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国兵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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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试读：
前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其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深，呈现出多样化形式，并按照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此，形成了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长足发展，并呈大幅增长态势。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统计，2001年入世当年中国对外货物出口2661.0亿美元、货物进口2435.5亿美元、贸易顺差225.5亿美元；而到2011年，中国对外货物出口已飙升至18983.8亿美元、货物进口增加至17434.8亿美元、贸易顺差上升至1549.0亿美元。同期相比，入世11年中国对外货物出口增加了6.1倍，对外货物进口增加了6.2倍，对外贸易顺差增加了5.9倍。其中，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别贸易体，由于中美显著的比较优势差异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等，造成了持续累积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普查局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增加至2954.2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0.6％。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统计，2011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增加至2023.2亿美元，超出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占比130.6％。持续巨额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加上次贷危机后美国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引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频频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11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07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90起，均位居美国对外反倾销的第一位。而美国又是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别贸易体和最大的出口伙伴国，2011年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度达17.1％。这样，美国对中国频繁的反倾销行动势必给中美贸易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进而波及世界其他贸易方。由此，本著作聚焦“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这一主题既是应时之需，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可见，外贸出口仍是“十二五”规划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据此，中共十八大强调在开放经济中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分析和揭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造成的贸易影响及引致的非贸易效应就凸显重要，本著作因而围绕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进行研究展开。
第一，从多边、国别和行业产品视角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层级递进来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不同贸易方造成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表明：（1）规模庞大的“中国制造”、互补性失衡的经贸结构和较低的产业内贸易致使美国反倾销首选瞄住中国。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主要有贸易调查效应、贸易破坏效应、贸易偏转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报复效应、回应式反倾销蔓延与扩展效应，引致的非贸易效应主要有价格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效应、行业上下游关联效应和行业调整效应。（2）使用相互传导的国别贸易流量图刻画出反倾销单一和多重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被诉方造成的贸易调查效应、出口破坏、出口偏转效应，价格效应、产品间替代转移、投资转移和行业关联效应；对起诉方造成的进口调查、进口破坏、进口转移效应、受报复限制效应，产品间替代转移、价格效应和行业关联效应；对非被诉方造成的出口抑制、出口转移效应、价格效应和行业关联效应。并且，得到美国反倾销单一起诉木制卧室家具、多重起诉格记录纸案件验证。（3）将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从国家间贸易转移效应拓展到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深化了对反倾销贸易转移效应的认识。揭示出短期内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产生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中期内课税产生显著的贸易限制效应，并引致涉案彩电价格上涨和投资转移。
第二，从反倾销起诉模式、贸易品显性比较优势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造成的贸易效应。研究表明：（1）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调查大大抑制了美国从中国被诉产品的进口，但却引起从非被诉国更大的进口转移。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征收初始反倾销税不仅抑制了美国从中国被诉产品的进口，而且阻碍了从非被诉国的贸易转移。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课征最终反倾销税对中国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引起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因此，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课征最终反倾销税既损害了中国的出口，也无助于美国用国内生产来取得进口替代。（2）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给美国从中国进口带来负向贸易调查效应，美国对中国产品课征终裁反倾销税产生不利的破坏效应，显性比较优势上升显著促进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它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交互项产生正向贸易效应。中国涉案产品RCA强度能够削减同期内美国从非被诉方产品的进口转移，但跨期内已失去削减贸易转移的功效。
第三，从分工模式与FDI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非贸易效应。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对垂直分工FDI在中国建立下游企业、水平分工FDI在中国建立投资企业的投资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地，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呈增加态势，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对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壁垒，而是选择避税地进行外向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很难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
第四，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研究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渗透增加是造成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美国失业率上升、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中国对美出口比重增加、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率上升、美国反倾销法变化都将使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增加，而美国对中国出口比重增加、中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对美国反倾销产生抑制效应。美国主要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直接决定着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保护压力，进而产生不利的贸易限制效应。美国反倾销法变化和中国入世后非市场经济地位潜在变化强化了美国的进口转移效应。美国反倾销约束机制的缺失放大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调查效应，造成贸易威慑效应。
通过系统研究，本著作认为，美国对中国频频发起反倾销行动与其说是对不公平倾销行为的纠偏举措，不如说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进行市场分割、抑制外来贸易竞争的一种手段。为此，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大国，中国需要积极做出应对：一是国际合作方面，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谋求合作共赢；增强与其他被诉国磋商和合作，以抑制美国反倾销活动。二是政府体制方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反倾销法律法规，利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市场方面，大力开拓国际贸易市场，加快双边和区域自贸区建设，实现多元化贸易格局，以削减美国对华反倾销。四是结构调整方面，坚守中国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实现产品间替代转移，以规避美国反倾销不利的贸易影响。五是行业协会层面，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建立中国行业产品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强对企业反倾销诉讼法律培训，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加强行业磋商，权衡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六是企业层面，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推进品牌建设和市场战略来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实施出口偏转战略和投资走出去战略，进而实现跨越反倾销税的FDI。沈国兵2012年12月31日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第一章导论
反倾销行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已成为进口国在保护本国产业和社会福利时的重要工具。但由于在反倾销实施过程中，贸易的参与主体、利益涉及者以及产业内部因素的多样性，最终造成的影响效应呈现多样化形态。在反倾销造成的影响效应中，最直接且最为重要的，无非是反倾销产生的贸易效应。除此之外，反倾销行动还引致一系列非贸易效应，如对进口国国内价格、被诉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行业上下游产品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实中，美国是世界上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位居WTO成员国第二位；同时，美国既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又是对中国的第二大反倾销起诉国。这样，美国对中国频繁的反倾销行动势必给中美双边贸易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此，本著作提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凸显重要。第一节研究的背景与主题
2001年入世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大幅增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据美国普查局（www.census．gov）统计，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1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680.4亿美元，8年间增加了2.2倍。其后，随着美国应对次贷危机、削减进口，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2268.8亿美元。而2010年随着美中进出口恢复性增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增加至2730.6亿美元，占到美国商品总逆差的43.0％。另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从2001年入世时的543.6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2523.8亿美元，8年间增加了3.6倍。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1710.2亿美元。此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影响，2009年中国对美出口降至2208.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降至1433.4亿美元。但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恢复增长至2832.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出口的18％；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1811.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99.8％。由此，过高的中国对美出口集中度、持续巨额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加上次贷危机后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引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频频与中国产生反倾销贸易摩擦。
2001年以来，美国终裁对从中国进口的螺纹钢筋、铸造焦炭、蜂蜜、纯镁、热轧碳钢、折叠礼品盒、汽车挡风玻璃、折叠金属桌椅、铁钒合金、非锻铸铁管件、钢制篱笆桩、糖精、聚乙烯醇、碳酸钡、玛钢管件、精制氧化铝、彩电、聚乙烯袋、四氢糠醇、熨衣架、木制卧室家具、手推车、咔唑紫颜料、罐装暖水虾、皱纹纸、薄绵纸、镁、氯化异氰尿酸、画布、格记录纸、活性炭、聚酯纤维、六聚偏磷酸钠、钢钉、圆形焊接碳钢管、新充气工程机械轮胎、薄壁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钢丝衣架、电解二氧化锰、低克重热敏纸、未加工橡胶磁、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膜/片和条、亚硝酸钠、内置弹簧部件、小直径石墨电极、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加压管、钢制螺杆、羟基亚乙基二膦酸、空调用截止阀、圆形焊接碳钢线管、柠檬酸及柠檬酸盐、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厨房用金属架、石油专用管材、混凝土用钢绞线、钢格板、编织电热毯、窄幅梭织缎带、镁碳砖、无缝碳钢和合金钢标准线管、铜版纸、钠和钾磷盐、无缝精炼铜管等12个行业64种商品强征反倾销税（见表1-1），涉案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肯定性终裁涉案进口金额最高的9类产品分别是石油专用管材28.05亿美元、木制卧室家具9.58亿美元、钢钉4.86亿美元、无缝精炼铜管4.46亿美元、圆形焊接碳钢管4.2亿美元、无缝碳钢和合金钢标准线管4.12亿美元、工程机械轮胎3.06亿美元、罐装暖水虾2.95亿美元和彩电2.71亿美元（USITC，2010）。表1-1 2001年中国入世后被美国反倾销终裁课税的行业产品分布
在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贸易壁垒中，美国无论在涉案次数还是在涉案金额上都占据很大比重。据《中国商务年鉴（2004）》统计，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共遭遇1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9起、特保2起，涉案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3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立案金额已占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立案金额的88％。据《中国经济年鉴（2006）》统计，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仍居高不下，涉案金额达14.8亿美元，占全部涉案金额的70％，并且美国在适用反倾销规则方面更趋严格。另据WTO统计，1995—2010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02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87起，均位居美国对外反倾销的第1位。由此，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摩擦造成的美中双边贸易影响问题凸显。
在美国对中国反倾销造成的贸易影响中，最直接且最为重要的是反倾销对不同贸易方产生的贸易效应，如贸易调查效应、贸易破坏效应、国家间和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等。此外，美国反倾销行动还引致了一系列非贸易效应，如对起诉国进口品的国内价格、被诉国的FDI和贸易主体的国民福利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从行业产品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集中度偏高，因而美国针对中国一种产品的反倾销行为，除了影响到该行业产品自身发展效应之外，还会触发行业关联效应。由此，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不同贸易方引致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问题日益受到理论界及贸易实践部门的关注。
当前，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下，引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通过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加上美国等施压人民币升值，致使中国制造品出口比较优势正面临着来自生产成本、劳动力工资和贸易摩擦以及第三国同类产品替代等多种因素侵蚀。特别是，巨额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致使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贸易摩擦。在此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商品贸易的两大国，美国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又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行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可见，外贸出口仍将是未来规划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由此，在多边贸易框架下探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引发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问题就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贸发展空间和战略选择问题。在此背景下，本著作旨在从理论和经验分析视角来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这一主题。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有关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可分为七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多边贸易下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二是在国别层面上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涵盖对不同贸易方——被诉方中国、起诉方美国及其他方的影响效应；三是在具体行业产品上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产生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四是基于两种反倾销起诉模式，从经验研究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产生的贸易效应；五是基于贸易品显性比较优势，从经验研究视角探究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及其贸易效应；六是基于分工模式与FDI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非贸易效应即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七是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及其产生贸易效应的作用机理。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主要有：一、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
第一，入世时非市场经济地位使得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下美国等反倾销的主要目标，遭受严重不利的贸易影响。Messerlin（2004）指出，中国目前是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目标对象，中国入世协议包含了严格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条款，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针对中国出口使用这些条款。结果，反倾销成为美国等针对中国出口实施的一种便利的保护工具，多边贸易下很少有外力来敦促频繁的反倾销使用者抑制其对中国的反倾销行动。沈国兵（2009）认为，美国是商品贸易进口大国，从中国进口渗透度高，而中国是商品贸易出口大国，对美国出口集中度高；美国通过对反倾销法多次修正并改革反倾销管理体制，提高了美国反倾销效率以及对中国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率。而中国低工资、低劳工保障、低环保成本形成低廉的生产成本，吸引了大量FDI集聚于中国，引致贸易逆差向中国转移，增加了中国遭受美国等反倾销起诉的可能性。结果，多边贸易下美国等反倾销给中国造成非常不利的贸易影响。
第二，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产生的贸易效应研究。（1）有关反倾销贸易调查效应研究，如Blonigen和Prusa（2001）、沈国兵（2008a）。（2）有关反倾销贸易破坏效应研究，如Nye（2006）、Bown和Crowley（2006）。（3）有关反倾销贸易转移效应研究，如Prusa（1996）、Brenton（2001）和沈国兵（2008a）。其中，Prusa（1996）认为美国反倾销行动导致从被诉国向非被诉国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4）有关反倾销贸易报复效应研究，如Prusa（2001）、Blonigen和Bown（2003）和Jiang和Ellinger（2003）。其中，Blonigen和Bown（2003）认为，报复性反倾销行动上升的威胁可能对美国反倾销活动有着最终抑制效应，导致某种类似于“冷战”的均衡。
第三，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非贸易效应研究。（1）有关反倾销价格效应研究，如Konings和Vandenbussche（2005）、Blonigen和Prusa（2001）。（2）有关反倾销引致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研究，如Blonigen和Prusa（2001）、Jiang和Ellinger（2003）。其中，Jiang和Ellinger（2003）指出，美国等30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使得外国企业投资于中国的热情严重受挫，许多利益集团决定转移投资于其他国家。（3）有关反倾销行业关联效应研究。Krupp和Skeath（2002）研究表明，对上游行业征收反倾销税会正向影响到国内上游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而负向影响到下游产品的产量。二、国别层面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效应已无法在中美两国贸易框架下加以诠释，需要涵盖对不同贸易方——被诉国中国、起诉国美国及其他方的影响研究。
第一，对被诉国中国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Mallon和Whalley（2004）指出，中国目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这引起美国对中国更严格地使用反倾销诉讼程序，导致中国出口绩效遭受显著的损失。沈国兵（2007a）发现，鉴于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而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很大。具体地，Staiger和Wolak（1994）认为，美国反倾销对被诉国产生贸易调查效应。Prusa（1996）研究发现，美国反倾销明显地限制来自被诉国的贸易额，并导致价格效应。White和Jones（2000）认为，美国反倾销税对美中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Bown和Crowley（2007）证实了由美国反倾销税引致的被诉国出口显著的贸易偏转效应。沈国兵（2008a）也证实，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导致中国出口发生了国家间和家具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
第二，对起诉国美国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Staiger和Wolak（1994）认为，由于被诉国受到可置信的反倾销税威胁，因而美国从被诉国的进口量在反倾销立案调查期内会减少。McGee和Yoon（1996）认为，反倾销法成为美国国内生产商用来抑制竞争的武器，它们造成的失业超过保留的就业，保护国内制造商是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的，它们使得价格高于自由贸易制度下的价格。Prusa（1996）认为，美国估算的反倾销税越大，则美国进口贸易转移越大，并且致使美国此类产品进口价格显著地增长。Prusa（2001）研究发现，美国反倾销产生进口调查和限制效应。Blonigen和Prusa（2001）指出，反倾销调查事件显示出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影响，而且反倾销调查能够导致其他无意识的市场效应，冲淡贸易保护效力，如造成贸易转移和跨越关税的外国直接投资等。唐宇（2004）认为，实施反倾销措施后对进口国会产生四种经济效应：贸易转移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上下游产业继发性保护效应，以及国家间报复效应。鲍晓华（2007）、Park（2009）证实，中国反倾销措施有着明显的贸易限制效应。
第三，对其他贸易方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Prusa（1996）认为，即使进口方成功的反倾销行动限制了被诉国的出口，但是存在着从被诉国向非被诉国明显的贸易转移。除非反倾销多重起诉盛行，否则美国反倾销行动将使被诉国受损，而非被诉国将总体上获益。White和Jones（2000）认为，美国反倾销税指令对美中双边贸易施加了特别的负担，美国进口商和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发现其运作受到美国反倾销税的破坏。Prusa（2001）认为，美国反倾销行动引致的价格增长刺激了其他外国竞争者的价格增长。沈国兵（2008a）实证发现，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引致美国进口向非被诉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转移，并导致部分在华外资家具企业开始向第三国投资转移。三、行业产品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
Krupp和Pollard（1996）使用1976—1988年间美国化工行业特定产品的月度微观数据，考察了美国反倾销调查对被指控倾销和未被指控倾销的进口行为的影响，发现美国反倾销调查对被指控倾销的进口产生显著不利的影响，反倾销调查和肯定性裁决增加了对未被指控倾销的进口。USITC（2004）具体指出，调查期内美国从中国木制卧室家具行业涉案进口量显著快速地增长，对美国国内该行业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致使美国ITC最终裁定，美国国内木制卧室家具行业受到来自中国的不公平价值进口的实质性损害，结果课征反倾销税。胡麦秀、严明义（2005）研究表明，欧盟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保护导致中国对其彩电出口量大幅度下降，促使中国彩电出口市场明显地转移到尚未对中国彩电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日本、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等国，即反倾销保护导致了出口国行业的市场转移效应。
沈国兵（2008a）以木制卧室家具（WBF）反倾销案为例，系统地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发现：（1）美国对中国WBF进行反倾销调查确实对中国该行业对美出口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究其原因是美国可置信反倾销税威胁效应、替代国扭曲效应、反倾销调查应诉成本效应和反倾销调查产生的预期效应等造成的，这些因素共同形成美国对中国WBF反倾销贸易调查效应。（2）美国对中国WBF反倾销产生明显的贸易限制效应，究其原因是时滞效应、数据加总抵消效应、相对比重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等造成的。（3）美国对中国WBF反倾销引致贸易进口转移效应，并产生国家间贸易转移，特别是造成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4）美国对中国WBF反倾销引致价格上升效应。课征反倾销税后，已导致部分外资家具企业开始向第三国转移投资。实际上，行业之间的反倾销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贸易效率的降低，并不能有效地提升进口国行业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四、反倾销起诉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
Prusa（1996）模型中取因变量为美国在t年涉案产品i的进口，使用1978—1993年度进口数据证实，美国反倾销单一起诉时，会使被诉国出口减少，大大增加了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而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时，贸易转移也会增加，但相比较低。Irwin（2005）使用美国反倾销案件的年度数量，证实美国反倾销单一起诉时，会引起显著的贸易转移；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的上升将使进口被更广泛地排挤出美国市场，使得贸易转移变得不大可能。Durling和Prusa（2006）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美国反倾销行动对双边贸易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反倾销有着较强的贸易破坏效应，较弱的贸易偏转效应，很少有证据支持贸易转移效应。Niels和Kate（2006）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取因变量为反倾销涉案产品的进口，研究表明，不支持反倾销调查的干扰效应，支持肯定性反倾销对被诉国造成的贸易破坏效应，而对非被诉国没有引致贸易转移效应。沈国兵（2011a）使用反倾销涉案产品的季度贸易数据，构建模型并区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模式做出经验研究，能够更准确地估计出两种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效应的差异。而Durling和Prusa（2006）、Niels和Kate（2006）使用年度贸易数据，容易造成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肯定性最终措施的贸易效应与调查和终裁征税的实际时间出现错位，不能真实地反映美国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效应。五、贸易品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
古典贸易理论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强调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差异导致国际分工和贸易；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赫克歇尔—俄林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国际分工和贸易。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克鲁格曼（2001，中译本）主张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导致国际分工和贸易。这样，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差异基础上进行的专业化分工生产和产品贸易，导致各国在同类产品出口上生产成本和最终价格的差异，结果处于比较劣势的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往往以行业损害为由发起反倾销起诉。Jiang和Ellinger（2003）认为，中国出口一直在快速地增长，其低价商品明显地影响到进口国欠竞争力的国内企业，这促使美国使用反倾销战略来保护国内行业，防止中国产品占领其市场份额。Bown和McCulloch（2005）认为，美国反倾销起诉的行业比起非起诉的行业是与更低水平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关的。据此，美国显性比较优势丧失的行业将更可能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起诉，进而对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显性比较优势究竟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原罪抑或是贸易促进因素？它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呢？六、分工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研究
第一，有关反倾销推动跨越关税的外向FDI研究。Belderbos（1997）、Girma、Greenaway和Wakelin（1999）、Blonigen和Prusa（2001）认为，反倾销能够改变激励，导致外国直接投资。Girma、Greenaway和Wakelin（2002）表明，反倾销起到刺激日资企业在英国FDI作用。但是，Vandenbussche、Veugelers和Belderbos（1999）、Ichino（2004）提出，只有外国企业能够内生化和向海外转移其部分内在成本优势时，跨越反倾销的FDI才会出现。也就是，反倾销推动跨越关税的外向FDI是有条件的。
第二，有关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分工模式的内向和外向FDI影响研究。Girma、Greenaway和Wakelin（1999）认为，若外国子公司是垂直一体化跨国企业的一部分，则反倾销税起到增加FDI和贸易。Jiang和Ellinger（2003）指出，美国等30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并使得许多利益集团决定转移投资于其他国家。而Ichino（2004）研究认为，当外资有FDI机会时，反倾销政策能够引起外国企业通过FDI进行更多的倾销；仅仅外向FDI机会的存在而非实际投资，也能够抑制起诉国企业寻求反倾销保护的努力。沈国兵（2011b）认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部门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美欧反倾销的做法尚属起步，特别是对美国的直接跨越式投资就更少。七、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研究
第一，宏观经济因素变化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及其贸易效应研究。James（2000）认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是与其经济扩张造成统计上巨额贸易逆差高度相关的。Prusa（2005）指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增长，随着美中双边贸易的增长，可看到倾销指控的上升。谢建国（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7a）认为，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压力如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和失业率、美国外部经济压力如贸易压力与美元汇率压力及中国反倾销报复能力、制度性因素如美国反倾销法变化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潜在变化，这些直接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及其贸易效应。
第二，反倾销法律制度变化与美国对外反倾销及其贸易效应研究。Prusa（1996）证实，1958年、1974年、1979年美国三次修正反倾销法之后，不仅反倾销起诉的数量有了蜂拥增长，而且肯定裁决率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包含了累计修正案，当更多国家被起诉时，则进口转移缺乏重要性。沈国兵（2007a）认为，美国《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增加了美国企业对倾销同样产品的几个国家提起多重起诉的收益。结果，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量明显地比以前增加。据此，美国反倾销法变化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直接对被诉国产生不利的贸易影响。
第三，双边博弈力量对比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及其贸易效应研究。Blonigen和Bown（2003）认为，报复性反倾销上升的威胁对反倾销活动有着最终抑制效应，美国反倾销当局倾向拒绝或较少对具有积极反倾销措施和美国大量出口的国家发起反倾销。反之，则相反。沈国兵（2008b）证实，美中双边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且美国处于贸易逆差失衡的产品最容易引发美国对华反倾销。据此，美中双边博弈力量不对等暴露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约束机制的缺失，结果是频繁反倾销带来不利的贸易影响。
简要评述：基于上述文献研究综述，现就“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做出如下理论评述：
第一，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及其产生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非对等、长久且严重。中国方面，低廉的生产成本、FDI逆差转移、低价的出口品、过高的对美出口集中度和累积的贸易顺差，成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诱因。美国方面，巨额的贸易逆差、不断修正的反倾销法，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结果是，中国入世时非市场经济地位使得其成为多边贸易下美国等反倾销的首要目标，进而遭受到反倾销严重不利的贸易影响。此外，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非贸易效应。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反倾销非对等，造成贸易及非贸易效应长久且严重，因而本著作研究就变得重要和紧迫。
第二，国别层面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行为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波及世界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但是，聚焦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较少，本著作旨在从国别层面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被诉国（中国）、起诉国（美国）和其他贸易方造成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以期阐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中美双边贸易带来的危害，进而达到抑制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摩擦的目的。
第三，行业产品上，本著作选取美国对中国价格市场化高度竞争的工业制成品——彩电反倾销案为例，将美国反倾销引致的国家间贸易效应拓展到产品间贸易效应，从具体行业产品视角系统地考察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产生的贸易调查效应、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引致的非贸易效应。
第四，作为反倾销起诉的两种模式，1984年美国贸易与关税法案改革后，美国反倾销更多地采用反倾销多重起诉。先前理论认为，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大大破坏了被诉国对美出口，并阻碍了美国进口贸易转移。那么，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引致的贸易效应差异如何呢？区分反倾销单一和多重起诉模式，本著作将探究入世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给不同贸易方造成的贸易效应。
第五，已有文献关注两点：一是聚焦美国反倾销对被诉国产品和非被诉国产品产生的贸易效应，但是并未涉及什么样的产品贸易在美国市场上更易遭受到反倾销，进而产生不利的贸易效应；二是中国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对美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更易遭受到反倾销，但是产品显性比较优势与招致美国反倾销共同作用的贸易效应是不明确的。本著作将探究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引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原罪，并基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74起“单反”案件下涉案的527种10分位产品，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来探究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产生的贸易效应。
第六，从反倾销推动FDI来看，反倾销推动跨越反倾销税的FDI是有条件的；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效果来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分工内向FDI的影响不同，对是否造成中国跨越反倾销税的外向FDI影响不明确。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加剧，本著作基于分工模式与FDI视角，旨在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
第七，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行动只是表象，需要通过表象揭示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行动的动因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宏观经济因素变化直接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法律制度因素变化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等反倾销的不利贸易影响，美中双边博弈力量对比暴露出外在约束机制的缺失，直接不利地影响到美中双边贸易。
总的来看，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加剧。在世界贸易一体化格局下，2010年中国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1位，达1.58万亿美元，占世界商品出口的10％；同期，中国商品进口位居世界第2位，达1.40万亿美元，占世界商品进口的9％。面对如此巨大的贸易体，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行动的影响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波及世界其他贸易方。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不仅给被诉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危害，而且直接影响到起诉国（美国）和其他贸易方的对外贸易。为此，本著作围绕“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首先从多边、国别、行业产品视角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其次从反倾销起诉模式、贸易品显性比较优势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产生的贸易效应；然后从分工模式与FDI视角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非贸易效应；最后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第三节研究的主要内容、具体思路及方法
本著作概要地描述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思路，精炼出一个研究思路框架图，并归纳出文中实际运用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具体思路
本著作围绕“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分为导论及主体部分共九章进行具体研究展开，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部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摩擦的背景下，提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作为选题，并围绕这一研究主题分为七个方面做出文献综述。在文献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给出简要评述，引出研究主题。最后，围绕该主题给出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就WTO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现时格局与贸易效应进行统计比较。着重探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历史演进与现时格局、具体行业分布格局、美国等对中国反倾销的非对等影响效应，并通过测算各年度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强度指数来评估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
第三章重点探究了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产生的主要贸易效应，如贸易调查效应、贸易破坏效应、贸易偏转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报复效应、回应式反倾销蔓延与扩展效应；并考察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非贸易效应，如造成价格上升效应、对外投资转移效应和行业关联效应等。
第四章国别层面上区分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模式，使用相互传导的国别贸易流量图刻画出两种反倾销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被诉国、起诉国和非被诉国造成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并且，通过单一起诉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多重起诉格记录纸反倾销案为例进行统计分析、考察。
第五章选取美国对中国价格市场化高度竞争的行业产品——彩电反倾销案为例，考察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引致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具体地，考察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产生的贸易调查效应、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引致的非贸易效应，如价格效应、投资转移效应和其他福利效应。
第六章基于两种反倾销起诉模式，考虑到征收反倾销税引致的贸易效应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该章选取2001—2009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53起案件被诉的产品季度贸易数据，排除了23起“双反”案件，探究单一和多重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被诉国、起诉国和非被诉国带来的贸易效应。由于考察特定产品季度贸易数据而非加总数据产生的贸易效应，避免了贸易加总产生的偏差问题。
第七章首先考察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显性比较优势及贸易状况，继而基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反”涉案10分位产品，分别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来探究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对中国涉案产品的贸易效应。再者，使用同样计量方法探究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对非被诉方产品的贸易效应。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八章基于不同分工模式，从理论上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内向FDI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就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贸易部门内向FDI的影响做出实证分析。最后，考察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是否造成中国跨越反倾销税的外向FDI的影响。
第九章通过计数模型和经验分析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主要动因，继而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决定机制、强化机制和约束机制等视角来揭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作用机理。
具体地，本著作的基本研究思路框架示意图如图1-1。图1-1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框架结构图二、研究方法
本著作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历史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历史演进与现时格局论述中，从历史角度分析揭示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及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呈阶段式提高，推理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作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工具。第三章第二节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分析中，使用了逻辑推理方法。
2．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基于单一起诉模式、多重起诉模式探究国别层面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分析中，使用了规范的理论模式分析，而在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多重起诉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行业产品案例分析中，使用了实证分析来对规范的理论模式分析进行验证。第八章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内向FDI的影响——基于分工模式分析中，使用了规范分析；第三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贸易部门内向FDI的影响论述中，使用了实证分析。
3．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相结合。第六章反倾销起诉模式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中，采用数理模型构建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和多重起诉涉案产品引致的贸易效应的计量模型，并选取“单反”涉案产品的季度贸易数据进行经验计量分析。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反倾销对中国涉案产品的贸易效应、对非被诉方产品的贸易效应分析中，使用了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相结合。第九章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负二项计数模型和经验分析中，使用了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相结合。
4．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第二章第三节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行业分布格局、第四节的反倾销对称率比较及反倾销强度指数比较、第五节的反倾销涉案贸易金额比较中，使用了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主要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分析中，使用了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第八章第四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会造成中国跨越反倾销税的外向FDI吗？此节论述中运用了比较静态分析。而在第五章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产生的主要贸易效应分析中，使用了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两种反倾销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分析中，使用了动态分析方法。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GMM分析中，运用了动态面板分析法。
5．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分别基于单一起诉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多重起诉格记录纸反倾销案为例，考察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使用了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第五章行业产品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以彩电为例论述中，运用了统计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方法。第七章第二节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显性比较优势及贸易状况论述中，使用了统计分析。第九章第三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决定机制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论述中，使用了统计分析和美国钢铁业案例分析。
6．博弈论分析。第九章第五节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约束机制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论述中，先从美国厂商角度建立了反倾销博弈模型，继而建立了进出口双方反倾销博弈模型。经过反倾销博弈后，美国厂商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够获得收益，因而更倾向于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第四节可能的创新点及政策建议
本著作围绕“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选取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不同贸易方造成的贸易和非贸易效应问题作为聚焦点，使用数理模型、计量方法、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和博弈论等方法，重点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问题。通过系统研究，本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能的创新性结论，并提出了科学的应对策略。
第一，关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现时格局与贸易效应研究。WTO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数量呈阶段式提高，远远高于美国对其他贸易体的反倾销数量。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主要分布在13个行业上，其中，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是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指数和反倾销措施指数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态势，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产生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反倾销措施产生强烈的贸易破坏效应。为此，一要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形成有效的出口协调及应诉机制，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二要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促进出口实现“多元化”的贸易格局。
第二，关于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规模庞大的“中国制造”、互补性失衡的经贸结构和较低的产业内贸易致使美国反倾销首选瞄住中国。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主要有贸易调查效应、贸易破坏效应、贸易偏转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报复效应、回应式反倾销蔓延与扩展效应。多边贸易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引致的非贸易效应主要有价格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效应、行业上下游关联效应和行业调整效应。据此，一要拓展中国与东盟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实现出口偏转效应；二要加强贸易磋商，实现中国自愿出口限制、美国降低反倾销强度；三要警惕反倾销蔓延与扩展效应，采取分化措施降低冲击；四要根据行业优势，权衡出口与FDI。
第三，关于国别层面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使用相互传导的国别贸易流量图刻画出反倾销单一和多重起诉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被诉国造成的贸易调查效应、出口破坏、出口偏转效应，价格效应、产品间替代转移、投资转移和行业关联效应；对起诉国造成的进口调查、进口破坏、进口转移效应、受报复限制效应，产品间替代转移、价格效应和行业关联效应；对非被诉国造成的出口抑制、出口转移效应、价格效应和行业关联效应。美国对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单一起诉对中国产生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出口破坏效应，引致中国出口偏转，造成价格上涨和产品间替代转移；对美国产生进口调查效应、进口破坏效应，引致美国进口转移、价格上涨和关联行业损失。美国对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格记录纸多重起诉对中国、印度尼西亚产生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引致出口偏转，造成价格上涨和投资跨越效应；对美国产生进口调查效应，引致美国进口转移，并招致报复和美国关联行业损失。据此，一要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谋求合作共赢；二要实施出口偏转和投资走出去战略；三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品间替代转移。
第四，关于行业产品上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的贸易及非贸易效应研究。基于价格市场化高度竞争的彩电行业反倾销案为例：（1）理论上，将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从国家间贸易转移效应拓展到产品间贸易转移效应，深化了对反倾销贸易转移效应的认识。美国对中国涉案彩电实施反倾销，直接导致中国彩电行业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对美国彩电出口的产品间贸易转移。（2）方法和描述上，采用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研究发现短期内美国对中国彩电反倾销产生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中期内美国对中国彩电课征反倾销税产生显著的贸易限制效应，并引致涉案彩电价格上涨、部分外资彩电生产企业开始向第三国转移投资。由此，中国彩电企业一要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转向高端彩电的生产和出口，实现产品间贸易转移，提高我国彩电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要积极争取美国认可的“市场导向行业或产品”地位；三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第五，关于反倾销起诉模式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调查大大抑制了美国从中国被诉产品的进口，但却引起从非被诉国更大的进口转移，表明美国单一起诉政策无助于用国内生产替代进口。短期内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征收初始反倾销税不仅抑制美国从中国被诉产品的进口，而且阻碍了从非被诉国的贸易转移。长期内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课征最终反倾销税对中国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引起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因此，美国多重起诉对中国课征最终反倾销税既损害了中国出口，也无助于美国用国内生产来取得进口替代。使用产品季度贸易数据，即使一起反倾销案件终裁被否决，我们仍旧能揭示征收初始反倾销税的负向贸易效应，并能够避免贸易加总偏差问题。由此，一要建立国家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为主要出口行业、企业提供反倾销动态咨询；二要加强与其他被诉国磋商和合作以抑制美国反倾销活动；三要鼓励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投资。
第六，关于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研究。涉案10分位产品RCA指数统计显示，显性比较优势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中国产品招致美国反倾销的原罪。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系统GMM模型对中国涉案产品贸易效应的估计结果是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的。具体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给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带来负向贸易调查效应，美国对中国产品课征终裁反倾销税产生不利的贸易破坏效应，显性比较优势上升显著地促进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它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交互项产生正向贸易效应。当期内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课征终裁反倾销税并没有导致美国增加从非被诉方的产品进口转移；中国涉案产品RCA强度能够削减同期内美国从非被诉方产品的进口转移，但跨期内已失去削减贸易转移的功效。据此，一要调整现有的贸易结构及贸易方向，提升我国外贸产品结构，以减轻美国反倾销的不利影响；二要坚守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的显性比较优势，它将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七，关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非贸易效应——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影响研究。垂直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下游企业、水平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投资企业都会放大美中行业贸易逆差失衡，引发美国上升的行业损害抱怨。结果，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对这些分工FDI在中国的投资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吸收的内向FDI比重出现近20％的大幅下降，这很好地证实了基于分工模式的理论预测，即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会削弱垂直分工FDI、水平分工FDI到中国投资意愿。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呈增加态势，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对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壁垒，而是选择避税地进行外向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很难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为此，一要鼓励和引导垂直分工、水平分工FDI提高在中国的投资技术水平，实现投资升级；二要推进中国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战略来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以实现跨越反倾销税的FDI。
第八，关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动因及其贸易效应作用机理研究。负二项计数模型证实，美国从中国进口渗透增加是造成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美国失业率上升、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中国对美出口比重增加、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率上升、美国反倾销法变化都将使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增加，而美国对中国出口比重增加、中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对美国反倾销产生抑制效应。美国主要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直接决定着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保护压力，进而产生不利的贸易限制效应。美国反倾销法变化和中国入世后非市场经济地位潜在变化强化了美国的进口转移效应。美国反倾销约束机制的缺失造成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调查效应和贸易威慑效应。由此，一要大力拓展多元化的贸易主体，加快双边和区域自贸区建设，削减美国对华反倾销；二要加强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法律培训，协调应诉机制；三要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利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
总的来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与其说是对不公平贸易实践的纠偏，倒不如说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进行市场分割、抑制外来贸易竞争的一种策略。作为商品贸易大国，中国需要积极应对：（1）体制方面：进一步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反倾销法律、法规，利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谋求国家、行业或产品市场经济地位。（2）市场方面：大力开拓国际贸易市场，实施出口偏转战略；加快双边和区域自贸区建设，实现多元化贸易格局以降低过高的对美出口集中度，削减美国对华反倾销。（3）行业企业方面：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建立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推进品牌建设和市场战略来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反倾销税的FDI。（4）结构调整方面：坚守中国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实现产品间替代转移，以规避美国反倾销的不利贸易影响。（5）国际合作方面：加强与美国贸易磋商，实现中国自愿出口限制、美国自我抑制对华反倾销；增强与其他被诉国磋商和合作，以抑制美国反倾销活动。第二章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现时格局与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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