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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蕴岭,袁正清(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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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试读:

前言

[1]张蕴岭“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和10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访问东盟国家时分别提出的倡议。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自此,“一带一路”建设正式启程,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实施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7年有关“一带一路”的高峰会议将在中国召开,预计,“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显然,“一带一路”是中国想要干,决心干成的一件大事。“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生事物,不仅需要花大气力去推动,而且也需要花大功夫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出高水平的理论支持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迄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国内外对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共识,也有分歧。究竟如何来认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呢?在我看来,它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一个大战略,是做誓言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新型大国的大举措。因此,我们必须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大区域和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从更长远的发展来进行规划和推进。

从发展的角度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中国开放均衡格局的一个大战略。中国地域辽阔,既有沿海,也有内陆。中国的对外开放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以推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为重点。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实现了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内东西地区间的发展差别拉大了。尽管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发展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发展的水平和格局很不平衡。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仍然受到诸多制约。建设内外联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全新的含义:一则,突破了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的地缘制约,拓展了与外部链接新发展空间;二则,改变了以往注重引进和出口的开放方式,与相关国家实现联动发展,以共同发展来拓展发展的空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着眼于深化沿海开放,建设海上合作发展带。海路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目前,中国大部分的货物进出口,资源、能源进口等都主要通过海路进行。通过合作共建,把海上通道建设与各国沿海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实现了海域基于发展的开放、安全与合作的新关系和新秩序。由此,通过路海建设联动,就可以形成一种开放、合作、安全与共利的新格局。“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是中国与外部国家和平交往,实现互利共赢的象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项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而是以中国的发展为契机,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谋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的空间,加快实现发展的转型与升级,通过合作共建,让其他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与合作中获得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中国有20多个路上与海上邻国,共同构成宽阔的地缘区域。“一带一路”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含义,是构建中国地缘和平发展战略依托带的一个战略性布局。中国一向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为外交优先目标。“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发展与周邻关系的一个重要新定位,即构建基于合作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周邻的主要市场,为各国提供的发展利益不断增大。但是,周邻多数地区都还欠发达,这些地区国家的发展愿望强烈,因此,开展发展合作是中国深化与周邻国家外交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有助于培育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精神,有助于打造共同发展的区域,增进共同利益,有助于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助于改善相互间的关系。这样,中国不仅使自身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了宽阔的地缘区域作为依托。“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大框架,有很长的延伸和拓展空间,从亚洲到欧洲,到非洲,不需要画定线图,建设进程是动态发展的,内容是不断进行调整和丰富的。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达地中海,到罗马。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与今天比起来,那时的贸易和人员流动量都很小,如今则不同,经济带建设涉及路上、空中交通网络建设,涉及扎地生根的产业链构造,涉及人文的交流,特别是涉及各国发展战略的接轨。此外,建设经济带不同于构建自贸区,不需要对等谈判,向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开放。

秦汉时期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一个重要走廊。不过,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海上通道长期堵塞。如今,中国已经是一个海运大国,航运通往世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航道建设,而且是沿海经济发展网建设,通过构建航运网络,发展沿海经济园区,构建起互联互通的海上经济发展带。

中国不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还提出其他许多新倡议和新举措,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体现中国的大国战略与大国外交。像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推动的安全与经济发展合作议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它旗下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投行),单独设立的“丝路基金”,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亚太自贸区,等等,都体现着中国的新理念、新作为。

总括起来,首先,它们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大国观”。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大国,向强国迈进。世界都很关注,中国成为大国、强国会干什么?尽管中国一再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争霸、称霸的老路,但怀疑者不少。产生怀疑也不难理解,哪有一个大国会和平崛起,不搞扩张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少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所倡导和推动的是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而不是扩张、争霸或殖民。再则,它们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合作发展观”。开放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但事实表明,光有开放不行,还需要合作。合作发展不同于传统的援助,它所提倡和推动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把中国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要连接起来,把各国的国内规划与外部的建设连接起来,把本国资源能力与国际融资支持连接起来,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平台上实现共谋发展,共同建设和共享红利。还有,它们体现的是中国的“新海洋秩序观”。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则是为了推动中国与沿海相关国家的合作发展,二则是为了推动新海洋秩序的建设。西方大国崛起倚重的是海洋霸权。人们担心,中国要做海洋大国,必然要谋求海洋霸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推动沿海国家的开放、合作与发展,是基于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的合作型海洋秩序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一长期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要从现在开始,从基础做起,发展要着眼于长远,先易后难,有共识者先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广泛的领域,要实现的是多方面的互通,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宗教等综合的意义。为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要取得成功,需要动员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包括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大家一起共同设计、共同参与、共同建设,使中国的倡议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行动。在建设中,在参与上有竞争,在建设上需要合作。显而易见的是,要让如此大的地区通过现代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实现共同的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发展的成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形成共识不易;做政治表态容易,真干起来不易;推动一阵子容易,长久坚持做下来不易。在推进和建设进程中,既有风险,也有障碍,正因为如此,需要坚持不懈,需要知难而进。“一带一路”提出了一个大思路,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关键是干起来,干起来必有成果,而坚持下去必有大成效。“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看眼前,更要看长远,不能只盯着一时一事,更要观大局,没有大视野,缺乏意志力,干不成这样的大事业。

国际研究学部每年出一本集刊,围绕一个主题,就涉及国际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挑选国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辑,所刊登的每一篇论文都经过了作者的再思考和认真修改。

国际研究学部出版集刊旨在引领和推动国内相关国际问题的研究,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不同的立论和观点,这样,既体现广度,也反应深度。

本集的基础工作主要是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做的,袁正清主任为此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希望本集的出版能推动有关“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有益的智力贡献。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2017年1月1日

[1] 张蕴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上篇|综合视角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1]邢广程一 导言

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持续而快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量。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崛起,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当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成为一股新的、健康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那么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后将会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关系?中国是否能够摆脱人类历史上强国必霸、强国必扩张的旧套,走和平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予以明确回应。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主动回答这些战略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在发展,但不会称霸,不会走世界扩张的老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所一直遵循的国内外两大棋局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第一,中国更加重视大国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与俄罗斯推进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奉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中国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与邻为伴,以邻为善,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开展周边外交视为中国重要的外交方向。第三,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增强海洋意识。第四,与国际社会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五,着力建立公正、平等、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六,提出新型安全观,认为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才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正确选择,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相继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又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构想,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涉外战略构想。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简单随意提出的口号,不单纯是为解决地区性合作问题,而是中国试图从战略高度,以顶层设计方式来回答并解决快速发展着的中国与急速变化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述所提出的若干战略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是一个若干战略构想的集合,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中国相继提出一揽子战略方案,其相互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性,与中国发展的综合国力和主流态势高度吻合。构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考虑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转换因素,兼顾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分析了欧亚大陆各路力量演化趋势,统筹了陆海两个战略空间的基本布局,具有独特的逻辑特点并反映了国际空间结构的有效配置趋势。二 中国构建现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国家,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如此,这是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和网络,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欧亚大陆东方、中端区域和西方的古代居民凭借古代丝绸之路持续而顽强地进行交流和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本身就是古代欧亚大陆居民苦苦探索的结果。中国古代长安和洛阳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和僧人来说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对于沿着丝绸之路奔往东方的欧洲、西域商人和僧人来说它们就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贵霜国第三任皇帝迦腻色伽一世(约127~150年)时期,阿富汗集聚了旧世界主要的三大文明中心间的所有陆路、海路贸易通道。这个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繁荣,中国和印度的陶器被带到罗马,而西方的货物被[2]运送到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3]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到过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他还到了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泉州、广州、宁波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拓展者和“凿空者”。张骞和郑和就是中国古代[4]无数探索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尽管近代以来因各种因素古代曾经辉煌过的陆上丝绸之路陷入沉寂,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联系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现在中国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有意识地重拾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新焕发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精神的重任。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处于激荡搏击相互融会的大势下,面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新情况和新态势,中国理应为重塑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新局势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使欧亚大陆整体上形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通畅便捷的和友好的交流空间。

事实上,尽管古代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但中国并不是最先用“丝绸之路”将其命名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5]地理学家。中国是丝绸之路的伟大发现者、凿空者,但不是丝绸之路概念的发明者,然而这丝毫不会影响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德国学者用“丝绸”来命名古代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本身就表明他们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通道中所起作用的尊重,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品。中国的丝绸制品不仅使东方文化的发展和生活绚丽多彩,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视野中的东方文明标志。丝绸不仅仅是普通的商品,而是西方国家完全接纳的来自中国的文化品牌和文明标志。以丝绸命名古代东西方交流之路,这本身就昭示了中国在古代东西方交流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商品流向西域并通过西域运往欧洲,最著名的商品品类就是丝绸和瓷器。但中国商品和欧洲商品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域的中间商(如安息国)来完成的。这些中间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又从某种意义上垄断了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二是中国中原王朝在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对西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以西域为学术视角通过反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域对中国中原王朝的历史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中原王朝与西域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多层面联系,尤其是两汉时期和隋唐时期。“应该注意,丝绸之路不仅对商品的交换,而且对人员、文学著作、艺术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都做出[6]了贡献。”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不总是通畅的,也发生过诸如战争等悲剧,但丝绸之路的东西沟通功能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是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动地与印度发生联系,天竺(印度)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时期所向往的地方,中国古代所谈的“西天”实际上并不是指欧洲,而是指西域和天竺。中国历史上曾非常虔诚地向西天取经,实际上就是经西域进入天竺,取回佛经。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2300年以前。公元前217年,印度佛教徒就拜访了晋朝首都。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向中国朝廷敬献了梵语文献。自公元67年开始,印度佛僧到访中国。公元401年,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作为第一位造访中国的佛学大师到达长安;直到412年,他在中国停留期间将106部梵语文献翻译成中文,其中最著[7]名的是《妙法莲华经》。中国到印度取经的有法显、玄奘等。佛教的输入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普众心理和生活行为方式等。佛教甚至对中国的语言表达都产生了巨大而普遍的影响,比如中国人顺口就可以说出“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大千世界”等涉及佛教的语言。这说明来自印度的佛教对中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应该是古代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文化影响。三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条件(一)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溢出”效应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之一。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了深度互动,形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关联和依存。中国提出一揽子战略规划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的最直接的战略表达,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溢出”效应的最直接反映。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中国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8]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的外溢效应。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非常深入的程度。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欧洲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591亿美元,每年人员往来500多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30万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9]双边关系之一。比如,在德国汉堡港所装卸的集装箱中有1/3往来于中欧之间。中欧建交以来,双方贸易增长了230多倍,现在平均每天就有15亿美元的贸易往来。需要强调的是,中欧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1/3,双方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却只有1.5%,这说明双[10]边经贸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欧关系的发展已经确立了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中欧贸易额要达到1万亿美元,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经济合作的方案,但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欧大规模的经济合作程度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合作形式和方案加以承载,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就是实现中欧经济合作战略目标的重要载体。“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11]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要达到1万亿美元。2011年中俄领导人正式表示,到[12]2020年中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此外,中国与印度和中东地区的贸易额都要在未来有很大的进展。上述两个“1万亿”美元是中国提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最直接的战略冲动和利益诉求,是中国与欧亚大陆主要经济体和经济组织良性合作互动性的最直接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我们还要看到,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变化,各国和各地区都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亚太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的背景下,亚太经济体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13]经济发展方式”,使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在着力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旨在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施全方位的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倡导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中国希望同亚太国家共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运输走廊,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印度洋地区把亚洲与非洲和大洋洲连接在一起。一些中国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运输的将近1/6和全[14]球货物周转的大约1/10经过印度洋地区。”

中国之所以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要求中国与国际社会有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和战略方案,而中国的贸易运输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瓶颈。“中国今天依赖于这些路线与各国贸易,并使其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大约10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从2002年的6200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3.8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贸易数字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海上运输,通过陆地边界的过境贸易很少。这种对海运压倒一[15]切的依赖增加了对海运领域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上贸易运输迅猛发展,成为海上运输大国。“中国拥有的世界级商船队、集装箱的生产和港口吞吐能力的扩大,都越来越凸显了它继续对海上运输的依赖。在拥有商船队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排第九名。按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母公司拥有的总吨位排名,中国位居第四。中国总共拥有超过5000艘远洋商船。中国的集装箱产量也占世界的90%以上。鉴于浦东经济特区出口大量货物的能力,上海[16]港在世界五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名列第一。”但“双1万亿”的贸易目标表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涵盖泛欧亚大陆的整体性战略合作安排。

中国高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与世界的互联互通问题。在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态势下,中国一些省份开始进行探索,出现了诸如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郑新欧(郑州-新疆-欧洲)、汉新欧(武汉-新疆-欧洲)和苏满欧(苏州-满洲里-欧洲)等创新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运输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和需求外溢的最典型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的创新范式,值得我们深入观察。(二)顺应了欧亚大陆深度整合和系统合作的需求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所涉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中亚的局部区域,而且涵盖了泛欧亚大陆的大区域。所谓泛欧亚大陆区域,是指欧亚大陆加上北非和东非地区。

目前在欧亚大陆存在4种战略方案:欧盟和北约的东扩、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国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分析上述几个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前3个战略方案中俄罗斯的战略与欧美的战略具有非兼容性和矛盾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抗性和冲突性。

欧盟东扩旨在挤压俄罗斯传统的经济战略空间,欧盟用20多年的时间消化了中东欧之后,逐步拓展到苏联传统的战略空间。波罗的海三国被纳入欧盟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欧盟完全突破了俄罗斯所设定的战略红线,将苏联传统战略空间的一部分纳入欧盟所掌控的范畴。而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国际军事组织理应与华约一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但它却在美欧的精心呵护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逐步扩张,北约所开启的东扩进程实际上就是逐步收复苏联原有战略空间的进程。而且欧盟与北约东扩地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相互联动的特性。北约和欧盟双东扩进程使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越来越强,强烈感受到来自西边的战略压力。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别事件。如果说波罗的海三国被欧盟和北约接受,俄罗斯还能够容忍的话,是因为俄罗斯给自己找到了能够容忍的理由,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独立国家,后来被苏联强行吞并,这个历史背景让俄罗斯感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移转欧盟和北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道理”。乌克兰则完全不同,它与俄罗斯合并已经三百多年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斯拉夫三兄弟”。基辅在俄罗斯看来不仅仅是乌克兰的首都,而且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文明之根和文化之源。因此,当欧盟与乌克兰准备签署联系国协定时俄罗斯反应十分激烈,这不仅仅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利益考虑,而且还涉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民族和文化层面难以割舍的渊源和文明上的“筋骨”构架,换句话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不仅是骨肉相连的问题,更是根脉相通的问题。乌克兰被纳入欧盟范畴会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陷入“断根”“失源”的窘态,导致俄罗斯激烈回应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国际交往事件。

不仅如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俄罗斯特别希望乌克兰能够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成为苏联原有战略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俄罗斯实施战略对接。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特别反对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与欧盟实行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于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东扩形成了碰撞,从而导致了乌克兰的政治危机,继而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我们要特别关注乌克兰局势,现在乌克兰是典型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具有十分危险的性质,它会给欧洲乃至欧亚大陆带来十分危险的影响。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冷静下来,不能再让乌克兰国内战争蔓延,因为乌克兰国内战争是最有可能导致欧洲出现巨大不稳定的重要的危险因素。

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是乌克兰危机的“赢家”?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欧盟不是赢家,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欧盟很有可能成为大输家。俄罗斯也不是赢家,俄罗斯已经为乌克兰危机付出了代价,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俄罗斯很有可能被裹缠住,延缓俄罗斯的崛起。尽管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政治和经济部分,尽管俄罗斯得到了克里米亚,但欧盟和俄罗斯都将会为乌克兰危机付出巨大代价。比起欧盟和俄罗斯,美国似乎是赢家,但如果乌克兰战争点燃了欧洲冲突的火焰,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但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需要欧亚大陆的稳定局面,乌克兰战争已经对中国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不需要欧亚大陆的冲突和战争。尽管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是有的,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乌克兰自身。

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应从乌克兰自身去找。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局势要求其必须在东西方之间选择平衡的外交战略,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破坏了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所维持的脆弱平衡状态,结果乌克兰被大国博弈所撕裂。大国博弈是导致乌克兰出现不稳定局势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笔者看来,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充分顾及俄罗斯的感受和利益,踩了俄罗斯的脚面,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判了俄罗斯的反制能力、反应力度、反制手段和反制区域。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战略空间需要适应本土的新型合作范式和方式。而中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应时顺势,符合欧亚大陆空间需要加强合作的诉求。“乌克兰的分裂将三大外交政策挑战摆在了西方面前:孤立俄罗斯的危险,中国无动于衷的态度之谜和新思维的普遍缺乏。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齐心协力,推动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截然不同的国家加强合作并建立互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17]之路经济带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努力。”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空间并不太平,很多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加以沟通和合作才能得到解决,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和思想。在欧亚大陆的新合作空间内,在现代丝绸之路构想中乌克兰就不必为“东倒西歪”的战略选择而蹙眉,因为这个新合作空间足够容纳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合作愿望,能够体现出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正如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不是靠强制命令一样,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也需要合作精神。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动国和完成国,该构想的实现需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21世纪的高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新丝绸之路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而现在需要的恰恰是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利益互享的理念。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功能就是在泛欧亚大陆的广阔战略空间构建新型的相互合作的战略空间。目前国际社会中有一些人对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抱有偏见,将中国的此项战略置入传统的大国利益范畴加以考察。“危险在于中国追求双边途径,利用这一项目来实现狭隘的外交政策利益。尽管中国或许有办法资助这一倡议所要求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但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战略将会抑制整合,而且增强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中国领导人应当意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发挥其潜力,就必须根植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愿景之上,这个愿景应包括多渠道的融资、多样化的所[18]有权以及对各方参与者的有效组织。”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合作与交流是多向度的,物品的交流是以人的交流为前提的。欧亚大陆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巴尔干冲突、乌克兰危机乃至战争等案例表明,欧亚大陆需要包容性与合作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次区域合作,而是泛欧亚洲际性的大区域合作。通过合作推动大区域的整体发展是欧亚大陆最需要的,也是演化方向,符合各国的利益。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给欧亚大陆提出了“合作”与“共融”的理念和思想,“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人员交流、加强贸易和货币流通来促进共同繁荣,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如果它想避免回到冷战的对峙状态或让东欧‘巴尔干化’的话。毕竟,推动合作和增进信任的最佳方式就是确保这能给所有参与方带来明确的利益”。[19]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建筑在后冷战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筑在后冷战结构之上的。在冷战时代不会产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想,因为从思想和架构的层面都没有产生合作和共融思想的土壤。因此,在后冷战时代需要与冷战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架构,而中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这样的泛洲际合作的新型战略方案。四 构筑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泛欧亚大陆各国,中国是起点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是核心地带和枢纽,欧洲是终点,非洲北部是延伸线。[20]“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21]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这表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串联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部和北部直至欧洲。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地区(新疆)与印度洋相连接,从而打通了中国内陆地区远离海洋的地缘状态。孟中印缅南亚经济走廊将中国南部地区(云南等)与南亚国家嵌入在一起,形成经济合作的战略通道。

在讨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时我们要注意到,复兴丝绸之路的理念并不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地位,为实现其经济复苏,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它们相继提出了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和方案,旨在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为本地区走向世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土耳其也积极支持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因为土耳其地处欧亚的结合部,自然希望通过复兴丝绸之路来提高本国的战略地位。就连美国也在用“新丝绸之路”来概括其大中亚战略。但是与中亚国家和土耳其提出丝绸之路方案所不同的是,美国借用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积淀不足、历史合法性不够,因此现实感召力也不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提出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偶然的,也说明在欧亚大陆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建筑在空地上的。事实上,泛欧亚大陆陆海空间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趋势。比如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05年7月,《亚洲高速公路政府间协定》生效,正式启动了亚洲高速公路网项目。2010年4月,亚洲18个国家签署了《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从而启动了泛亚铁路网计划。2010年10月在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其中东盟高速公路网和新加坡-昆明铁路联运线项目的建设是东盟交通互联互通的优先项目。此外,在东南亚和南亚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互联互通规划,比如南盟(SAARC)区域互联互通规划、2009年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规划、孟中印缅(BCIM)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等。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初步实现了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上述情况是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起点,不必另起炉灶,而是将泛欧亚大陆的各类次区域合作方案和计划乃至组织串联、协同、整合起来,拆除羁绊,打通空间,提高区域合作收益和效率。

尽管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功能具有复合性质,战略目标也是多重的,但其功能和目标指向却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其中最基本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互联互通;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上述两点体现和贯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揽子方案之中。

互联互通是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陆海丝绸之路上,包括中国准备与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打通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和通道,系统构建海运水运网络、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航空网络、通信光缆网络,打造安全高效的泛洲际综合联通网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APEC峰会上非常精彩地阐述了互联互通[22]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为解决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融资问题,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绸之路基金,解决本地区的融资瓶颈。

鉴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在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应扩大合作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和力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想,如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23]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

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先领域。中国在边境地区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比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让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融合的纽带。中国正在构建更加开放的新型经济体制,旨在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24]

在亚洲,中国的“世界工厂”和印度“世界办公室”、“中国能量”和“印度智慧”、“中国龙”和“印度象”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深度合作。印度洋是中国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事实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如此集中地汇集了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根本关切,这种汇集使得印度洋对于西太平洋的均势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尤其是,西印度洋成为中国变身世界强国宏伟工程的一个重要构件,而且已经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和大陆[25]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印度洋成了一个可以利用微小的优势撬动巨大利益的区域。增加了印度洋作为施加反制压力的场[26]所的吸引力。”在欧亚区域,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最大”与“最大”交融,一切都有可能;“新兴”与“发达”携手,优势就会倍增。中欧在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合作[27]中可以成为典范。中欧应树起互利共赢的新标杆。

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方案的最大战略目的是准备与欧亚大陆各国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指由各相关国家为共同分享利益而合作结成的联系体。互利共赢和共知共识是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命运共同体的最大价值在于,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都要兼顾他国利益和利益关切,“利益兼顾”之处即是各国利益交汇之处和利益联结之处。

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人员、资本、技术和信息在跨国层次上流动,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状态日趋显著,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复合型的利益纽带。一个国家若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维护共同的利益纽带。近20年以来所发生的多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只有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倚重,才能渡过国际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有助于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克服各种国际危机,维护共同的国家利益。现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能有效地遏制各种危机的发生。国际层面的霸权政治威胁着比较脆弱的国际相互依存的关系,损害公正平等的国际原则,从而不可能完全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普京在2014年的瓦尔代年会上激烈地批评了美国的霸[28]权主义行为。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经济危机会迅速传导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疾病会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危及全球。所以,构筑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当今世界的迫切需要。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下的合作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建设来完成。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模式被定义为排他的、对立的零和利益关系。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观在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各国利益的高度交织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家利益观,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自觉地和客观地成为国际社会层面共同利益传送带上的一环,不容出现脱轨现象。主动损害他国利益会像飞去来器,不仅导致自身的国家利益无法实现,还会导致整个国际利益传送带停转。任何国家都希望自己得到顺利发展,但前提是必须让其他国家也能够顺利发展。任何国家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任何国家的利益实现也都必须建筑在别国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我们对国家利益观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和感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尝到了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融入国际社会的好处,主动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在迅猛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和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中国的成功就是比较恰当地将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国际合作的目标和路径。

中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特别关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建筑在泛欧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29]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链接范式是通过经济合作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中国没有走大国扩张和称霸的旧路,而是通过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方式与世界进行交流。中国30多年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此。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依然要靠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

中国在不断发展中逐步总结出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经验和成熟理念:第一,互惠互利和平等互信原则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强调的是平等和互利两个重要因素,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强制原则。第二,包容互鉴原则所强调的是世界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反对以一种标准衡量整个世界。第三,合作共赢原则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求得共赢,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利益共同体原则就是“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强调利益融合,周边国家“得益于”中[30]国的发展,中国也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最近明确提出了两个有关利益方面的新理念:一是利益惠及理念,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不奉行唯利是图的原则,而且要强调“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中国[31]的发展要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32]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搭便车”的理念。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33]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这些理念不仅仅强调平等互利原则,更包含着让利原则。中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大区域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只有在利益兼顾、利益分享和命运共同的理念下才能实现现代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泛欧亚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就是实现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方式。五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价值

中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其在崛起进程中给自己同时也给世界一个可供选择的综合性战略方案,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中国与世界相对接和相链接的性质,当然,这是一个互动和双向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合作性和融合性,通过合作与融合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对接和链接。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及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的方案,而不是中国自己单独推进的方案,也不是中国强制推行而其他国家被迫接受的霸权方案,更不是中国将自己的战略意志强加给世界的方案。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基于西方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教训而阐发的,旨在避免走西方殖民和强制的老路。所以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西方过去走向世界的战略思维有本质不同,也因此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和不理解。在西方看来,一个大国逢强必霸,必然要控制世界。中国融合式崛起的逻辑是西方一些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中国已向那些想要成功的国家证明,有替代方法可以避免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后果。那就是修建很多条而不仅仅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用高铁、管道、港口、光缆将广阔的欧亚大陆连接起来。这些丝绸之路包括东南亚的一条公路、中亚的一个公里、跨越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甚至还有一条经过伊朗的土耳其达到[34]德国的铁路。”“从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角度来说,丝绸之路经济[35]带堪称影响重大的地缘政治地震。”

中国与美国旨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友好关系,但中国更重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构建,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自身就是欧亚大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自然的地理位置必然要求中国关注欧亚大陆的发展趋势。第二,欧亚大陆连接非洲和北美洲以及太平洋、北冰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无法忽略这个重要的战略空间。第三,欧亚大陆西端是欧盟,是发达国家的集合体,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欧亚的腹地则是俄罗斯,俄罗斯西连欧盟、东接中国和亚太,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是中国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要高度关注。第四,欧亚大陆的火药桶很多,位于欧亚结合部的北非和中东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持续发酵,阿富汗和朝鲜半岛局势非常复杂,呈高度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与欧盟的结合部也发生了重大危机,乌克兰危机表明欧洲并不是一个太平世界。上述这些因素都需要中国关注欧亚大陆。

中国在关注欧亚大陆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战略支柱型国家,如俄罗斯和德国。欧亚大陆西端的欧盟-德国、欧亚大陆腹地的独联体-俄罗斯和欧亚大陆东端的亚太-中国正在经济上构筑紧密的关系,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国际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幽灵正在穿越迅速老化的‘美国新世纪’:北京-莫斯科-柏林的战略贸易联盟有可能将在未来实现。”“在北京-莫斯科-柏林联盟看来,新铁幕企图孤立俄罗斯,为它与德国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最终目的是分化欧亚大陆,阻止未来出现一个不受华盛顿控制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中国梦’包括未来的新丝绸之路,这是一条跨亚洲为欧亚贸易提供便利的快速走廊。北京感到了来自华盛顿和东京在海上给它施加的压力,对此它的应对措施是从两条阵线上发展欧亚大陆的陆地贸易,其一是通过西伯利亚,另一条则通过中亚[36]的‘斯坦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三者之间的经济联系确实很密切,但将其上升到北京、莫斯科和柏林联盟的战略高度有些牵强。尽管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但中国、俄罗斯和德国都没有准备建立排除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空间的设想,而且即使在未来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设想。“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欧亚未来世纪中充当着世界新秩序的磁铁。俄罗斯进行的一体化进程也会在印度和其他欧亚国家上演,更有可能最终出现在中立的德国。在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美国很可能逐渐被排除在欧亚之外,北京-莫斯科-柏[37]林轴心将成为游戏的变化因素,赶快下注吧!2025年将见分晓。”欧亚大陆板块需要深度合作,需要有一个战略统合,需要利益攸关方的战略互动,但这些深度合作、战略统合都不是以排斥美国为目的的。美国应该有这样的战略自信,更何况德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一个与泛欧亚大陆各国进行合作的战略思路表达,它甚至不是一个制度性、战略性安排,也不是一个架构性或结构性安排,更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区域组织安排。这表明中国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理念的提出国、倡导国和推动国,但绝不是唯一的推动国,中国的定位应该说是该战略理念的系统阐述者和为实现这个理念孜孜不倦的游说者。中国应该向所有的利益攸关方讲清楚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参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与现代丝绸之路参与者的利益结合得越好,分享得越多,则泛欧亚大陆的战略空间就越稳定、越发展、越开放、越和谐。“‘海上丝绸之路’显然和陆上的‘新丝绸之路’具有相似之处,后者从中国向西延伸至中亚国家。这两个概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历史渊源,完全切合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谈到的民族复兴主题。两者加在一起,描绘出了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画面,它试图将自己的经济主导作用向西拓展至伊朗,甚至东欧。正如中国官员指出的,中国对陆上和[38]海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将给涉及的所有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明确提出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国际社会应该持有积极的反应,因为这表明崛起的中国没有选择强力崛起的方式,没有选择战争崛起的方式,没有选择霸权崛起的方式,没有选择扩张的方式,而是选择了十分温和的与国际社会一起合作、分享利益的崛起方式。六 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第一,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旨在构建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这就明显地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进程中,“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3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这些都表明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中国梦”。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恰当地构建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现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解决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从该战略的构建上加以分析,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需要有大局意识、机遇意识以及忧患和危机意识。该战略的关键在于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衔接之处。恰当地运筹好“衔接处”和“结合部”,该战略就有了自己生长的战略空间。

第二,处理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统筹陆海两个丝绸之路与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利益将通过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在泛欧亚大陆上得以实现。可以说,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突破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传统范围,面向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泛欧亚大陆。不仅要考虑欧亚大陆的陆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也要考虑到泛欧亚大陆沿海和沿岸各国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应统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战略,在功能、区间、合作方式等领域既要适当分工又要协同配合,完整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应将海陆丝绸之路作为实现中国亚欧非战略的重要战略平台和载体,构建贯穿于亚欧非空间[40]的战略之梯。

第三,处理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国内各类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从国内来看,要将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的各类发展战略统筹起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应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结合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海洋强国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巴经济走廊的构建应与国家西北部发展的大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与新疆的发展战略和新疆南部的喀什特别经济区的建设结合起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应与云南的桥头堡战略结合起来。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上看,长江经济带战略应与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处理好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点方向。201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进一步开展周边外交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制定了周边外交的[41]战略目标和实施方式。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实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第五,处理好与泛欧亚大陆各种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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