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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托马斯·皮克迪,向松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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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新资本论(共2册)

21世纪资本论+新资本论(共2册)试读:

21世纪资本论

/(法)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BN 978–7–5086–4725–8

i. ① 2… ii. ① 皮… ② 巴… iii. ①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iV. ①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2735号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

First published as Le capital au XXI siècle,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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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著者:[法]托马斯·皮凯蒂

译者:巴曙松 陈剑 余江 周大昕 李清彬 汤铎铎

审校:巴曙松 陈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21世纪资本论[法] 托马斯·皮凯蒂 著巴曙松 陈剑 余江 周大昕 李清彬 汤铎铎 译中信出版社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全书结构导论介绍19世纪经济学家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并指出库茨涅兹提出的倒U型曲线误读了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 18、19世纪,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等学者都高度关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逐渐认同了库茨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先升后降,呈现出倒U型曲线。这是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趋势的误读。★ 本书将用各国数据,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收入分配的历史变化。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超过了缓解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因素,21世纪的不平等程度可能赶上甚至超过19世纪。★ 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是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第一章介绍国民收入、资本和财富的概念。提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规律:α=rβ(α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r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收入比)。★ 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国民收入可分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更高,但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不是劳动收入不平等,而是资本收入不平等。★ 资本和财富在本书中是指一个事物。国民财富可分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绝大部分财富属于私人财富。一国的资本又可以分为国内资本和净海外资本,国内资本占绝大多数比例。★ 衡量资本在收入分配中重要性的主要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在某个时点一国资本存量与其当年国民收入之比。目前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大约在5-6左右。这衡量的是到某一个时点,资本不断积累,最终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衡量资本在收入分配中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这衡量的是一年的国民收入如何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根据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规律,α=r*b,a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资本收益率,b是资本/收入比。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 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差距极大。富国的人均月收入可达2500-3000欧元,而撒哈拉以内的非洲国家人均月收入只有150欧元左右。中国恰好在中间水平,全球人均收入大致就是中国的水平,人均月收入为600-800欧元。尽管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悬殊,但人们感受最紧迫的还是国内的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主要是国内政治问题。第二章介绍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变化趋势。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不断降低。★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个贡献: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产出的增长。★ 人类社会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加速增长,突破了1.5%,。20世纪是经济增长的高峰,一度达到4%,但到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预计21世纪末,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倒退到19世纪初的水平。★ 全球人口的增长出现在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达到峰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从长期来看,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增长率很可能会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 人均产出到19世纪开始缓慢增加。20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在21世纪,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很难超过1.5%。★ 高速经济增长不是常态,只是特例。只有在一国出现经济起飞和赶超的阶段,才会有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会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重要的不是增长速度快,而是长期保持稳定的增长。假以时日,由于“复利”的作用,中国经济仍然会不断壮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将一代比一代进步。第三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资本的构成有很大的差异。介绍英国和法国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19世纪资本/收入比较高,20世纪上半叶显著下降,20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提高,21世纪将进一步提高,这是一条U型曲线。★ 在英、法两国,资本/收入比例都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19世纪的时候,两国资本/收入比例都很高,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急剧下降,但在20世纪后半叶又出现回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法国资本/收入比例一直保持在7左右。20世纪上半叶资本/收入比例下跌到2-3的水平。如今,资本/收入比例已经回升到了5-6倍的水平,并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资本的构成在过去30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资本主要包括农田和公债。如今,农田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城市的房产取代了农田。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保险、金融衍生产品等代替了传统的公债。★ 海外资产一度在欧美的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政府一方面有公共资产,另一方面大量发行国债借钱,总体来看,政府的净资产很少,甚至可能为负。但通过发行国债,在18-19世纪的英法两国,出现了一个依靠投资公债的食利阶层。★ 购买公债的人和要交税的人很可能不是同一群人,在“新古典”的巴罗模型(李嘉图等价假说)中,至关重要的收入分配问题被完全忽视了。第四章介绍德国和美国资本/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尽管和英国、法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也是一条U型曲线。★ 从总体来看,德国的资本演变也和英法一样,呈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1870年,德国的资本/收入比例在7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资本/收入比例也出现了急剧下跌,。之后,德国的资本/收入比例逐步上升,到21世纪初期已经基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水平。★ 德国的资本主义和英法的资本主义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德国的资本主义被称为“持筹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英美的资本主义被称为“持股者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持股者资本主义”是指企业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持筹者资本主义”是说,企业要照顾到“持筹者”,即所有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资本比例急剧下降。首先是数量效应,欧洲国家遭到战争破坏,丧失了大片海外殖民地。战争、股灾、革命,使得很多富人的财产灰飞烟灭。其次是价格效应,在这一时期,房价、股票价格都徘徊在极低的水平。数量效应大致能够解释欧洲资本规模下跌的2/3到3/4,价格效应大致能够解释欧洲资本规模下跌的1/4到1/3.★ 美国的资本演变不是U型曲线,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大起大落。总体来说,美国的资本规模变化较为和缓,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资本主义带来的动荡不安。托克维尔谈到,美国的民主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国之初的收入平等。★ 但美国当年存在着野蛮的奴隶制度。按照市场价格,把奴隶这一“资本”估算在内,则美国在18世纪末的资本规模就会大大增加。美国有北部美国和南部美国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两种传统、两个灵魂,直到如今,仍然困扰着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第五章介绍资本主义第二基本规律:β=s/g(β是资本/收入比,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从全球范围内来看,21世纪资本/收入比也会不断上升。★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水平是由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二基本规律决定的,即:b=s/g,b为资本/收入比,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如果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低,那么资本/收入比相对较高。★ 21世纪将是高储蓄、低增长的组合。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储蓄率相应地也就越高。人口出生率越是低,经济增长率越低。★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规律讲的是长期趋势。短期内的资产价格波动不会影响到这一长期趋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资本/收入比例大幅度增加,但泡沫崩溃之后又随之下降,但把这一因素扣除,日本资本/收入比在长期内还是U型曲线。★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收入分配仍然是一条U型曲线。即19世纪资本/收入比较高,20世纪上半叶下降,20世纪下半叶再度回升。就资本的积累而言,21世纪的全球经济会变得和19世纪的欧洲一样。第六章介绍α的历史趋势,即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α的变化趋势也是19世纪很高,20世纪上半叶下降,20世纪下半叶再度提高。★ 从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α)来看,其历史变化也呈现出一条U型曲线。和b的历史变化趋势不同的是,a的变化趋势相对和缓。★ 根据α=r*b,a是由r和b决定的。r和b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如果b较高,那么r就相对较低。也正是由于在r和b之间存在着这种此涨彼落的关系,所以使得a的变化趋势比b的变化趋势显得更加和缓。★ 不同的资产收益率会有很大的差异,但皮凯蒂衡量的是总的资本收益率,即总的资本收入除以国民资本的存量。从长期看,r的变化相对稳定。★ 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则资本规模(b)扩大之后,资本收益(r)下降的速度更快,结果是a会减少。如果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规模(b)增加的速度更快,资本收益(r)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结果是a会增加。皮凯蒂认为,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是大于1的。★ 假设b在7-8左右,资本的收益率(r)保持在4-5%的水平,那么在21世纪,a为30-40%。这也和18世纪、19世纪的水平旗鼓相当。第七章介绍收入分配的社会台阶。收入最高的10%,尤其是收入最高的1%和其他人的财富相差悬殊。★ 收入不平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一种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两种不平等的程度、背后的机制,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明显低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相对来说最平等的社会,其不平等的程度都要甚于劳动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 一个社会可以分为收入最低的“50%”,处于中间的“40%”,以及最高的“10%”。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分成“9%”和“1%”。财富的集中主要体现在“1%”。★ 资本收入最低的50%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处于中间的“40%”也基本上依靠劳动收入。收入最高的10%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资本收入,但“9%”不过是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只有“1%”之上的阶层才有可能实现资本收入多于劳动收入。越是富有的阶层,房产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低,主要的资本形式是金融资产。★ 基尼系数只用一个指标概括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但这一指标是有误导的。★ 在两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将出现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一种情况是“超级拼爹社会”(hyperpatrimonial society),一种情况是“超级精英社会”(hypermeritocratic society)。以后可能出现的最可能情况是,“超级拼爹社会”再度回归,而“超级精英社会”依然故我。这两种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将同时发生,甚至互相推动。我们将进入一个日趋不平等的极端年代。第八章介绍在收入最高的10%中,处于顶层的1%和其他9%之间的巨大落差。★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10%”阶层的内部构成各有差异。一个社会的“10%”是如何构成的,会对其政治走向、经济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 “超级经理人社会”的出现,主要出现在美国,在美国这也是一种新的现象。过去,美国一直以自己比欧洲国家平等而自豪,如今,美国开始以自己的收入不平等而傲娇。★ 美国大企业高管的薪酬经常会达到天文数字。这种现象很难归结为其勤奋、聪明或具有特殊的天赋。★ 极度的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长期积累的收入不平等是美国经济的断层线,经济地震正是沿着这一断层线爆发的。★ 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失衡”,规模相当于其“国际收支失衡”的四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归咎于所谓的“全球失衡”。第九章介绍劳动收入的差异,尤其讨论了美国的“超级经理人”天价薪酬是否合理。★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从而又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从劳动的供给来看,最重要的是教育。从劳动的需求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教育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场赛跑。★ 事实上,很难准确地侧度一个员工的边际生产率。导致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程度差异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是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政策和制度不同。★ 美国的“超级经理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突然收入大增,不是因为IT革命,因为IT革命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但“超级经理人”只是一种在美英国家出现的现象。★ “超级经理人”的天价高薪也无法解释“1%”和“9%”之间的巨大鸿沟。“9%”和“1%”这两个阶层的成员,无论从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工作经验,都相差不大。★ 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差异跟多地来自于运气因素,即经济到底是处于繁荣时期还是衰退时期,初级产品的价格到底是涨还是跌,汇率有没有变化等,和企业家的个人才能关系不大。天价薪酬反映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第十章介绍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资本的规模会不断扩大,集中程度也会不断扩大,除非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 贫富差距悬殊主要是因为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收入不平等会逐渐扩大的根源在于,从长时期来看,r>g,即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从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 r>g还意味着,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调节收入不平等。理论上讲,资本的规模越大,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将会越低,但这一调整过程非常缓慢。★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冲击”打击了最为富有的阶层,淘汰了世袭制度,导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批“继承中产阶级”,占人口总数将近一半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财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极度贫富分化,是一两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的“大冲击”,也势必将影响到几代人。但资本又开始慢慢积累自己的能量了,收入不平等不是快变量,而是慢变量,如果没有适宜的对策,我们还会回到极度贫富分化的时代。第十一章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到社会风气。19世纪“拼爹”比“拼搏”更划算,20世纪人们相信自我奋斗,但未来“拼爹”的社会风气会越来越重。★ 关心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极度的不平等会威胁到民主政治。如果一个社会的风气不是靠“拼搏”,而是靠“拼爹”,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失望、不满,甚至引发革命。★ “拼爹社会”靠的是财富的代际传递。计算财富继承的公式是:b=μmβ。其中,b代表财产继承和馈赠占国民收入的比例,β是资本/收入比,m是人口死亡率,μ代表在某一时点去世的人拥有的平均财富与在世的人拥有的平均财富的比例。★β、m和μ的历史变化都大致呈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人口死亡率未来可能会逐步上升。老龄化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更高。从1820年到2010年,在绝大部分时期,μ是大于1的,只有在二战之后的一个短暂时期,μ一度小于1。不仅死者比生者的平均财富更多,而且老年人的平均财富比壮年人的平均财富也更多。★ 《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生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如果他靠“拼搏”,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其收入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0倍,但如果他“拼爹”,靠裙带关系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其收入至少是平均工资的20-30倍。假设他出生于1910-1920年间,他会怎么选择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5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2倍。如果拉斯蒂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2-13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1倍。★ 19世纪,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极度的贫富分化,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民主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有天壤之别,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了缓解这种矛盾,一定要保证社会的不平等来自理性的、普适的规则。“食租者”(rentier)社会是民主制度的最大敌人。第十二章从《福布斯》财富榜等可以看出,大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新的“食利者”阶层会破坏民主政治的基础。★ 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的收益率可能更高。投资收益存在着“规模经济”,资本规模大,则投资机会更多。财富多,则投资更能经受风险、更有耐心。★ 大资本加速积累的结果,是中产阶级的财富比例下降。这将带来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被剥夺感。★ 关于极端富有阶层的数据是不完备、不准确的。《福布斯》排行榜等能够提供的只是些零星片面的描述。★ 不管财富最初的来源是什么,是继承了祖业也好,还是自己白手起家也好,都无关紧要。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就会变得一模一样。资本会不断地自我增值,而这将带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中国的海外投资规模不大,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慢,声称中国将把世界买下来的说法是夸大其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反应激烈,对本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反而漠不关心。中国成了替罪羊。第十三章政府的职能从19世纪的“守夜人”转变为20世纪的“社会国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政府的规模很小,基本上属于“守夜人”政府,到20世纪之后,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逐渐演变为“社会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的规模大体处于稳定状态,未再出现大幅度的扩张。★ “社会国家”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卫生,此外是收入再分配,主要是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和对贫困、特殊家庭的救助。★ 19世纪的“守夜人”政府和20世纪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政府规模的两个均衡水平,未来不太可能出现政府规模的再一次大跃进。★ 21世纪“社会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教育并未使社会流动性提高,反而减小了社会流动性,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经济增长率降低,20世纪建立的养老金体制面临巨大挑战。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都无法应对未来的压力。第十四章累进的所得税是20世纪最重要的税制创新之一。★ 20世纪税制演变中最大的创新是累进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在20世纪上半叶,税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对收入征税可以改善关于收入的统计质量,有利于提高经济民主程度。征税对市场竞争的干预程度相对较小,不会造成过度的经济扭曲。★ 20世纪上半叶的累进所得税,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各国间的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很多国家的所得税,从累进制变成了事实上的累退制。★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各国就已经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但激进的累进所得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仓促实行的。这也使得所得税的设计中缺乏周密的考虑,存在着很多缺陷。★ 美国在20世纪初实施的累进所得税最为激进,其在30年代和40年代征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然后在80年代一路下降,“里根革命”之后最低达到28%。降低所得税最高税率导致出现了一批拿天价年薪的“超级经理人”。第十五章在全球范围或欧洲区域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有助于遏制贫富分化,加强金融监管,巩固民主政治。★ 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征税意味着会计和统计规则的改变,关于金融的统计会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这是民主社会的要求,也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资本税可以缓解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但同时又保护了私人产权和经济自由,对经济活动带来的扭曲相对较小;资本税有助于巩固社会国家,凝聚社会共识,补偿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的弱势群体,有助于维护民主政治和经济全球化。★ 如果,没有办法征收资本税,而贫富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可能会选择各种保护主义政策,资本管制也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资本管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避免了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但其对遏制贫富分化到底能够起多大作用,值得进一步讨论。★ 另一种缓解贫富分化的办法是通过移民。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高于欧洲国家,但其国内舆论却对收入不平等持更为容忍的态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很多移民是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的,他们到了美国之后,跟自己过去的群体、国家相比,感到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第十六章欧洲必须采取大胆的改革才能解决债务问题。征税比通货膨胀或减少政府支出更为可取。★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征收资本税,可以考虑在欧洲范围内先行征收。★ 减少债务负担的三种途径是:增加税收、通货膨胀和减少支出。增加税收最为可取,减少支出危害最大。在经济低迷时期,减少支出将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财政状况更加困难。★ 以通货膨胀消除债务压力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并带来严重的收入再分配。当人们普遍预期到通货膨胀之后,再采用通货膨胀方式只会带来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 欧洲的联合存在内在的缺陷。仅靠欧洲中央银行无法解决债务问题、防范金融危机,必须配合以欧洲的立法改革、财政联合。★ 民主社会要想控制资本主义,必须正视收入不平等问题。说到底,这是要民主、还是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选择。结论r>g导致资本不断集中,民主社会必须学会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 由于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资本集中的程度会日益严重。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它是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感受。思维导图中文版自序拙作《21世纪资本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即将问世,颇感荣幸。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希望本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有助于促进此类思考和有意义的辩论,有益于我们——包括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的未来。因为,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创立,所以,彼此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最好的指引,我们应该互相学习,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国家之间的敌对立场。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我还尝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未来总结若干教训,但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由于主要数据来源有限——包括20世纪初已存在的诸多国家所收集的收入申报、财产继承文书档案(部分可追溯到19世纪初)以及资产及收入国民账户(有些国家从18世纪初开始就有记载),本书主要基于现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国的经验为主。中国读者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甚至以为目前欧美这种日益增长的对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仅限于发达国家,这些富国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中国的要务是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保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迅猛势头,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这恐怕是完全想错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确确出现在了本书收录使用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WTID)中,确实不乏问题,后文会再谈及。总的来说,新兴国家在本书的全球视角中占据重要位置。前两章着眼于全球层面上的生产及收入分配,中国在其中自然是举足轻重。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日渐缩小这一进程;它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趋同和不平等的缩小,这主要归功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社会投资的良性循环,中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相对好一些)。目前,北美和欧洲分别占全球国内总产值的1/4,中国紧随其后,略少于1/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前两大经济集合体(欧美)所占比重将大幅降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量将按各自比重有所增长。但是,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过这些数据不见得完全可靠。某些中国大学近来进行的调查显示国内财富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谁也说不准,但至少足以肯定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能继续置之不理。至于资本/收入比,即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土地建筑、专业劳动力、产业及金融资本之和减去负债)和国民收入之比,现状如何?这方面关于中国的可用数据可靠性较低。但若干因素——非常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让人觉得,发达国家最近数十年来出现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目前中国也存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对中国国民资本存量及其变化的估算似乎证实了这一趋势,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特殊性,主要与中国公共资本比重大有关。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前苏联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花费巨大的气力将几近全部的公共资本转给了私人持有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然而,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可能过于乐观或幼稚,或两者皆有。每种模式都始终在经历不断的重建、持续的再创造,不能仅因为它还在发展就有理由继续存在。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私人资本比重跃升,可能已经超过了前文所估算的公共资本在国民资本中所占比重——现有数据也许不够可靠。而且,虽说国民资本中的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金融领域,公共资本的情况就不那么清晰了。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在中国,尽管与前苏联国家相比,做法没有那么极端,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时却让个别人借此暴富。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目前中国政府正大举反腐。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本书指出,通过研究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财富极为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同时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对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当然,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这种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在此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谈谈累进税制。累进税制的理想形式是对所有收入和资产征税,没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资产水平越高,税率就越高。在我看来,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首先,它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确保知识、技能和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顺畅,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此。在扫除文盲和全民义务教育方面,中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而说到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解决阶层分化以及富家子弟与寒门学子之间日益扩大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之类的现实问题,需要的是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往大里说,中国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设。除了为福利国家筹资,累进税制还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必要的话可对占有最多资源和财富的人征收重税。应通过尽量心平气和、讲求实际的公开辩论来制定相关税率,参照历史经验教训,着重探讨追求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程度是否合理,以及该社会中不同阶层享受到的增长率分别是多少。累进税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除了筹资和再分配的作用,税收还可用以区分各种法定类别和统计类别,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采取相应的政策(尤指征税率,但不限于此)。这必须基于公开可靠的信息。如果缺乏这样的信息,政治辩论往往凭借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所占有资源的想象来讨论问题,导致民粹主义滋生,得出错误结论。不要体温计是不能让发热的人降温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来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尤其税务部门仍旧不定期公布详细的税收数据,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级、水平和类别每年的变化。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测算出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为什么官方数据(基于有限的家庭抽样调查和收入自动申报)总会低估财富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分配制度顶层的不平等(只有依据详尽和强制性的税收数据才能准确测算)。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我认为也可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而且公布相应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数量的停滞——特别是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会使过去累积的资产在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个每对夫妇生十个孩子的社会里,最好不要对遗产抱太大希望,而需要靠自己攒钱积蓄。反过来,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假设父母名下有的话)。因此,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至少,应该可以基于可靠数据对此进行讨论。出于同样的考虑,或许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除去负债后的净额)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此必须强调,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尤其是分配顶层)的公共透明度。税务部门可每年公布100万 ~500万元、500万 ~1 000万元、1 000万 ~5 000万元、5 000万 ~1亿元、1亿元以上(以此类推)各个等级的数目及金额的变化,年收入也如此。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以上这些既涉及税务,又涉及政治和民主,是否能实现?与无法相互协调、陷入过度税收竞争的欧洲小国相比,中国的优势之一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很快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应该可以让中国政府实施银行信息的自动传输、金融证券的登记,制裁和监管不合作的外国银行,从而高效地组织管理公平的累进税制度。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时看起来跟欧洲同等机构一样无能,欧洲机构还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只为一小部分经济和金融精英服务;相对而言,中国原则上可以凭借强有力的中央统一领导体制和高层领导者的反腐和促进公益的决心贯彻累进税制,免于游说集团的压力和竞选政治献金带来的束缚。当然,中国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不会从财富透明、累进税制和法治国家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一部分愿意放弃特权、为公益做贡献的人似乎认为政治民主的上升将彻底危及泱泱大国的统一,但政治民主是必定与经济民主携手而行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国会从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条独一无二的决定性道路,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处。2014年8月1日于巴黎中文版自序(原文)eJe suis très heureux que mon livre“Le capital au 21 siècle”,paru en français en septembre 2013 et en anglais en mars 2014,soit maintenant publié en chinois. La Chine tente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de construire son propre modèle,sa propre voie hybride,entre capitalisme et communisme,en tirant notamment les leçons des échecs et des réussites des expériences occidentales en ce domaine eeau cours du 19 et du 20 siècles,et en s’appuyant bien sûr sur ses propres traditions. J’espère que les matériaux historiques présentés dans ce livre contribueront à alimenter ces réflexions et ces débats essentiels pour notre avenir commun,en Chine comme dans le reste du monde. Car les problèmes que nous avons à résoudre-concilier effi économique,justice sociale et émancipation individuelle; éviter que les bénéfi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de l’ouverture commerciale et financière ne soient massivement accaparés par une minorité; empêcher une dégradation irrémédiable de notre capital naturel- sont fondamentalement les mêmes dans les différentes parties du monde. Etsi la Chine peut tirer des bonnes et des mauvaises leçons des expériences étrangères,le reste du mondeαégalement beaucoup à apprendre de l’expérience chinoise. le système socio-économique idéal reste encore et toujours à réinventer,et pour cela l’expérience historique des uns et des autres,hors de toute idéologie,et en dépassant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antagonismes liées aux identités nationales,demeure notre meilleur guide.Mon livre porte sur l’histoire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evenus et des patrimoines depui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m’appuyant sur des données inédites collectées grâce à de nombreux chercheurs dans plus de 20 pays,je tente d’écrire une histoire humaine,vivante et abordable de l’argent,et des conflits sociaux,politiques et culturels suscités par son inégale répartition. Je tente également dans la quatrième partie de l’ouvrage de tirer quelques leçons pour l’avenir-mais en vérité mon principal objectif est d’apporter des éléments historiques et factuels permettant à chacun d’écrire sa propre quatrième partie. pour des raisons de disponibilité des principales sources utilisées-en particulier les déclarations de revenus,quidans de nombreux pays eexistent depuis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20 siècle;les archives successorales,qui permettent dans certains cas de eremonter au début du 19 siècle; et les comptes nationaux de patrimoines et de revenus,qui débutent dans quelques epays au début du 18 siècle-le livre repose avant tout sur l’expérience historique des pays aujourd’hui riches. Les cas du Royaume-Uni,de la France,des Etats-Unis,de l’allemagne et du Japon sont particulièrement sollicités.le lecteur chinois,de prime abord,pourrait donc se sentir peu concerné. il pourrait même être tenté de considérer que ces nouvelles peurs inégalitaires qui se développent actuellement aux Etats-Unis et en Europesont un luxe de pays déjà développés,et que ces soucis de riches se situent à des années-lumière des préoccupations chinoises,entièrement tournées vers la formidable croissance qui anime le pays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1990 et le sort si spectaculairement de la pauvreté. Rien pourtant ne serait plus faux. les pays émergents-à commencer par la Chine et l’inde-sont bel et bien inclus dans la base de données internationales sur les inégalités de revenus utilisée dans le livre (la“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avec il est vrai quelques difficultés,sur lesquelles je reviendrai plus loin. De façon plus générale,les pays émergents occupent une place importante dans la perspective mondiale qui est celle de mon livre. les deux premiers chapitres,en particulier,traitent de la répartition de la production et des revenus au niveau mondial,et la Chine y joue bien évidemment un rôle essentiel. J’analyse le processus de rattrapage actuellement à l’œuvre des piB par habitant entre pays pauvres et riches,puissante force de convergence et de réduction des inégalités,qui doit beaucoup à la diffusion des connaissances et des qualifications (processus vertueux d’investissement social dans lequel la Chineαrelativement mieux réussi que la plupart des autres pays en développement). l’amérique du Nord regroupe actuellement environ un quart du piB mondial,l’Europe un second quart,et la Chine un petit troisième quart (en fait un peu moins). la part des deux premiers ensembles est appelée à baisser considérablement au cours des prochaines décennies,et la part de la Chine et des autres pays émergents à augmenter,à la mesure de leur part dans la population mondiale.Mais cet impressionnant processus de croissance et de convergence ne doit pas faire oublier que la question des inégalités concerne autant laChine que les pays les plus riches-et concernera la Chine de plus en plus au cours des décennies à venir,car la croissance finira inévitablement par ralentir. les indicateurs officiels indiquent traditionnellement que la répartition des revenus est faiblement inégalitaire en Chine par comparaison aux autres pays du monde-mais il n’est pas sûr que ces indicateurs soient totalement fi bles. Plusieurs enquêtes menées récemment dans d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suggèrent une forte progression des inégalités de patrimoines en Chine,qui selon certaines estimations seraient passées d’un niveau proche de la Suède dans les années 1990 et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à un niveau proche des Etats-Unis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voire un peu plus élevé encore.αce stade,personne ne sait très bien- mais on en sait largement assez pour conclure que la question mérite d’être étudiée davantage,et ne pourra plus longtemps être laissée dans l’ombre.Qu’en est-il de l’évolution du rapport capital/revenu,c’est-à-dire le rapport entre le montant global du capital (immobilier,professionnel,industriel et financier,net de dettes) et le revenu national du pays? là encore,les estimations disponibles pour la Chine sont fragiles. Mais plusieurs éléments-en particulier les très forts taux d’épargne et d’investissement,ainsi que le gonflement parfois démesuré des prix immobiliers-laissent à penser que la hausse tendancielle du rapport capital/revenu observée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dans les pays riches est également à l’œuvre en Chine. Des estimations actuellement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du stock de capital national chinois et de son évolution semblent confirmer cette tendance,avec toutefois des particularités importantes,liées notamment à l’importance du capital public dans le contexte chinois. le capital privé représente actuellement la quasi-totalité du capital nationaldans les pays riches: toujours plus de 90%,voire même plus de 100%dans les pays-comme l’italie-où le capital public est devenu négatif,c’est-à- dire où les dettes publiques sont plus importantes que les actifs publics,ce qui contribue à accroître l’ampleur des patrimoines privés. il en va de même dans les pays de l’ex-bloc soviétique,qui avec une belle énergie ont transféré la quasi totalité de leur capital public à des détenteurs privés depuis le début des années 1990.De ce point de vue,la Chine est une exception d’importance,puisque le capital public semble actuellement représenter autour de la moitié du capital national (ou peut-être entre le tiers et la moitié,suivant les estimations). Dans la mesure où la propriété publique permet une répartition plus équilibrée des richesses que le capital contribue à produire,et du pouvoir économique qu’il confère,cette plus grande importance de la propriété publique peut contribuer à dessiner les contours d’un modèle chinois structurellement plus égalitaire,et plus soucieux de la préservationdu bien public face aux intérêts privés. la Chine aurait finalement su etrouver en ce début de 21 siècle le bon compromis entre capital public et privé,une véritable économie mixte,à l’abri des soubresauts,des têtes-à- queues et des effets de mode equi ont marqué le reste du monde d’un bout à l’autre du 20 siècle.Cette façon de voir les choses pêche cependant sans doute par optimisme,ou bien par naïveté,et probablement les deux à la fois. Chaque modèle est toujours en perpétuelle reconstruction,en réinvention permanente,et ne peut exister que parce qu’il avance. le capital privéαbeaucoup gagné en importance en Chine depuis les années 2000,et il est possible que l’estimation approximative indiquée plus haut concernantla part du capital public dans le capital national soit déjà dépassée-tant il est vrai que ces estimations sont fragiles. Surtout,si la propriété publique du capitalαdes vertus évidentes dans des secteurs tels que l’éducation,la santé,les infrastructures,les choses sont parfois beaucoup moins claires dans le cas du capital public industriel et fi . Dans ces secteurs,la propriété publique,tout du moins dans sa forme étatique traditionnelle,ne conduit parfois ni à l’effi ni à l’égalité,et encore moins au partage démocratique du pouvoir,et peut même dans certains cas s’accompagner de stratégies de captation et d’appropriation indue par les responsables supposées en charge du bien public. Même si le processus se fait de façon moins extrême et moins rapide que dan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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