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导读和案例精选——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学读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音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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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导读和案例精选——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学读本

经典导读和案例精选——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学读本试读:

  第一部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我完善和价值实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目标

大学阶段,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竞争与合作、自由与纪律、友谊与爱情、学习与工作等关系,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生追求才有价值……这一系列的人生课题,都需要我们去观察、思索、实践、选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要与同学们共同探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

本课程的结构分成三大部分:思想、道德、法律。贯穿两条主线:内在的人格塑造即思想道德法律修养,外在的社会规范即道德和法律规范,追求内在的人格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统一,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课程的第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分别从理想与信念、爱国主义和人生意义和价值入手,探讨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理想与信念,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凝聚力,也是个人发展的原动力。我国社会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个人而言,“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同学们的人生刚起步,在事业、工作和生活方面都有粗略的目标和追求。如何发掘个人的潜质并使之与社会的共同理想结合,这是人生的重大课题。爱国主义是理想信念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的集中体现。爱国的思想与情感,同学们大都具备,但需要将朴素的情感理性化,惟其如此,才能在人生的风浪中矢志不渝。在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什么是爱国、该怎样爱国?这是值得探讨的新课题。人生观价值观虽然抽象枯燥,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已的一言一行诠释自已的人生观价值观。人该怎样活着?这是千百年来恒久的课题;一个人与他人如何相处、个人与社会该怎样相融、个人的身与心如何协调统一,是我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事业上的成就,生活中的幸福,无不来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之亦然。

第二部分探讨道德修养问题。古今中外,受时代、民族、阶级的局限,道德内涵各有所不同,然而通过道德规范推动社会有序向善这是不二的法则。各个国家与民族相互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优秀道德。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形成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学生的素质,既体现在科学文化素养上,又体现在道德修养上。良好的道德品格是人生幸福的源泉,也是个人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我们需要通过对社会道德的认知和践行,塑造我们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的良好品格。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贯穿人生始终的大课题。

第三部分是有关我国法律的基本思想和基础知识,主要了解宪法、民法及刑法的相关知识。法律不仅是对我们行为的外在约束,更是我们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为了维护自由;法律不是我们的对立面,而是我们的朋友。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的框架结构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刑法是关于犯罪的制度,通过打击犯罪维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权益。我国社会日益走向法治化,法律伴随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养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着极大的意义。

提高思想道德法律素养,是知、信、行的结合,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一个学期每周几个课时,是远不够的。我们试图通过课堂内外教与学的互动,引发同学们探讨、思考这些人生旅途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选取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案例,希望给同学们一些启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成功的路是自已走出来的,幸福的生活靠自已创造,良好的品格是长期塑造的结果。让我们为国家、为家庭、为自已,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经典与导读

世界是你们的

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选自《毛泽东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第14~15页)

对全国青年的希望

江泽民

在这里,我向北大同学和所有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向全国各界青年提出几点希望。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首先要刻苦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是成才的重要前提。要学有专长,同时努力拓宽知识面,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和提高自已。求知与修养相结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没有好的思想品德,也不可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也就难以大有作为。青年时期注重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已一生的奋斗和成就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作用。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要健康成长,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青年人要立志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磨炼意志,砥砺品格,把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成就一番事业的经验总结。

希望你们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青年人富有遐想和抱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是青年的特点,也是优点。但需懂得,个人的抱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只有把它同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用自已的知识和本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才能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如果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必将一事无成。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全国各族青年展示才华,实现志向,提供了广大的舞台。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是幸福的。广大青年一定要虚心向革命先辈和人民群众学习,在为祖国的竭诚奉献中焕发出青春的绚丽光彩。

希望你们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青年人要有理想,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是非常艰巨的事业。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挑战。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要有坚韧不拔的充分思想准备,取得成绩时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时不气馁悲观。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历史的胜利与成功,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艰苦奋斗的人们。

祖国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的未来也是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希望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勇于开拓,向着新世纪前进,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5月5日)

导读

少年强则中国强

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也对青年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厚望和要求。青年代表着祖国的未来,青年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我们只有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孔子论修养

1.“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注】质:内在的质朴。文:外在的文采。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即内外兼修,才能成为君子。

2.“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4.“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注】弘毅:志向高,意志坚。

6.“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注】戚戚:忧惧,忧伤。

7.“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注】德:有德之人。

8.“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注】得:贪求

9.“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注】求:求有多义。其一:追求;其二:要求;其三:寻找原因。

1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11.“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注】讷:谨慎

12.“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13.“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1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15.“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16.“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孟子论人生

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2.“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4.“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5.“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离娄上》

6.“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注】穷:不得志。达:得志。得己:自得。后人将“兼善”发展为“兼济”。

导读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儒家的伦理文化十分重视人格的修养、实践,并从不同方面对人格的形式、内涵,给予细致合理的探讨、阐发。这里选取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儒家理想中的道德人格就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的统一,就是孔子所言的“文质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人格体现了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在君子人格上,孔子侧重于“仁”,孟子侧重于“义”。为培养君子人格,儒家主张博学、慎思、躬行的修养方法,提倡进行道德修养和立身治世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讳言,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但它又超越了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在当代中国、当今世界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具有永恒的世界性价值。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也为现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我们今天学习儒家思想,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帮助。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又见“独秀文存”卷1)

导读

青年如初春《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陈独秀认为“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是否是新青年要看其头脑中装的是新思想还是旧观念。他为此提出了新青年的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应当是独立、进取、开放、脚踏实地、富于理性的一代人,这个国家,也应当是独立、进取、理性、开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会自动地从中国的传统中长出,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努力。

热爱生命

杰克·伦敦

他一步也没有停。他像发疯似地拼着命,不顾疼痛,匆匆登上斜坡,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比起那个瘸着腿,一瘸一拐的伙伴来,他的样子更显得古怪可笑。可是到了山头,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寸草不生的浅谷。他又和恐惧斗争着,克服了它,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蹒跚地走下山坡。

谷底一片潮湿,浓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紧贴在水面上。他走一步,水就从他脚底下溅射出来,他每次一提起脚,就会引起一种吧咂吧咂的声音,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不肯放松。他挑着好路,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走过一堆一堆的、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

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却没有迷路。他知道,再往前去,就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枞树,当地的人把那儿叫作“提青尼其利”——意思是“小棍子地”。而且,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溪水不是白茫茫的。

溪上有灯心草——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但是没有树木,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这条溪是向西流的,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那里,在一条翻了的独木船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小坑,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还有钓钩、钓丝和一张小鱼网——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同时,他还会找到面粉——并不多——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

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接着,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南方划,一直朝南,直到麦肯齐河。到了那里,他们还要朝着南方,继续朝南方走去,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让湍流结冰吧,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他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站头,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

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他尽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

他不得不这样想,不然,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当那团模糊的像圆球一样的太阳慢慢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他一再盘算着在冬天追上他和比尔之前,他们向南逃去的每一寸路。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和赫德森湾公司站头上吃的东西。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日子,那就更不止两天了。他常常弯下腰,摘起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把它们放到口里,嚼几嚼,然後吞下去。这种沼地浆果只有一小粒种籽,外面包着一点浆水。一进口,水就化了,种籽又辣又苦。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份,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种不顾道理,不顾经验教训的希望,耐心地嚼着它们。

……

这个人喝下热水之後,觉得自已可以站起来了,甚至还可以像想象中一个快死的人那样走路了。他每走一两分钟,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他的步子软弱无力,很不稳,就像跟在他後面的那只狼一样又软又不稳;这天晚上,等到黑夜笼罩了光辉的大海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大海之间的距离只缩短了不到四哩。

这一夜,他总是听到那只病狼咳嗽的声音,有时候,他又听到了一群小驯鹿的叫声。他周围全是生命,不过那是强壮的生命,非常活跃而健康的生命,同时他也知道,那只病狼所以要紧跟着他这个病人,是希望他先死。早晨,他一挣开眼睛就看到这个畜生正用一种如饥似渴的眼光瞪着他。它夹着尾巴蹲在那儿,好像一条可怜的倒楣的狗。早晨的寒风吹得它直哆嗦,每逢这个人对它勉强发出一种低声咕噜似的吆喝,它就无精打采地呲着牙。

太阳亮堂堂地升了起来,这一早晨,他一直在绊绊跌跌地,朝着光辉的海洋上的那条船走。天气好极了。这是高纬度地方的那种短暂的晚秋。它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也许明後天就会结束。动作很慢。他好像半身不遂地哆嗦着。等到他预备去收集干苔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已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试了又试,後来只好死了这条心,他用手和膝盖支着爬来爬去。有一次,他爬到了那只病狼附近。那个畜生,一面很不情愿地避开他,一面用那条好像连弯一下的力气都没有的舌头舐着自已的牙床。这个人注意到它的舌头并不是通常那种健康的红色,而是一种暗黄色,好像蒙着一层粗糙的、半干的黏膜。

……

那条船离他不过四浬路,他把眼睛擦净之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同时,他还看出了一条在光辉的大海里破浪前进的小船的白帆。可是,无论如何他也爬不完这四浬路。这一点,他是知道的,而且知道以後,他还非常镇静。他知道他连半浬路也爬不了。不过,他仍然要活下去。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後,他居然会死掉,那未免太不合理了。命运对他实在太苛刻了,然而,尽管奄奄一息,他还是不情愿死。也许,这种想法完全是发疯,不过,就是到了死神的铁掌里,他仍然要反抗它,不肯死。

他闭上眼睛,极其小心地让自已镇静下去。疲倦像涨潮一样,从他身体的各处涌上来,但是他刚强地打起精神,绝不让这种令人窒息的疲倦把他淹没。这种要命的疲倦,很像一片大海,一涨再涨,一点一点地淹没他的意识。有时候,他几乎完全给淹没了,他只能用无力的双手划着,漂游过那黑茫茫的一片;可是,有时候,他又会凭着一种奇怪的心灵作用,另外找到一丝毅力,更坚强地划着。

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现在,他能够听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慢慢地向他逼近。它愈来愈近,总是在向他逼近,好像经过了无穷的时间,但是他始终不动。它已经到了他耳边。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像砂纸一样地磨擦着他的两腮。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了出来——或者,至少也是他凭着毅力要它们伸出来的。他的指头弯得像鹰爪一样,可是抓了个空。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他没有这种力气。

那只狼的耐心真是可怕。这个人的耐心也一样可怕。

这一天,有一半时间他一直躺着不动,尽力和昏迷斗争,等着那个要把他吃掉、而他也希望能吃掉的东西。有时候,疲倦的浪潮涌上来,淹没了他,他会做起很长的梦;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不论醒着或是做梦,他都在等着那种喘息和那条粗糙的舌头来舐他。

他并没有听到这种喘息,他只是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只手舐去。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扣紧了;狼正在尽最後一点力量把牙齿咬进它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就在狼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无力地掐着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一下把狼抓住五分钟之後,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可是他的脸已经紧紧地压住了狼的咽喉,嘴里已经满是狼毛。半小时後,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慢地流进他的喉咙。这东西并不好吃,就像硬灌到他胃里的铅液,而且是纯粹凭着意志硬灌下去的。後来,这个人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捕鲸船“白德福号”上,有几个科学考察队的人员。他们从甲板上望见岸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正在向沙滩下面的水面挪动。他们没法分清它是哪一类动物,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就乘了船旁边的一条捕鲸艇,到岸上去察看。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动物,可是很难把它称作人。它已经瞎了,失去了知觉。它就像一条大虫子在地上蠕动着前进。它用的力气大半都不起作用,但是它老不停,它一面摇晃,一面向前扭动,照它这样,一个钟点大概可以爬上二十尺。

……

这个人躺在捕鲸船“白德福号”的一个铺位上,眼泪顺着他的削瘦的面颊往下淌,他说出他是谁和他经过的一切。同时,他又含含糊糊地、不连贯地谈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了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以及桔树和花丛中的他的家园。

没过几天,他就跟那些科学家和船员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饭了,他馋得不得了地望着面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焦急地瞧着它溜进别人口里。每逢别人咽下一口的时候,他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深深惋惜的表情。他的神志非常清醒,可是,每逢吃饭的时候,他免不了要恨这些人。他给恐惧缠住了,他老怕粮食维持不了多久。他向厨子、船舱里的服务员和船长打听食物的贮藏量。他们对他保证了无数次,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仍然会狡猾地溜到贮藏室附近亲自窥探。

看起来,这个人正在发胖。他每天都会胖一点。那批研究科学的人都摇着头,提出他们的理论。他们限制了这个人的饭量,可是他的腰围仍然在加大,身体胖得惊人。

水手们都咧着嘴笑。他们心里有数。等到这批科学家派人来监视他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了。他们看到他在早饭以後萎靡不振地走着,而且会像叫化子似地,向一个水手伸出手。那个水手笑了笑,递给他一块硬面包,他贪婪地把它拿住,像守财奴瞅着金子般地瞅着它,然後把它塞到衬衫里面。别的咧着嘴笑的水手也送给他同样的礼品。

这些研究科学的人很谨慎。他们随他去。但是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研究科学的人说,他会恢复常态的;事实也是如此,“白德福号”的铁锚还没有在旧金山湾里隆隆地抛下去,他就正常了。

(选自杰克·伦敦:《热爱生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06年1月)

导读

生命的赞歌

杰克·伦敦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约50卷作品,《热爱生命》是其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热爱生命》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西部的淘金者在返回途中被朋友抛弃了,他独自跋涉在广袤的荒原上。冬天逼近了,寒风夹着雪花向他袭来,他已经没有一点食物了,而且他的腿受了伤,鞋子破了,脚在流血。他只能歪歪斜斜地蹒跚在布满沼泽、丘陵、小溪的荒原上,非常艰难地前行着。就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匹狼。他发现这匹病狼跟在他的身後,舔着他的血迹尾随着他。就这样,两个濒临死亡的生灵拖着垂死的躯壳在荒原上互相猎取对方。为了活着回去、为了战胜这匹令他作呕的病狼,在人与狼的最终战斗中人获得了胜利,他咬死了狼,喝了狼的血。他终于获救了,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在《热爱生命》这篇短篇小说中,杰克·伦敦甚至没有赋予这位淘金者一个具体名字,“他”是一个脆弱而又坚韧的抗争者。杰克·伦敦描述这段生命奇迹的意图并不在于塑造一个“强人”,而是着力表现人在绝境中所爆发出来的生命能量。杰克·伦敦赞美勇敢、坚毅和爱这些人类的高贵的品质,他笔下那“严酷的真实”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病榻上,曾特意请人朗读小说,其中就有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给予这部小说很高的评价。

关于同情

亚当·斯密

不论你可以认为人是多么的自私,然而在他的天性中都明显地有着某种情感,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需要他人的幸福,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看了感觉愉快以外。属于这一类的天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它是当我们及其生动地看到或生动地想象到他人的痛苦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感情。我们时常由于看到他人的悲伤而悲伤,这是一个无需任何例证的十分明显的事实。因为这种情感像人类天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它决不局限于有道德的和仁慈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受得最深刻和最细腻。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最冷酷的罪犯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一点同情心。

……

当不幸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能够向他倾诉自已悲痛的人时,他们是感到如何的宽慰啊!他们仿佛把他们痛苦的一部分分给了作为听众的他:可以恰当地说,他与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不仅感到了一种与他们所感受的相同的痛苦,而且他仿佛从中分走了一部分痛苦,仿佛减轻了他们所感受的重压。而且他们通过讲述自已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会重新记起他们的悲痛。于是他们的泪水流得比以前更快了,他们只想尽情地大哭一场。他们在这一切中得到快慰,而且他们明显地感到通过这一哭轻松了许多。因此,对不幸的人们的灾难表现冷淡是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残酷的打击。对我们同伴的快乐置若罔闻只不过是没有礼貌;当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的苦恼时,不表现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则是真正的十足的非人道。

……

由于在任何一个事件中主要当事人都高兴能看到我们对他的同情,而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就感到受了伤害。所以在我们能够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高兴;而不能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受了伤害。我们不仅爱向成功者祝贺,而且也乐于安慰受折磨的人。我们从与内心情感上我们所同情的人的谈话中得到的乐趣,似乎远远补偿了我们在看到他的处境时所给我们的悲伤和痛苦。相反,我们还总是会因为不能同情他而感到不快;我们并不会因为免除了这种同情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反而因为我们不能与他分享痛苦而感到受了伤害。

(选自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12页)

导读

乐于同情

亚当·斯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名声如雷贯耳。他在其《国富论》一书中指出,自私是人的天性,市场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後会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亚当·斯密还是一个伦理学家。他在其著作《道德情感论》中揭示并阐述了人性的另一侧面:同情。可以说,《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是姊妹篇,是斯密对于人性的互为补充的两个不同侧面的深入探究和揭示,也是我们全面把握亚当·斯密的思想所必读的两本书。

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指出,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天性。他认为,不仅悲伤者会因为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减轻自己的悲伤,人们在给予他人以同情时也能感受到快乐。

当然,天性也是需要後天加以发掘、培育的。愿我们的同情之天性能开出更艳丽的花朵,结出更美好的社会和谐之果。

致傅聪

傅雷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孩子,八月二十日报告的喜讯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我们要祝贺你,祝福你,鼓励你。希望你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信心、虔诚,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随时向一二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讨教,(你在伦敦已有一年八个月,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深思熟虑,然後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只要你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已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已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有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後的生活如何。眼前双方先学习相互的尊重、谅解、宽容。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道love,love,love![爱,爱,爱!]的人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love,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love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有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後维持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後来完全是一种知已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痛苦。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生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自已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已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已,先改自已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算白白吃苦。总的来说,尽管指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你还记得巴尔扎克那个中篇吗?奥诺丽纳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但只是少数),特别敏感,你回想一下自已,就会知道对付你的爱人要如何delicate[温柔],如何discreet[谨慎]了。

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更严肃了;就在这考验时期,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要对婚後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庄严、虔敬的心情!

(选自《傅雷家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0~61页)

导读

爱的传递

本篇选自《傅雷家书》。它是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1960年写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傅雷先生对傅聪报告“有了爱人”的来信的回复。傅雷先生给儿子以热烈的祝福,并且谈了他对家庭、夫妻、爱情等问题的看法。在这封信中,傅雷先生以温厚的天性、开阔的胸襟,对家庭、对爱人的责任心,对他人的尊重都跃然纸上。他将对自己的家庭、对亲友、对人类的爱通过这薄薄的一张纸,传递给了他的儿子。

傅雷先生对傅聪的教诲对于今天即将进入社会,选择爱人,建立家庭的青年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傅雷先生对待子女的那种平等、宽厚心态,他给儿子写信时那种如同挚友的促膝谈心,丝毫没有长辈架子的那种口吻对我们今後处理与子女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我们在这封信阅读中感受到了傅雷先生的爱,这种爱将通过我们传递给我们周围的所有人。

道德准则十三条

富兰克林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二、缄默——不说于人于已不利的话,不作无谓交谈,更不和人说空洞、无聊的废话。

三、秩序——何处放何物,何时干何事,都要心中有数,按部就班,决不随心所欲,蛮干瞎干。

四、果断——该做的事一定要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五、节俭——钱花在对已对人有利之处,决不浪费。

六、勤奋——珍惜一切时间,用于有益之事,不搞无谓之举。

七、真诚——决不能有损人利已的欺诈行为,心存良知,为人正直,讲话实在。

八、正直——承担起自已责任内应做的好事。任何事情,只要别人会因此蒙受不利,就不要进行,宁可自已付出代价。

九、中庸——不走极端,别人的行为有损于自已时,要善于克制。

十、清洁——身体、衣服、住宅,不容有不洁之处。

十一、宁静——不为区区琐事心境不宁。无论是寻常事故或不可避免的意外不幸,都要镇定处理。

十二、贞洁——对妻子忠贞不二,行正言正,决不做有损于自已和别人的平静与声誉之事。

十三、谦逊——以耶稣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榜样,学习他们的谦逊精神。

(选自《本杰明·弗兰克林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导读

走向高尚的唯一途径

毛泽东曾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因为人既有同情、善良的潜质、也有自私、残暴的天性;社会既有引人向善的氛围,也有使人作恶的诱惑。因此,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确实是很难的。

在欧美享有极高声望、被称作“美洲的完人”的富兰克林认为,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只能是一个目标,一个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只要人们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过了、努力过了,既使称不上是“完人”,也总比那些一天到晚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人要强得多。他曾作比喻道,“这就像那些临帖写字,想要达到完美境地的人那样,虽然他们如愿地达到字帖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由于不懈努力,运笔娴熟起来,写的字隽秀漂亮,清楚可读,也算差强人意了。”富兰克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上述十三条道德准则,就是富兰克林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将这十三条道德准则记在本子上,经常逐项对照自己,时刻提醒自己。终其一生,无论走到哪里,富兰克林都带着这个小本子。道德准则十三条永远是他做人的规范,行为的镜子。

通过修养才能走向高尚,经过努力才能趋近完美。案例精选

走进大学校园

该如何适应新环境

陈媛媛是某大学的大一新生,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难题——从小就有独立空间的她不习惯四个人同住一个宿舍。当晚她就在集体的怀抱中失眠了。这仅是开始,陈媛媛中学时成绩比较好,老师同学对她总是另眼相看,心理上有很大的优越感。但进入大学後,几次测验下来,许多同学的成绩都比她好,她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埋怨自已太笨。最大的困惑是如何与室友相处。陈媛媛是一个朴实的女孩,那些所谓时尚的玩意跟她很少搭边。因此,当她与同学特别是室友交谈时经常听不明白她们在说的词和事,她想附和她们,但又不愿违背自已要保持点个性的原则。渐渐地她对室友谈论的话题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但想到大家还要在一起生活四年,关系不能弄得太僵,不得不按下骨子里的一点清高,以至于她害怕在宿舍里,害怕与室友聊天。

丑小鸭与白天鹅

小莉是大一新生,长得不好看,曾经为此十分自卑。

下面是她的自白:

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我还没有真正感受到一个人的长相到底对自已有多大影响。可是到了大学之後,看着那些穿着艳丽的女生们快乐地在校园里走过,看着那些男生围着漂亮的女生转,我心里着实有些不是滋味。我知道自已长得难看,不会有男生喜欢我的。同学不爱与我交朋友,老师不喜欢我,一些文娱活动没有人通知我参加……这每每让我自卑不已。在现实中我没有美丽的容貌,我就在网络中实现。我冒充靓女进入网络聊天室,总能引来一些“俊男”与我交谈,满足自已的虚荣心。但下网後,我感到非常空虚,毕竟那只是对真实生活的逃避。于是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重新归于平淡,但平平淡淡才是真。既然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已的容貌,但我可以发展别的东西呀。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开放的,我不满足于仅仅学习本专业知识,还不断发展自已的文学特长,并且参加了各种社团,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了一段时期,我的性格变得开朗,做事充满了热情,班上的同学逐渐接受认同了我。选我当了班干部,我组织的各项活动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我外表不美,但是我可以让同学们感受到我的心灵在微笑,我在以自已的热忱和真诚感动每一个人,我的生活变得很精彩。

付出的快乐与苦恼

小芳和同寝室的英子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因为要参加一个外语辅导班,小芳晚饭经常不在学校里吃,就让英子帮忙提热水。可是有一天小芳回来後,英子突然问小芳可不可以中午自已提水,说如果总是这样她觉得很麻烦。虽然小芳确实可以自已做的,可她觉得有什么事情请英子帮忙很自然。英子家庭条件不太好,她们在一起消费时小芳就经常抢着付账,比如吃饭、看电影、乘车什么的。小芳觉得自已这么照顾英子,她却连这一点忙都不肯帮,感到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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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气质

气质是心理活动的动态特征,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脾气”、“秉性”相近。它包括心理活动的速度(如语言、感知及思维的速度等)、强度(如情绪体验的强弱、意志的强弱等)、稳定性(如注意力集中时间的长短等)和指向性(如内向性、外向性)。气质是人格特征的自然风貌,它的成因主要与大脑的神经活动类型及后天习惯有关。气质类型通常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

在人群中,典型的气质类型者较少,更多的人是综合型。多血质和胆汁质的气质类型易形成外向性格;黏液质和抑郁质的气质类型的人一般较文静和内向。

1.多血质

神经特点:感受性低;耐受性高;不随意反应性强;具有可塑性;情绪兴奋性高;反应速度快而灵活。

心理特点:活泼好动,善于交际;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情绪和情感容易产生也容易变化和消失,同时容易外露;体验不深刻。

合适的职业:导游、推销员、节目主持人、演讲者、外事接待人员、演员、市场调查员、监督员等。

2.胆汁质

神经特点:感受性低;耐受性高;不随意反应性强;外倾性明显;情绪兴奋性高;控制力弱;反应速度快但不灵活。

心理特点:坦率热情;精力旺盛,容易冲动;脾气暴躁;思维敏捷,但准确性差;情感外露,但持续时间不长。

适合职业:管理工作、外交工作、驾驶员、服装纺织业、餐饮服务业、医生、律师、运动员、冒险家、新闻记者、演员、军人、公安干警等。

3.黏液质

神经特点:感受性低;耐受性高;不随意反应性低;外部表现少;情绪具有稳定性;反应速度快但不灵活。

心理特点:稳重,考虑问题全面;安静,沉默,善于克制自己;善于忍耐;情绪不易外露;注意力稳定而不容易转移,外部动作少而缓慢。

适合职业:外科医生、法官、管理人员、出纳员、会计、播音员、话务员、调解员、教师、人力人事管理主管等。

4.抑郁质

神经特点:感受性高;耐受性低;随意反应性低;情绪兴奋性高;反应速度慢,刻板固执。

心理特点:沉静、对问题感受和体验深刻、持久;情绪不容易表露;反应迟缓但深刻;准确性高。

适合职业:校对、打字、排版、检察员、雕刻工作、刺绣工作、保管员、机要秘书、艺术工作者、哲学家、科学家。

点评

以上几个案例是大学新生经常遇到的。大学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与高中阶段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同学甚至是初次离开家门,独立生活。因此,大学新生出现生活上、学习上以及交友上的种种困惑是自然的,这也是成长的烦恼。关键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顺利度过这一困惑期。

出国归国 报效祖国

1978年,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恢复从中国青年学者中挑选访问学者颁授研究奖学金。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路甬祥把自已的论文摘译成英文,寄送给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的巴克教授,并希望以“电液比例控制或容积控制”作为进修方向。五个月後,路甬祥被德方遴选委员会选中了。

出国前,中科院的一位领导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就像是一批种子,是国家挑选出来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回来後要立志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此时的路甬祥热血沸腾,感觉到了自已肩上的责任之重。他为此赋诗一首,以表心志:“年逾三十学专长,远涉重洋赴异乡。莫道在德一孤燕,背後自有十亿人。慈母嘱托记心间,万里徵途不怕难。”

从踏上欧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觉到了自已所肩负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更感到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路甬祥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语言关,紧接着他进入了液压研究所学习。

这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所,到此进修的一般都是各国青年科学家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研究所尊重个人的兴趣,头两个月不安排你做什么事情,目的是为了让你选择适合自已的项目。此时的路甬祥迸发出了强烈的工作热情。他等不及了,主动提出要做电液控制实验。导师给了他半年时间,让他先将数学模型搞出来。由于报国心切,工作中他分秒必争。德国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而他每天却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德国人周末外出度假去了,而路甬祥却仍埋头在实验室,多少次在实验室度过不眠之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搞出了数学模型,而且是用新的原理解决问题。研究所的专家认为这是个发明,给他报了专利。从此,研究所上上下下都对他这个“红色中国人”刮目相看。

此後,路甬祥又陆续在德、美和欧洲专利局登记了多项专利,经专家多次论证复核,这些新技术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发明人而载入了技术史册,再一次引起了德国液压界的轰动。当时,即使是德国液压界公认的权威机构——巴克教授的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原先五年内也只申请了两项专利,而因为路甬祥的勤奋努力工作,他们又得到了四项!

路甬祥信心倍增,乘胜前进。两年期间,他又研究出了好几项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後来被日本、欧洲的大学和工程界收入了科研教材和技术手册。一时间,鲜花和掌声纷纷投向了路甬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路甬祥两年的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他的导师巴克教授热情地挽留他,德国的几家大公司也竞相高薪聘请他留下。此时,路甬祥回国的决心毫不动摇。在德方为他举行的挽留会上,他动情地说:“我知道,二次大战後德国80%的建筑物被摧毁了,可是,在战後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振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参加“四化”建设,德国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深深激励着我要尽快回到自已的祖国去……如果一个人成功後不能为自已的祖国出力,那个人生活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1981年9月,路甬祥回到了祖国,刚回来时,工作条件等各方面都比较差。浙江大学的领导和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各方面都很关心路甬祥,为他创造科研条件。路甬祥把基金会给的一部分经费拿了出来,大家又凑了一部分外汇,从德国买来了一部分仪器设备,为回国後初期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路甬祥很快在初期的科研中崭露头角。他在浙江大学主持创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暨我国第一批博士後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他领导的这个实验室,不仅做得好,发展也比较快,吸收了各方面人才,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

1985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刘丹找路甬祥谈话,他说,学校急需能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的人才,希望他能出任副校长,负责分管教学管理方面的工作。当时,一心扑在科研上的路甬祥想推辞此事,但老校长的一番真诚劝说使他最终接下了这个重任。两年後,46岁的路甬祥担任了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之後,路甬祥又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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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1943年,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分成了5个等级,这5个等级的需求是逐层递进的。其中,较低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只有这些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需求也能觉醒,才能扩大。5个等级的需求如下:

1.生存需要

如吃、喝、住处。

2.安全需要

包括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如不受盗窃和威胁,人身不会受到伤害,职业有保障,有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等。

3.社交需要

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依附于群体,人际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赞许。

4.尊重需要

包括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内在的自尊心。

5.自我实现需要

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

点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现了“出国热”,许多人去国外求学工作。与今天的“海归热”不同,由于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们中的一些人因留恋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滞留不归,也有许多人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路甬祥是归国学子中的杰出代表。他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把个人的才华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道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舞台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

姚明:爱国不是具体的某件事

姚明是中国体育历史上国际影响力最大的运动员之一,但他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他是靠着自已的努力、智慧、坚韧的职业体育精神,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球场上的姚明,他刻苦训练,顽强拼搏,提高球技;球场外,他注意自已的形象和言谈举止,善待他人,严格要求自已。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上,关于他的负面新闻都是0,作为一名在美国打球受到全世界注目的中国人,这样的表现就是在为自已的祖国赢得尊敬和赞誉。

姚明的身价也在节节攀升。今年年初,由中国品牌研究院专业评估发布的《2006中国个人品牌价值百强榜》中,姚明以1.1331亿元的个人品牌价值排在总榜第一位。据说他最近拒绝了丰田开出的1.6亿元的广告价码,理由是“没有理由”,这被看成是姚明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但这样的表现其实并不代表爱国与否,姚明的爱国情怀是从他出国去NBA打球後就贯穿始终的。从2002年进入NBA到2008年,凡是涉及到中国男篮的重大比赛,姚明都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

在接受《休斯敦纪事报》采访时姚明说:“在我来NBA之前,我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国家队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我来到NBA之後,这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目标。只要能让我进国家队,不给我报酬没关系,没有球迷我也不在乎,甚至让我当板凳球员都行。因为能为国家而战是一种荣誉。我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时是17岁,第一天拿到球衣时,我像模特一样在镜子前摆弄它。球衣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大,但能把我的名字印在上面是一种荣誉。”

姚明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心的优秀运动员。2008年汶川大地震,尽管他当时是伤病在身,但是他几次积极参加对灾区的捐款活动,个人累计捐款达200万元。他还深情地向NBA和一些赞助商呼吁,希望他们也能加入到对四川灾区的援助中去。

姚明有13大伤处,曾18次受伤,6上手术台,姚明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他时刻牢记的是祖国的召唤,他永远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说:不参加北京奥运将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为了参加北京奥运,他在伤病并不是完全好利落的情况下,就积极投入到了训练场上,为的是能够尽快地把自已的状态调整、恢复到最佳。在北京奥运会上,姚明率领中国男篮经过奋力拼搏,又一次打进前八名,再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点评

姚明曾入选“感动中国——2002年度十大人物”,入选理由: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NBA的历史人物。姚明精湛的球技、球场内外良好的品格作风、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美国塑造了优秀的中国人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爱国敬业的美好形象,成为许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自然也成为各个赞助商追逐的对象。姚明实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的统一。

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

吴奇修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进入北京大学後,他的理想是将来成为一名教授,大三时他已经为考研做准备了。1986年7月,吴奇修与班上几个同学回家乡湖南省涟源县搞调研,深切感受到了家乡人才的匮乏。暑期结束後,县领导又到北京邀请就读于北大、清华的家乡学子座谈,恳请大家毕业後回家乡工作。1987年,在人们一片“傻子、糊涂蛋”的议论中,吴奇修毅然回到家乡,开始在涟源计委工作,负责经济协作和对外招商引资。1991年,他出任桂花乡民主村扶贫工作组组长,目睹了当地农民的极端贫困,决心用自已的知识改变那里的贫穷。1995年,吴奇修主动请求到涟源县的贫困村石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开始了自已的创业生涯。1996年的大年三十,吴奇修邀请了20多位回村过年而在外经商的石门人,参加振兴石门座谈会。会上,吴奇修详细讲述了自已对发展石门经济的整个计划和面临的困难,恳请大家为石门的发展献计献策、回乡办厂、出钱办厂,并把自已积攒下来准备买年货的2000元捐献出来,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他这次为石门争取到了120万元资金,改造了通向村外的公路,并拓直了河道减少了洪灾。道路两旁建起了店面房供出租,增加了村里的收入。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在外经商的石门人回乡投资。到1996年,村里已引进了5家企业,总产值达到1.5亿元,石门村一年脱贫。为了使村里经济更快发展,吴奇修开始到外面寻访投资项目。他曾千里迢迢到乌鲁木齐、深圳、北京等地去跑资金、找技术、找市场。在吴奇修的带领下,石门村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480元增加到8600元,在当地率先实现现代化,成为“全国文明村”,而吴奇修本人则在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被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点评

吴奇修大学毕业后,不眷恋大城市,毅然回到贫穷的家乡,致力于家乡的建设与致富。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说明了我们只有将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之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让自己的才华有更大的用武之地,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许多大学生抱怨就业难、创业难的今天,吴奇修的事迹对我们是很有启迪。

百折不挠的洪战辉

1982年,洪战辉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东夏镇洪庄村。12岁那年,父亲疯了,殴打母亲,摔死了妹妹。医院诊断父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不久,父亲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抱回家,贫寒的家庭难以承受哺育小女孩的花费,可他对母亲说:“不管怎样,我不送走这位小妹妹了……你们不养,我来养着!”小孩子留下了,洪战辉给她起名为洪趁趁,小名“小不点”。

第二年,母亲因为无法忍受父亲发病时无缘无故地毒打,离家出走。

13岁的洪战辉开始承担了家庭的重担。抚养尚不会走路的妹妹,伺候病情不稳定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那时,洪战辉已到西华县东夏亭乡中学读初中,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他在学校期间,把小不点放在什么地方成了他心中的一个难题,如果放在家里,患病的父亲会不会伤害小不点?于是,洪战辉找到邻居,让邻居帮忙在他上学期间照顾小不点。在读初中的三年中,洪战辉无论是在早上、中午还是下午、晚上,都要步行在学校和家之间,及时照顾小不点吃饭。

1997年,洪战辉顺利地完成了初中学业,成为东夏镇中学考上河南省重点高中西华一中的三个学生之一。假期里,洪战辉怀揣着50元钱冒着炎炎烈日外出寻工。在西华县城,他脏兮兮的模样引起了一个中年人的同情,他在那位中年人承建的装雨棚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传递钉枪的工作。一个暑假,他挣了700多元。

这年9月1日,洪战辉到西华一中报到了。他在人家给的1000元中留下500元给了父亲当药费,用馀下的加上这个假期里打杂工所挣的钱,交了学费。高中的学习压力尽管很大,但洪战辉仍然挂念着小不点。在逐渐安定下来後,洪战辉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从家里面把小不点接到了身边,自此,洪战辉开始如上初中一样,每天奔跑在学校与住处之间。一早,他要让小不点吃早点,再交代她不外出,然後上学。中午和晚上,他从学校打了饭,带回住处与小不点一起吃。

来到县城读书,一切开支都大了起来,洪战辉知道,如果失去了经济来源,父亲的病情好转、弟弟与妹妹的生活以及自已美好的理想都是空谈,打工挣钱成了洪战辉繁重的学业之处最大的任务。从此,洪战辉在校园里,利用课馀时间卖起了圆珠笔、书籍资料、英语磁带,用微薄的收入来负担整个家庭的生活。

尽管这样,因父亲需要照顾,洪家又欠了很多外债和人情,洪战辉不得不休学打工救急。在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二个年头,他挥泪告别了难舍的校园。回到家里,他收拾农田,照顾父亲,闲暇的时候教妹妹识字,并在农闲的时候出门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後来,在西华一中曾经执教过洪战辉的秦鸿礼老师调到西华二中。秦老师一直在关心着洪战辉的事情,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後,他就让一个了解洪战辉情况的学生给洪战辉捎信:希望能洪战辉能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在秦老师的帮助下,洪战辉重新回到了学校。不过,当时二中的高中部是新建的,只能从高一读起。于是,洪战辉成了西华二中的一名高一新生。

洪战辉又把小不点带在身边,小不点到了上学年龄了,秦老师帮助他在二中附近找了所小学,小不点也开始上学了。从此,辅导“小不点”的学习又成了洪战辉每天要做的事情。

为了生计,他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早上帮助老板洗碗碟,每月老板支付30元工钱,并且可以吃上一顿早餐,中餐他一般不吃,晚上就喝一点稀饭。有时周末,他还要赶回家中浇灌全家人赖以生计的8亩麦地。

後来,他看到学生对复习资料的需求量很大,就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坐车到郑州批发图书回学校来卖。为了节省成本,从汽车站到郑州西郊的郑州图书城,他都是用2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过去,然後乘车返回。由于他的情况大家有所了解,再加上诚信经营,他的生意很是红火,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来他这里购买图书。

怀着不屈的信念,2003年6月,洪战辉走进了高考考场。以490分的成绩被怀化学院经济管理系录取。可5000元的学费和妹妹的照顾让他很是作难!利用这个假期,他在一弹簧厂打工得了1500元。

他把小不点托付给了大娘,自已扛起装有100多公斤弹簧的袋子上了火车,来到了湘西山区的怀化学院。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将这些弹簧卖给了一家制造捕鼠器的制造商,将所得的2000多元钱交到了学校。为了生活,他在学校卖起了电话卡、圆珠笔芯,在怀化电视台《经济E时代》栏目组拉过广告,并且给一家“步步高”电子经销商做起了销售代理,每月下来也有600多元,仅够全家的勉强生活。

他的故事逐渐地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推选他为学院市场营销协会的会长,并自发地帮助他,系领导得知他的真实情况後,发起了捐款活动。当系领导将捐款3190元交给洪战辉时,他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收下。最後学校将这笔捐款直接代交了他的学费。当系领导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时,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想带妹妹一起来上学!不是血缘却超越血缘的“兄妹”之情感动了怀化学院的领导,他们破例同意洪战辉将小不点接来,并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寝室,方便他照顾妹妹。随後,洪战辉来到学院附近的怀化市鹤城区石门小学,找到该校长,提出了妹妹插读的要求,校长同意了。

学校为洪战辉组织了捐款活动,可是他没有要这笔钱,他说:“比我困难的人有的是,更重要的是我已经知道了怎么去养活自已了。”

点评

洪战辉被评为“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颁奖词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另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担起了责任,就要撑起困境中的家庭,就要学会友善、勇敢和坚强,生活让他过早地开始收获,他由此从男孩开始变成了苦难打不倒的男子汉,在贫困中求学,在艰辛中自强,今天他看起来依然文弱,但是在精神上,他从来是强者”。

洪战辉的经历超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逆境和顺境都是人生旅程中不可回避的历程。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将逆境当作人生中的一所大学,自觉地把挫折和困境当作人生的历练,我们就能获得战胜命运、走向未来的力量。

深圳草根创业英雄

因特实名公司总裁——伍旭辉曾被认定是一个不合格的保险业务员,他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赚到了数百万元;他曾经是一个不知网络为何物的门外汉,却一跃成为知名企业的网络部经理;他带着不足3万元单枪匹马自行创业,却成为全国中文上网的营销先锋。他没有显赫学历,没有关系背景,没有巨额启动资金,但却是个永不放弃信念的不平凡人。

伍旭辉毕业不久便进了一家保险公司,成为推销人寿保险的业务员,他跟其他保险业务员一样开始了每天东奔西跑的生活,开始疯狂地拜访亲朋好友、各大商场、居民区,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几个月跑下来,人倒是跑得瘦了一圈,但是没有促成一单。为了生计而拼搏,他只得拼命地跑下去,一次次地去拜访客户……经过几个月的拼命,他以自已的真诚打动了不少客户,但距签约总是有着一步之遥。伍旭辉惊奇的发现,现在的客户都比较理性,基本上能够认同保险,也觉得有买保险的必要,他们不了解各种险种的细节及条款,他们比较在乎的是你能够给他比较出各大保险公司的各种险种一年交多少钱,利益保障有哪些,是否合算?这下,还真把伍旭辉难倒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因为,保险公司险种太多,光自已所在的保险公司的险种就有十多种,险种的随意组合就能组合出几十甚至上百种了,而自已对其他保险公司没有太多的了解,难以满足客户的这个要求。几个月下来伍旭辉的成绩还是零,只好辞职走人。後来,亚默尔向淘金者售水赚钱的故事触发了伍旭辉的灵感,我为什么不能赚保险推销员们的钱呢?要是能把这些险种的汇率表集合在一块,不就可以跟客户说得头头是道,签单也就指日可待了。伍旭辉坚信这个项目一定可以干,并且一定能赚到钱,就这样他自个儿开始张罗着干了起来。他千辛万苦地上门找各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谎称要买保险,把他们公司所有险种的汇率表收集在一起,然後再把各种各样的险种汇编成册,以挂靠朋友的文化传播公司的名义找到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出版。伍旭辉编的书很快出版了,保险汇率手册卖得出人意料的火。根据市场的需求,伍旭辉汇编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同一公司的不同险种汇编、几个主要竞争对手的险种汇编、所有公司的险种大全等等,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险种也跟着作相应的调整,每次修订後都有新市场。从1998年到2000年,伍旭辉的汇编的保险书一共卖出去近30万册。

1999年秋,此时网络刚刚兴起,在南京大学他生平第一次走进了网吧。作为网络门外汉的他,感觉到网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新奇与好玩的。他第一次在这块海阔天空的网络世界里遨游,也就是在这第一次上网时他发现了一个可免费注册域名的服务,出于好奇,他注册了一个一连串数字号码(因为刚在火车站看到的那块大大的广告牌上的服务电话特别好记,就这么用上了)作为“域名”。就在免费注册的域名三个月“保留期”将至时,伍旭辉接到了时下在中国鼎鼎有名的深圳润迅公司老总的电话,希望买下他注册的95800.com这个域名。伍旭辉真是又惊又喜,惊讶的是中国通信行业知名公司的老总亲自打给他电话,喜的是这个小小的域名可能值好几十万,一笔生意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经过与对方几番深入交流,伍旭辉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润迅高层并不打算通过高价购回,而是通过力邀伍旭辉加盟公司来取得这个以润迅服务热线的注册的域名。伍旭辉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南下深圳加盟润迅公司,并担任网络站经理一职,负责润迅公司互联网的新业务拓展。从此,伍旭辉开始真正认认真真地钻研网络技术,从一个网络门外汉成为一名专业的网络人士。伍旭辉凭借着认真的态度与勤奋的精神,他很快就融入公司的团队中,并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

中国虽然只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分支,但是却有8700万使用汉字的中国网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必须民族化,以方便本国人民的应用。2001年7月,3721网络实名这项可以方便中文上网的全新服务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推广,伍旭辉认为中文实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但在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的2001年,网络公司纷纷收缩战线,润迅也不例外。有商机岂能错过?于是伍旭辉决定自已做。2002年初,他辞去了润迅公司待遇优厚的工作,拿出3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自已的网络事业,正式成为3721一个普通的授权代理商,他的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深圳该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公司创业之初,租住在梅林村一个偏僻的民房里。当时公司的全部资产是一部价值400元的二手传真机、一台从旧货市场以900元购得的复印机及两台486电脑、两台普通家用电话机和3个员工。公司刚开业,伍旭辉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网络实名的推广需要的是众多的销售人员去跑客户,由于公司在民房里办公,招聘广告贴了好几次却就是无人问津,他只好既当公司总经理,又当起了公司业务员,主动跑出去谈客户。伍旭辉与他的团队无数次面对客户的拒绝与怀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就是抱着“永不放弃”的信念,第一个月销售额1万元,第二个月销售额达7万元,第三个月猛增至25万元……由于销售业绩不断猛涨,公司开张三个月後便搬出了民房,并且正式成为3721的深圳总代理,公司开始迈向新的台阶。伍旭辉边干边摸索且不断的总结,2003年,他将若干营销手段结合起来,发展了多个以网站业务为主的代理商,并很好地利用了直销与分销的各自优势,将公司的营业额在半年内由每月几万元提高到了每月近百万元,公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凭借完备的服务体系,因特实名已成功地帮助一万馀家深圳企业在互联网上推广自已的产品和服务。如今,伍旭辉领导的因特实名的员工接近100人,公司拥有100多个代理商、珠三角客户量已经突破一万多家,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伍旭辉与他的因特实名凭借网络实名、实名搜索项目已成为网络经济中的行业小巨人与领头羊,俨然是全国中文上网的营销先锋。因特实名由于其骄人的业绩和独特的运营模式,先後与著名网站3721、雅虎、搜狐、新浪、GOOGLE、百度等合作,为因特实名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点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没有桥就顺着河走”。做一件事情,当我们用一种方法难以奏效时,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角度。正如在大海上行船一样,也许我们无法改变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改变帆的方向。坚定的目标、宽广的视野、灵活的方式是成功的秘诀。

自强创业 享受人生

胡忠伟1976年出生于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94年考入沈阳大学。1995年,家境贫困的胡忠伟在当家教打工的时候,发现了儿童英语培训的巨大商机。他利用业馀时间创业,用3000元办起了仅有20名学员的“小学馆儿童美语班”。如今,小小的英语培训班,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上千万、员工400馀人的教育集团。在许多人眼里,胡忠伟的创业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不名一文的大学生,大学一年级下海创业,9年拼搏成为千万富翁,胡忠伟的创业经历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有人惊呼他简直就是“沈阳的比尔·盖茨”。

胡忠伟总结了自已四个创业“秘籍”。

1.转变心态

传统的择业观使人们总是把“宝”押在别人身上;自已所做的一切努力,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进而受到别人的重用,并借此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而创业的人要有意识地改变这样的心态,相信自已,认可自已,为自已所用!胡忠伟说:我早早就有了创业意识,并为创业长久地积蓄着各种条件。生长在农村的我,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学写毛笔字。有人对我说,你学好书法,比别人多会一项本事,将来找工作容易。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日後成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要把字签得好看一些。我高三就考了驾照,那是1993年,城市里考驾照的人也不多。又有人对我说,你考了驾照将来给单位的领导当司机也是不错的工作,我心里想的是驾驶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这就是两种心态的对比。

2.危机意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别人为今天的舒适安逸而满足时,胡忠伟却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危机:中国大学生往往在经历完极度疲惫的高中阶段後,在大学里极度地放松着自已。不少大学生都错误地认为找工作是大四才需要想的事情。其实从跨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给自已施加压力,强化危机感,有意识地做好创业的准备,如知识储备、社会经验储备等。

胡忠伟说:1994年我考入沈阳大学。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竟然面临着只能供我和妹妹其中一个人读书的窘境。我思考再三,让家里为我付第一年的学费,以後的由我自已来付。在大学的第一年,我做家教工作,一个寒暑假下来就有几千元的收入。危机意识促使我从事了家教工作,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经济困难的解决,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市场的了解。通过家教工作,我了解到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英语学习,而且将成为一种趋势。获得了这样的市场信息,才有了办英语培训班的举动。炒股票、市场卖货、练摊,这样的行业最早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务正业。然而,抓住了这些行业先机的人,都成为市场淘金者。

3.主动适应

当有的大学生抱怨社会的种种问题时,胡忠伟想的却是适应这个社会,让社会为我所用,耐心等待社会的改变:社会不是为你而造的,要去适应它。与其抱怨社会环境不好,不如换个心态,每一次危机就是一种转机,每一次变化就意味着机会。对社会的变化始终保持兴奋,才是创业的良好心态。大学生不要把精力放在愤世嫉俗上。

胡忠伟说:创业之初,我困难重重。当时办英语补习班是不被允许的,我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我的班是“黑斑”,没少遭受查处。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我办班却做不了法人;聘请外籍教师教英语被认为是违法的……面对困难,我坚持认为只要市场有需要,不管最初有多大的压力,它也是个好的行业。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没过多久政策就发生了改变,这些横亘在我面前的困难都解决了。

4.坚定信念

当企业面临绝境时,胡忠伟没有垮掉,而是顽强地挺了过去:创业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困难要有平常心。

胡忠伟说:1998年,由于当时的形势,也包括一些同行的排挤,我开办的培训中心被认定非法聘用外国文教专家,被罚款10万元。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竞承受了这样大的压力。但是,凭着顽强的精神,我挺了过来,不仅事业没有垮掉,还取得了各级相关部门的信任和认可。“非典”期间,学校全面停课,我每个月的房租、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都非常巨大。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从未想过放弃。我的员工们也表现出惊人的团队精神,中方员工表示宁可不要工资也不离开,外教也没有一个回国的。这件事被辽宁电视台录制成“我们依然快乐着”的节目,并被中央电视台选中。

胡忠伟说:我不是一个事业的苦行僧,只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人:开创人生,享受人生!

点评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胡忠伟积极调整心态,强化危机意识,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为之顽强奋斗,这也是许多成功者的秘诀。我们许多人往往对成功者的成就津津乐道,然而,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在大学期间,如果我们早立志向,早作准备,规划自己职业生涯,谁能说下一个成功者不是我们自己呢?

品格比技巧更重要

22岁的西蒙·福格从伯明翰大学毕业後,来到伦敦寻找工作。他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决定到世界最著名的《泰晤士报》去寻找工作。他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十分恭敬地问:“请问你们需要编辑吗?”对方看了看貌不惊人的他,说:“不需要。”“记者呢?”“也不要。”他却毫不气馁:“那么,排字工,校对员呢?”总经理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说:“不,都不。我们现在什么空缺都没有。”谈话进行到这里,几乎所有的求职者都会失望地回去,因为总经理的态度表明,报社目前“不可能”录用任何人。可是,西蒙·福格却不这么想,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交给对方,说:“那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了。”对方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结果,西蒙·福格被总经理留了下来,负责报社的宣传工作。20年後,他成为这家报社的总编。

这一美谈见报後,福格成了各大学的座上宾,经常受邀给学生们择业就业方面的报告。然而,每次演讲,他对自已的这一段经历总是避而不谈。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护士的故事。

这位护士刚从学校毕业,在一家医院做实习生,实习期为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如果能让院方满意,她就可以正式获得这份工作,否则,就得离开。

一天,交通部门送来一位因遭遇车祸而生命垂危的人,实习护士被安排做外科手术专家——该院院长亨利教授的助手。复杂艰苦的手术从清晨进行到黄昏,眼看患者的伤口即将缝合,这位实习护士突然严肃地盯着院长说:“亨利教授,我们用的是十二块纱布,可是你只取出了十一块。”“我已经全部取出来了,一切顺利,立即缝合。”院长头也不抬,不屑一顾地回答。“不,不行。”这位实习护士高声抗议道:“我记得清清楚楚,手术中我们用了十二块纱布。”院长没有理睬她,命令道:“听我的,准备缝合。”

这位实习护士毫不示弱,她几乎大声叫起来:“你是医生,你不能这样做。”直到这时,院长冷漠的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举起左手里握着的第十二块纱布,向所有的人宣布:“她是我最合格的助手。”这位实习护士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点评

西蒙自己以及他所说的实习护士的求职经历,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在寻找工作方面,仅有敏锐的头脑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正直的品性。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它们真正需要的往往是后者。“范跑跑”事件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现了谭千秋、袁文婷、向倩和苟晓超等英雄教师,他们用自已的生命护卫和救助了学生。但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如此,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那一刻,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跑出教室,所幸学生安然无事。之後,在天涯论坛上他发表了一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帖子,记录了自已在地震当时以及震後的经历,为自已的逃跑行为辩解。范美忠说,逃跑是自已瞬间的本能行为,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他并不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有为救学生而牺牲自已生命的义务。“在这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我女儿我才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此文一出,引来一片哗然,大部分网友指责他是地震中“最无耻教师”,并讥讽他为“范跑跑”。范美忠所在的学校後来将其解聘。也有少部分网友则认为这是他的自由,不应该开除。

点评

范美忠不是普通的路人,作为一名教师,帮助同学是其职责和义务。尽管在大灾大难面前,他没有像谭千秋等老师那样以生命护卫同学,而是胆怯逃跑,人们也不会过于苛责他,但他不能搬出各种理论来证明逃跑行为的正当性。人们对范美忠的指责,不是因为他的逃跑,而是因为他为自己逃跑所作的无耻的辩护。有句话说得好: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我们也许做不到谭千秋,但决不能做“范跑跑”。

修养的作用

耶鲁大学有一批应届毕业生一共22个人,实习时被导师带到华盛顿的白宫某实验室里参观。全体学生坐在会议室里等待该实验室主任胡里奥的到来。这时有秘书给大家倒水,同学们表情木然地看着她忙活,其中一个还问了问:“有黑咖啡吗?天太热了。”秘书回答说:“抱歉,刚刚用完了。”

有一个名叫比尔的学生看着有点别扭,心里嘀咕:“人家给你倒水还挑三拣四的。”轮到他时,他轻声说:“谢谢,大热天的,辛苦了。”秘书抬头看了他一眼,满含着惊奇,虽然这是很普通的客气话,却是她今天听到的唯一的一句。

门开了,胡里奥主任走进来和大家打招呼,不知怎么回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回应。比尔左右看了看,犹犹豫豫地鼓了几下掌,同学们这才稀稀落落地跟着拍手,由于不齐,越发显得零乱起来。

胡里奥主任挥了挥手:“欢迎同学们到这里来参观。平时这些事一般都是由办公室负责接待,因为我和你们的导师是老同学,非常要好,所以这次我亲自来给大家讲一些有关情况。我看同学们好像都没有带笔记本,这样吧,秘书,请你去拿一些我们实验室印的纪念手册,送给同学们作纪念。”

接下来,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坐在那里,很随意地用一只手接过胡里奥主任双手递过来的手册。

胡里奥主任脸色越来越难看,走到比尔面前时,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

就在这时,比尔礼貌地站起来,身体微倾,双手握住手册恭敬地说了一声:“谢谢您!”

胡里奥闻听此言,不觉眼前一亮,伸手拍了拍比尔的肩膀:“你叫什么名字?”比尔照实作答,胡里奥微笑点头回到自已的座位上。

早已汗颜的导师看到此情景,微微松了一口气。

两个月後,毕业生去向表上,比尔的去向栏里赫然写着该军事实验室。有几位颇感不满的同学找到导师:“比尔的学习成绩最多算是中等,凭什么选他而没选我们?”

导师看了看这几张尚属稚嫩的脸,笑道:“是人家点名来要的。其实你们的机会是完全一样的,你们的成绩甚至比比尔还要好,但是除了学习之外,你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修养是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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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

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情商越来越重视。情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认识自身的情绪。因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2)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即能调控自己。

(3)自我激励,它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出发。

(4)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

(5)人际关系的管理,即领导和管理能力。

点评

道德修养对于比尔的求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专业知识和技能基本与其他同学差不多的情况下,白宫军事实验室宁愿选择能感恩、能理解尊重人、能与人和谐相处、不挑三拣四的比尔,而不愿选择那些成绩甚至比比尔还好的,尚需补“修养”课的其他同学。可见,欲做事,先做人。道德修养是事业的基础所在。

自白

马克思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纯朴

男人——刚强

女人——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喜欢做的事:看小尼达①

您厌恶的缺点:逢迎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厌恶的人是:邓丁·刻卜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②

您喜爱的诗人: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

①小尼达: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菜:鱼

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箴言: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卡·马克思自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8~589页)

点评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马克思的自白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丰富多面的、真实的马克思。伟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而是来自于平凡又能超越平凡的人。

做一个伟大的人首先要从做真实的人,做完整的人开始。

情与法

哥哥叫章宏涛,弟弟叫章宏刚,全家人为了支持章宏涛读书,含辛茹苦。父亲卖报纸、看自行车,母亲替人包饺子,弟弟挂广告牌,当业务员。1999年8月,章宏涛终于接到华东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9000元学费没有着落。父母东拼西借,到章宏涛出发时也只凑起5000元。父亲于是给在郑州的弟弟章红刚打个传呼,说哥哥上学还差着钱,而明天就要上路了。章宏刚那天晚上正好看到从外面追款回来的同事小徐在宿舍点钱,想偷不敢偷,不偷又没有钱,想了几个小时终于还是决定下手,从包里的4万元中偷走了1万元然後逃走。他心里想着拿到钱让哥哥顶急用,以後再还。

警察接到报案後,立即赶到上海,找到刚到学校的章宏涛。警察告诉章宏涛他弟弟犯了法,要他传呼弟弟到上海,并说如果弟弟成了在逃犯,一辈子就毁了。章宏涛无奈之下只好打了传呼。弟弟并不知道警察已经在上海候着他,接到传呼後,带着给哥哥交学费的1万元钱到了上海,直奔哥哥刚入学的华东理工大学,而等待他的却是警察的手铐。

点评

此案读来颇觉沉重,曾经多次作为期末考试的材料分析题,许多同学们对弟弟表示敬佩,表现出法律意识略显不足。为了家人就可以以身试法吗,哥哥有了学费可以上学了,那同事小徐丢失了公款又将如何?这是典型的为小家而害大家的案件。哥哥配合警察将弟弟抓捕归案,既是公民的责任,又是对弟弟真正的帮助。后来法院考虑到哥哥的感受,从轻判处弟弟缓刑。

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

宋某是某大学的在校学生时,被某企业看中并聘用,口头规定见习期一年,从2008年3月起到2009年3月止。2008年7月,宋某顺利拿到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于是要求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当宋某的加薪要求遭到公司拒绝後,他一改以往积极的工作态度,对公司交付的工作任务推诿,给公司造成一定影响。公司核实後,决定与宋某解除劳动关系。于是,宋某要求公司向其支付从到职之日到离职之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点评

本案中该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与宋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宋某在取得毕业证书前,属于在校学生,不是广义劳动法中合法的劳动者主体,其为该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对劳务关系的建立形式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在此期间公司与宋某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宋某取得毕业证书后,即具备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公司与宋某之间的关系由“劳务关系”转变为“劳动关系”。公司应当自双方具备劳动关系条件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宋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将可能承担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宋某在取得大学毕业证后才与企业形成劳动关系,因此宋某的诉讼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肖像权与著作权

女孩刘卉嫁给了自由摄影爱好者馀丰。俩人感情好的那阵子,为了给婚姻留一点有意义的纪念,馀丰为刘卉拍了几张人体写真的照片。後来,俩人的感情出现裂缝,准备离婚,刘卉想起了这些照片,“毕竟是人体写真,放在别人手里总让人不放心,要是日後流落出去,我的名声还不全给毁了!”刘卉以“肖像权”为由,要求得到这些人体写真照片及全部底片,并且要馀丰保证决不私藏。对于刘卉的要求,馀丰不予理会,他提出:“要照片可以,拿钱来买!这些照片是我精心设计後拍摄完成的,我对它们享有著作权。”对于这几张照片,到底是刘卉主张“肖像权”有理?还是馀丰主张“著作权”站得住脚?刘卉後来又提出了8万元的“模特”费用有没有法律依据?这几张照片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能被分割吗?

这个案件中,两种权利发生了冲突。刘卉享有肖像权和隐私权,而馀丰享有著作权。法院根据法律,进行了如下推理。肖像权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权利,制作权、使用权和维护肖像请求权。当年馀丰为刘卉拍人体写真,是经过刘卉同意的,制作权是得到认可,馀丰制作该肖像是没有问题的。由于照片是馀丰创作完成的,他享有著作权,著作权中的身份权利归他个人享有,任何人无权侵犯。在著作权人占有其作品的时候,谁也不能强迫剥夺,否则也是侵权。尽管馀丰享有著作权,但是日後使用仍然需要徵得肖像权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如果馀丰日後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要使用这些照片,没有刘卉的同意都不行,否则就是非法使用,就是侵权。同理可以认为,如果馀丰占有这些照片,仅仅收藏、欣赏,不予使用,那就不存在侵犯肖像权的问题。

那么这组照片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根据我国法律,肖像权是人身权,不存在与谁共有的问题;而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身份权,身份权永远都属于著作人馀丰独有。如果著作出版产生的财产才是夫妻共有财产。现在照片中的财产权没有实现,当然无法分割。

根据以上法律推理,法院判决这组照片归馀丰所有,但馀丰不得擅自使用和传播。

点评

随着西风东渐,类似的情形在夫妻间、恋人间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情浓深处,忘乎所以;一朝感情破裂,则反目为仇。恋人分手,夫妻离婚,这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为防止分手后的类似纠纷,男女双方最好就各自权利义务作出预先的约定。

由受害者到加害者

赵某等4人是外地来宁波的打工者,其居住区治安状况不好,4人所住之屋曾几次遭窃。一天晚上,赵某等4人回屋途中,见住处附近有人鬼鬼祟祟、东张西望,便怀疑其是小偷,那人见来人,撒腿欲跑,被赵某等擒住。赵某等将小偷带回住处殴打和讯问,那人承认自已是小偷,还承认曾在他们的住处偷过两部手机,若干现金,而且同意赔偿。于是赵某等人提出按照“偷一罚二的原则”让小偷赔偿两部手机和现金共5000元,并索要罚款10000元,共15000元。小偷的母亲同意第二天筹到钱送去,但赵某等怕小偷溜走,将小偷带回屋内并由专人看管。

小偷的母亲只筹到了10000元钱,第二天来到赵某处,希望能够通融,但赵某等坚持按之前协商的15000元支付。双方协商两天,互不让步。小偷的母亲最後报警,警察前来带走了小偷和赵某等人。

後来,检察院起诉赵某等人,法院判处赵某等4人6个月拘役。

点评

盗窃行为属于刑事犯罪。刑事犯罪侵犯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权益,也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事人无权私了,必须交给执法单位处理。本案中,赵某等见义勇为,抓住小偷,值得赞扬,但对于小偷的处理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行为涉及非法拘禁和敲诈,从而触犯了刑法。

许霆案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後,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後反复操作多次。後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後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後,两人各携赃款潜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後,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之後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广州市中院审理後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判决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对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罪名感到不解。2008年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认定许霆犯盗窃罪,但改判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法院後来解释:许霆恶意取款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均没有疑问,但其行为也有ATM故障在先、社会危害较小和偶然性较大的特殊性,故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点评

这是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论的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少民众与学者都卷入其中并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而且分歧还很大。争论的焦点是许霆的行为是否属于盗窃,犯罪的客体ATM机是否等同于金融机构。从许霆案的争论中,可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乃至司法都有不尽完善之处,最终的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巧取豪夺不义之财,最终自食其果。第二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的脚步与规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中国已走过了170个春秋。这是一段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历史需要被铭记。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体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中国的封建堡垒必须拔除,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着深重苦难,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後,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

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地扎根,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分不开,也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错综复杂,但百川归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较量中,在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中,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所需要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

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流的,用好了它,无往而不胜。

3.中国共产党带来中国革命面目的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将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担于一肩,是她义不容辞的使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鉴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要使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如果认为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能成功,显然是对中国革命的误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色而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浴血奋斗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

4.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已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已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後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经典与导读《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郑观应《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60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①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後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①张树声,淮系将领,光绪年间曾任两广总督,谥靖达。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馀,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①,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後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後所论洋务五十七篇,请家玉轩京卿②、陈次亮部郎③、吴瀚涛大令④、杨然青茂才⑤,先後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已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编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磬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1892年)暮春之初,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⑥居易山房。

(选自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4页)

导读

启蒙与呐喊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①王韬,字紫诠,一作子潜。广文,为儒学教官别称,王氏曾主持格致书院,故有是称。

②郑如藻,字玉轩。京卿,称太仆寺卿等堂官。

③陈炽,字次亮,官户部郎中。

④吴广霈,字瀚涛,以曾官知县,故称大令。

⑤杨毓辉,字然青,茂才,为秀才之别称。

⑥五羊城,广州的别称。

曾引起洛阳纸贵的《盛世危言》,是郑观应花了7年左右时间,对自己从青壮年起根据亲身体验和思考撰写的一系列旧作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增补,于1892年春天在广州写下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初刊自序》後基本定稿的。《盛世危言》刊印问世後,马上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响。郑观应自己排印的书,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3月30日)三位大臣把这本书荐呈光绪皇帝。光绪读後命令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发给大臣阅看。在1894、1895、1896、1897年连续4年每年出了3种版本,而1898年更由四家出版商,出版了8种版本。上自皇帝,下至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吸收过他的思想。毛泽东在向斯诺讲述自己生平时,就说在他少年时代,曾“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满腔热情地读完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郑观应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设议院的主张,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并“体察民情,博采众议”,目的是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在洋务派只热衷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而不敢触动封建统治体制一根毫毛的时代,而早在1880年之前,郑观应提议立宪,知识分子参政,在当时是相当新颖而大胆的主张。他批评洋务派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而主张把“攘外”作为救国首要任务,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

在经济上,郑观应有许多实际的体会,因而能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政策,这是他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较为突出的贡献。郑观应堪称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精英。他17岁跻身商界,从杂工开始,31岁成为“腰缠十万”富商;从外商洋行买办到投资贸易、航运、矿务、电线、机械等行业,跃为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其才干和胆识不但使他的事业有不断的成就,其识见和经验更为洋务派所赏识,先後得到盛宣怀、李鸿章等的器重,委办官方商务和军事活动。在中法战争时,被委派向美国购买枪炮军火,被派到南洋诸国暗探敌情,到港澳查缉私贩军械案,可见他是洋务派中一位精明实干人才。他也忠心耿耿地从爱国感情出发,向洋务派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例如反对挂洋旗的货船仅纳子口税,建议铺设长江、浙江电线,献议天府之国——四川建筑铁路干线,提议引进美国优种棉籽,在发展大海轮之前预购码头用地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活动都是见闻广博、信息灵通而有远见、有魄力者的表现。他认为要救国,首在富强;要攘外,主要靠在商业上打胜仗。要在商战上取胜,必须建立工业作为後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到了晚年,郑观应看透了官办洋务的种种弊端,非常气愤,提出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的主张。1895年他提出:“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这反映了郑观应的法治思想。他还认为中国的工商业者应效法西方,组织商会,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收加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当年,这些主张是很先进的,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盛世危言》自序,是郑观应对《盛世危言》主要内容、主旨以及成书的经过的一个提纲挈领与说明。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卡尔·马克思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①,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连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连”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两极相连”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②对文明世界很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後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③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①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後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已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①黑格尔。——编者注

②指太平天国——编者注

③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後②,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③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後,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後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後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④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徵;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⑤

①道光帝——编者注

②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美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长期中,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积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都属于这个公司。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又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③在马克思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口气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

④指咸丰帝——编者注

⑤1853年1月5日,咸丰帝在太平天军已攻克岳州,行将夺取武昌、汉阳的形势下,谕令“该督抚悉心体察被贼地方,分别蠲缓,奏请恩施。其馀应徵钱粮之处,亦著严查各州县,总期照旧开徵,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马克思的引文均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七第十八页。这里的“该督抚”,当指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和巡抚。马克思文中的“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一语是不确切的。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徵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了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①,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①徵服了全国以後才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徵服以後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②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馀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①《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1/7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③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後的交道不可了。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①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所谓“满族鞑靼人”也就是指满族。——编者注

②南京条约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在的商人叫做“行商”。它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共同组织起来。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

③指咸丰——编者注

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後果是无庸赘述的。

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後

(原文是英文,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697页)

中国记事

卡·马克思

在桌子开始跳舞①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②。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徵。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已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③。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已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①指19世纪50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译者注

②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

③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译者注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已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已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馀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徵服的省份里徵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後,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么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後,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後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和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7日“新闻报”第185号,原文是德文,俄文译自“新闻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导读

如何看待太平天国运动——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逆转谈起

马克思与太平天国处在同一时代。1853年当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地球另一边的马克思也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他对这个“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的“运动”寄以热切的期望,并在1853年5月20日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同欧洲革命关系。

马克思在这篇社论的最後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因为,中国人民的觉醒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几年後的1857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也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做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然而後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预期进行,到了1862年,在撰写《中国记事》一文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记事》一文原载于1862年7月7日在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上,内容是评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评论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麽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文中大量引述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给驻北京公使普鲁斯的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结尾时评价说:“显然,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只是在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对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评价的逆转,中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起义没有亲身体验,其观点主要来自于当时西方的媒体,受到了当时西方舆论的“蒙蔽”。夏福礼给普鲁斯的信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是侵略者本性的显露,其目的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武力干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果然,夏福礼的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後,英国舆论界哗然,对太平天国的攻击甚嚣尘上。马克思身在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欧,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大都源于西方报道和外交官、传教士的言论,其中不实的报道自然也影响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印象。而《中国记事》一文正好写于西方主流媒体大肆宣扬反太平天国言论的大背景下,《中国记事》全文1900字中,真正马克思自己的文字仅500字,这表明,夏福礼之流的言论不仅仅‘蒙蔽欧洲的舆论’,也‘蒙蔽’了马克思的睿智。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引用夏福礼信件说法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太平天国革命,而是借用夏福礼的话来进一步揭示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民性、特殊性、局限性。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引用夏福礼所说的“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在每个地区,所有的流氓、游民和混蛋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之类的话,正说明了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广泛的人民性”。针对马克思在文中对进入宁波的太平军暴行的极大愤慨及严厉谴责,这种观点同时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话表面看是对太平天国过多的持否定态度,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论述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及太平天国革命表现出的局限性,这说明马克思在评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既热情地颂扬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精神,同时也不掩盖这次革命中出现的弱点。马克思确实早就对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但马克思并非要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避免望文生义,马克思用“奇异”、“灾星”、“魔鬼”等词就意在点明太平天国革命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所实行的一些过激政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不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责任和过错造成的,而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必然归宿。

第三种观点认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所作的评价及其逆转,必须把马克思的观点与太平天国革命兴衰的史实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农民的乌托邦主义、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军事管制的恐怖主义和反文明的蒙昧主义。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小世界、少数人纵欲狂欢多数人沦为奴隶的集中营、腐朽堕落的小朝廷、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天国’,岂有不覆灭之理。太平天国不是农民的天国,既不太平,也不平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十多年的内乱,无益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对付入侵的强敌。显而易见,太平天国运动根本称不上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不能因为农民领导的,就肯定为伟大的农民运动,不能因为洪秀全是农民出身,就闭口不提他的腐败并掩饰他的错误,不能因为农民有所谓的阶级局限性,就把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归咎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指出,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後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因此,作为太平军首领的洪秀全,在马克思心目中自然是魔鬼、魔王。他还指出,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即使在用比喻的时候也注意到准确,所以反复作了说明和界定。马克思称太平军为“凶神恶煞”,是透过革命的面纱从本质上看清了太平天国的野蛮与荒诞。“灾星”、“魔鬼”、“丑恶万状的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全都是马克思的用语而非夏福礼之言。

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也撰文要求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他说,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史先生的结论是:“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了产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潘旭澜教授也强烈反对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作一首英雄史诗、将其当作“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的错误宣传。学术界多年来“不敢正视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批评,这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长素①足下:

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後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已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盅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後。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①,管氏②变族为阴家③,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借言天然,则褅袷海藻,享祧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①康有为,号长素。

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箸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已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④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固熏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辩发,满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⑤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⑥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靡,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①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後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剚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①辅氏,姓,晋智果别族有辅氏。

②管氏,姓,春秋齐管仲之後。

③阴,姓,《通志·氏族略》“管夷吾七代孙修适楚,为阴大夫,因以为氏。”

④斯,指李斯;邈,程邈。

⑤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

⑥曾、左,指曾国藩、左宗棠。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②,迭相柄政,曾、左及李③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④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⑤、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馀,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⑥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①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②,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①豫酋,指清初率满兵进攻扬州的豫亲王多铎。

②沈、李、翁、孙,指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

③李,指李鸿章。

④庆邸,指庆亲王奕劻。

⑤盗,疑作监。

⑥清圣祖,名玄烨,年号康熙;清高宗,名弘历,年号乾隆。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以後,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後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後之权力。载湉③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後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晏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馀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籍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後,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後;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欢譊,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驩四子①,于尧皆葭莩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後,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②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①庄生,指战国时庄周。

②名世之狱,康熙五十年(1711),以戴名世《南山集》用明永历年号而兴大狱;嗣庭之狱,雍正四年(1726),以查嗣庭所出试题“维民所止”为影射去雍正之首,因而兴大狱;景祺之狱,雍正三年(1726)末,以汪景祺《西徵随笔》有讥讪康熙之词,而兴大狱;周华之狱,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齐周华所著《名山藏》等书推崇吕留良、“不避庙讳御名”之罪处死;中藻这狱,乾隆二十年(1755)以胡中藻年著《坚磨生诗抄》有“讥讪悖逆”语,而兴文字狱;锡侯之狱,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以删改《康熙字典》另编《字贯》之罪处死。

③载湉,清德宗之名,年号光绪。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③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後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後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後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已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後、嫪毒、不韦①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後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②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①共,指共工;驩兜与三苗及鲧称“四凶”。

②辛,商纣名;癸,履癸,夏桀名;放勋,尧名;重华,舜名。

③卫藏,西藏旧分四部:西为阿里;其东为藏亦名喀齐;再东曰卫,又名中藏;最东为康,又名喀木,亦称前藏。清时巴塘以西属卫,称前藏,又合藏及阿里称後藏。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徵。”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有徵,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③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①不韦,即秦宰相吕不韦。

②太史公,指汉史学家司马迁。

③建,指明之建州卫(今辽宁桓仁、新宾、吉林珲春东北一带地方),清肇祖猛哥帖木耳在明永乐时曾为建州左卫指挥。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後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後,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後,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已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馀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後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慨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已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羶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①。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後,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划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耍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

①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艺祖,指宋太祖赵匡胤。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曏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祇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後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桩,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选自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5~248页)

导读

改良还是革命?

曾参与百日维新後来成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康有为写这封信,是因为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保皇会会员曾对康谈到他们向往革命。他们认为,保皇会一向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却缉捕保皇会员,对其或杀或监,既然这样,不如“以铁血行之,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康有为写了这封复信加以反对。他在复信中说,要把慈禧、荣禄之流与光绪皇帝区别开来,慈禧等人虽然昏暴,欺国虐民,但光绪却是个圣明皇帝。他并且说,後党秉政的局势不久就会改变。康有为在这封信中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博引旁征、洋洋万言地论述了他的保皇理论。

他强烈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作法,并罗列了中国不能进行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他又攻击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大怪不可解”,因为他觉得满汉早已平等。因此他作出结论说: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由于康有为在海内外名气很大,他的这些保皇言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门生信徒又把这些言论编印成册,广为散发。这封信在思想舆论战线上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封公开信写好之後,章太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六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倡议革命的进步报纸《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评介文章,为之声扬。《苏报》原是一家很平庸的小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二十五年(1899),该报的所有权被湖南举人陈范购买後,面貌略有起色。但陈范本是一名变法改良派,他利用报纸来宣传变法,虽然刊登了一些政论性文章,但社会影响并不大。直到南洋公学大风潮发生,《苏报》开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学潮,以此为契机,《苏报》才柳暗花明,逐渐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并组织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作者和编辑队伍。于是报纸显得锐气英发,为全国学界所注目,俨然成为号召学潮的旗手。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後,《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国内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帜,首先吹响了革命排满的号角。这之後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苏报》排满革命的议论,如同潮水般宣泄而出,其中反响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关于邹容所著《革命军》的评价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

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苏报》即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馀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石破天惊,中外震动。清政府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邹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即向清廷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交部呈慈禧太後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人犯。

闰五月六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之请,逮捕了章太炎。次日,邹容主动投案。接着《苏报》很快被查封。这样就引发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後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後,文字狱案寥若晨星。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後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後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後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後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十月十五日,该案移至“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会审委员、英陪审官审讯。这期间清政府一面聘请洋律师作为诉讼一方与章、邹等人打官司,一面又与外国领事团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额外公堂”开审後,上海县企图不顾英国防审官的反对,独立作出判决,将章、邹二人俱科以永远监禁之罪。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哗然。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亦不承认该判决,并且照会上海县,要求再审一次,否则将该二犯释放。清廷不敢违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县按照洋人意思从宽办结。这样在经过清政府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後,“额外公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作出最後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做苦工,从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这样,沸沸扬扬、枝节横生的“苏报案”才告终结。

在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狱中,清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威风扫地,终未能实现自己企图将章、邹迅速斩决的如意算盘,而革命党的声势和影响在这次审判後却越来越大。可见血腥的文字狱伴同专制的封建王朝一起在走向它们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苏报案”判决之後,章太炎和邹容被正式监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怀斗志,心忧天下。但邹容终因不堪狱中折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病逝狱中。邹容死後,租界迫于舆论压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出狱当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邮船,东渡日本。五年之後,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满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麽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後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即使光绪在西太後死後,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

此外,章太炎还痛斥了光绪皇帝享有“天命”的无稽之谈,他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才之难易”。同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须流血的问题。他批驳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谓的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通过“清”来实现的天真梦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宪”更要流血。最後,章太炎针对康有为信中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的一篇奇文。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进行论述,因而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丰富。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同时它又吹响了鼓舞革命志士继续前进的号角,对以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影响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後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丝一毫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的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像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辉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

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的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的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的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已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像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究是—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已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馀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後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已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刊于《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转载自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书店1933年版,第1~7页

导读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民国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加剧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如故。很明显,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入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

当时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很乐意与导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了1895-1911年间的变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以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这场发生在1915-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有时也可能被夸大的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浩荡荡的学生的游行,这场游行很快引起了全国的回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因为一个知识酝酿的激荡年代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外某些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从国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民主情绪格外强烈,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取消秘密缔约的理念,吸引了大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运动;1918年日本的米骚乱。相比之下,中国却饱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这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肩负这项任务,部分也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所激励。这个条约分为五项,前四项中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最阴险的是第五项,日本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50%的军火。

这些条款激怒了中国民众。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後通牒的压力下,袁世凯接受了前四项,对第五项则予以保留。接着,在没有征得立法机关的同意下,袁世凯于5月25日与日本缔结了这项条约。

为表示抗议,旅日中国留学生成批回国,而中国商人也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二十一条”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逼近灭亡的恐惧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爆发。

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是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1919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产业工人的迅速崛起。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与股份公司这些领域。国内,1912年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成立。由士人变为实业家的张謇担任工商总长,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衰退的时期,这场战争也给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带来了负面影响,然而却为中国本国工业的畅通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机。这一时期中国从外国进口量大减,而本国的工商业呈飞速增长之势。从而造就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成为爱国救国的中坚力量。

而思想文化的变革欲望首先出自于归国留学生,从1903年至1919年,这些学生中有41.51%在日本学习、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作为近代西方文明摇篮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以及一支劳动大军,到1918-1919年期间,这支劳动大军约有20万人,并在道路、码头、工厂和军火临时堆集处工作,其中至少28000人接受了教育。从1872年起就有培养中国幼童传统的美国,到1915年接收了大约1200名中国留学生。但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费较低,所以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到1906年有13000人。

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这批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陈独秀在1915年,蔡元培在1916年,胡适在1917年分别归国——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年轻时曾接受全面的国学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1902年和1906年,两次东渡日本,但只是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07年赴法国,受到法国政治和文学的强烈影响。尽管不是同盟会成员,但于1910年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随後因为牵涉入二次革命,东逃日本。1915年,回国反对“二十一条”。

从日本回国後,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随後改名为《新青年》,以唤醒国内的青年来摧毁死气沉沉的旧传统,创建一种新文化。陈独秀在第一期号召年青一代来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并且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民族的觉醒。青年们受到感召,要从世界上各种文明中选择有活力、新鲜的元素,以便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化。在这种不朽的任务中,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指导性的原则:(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保守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义,陈独秀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详尽阐述,如《本志罪案之答辩书》①、《〈新青年〉宣言》②及这篇《新文化运动是什麽?》等文章中。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兴起之後三、四年,社会上出现关于如何对待传统儒学文化的争论。今天许多人一提到新文化运动就会联想到“打倒孔家店”,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并非如此。

据学者最新研究表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①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15日。

②刊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具体是在什麽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现无从考证,但是把“打倒孔家店”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确是一种夸大和曲解。“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

而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于是在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麽?》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麽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励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可见,陈独秀并非反孔子,并非是全盘反传统。其他所谓的“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馀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吴虞可谓是抨击孔子最力者,其论著中批判孔子之处触目皆是。但是,他对孔子却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吴虞在1916年12月3日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伟人。”“常谓”两字,足以说明吴虞称孔子是当时伟人是经常的说法,而且这种观念是长期不变的。

在《新文化运动是什麽?》一文中,陈独秀再次强调其并非完全反孔子,无疑给当时狂热的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文化运动也不仅仅是学理上的进化,它对社会现实,也有直接的影响。比如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让战争停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让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影响到政治上,则是要创造新型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总之,陈独秀大声疾呼,致力于唤醒民众,注重文化创造,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称为“文学革命”,胡适把它称为“文学改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更新运动,是把一些从时代发展中产生的新元素,注入旧有的肌体中,把它重新激活,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不是把旧肌体消灭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更新运动中,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偶像。以至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

①《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

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我们自办同盟会以来,有很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把满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以後,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建议上却一点没有尽〈力〉。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此种话我们革命党虽不肯承认,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都是因为我们破坏後没有机会来建设,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三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党手内,此後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不仅如此,且至于逃亡海外,在自已领土之内不能立足。自民国成立後,政权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内,故虽革命党对于政治上、社会上做了种种的破坏,而苦于无机会以建设。故从各方面看来,中国自革命後并无进步,反为退步。但此并非革命党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归咎于革命党,我党亦不能不受。在满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之奋斗,在宣传其主义于全国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视革命二字为神圣;成功後不能如其所期,顿使失望。此种事实,谁负其责?革命党不能不负其责。人民以各种痛苦归咎于我们,我们难辞其责,要皆由于所用方法不对。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努力奋斗,故能成功。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实因我们方法不善。若有办法、有团体来防范之,用对待清政府之方法对待之,则反革命派当无所施其伎俩。俄国有个革命同志曾对我言,谓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本事,俄国反革命派实望尘莫及。俄之反革命派之为官僚与知识阶级,当革命党发难时,均相率逃诸外国,故俄国革命党能成功。而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而革命党人流离转徙,几至消灭,到了今日,只西南数省为一片干净土,馀均为反革命派所得。由此观之,革命党有力量推倒清政府,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之旗帜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的缘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先事防范,继续努力奋斗下去,建设起来,则只需三年之时期,其效果已颇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无成绩。中国革命六年後,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国朋友对我所说的话,乃是旁观者清,当局的人尚设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并非真正不如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厉害,且百倍过之;特俄国之革命党之聪明厉害,又百倍过于彼辈耳。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经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後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後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後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此即为今後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组,即本此意。改组之能成功与否,全凭各同志之能否负责联络与努力奋斗而定之。若能如此,则中国事业大有可为。我国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党此次应在最短时期内解放之,将国家障碍完全消灭。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

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後,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後,须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後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後,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选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101页)

导读“重新做过”——孙中山的抉择

在解决近代中国两大基本问题——救亡与发展上,孙中山无愧为先行者,其寻找救亡与发展之道的历史性和革命性贡献,突出表现为二:一是树起“三民主义”大旗,诠释新的救亡与发展纲领,集聚起新的革命力量;二是吸取历史教训,努力用“共和”取代“立宪”,义无反顾地进行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尝试。

然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能昭示革命的胜利,也未能宣告新时代的开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攫取,政权重又落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豢养的北洋军阀手中,使得众多革命志士浴血而得的“中华民国”徒有虚名,革命者救国报国之志遭遇重创。孙中山逼不得已再次揭竿而起,“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奋斗勇气可嘉,然应者寥寥,且越来越少,殚精竭虑却屡战屡败,以至逐步丧失了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号召力,如他所感慨:“中国自革命後并无进步,反为退步。”

民国建立之後,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和困扰: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的纷争、军阀争权夺利。对此,他难以回避,也无能为力。首先,让孙中山深感失望的是,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并不能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反之,被他看作“先生”的西方列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早在1913年,西方列强就通过五国银行团赞助袁世凯2500万英镑的贷款,袁世凯用这笔贷款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死後,帝国主义转而支持各地军阀,煽动国内冲突,对孙中山的求助更是装聋作哑。其次,让孙中山深感痛心的是,革命党内矛盾重重,缺乏团结与纪律,缺乏共同的决心与信念,虽经两次重大改组——从同盟会到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党内局面仍不乐观,充斥着各路投机者,他们“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屡有发生,比如曾发誓对他效忠的陈炯明于1922年发起的军事政变,将孙中山逼到了绝路。再次,让孙中山深感绝望的是,有了帝国主义作靠山的各路军阀,兴风作浪,涂炭生民,卖国求荣,使革命前景愈加暗淡。

痛定思痛,孙中山反省革命之败,认为国民党不能不负其责,那麽,国民党该如何负其责?国民党需要新的改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带来一股强有力的红色冲击波,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使孙中山看到新的发展希望。“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于是,通过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注入新的活力,就成了孙中山极其自然的选择。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标志着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开始,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许多历史局限性,使两党合作在政治基础上达成共识,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已成共同目标。《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一文即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的讲话,反映了他多年来革命求索的心路历程。孙中山在大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号召党员为了革命目标,应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和无私奉献自己的才智。会议期间,传来列宁于1月25日逝世的消息,孙中山宣布大会休会三天,以示悲伤和悼念——这是公开确认与苏维埃友好和结盟的新政策。

孙中山是伟大的,他在近代中国爱国志士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历程中,不仅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能研判和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不断追随历史潮流,他的临终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成为中国革命者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後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後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①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对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①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1933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1934年11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确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①,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的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确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後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不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後,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後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②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③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④”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①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①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②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人。1928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③指1929年3、4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④1928年7月至11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後,又于同年底至1929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後,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①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①,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②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③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①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②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後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①,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的扩大,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②,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後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①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1929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②“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自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①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②旅已被击破;陈卢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④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⑤、熊式辉⑥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绝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方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①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②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③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1926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④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⑤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⑥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08页)

导读

冬日里的一把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意在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1930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写信人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

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後,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後,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後,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在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论持久战(节选)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五月)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後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後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後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已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後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後,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後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後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後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结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後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後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後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已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已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後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515页)

导读

军事谋略的辉煌篇章《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论调。抗战爆发前,国民党阵营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战爆发後,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的路线与单纯的阵地防御战,结果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国民党内部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鼓吹“亡国论”,为投降日本作舆论准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寇的长驱直入,也导致在某些中层社会和一部分落後民众中产生严重的悲观情绪。另一方面,“速胜论”也有一定的市场。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发生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有许多人被平型关、台儿庄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希望用几个这样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国民党甚至在《大公报》上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後挣扎,日阀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云云。这种盲目乐观的倾向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认为国民党抗日了,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200万正规军上,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那麽,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胜?能不能速胜?为什麽是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後胜利?这些问题让很多人感到迷惘。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历经八天九夜的呕心沥血,挥毫写就长达五万多字的雄文《论持久战》,并作了长篇讲演,初步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我党的持久抗战方针。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共写了二十一个问题,其中,前九个问题为第一部分,主要是说明抗日战争为什麽是持久战,为什麽最後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後十二个问题为第二部分,主要是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後胜利,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诸如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後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以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依次对比分析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民心及国际关系等战争基本要素,揭示出战争的内在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实力消长变化,再根据这种趋势作出科学预测,令人信服。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进程和结果证实了毛泽东这些天才的判断。正如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李君如所说,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後,一扫积淤在时人心头的阴霾和疑云,焕发起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并成为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言:“奉读之下,恍然于抗日所应走的方向。”在重庆,周恩来向当时有军事权威之称的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据这位“小诸葛”的秘书程思远披露,白崇禧听後很感兴趣,索书进行了认真研读,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後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後,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论持久战》不仅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先後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出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读後不禁拍案叫绝:“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这是划时代的著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论持久战》十分佩服,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提到图书馆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论持久战》还同《孙子兵法》一道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书。就连对手也为《论持久战》的高明所折服,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由此看来,有人称它是当代的《孙子兵法》,也有人称它是中国的《战争论》,并非无稽之谈。《论持久战》不仅在中国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哲学理论,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考察并指导抗日战争的典范,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并解决中国重大社会问题的典范,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

附录: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一诗人为此著写下诗句,兹附于此:当年/一篇篇速胜论/像青天白日旗/被小鬼子的武士道精神/打得百孔千疮/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大半国土在呻吟/铁蹄下安有完卵/紧接着失败论者的/一缕缕哀叹/从雾都重庆,向/全国弥漫/唯有延安窑洞里的灯/亮着睿智的思辨/他坚信依靠全国的老百姓/一定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防御、相持,反攻/用三个阶段/筑就一根坚实的《论持久战》/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改造我们的学习(节选)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後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已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①。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已;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已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已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①。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後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①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门《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802页)

导读

冲破作风弥障的经典《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後来发表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它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道,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导文献。

1935年遵义会议以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步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战争的原因,对于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左”倾思想根源,没有来得及加以认真的清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还在党内严重存在着。加之抗日战争爆发以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一大批出生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人纷纷加入党组织,也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在新的形势下,老党员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机,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以延安为中心,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随後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它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主张要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昧中解放出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高度,总结了建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经验,着重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的实际漠不关心。割断历史,不懂中国,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它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全新的阐释,使之内涵精义升华,提高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态度和党性原则的高度,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报告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毛泽东作的这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弘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到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其後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些著作里,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在党内外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诸如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由此,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地位。它还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先河,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在局部范围内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对当前政党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联合政府(节选)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後,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後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们的一般纲领

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么,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後,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我们的具体纲领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第三 人民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後是他们自已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已也缩上了峨眉山①。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

第五 人民的军队

第六 土地问题……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後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後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①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的这句话是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最後撤四川山地。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1094页)

导读

历史智慧与辉煌理论《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後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林伯渠等也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毛泽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後期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借助大後方兴起的宪政运动,正式提出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把抗战时期爆发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高潮。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这篇政治报告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构想。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驳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谬论,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报告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第二部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第三部分,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四部分,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五部分,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并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即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剖析了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及其截然相反的结果,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目前阶段的具体纲领,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等基本原则。报告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才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报告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要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农民群众,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抗战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报告论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关键,这就是加强党的团结,报告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要用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武装全党。报告最後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泽东的这篇政治报告,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论联合政府》中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节选)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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