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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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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柏林谍影

勒卡雷:柏林谍影试读:

[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

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象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象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象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巨头》(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面钟之谜》(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伊斯兰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柏林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度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前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

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

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

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

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

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约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前言]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柏林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约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1 检查站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等等。”“车在哪里?在干什么?”“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他去了哪里?”“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今天晚上?”“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兰瑟也被抓了?”“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他亲口对你说的?”“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他告诉你的?”“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谁?”“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是夫妻吗?”马莎问。“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2 圆场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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