在旁的犬养毅夫人把手中的工作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有一次,黑龙会首领头山满邀请孙中山和陈少白到东京乌森柳田家,把一流的艺妓纷纷请来。孙中山既不喝酒,也不谈笑,总是依柱读书。头山满问他:“你觉得在座的女人哪一个最漂亮?”孙中山回答:“都很漂亮。”头山满又问:“但其中谁最漂亮?”孙中山答:“都一样漂亮。”头山满又指着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是不是这个最漂亮?”头山满意在期待孙中山说声“是”,然而孙中山端详了一下,[128]却说:“十年前一定比现在更漂亮。”众人听了鼓掌大笑。

这些日本上中层人士为什么这样敬重孙中山呢?这要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亟需开辟中国这个广大的商品和原料市场。清王朝的对外闭关自守政策,对他们是一种障碍,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友人,的确是出于“悯支那削弱”,同情中国革命的。他们有的从经济上屡有资助,有的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革命奔走不懈,有的还参加了兴中会和同盟会,有的甚至牺牲在中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日人民友谊史上,谱写出了动人的篇章。

1898年,清政府在国内外多方谋求对孙中山进行诱降,曾指令使日大臣李盛铎通过日本人士、使美大臣伍廷芳通过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两广督署通过著名绅商刘学询等,以高官厚禄诱其归顺。但孙中山“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天职”,“一生的使命,就是推翻满清王

[129]朝”,“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决不“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对他们的劝诱一概坚决给予拒绝。

在此期间,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

1519年,住西班牙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之命,率船队作环球试航,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海峡,入太平洋。1521年,到菲律宾。后来西班牙又派探险队东来,逐步进占菲律宾。1571年,以马尼拉为中心,进行殖民统治。1896年8月26日,29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坤雅度领导独立军起义,参加的民众有40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战斗。

19世纪末,美国也企图夺取西班牙占领的古巴、波多黎哥和菲律宾。1898年4月,向菲律宾调派军舰,对阿坤雅度诡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推翻西班牙的统治。6月,攻占了马尼拉等大片领土,摧挎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6月12日,阿坤雅度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同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其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为此提出抗议,并向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宾独立,被美国总统麦金莱拒绝。1899年2月,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在阿坤雅度领导下,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继续向侵略者进行抗击。后因武器缺乏,向亚洲各国求援,并于1899年夏派代表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日本,并了解他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彭西进一步打听到孙中山此时就在横滨,住在本牧的南京街里,便找了一个兴中会会员,一同去见孙中山,请他代为全权办理购买军火之事。

孙中山的革命宗旨,不仅要“拯救中国四亿的苍生”,而且要[130]“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因此,他热情地答应了彭西的要求,并表示:愿亲率中国革命党员,到菲律宾援助独立党作战,等菲律宾革命成功后,独立党再来协助中国革命。为此,孙中山亲自到爱宕山下的太阳馆客栈里,找到了宫崎寅藏,平山周也在坐。孙中山把菲律宾独立军想购买武器的事告诉他们,请他们帮忙,并说:“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攻陷广东,掀起一场大风暴。他们有钱,又有准备,我决定带领支那的同志和部下去帮助他们打仗,希望你们也来和我们一起,速其成效。”“好,来它个痛快的,先干它美国一家[131]伙。”宫崎与平山周二人都表示赞成。当时,因为中国革命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日本友人都受着日本当局的监视,不能直接出面去购军火,必须找一个与中国革命党没有联系、不受当局注意的人来办这件事情。他们经过商量,认为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过去在宪政党内阁任过副司法相,在社会上还有点声望,请他协助这事最适宜。他们三人找到犬养毅,由犬养毅介绍,见到了中村弥六,还没等他们说完,这位中村就表示说:“小意思,这事我包了。”大家对他信而不疑,彭西将全部军费30万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又转交给了中村。

菲律宾独立军领袖阿坤雅度得彭西报告,知孙中山计划率中国革命党赴菲助其独立,而后菲助中国革命的事,极为赞同。为表示协作之诚意,赠给孙中山日金10万元作为革命经费。兴中会得到这批款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秋季,派陈少白在香港士丹利街24号创办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时报》;派史坚如赴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扩大兴中会组织;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策动惠州广州军事等各项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事后,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借题在檀香山《新中国报》及香港《商报》上肆意诋毁,说孙中山“骗取了菲律宾独立党巨款”云云,企图败坏革命党的声誉。这种国际间革命党人同心共济、患难相助的精神,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两国革命党的战斗协作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在等候中村购运军火时,派兴中会员、日本退职武官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岛田经一、伊东正基等赴菲律宾与独立军进行部署,待军火运到,在适当时机由孙中山率中国革命党赴菲助战。

广东兴中会员向孙中山发电表示准备起义,要他回国主持。孙中山这时在计划组织革命党同志赴菲律宾,就派宫崎到广东向党人说明情况,先稳住那里的局势,准备出国参加抗美援菲战斗。

美国得知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买武器的消息,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中村弥六用德国人瓦义别鲁克鲁的名义,通过大仓会社以购买废铁为名,向陆军部购妥从陆军退换下来的一批旧枪械,又以3.8万元买下三井公司旧船“布引丸”号,修理后,于7月19日以向中国运送铁路枕木为名,由长崎开赴菲律宾,预定驶至马尼拉附近一个小岛,由菲独立军接收。“布引丸”于7月21日晚行驶到中国浙江宁波马鞍岛海面时,遇到台风,触礁沉没。船上所载步枪1万支、大炮一门、机关枪10多挺、子弹600万发全部沉入海底,船长及押运人员、日本兴中会员林及、高野等17人遇难,仅数人获救。

宫崎受孙中山指派赴广东向革命党说明中菲革命党准备相互支援起义的事,当他途经上海一带时,听说一只日本船沉水,是三井商社的船。当他到了香港之后,正遇到一个来香港旅游的三井商社的职员。宫崎和他提起在途中听到沉船的事,这人说:“那真不走运呀!这船不久前还是我们的,不过好在已经卖给了中村,所以我们毫无损失。”宫崎听了这人的话便惶恐起来,以为十有八九就是装运菲律宾军械的船。他急忙找到陈少白,两人一同到菲独立军驻香港的干事处,见到菲律宾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正焦灼地一个人在屋里,他把一份日文电报递给了宫崎,说:“昨有一电,而不能了悟,推其大要,凶多吉少,故未敢出示同志。”当宫崎给他翻译出“船沉”二字时,他悲痛欲绝,拍案悲呼:“天何不佑吾党之甚也,吾受任以来,购军械之事,已失误三次,所费已不赀,且皆吾党之膏血,而竟付之洪流,吾将何面目以见大统领与吾国民乎,惟自杀以谢罪。”几个人悲怆不已,陈少白勉慰他说:“革命家苦心之所在,非千曲百折殆无有直达目的之日,古来之英雄,举事谁非如此?”这位委员长“稍返初志而有起色”。[132]

中村弥六见孙中山因人械俱失,甚为沮丧,表示愿为菲独立党二次购买。孙中山与彭西商议可行,再托中村弥六二次向大仓会社购了原数村田式枪支子弹,计划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正待雇船运载时,日本政府鉴于“布引丸”沉没,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监视甚严,无法起运,蹉跎数月。菲律宾独立党因军械缺乏,连战失利。

当年10月,兴中会在惠州起义时,得彭西同意,借用了这批军械。孙中山在台湾致电东京宫崎寅藏办理取运。宫崎寅藏派远藤隆夫找中村协助提取。中村借口要往外地,不与办理。远藤隆夫要他先取出军械,再动身。中村含糊其词,要远藤隆夫直接与大仓交涉。军商大仓以为远藤隆夫与中村同谋,直言不讳地说:“此物原属废铁,不[133]如运销国外,以图厚利,此中村所贻与君等之利益。”于是,中村与大仓合谋舞弊的勾当,暴露于众。宫崎寅藏回电孙中山:“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物。”

孙中山原计划前方将士得这批武器接济后,即由台湾潜入内地,指挥惠州起义。接宫崎电报之后,知失去后援,进展不利,令郑士良撤军解散,并复电宫崎。“向中村索还械弹原价6万5千元。”

犬养毅亲自出头向大仓交涉,要他归还原价,大仓得赃款5万元,中村及其同伙分贪1万5千元。犬养毅要他至少退3万元,大仓最后答应退1万5千元。

犬养毅派宫崎向中村交涉,要他退款1万5千元,但中村竟矢口抵赖,不退赃款。

孙中山由台湾回到日本时,又发现中村曾伪造有“孙逸仙”字样的印章及书信等赝件。中村的狡黠行径,遭到日本民党内外一致谴责,后又被东京《万朝报》载露,中村恼羞成怒,拒不退款,犬养毅不得已,将他开除民党名籍。

孙中山也请了两个日本律师,准备向日本法院起诉,后因此案关系日中菲三国外交问题,而且非短时期所能解决,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出面调解下,中村退款1万3千元了事。

这位堂堂的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与军商大仓的卑劣行为,传闻东京。而日本也有另外一些人物,对犬养毅和宫崎等向中村交涉索还赃款的事,进行责难,说他们“无情”,“无血无泪”,“欲杀中六而[134]反自伤”,“未免太甚”云云。他们颠倒黑白到了何等程度。

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运动的支援,虽然由于日本奸商和卑劣政客的破坏而失败,但是这段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却留下可贵的一页。

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直到1905年彭西移居越南西贡菩里连街140号后,孙中山每过西贡,必去访见。孙彭两人常有书信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后来彭西还著写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在书中提到孙中山对亚洲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时说:“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135]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2]同上。[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5页。[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5]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6]《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7]冯自由:《革命逸事》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8]《孙中山年谱》,第28页。[9]《革命逸史》第四集,第4页。[10]同上。[11]《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3页。[12]《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5页。[13]《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5页。[14]同上。[15]《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45页。[16]《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0页。[17]《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0页。[18]同上。[19]《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页。[20]同上书,第12页。[21]同上。[2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1页。[23]《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页。[24](日)《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2页。[25]同上书,第321页。[26]《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2页。[27]同上书,第70页。[28]《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2页。[29]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辛亥革命》(一),第229页。[30]《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235页。[31]《孙中山年谱》,第31页。[32]《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33]《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3页。[3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页。[35]《革命逸史》初集,第3页。[36]《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页。[37]同上。[38]同上。[39]《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7页。[40]同上。[4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9页。[42]《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8页。[43]《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0页。[44]《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6页。[45]《致康德黎简》,《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46]《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8页。[47]《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一),第47页。[48]康德黎·琼斯:《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1900年版,第202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37页。[49]《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4页。[50]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915页。[51]《中山丛书》(三),第234页。[52]《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4页。[5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9页。[54]《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55]同上。[56]同上书,第324页。[57]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一集,第234页。[58]《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59]《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0页。[60]《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7页。[6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62]《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0页。[6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页。[6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页。[65]同上。[66]《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67]《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68]《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69]《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页。[70]同上书,第295页。[71]同上书,第294页。[72]《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7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4页。[74]同上书,第277页。[75]《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76]同上。[77]同上。[78]同上书,第331页。[79]同上书,第320页。[80]《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81]同上书,第254页。[82]同上书,第352页。[83]同上书,第355页。[84]同上书,第332页。[85]同上书,第323页。[86]同上书,第324页。[87]同上。[88]《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89]《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90]《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91]同上书,第298页。[92]同上。[93]《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94]《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1页。[95]《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9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9页。[97]《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98]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99](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100]《中山丛书》(三),第37页。[101]《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102]同上书,第77页。[103]同上。[104]《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105]《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4页。[106]《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页。[107]《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108]《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6页。[109]《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110]《中山丛书》(三),第5页。[111]《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页。[11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113]同上。[114]《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42页。[115]同上。[116]同上书,第43页。[117](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版,第121页。[118](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辛亥革命》(一),第92页。[119](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22页。[120]同上。[121]同上书,第124页。[122]同上。[123]同上。[124](日)宫崎槌子:《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页。[125]同上书,第757页。[126]同上。[127]《孙中山生平史料》,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第53页。[128]同上书,第46页。[129]1981年9月24日《参考消息》,《孙逸仙在美国》。[130](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23页。[131]《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132](日)宫崎滔天:《孙逸仙》,《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9页。[13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134]同上书,第89页。[135]《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页。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1]良派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2]心”。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3]可得矣”。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4]。1898年1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身上。9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5]荣禄如一狗”。但没想到,就在9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禀报此事。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光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月28日,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6]康、梁等师徒接到东京。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7]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拒绝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8]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论了三[9]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10]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11]人,他们自始至终“低头腥膻,自甘奴隶”。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或“奔走革命”[12]方面都实与有力。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13]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梁启超并把自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14]武革命,应天顺人”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

后来,顽固派分子麦梦华,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信告发说:“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15]

1899年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后简称保皇会或保皇党),在华侨中发展会员。本来,美洲华侨十之八九都加入洪门会(创于清初,是明末遗民志士流亡海外组织的“反清复明”团体)。康针对洪门“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散布“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16]反清复明之必要”等流言,企图从思想上瓦解这个历史性的反清组织。一方面,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17];另一方面,则以“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光绪皇帝的老师”等名义进行诳诈,说:“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18]富贵。”康有为的这些保皇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从华侨中募捐了不少钱。

不久,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知道梁启超等与革命党倡言合作的事,非常恼火,就写信痛斥他们“无志气,[19]附人骥尾,实属无耻”;同时,吹嘘该会在加拿大取得多大成绩,并责令梁等“痛改前非”。他把这些门徒骂得哑口无言,后来,又派叶觉迈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欧榘甲到旧金山,分头发展保皇会组织;把顽固派麦梦华、陈荫农等留在日本。在他们主持的《清议报》上,凡有“革命”、“自由”等言词的文章,一律禁登。他们还把孙中山定名的横滨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陈荫农干脆在大同学校的会[20]客室里,写了“孙文到,不接待”的字条,以示和革命党断绝往来。

梁启超、欧榘甲等,在师主的指挥棒下俯首帖耳,由动摇到投机,最后变为铁杆保皇分子。梁启超动身赴美前向孙中山故作姿态地表示:[21]“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并请孙中山写了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党人认识。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等人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19日离东京,31日由日本到了檀香山,梁持介绍信与当地华侨相见,受到兴中会李昌、何宽、黄亮、邓金等热情欢迎。1900年1月,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22]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以后,又到茂宜岛访问孙眉。孙眉更是殷勤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令其子孙昌、其侄孙科(孙中山之子)拜梁为师。就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便积极地展开了发展保皇会的活动。当时,檀香山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扑灭瘟疫,到处纵火焚烧,使华侨财产蒙受损失。广大华侨怨恨清政府没有力量保护侨民利益。梁启超便借此进行鼓吹:“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兴政变法,将来定能抗御外辱,保护海外侨民利益。”兴中会员多被蒙蔽,不少人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主要干事李昌、黄亮、何宽,还有孙中山的哥[23]哥孙眉也误入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7月18日,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来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24]同学校。

当时,孙中山获知梁启超在檀香山进行的这些活动后,曾写信给当地的兴中会党人和他哥哥孙眉,劝他们不要受骗,但会员们不以为然。为此,孙中山写信责问梁启超背信弃义。

这就是孙中山长期耐心争取与改良派合作的结果,使保皇党的两面派得以钻进革命阵营,挂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混乱了革命队伍。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从1896年到1900年,国内政治败坏且每况愈下。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列强都馋涎三尺,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对此,昏庸的清政府以割地丧权而求苟安。1896年6月,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达海参崴;日本如侵犯中国或朝鲜,两国同派水、陆军协同作战,战时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1897年3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割让海南岛及其对面广东海岸给别国。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又于12月,俄国侵占了旅顺和大连港口。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割让给别国。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月,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整个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得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别国。同月,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两广及云南不得割让给别国。5月,英国强租威海卫。6月,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案》,九龙半岛租与英国。1899年4月,英俄两国避开清政府直接签订有关中国的条约,英国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已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长城以北,英国占长江流域,德国占山东,法国占云南两广,日本占福建。9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享有均等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当时情况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开始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25]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

面对中华民族陷入的严重危机,一些“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救祖国危亡。当时,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固塞,闻[26]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孙中山往返于横滨、神户之[27]间,进行鼓吹反清革命,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改良派逃亡海外,针对革命党的“兴中会”,组织起了“保皇党”,而且“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28]廷为尤甚”。因此,“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但是,“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29]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飓风暴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孙中山于1899年秋,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在中环士丹利街24号创办《中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办了印刷机和铅字等,派人由日本运送到香港。《中国日报》于次年1月正式出版,鼓吹反清,蔚为革命之风。派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在香港入兴中会后,到东京见孙中山,倾吐革命决心,领受任务归国进行联络活动)、毕永年等,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派郑士良、杨衢云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联起来。

11月,兴中会约集哥老会、三合会、洪门会首领,聚集在香港开会,共议大事。与会者有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会上,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各会的头领,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数十人,成为革命党的一批新干部。会后,宫崎寅藏、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等赴日本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大会进行情况,并商谈今后的行动计划。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仅山东一省建立的教堂就有1000多所。各地的教堂“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教徒中的一些土豪、地痞、流氓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地方官吏反而对他们进行袒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南北各地反教会的斗争不断发生。

1899年,山东发起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秋季,山东平原县团民在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恶霸,附近各县的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东巡抚毓贤由于镇压不力,12月清政府应美国公使要求,撤掉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前往镇压。袁世凯对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屠杀,仅东光县方圆十里地内的每棵树上都挂有团民的人头。

但是,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扑灭不了人民反抗的怒火。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各地,数以千计的团民从崇文门涌入北京。北京第一个拜神传法的坛口就设在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不久,北京全城团民发展到10万多人,设立坛口1千多个,宫中太监、清军士兵、车夫、小贩纷纷加入,皇族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也在王府中设坛。团民们焚烧教堂,散布揭贴,上写“最恨和约,误国殃民”等口号。外国传教士惶恐万状,有的躲进棺材,有的坐在花轿里装成新娘子逃跑。与此同时,天津团民也行动起来,他们在首领曹福田、王德成率领下,焚教堂,杀洋人,将军械所的枪炮弹药等抢运一空,开狱放出犯人。义和团反帝运动很快发展到东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

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由英、俄、日、法、德、奥、美、意八国组成联军第一批2千人在英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下侵入中国,从天津大沽登陆。

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30]

这年夏季,5至6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雅丽医校创办人英籍华人何启,向陈少白表示:愿代请香港总督卜力,劝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与孙中山组织新政府。陈少白向横滨致电转告孙中山。孙中山[31]“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又认为“此举设成亦大局之福,故[32]不妨一试”。

广东起义部署仍在进行。孙中山计划从香港入内地,“亲率健儿[33]组织一支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

惠州起义,日本一些志士也投入战斗,有些在财力上给予了支援,有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岛田经一把福冈郊外一幢房子卖掉了,宫崎寅藏将大部分田地卖掉,作为孙中山发动起义的费用。

6月11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横滨乘法国烟狄斯号邮轮赴香港,过神户时,宫崎寅藏等也登轮同渡,同船来的还有平山周及退职武官福本成、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伊东正基等十多人。17日,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去广州会谈合组新政府问题。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居心叵测,恐设计诱捕,改派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为代表到广州会谈。宫崎等抵广州后,李鸿章派其幕僚刘学询为代表举行会谈。宫崎寅藏等提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及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刘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先付款3万元。会谈后,宫崎等离广州赴香港。

孙中山从横滨赴香港途中,被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就在一只舢板上与兴中会干事研究起义计划。与会者有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多人。议定由郑士良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人,到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准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并由日本同志在香港协助。会后,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21日抵西贡联系外援。

22日,孙中山由西贡致书平山周询问在香港所图之事(指准备起[34]义工作和李鸿章谈判二事)如何,并指示两事“分头办”。

宫崎寅藏在戊戌政变后,曾奉孙中山指示把康有为接到东京,以为对康有为有扶危之情,想要往南洋,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救国。于7月4日,宫崎和清藤幸七郎抵新加坡。康有为知道他们是中国革命党的同伙,视他们如仇寇。当他得到其门徒徐勤的电告后,就向英国警署进行诬告,说宫崎寅藏等人是要来谋杀他的。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刚下船就被拘捕起来,并将他们携带的惠州起义军饷3万元港币及佩刀同时没收。

孙中山闻讯后,于7月8日与摩根星夜由西贡赶至新加坡营救,康有为又向当地警署密报革命党首领孙文到此,要求将他拘捕。孙中山向总督说明宫崎寅藏真实来意和他本人来此目的。曾在伦敦相识的林文庆博士也正在新加坡,闻知康有为对宫崎、孙中山诬告构陷,甚觉不平,也向当局申述。宫崎才被释放,孙中山也平安无事,并将佩刀、港币等发还宫崎。但指令孙中山五年之内不准入境,宫崎永远出境。孙中山偕宫崎、摩根一同乘船返回西贡。

7月16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佐渡丸”号轮离越南西贡,于当天抵香港九龙海面。港英当局得知新加坡宫崎事件,便对革命党人入境严加控制,并派水警监视,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只好于次日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将前敌军事委派郑士良主持,令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周、福本诚为助理。

清政府诏令李鸿章北上与八国联军议和,7月17日,他离粤过香港,港督卜力还想对他进行最后劝说。孙中山认为,“李已八十老翁,[35]本无远大思想,今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劝告,而中止其行”。当李鸿章乘“安平”号轮过香港拜会卜力时,果然表示决意北上,兴中会与李鸿章谋商合作一事至此中止。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离香港赴日本,计划再赴台湾,俟惠州起义发动以后,再设法潜入内地,亲自指挥起义。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8月14日早5点攻北京,团民奋勇抵抗。下午,日军攻入朝阳门,俄军攻入东便门,英军攻入广渠门,北京陷落。这天清晨,西太后身着蓝布大褂挟光绪逃离皇宫,经东宫北门时命总管太监崔玉桂将珍妃推入宁寿宫花园后门内的井中淹死,然后乘朱轮紫缰骡车逃往西安;命李鸿章与八国联军代表议和。

孙中山于8月22日自横滨秘密乘船赴上海想联络改良派“起兵勤王”(拥护皇帝推翻顽固势力)的自立会会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任清廷驻美副公使,参加过维新变法活动)等人拟策划先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各省响应,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此时,自立会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处发动起义计划已遭镇压失败。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在汉口逮捕了自立会总干事唐才常,次日,在武昌滋阳湖畔常被杀。容闳逃到香港。

孙中山于28日到上海,见自立军起义失败,在上海难以活动。他在上海访见驻上海英领事,会晤了刘学询,到宋跃如家与宋谈论反清政府革命进展情况。七岁的宋庆龄很注意这位不凡的来访者与他父亲的谈话。她从父亲和家人谈话中知道孙中山是献身救国的伟大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她听到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庆龄听到这里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对她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36]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孙中山的谈话,给这个小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对她的思想起了启蒙的作用。后来,她常对人说要像孙中山那样生活。她曾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37]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9月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9月中旬,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密购武器运往香港。9月25日,离开神户经马关赴台湾,28日到基隆。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原太郎,认为北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表示愿赞助中国革命,并派民政官员后藤新平向孙中山表示:“起事后,[38]可以相助。”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部署,并加聘军师,令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取。

郑士良、黄福、黄耀廷、江公喜等率领六百革命党人,以惠州的三洲田为起事地点,司令部设在马栏头的革命党人罗生家里。因恐风声泄露,凡近乡上山的樵牧农民,都暂行拘留。这样一来,引起当地群众的惊慌,传说有革命党数万人,揭竿起事。粤督德寿获知革命党人在境内确有活动,便调水师提督何长清率新旧清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人,于10月3日进驻深圳,调陆路提督刘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淡水和镇隆,堵截于三洲田路口。但何、刘两部听说革命军阵势甚大,心惊胆怯,不敢向前。

前方党军士气激昂,杀敌心切,沿海岸东上,郑士良则来往于前敌与香港总部之间,并向孙中山致电:“党军向沿海岸东上,请速行设法接济。”这时,清师提督何长清已调2百人,驻防在新安县的沙湾,有进窥三洲田之势。党军为先发制人,由统将黄福率敢死队80人,10月8日夜,蹑进沙湾,袭击清军,斩40人,夺枪40多支,弹药数箱,俘虏30多人,令其剪辫服役。因是黑夜交战,其他清军,不知革命党人有多少,不战自溃。驻在新安及虎门的江公喜部,召集党众数千人,专等候三洲田党军取胜再进,会合进攻新安的南头城。党军取沙湾后,正待天亮进发时,郑士良从香港带回孙中山指示:“改变计划,取道东北,转向厦门。”10月15日,党军逼近镇隆,清军据险扼守,党军多半无枪弹,他们手持长予、木枪,分左右两翼,乘敌不备,匍匐上山,近垒大呼,清军惊慌失措,猛受攻击,伤亡甚重,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被擒。这次战斗,党军夺枪7百余支,弹药万发,马12匹,还缴获旗帜、袍褂翎顶等战利品不计其数。在博罗的梁慕光、江维善等所率的别动队千余人,也在当天起而响应,围攻博罗城,另有一支进扑惠州府。知府沈传义下令将博罗至惠州浮桥拆毁,调兵200人防守。粤督德寿先后调来提督马维骐、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各率所部前来救援,会同水陆提督何长清、刘万林部在惠州城、白芒花、平潭一带与党军交战。清军调集万余人的兵力,欲行包围。党军分路退至当地各村,直向永湖而进,一路与敌军多次交战,所向披靡,士气锐不可当。党军纪律严明,[39]沿途秋毫不犯,当地乡民“燃爆竹迎送”,“酒食慰劳”,投革命军者几千人。10月17日,他们从新湖出发,约行数里,与清军大队五六千人相遇,党军只有枪千余支,他们英勇作战,以少胜多。清提督刘万林中枪坠马逃走,俘虏敌人数百人,夺枪五六百支,马30匹。10月19日,党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人集聚约七八千人。当夜,他们派出小队渡河袭击。苦战数时,天亮时攻占了敌人阵地。10月20日攻占了黄沙洋。21日,又攻占了三多祝。四乡来投党军者日众,队伍迅速增至2万多人。清吏对此大为震慑,南海县令裴景福派幕僚植槐轩与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议和。条件是:招降党人首领,任为道府副将,可带兵5千人,并给革命军遣散费数万。杨致电台湾,将情况报告孙中山,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党军连战俱捷,急需接济,电促东京的宫崎寅藏,拟提取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宫崎回电:“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铁,不能使用。”孙中山又向台湾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请支援武器和人力,但日本政府这时已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大有改变,不仅禁止官方与中国革命党接近,并限制武器出口。因此,儿玉表示无法实行前约,孙中山的后援计划完全落空。

10月22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指日本新更换内阁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革命军得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拟渡海再返三洲田,并要求设法向香港购运弹药,再会合新安、虎门革命军进取广州。这时,清水师提督何长清把深圳的军队调驻在横冈,党军欲袭横冈活擒何长清,但饷械俱缺,无法进展,终于解散。郑士良、黄耀廷、黄福、梁慕光等百数十人,先后回到香港。

这次惠州起义牺牲将领仅四人,其中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因迷路为清兵所擒遇害。

史坚如、邓荫南、史古愚等人在广州准备按时响应惠州起义,史坚如还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做为活动经费。在广州响应起义的还有清军防营的下级官员、加入兴中会的旗人练达成、旗人商人兴中会员宋少东等。当他们得知惠州方面已先期举义但广州的筹备尚未妥当,便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岂不大[40]事可成”!于是他们就在总督署后花园德寿的卧室近处租了一所民房,用了十多天的工夫,挖了一条5尺深的地道,直通督署花园。10月28日早6点半,他们便在地道里放好了200磅炸药,把药线放在一支大香尾端,点燃后离去。数十小时过去,仍未听到爆炸声,史坚如便叫史古愚、练达成等先回香港,孤身一人又返回地道看个究竟。他见香已燃尽而炸药未着,就在屋里饿着肚子,从中午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将亮,又把香点着,扃门离去。一小时后轰然一声,埋炸药的房子周围轰塌了8间房,只是巡抚衙门依然如故,德寿由床上被震了下来。史坚如又到督署窥视,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裴景福令衙役用铁棍毒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41]党。”史坚如誓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时年仅20岁。孙中山对史坚如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42]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惠州起义本来打的是一场痛快仗,先后占领了新安、深圳、龙冈、淡水、黄沙洋、平潭、白沙、大鹏等沿海一带。革命军斗志昂扬,愈战愈勇,每到一地,又得到农民的积极支援,队伍不断扩大,仅一个[43]月的工夫,由600人发展到2万多人。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洋人的援助,而采取在战斗中扩大实力,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建立起一支政治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是能够开辟一个牢靠的根据地的。但是,由于单纯军事上的进攻,又一心依赖外援,在本来已打出个局面的情况下,因“外援难期”,只得“令其解散”。

其实,真正强大的后援力量,不是国外的武器,而是国内的人民群众。惠州起义之时,山东、河北兴起的,以农民为主的义和团运动已如火如荼,遍及北方各地。如果革命党加以争取和组织,使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革命队伍的同盟军。不管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还是“扫清灭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对清王朝早已是深恶痛绝。孙中山几次派兴中会党人沿长江入粤、闽,联络会道社党,但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支强大的生力军,而认为他们是迷信落后的组织,不能担负起革命的任务。由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缺乏这支强大的后援力量,在他们革命斗争中,或胜或败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没有动员工农[44]大众,这是孙中山组织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

11月19日,经门司、神户、东京抵横滨,住山下町21番。

宫崎和在大同学校教书的哥哥民藏及宫崎夫人宫崎槌子三人由东京到横滨山下町看孙中山。孙中山见了他们三人用日语说:“欢迎你们来。”晚餐时,孙中山问宫崎夫人:“你是来做什么的?”宫崎槌子答:“因为滔天(宫崎)生病,以及家庭生活困苦,我把小孩托在娘家,因此想趁这个机会跟滔天好好地商量商量。”孙中山说着“是的,是的”,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他的母亲、胞兄、侄子、12岁的儿子孙科的合影照片,边让宫崎槌子看,边说:“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泪跟穷苦搏斗中。家人之能够战胜眼泪,意味着革命之将成功。凡是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说着他自己流下了眼泪。宫崎夫妇和他们的哥哥民藏第一次看到先生流泪。

贤良的宫崎夫人宫崎槌子在29年以后很感慨地说:“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实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

宫崎寅藏等许多日本志士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心力、财力、家业,追随孙中山于艰难险阻活动中,百折不回,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中日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

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离台湾赴日本。

12月24日,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西、俄11国公使团将《议和大纲》送交李鸿章,声称不许更改一字。慈禧太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全部应允,并无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次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结志街52号2楼被粤督德寿收买的凶手陈林刺杀。孙中山在横滨闻讯后,于1月26日召集党人在永乐楼[45]开追悼大会,并募款2千多元,抚恤杨的家属。

8月27日,郑士良与《中国日报》记者郑贯公、陈和等,在香港水坑口宴琼林酒楼饮酒,忽觉腹内不适,由郑贯公、陈和送回家的途中死在车上。孙中山在横滨获悉,极为悲痛,致电陈少白一定要查究郑士良的死因。经官方检验无伤痕,有的说是清朝官吏买通了郑的友[46]人郑梦唐在食品中下毒杀害。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这次赔款是4亿5千万两白银,39年偿清,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京山铁路沿线地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年11月7日,李鸿章死去,清政府于当天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02年1月3日,西太后挟光绪帝由西安回京入宫。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思想深处是维护君主制度,后来竟落到“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的地步。当打击清王朝的革命派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竟叫嚣[47]“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倾尽全部力量用来对付革命党。正像孙中山所感受的那样:“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保皇派成了反革命力量中的顽固派,成为革命派的死敌。

保皇党主帅康有为和干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陈继俨、伍宪子等,分头出动,走遍美洲、南洋各地,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兴中会领导革命初期所走过的地方。从1899年到1902年的四年间,[48]他们仅在美洲华侨中募集的款额竟达1500万元以上,其手段无所不施,或以“御诏起兵勤王”,或以“清帝钦差”,或以“振兴实业”等名目,进行诓骗。1902年,梁启超到美国,自称受光绪皇帝钦差,来招募统领中国维新军的将官。他先在旧金山招聘了一个退职武官福金卜,并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后来,又在洛杉矶招聘了一个在野的军事评论家堪马利,也封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福金卜得知此讯,大发雷霆,把梁启超给他的“委任状”,先后送到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和香港兴中会的[49]《中国日报》刊登出来,成为保皇党一时的笑柄。

保皇党在海外的活动极为猖獗,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革命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有《维新报》,在澳门有《东华新报》,在香港有《商报》,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拟。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从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50]了长达10万多言的《新民说》,提出所谓“新民即提高人民思想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他认为:“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企图扭转人民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他胡言新法之行不通,是由于“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和“无权力思想”。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政府之于人民犹寒暑表之于空气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他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淆惑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51]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辨革命书》一文,攻击革命派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他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梁启超进而为光绪皇帝开脱,说:“今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称赞光绪皇帝是“舍身救民之圣主”。实际上,这位“圣主”,不过是在顽固昏庸的太后挟持之下,连自身的自由都没有的一具木偶而已。10月,梁启超又[52]发表了《敬告当道者》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他说“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十八、十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他看到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潮必将在中国迅猛出现,吁请清政府当局不要再执迷不悟,要善于顺应潮流。他说:“时势者,可顺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则越激而越横决耳,机会者可先而不可后者也,苟其后之,则噬脐而悔无及耳。某尝为诸君思所以自处矣,某说部尝有狂生夜坐,鬼来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悬唇外,狂生乃抹砚中余墨自涂其面,伸舌寸许,圆其目,与之相对,鬼惭而退,诸君畏后乎,则何不以此术对付之?”这些话,把他对必然到来的革命风潮的惶惧心理和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其他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反革命蛊惑宣传。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奔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兴中会组织,结交外国的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1902年12月13日,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邀请,由日本到了越南河内。但当他到河内时,韬美已离任返国,新任总督博(P.Beau)氏改变对中国革命党态度,派秘书接见。孙中山提出以北圻为输运军械及人员入云南的通道,法总督博氏拒绝这个要求,并密派警察监视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在河内居留期间,成立了当地的兴中分会。

清边防督办苏元春知孙中山在河内,派两个密探暗中侦伺孙中山的行动。孙中山发现后,设宴邀请他们二人。入席时,两个密探不敢下箸,孙中山知其疑意,就和他们对换了一下杯箸,说:“吾人行事,光明磊落,断无置毒鸩毒之意。”又向他们讲述革命宗旨,并请他们转告清边防督办:“苏也汉人,宜早决心独立。”两个密探见革命党首领孙文言词正大,讷讷无语,不知所答。走后,潜回龙州,不再跟

[53]踪。不久,孙中山返回日本。

1900年,沙俄强占东北后一直拒不撤兵。1903年4月,又向清政府提出九项要求,妄图长期占领东北。在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声讨,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5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要求,强令解散拒俄义勇队。

在上海,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创设中国教育会之后,又成立爱国学社,收容海外归国的拒俄义勇队员。还在机关刊物《苏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文章。6月9日、10日,又连续发表了一批介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文章。30日,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一文,批判保皇党散发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文笔锐利,戳穿了康有为的保皇嘴脸。6月30日,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中外警探包围了《苏报》,抓走了章太炎、程吉甫、龙积之等五人。邹容于次日(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对他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年仅20岁的邹容死在狱中。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在清政府的迫害之下,《苏报》的一些编撰人员,纷纷出奔日本。孙中山计划把这些人和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起义培养军事人才。8月,他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设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任校长,退役军人小室健次郎等任教练,教授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赴美国筹款,于10月5日抵檀香山。孙中山在檀香山看到了保皇党竟然用欺世盗名的卑劣伎俩发展保皇势力,把革命党兴中会的发源地搞得面目全非。他在致朋友信中说:“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保皇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檀香山变成了保皇党的一大据点,兴中会的干事和会员多数跨入保皇党。孙中山深悔“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顾不得去茂宜岛看一下自己的家人,决定立即开展一场肃清保皇党流毒的战役,整顿兴中会,澄清思想,恢复檀香山革命阵地的本来面目。他在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华人戏院等处,多次宣讲革命主张,揭露保皇党的诡骗术。然后,又风尘仆仆赶到檀香山第二大城市奥华湖岛的希炉埠进行宣传。当他在一个耶稣教堂里演说时,听众多达2000人。他在那里重建了革命组织,把兴中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军,以此纪念“为力甚大”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而将向时党字改为[54]“军”字。誓词与东京军校宗旨相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后来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体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容。

12月,孙中山把他的亲戚、兴中会文案干事程蔚南在檀香山办的《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定为党报,并亲自撰写了《敬告同[55]乡书》一文,揭露保皇党的欺骗勾当,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它们“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他还揭露了康梁等成立保皇党的动机,他说:“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雷动天下,此谁令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至。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尚有他哉?”一语道破了康、梁发起组织保皇会的真正目的。他号召革命的爱国同胞“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这场揭露的风雨冲乱了保皇党的阵脚。他们恐怕组织基础被动摇,便在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上,对孙中山大肆诋毁,进行人身攻击,诬蔑孙中山是“假革命”。保皇主将康有为的学生陈继俨于12月29日发表了《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说革命党是“无意识之破坏”,并恫吓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又说:“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之性质”,重弹康梁的这些陈词滥调。[56]

孙中山于1904年1月,又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指出中国之被瓜分原因,不在于革命,而在于“政府无振作也”。清政府今天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又指出,挽救当时中国危亡残破局面,只有起来革命,铲除满清政府这个政治僵尸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满清政府不特签约赔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列强“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所以“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他针对保皇党的所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的谬论加以驳斥:“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这些堂堂正正的驳论,极为精辟,有力地戳穿了保皇党的诡言骗术。

孙中山对保皇党的揭露和批判,十分酣畅痛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57]不日可以就功。”可见孙中山当时在揭露和驳斥保皇党的谬论的战斗中,是卓有成效的。

孙中山认为对保皇党的揭露和驳斥极为必要,他说:“非将此毒[58]铲除,断不能做事。”他在给国内朋友信中,也表示希望“在沪同志亦遥做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59]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

此后,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很注意建立革命党的报刊和大力推行思想宣传工作,而且注意选派一些可靠的会员任主编。在他的号召之下,美洲和南洋革命派报刊普遍建立起来,和保皇党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为了有力展开对保皇党的批判,新加坡的《图南日报》还要求与檀香山的《隆记报》交换报纸,以充实内容。由此可见,檀香山的这次对保皇党的批判影响之大。

这仅是与保皇党的第一场大论战,以后还有同盟会成立后的1906年的第二场大论战,还有西南边境起义后1908年的第三场大论战。这三次大论战都是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展开的,它对于辛亥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第十三章 联合洪门会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回到茂宜岛与阔别9年的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病的知道他深谙医术,前来求诊,孙中山因多年不操此业,不敢应求。经他哥哥孙眉劝说,他稍加复习,开始为一些患病亲友看病,多数药到病除。他母亲杨氏劝他说:“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找烦恼?”孙眉说:“我弟奔走革命多年,自[60]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

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等地,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孙中山想到若要到那些地方筹款必受挫折,甚为忧虑,但对美洲华侨的争取,势在必行。他的舅父杨文纳劝他加入洪门会并取得夏威夷出生证,对他说:“现在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与康徒陈继俨的笔战,难免他要运动美国关员防阻(你)登陆,故宜取得夏威[61]夷出生证书”,孙眉也深表同意。孙中山对加入最早的反清组织洪门会,早有心愿,因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并且计划“合力举义”,但对于取得夏威夷出生证有些犹豫。舅父说:“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如伍员乔装出关;孔子微服过宋,皆是此意,[62]此举以救国为目的,何必拘泥。”于是,由他哥哥找了几个老同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其证书是英文字,内容是:夏威夷疆省柯湖(oahu)岛成年人第25号本人孙逸仙,先经宣誓后,兹作证称:凭我所知和所信,我乃于1870年11月24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位问奴(Waimanu)地方诞生。我是一名医生,现在茂宜(Maui)岛的姑剌(kula)地方行医,我家居住在姑剌。我父亲孙达成于1874年前往中国,约八年后在那里逝世。本人作此誓词,旨在证明我的身份;并提供我出生于夏威夷的进一步证据,所附照片为本人最近肖像。孙逸仙(签名)以上证词于1904年3月9日我在场时签字和宣誓。夏威夷疆省第一司法巡回处公证人凯物·盖利(签名)(加盖公章)

孙中山又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一位前辈叔父(头目)钟水养介绍入闱(入会)。有跨保皇会的干事反对,钟水养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会已实行其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就在这年的1月11日,孙中山加入了致公堂,还特为他开台演戏(拜盟),并由主盟人封其为洪棍(军职元[63]帅)。

1904年4月1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临行前,给陈少白、冯自由等写信,指示日本和香港党人,多寄宣传文稿给檀香山《隆记报》,以巩固和壮大革命声势。

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陈继俨等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国旧金山,电告当地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该地保皇党与清领事何佑(香港雅丽医院及其附设医校的创始人何启的族弟)联系,何照会美海关处说:“中[64]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

4月6日,孙中山到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见他确有夏威夷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向清领事何佑说明,孙逸仙有夏威夷出生证。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系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还是不准他登岸。孙中山被困船上时,有些广[65]东惠州籍海员馈赠食品表示慰问,后来海关处就把他拘在码头上一间木屋里。美海关规定,凡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后来孙中山被移民局指为乱党,判令离境。

正在焦急无奈之时,他从被禁侨胞阅读的《中西日报》上见到登有“总理伍盘照”的字样。他顿时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便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双门底圣教书楼主人、兴中会员左斗山和博济医校助教杨襄甫二人曾给他写过的介绍信,让他到旧金山时可找广东人伍盘照和司徒南达(基督教牧师,也是广东人)。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箧里。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封面写“伍盘照博士收启”,下附英文“到后奉带书人银七角五分”。随后,找了一个报童,让他把信送到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报社。

伍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孙中山述说经过,并取出左、杨的介绍信。伍接过信见封面上写着“司徒南达牧师、伍盘照博士同启”,[66]信里写有:“携此信之人,忠心为国,请力助之”语句,伍表示一定设法协助。即持信去找司徒南达。司徒认得左、杨二人笔书,于是召集一些教友,磋商营救方法。大家认为:“都有家眷在国内,只可暗助,不便明帮。孙氏既入洪门会团体应由本埠致公堂出名,向美京工商部上诉。”

伍盘照先以清领署顾问身份向领事何佑说明:“孙氏系革命党,属国事犯,不能指为乱党。现有某大团体助其向美京上诉,请勿禀报公使,致将风潮扩大。”伍又访见了致公堂大佬(会长)黄三德和英文书记唐琼昌等人,黄、唐等已得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当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找到致公堂顾问美国律师那文,[67]请他设法协助。他们一同到码头木屋访见孙中山询问详情。那文便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今中国领事阻其入境,实属损害檀籍人居留美国之权利及美国容留国事犯之法例。”同时,向华盛顿上诉。致公堂又将士波福街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500元,将孙中山保出候判。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也是《中西日报》社址),过了三个星期,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的构陷阻难遂告失败。

保皇分子欧榘甲,1899年在日本与孙逸仙过往甚密,相与交谈革命,被康有为知道后,迫令欧到旧金山主持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报》,后又任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时报》总编辑,仍倡言“改革政治”,并撰长文鼓吹“广东独立,脱离清政府”,言词痛快淋漓。刊登数期后,又被康有为知道,严词申斥,说他“离经叛道,应逐出门墙”。从此,欧一改其调,鼓吹“洪门会保皇会合力迫朝廷改专制为立宪,以立大同之基础”。再不敢有激烈之言论,驯服地充当了康有为的应声虫。当致公堂人助孙中山入境时,欧榘甲极力反对,并在[68]《大同时报》上攻击孙中山“藉革命行骗”。黄三德和唐琼昌对其劝阻无效,便取消了他的《大同时报》总编辑资格,另请孙中山推荐主笔。孙中山派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禺因在日本留学生新年大会上鼓吹革命排满,被清公使蔡钧取消官费学籍。刘主编《大同时报》后,大倡排满,放言无忌,革命思想鼓荡激扬。后在孙中山指示下与保皇党展开的论战中,《大同时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声势大振。

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为了在华侨中激起革命思潮,商请黄三德、伍盘照印刷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一万一千册,准备向美洲、南洋等地华侨广为散发。由《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华侨素有爱国热情,经《革命军》一书激发,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开始发展兴中会和为革命筹款的工作,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月初,在华盛顿街戏院召开兴中会筹饷大会,推选了加省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邝华太为主席。孙中山在大会上宣讲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69]当场发售债券美金2700多元。

洪门会由于孙中山的加入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孙中山也在洪门会的热情支持下,广泛开展了革命活动。这次到海外与前次(即1895年广州之役后的逃亡时期)大不相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群众的思想也向前迅速飞跃。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予以此次漫游所[70]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明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他们誓不臣清,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由于年代久远,原来“反清复明”的宗旨已淡然无闻,成了单纯华侨互助的团体。后来,又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会员竟违背了“反清复明”的宗旨,反而参加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孙中山最初在美洲鼓吹革命,洪门会员多不解其义。经他讲述洪门会的创设历史,才知道洪门会原来是一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会员自负有“反清”的政治任务。鉴于这个组织年久涣散,会员受保皇党蛊惑,思想模糊,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并筹募国内起义军饷。

在美洲洪门会员有15万多人,如动员起来在人力财力上是一个巨大的后援力量。孙中山表示愿意亲自到各埠巡回演讲,致公堂的首领们都表示赞同。

孙中山又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规程,共分8章67条。在《新章要义》中明确了致公堂三项组织原则:一、因“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有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同志来相维护,以相周恤”。所以“捍御祸患,周恤同人”,为本堂第一项义务。二、因“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病势积弱,疆域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所以“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本堂第二项义务。三、因“今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所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为本堂第三项[71]义务。在致公堂新章中,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三项义务。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也把兴中会的政治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中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像致公堂这样古老的民间组织,在它的章程里出现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可以说是别开生面。这样,就把洪门会原来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宗旨,提高到为时代所需要的民主革命的新精神上来,使它能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作用。

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到了海外侨胞的信赖,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也渗透在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去,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在一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百端诬谤,含血喷人”,进行挑拨,但只不过是篝火狐鸣之声而已。

5月24日,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经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矶、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组柯连、必珠堡、圣路易、关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数城,最后到达纽约。他在美国南部由西而东,兜了大半圈。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最初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由黄三德组织开台演戏(新登记之会员进行入盟仪式)。他们辗转各地数月,在华侨中进行的这次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保毒(指保皇派势力),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但由于各埠分堂缺少一支健全的干部队伍从组织上配合,且干部跨入保皇党的实繁不鲜,因而各地的宣传活动只能由这些人临时召集,所以没能深入群众广泛地把华侨动员起来。

7月,孙中山接受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的建议,撰文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不久,他离纽约到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转而进行国际方面的宣传工作。由于“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各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决心和必胜信念,并阐明由于它的成功,“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有[72]好处”。8月,他在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10月,由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在纽约出资印成单行本1万多册,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个字。后由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胡毅生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合刊单行本,分销各埠。香港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和东京日文《革命评论》等报刊也纷纷翻译转载。

这是一篇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他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全面地阐述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他把欧美列强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针对“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的政策一类,孙中山指出:“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指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和国际舆论谴责)。”针对所谓“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政策,孙中山指出:“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榻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如果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要失败的。”

他还把清朝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清王朝是用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他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诸类政治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前景,他指出,在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过时的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变为现实,因为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因此,“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他是这样憧憬和叙述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须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那时,“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所以说,中国革命成功,它对全世界“可以变成黄福”。那种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的“黄祸”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他要求各国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

他对所谓“拥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列强,希望“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他的希望是那样的恳切,但这不过是与虎谋皮而已。因为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为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73]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

但他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剥削压榨、在人身上的任意迫害和杀戮诸类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而且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推翻和击败腐朽的清王朝和想借助于它为鹰犬的外来瓜分者。这一点上,孙中山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纽约赴英国伦敦。

12月下旬,抵伦敦,寄居荷兰公园英籍朋友摩根家中。

1903年5月,湖北学生成立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机关”,因“群龙无首,恐不能控制全国,尤其是无外交人才,故当时各人心目中,无不以寻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

湖广总督端方为消弭湖北学界革命意志,于1903年底将胡秉柯、魏宸组、贺学才、史青、黄大伟、杨荫蕖、喻毓西、程光鑫、姚业经、刘庠云、刘荫茀、陈宽沅、李彪等24人派赴比利时、法国留学,习实业;将朱和中、周泽春等派赴德国留学。这些学生“欲乘此机会寻访孙逸仙,故各欣然就道”。他们途经上海时,遇到由横滨到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刘对他们说:“中山[74]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介绍信。

他们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因为经常谈论革命,就被清使馆管禁起来,经数月的抗争才得自由。1905年初,他们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和他们请孙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约函一起寄了去。

孙中山复函给贺子才等,说欲赴比一游,惟缺少川资。

刘成禺又分别函告朱和中、贺子才,言先生正在伦敦,住摩根处,但囊空如洗,望竭力接济。朱和中即电汇一千二百马克,贺子才也召集同学,集资三千法郎汇往伦敦,留法学生也集一千多法郎汇去。

孙中山接款后,即复电贺子才,告将赴布鲁塞尔会见。贺即邀朱和中赴比利时。一月上旬,朱和中抵比次日,孙中山到了比利时奥斯坦德港。贺子才、胡秉柯、李藩昌、朱和中等前往迎接。乘马车至一个旅店小憩,再登车到布鲁塞尔。到车站欢迎的留学生有20多人。

抵比京,下榻于史青寓所,与留欧学生们“畅谈数日夜,娓娓不[75]倦,所言者革命方略及建设事业”。

孙中山问大家将来举义的方略,朱和中答:“改换新军思想,由营中起义。”孙中山说:“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为之。还要从改良会党入手,会党原本反清复明宗旨已淡漠,当为之阐明,使之复原,对会则也加以改良。不然,我们一动,这些团体会出而阻碍,妨我辈革命的进行。”

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亲聆革命领袖教诲,个个情绪激昂。孙中山遂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成。以后孙中山回忆说:“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76]命团体。于是开第一次会在比京。”孙中山所拟誓词是:“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月日押。立盟人孙文。”

朱和中对“天运”纪年、魏宸组对“当天发誓”一词,提出诘问。孙中山回答宣誓手续非常重要,说:“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众始无异议。由朱和中起首,逐个亲书笔据宣誓。誓毕,孙中山与众人一一握手,欣然贺语:“为君道喜,君等已非清朝人了。”朱和中看着誓词不禁笑了起来。孙中山问他为什么发笑,朱说:“康有为、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77]知康梁所言之妄。”孙中山恺然一笑,说:“我也读书破万卷。”当时宣誓入会者有30多人,孙中山也依同入会,誓书交贺子才收执。暗语为:“问: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何处去?答:到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秘密手式,用骈指交钩握手法。

此时会名尚未确定,只称革命军。

孙中山见欧洲留学生多数立志投身革命,极为喜悦。据贺子才回忆当时孙中山高兴的心情时说:“自至比京后,始知知识界,亦有同调,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则为极痛快之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78]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状,较之就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实有过之。”

在比京布鲁塞尔发展工作后,返回伦敦。他从留学生那里知道因《苏报》案出国现在伦敦的吴稚晖(敬恒)的住址,于1月19日拜访了吴。吴稚晖曾把革命党首领孙文想象是一个“草泽英雄”、“江洋大盗”、“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今日见到的孙文却“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止觉是伟大,不能形容的伟大”。其“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

许多革命党人和外国友人,对于孙中山容貌,在未见前的想象与见到后印象,迥然殊异。孙中山的美国友人、《孙逸仙传》的作者林百克准确地写出了孙中山的容姿:“中山状貌魁梧,英武如军人,额耸而阔,鼻准丰隆,颧平,眼陷,肩膀敏活,四肢灵便,幼时在田间习于操作,故肌肉强健有力。他的容貌英伟,而望之霭若春风。他的眼光清澈照人,无微不烛,凝眸注视时,最有吸引力,火灼灼地慑人如狮。见他的人都觉他眉宇间威稜逼人,就要说:这是一个你可以信托的人。”

第二天,吴稚晖回访孙中山,此时孙中山住在伦敦西城肯星敦。孙中山因即赴美洲,就带吴去看他的老师康德黎,有事可转告信息。康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吃了晚饭。

留比学生冯启钧入盟后函告留德同学刘家佺,刘又转告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步程)。宾敏陔请朱和中特邀孙中山先生来柏林,并说:“担负旅费,严守秘密,不令满人得知,且愿宣誓,真心参加革命。”十天间筹得百枚马克汇给孙中山,请其赴德。

1月下旬,孙中山到柏林,留学生20多人到车站欢迎。下榻于罗兰多尔福街39号朱和中寓所。上午处理信件,午饭后出外游览,晚饭后学生们到寓所集会。居住12天,每日讨论革命及建设方略。马德润不赞成五权宪法,主张采用德国宪法、普鲁士宪法。众人均不以为然,认为德国是君主国家宪法不足取。马德润缄口无词。薛仙舟对于平均地权反驳甚力,孙中山详述其宗旨。最后一天晚上,举行入盟宣誓,参加者有刘家佺、周泽春、宾敏陔、陈匡时、钱汇东、王发科、王相楚等20多人,惟马德润、张九维未出席。次日孙中山偕朱和中访马德润于其寓,适张九维也在。孙中山反复请他俩入盟,甚至表示举马德润为首领,本人愿服从革命,马德润始终不从。张九维似有意入盟,但从马,也未参加。朱和中一言未发,孙中山问他:“子英兄,你意如何?”朱说:“革命者,要敢于牺牲,牺牲须出于自愿,他人谁能代为牺牲?”马德润面赤无语。当日,先生与朱和中、宾敏陔、刘家佺等游览柏林,并合影留念。宾敏陔邀孙中山及同学们于其寓处安斯巴哈街10号聚会,以果品招待。孙中山讲述少年学生时代往事及革命经过,学生们听了极钦佩他的坚毅斗争精神。

当晚离柏林赴巴黎,留学生20多人送到车站。指定宾敏陔的住处安斯巴哈街10号为通信总机关。

孙中山到巴黎住东郊横圣纳一个旅馆中,每日到访者甚多。每三四人至,孙中山即讲述革命方略,言清政府之腐败、国家危急及治国方针、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制定共和宪法等。留学生刘光谦每日下午必往听讲。有一天,向学生们演讲后,向大家说:“诸君对于革命学说既已明了,且又赞成,已是同志了,应立一凭据,以资信守。”众皆赞成即宣誓入盟。孙中山说:“两广军事,不日即动,惟军费拮据,甚望诸同志尽力资助。”刘光谦将每月所得学费四百法郎之半,取出二百捐出,其他学生也各有捐助。先后入盟的有唐豸、汤芗铭、向国华、冯承钧、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石鸿翥等10多人。

当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来函明确会名,德、比、法革命组织一律称同盟会。

2月初,孙中山在巴黎与法国政府外交官员接触,以取得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先与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会晤。据2月9日,拉法埃·罗向外交部作的报告,可知他们谈话内容。其报告说:“孙逸仙作为中国南方反清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得到日本的援助,现在他正设法使他的同志对法国产生好感,以求得法国的援助。孙甚至建议法国可否取代日本,成为他们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与法国外交部另一官员菲力浦·贝特洛也进行了会晤,并题赠《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书。次年1906年6月,法国陆军部派武官多人,由革命党人陪同视察南方各省革命党活动情况,欲助中国革命,即此时交际的结果。他指示留学生说:“诸君加入革命,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如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

安南总督韬美,与孙中山早年相识,曾表示过愿助中国革命,这时也在巴黎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又与法国殖民大臣联系关于在广西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一事,想取得法国当局的支持。在此期间,他住在巴黎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里等候答复。

有一天,孙中山外出归来,忽然发现贮藏文件的行箧被人割开,所有党人名单和入盟书及镇南关、河口起义有关文件都被窃去。惶遽之状,为伦敦使馆被困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失却联络知识阶层之机会,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孙中山当即将此事告知比利时党人贺子才等。大家推举胡秉柯赶到巴黎协助进行调查。后查知是在柏林新入会的王发科、王相楚、陈康时和在巴黎入会的汤芗铭、何国华五人所为。王发科平时喜好空谈,常作忧国忧民姿态,但入盟后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便与王相楚、陈康时同谋叛盟,并且来到巴黎劝说唐豸等退盟。唐未从,他们就与汤芗铭、何国华来找孙中山,要求发还誓书。不巧,孙中山因事外出,旅馆服务人员见汤芗铭等是来过的客人,就让他们进了房里。他们割开先生的皮包,把几十张宣誓书和一些文件窃走,并到清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叩头哭诉“误入迷途”。孙宝琦训斥他们说:“你们加入革命党,[79]是叛清朝;又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

学生中有个名叫夏坚仲的,倾向革命党(1902年在日本时见过孙中山),又是孙宝琦的亲戚。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公使馆,向孙宝琦进行疏通。于是孙宝琦把革命党人的宣誓书烧毁,其他文件交给夏坚仲,夏从邮局寄给了孙中山。孙宝琦看到文件中有安南起义计划,急赴法外交部进行干预。

汤芗铭还干过一件谋陷孙中山的勾当。先生在巴黎停留期间,汤芗铭给清政府驻法使馆写了一封密函,叫大使馆速往孙中山住的旅馆拘捕孙中山。他为了讨好受赏,还署上自己的姓名“汤芗铭”。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他外甥水钧韶和另一位亲戚夏坚仲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没有恶感,他接到密函后,立即命水钧韶到该旅馆通知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外出未归,他就用纸条写了“危险速逃”几个字,由门缝塞进房内。

五个叛盟人中的陈康时与王相楚,后来回国便销声匿迹;王发科更名王翥,在四川某军任将官;汤芗铭在辛亥革命后,率海军反正,黄兴推荐他为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次长。民国二年,汤为了取媚袁世凯,[80]在湖南屠杀革命党人之多在龙济光之上。

德、比、法会员因发生王发科等叛盟事件,便在布鲁塞尔进行了改组。凡品行不好、信念不坚定的一律淘汰。改组后,会员的意志更加坚定。会员们积极筹集款项,以付孙中山东归之用。贺子才函告东京留学生李书城、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人,叙述留欧学生革命团体成立经过,并要他们准备欢迎孙中山返日。

孙中山有一次在法国乘船赴某地,忽然有一位体弱跛足的华人走过来对他说:“你是不是实行革命的孙文?我闻大名久矣!我也觉得不革命不能救中国。近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获利数万元,你若需要财力帮助可随时用电报告知我,将尽力相助。”此人自道了姓名,孙中山听后十分高兴,和他互约通电暗号,并约定电文ABCDE的含义:A为[81]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

这人就是当时清朝驻法使馆的商务随员张静江,他原籍浙江吴兴人,上海张园主人之子,父殁后分得巨额遗产。在上海、巴黎之间经营中国古董文物。法国人有癖好中国古董者,趋之若鹜,因此获利额达数万元。他听说孙中山在这只船上,满船寻问,才找到孙中山。两人分手后,孙中山觉得萍水邂逅,还不敢轻信。以后几次起义向他求助,他都能将款如数汇到。

5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时,亲自跑到第二国际执行局直接与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胡斯曼用英语举行会谈,要求社会党国际[82]局接纳他领导的兴中会为成员党。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很自信地表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比欧洲国家早。他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的著作或百次会议取得的还要多。”[83]

1905年5月18日,比利时工党的机关报《人民报》还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这次会谈内容。在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在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等语。

由此看来,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政策,决不是由于革命屡遭失败而偶然产生的,而是与他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两个月后,在东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当很多人提出取消“平均地权”的政纲时,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它做了说明。会上争论很激烈,他力排众议,结合欧美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指出“平均地权”是避免这种弊病的一项重大方针。周震鳞说:“中山先生很坚定,最后还是确定了这个政治纲领。”所以说,他去第二国际执行局会谈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时的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途径达到执政的目的。与孙中山对话会谈的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正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比利时工人党的右派头目。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正在组织力量准备推翻本国政府,当然不会感兴趣,因为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

6月4日,孙中山在巴黎致函宫崎寅藏,说他将离欧洲赴日本。[1]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Ⅱ,第237页。[2]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Ⅱ,第188—197页。[3]同上。[4]《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5]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21页。[6]《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7]同上书,第49页。[8]《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58页。[9]同上。[10]《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11]同上书,第75页。[12]同上书,第83、92页。[13]《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页。[14]同上书,第33页。[15]同上书,第32页。[16]《革命逸史》初集,第231页。[17]《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64页。[18]同上。[19]同上。[20]《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21]同上书,第15页。[22]同上书,第16页。[23]同上。[24]《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页。[25]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7、18页。[26]《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2页。[27]同上。[28]同上书,第173页。[29]同上。[30]同上。[31]《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1页。[32]同上。[33]《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34]《孙中山年谱》,第47页。[35]《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8页。[36]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37]同上书,第43页。[38]《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3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页。[40]萧平:《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页。[41]同上书,第3页。[4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43]《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4页。[44]《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9页。[45]《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75页。[46]《革命逸史》初集,第25页。[47]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线装本第四册,第360页。[48]《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86页。[49]同上。[50]此文从《新民丛报》创刊号起连载,《饮冰室合集》第三册,见《饮冰室合集》。[51]康有为:《最近政见书》。[52]《饮冰室文集》第四册,见《饮冰室专集》。[53]《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5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三集,台北1973年版,第30页。[5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0页。[56]同上书,第233页。[57]《复黄宗仰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页。[58]同上。[59]同上书,第230页。[60]《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页。[61]同上书,第110页。[62]同上。[63]同上书,第111页。[64]同上书,第112页。[65]同上。[66]同上书,第116页。[67]同上。[68]同上书,第33页。[69]《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2页。[70]《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71]《革命逸史》初集,第149、150页。[72]《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6页。[73]《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集,第1411页。[74]《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75]同上。[76]《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77]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7页。[78]《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7页。[79]张西洛:《回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1956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80]《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5页。[81]《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6页。[82]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第1、2页。[83]同上。第四编 同盟会时期第十四章 同盟会的成立

在日本的同志,闻知孙中山在德、法、比、英成立革命团体并即[1]将东归的消息,“莫不欣喜若狂”。

当时的革命形势,确实已是“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2]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尤其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社会经济愈加凋敝。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鹰犬,不但割地赔款,而且为虎作伥,为帝国主义平靖地方,“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人民深恶痛绝。“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的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3]潮自此萌芽。”

从1902年到1905年,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有广西皈朝和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1902年6月);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1903年1月);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和陆亚发为首的柳州地区的农民起义,该次起义曾控制了广西数十州县,参加起义的有汉、壮、苗、瑶等族群众几十万人(1904年);有黄兴、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谋划的长沙起义(1904年11月)。

革命报刊书籍更是遍及国内外。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在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和国内的上海、广州、长沙[4]等地,创办了约120多种报刊(日报60多种,期刊50多种),发行最多的达2万多份。通过报刊和革命书籍,揭露清政府对内血腥镇压、残酷统治,对外出卖民族主权的种种罪行;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以激励群众起来参加反清政府的斗争。

从兴中会1895年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反清各派团体已创办了许多报刊,编印了许多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报类主要有:《中国日报》(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此报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编撰人员有郑贯公、冯自由、黄世仲、胡汉民、朱执信、李纪堂等)、《大同日报》(美国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创办,1903年孙中山改组为反清宣传报,并派刘成禺任主编)、《苏报》(原是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商报,1900年改良派陈范出资承办,1903年俄国进兵东北,清政府对爱国学生实行镇压,陈范转为对革命派的支持,开始登载革命派的文章,编撰人员有章士钊、吴敬恒等)、《国民日报》(1903年章士钊、张继、苏曼殊等在上海创办)、《檀山新报》(檀香山华侨程蔚南创办,原名《隆记报》,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改组为檀香山兴中会机关报,并亲自撰文反击保皇党对革命派的攻击)、《世界公益报》(1904年创办于香港,主编郑贯公,编撰人员有黄世仲、李大醒、黄耀公等,号召国人“投袂而起,光复中国”)、《图南日报》(1904年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主编陈诗仲,编撰人员有尤列、林义顺、陈思仲等)、《俄事警闻》(1903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并任主编,是革命派宣传抗俄入侵东北的报纸,1904年改名《警钟日报》,继续揭露俄国入侵者罪行,编撰人员有刘光汉、陈去病等)、《广东日报》(1904年创办,主编郑贯公,自称以“发扬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主张以暴力手段实行民主共和,还派秘密访员到北京、广州等地侦察清政府的情况,“一得异闻,即行登报”,编撰人员有黄世仲、陈树人、李大醒等)。

其他报纸还有上海的《女苏报》,杭州的《白话报》、厦门的《鹭江日报》、广州的《亚洲日报》、长沙的《俚语日报》、汕头的《岭东日报》等多种。

杂志类主要有:《中国旬报》(是兴中会创办的《中国日报》的副刊)、《开智录》(1899年创刊于横滨,主编郑贯公,开始是油印,孙中山资助2百元印刷费,改为铅印。先后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法国革命史》、日本学者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等,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译书汇编》(1900年创刊于东京,主编有杨廷栋、雷奋、杨荫杭等人,译载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传播人权、民主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国民报》(1901年创刊于东京,主编秦力山,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宣传反清的刊物,孙中山对它十分关心和支持,捐助印刷费1千元。编撰人员有冯自由、王宠惠、张继、雷奋、卫律煌、杨廷栋、沈翔云等)、《游学译编》(1902年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主编杨守仁,即《新湖南》的作者杨笃生,编撰人员有陈天华、黄兴、杨度、周家树等)、《湖北学生界》(1903年湖北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编撰人员有刘成禺、李书城、蓝天蔚、李步青、刘道仁、但焘等)、《江苏》(1903年江苏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主编秦毓鎏,孙中山于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该刊第六期上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严正驳斥了东西方反动政客叫嚣的“保全”中国帝制,“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警告帝国主义者,若敢入侵,中国人民必“举国一心”,“以死抗之”。编撰人员有黄宗仰、陈去病、汪荣宝、丁文江等)、《觉民》(1903年创刊于江苏的松江,主编高天梅,鼓吹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浙江潮》(1903年浙江留日同乡会创刊于东京,编撰人员有孙翼中、许寿裳、蒋方震等)、《萃新报》(1904年创刊于浙江的金华,编撰人员有张恭、刘琨、盛俊等人,都是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支那》(1905年宋教仁、陈天华、田桐等创刊于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改为机关报《民报》)。

其他刊物,还有《女学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中国白话报》、《直说》、《童子世界》等多种。

书籍类有的是革命派经过编辑后翻印的明末遗臣遗民们记述清军暴行和明朝亡国史著,有《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广州三日记》、《亡明流血史》等。这些读物,激发着人们狭隘的民族感情,不少人读了“伏案恸哭”。革命党人自己编写的有《訄书》(章太炎作)、《革命军》(邹容作)、《驳康有为政见书》(章太炎作)、《黄帝魂》(黄藻编)、《孙逸仙》(章士钊编译)、《伦敦被难记》(孙中山作)、《攘书》(刘光汉作)、《逐满歌》(章太炎作)、《猛回头》(陈天华作)、《警世钟》(陈天华作)、《新湖南》(杨笃生作)等。这些书出版后,“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读者莫不感泣”。《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中,“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甚至有的“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有些到海外留学的[5]学生也想“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

这一时期兴起的革命团体也比比皆是,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1902年4月),“爱国学社”(1903年11月),“对俄同志会”(1903年12月),龚宝铨、蔡元培的“光复会”(1904年冬)。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1904年2月)。武昌有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东京有留学生胡彬夏的“共爱会”(1903年4月),黄兴、蔡锷、刘成禺、刘揆一的“抗俄义勇军”(1903年4月,后改为“国民教育会”)。

到了1905年夏季,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主要成员先后都逃到日本。

1904年11月,华兴会在湖南起义流产后,黄兴逃到日本。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人,19岁中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1902年被湖北省当局派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他深恶清朝200年来的残暴统治,产生了反满思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留日学生组织了“抗俄义勇军”(后改为反清政府的“国民教育会”,黄兴是积极参加者)。1903年6月黄兴归国,11月在长沙与陈天华、胡瑛、刘揆一、张继、宋教仁、周震鳞、章士钊、谭人凤等创立华兴会并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举义。后因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不久,东京同志函告黄兴,孙逸仙将由欧美赴日本。他和刘揆一等于1905年5月遄反日本准备与老革命党兴中会首领孙逸仙会晤。黄兴到东京后,隐身在留学生当中。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1万人,成份复杂,资历、年龄、出身、思想参差不齐。有的来自贫家农户,有的来自官绅之家,有的是会党首领或骨干,有的年过40,有的才十六七岁。但一般青年留学生多数倾向革命,所以革命志士在国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容易在他们中间存身,继续积蓄革命力量。

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从法国马赛乘“东京号”邮船东返。

7月初,抵新加坡,先生当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好友被称“四大寇”之一的尤列偕同新加坡爱国侨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船访见。

陈楚楠、张永福都是清朝初期逃往南洋的明末遗臣义士的后代。两人是近邻,也是竹马之交,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也相同。

陈楚楠,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新加坡,经营合春园橡胶业。曾受保皇党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颇为崇敬,后闻康有为以保皇立宪的名义骗用华侨捐款,对康大为失望。与张永福二人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上海的《苏报》等许多反清书刊后,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两人合资并请尤列协助创办了《图南日报》,聘请陈诗仲、黄伯耀、康荫田等任编辑,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4年春正式出版,每日印数一千多,但订阅数才30多份。那时侨民思想陈旧,宣传反清被视为作乱,又不敢公开赠送,他们就悄悄地把报纸塞到各商店。作用很大,侨民受其影响转向同情革命,纷纷购阅,不到一年,每日销到二千多份。为扩大影响,还派黄乃裳到闽南、派林义顺到潮梅一带散发,并与海外各革命机关报社交换,以充实丰富宣传内容。在迎接1905年元旦时,特印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新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等各界群众的欢迎。这种月份牌流传到檀香山,孙中山见了极为赞赏,写信嘉勉。陈楚楠又与张永福把邹容著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大量翻印多册,向国内散发。人称陈是“南洋革命第一人”。

张永福,祖籍广东饶平,生于新加坡,经营新长美号布店。初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改良派影响,后思想转向革命。革命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与陈楚楠相同。

林义顺是张永福的外甥,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经舅父张永福介绍在陈楚楠经营的合春园橡胶厂任职。政治思想也是由维新派转向革命。曾带陈楚楠、张永福翻印的《革命军》回国内潮汕散发。因工作勤慎,受陈、张器重,事无巨细多交他办理。在创办《图南日报》及宣传革命思想活动中,为力甚大。

陈、张、林三人过去从尤列、黄乃裳、林文庆对孙中山事迹的叙述中,对革命党首领孙中山已甚敬仰。

孙中山此次由欧洲东返,在科伦布致电尤列,预约经新加坡时,与办《图南日报》同志陈楚楠、张永福在船上会见。

当尤列向孙中山介绍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后,孙中山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详细询问了他们工作情况,陈、张两人把办报经过及其种种困难,一一报告。孙中山对他们说:“不要紧,不要紧,革命党总要苦斗,将来自然有好结果。”又告诉他们说:“欧美和日本各处留学生,大多数已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的声势已日益膨涨,不久便可大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了。”又对他们说:“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可预为筹备。”孙中山因受当地政府禁止入境五年期限未满,不能登陆。陈楚楠、尤列等即往警厅担保,孙中山始得与他们上岸聚会于小桃源俱乐部,共议反清救国革命问题。在座者还有邵甘棠、李幼樵,以及孙中山的随行人员陈汝和。张永福说:“在潮洲,已有友人余既成、许雪秋运动起义。在福建,我们已派黄乃裳前往办报宣传。”孙中山见新加坡华侨不仅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而且已有革命行动,不胜喜慰,向他们指示说:“但以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应组织同盟会,作大规模之运动,为正确的方针。”他们表示赞同。

通过这次会晤,陈、张等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了解得更加完整清楚,增加了对革命前景的信念,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张永福表示愿献出私人别墅晚晴园作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他们还陪同孙中山参观了晚晴园,并在此合影留念。

晚晴园,位于新加坡大人路12号,原名明珍庐,原是广东的华侨富商梅某所建,用以金屋藏娇,明珍即是这位佳人的芳名,后来被张永福购买,作为供养其母的寓所,改名晚晴园,取自唐李商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孙中山在往返欧洲与日本途中,总是经过南洋,曾八次到过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晚晴园。这里距市区远,环境肃静,便于聚会。孙中山曾与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在这里策划过革命大计,著名的黄冈、镇南关、河口等起义,就是在这里筹划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张永福将晚晴园卖给一个印度商人。1937年,国民党人李光前、陈延谦等又合资将它买回,作为革命圣地供人瞻仰。虽经多次修缮,仍保留原来建筑格式。1951年,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接管,开放至今。楼下展览室,陈列着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史料图片。楼上是图书馆,并展出日军侵略统治下的新加坡图片。楼前立有一尊孙中山坐姿铜像,石墩底座高1.5米。像前有中文碑记述其园历史。

孙中山于7月7日由新加坡抵越南。19日,抵日本横滨。日本报载:“清国亡命者孙逸仙于本月19日乘法国邮船‘东京号’由法国来日抵港。在横滨市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租房居住。”安徽休宁县留日学生程家柽把消息传出,东京留学生前来欢迎往返于东京与横滨之间有100多人。孙中山热情接待他们,还“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

孙中山常从横滨到东京,住在新宿区番众町宫崎寅藏家。宫崎家人因贫困,无法在家乡生活,1905年1月从荒尾村迁到东京。孙中山未来之前,革命派人士和留学生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何天炯等许多人常来此聚会。宫崎夫人宫崎槌子见孙先生只有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就把她自己的衣服送当铺,为先生做了两件浴衣,外出回来穿。孙中山很喜欢穿。

孙中山在宫崎家一有空闲就从皮箱里取出许多书阅读,其中很多是英文版的政治、历史、经济、哲学书籍。宫崎乡友胜木夫妇当时也住在这里。有一天,孙中山正在走廊看书,胜木走过来与先生说话,先生一边应诺,一边低头看书。胜木很生气地对宫崎槌子说:“说孙文是个豪杰,这样简慢待人!”可见孙中山读书时如何聚精会神。

有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因劳累,中午睡着了,此时有四五个中国留学生来访,恐打扰孙中山休息,就在隔壁屋小声谈话。有个学生站起身轻轻推开竹纸门偷看孙中山睡觉的样子。他回身坐下,对另一个学生说:“孙先生好像狮子,他的脸和头发简直是只狮子,革命一定能成功。”在旁的宫崎槌子也去看了酣睡着的先生,回来对大家说:“先生的确拥有不可侵犯的威严。”

宫崎两个孩子龙介、震作,常从学校下课回来到门窗店买来碎木条,在庭院接成铁路,用线轴轮和小箱子制成火车玩。

有一天,孙中山见这两个孩子玩火车兴趣很浓,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们。此时何天炯走进来,问先生:“您在看什么?”先生答:“这真好玩,他们把铁路造得很好。”先生躬身握着龙介、震作的手说:“革命成功后,中国首先需要建设铁路,那个时候,我就请你们两个来做。”

宫崎槌子在旁边听着先生的话,预感到“革命运动之如何急速地正在进展”。

7月下旬,孙中山从横滨迁到东京牛込区筑地八幡旁边的一个房子,命名为“高野寓”。

此时,在日本东京,出现了中国革命派主要人物群英荟萃的局面。

孙中山看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猛增,大为惊喜。他对宫崎寅藏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的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宫崎说:“有,我正要向您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孙中山听了,恨不得马上去找,宫崎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孙中山急不可待,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消息,还是我前去拜访他。”[6]说完,要宫崎马上带他去神乐坂见黄兴。到了神乐坂,宫崎推开窗子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正在谈论着什么。宫崎见里边人太多,就让孙中山在外边等着,他向屋里喊:“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让黄兴看。黄兴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惠州起义的兴中会首领孙逸仙。说话间,末永节(日本退职军人,1900年曾随孙中山到香港计划惠州起义)站起身来,一看是孙中山来了,不禁惊叫了一声,宫崎止住了他,不让他呼喊。黄兴又把张继、宋教仁叫了出来,六个人到了神乐坂中国餐馆凤乐园,孙、黄两人简短寒暄之后,就转入关于革命的话题,他俩既不吃,也不喝,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宫崎和末永节听不懂,只是埋头大吃大喝。孙、黄的谈话结束时,大家举杯祝贺这[7]次会晤。

7月28日,孙中山和黄兴还有宫崎、宋教仁等多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编辑部又进行了会谈,孙中山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省号召,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黄兴也早想过要将国内和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联合成为一大革命团体。于是,他们开始酝酿着组织联合的问题。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内田良平寓所召开筹备会议。到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的主要成员,还有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成员和个人,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张继、陈天华、田桐、曹亚伯、马君武、古应芬、董修武、胡毅生、汪精卫、居正、朱执信、但焘、时功玖、刘道一、谢持、匡一、冯自由、朱少穆、孙元、鲁鱼、邓家彦、程家柽、梁慕光等60多人。全国除甘肃一省外,其他17省都有人到会。参加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大家公推孙中山为大会主席。

孙中山身穿学生服,和气满面,口操广东官话。“他的演说,明白恳切,一字一句,都表示他最大的决心和毅力。”会上有人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寄蜉说:“他就是孙文。”寄蜉“当时心里有点骇异”,“左看右看,看不出他是一个亡命之徒”。

孙中山向大家说明了成立革命大联合的必要和大会要研究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组织的名称以及政治纲领等问题。孙中山提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提议称“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有人认为本组织有秘密性质,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扩大组织,可不用“革命”二字。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本会宗旨。很多人对“平均地权”不甚理解,提出疑问。孙中山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加以说明。他说:“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与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目前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问题之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全国人民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8]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经他详细说明一小时,虽然再无异议而被通过,但其政治含义并未被人真正理解。国民革命中的民族思想一般较易为人所接受,因为中国历来就有以汉族为正统的观念。民权思想,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新思潮。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欧美有关民主政治学说,都已翻译成中文,在知识阶层广泛传开,但对社会革命思想,多数人还感到很生疏。曾担任同盟会湖南主盟人的仇鳌回忆当时会员的思想情况时说:“当时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对一般人更是莫[9]测高深。”虽然入盟的时候都宣读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心里拥护它。到后来国内各地都成立分会时,有的改为平均人权,有的干脆把它删去。

那时候,人们的政治思想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仅有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只要把清朝推翻就行了,至于推翻清朝之后,是建立“民国”,还是由汉人搞“帝制”,其政治方向不明确。这种思想的人为数甚多。代表人物如章太炎、陶成章,甚至黄兴(前期思想)也属于这一类。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寄蜉加入同盟会时,口里念的虽是“驱逐胡虏(后改鞑虏),恢复中原(后改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他心中“只知道去打那一个不着用的满洲政府,替戕戕跛子的支那人争一口气”,他后来说,当时“哪晓得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其他什么主义更不待说了”。第二类是想把清朝推翻后,按照欧美政治制度搞所谓共和政体,把中国社会推向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如宋教仁、胡汉民、居正、胡毅生、邹鲁、谢良牧、戴季陶、汪精卫等。第三类是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形式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类似第二国际和平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这类人寥寥无几,除制订这个政治方案的孙中山外,还有廖仲恺、朱执信等少数人。这三类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统一在当时反清的共同目标之下。从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败局已定,领导成员开始分化。如黄兴等以为“灭满虏目的已达,不管什么人,只管汉人掌权就行”。他极力主张让袁世凯出来“收拾时局”,并向他表示“拱手听命”。章太炎也一度成了袁世凯手下一名政客,专与同盟会作对。到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时,有居正、谢良牧、章太炎等人在上海组织起所谓“护党救国会”进行对抗。1925年,在孙中山逝世五个月后,又有一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如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等向左派下了毒手,杀害了追随孙中山几十年,坚持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懈努力的廖仲恺。当时的情况正如何香凝所说:“对同盟会纲领,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10]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同盟会的四项政纲通过后,黄兴提议推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孙中山拟订了入盟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比1894年11月确立的兴中会宗旨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平均地权”,不仅要排除满清政府、帝王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且也要确定土地制度,把解决民生的方针,列入政纲。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完整地体现在他所建立的革命党同盟会宗旨中了。以后海内外各地党机关报都按其三项政纲从理论上阐述宣传,有的由于阐发民生主义理论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如廖仲恺、朱执信等。

众推黄兴、陈天华二人审定,只在文字上略作改动,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全体起立,举右手发誓入盟成为正式会员。在干部未选出之前,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的盟书由黄兴保存。孙中山还规定会员相见之握手式及秘密口语:“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这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訇然巨响,原来是由于会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11]风趣盎然地笑道:“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预兆。”众人鼓掌欢呼。会上,大家推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起草会章,准备召开正式大会时提出。

黄兴出于对孙中山的敬重,同时,据宫崎寅藏说,他也想看看孙中山在群众中的威望有多大,便于8月13日在麴町区富士见楼组织了欢迎孙中山东归大会。这天下午1时,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者1300多人。因座满不得入内者,立于侧,仰望楼上者,又有数百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12],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之盛大集会。

宋教仁在会上致欢迎词,孙中山在会上作了生动感人的政治演说。“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就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听了他的演说,也感动得涕泪纵横,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他们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也觉得中国革命定能成功,并能促进和推动亚洲别的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据当时参加这个欢迎会的但懋辛回忆说:孙中山的讲话,“全篇完全是用事实来说明的。他从清帝入关,一直谈到当时,清廷是怎样残酷地压迫汉族,列强是怎样贪婪地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又是怎样英勇地反清抗洋,而屡战屡败,最后做出结论:只有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才能使中国免于灭亡之祸,臻于富强之境。先生讲四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听众时而愤怒,时而悲哀,当其听到革命胜利前途和祖国光明远景的时候,又都显现着喜悦的笑容。参加这次欢迎会的满族青年学生,感受特别深,其中好几个人听了先生的讲演在大会上流泪。他们流的这些眼泪,是对清朝专制统治者的谴责,对被压迫的汉族同胞的同情,同时又是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愤恨。先生这次讲话不仅教育了中国的留日学生,[13]同时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也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还提出了要发愤自雄,努力推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和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取得真正共和立宪的问题。

孙中山在大力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以捣毁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的同时,还十分认真地思考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建设计划。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曾多次论述到富强祖国的设想。他本身就是一个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典范。他热爱科学知识是出于他要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都提到:“孙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读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的寓所内总是图书琳琅满目,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读书能融会贯通,深得要领。在海外鼓吹革命时,他经常勉励留学生,“用功研究军事学科,将来[14]回国,为国家出力”。“专心求学,以为建国之需。”成立民国以后,他亲自制订了富强中国的《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建国方略》之二),但由于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他为挽救共和政府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实业计划”未及着手付诸实现,他就劳瘁致死了。

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还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15]在中国实为幸福。”我们“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这是“可羞之极”的事。“中国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如果我们“发愤自雄”,“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这种大气磅礴的豪言壮语,在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实现祖国现代化的斗志。当祖国还处在那样极为落后的状况下,这位革命的先行者,竟敢于向当时看来还颇似强大的西方国家进行挑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他表达了一百多年来在外国侵略者欺辱和长期封建压迫下,处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民决心要改变自己贫困屈辱命运的雄心壮志。对于他的这种革命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作了历史性的说明:“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出现一[16]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当时,会场里,还有清使馆派来的侦探。事后,他们扬言,凡参加欢迎会的留学生,要取消官费补贴。有的留学生则说:“我无论如[17]何要革命,要参加孙黄一派的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还有些留学生竟主动到清使馆去退还官费并和他们进行说理,搞得留学生监督无可奈何,说:“你们不要吵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18]费你们照领好了。”

在孙中山、黄兴主持下,经过20多天的组织准备和会章文件等方面的准备,于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子爵坂本金弥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员300多人全体到会。因会址与清使馆靠近,会员多有误入使馆的。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经过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宗旨。

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极为流畅、极为透彻”的长篇演说。可惜这次没有记录留下来。仅有李四光回忆的几句:“……什么是革命?就是造反,反者是反对满清政府,我们现在力量还不够,是要大家造出来的……”许多人相继发言,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君主立宪论的改良观点。会上对各项问题的讨论,更是热烈。孙中山先生“终是秉着和蔼沉默的风度,不赞一词”。有人提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样办?”众人哗然,马君武站起来回答说:“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清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全体鼓掌,孙中山也鼓掌。

同盟会以东京为本部所在地,在国内外设分会。依会章按民主原则选举干事。总理一职,已在筹备会上选定,由孙中山担任。其余进行票选,各部干事姓名如下:一、执行部,分六科。庶务科,此科是协助总理开展工作的机构,首任是黄兴(后继任者朱炳麟、张继、孙毓钧、刘揆一);内务科,朱炳麟(后匡一继任);外务科,程家柽、廖仲恺;书记科,马君武、陈天华(后田桐、胡汉民继任,又增补但焘、李肇甫);会计科,刘维焘(后谢良牧、何天炯继任);调查科,谷恩慎(后程克继任)。二、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长宋教仁。三、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枬、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胡瑛、吴昆、康宝忠、周鼎昌、于德坤、王琦、陈剑虹、吴玉章、秋瑾、孙毓筠、覃振、王善德、程克、黄复生。各省会员又选出本省分会长:直隶,张继(后杜义继任);山东,徐镜心(后丁维汾继任);山西,王荫藩(后荣福桐继任);陕西,康宝忠(后赵世钰继任);河南,杜潜(后曾昭文继任);湖北,时功玖(后张昉、陈镇藩继任);湖南,仇式匡(后黄兴、刘揆一继任);广东,何天瀚(后何天炯继任);四川,丁厚扶(后张治祥、黄树中继任);广西,刘崛(后卢汝翼、曾彦继任);江苏,高剑公(后章梓、陈剑虹、张鲁继任);安徽,吴春旸(后张继膺继任);福建,林时塽;贵州,平刚;云南,吕志伊;浙江,秋瑾(后陶成章继任);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陈少白(后冯自由、李自重继任)。

大会还通过了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的决议,定名为《民报》。

大会结束时,众人欢呼万岁。

马君武和李四光走出会场,在街上,正遇到留学生监督李宝巽(汉军旗),他开口便说:“你们小孩子不读书,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知道,再不要胡闹!”他俩转身就走,李四光对马君武说:“你去请他加入,好不好?”马君武哈哈大笑。

湖北同盟会分会长时功玖在东京约同同乡张知本、鲁文清三人谒见孙中山。张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因愤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思想倾向于孙中山反清革命,“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国父(孙中山)的信徒”。在没见孙中山之前,他想象的革命党首领,“一定是满脸杀气,见面就会令人生畏惧之心”。但等到见了孙中山,却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张知本很有感触地说:“他不但不令我觉得可怕,而且非常和蔼可亲,见面后,他就对我发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这天,孙中山穿着西服,风度翩翩,温文儒雅,与他们亲切交谈。问张知本的身世、留日经过,接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讲述了他的革命主义治国方针,勉励他们学成归国,献身革命大业。和他们讲话半小时。这天,张知本加入了同盟会。张以后返国,先后在湖北广济县任中学校长、武昌法政学堂教书,一直暗中进行革命工作。辛亥年武昌起义后,任武昌军政府司法部长。民国成立后,任国会议员,以后反对袁世凯称帝、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斗争。孙中山曾命他与高振霄、谢英伯、叶夏声四人,对所创制的五权宪法作深入研究。由张知本代表作出研究报告。孙中山对其五权宪法实施方案,颇为赞赏,表示采纳。张知本对此“感到无上光荣”。

10月,孙中山由日本横滨乘船赴越南筹款。经吴淞口时,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长布加卑登轮求见。他奉本国陆军部长之命,向孙中山转述法国政府想赞助中国革命的意愿,愿派数名军官协同同盟会员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不久,派一批同盟会员与法国军官一起分赴广东、广西、长江流域、西南各省进行调查。

孙中山到西贡后一两日,应邀参加旅越华侨在堤岸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列强正在企图瓜分中国。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保皇党[19]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救国救民,人人有责。”大家听了,深受感动。爱国志士周观臣提议认捐以支持革命,即席认捐的人很踊跃,当晚认捐总数约一万二千元。有位做小生意的商贩,叫黄景南,他收入不多,平时省吃节用,手头只有数千元,竟一下认捐了三千元。侨胞们问他:“你平日不肯多花一文钱,为什么今天这样慷慨呢?”黄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他从中[20]国到越南时,除了随身的衣服外,一无所有。他对革命的热心支持,在越南华侨中起了很大鼓舞作用。孙中山在堤岸成立了同盟会分会。

西贡、堤岸两地华侨对孙中山都非常敬重。有一天,在宜心茶社,有人诋毁孙中山,说孙大炮如何如何。邻座饮茶的人,先与此人争辩,[21]后来索性把他打出了茶社。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1月26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出版。孙中山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尤其民生主义,更是在政治学说中别树新帜。他指出,当时的中国亟需这三大主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就可使中国避免“欧美社会之祸(少数人享乐,多数人贫困)”。一旦中国实现了民生主义,连西方国家看了也望尘其后。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22]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于1906年2月13日离西贡,16日,到新加坡。

事前,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孙中山来信,两人商定:借张永福的晚晴园接待孙中山,一切费用两人分担。他们约了几位同志到码头迎接,当地政府五年不准孙中山入境期满,此次得以登岸,下榻于晚晴园。陈、张等向孙中山报告了新加坡工作情形。先生把东京成立同盟会的经过告诉了他们。

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晚上,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孙中山与华商李竹痴起稿盟书。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各自把盟书缮写一份,先生自已也抄了一份,先行起立,举起右手,庄严地在陈、张、李面前宣誓,陈、张、李“心中忐忑,看着他宣读誓书”。陈、张、李按孙中山的仪式轮流宣誓。然后,孙中山把誓词宗旨进行了解释,对他们说:“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两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陈、张、李听了“魄战魂摇,感极而泣”!他们三人的盟书孙中山收存,孙中山的盟书交陈楚楠收存。最后孙中山教他们会员握手方式、见面的暗语等。之后,陆续入会的有林义顺、林晓生、谢心准、许子麟、李幼樵、刘金声、林镜秋、邓子瑜、黄耀廷等。大家举陈楚楠为正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并选出了分会各部干事。

新加坡分会建立后,成为南洋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

孙中山于2月下旬离开新加坡赴欧洲。4月16日又抵香港,4月17日,回到日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从1906年到1907年间,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与保皇党的大论战。《民报》最初的主编人是张继,撰稿人有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他们都是革命激情炽热、善于属文的青年,阐发孙中山的三大主义,探精掘微,文采斐然。尤其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文章,气势宏肆,论理精辟,在鼓动反清、宣传共和思想,以及反击保皇谬论中,堪称是革命的强音。胡汉民的《〈民报〉六大主义》、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在当时也曾起了积极作用。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以“开明专制”、“革命可以召瓜分”、“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国民恶劣”等为论点,进行反革命宣传;《民报》与之针锋相对,则以“民权立宪”、“满州政府足以召瓜分”、“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政府恶劣”等论点进行批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撰《革命不致召瓜分[23]说》一文,驳斥保皇党的“革命召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倒是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万一帝国主义要来怎么办?《民报》的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民报》发刊后,“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24]谓成功最著者。”国内革命刊物,在内容上也唯《民报》是瞻。“民主”、“共和”政治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苏报》案期满出狱,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派时功玖、仇亮、龚练百、胡国梁等到上海接章到东京。《民报》从第七期开始,由章太炎任主编。从此,该刊文风为之稍变,内容上偏重民族主义排满宣传。阐述同盟会政治纲领三大主义也大逊于前。

此后,孙中山偕胡汉民等离日本赴南洋,过上海时,约熊克武等上船会见,询问内地工作情况。临行,要他们筹一千元,后由秋瑾将款送到。

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先生自日本来电,告其将到。陈、张二人准备接待,派林义顺到码头接至晚晴园。此时,新加坡党人增多,气氛热烈而庄严,门外安排警察荷枪守卫。当地政府派华籍便衣暗探十多人日夜在晚晴园周围巡逻,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先生对此多感不便,叫陈楚楠、张永福将巡长请来谈话,托咐一些任务,并示加给酒资。那位巡长就把外间风声及时报告。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继续发展党员,先后入会的福建籍的有陈祯祥、丘得松、丘国瓦、陈先进、陈延谦、萧百川、郑聘廷、王金炼、陈武烈、郑右悦、李肇基、陈子麦、黄甘松、吴海深、留鸿石、魏胥同、周献瑞等;潮州籍的有沈联芳、潘兆鹏、许雪秋、林受之、吕子英、许伯轩、吴悟叟、郭渊谷、陈信藩、张仁南、赵钓溪等;广州籍的有黄康衢、吴逸停、何德如、周之贞、何心田、李陵溪、李声余、李镜仁、梁允祺、苏彬廷等;客家籍的有陈梦桃、陈竞俦、叶耀庭、陈翼扶、李玉阶、何仲英等;琼州籍的有符养华、符益华、陈毓卿等。

孙中山提议健全机构重行组织干部,选举张永福为正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主任,林义顺为外交主任,谢心准、李晓生为文牍科主任。

之后,孙中山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到吉隆坡、槟榔屿建立分会,首先加盟的有陈占梅、王清江、陆秋泰、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邱怡领、彭镜波、刘襟等,公举王清江为会长。阮英舫,年已过七旬,他听了孙中山演说后,明白了革命救国的道理,毅然率他的两个儿子阮卿云、阮德三同时加盟。在槟榔屿,首先加盟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辜立亭、林紫益、徐洋溢、林福全、丘文绍、薛木本等,公举吴世荣为会长。吴世荣是槟榔屿的富商,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数十万产业。

不久,汪精卫到新加坡,他同邓子瑜、陈梦桃、吴应培到荷属仰光、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分会。怡保本是保皇党大本营,汪精卫发挥了他演说的天才,折服了怡保许多侨民,纷纷加入了同盟会,怡保也成立了分会。首先加盟的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等。

芙蓉,首先加盟的有黄心持、谭容、蔡识三、朱赤霓、李俊承等; 瓜比拉,首先加盟的有邓泽如等;麻坡,首先加盟的有汤寿山、刘静山等;马六甲,首先加盟的有沈鸿伯、李月池等;关丹,首先加盟的有陆秋露等;太平,首先加盟的是陆文辉等。

南洋的革命党势力蓬勃发展起来,国内每次起义,都有南洋党人参加或出钱出力。

9月底,孙中山离南洋经西贡赴日本,10月9日抵日本。住横滨,不时到东京与党干部会晤。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写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其中有宣言、规则、章程等,以备各地起义时应用,有《军政府与各地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等。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有五千多人。会场悬挂某女士集唐人诗句赠孙中[25]山的对联:“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四壁布满欢迎欢庆对联,万国旗帜交悬中间。及开会,满场寂然,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盛况。大会由黄兴主持,章太炎读祝词。之后,孙中山讲话。他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三大主义,并对保皇党的攻击进行了驳斥。

在民族主义部分,梁启超歪曲说:“种族主义是复仇”,“复仇则必须出于暴动革命”,“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26]起”。“故倡言革命军者,小之自取灭亡,大之灭亡中国”。孙中山驳斥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惟[27]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全力惩治,不能并之”。

在民权主义部分,梁启超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还说什么“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28]得专制”,公开鼓吹历史倒退。孙中山驳斥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人们:“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作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29]方”,“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民生主义部分,梁启超更是站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立场,宣称:“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30]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孙中山通过亲眼看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来阐明实行民生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又因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所以,“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他以此引为自豪地说:“这决不是欧美所能及的。”孙中山指出:实行三大主义是革命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改造中国的完整而缺一不可的政治方案。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31]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孙中山在会上还把他所创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共和宪法作了具体的说明。

孙中山讲演两小时,“态度安详,声音清爽,不愧为演说名家,听众欢迎自不待言”。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宫崎寅藏等六位日本朋友,黄兴最后讲话。每个人的发言无不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发起为《民报》捐助经费[32]活动。181个学生,共捐出780日元。大会从上午8时开到下午2时,散会时,大会给每位与会人员赠送《天讨》券一张。

之后同盟会继续以《民报》为阵地,对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革命创大难”、“君主立宪”、人民“学识幼稚”、“土地国有主义足以亡国”等谬论展开批判。

1907年1月10日,在东京的梁启超托一个叫徐应奎的人,通过宋教仁向《民报》提出要求“调和”,他们解释说:“以前和《民报》论战是出于‘不得已’,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33]梁启超还亲自“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希望《民报》停止辩难。可见保皇党在论战中已经陷于被动的处境。次日,宋教仁、胡汉民等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答复:坚持到底,绝不妥协,反对章太炎“可以许其解和”的主张。

孙中山在东京的生活十分俭朴。当时的同盟会成员回忆说:“他的生活和一般的平民一样,屋内的陈设,除了书籍和必须的用具以外,并无其他物。孙先生的服装很朴素、清洁。”有些青年同盟会员到他那里去,孙先生见他们穿的衣服带灰尘或者鞋袜脏了,就亲自替他们刷衣擦鞋。有亲身感受的梁瑞堂回忆说:“这件事使我很受感动,至今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像孙先生这样一位当时已经著名的革命领袖,对于我当时还不到20岁的一个青年,如此亲切关怀,我和当时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位可尊敬的[34]革命领袖和导师,而且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

胡汉民未见孙中山之前,“几疑先生为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议论,与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先生与人,从不作一寒暄敷衍语,而涉于革命各种问题,则教人不倦,辄忘寝食。先生对群众演说,博辨详明。解答同志之质疑,至其人澈悟为止。与人无事晤对,似不能言者。有一日,一位日本名士持犬养毅介绍信来访,表述崇拜之意,语涉谀颂至数十分钟。孙中山仅付之微颔,其人无言,孙中山也默默相对,其人逡巡辞去。在旁的胡汉民不解其意,问孙中山,孙中山答:“余不解其以何目的而来,余又不能伪与无谓之周旋。”使人感到“先生于蔼然可亲之中,有凛然难犯之节”。

孙中山平易近人,也好幽默。每天都有革命党人到他的寓所畅谈革命理论。一天,能言善辩的章太炎、张继、田桐、胡汉民四人聚在一起,又高谈起来,使得在坐的孙中山的文牍助手、人称师爷的邓慕韩无从置喙,只好跑到厨房与厨师陈和、日本女雇工讲起时政来。陈和是同盟会员,性好赌,常将买菜钱一掷而空。一次,他把钱输光,假言在冷巷失鞋(冷巷,广东土话,即走廊。日本式建筑走廊在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绝无失鞋之理),又向中山先生要钱买菜。孙中山当时觉得厨房演说与冷巷失鞋都很新鲜,便戏拟一[35]联赠邓慕韩和陈和二人:“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为厨房里的争论增添了乐趣。

孙中山一生很少读小说,但通俗联句,却写得如此妙趣横生。

这一时期,革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概括的:“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中国革命党亦多刮[36]目相看。”

从湖南巡抚端方1906年8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者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指同盟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37]

同盟会遍布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等国的许多城市。主要城市有布鲁塞尔(1905年春,孙中山由伦敦到布鲁塞尔,已和留学生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柏林、伦敦组织了60多个留学生加入,东京总部成立后,布鲁塞尔是欧洲分会的总部)、香港(1905年秋)、新加坡(1906年2月)、吉隆坡(1906年8月)、英属南洋怡保、庇、芙蓉等埠(1907年)、河内、海防(1907年3月)、仰光(1908年4月)、曼谷(1908年11月)、新西兰首都惠灵顿(1908年)、纽约(1909年12月)、旧金山(1910年2月)、檀香山(1910年4月)、柬埔寨(1910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域多利(1911年5月)、马尼拉(1911年)等。除了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少数分会是委派党人建立的,其余几乎都是孙中山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人力或财力经过这些地方时,亲自组织起来的。

1906年暑期,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与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同盟会员魏宗铨发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与哥老会类似的灭满兴汉的反清组织)首领龚春台共同联络湘赣哥老会策划起义,原定阴历年底举事。10月19日,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先期发动。21日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内容完全是按照同盟会政纲来发挥的,宣布革命宗旨是“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的武装组织发布《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照会称:“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赞成中华民国之成功。”秋季,长江上游沿岸、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南部遇上灾荒,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2月4日,江西的萍乡矿工、湖南的醴陵防营兵勇、浏阳的会党举行起义。不过10天,发动群众三万多人,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地。

东京同盟会本部从报纸上获悉这次起义的消息,由于“萍乡一举[38]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孙中山与黄兴派党人胡瑛、朱子龙、宁调元、孙毓筠、梁钟汉、杨卓林、段书云等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萍、浏、醴起义军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兵共同围剿下,12月下旬即告失败。在长沙的刘道一发给东京同盟会总部的电报被扣发,本人也被官方捕获杀害。蔡绍南在战斗中被捕,魏宗铨躲在萍乡亲戚家,也被捕获,他们先后被杀。龚春台侥幸逃出,流浪江湖。

清朝当局认为这次起义不单纯是“会匪”举事,而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在向清政府报告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文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39]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

萍醴之战发生后,日本一些报纸刊文诽谤孙中山是“叛徒”,党人闻后非常气愤,并把情况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微笑说:“常人毁誉无足轻重,吾党行事,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我们革命目[40]标既定,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世,自有定评。”

次年2月3日,东京革命党人举行追悼刘道一大会。孙中山作七律诗挽刘道一烈士:“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榄江流一奠公。”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款项,一时束手无策。一天,孙中山对黄克强说:“我过去在法国轮船上遇到一位姓张的友人,他在巴黎清使馆任商务随员兼营古董业,曾向我说至急需款时,可发电告知,今天试发一电看怎样。”黄兴听说是清使馆的,有所疑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封电报,上写个“C”字,数日之后,果然从巴黎[41]汇到东京三万法郎,东京同盟会本部接款后都十分惊喜。汇款人即张静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军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度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纷纷回[42]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

革命风潮鼓荡全国,清政府大为惶恐,屡电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孙中山与黄兴认为革命形势已成熟,决定离开日本,发动国内武装起义。

临行,议定革命军旗和革命成功共和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制的第一次广州起义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象征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观,又有复古的意识。在争执中,多数党人同意孙中山的建议,黄兴争之不得,怏怏不悦。在分手时,黄兴致胡汉民书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汪精卫向黄兴力为解譬,说青天白日旗曾是革命烈士流血的革命旗,应赞成用此旗。黄兴以后也不复言。但章太炎借此大做文章,诋毁孙、黄。

日本当局鉴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发展壮大,将来必为东亚伟人,不能以官式遣送出境,而是采用密赠旅费5000日元并为之设宴饯行的办法送离日本。孙中山与党人商议,决定接受赠款,以充军费。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造船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旅费10000元。孙中山从这些赠款中,给《民报》留出维持费2000元;2000元用于别前聚餐会;其余准备发动潮州惠州起义时当作军费。便于1907年3月4日,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池亨吉、萱野长知乘德轮“阿里斯王子”号离横滨,经新加坡到达越南河内。

清政府和日本当局驱赶的只不过是孙中山个人,但被他鼓动和组织起来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在日本、在中国已是无法消除了,它们将以迅猛之势冲垮反动的清王朝统治。

当时在广西壮族流传的歌谣中,是这样概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多亏孙文倡导革命,四处奔走救国救民,他劝告老少齐参加,[43]恢复中华打倒满清。第十五章 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萍乡醴陵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声势震动全国。“同盟会本部[44]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从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孙中山在粤、桂、滇三省边境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有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起义;广西的上思、镇南关起义;云南的河口起义。他认为在边陲地区发动,易于得到海外的人力、军械的应援,且可进可退。1907年5月广东潮州府黄冈镇起义

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胡毅生、黎仲实于3月14日到香港,旋即经新加坡、西贡、海防抵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粤、桂、滇起义的总机关。

河内有同盟会分部,华侨党员数百人,有党人以孙中山字“日新”为店号,经营饮食业“日新楼”,为接纳党人活动之处。河内有法国人为中国学生创设的巴维学堂,其学生多倾向革命。河内地接广东、广西、云南边界,会党首领黄明堂、关仁甫、梁兰甫、梁少庭等多流寓于此。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召集知识阶层、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宣传革命思想。对于会党晓以革命道理提倡军纪,纠正帮会旧习。河内、海防华侨,多数同情革命,热心为革命活动奔走的有寅隆生、杨寿彭、曾克齐、张奂池等。

3月下旬,孙中山为组织人力和筹款,又从河内再到新加坡,住在东陵乌节律,当地党人在这里为他租了一间屋子。隔壁住着清政府驻新加坡副领事杨圻(即后来在吴佩孚幕府任职的杨云史),广东督抚张人骏派人对孙中山行刺,此刺客就住杨圻的家中。杨圻素与革命党人陈楚楠、张永福、田桐等相识,杨虽是清廷官吏,但知清朝帝祚将终,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安危即中国的安危,他一面暗示革命党人加强对孙中山的保卫,一面对那刺客晓以大义,讲明利害,刺客竟被他说服,放弃了行刺计划而离去。杨圻还由田桐陪同会见了孙中山。一位清政府驻外副领事,如此明智,也难能可贵,也可知孙中山奔走革命,总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活动的。

之后,孙中山又返回河内,加紧起义布署。由于军款不足,孙中山又想起在法国时,于轮船上相遇的张静江。他先后两次给张发电,第一次写的“A”字,第二次写的“E”字。不久收到张静江汇来的一万法郎和五万法郎。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致函感谢,并详述军事用款计划。张静江回电说:“我深信你必用于革命,所以愿尽力助你成此大业,你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被敌[45]人所知,于革命进行有所不利。你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信中充满对孙中山的信赖和崇敬之情。

部署潮州起义,是1906年6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时,吸收了曾在潮州举行过起义的广东潮安人许雪秋加入了同盟会,并任命他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准备在潮州韩江起义。同年冬季,在日本又派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邓慕韩、谢良牧,还有日本会员萱野长知、池亨吉先后前往协助。这次途经新加坡时,又选派了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等到广东惠州东江一带准备配合许雪秋并举。

许雪秋在他的家乡宏安,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在2月17日(正月初五)乘清军新年疏于防务,分头大举。派乔义生、李思唐、张煊、郭公接赴饶平县的浮山墟部署,计划至期夜袭潮州府,由黄伟斋率潮州城内十八馆党人为内应。余丑、余通、方汉成、方次石赴黄冈;黄德胜等赴惠来;罗飞雁等赴揭阳;谢良牧、李次温、李子伟等人计划埋伏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潮安内城各处;陈芸生、萧竹荷担任运动揭阳清炮台兵反正。一切安排均已就绪,但至期因风雨大作,浮山党人时聚时散,黄冈一部也无法集合。许雪秋见时机已过,令各部暂行分散,候命进取。不料风声已经泄露,敌人四处搜捕党人,薛金福、黄志、张顺数人被捕杀害。许雪秋委派陈宏生进行安置。他与谢良牧,方瑞麟等到香港同盟会分部汇报并请示,冯自由向河内发电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电示:“此后起事时期须与惠州及钦廉义师,[46]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令雪秋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

许、谢、方等寓居香港兰桂坊等候惠州方面的消息。乔义生、池亨吉驻汕头幸阪旅馆传递情况。到了5月下旬,余丑、陈涌波来香港报告:黄冈同志又被清吏捕去二人,同志拟克日举义营救,许雪秋等听了也跃跃欲动。香港分部再三劝阻,让他们“静候总理命令,务与[47]惠州、钦廉同时发动”。令余丑、陈涌波二人回黄冈设法制止。

至5月24日,各报纷纷登载革命党人在潮州饶平县黄冈起事的消息。潮州总兵黄金福,接黄冈都司隆启报告:黄冈确有革命党聚众情形,派守备蔡河宗带兵防范,并捕捉党人两名。余丑、陈涌波主张非速举事不能营救同志,遂聚众七百人,在6月21日晚9点,围攻黄冈协署,血战一天,城内各衙署皆为革命军占领,擒都司隆启。拓林司署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城守把总许登科顽抗被诛,悬首示众。党军只亡两人,伤十余人。党军根据革命方略出布告安民,令“各行店,照常[48]交易,铲除一切苛捐”。

许雪秋在香港闻讯,率党人李思唐等19人取道汕头,拟赴前督战。但因清军防布严密,无法赶到战地。6月24日夜,余丑、陈涌波又率兵向黄金福大本营洴洲港进攻,激战两天,黄部不支败退;但清军援兵四集,革命党腹背受敌,只得向黄冈撤退。因械劣弹乏,孤立失援,队伍宣布解散。这时,许雪秋、乔宜斋、萱野长知正在汕头幸阪旅馆,策划丰顺、揭阳、惠阳、潮安各县响应,6月27日早,方汉城等同志由黄冈来汕头报告党军已解散,大家听了甚为懊丧。这时,清提督李准统兵到汕头,许雪秋还想轰击敌人兵船,因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于是,许等又回香港,发电河内,向孙中山报告经过。孙中山复电,令雪秋偕萱野同赴越南河内。

许雪秋到河内向孙中山说明起义失败原因:“土炮不敌洋炮,为黄冈一役失败之主因。倘能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至惠州汕尾洋面,可预雇大帆船在海上收接,即在海丰、陆丰沿岸招集党人大举发难。”[49]孙中山表示同意,派萱野回日本购买军械,命许雪秋等回香港继续策划。

10月7日,萱野来电:“械已购妥,村田式快枪二千支,短枪三千支,日本古刀五十具,将校用刀二十具,民党领袖犬养毅赠古刀三[50]具以壮声势。”香港分会派邓慕韩、陈二九到日本协助萱野启运。许雪秋、刘思永、谭剑英赴汕尾准备接迎。10月8日,萱野、邓慕韩、陈二九乘“幸运丸”自日本长崎启航,于10月12日船抵汕尾。但当船到岸时,未见帆船接应。三小时后,才见许雪秋驾一小舟,前来探视,萱野急命速备大船卸械。这期间由于许雪秋在汕尾、捷胜沿岸屡聚党人,风声四起,及械船驶近海岸时,围观群众竟聚一万多人。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严加戒备,派小兵轮不断游弋侦察。萱野要把船驶往外海晚间再来,但船主因船中还运有三井洋行煤炭,定要驶赴香港。等许雪秋租用帆船出海时,货船已经驶去。邓慕韩、陈二九、萱野到《中国日报》社同盟会支部找冯自由、胡汉民商量补救办法。议决该轮三日后煤炭卸竣,再由萱野率党人五百人乘原船赴惠州海丰洋面,将军械交该地同志,就在平海举事。这期间,香港当局得到广东督署照会要求扣留“幸运丸”。日本领事为免生交涉,令该船迅速回日本,近万元的军械由此化为泡影。

海丰、陆丰起义计划落空,萱野为此事甚感懊丧。孙中山于10月26日在河内写了长信进行慰勉:“阁下之任务,以能使军械运至目的地,即为完全无阙,而许氏乃遇事仓遑,侦候不明,不知有兵舰,预备不周,不能雇备大船,报告不实,以至虽已运送到目的地之军械,而仍不得其用……而绝无所疑阁下之行事者也。……以后所倚托于阁[51]下之事正多,愿阁下更为鼎力赐助是幸。”

广东潮州黄冈的起义失败了。这是孙中山所发动的第三次武装起义。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

孙中山决定在惠州、潮州两地同时起义,以分散敌军兵力;指示新加坡派会员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三人到香港谋划惠州、阳江、阳春等地军事。

黄耀廷在庚子惠州起义时,曾任革命军先锋,以善战闻名,并与惠州会党有联系,因而孙中山派他入广东再举。5月上旬,黄耀廷等到香港。几天以后,听陈少白说英国当局对黄进行监视,他又带着1200元军费跑回了新加坡。余绍卿原是阳江、阳春大盗,后来亡窜南洋。孙中山以为此人可用,便派他回国从事阳江、阳春、惠州地区军务。他于4月中旬到香港,由于贼性未改,领了1500元军费就潜入内地杳无音踪。邓子瑜是惠州归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与内地会党声息相通,孙中山派他协助黄耀廷在惠州等地的军务。

余、黄逋逃后,邓就负起惠州起义全责。5月,因潮州军事紧迫,他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到惠州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起事,结果只有归善一路有所发动。6月2日,在归善县的七女湖举义,劫夺了敌军防营,缴枪多支,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舰哨弁多人。6月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望风而逃,又连占杨树、三达、柏塘、八子岭、公庄等地。各乡会党和群众纷至沓来欢迎,声威大震。惠州府陈兆棠急电广州督署营务处求救,粤督周馥调驻惠州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等部前往会剿。犹恐兵力不足,又调新会右营守备、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赴援。革命军只有二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经、蔗浦等处。洪兆麟率清兵到八子岭,被林旺所率五十党人从山上俯冲下来击溃,洪兆麟中枪坠马,所部死伤甚众。李声振、钟子才各部也抵御不住,省城为之震动。粤督又令水师提督李准抽调黄冈兵力抵御革命军,从汕头往援。双方混战十多天。革命军出入于山村路岔之中,使清兵疲于奔命。

邓子瑜由香港派人赴惠州前线,报告潮州黄冈事败的消息,考虑到惠州方面别无响应,势难持久,下令退入梁化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解散。陈纯由香港转赴南洋。

邓子瑜因是惠州起义主持人,6月19日被香港当局勒令离境。孙稳在香港被清吏控以掳劫罪拘捕入狱,香港英国当局将其引渡到广州后遇害。

这次丁未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第四次武装起义。1907年9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

1907年春,广东的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地人民因反抗当地官府创行糖捐制度而发生暴动,官军开枪打死数十人,激起民愤,集结日众。粤督周馥派统领郭人漳率防军二营,标统赵伯先(赵声)率新军步队一营前往镇压。孙中山派邝敬川到廉州良屋与抗捐乡团首领刘思裕、黄世钦、唐甫珠接洽,晓以革命大义,并说明抗捐义举应与革命党一致行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起义,不但可免受清军的攻击,还可完成光复中华的大业,刘思裕等欣然赞同。

因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伯先素与革命党有联系,孙中山遂派胡毅生到北海赵伯先营处约同郭、赵乘机举义,又派陈油持书给胡毅[52]生令其转告郭、赵:“钦、廉团兵已与党人联系,勿相杀!”但陈油到北海时,郭、赵所部已开走,陈未能追赶将信送到,故郭不知内情,到了钦州米村,向乡团攻击,刘思裕等以为革命党人已与郭联系,未加防备,死伤甚众,刘思裕被害,胡毅生到河内时才知这是由于陈油未能将信送到造成的失误,导致自相残杀。

孙中山命王和顺(广西邕宁人,原是提督刘永福部哨官,后参加反清会党,曾在南宁梧州起义,1906年冬在西贡参加同盟会)为中华国民军南军提督,主持钦廉军务。派黄兴和王和顺随胡毅生到北海与郭人漳、赵伯先两人联络。郭、赵二人表示:“若有堂堂正正革命军[53]起,必反戈相应。”黄兴随郭人漳营在钦州,胡毅生随赵伯先营在廉州,王和顺在各乡镇深入乡团联络,准备一致行动。孙中山素知钦、廉人民骁勇善战,决定派日本会员萱野长知携款回日本购买军械,准备大举。6月17日,萱野离开香港赴日本。

当军械购妥即将启运时,章太炎忽然在东京总部大闹起来,说什么“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武器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们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孙某实在是不讲道理,我[54]们要破坏他”!并以《民报》名义明码向香港同盟会支部发电:要另行定购。又乘潮、惠起义失败之机,与陶成章两人,鼓动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榆桓等集会,要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推黄兴接任。逼着刘揆一(刘当时在东京代行总理职务)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刘揆一深怕发生内哄对于钦廉起义不利,力加反对。“又深知公(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孙、黄[55]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由于张继素好动武,两人在同盟会总部即《民报》编辑社内揪打起来。刘揆一将此事告知黄兴,黄兴写信给总部,称:“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56]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

其实,章太炎所说“这种武器在日本早不用了”的理由并不存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是用这种村田式武器打败清军的;到了民国2年,讨袁各军用的也是从日本购买的这种村田式武器。那么,章太炎这股邪火,是从哪来的呢?原来,他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倾心拥护的。又因为这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时,日商人铃木久五郎给孙中山川资1万元,孙中山留给《民报》社2000元作为补助经费,其余作潮、惠起义军费,章对此极为不满。章曾想把孙中山受赠一事公诸《民报》,暴露于保皇党和日本社会,被黄兴制止。孙中山离开日本后,他竟然把挂在同盟会总部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在[57]上面写上:“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他以为孙中山正在香港,就把相片寄到了香港分会,但孙中山已离开香港到了新加坡。

章太炎在革命党内,一贯闹派别,起纠纷,不顾大局。1906年7月,他因《苏报》案期满出狱,孙中山派时功玖、龚炼百、仇式匡等去上海接他到东京,任他为《民报》总编辑,但他却在《民报》上发表《代议然否论》的文章,驳难孙中山的民权论。1907年秋,他与[58]陶成章等在东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东亚万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同盟会成立才两年就遭分裂。1908年10月,《民报》出至第24期就被日本警察禁封。1910年1月1日,革命党人秘密出版了第25期(标称巴黎濮侣街4号出版),章太炎便向美洲、南洋各处发函,宣称它是“伪[59]品”,并印发传章,诬称孙中山“侵吞革命资金”。当时有人说他[60]“神经病”。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又散布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派秘书但焘把他接到南京,拟任其为教育总长,许多党人因他曾破坏钦廉起义而表示反对。[61]后孙中山又聘他为临时政府枢密顾问,章以位低而不就。3月,四川籍同盟会员在南京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孙中山也到会参加。章太炎送来一副挽联,上写:“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公然站在反动派的立场,对革命党人进行恶毒的诬蔑。孙中山把总统让于袁世凯,主张建都南京以限制袁世凯,章太炎深为不满,替袁世凯鸣不平。后来,他与君主立宪派旧官僚熊希龄、张謇、程德全等沆瀣一气,组织了统一党,专与同盟会作对,成了袁世凯的应声虫。之后,又和黎元洪、张謇、梁启超等组织了共和党。章太炎一生最佩服黎元洪,称黎“功业格天,仁声彰著,世无其

[62]人”。将黎元洪赠他的四个亲笔擘窠大字“东南朴学”挂在书房里。章还曾请黎为他找配偶,提出四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不染学堂中平[63]等自由之恶习,而有从夫之美德者”。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后,他对孙中山更是恨之入骨,于1924年冬约集谢持、刘成禺、马[64]君武等组织“护党救国”会,表示对抗。1929年3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灵柩奉安典礼时,他寄去一幅挽联,写着“举国尽苏俄,赤化不[65]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两句挽词,发泄了他骨髓里反对孙中山,反对联俄联共的情绪。

章太炎在革命队伍中干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一个出尔反尔、刁钻古怪的人物。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吾弱冠涉世,[66]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个。

钦州、廉州起义前夕,钦州乡团有六七千人,革命军二千人,准备反正的郭人漳、赵伯先所率新军有六千人,只待萱野所购武器一到,先占防城,再取东兴沿海一带作为革命根据地。东兴位于中国与越国交界处,仅一河之隔,桥南就是越南的芒街。当时的计划是:“武器一到,则我党可成立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约合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组成一声势浩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尽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67]收完全之效果矣。”但“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

王和顺于9月4日率领革命军攻防城。次日,清军驻防城衡守营连长左营哨官刘辉廷、右营哨官李耀堂先后反正响应,党军很快占领了防城,杀了县官朱鼎元。当日,留党人邝敬川率少数队伍驻守防城,即拨队向钦州府城进发。天将亮,到达距钦州还有四十里的涌口。中午,黄兴、郭人漳率卫队六十人出城来迎。郭人漳表示:“钦城不必战,晚来便得。”刘辉廷以郭言不足信,与王和顺商量:“宜将所部,改换郭之军服,疾进钦城东门,留郭与大队随后掩至,而占领之,[68]乃上策之上。”王和顺以“黄兴与郭深交,且在郭部多时,尚无危险,不宜以不肖待人”,又纵郭人漳回钦州。革命军9月6日早4点从涌口出发,将近钦州,郭人漳派党人郭时安来说:“钦廉道王瑚及驻钦宋安枢部,已戒备,所部不能发动,请党军勿来。”等郭时安回城时,郭人漳勃然变色,指郭时安通敌,为了灭口将郭时安杀掉。原来,郭人漳昨日出城,见涌口党军势弱,以为很难成事,不便与党军为伍。党军探悉郭人漳已无意反正,王和顺率党军改道攻灵山,恶战三日未克。廉州的赵伯先见郭人漳未来,也不敢行动。党军因人力、军械无援,退入十万大山。

王和顺带领二十人回河内。黄兴见郭人漳猜忌叵测,再留必无幸,故由东兴回到河内。刘辉廷等人后来也往河内,但到平寮就被扣留(后获释)。李耀堂率所部在边界洞中屯聚,转战钦廉一带,坚持到第二年。

革命军与敌人战斗中所到之处,与群众极为融洽。据刘辉廷、邝敬川两人回忆当时情况:“党军由防(城)至灵(山),沿途团民加入作战者三四千人,有张拾义之妻,亦率队数十人来会合,军行所至,鸡犬[69]无惊,所以乡村争备粥饭,以故军粮无匮”。

孙中山因运军械失败颇感惋惜:“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70]不特失信于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团绅矣。”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武装起义失败。

当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在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起义期间,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安庆警察会办兼巡警学堂堂长徐锡麟与他的表妹、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绍兴大通师范学校督办秋瑾约定,浙江、安徽两省联络会党同时起义,再“溯江而下,袭取南京”,由光复会员陈伯平往来皖浙之间贯通声气。这时,上海光复会员叶仰高忽然在上海被侦探捕获,押到南京,在两江总督端方酷刑严讯下叛变,将所知光复会员供出,幸所供都是会员的别名,端方将名单告安徽巡抚恩铭,嘱其拿办。恩铭召徐锡麟等计议,徐见名单中也有他本人,决计在这年(1907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将恩铭刺杀举行起义,并通知外地会员前来支援。但恩铭因事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7月6日,恩铭及道、府、县文武官吏于上午8时,陆续到校。9时,徐锡麟抢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义。”陈伯平先向恩铭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支,向恩铭连续发射,恩铭身中七弹,被部下仓皇背走,文武官员四散奔逃。徐命学生到军械所开库取枪械,正觅找库房钥匙时,从学校逃走的清吏藩司冯煦、臬司毓郎等急调清军进攻军械所。因是提前两天起义,外地会党未能赶来援助。激战四小时,打死清兵百多人,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审讯时,徐锡麟挥笔疾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还说:“尔等杀我好了,将我[71]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当晚在安庆抚院门前就义。恩铭被刺后于当天死去。

绍兴的秋瑾与会党首领,原定7月19日起义。7月9日知安庆事败徐锡麟被害,悲痛异常,但仍按原计划行动。此时浙江巡抚张曾易攵已获知绍兴会党起义的消息,并派出清兵准备镇压。7月13日清兵进入绍兴。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与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牺牲二人,秋瑾等六人被捕。绍兴知府贵福严刑审讯,秋瑾不为所屈,回答敌人说:“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始终无所供。在刑庭上只[72]写了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7月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被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后人为纪念这位女革命志士,在绍兴市郊的卧龙山上建立了一座“风雨亭”。民国成立当年12月,孙中山到杭州视察时,曾到这里凭吊,并亲手写了一副楷书对联:“江左识丹忱,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流碧血,恨我今招侠女魂。”字体刚劲有力,用木板雕刻,挂在风雨亭柱子上,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浩劫[73]中被砸毁了。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

孙中山于钦、廉起义失败后,决定“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74]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

镇南关(今友谊关)古称界首关、鸡陵关、大南关、镇夷关,明初称镇南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与越南交界处,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关口。

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军民在此与入侵的法军激战,歼敌千余人,并乘胜追击,将法军逐出越南的文渊州谅山等地,史称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与平宜关、水口关三关,都是广西边境要塞,位于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尤以镇南关为最重要的军事关隘,被当时法国人称之为东方第二旅顺口。

孙中山任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为三关地区的军事要务。这三人在广西多年,地理、敌情比较熟悉。黄明堂、关仁甫原是游勇首领,孙中山由新加坡到越南河内总部后,把他们吸收到同盟会中来,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右卿为副(李是凭祥被革除的世袭士官,后加入了同盟会),广东钦州三点会员何伍为支队长。12月2日拂晓,黄明堂率那模村乡勇80人,绕山间小道,向关上的右辅山突击,清兵百余人猝不及防狼狈溃逃。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先后为革命军占领,附近游勇纷纷来投。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电知镇南关已占领。第二天早晨,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党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男爵狄氏20多人,从河内乘火车到谅山,下午到了那模村。5点多钟到山脚下的弄尧屯一个木棚下稍作休息。屯里的人,只有少数人和一些小孩子在家,小孩子们见孙中山眼大睑凹,身着洋式服装,以为是外国人,就大声说:“老番来咯!”孙中山向孩子们说:“我是中国人,不要怕,不要怕”,“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清朝,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据当时在场的梁振昇回忆说:“孙中山在我们屯里休息一二十分钟,态度非常和蔼和亲。他问我们屯里的人哪里去了,我照实答复了他……在场的人和小孩子们也和孙[75]中山谈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跟他上炮台去了。”晚间,孙中山一行点燃火把登山,9点钟抵右辅山。

第二天,他们先到镇北炮台,革命军列队鼓乐欢迎。孙中山与同来的同志向前与革命军官兵一一握手,随即向全队讲话:“感谢大家此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清朝皇帝、民贼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出长江来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贼军必败,我们必胜!兄弟此次入关,是和大家一起奋斗,[76]把革命革到成功。”革命军中也有壮族子弟参加。孙中山讲话时态度和蔼可亲,官兵们深受鼓舞,全场气氛十分热烈。之后,他又到镇中、镇南两炮台视察,也对官兵讲了话。当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由大连城发炮攻击,孙中山用望远镜观察后,即令炮手还击,炮弹击中清军镇南关大营。孙中山见战士发炮准确,极为夸奖,其他炮台也相继向敌营发炮,法国武官狄氏又发一炮,也击中大连城渠沥的敌营。敌营里黑烟翻卷,顿呈乱状,击毙清兵60多人。孙中山也亲自发炮,兴奋而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20多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77]清军。”之后,还亲自为受伤战士洗伤裹创。

经过这一阵炮击,防守镇南关的清军参将陆荣廷吓坏了,当天派一樵妇登山,送密函约降,说:“时不我与,屈志事仇,食其禄有年矣。私心怏怏。每愧日月之明,尚乞君等谅之。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彼之军,略与太平天国同,起事于边城,俟得天下民心,然后进攻北京。仆等之疑,遂尔冰释。比日来,受猛烈炮击,方知孙统领亲临阵地,极操纵之妙[78]风云际遇。今始知觉,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麾下。”后来,当龙济光率清军来援时,陆荣廷又以攻克镇南关向其主子邀功。

按原计划,起义部队在镇南关集合由防城退驻十万大山的队伍,会攻龙州。但因路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又检查了一番枪械,发现这里有些炮因机件缺少,不能使用,有的炮方向背向敌方,而且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难于继续发动攻击。有人说:“在此无办法的环境中,迁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另找办法。”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里,他已经12年未踏上祖国大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是不愿下去,我不愿下山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我是十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地方,我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我简直舍不得下去,我以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第二,我们的同志数十人敢占炮台,就是[79]要希望我们来,要是我们走了,这个炮台不是马上失守了吗?”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句句流露出了他对祖国的炽热情感。

经过商议,最后还是决定回去设法筹款购买武器。当夜,孙中山又偕同黄兴、胡毅生、池亨吉、法国军官狄氏等从原道下山。离开炮台不远,忽然下起大雨,山路泥泞,不断有人滑倒,后来就只好顺泥坡往下溜。到了那模村,休息了一夜,于12月5日上午10点40分,回到了越南谅山。孙中山在候车往河内时,不料被法国警察认出,因为他们从报纸上见过孙中山的相片。当时,从越南到广西边境的中国人(实际是革命党人)一天比一天多,传闻着中国革命党不日将在中国广西边境一带发动起义,因此法国警察就一直到后面跟踪,并向安南法国当局报告。

他们回河内后,立即进行筹饷。当时与法国一家银行接洽代募革命军债2000万元,双方正在协商,12月9日晚,忽然得到报告:清将龙济光、丁槐各路援兵向三要塞围攻,革命军百余人与清兵四千人连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黄明堂等率军突围,退到越南的燕子大山。革命军伤亡共五人,清兵死亡两百余人,伤者无数。

黄明堂、关仁辅、何伍、韦云卿、梁亚珠、李佑卿、李福南等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了撤离经过。孙中山慰勉他们说:“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了三个炮台,与龙济光、陆荣廷数千人奋战七八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战斗还有外国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从表面上看,好似我们遭受了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了清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这不是胜利是什么?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我们要继续不断地革命,这就是我们[80]今后的责任。”讲话完毕,孙中山请他们到日新茶楼一起吃饭。

革命军出关入越后,清廷即令广西巡抚实行清乡,对镇南关附近的隘口、弄怀、弄尧、渠沥等村屯中,凡参加革命军的、为革命军送粮送水的、为革命军报信的尽皆杀戮。当地农民纷纷逃往越南,泥墙茅屋均遭焚烧。

革命军退入越南时,正在越北活动的黄花探所领导的越南抗法军热情地接待了中国革命军,并设法帮助他们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越南人民曾多次帮助过孙中山领导的起义,直接参加镇南关起义的越南人就有100多人。

当革命军撤离镇南关时,军中有一个13岁的童子兵,见革命党旗仍悬在山顶,不愿为清军所获,一定要上山取回。众人劝阻他时,这位童子兵说:“旗为一军的灵魂,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竟一人冒[81]险登山,当他取下军旗安然返回时,赢得革命军喝彩。

这次广西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六次起义。

1908年2月,清政府晓谕全国,“再加二十万金”悬赏缉拿孙中

[82]山,并向北京法公使交涉,说明孙文在河内指挥革命党举事,有碍两国邦交,要求法国当局将孙文驱逐出境。法使向巴黎政府报告,法政府遂令越南总督要孙中山离开越南。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广西上思起义

孙中山“于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根据之地”[83]。1908年3月,孙中山由河内经西贡离开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寓于东陵东明律111号。

孙中山以钦、廉会党勇气可用,决定派黄兴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入钦州再次发动。在河内购得法商盒子炮百数十杆,由冯自由在香港购买子弹,并函约钦州统领郭人漳接济弹药相机响应。黄兴率黎仲实、梁少庭、梁建葵、刘梅卿、李文光等及越南华侨同盟会员两百多人,于3月27日开向钦州,队伍过东兴附近的大路村,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兴告示,乡民燃爆竹欢迎。革命军于3月29日至小峰,清军管带杨某率六百清兵抵御,革命军从山上田陇间,突然出击,打得敌军四处逃窜。4月初,革命军在马笃山一战获得大捷,以后转战钦州、廉州、上思一带。队伍扩大到原来的数倍,后因弹尽援绝失利。郭人漳因部下多次接济弹药时,误受革命军攻击,对革命军顿生恶感,不但不再接济反怀敌意。当革命军准备向广州宣化县进发时,因弹药不济,不能再战,只好令队伍分途解散,潜入十万大山,黄兴、黎仲实等先后回到河内。

这是第七次起义失败。1908年4月—6月,云南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与广西镇南关同时进行的。孙中山任黄明堂主持军事,由王和顺和关仁甫协助。4月29日夜2点,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百余人袭取河口,清军防营一队全体士兵四百人反正,合并起来约五百人,向城里发起进攻。夜4点,占领河口城,城内警兵也相继反正。清防务处督办官王玉帆率两营人据半山的炮台死守,并派人密赴老街向法国防营统领求援,借兵两哨平乱。法军统领答复:“此次起事,乃革命党,并非盗贼,不能如命。”革命军奋力攻山,清军有的投降,有的反戈助战;党军派王槐廷(有说是黄华廷,音近,可能同为一人)带兵二名,还有在河口的法国商人同往劝王玉帆归降,王不应,并将王槐廷击毙。已与革命军有联系的守备熊通急举枪,将王玉帆打死,率所部全体官兵反正。

河口4座炮台都被革命军占领,得枪千余支,子弹20万发。革命军士兵将王玉帆首级悬于河口桥头示众。依革命方略规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名义出安民布告。“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革命军又先后占领南溪、新街等地。

孙中山在新加坡闻讯后,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前往指挥。5月7日早,黄兴乘车到老街赴前敌督师,计划沿铁路督军进攻昆明。到了河口,见士兵疲惫不堪,又于5月11日返回河内,计划召集钦、廉党军二百人赴河口参加战斗。黄兴到了老街,法警疑其为日本人,将其遣送西贡转到新加坡。河口党军因失其统帅,难于坚持再战。

云南总督锡良见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调临安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金桂督兵南下救援,并电奏清廷告急。清帝令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第七营前往助战。“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黄明堂、王和顺等首领先赴越南,部将何护廷、韦云卿、马大率余众也退入越南。到5月下旬,河口起义又告失败。革命军进入越南后,因驻防法军强令缴械,革命军进行反抗,又与法兵开战。革命军由宝胜老街一直到太原左州出没游击,使法兵疲于奔命。当地法方只好请著名土豪梁正礼(又号巴头梁)调停,由法方将命六百余人“保护出境”,送往南洋。抵新加坡时,英国当局又不准登岸,孙中山向英国当局声明:“革命党人为政治犯,并非乱民。”并派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张永福进行保释,才得入境。同时,令正会长陈楚楠在蔡厝港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插入境人员,并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矿场、农场就业。

这次云南河口起义,是孙中山的第八次起义失败。

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为时一年的西南边境武装斗争,由于连续失败和章太炎、陶成章的分裂活动,以及保皇党的蛊惑,革命党人斗志低落,悲观失望,但孙中山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折而愈劲,逆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历观前事,足[84]以气壮,以固我党之士所宜以自策励。”他在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85]孙中山不只见到革命斗争正由失败向成功转化,而且更看到“革命之风潮已盛”的社会力量,他继续发动、鼓励并领导革命党人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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