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萨尔曼·可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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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

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试读:

赞 誉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萨尔曼·可汗用质朴的笔触,诠释了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他并非科班出身,却能洞见教育的本质。他强调学生是教育主体,倡导个性化教育,并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设定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他的先进思想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从未想过颠覆传统教育,却正在引领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萨尔曼·可汗以个性化教育和在线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探索了一种在互联时代培养学生创造力的独特教育范式,值得深度关注。陈劲清华大学教授,原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

自2006年创办以来,可汗学院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公开而不受限制的在线教育的认识:它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萨尔曼·可汗在《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中告诉我们,在对全球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和提高全人类教育质量等方面,在线技术应该而且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

在《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中,萨尔曼·可汗分析了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缺陷,主要是“教”与“学”的不统一。萨尔曼·可汗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他主张在学习过程中尊重差异性、鼓励大胆思考和重视培养创造力。我坚信,人类已经具备了无限的创造力,教育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创造力释放出来。这种把教育目标与孩子天性相结合的方法真是妙极了,萨尔曼·可汗提出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是革命性的。对于那些在互联时代致力于学生教育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之作。穆罕默德·尤努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

萨尔曼·可汗和可汗学院提供的工具让我的孩子受益良多。他是把技术和教育有机结合的真正先锋。萨尔曼·可汗颠覆传统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我相信,通过《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这本书,会有更多的人认识这位了不起的创新教育家。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

萨尔曼·可汗坚信,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教”与“学”模式进行反思。他在《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中用无可争议的证据告诉我们:在线教育不仅能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的学习带来好处,而且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未来。埃里克·施密特谷歌公司董事长

萨尔曼·可汗正在让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梦想成真。他那些别出心裁的视频课程让成千上万的人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在这本引人入胜的新书中,萨尔曼·可汗讲述了可汗学院的成长故事,揭开了如何按个人进度学习并熟练掌握知识点的奥秘。克里斯·安德森TED 大会创始人

萨尔曼·可汗对教育的热爱和他创造的新方法,正在改变世界上成千上万学生的学习方式。那些致力于教育改革,努力让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成功获得技能和知识的人,一定要读读《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乔治·卢卡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制片人乔治·卢卡斯教育基金会创始人,《教育乌托邦》杂志出版人

萨尔曼·可汗正在改变我们认为还说得过去的教育。他幽默、有魅力、内秀,又极富热情,因此,他的视频课程大受欢迎。现在,他又通过这本书将可汗学院秉承的创新思想娓娓道来。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因为它就如同他的那些视频课程,质朴可亲而意义深远。他所讲述的,就是教育将改变什么以及正在改变什么的故事。我对萨尔曼·可汗本人、那些雄心勃勃的老师以及无所畏惧的教育企业家充满敬意。特德·米切尔新学校风险基金董事长兼CEO

读了这本书,你就会知道教育思想家萨尔曼·可汗多么看重学生的尊严。安·杜尔可汗学院的最初支持者

萨尔曼·可汗找到了一个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它可以为全人类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包括世界上那些最贫困的穷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2013年全球首富

序 言

谁都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我叫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是“可汗学院”(Khanacademy.org)的创办者和最初时的老师。可汗学院的使命,就是让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我之所以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现代教学模式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变革之中。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变化中的需求,被动的学习方法早已过时,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在处理信息时更加积极主动。传统的教育模式将学生根据年龄划分成不同年级,制定统一的课表,希望学生能在这种“一刀切”的课程中学有所成。

这种教育模式在100年前是不是最佳选择,已无从得知,但如今可以确信,它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但也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困惑甚至担忧。光鲜亮丽的新技术不仅没有成为理想的教学工具,反而成了摆放在橱窗里的无用装饰。

从传统教育模式向新教育模式转变,需要跨越一道鸿沟,在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学生陷入其中。瞬息万变的世界从未停止过革新的步伐,但如今,教育制度的改革却像冰川运动般缓慢,稍有不慎还会误入歧途。日复一日,随着一堂堂课的结束,学校的课程体系越发与学生的实际需要脱节。

教育改革说起来容易,但不管怎样,它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政客通过谈论教育改革来吸引选民的目光,而家长们更是对目前的教育之殇有着切身之感。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达到某种界定不清却又严苛强大的标准,又害怕孩子被同班同学超过,甚至还担心世界另一端的学生比自己的孩子优秀。这一现象就如同在争论宗教问题时每个人都坚持己见,却又拿不出足以令他人信服的证据。

教育体系应该更严密还是更松散?现在的考试次数是多了还是少了?说到考试,如今的标准化考试到底是检测了学生们的长期学习效果,还是仅仅考察了学生的应试能力?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理解力和创造性思维,还是在继续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

成年人也在担心类似的问题。当系统性的教育完成后,我们的学习能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训练自己的思维,避免它变得懒惰和迟钝呢?我们离开学校后还能学习新知识吗?在哪里学、怎样学呢?

这些有关教育的探讨都是积极健康的,它们无疑奠定了教育在我们这个充满联系与竞争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是,这些关注和探讨并没有转化成促进教育改革进步的实际行动。如果说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有害而无益。

获得卓越的教育成果并不是不可能的,许多优秀的教师和学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成功很难被复制或推广。尽管人们在教育领域投入了无数金钱和精力,但教育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有人甚至开始怀疑,现行的教育体系到底能否有所改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教育的目的与升学率和考试分数无关,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收获人生的果实,教育的责任是挖掘人的潜力,教育的使命是提升人的尊严。

媒体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数据:美国高中生的科学和数学成绩在全世界排名第23位。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排名无疑令人沮丧,但实际上,用它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未免太过狭隘。

在我看来,尽管美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种种不足,但至少从短期来看,美国仍会在科技方面保持领先地位。那些有关排名的言论太过危言耸听,大可不必理会,美国并不会因为爱沙尼亚的学生更擅长因式分解就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创造力、企业家精神、乐观主义以及资本实力)让美国成了全世界最适合创新的沃土,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聪明学生来到美国、获得绿卡并留下工作。从全球性且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来看,国家排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但如果我们不敲响警钟,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会让我们错过继续发展与进步的时机。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停止输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人才,美国的领先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虽然美国不断地为创新提供着原动力,但又有谁能从中受益呢?是不是因为得到足够教育的美国学生太少了,才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因为缺乏工作技能而失业?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或机会,他们无法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他们的潜力是否会因此被埋没甚至被引入歧途呢?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是否会因教育的缺陷和制度的腐败而走向衰亡呢?

这些问题兼具实际和道德意义。我相信,全球教育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谁知道天才会在哪里出现?也许在非洲的一个小村落中,某个小女孩在未来会发现治愈癌症的方法;也许在新几内亚岛上,某个渔夫的儿子会对海洋的健康状况有着深入的见解。我们怎能浪费掉这样的天分和潜能呢?如今,拥有先进技术和教育资源的我们怎能不为这些孩子提供世界顶级的教育呢?而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怀揣梦想,鼓足勇气,大胆行动,让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然而人们并没有付出实践,而是继续空谈教育领域微不足道的变化。由于缺乏想象力或是害怕破坏现状,关于教育改革的对话往往浅尝辄止,大众关心的不是我们现存教育制度的弊病,而是那些为我们熟知却受到过度重视的标准,比如考试成绩和毕业率。当然,这些标准并非不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生产技能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能否充分发挥潜力,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作出贡献。

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学习的?在数字化时代,所谓的标准化课堂教学法(即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回家后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能否适应当今的需求?为什么学生在考试后就会忘记他们本该牢记的知识?为什么走向社会的成年人感到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然而即使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仍要记住,哀叹教育的现状和做出实际行动远不是一回事。

200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会在后文中谈到这一点),我开始对一些看似可行的教学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教学方法都是经过论证的真理,只不过换上了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些方法表明,对现存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是可能的。

在若干不同的教学方法试验中,有一种大获成功,那就是我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布的基础数学教育视频。当时我并不知道该怎样以最佳方式呈现视频,也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效,更不知道是否会有人观看我发布的视频。在进行试验的过程中,我采用的是试错法(没错,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犯错的)。我那时的工作是对冲基金分析师,白天还要应付高要求的工作,时间极为有限。不过,就在短短的几年后,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教育这份事业才是我的激情所在和内心的归属。于是在2009年,我辞掉了分析师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行业,正是这个开始成就了今天的可汗学院。

虽然“可汗学院”这个名字看上去会让人觉得规模很大,但一开始,学校的资源极为缺乏。整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一个价值20美元的屏幕录像软件和一块花了80美元购置的手写平板。至于那些图形和等式,我都是借助微软的一款免费画图工具完成的,而且经常画得歪歪扭扭。除了视频,我还以每月5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个网络服务器,尝试运行一些收集来的测验软件。学校的教师、工程师团队、后台支持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供学校运转的预算大部分来自我的存款。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穿着一件6美元的T恤衫,随意换着几条运动裤,对着电脑显示器讲话,天马行空地展望着这项事业的未来。

我的梦想并不是做一个点击率很高的网站,更不愿意看着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业最终变成教育争论中昙花一现的失败案例。或许是我心存妄想,但我的梦想是创建一个持久的、能够推动改革的、服务于世界的学院,我希望它能延续几百年,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可行的教育模式。

在我看来,现在是重新审视教育制度的绝佳时机,历史上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都是在转折时期应运而生的。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是在北美殖民建立后不久后成立的,而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各州州立大学系统则是在美国工业革命和领土扩张的背景下诞生的。如今,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一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的早期阶段。在这场革命中,世界变化之快让深度创造力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本领。过去那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基于这些想法,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使命,借助当今已有但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手段,这一使命是可以完成的。我的使命宣言是:让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我的教育理念很直接,又极富个性。我希望用我想接受的教育方式去教授别人,也就是说,我想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学习的快乐,并让学生在了解宇宙万物时感到兴奋。在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我不仅想让学生掌握这两门学科的逻辑,更想让他们体会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魅力。除此以外,无论是刚开始求学生涯的孩童还是结束学业后想温故知新的成年人,无论是在书山学海中奋力拼搏的学生还是想要保持思维敏捷的老人,我都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教育方式中获得同等程度的帮助,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我的教育理念想摒弃的是课堂上单调乏味的教育方式,即让学生死记硬背、生硬地套用公式,这种方式的意义无非就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不会让他们记住所学的知识。我希望帮助学生了解每堂课都是相互关联的,知识的难度和深度会随着课程的进行而层层递进;我还希望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这样即便他们每次只掌握一个概念,也能在其后将这些简单的信息进行融合、扩展,进而真正地掌握一门学科。总而言之,我希望重新唤起学习的乐趣,也就是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的过程,享受学习带来的自然的兴奋,这种兴奋在传统课堂中服从式的教育模式中被压抑了。

在可汗学院成立之初,我只有一名学生,那就是我的表妹纳迪娅。

到了2012年年中,可汗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也不止我一个教师了。我们每个月会向600多万学生提供教育,这一数字比美国哈佛大学自1636年创立至今所培养的学生总数的10倍还要多,且还在以每年400%的速度继续增长。教学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1.4亿次,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软件已经完成了近5亿次测验。仅我个人就发布了3 000多个教学视频,这些教学视频是完全免费的,不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此外,视频涵盖的内容很广泛,从基础数学运算到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从物理到金融再到生物,从化学到法国大革命,各学科知识应有尽有。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招揽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和软件工程师。可汗学院已经成为了网络上最常用的教育平台。《福布斯》这样描述我们:“或许很多人都会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一所学院,如今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机构。”比尔·盖茨也对我们大加赞誉,公开表示他曾借助我们的网站辅导自己的孩子数学。

你可以说这本书讲述的是可汗学院令人惊叹的成长经历和被大众接纳的故事,但我们更想表明的是,可汗学院的成长揭示了当今世界的需求。

几年前,可汗学院的知名度仅限于我的亲朋好友之中的几名中学生,它到底是怎样为全球各个年龄层和不同经济条件的人所知道的,它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学生会把这个网站告诉他们的朋友和老师呢?为什么老师会向学校领导推荐这个网站?为什么父母不仅利用这个网站帮助孩子学习,同时也通过它温故知新、继续学习呢?

简而言之,可汗学院满足的到底是大众在哪一方面来满足的需求呢?为什么可汗学院成功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了快乐,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就做不到呢?对于教育成果这一问题,我们是否能用真实的数据来证明,可汗学院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它是否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可汗学院的教育方式是否让学生真正地掌握了知识?可汗学院是否帮助了学生顺利升学?视频课程和互动软件到底是更适合作为传统课堂的辅助工具,还是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即由学生自己控制进度的主动学习?

不管是8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人,作为学生的他们每次在点开一个新的教学视频时,就像是开启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探索历程。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以及需要做的练习都会给学生带来挑战,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来应对这些挑战。即便学习的进度慢了一些,学生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指责,不会因为跟不上进度而担惊受怕。教学视频会一直挂在网站上,学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不断地进行温习,而这种学习方式也容许学生犯错。学生不用害怕自己的学习状况让老师失望,也不用因为怕在全班同学面前出洋相而提心吊胆。

我一直坚信,可汗学院的教育能够成为教育改革领域的先驱,至少能够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即让教学艺术与信息展示、数据分析相结合,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最为清晰、全面且重点最突出的课程。考虑到如今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形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许是学生们的反馈。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收到了数千封学生邮件,他们都是可汗学院的受益者,有的来自欧洲城市,有的来自美国郊区,有的来自印度农村,还有的来自中东小镇。在这些信件中,年轻的女孩们抒发着对教育的渴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只能偷偷地学习。有些则邮件简短而风趣,有些则详尽而真诚。有些来自在学校成绩不好、对自己不够满意的孩子,还有些来自害怕自己失去学习能力的成年人。

这些邮件都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无论是在精英式的贵族学校还是平民化的一般学校中,都有太多天资聪颖、刻苦努力的孩子没有接受到合适的教育。太多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丧失了信心,甚至很多所谓的“好”学生也发现,即使得到了好成绩,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并不多。当今社会纷繁嘈杂的环境和追求简单的文化,让孩子和成人渐渐失去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追寻真理的求知欲。

对这些学生来说,可汗学院仿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这里,他们能体验到在课堂上和工作场合中体验不到的东西。这难道是因为人们看了视频课程或使用了互动软件后会变得更聪明吗?当然不是。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更有效:它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的环境,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很聪明。

学生们给我反馈的邮件是我撰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原因与动力。此书不仅是我展现个人心声的方式和表达自我诉求的途径,更是唤醒民众变革意识的呼声,是引领教育制度的革命性宣言,是指导未来发展方向的纲领。传统的教育方式必须进行变革,教育必须回归其本质,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促成个人的进步,必须维系人类的繁荣。

人们在何时何地最为全神贯注?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有些人在早上头脑最为清醒,有些人在深夜学习效率更高。有些人认为在安静的房间里更能集中精力,而有些人则更喜欢边听音乐边学习,甚至是在咖啡厅里伴着嘈杂的环境学习。既然每个人的学习习惯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课堂才是教学的主要场所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统一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和进度呢?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摆脱这种限制和束缚的能力,让教育变得更加便捷、灵活、个性化,它还能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个体的责任感,重新唤醒学习过程中的乐趣,让学习变得如同寻宝游戏。此外,科技进步还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好处:互联网让教育唾手可得,无论是知识还是机会都能更加公平地被人们获取。高质量的教育并不一定要依赖校园,贫富差距也不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非平均分配,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像比尔·盖茨家的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优质教育。

常言道:生活就是一所学校。随着我们的世界越变越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变得越发紧密,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所巨大无比的学校。这所学校里的求知者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既有学习进度快的,也有学习进度慢的。在这里,我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我们既可以选择独自努力钻研,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人、与他人分享知识或者为他人答疑解惑来进行学习。

我希望可汗学院能够成为这所全球课堂的虚拟平台。我们欢迎所有充满求知欲的人,我们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都能帮助他人并获得他人的帮助。我们鼓励人尽其才,帮助大家展现出自身最好的一面。成功由我们自己来定义,可以有千万种不同的标准,但失败只有一个衡量法则,那就是放弃。

就我个人而言,在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同时,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在一些方面,我获得的收益甚至远远超出自己最初的投入,比如我收获了智力乐趣,重新唤起了我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感觉与其他思想和其他人建立了一种连接关系。我梦想有朝一日,可汗学院所有的学生和这本书的每一个读者都能拥有与我一样的收获。第一个学生,表妹纳迪娅

飞翔需要一种技术或者说一种诀窍,那就是把自己扔向地面,但又不会真地撞上。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试试吧。——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漫游指南》

可汗学院的创立得从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讲起,故事之初只有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所以,我想首先给你们讲讲我的家庭背景。

我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梅泰里,新奥尔良市的一处居民区。我爸爸是名儿科医生,他从孟加拉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医,并在新奥尔良慈善医院完成了医师实习。1972年,他回孟加拉待了一小段时间,然后与我母亲一起来到美国——我的母亲出生在印度。这段婚姻属于传统的包办婚姻(我母亲在结婚仪式上还曾偷瞄新郎,以确定她嫁的是男方家那位让她心仪的兄长)。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母亲的5位兄弟和她的一个堂兄来我家做客,他们纷纷爱上了新奥尔良。在我看来,新奥尔良之所以对他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从各方面看都是最接近南亚的地方。这里有辛辣的食物、潮湿的气候,还有巨型的蟑螂和腐败的政府。在我们的家族中,家庭成员的关系十分紧密,只不过有些时候,父母两边的亲戚也会发生冷战。

婚礼对我们的家族来说是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2004年结婚时,超过40名亲戚千里迢迢地来到我妻子的娘家居住的新泽西来参加我的婚礼,其中就有我的表妹纳迪娅。

如今,纳迪娅已经是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医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了,但在2004年,年仅12岁的她却是个文静的小女孩,当时,她在学业上首次遇到了挫折。六年级结束时,她参加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考得很糟糕。在此之前,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每门功课都能得A,她刻苦努力,总会做充分的准备迎接考试。不理想的成绩打击了她,对她的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心造成了伤害。

婚礼结束后,我终于能跟她说上话了,那时的她已经渐渐接受了考试失败的结果,认为自己学不好数学。对此,我却有着和她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我看到了她的潜力。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富有创造力,做事也很有恒心。我当时认为,她将来肯定会成为计算机科学家或者数学家。在我看来,凭她的能力,学好六年级的数学肯定不难。

也曾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学习过的我很清楚,如果她进入数学慢班,她未来的数学学习一定会受到毁灭性的影响。这次摸底分班考试(我在后面将会偶尔提到)会对纳迪娅的学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她进不了数学快班,就不能在八年级时学习代数了。如果她在八年级时学不了代数,那么在十二年级时就学不了微积分。以此类推,这种下滑式的学习过程无疑埋没了她的潜力。

但糟糕的成绩已成事实,要不要采取补救措施呢?纳迪娅的母亲认为没有必要。他们在我婚礼后去了波士顿,也就是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那时,我发现纳迪娅很悲伤,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做出一个决定。我跟她说,等她回到新奥尔良后,如果学校让她重新参加摸底考试,我就会远程辅导她学习。至于怎样辅导,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而是打算逐步摸索。

在一开始,这一切只是一次尝试,是无意之中做出的临时决定。但是,随后发生的一切都源于这最初的决定。我没有接受过教师培训,也对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没有任何高见。不过,我的确觉得自己很容易就能学好数学,并对这一学科有良好的整体把握,但对于教别人学习数学,我还真不敢打包票。我的很多教授对他们所教的学科非常了解,但就是不擅长与学生分享他们的知识。我曾经认为,并且至今仍然认为,教学是一种独特的技能——事实上,教育是一门艺术,既需要创造力也离不开直觉,而且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但教育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它还具备科学的严谨性。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教育方式,看看哪种更有效,然后就可以成为纳迪娅的好老师。这种智力上的挑战与我在投资或科技事业中面临的困难差别不大,但这次挑战很可能会给那些我在乎的人带来巨大收获。

我对人们的学习方式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不会受到所谓正统方法的束缚,也不会按照正统方法的标准来判断对错。在追求最有效传递信息并利用现有科技的方面,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的。简而言之,我所做的就是从头开始,不受任何已形成的习惯和前提束缚。这并不仅仅是跳出固有思维模式这么简单,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固有的思维模式可言,因为我将从零开始。我会尝试不同的方法并观察其有效性,同时,我也会总结出哪些方法缺乏效果。

然而事实上,在教纳迪娅的时候,我的确在我的个人经验而非任何成形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我的教学方法。上学时,我感觉一些老师更喜欢炫耀他们的知识,而非将那些知识传授给我。他们的语气通常很不耐烦,有时还带有傲慢的情绪甚至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有些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机械,就好像没有经过思考。我希望在辅导纳迪娅时能创造一个安全、私人、舒适且能引发思考的氛围。我希望作为老师,我能够真正地分享我的思考过程,并能在交流中传递知识,就好像我面对的人与我一样聪明,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理解手中的教材罢了。

我坚信,包括纳迪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学好数学。我不想让纳迪娅死记硬背或是割裂知识进行学习。我还相信,她一旦理解了数学的基础概念并掌握了其中的逻辑联系,后面的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辅导纳迪娅的首要步骤就是找出她在数学考试中的薄弱环节。原来,她考试失利的症结是她没有理解单位换算的概念,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单位换算的考题无外乎是问学生6英里等于多少英尺,3品脱等于多少盎司,这些概念非常简单直接。此外,学生还要掌握各种词根的意义,比如“kilo”代表千,“centi”表示百分之一,然后结合其他因素就能快速地给出正确答案。关于单位换算的题目无非就是简单的乘除运算。纳迪娅虽然无法理解简单的单位换算,却能很好地掌握数学中更难的概念。

单位换算为什么会成为纳迪娅学习数学时的瓶颈呢?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还是来想想几种可能的原因吧。

也许在老师讲解单位换算这个概念那天,纳迪娅没有去上学;也许她那天去上课了,但状态不好;也许她感觉很困或者肚子痛,或者因为跟母亲吵了架而心情沮丧;也许当时下一节课有考试,所以她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只顾复习而没有听讲;也许当时她刚好喜欢上班里一个距离她两排远的男孩,幻想着与他发展出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也许她的老师并没有将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就急着开始讲下一个内容了。

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只是为了表明很多种原因都可能造成纳迪娅没能掌握单位换算这个知识点的结果,而且纳迪娅只接触过这个知识点一次,之后也没有在课堂上进行过复习。也许老师讲过那部分知识,也许老师在黑板上演示过,但演算完毕就擦掉了。课表不能变,进度不能变,这就是目前课堂教学的原则。

让我们花些时间想想下面这个问题。纳迪娅在一所很不错的私立学校上学,师生人数比例合理,所以一个班级的人数很少。当然,有些人认为如果不增加学生的数量,只要多招聘老师、修建更多的教学楼、采用更多的教科书、引进更多的电脑设备,那么现行的教育模式就没有任何问题。在他们看来,小班教学就是灵丹妙药。班级人数减少会让较差的学校看起来像好学校一样。如今,对于班级规模变小这一观点,没有人持反对态度,我也希望班级中的人数尽可能少,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更多地与老师交流。然而不幸的是,小班授课也无法解决孩子跟不上教学进度的问题。

即使是小班授课这种方式也忽略了与学生学习方式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比如学生学习的步调是不一致的,有些学生能够很快地凭借直觉理解一个概念,但另一部分学生可能要通过仔细琢磨才能理解。理解得快并不一定代表学生聪明,理解得慢也不代表学生愚笨。另外,理解得快也不能说明就理解得透彻。所以学习的快慢是个人习惯问题,与智力无关。与那些很快就学会的人相比,学得慢的也许会获得更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大脑中储存得更为长久,在未来也会发挥更多作用。

此外,那些算术学得不好的学生或许在碰到高等数学中的抽象问题时,又会展现出高人一等的理解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班里的学生有10名、20名甚至是50名,每名学生对一个知识点的掌握能力都是有差别的,一对一的小班教学也不一定是理想的教学方式,原因在于,老师为了让学生跟上国家要求的教学进度不得不按照教学大纲继续授课,因而忽略了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每当老师要进入下一部分课程,即对一部分知识进行总结和测试,然后进入下一阶段学习时,总有一些学生还没有彻底掌握应掌握的知识。

标准化的课堂教学模式并没有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知识。不管班级的规模是大是小,老师都会在规定的时间进入下一部分内容,而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假如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所有学生都能完全掌握知识。

在混混沌沌地边摸索边辅导纳迪娅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我把自己的教育方法与人们的学习方法相比较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两个最为重要的认知:其一,课程的进度应按照每个学生的不同需求来制定,而不是人为规定一个统一的进度;其二,学生如果想要掌握更高难度的知识,就必须深入理解最为基本的概念。

让我们继续讲述纳迪娅的故事。

纳迪娅回到了她在新奥尔良上学的学校,而我则返回波士顿继续我的工作。我为我们两个人买了价格低廉的手写平板。通过一个叫作雅虎涂鸦的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在电脑上涂写的内容。我们用电话进行交流,制定了课程,决心帮助纳迪娅解决单位换算这个恼人的知识点。

辅导的第一周简直就是一场折磨。我猜不仅我有这样的感觉,纳迪娅一定比我还要倍感煎熬,但在我们进行直接且亲密的交流过程中,我了解到了阻碍学习的多种复杂因素。

毫无疑问,纳迪娅非常聪明。她跟随家人一起来波士顿到我家走亲戚的那段时间恰逢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我们一行人等待着即将在查尔斯河上空燃放的烟花。在等待之余,我们为了消磨时间玩起了脑筋急转弯的游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纳迪娅非常愿意解决棘手的问题,她的分析能力、创造力以及在遇到复杂问题时分解问题的能力都很优秀,而不少从顶级的工程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的应聘者都缺乏这种能力,但一旦涉及单位换算,她的大脑就停止工作了,像是突然被冻住或是锁住了似的。纳迪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在我看来,她只是在内心否定了自己。就像许多人无法理解某一个知识点一样,她告诉自己永远也掌握不了,仅此而已。

我对纳迪娅说:“比这难的知识点你都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你也一定能掌握。”

不知她是没听见我的话还是认为我在骗她,做练习时我问了她一个问题,她沉默了,沉默了很久,我以为电话或者网络断线了。终于,她颤抖着回答:“1 000?”“纳迪娅,你是在猜答案吗?”

“100?”

我开始注意到,比起帮助,或许我给她带来的伤害更多。虽然我想表达的全是善意,却让她感到了不安和焦虑。我原本是想让她重拾信心,但我却进一步损害了她的信心。

这件事情让我确信,不管是在教室里还是在电话的另一端,不管是在30人的大课堂还是一对一的辅导中,老师有时候会成为禁锢学生思维的罪魁祸首。在老师看来,他们是在帮助学生,但从学生的角度看,如果老师不改变对待学生的方式,学生就很难体会到老师是在帮助他们。每当老师向学生提出问题,他们希望学生能立刻给出答案,而这一过程无疑给学生带来了压力,因为学生不想让老师失望。纳迪娅也是如此,她害怕我会对她做出评判。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生集中精神学习。有的学生甚至觉得和老师交流,或者告诉老师自己理解了什么、还有哪些内容不理解等,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基于这一点以及单纯的不甘心,我尝试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辅导策略。我对纳迪娅说:“纳迪娅,我知道你很聪明,我并不是在评判你,但我们现在要改变规则。你不可以猜答案,也不可以用空泛的答案敷衍我。我只想听到两种回答,要不就告诉我确切的答案——直接说出来,要不就对我说:‘萨尔曼,这个问题我不懂,我们再复习一遍吧。’我不要求你听我讲一次就能懂,我也不会因为你问我问题或者想让我再讲一次就瞧不起你。听懂了吗?”我想这也许会让她有点生气,但这种方法的确很有效,她开始带着一丝愤怒地果断喊出答案,或者要求我再讲一遍。

不久之后,纳迪娅似乎开始有所领悟。她似乎突然间明白了单位换算的实质意义,而辅导课程也变得有趣起来。到底是纳迪娅掌握了单位换算在先,还是她喜欢我的课程在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认为很有必要探寻这个答案。重要的是,对这种辅导方式日渐适应让纳迪娅重拾信心,并再次变得机敏起来。从她回答问题的口气上,我能听出她内心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当她需要我再为她解释一遍时——就好像在按重放键,她再也不会觉得难为情或羞愧了。

纳迪娅的情绪还有其他变化。在掌握了单位换算这个知识点后,她为之前自己不理解它而感到生气。这种情绪是健康的。她为自己之前感到气馁而生气,为怀疑自己的能力而生气,为自己在挫折面前屈服而生气。如今,她已经成功克服困难,掌握了一个原先难以理解的知识点,那么在未来再次面对困难时,她就不会轻易退缩了。

纳迪娅重新参加了数学摸底考试,这一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又开始辅导她的两个弟弟阿尔曼和阿里。我有不少亲戚和朋友听说了此事,很快,我就有了近10名学生。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可汗学院不知不觉地初具雏形,而且是在学生和家长们的好奇心和需求的驱使下形成的。可汗学院在无形中开启了病毒性传播的趋势,它已经进入了积累发展原动力的初级阶段。

值得骄傲的是,我所辅导的学生很快就在同年级的学生中脱颖而出——而我也迷上了教学。我在教学中接触了种种知识点,并收获了满足感。我不由得将其与我当时从事的工作进行了对比——也就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对冲基金的工作。有人将对冲基金称为恶魔,我绝对反对这种说法。在对冲基金这一领域中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高智商且很善良的人,尽管如此,投资工作并不能算作社会公益服务。难道我真想一辈子都做与对冲基金有关的工作吗?难道投身于对冲基金这个行业能够让我有限的时间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吗?

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在智力和财富方面也有不小的收获;但另一方面,我又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牵绊着,被另一份事业召唤着,而且后者看似更值得我为之奋斗。

于是我决定继续我基金公司的工作,努力存钱,等攒了足够的钱时再辞去工作。与此同时,我开始试验不同的教学技巧,以找到效果最好的辅导方法,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要。在这一阶段,我仍采用能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就是工程师常采用的方法。

我试图利用网络电话Skype每次教授三四名学生,然而这样做教学进度非常缓慢,远没有一对一辅导的效果好。为了将一些流程变得自动化,我写了一些能够自动生成问题并记录每个学生答案的程序。我很喜欢写程序,它让我明白自己应该在课堂上重点关注哪些问题。正如我会在后面讲到的,这些收集、组织和诠释数据的技能如今已经成为非常有用且复杂的工具,但在当时,我所写的程序本身并没有解决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的问题。

后来,就在我开始感到自己承担得太多、需要作适当调整的时候,朋友的一个建议让我茅塞顿开:为什么我不将自己的课程录制下来并发布到YouTube上呢?这样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观看视频。

那一刻,我认为这个想法可笑至极!YouTube?YouTube可是用来发布诸如猫咪弹钢琴一类的搞笑视频的,绝不可能跟严谨的数学产生任何关联!将严肃、系统性的课程发布到YouTube上?显然,这一想法太愚蠢了。

不过,在发布了3 000多个视频之后,我仍然觉得遗憾,真希望当时这个想法出自我自己的头脑。朴实无华的教学视频

面孔、技法、风格,所有的一切都在追求极致的简洁与卓越。——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有些人认为,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风景优美的校园和设施先进的教室,他们相信教育是富有的国家和群体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对于这种看法,我想用可汗学院形成之初时发生的一些事来反驳。举例来说,一开始,可汗学院的总部其实就是一间客房,后来是一间衣橱,“衣橱”的说法更广为人知。没错,就是一间更衣室,里面还有所需的电器插座。房间里放着一张小书桌,还有一扇可以看到花园的窗。但不管怎么说,那的确就是一间衣橱,在我看来如同僧侣修行的小房间。在这里,你能够专心致志地做事,不会受到外界舒适生活的干扰或诱惑。

在可汗学院逐渐成形的阶段,我每天都在寻找一种能让视频课程变得更为有效的表现方式。我个人的品味和性格对此起了重要作用,使我以简洁的方式呈现我录制的视频。

举例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将电脑上的“黑板”界面设定为黑色。尽管这个黑板是虚拟的,但是我认为“黑色的”黑板带有一种魔力。我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让他们重拾学习的乐趣甚至是悬念,让他们将对知识的追寻视为一种寻宝游戏,带着问题去主动寻找答案。这种方法看起来比直接告诉他们答案更有效。正如知识为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一样,我的教学方法也力图帮助学生培养一种能力,让他们通过动手实践来专心思考,自己找出答案。

我所做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关于每节课时长的。当我在电话的一端辅导纳迪娅时,我们并没有设定每次辅导课程的时长。只有在我们中一个人有事情必须离开时,或在纳迪娅掌握了某个概念时,或在我们的身体或是大脑感到疲倦时,我们才会停下来。然而,如果要将教学视频发布到上,我就必须遵循YouTube的要求。尽管该网站如今已对发布要求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在当时,上传的视频长度被限制在10分钟以内。所以,我的课程只能控制在10分钟。

实践证明,不管是对于我这样的发布者还是那些听课的学生来说,10分钟都是非常合适的。

需要澄清的是,在确定一节课的时长之前,我事先并不知道10分钟是最佳时长。这次实践只不过是凭借直觉和运气误打误撞。不过在此之前很久,一些权威的教育理论家便已经判定,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大概为10~18分钟。

1996年,在一份叫作《国家教学论坛》(Na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um)的著名同行评审期刊上,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约安·米登多夫(Joan Middendorf)和阿兰·卡利什(Alan Kalish)发表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关注的人群是大学生。另外,在进行这项研究时,还没有短信和网络社交工具出现。由此可以推测,现在年轻人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并会面临更多让人分神的因素。

这两位教授认为,需要将完整的课时按分钟来分析。他们发现学生们需要3~5分钟才能静下心来,在之后的10~18分钟内精力非常集中。那之后,不管老师讲得有多好,不管课程有多么吸引人,学生还是会走神儿。用俗话来说,就是学生会“溜号”。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学生还能再次集中精力,但集中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在课程即将结束时,集中的时间只有3~4分钟。

早在1985年,便有另一项研究对学生在20分钟内记忆的内容进行过检测。为了进行记分,老师将课程分成4段,每段只有5分钟。你大概会认为学生们记得最好的是最后一段内容——也就是最后听到的那一段。而事实上,试验结果恰巧相反,学生们记得最好的是第一段。到第15分钟时,学生们几乎已经头昏脑涨了。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早在可汗学院或YouTube出现之前,可靠的学术研究就已经描述过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长、变化和极限。然而,这些令人印象深刻、试验结论前后保持一致、有确凿证据支持并且从未有过反对意见的发现,却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让我深感好奇的是,虽然米登多夫和卡利什对学生的注意力进行了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将报告得出的结论用于实践。尽管他们发现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长只有10分钟或一刻钟,但他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课程的长度应该为1小时。他们建议,老师应在课堂中不时变换讲课方式,目的是让学生重新集中注意力。也许,对于一些颇有技巧和点子的老师来说,这样做能够让孩子重新集中注意力,但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回避问题的核心,试图通过巧妙的手法绕开关键。如果学生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十几分钟,那么老师为什么仍会认为一节课理应为1小时呢?

此外,如果说“变换讲课方式”(比如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或者鼓励学生解决问题)能够让学生重新集中精力,那为什么现在主要的教育方式仍是照本宣科呢?为什么学生还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被动听讲呢?

各项研究(坦白说,就是我们的经验和常识)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仍会在自己的惰性面前妥协,继续沿用现有的教育模式。

如今,并不是所有课程都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许多人文学科的大学课程会在授课中融入很多讨论,即学生在课前会阅读一些相关材料,以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美国哈佛商学院将这种教育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早在100年前,该校就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教学,之后诸多商学院纷纷效仿。对于诸如会计或金融类的课程,学校几乎已不再采用老师单纯授课的方式。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一个10~20页的案例,比如对某个公司或个人情况的描述,然后老师会组织学生们在课上进行讨论或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须出勤)。而教授在这样的课堂上扮演的是讨论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课堂节奏的角色。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在这样的课堂上,即使教室里坐着80名学生,你的大脑也很难走神,这是因为大脑会主动处理其他同学提出的观点,同时你也会尽全力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整整80分钟的课程中,你可以不断地贡献出新的想法。时间过得很快,你甚至舍不得课程结束。与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讨论。

最重要的是,你和同龄人的想法能产生共鸣。如今,我还能回忆起10年前的同学与我(以及我在课堂上与他人)分享的想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还会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可汗学院的学生处理成长过程中或机会来临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内容为王

消除冗余方为艺术。——巴勃罗·毕加索

很多教学方法和方式都已经过理论证明,却从未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而我们可汗学院却在不经意间依靠直觉和运气,将这些优秀的教育方法付诸实践。YouTube视频课程的时长只不过是在这种方式下歪打正着的成功案例之一。之后我们将看到,这一主题还会反复出现。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个逼迫我作出选择的关键因素:成本。可汗学院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我的个人存款。我喜欢教书,但我并不想因此变得身无分文。对于将视频课程发布到网上这件事,我当时的希望是将设备和制作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基于某种先前存在的理论,我决定不在视频课程中露脸。我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摄像机,也不想因此去花钱买一台。买了摄像机会带来一连串麻烦事:如果我买了摄像机,就会担心灯光是否足够,就算灯光调好了,我还得费心思考我该穿什么出镜,牙缝里会不会粘着菠菜叶。这会让单纯的教学辅导变成复杂的电影拍摄。辅导他人需要双方情感上的沟通,作为老师的你应该做的不是单方面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与学生交流。我想让学生感觉自己仿佛与我在厨房的餐桌旁并肩而坐,共同解决学业上的问题,而不希望自己变成黑板前的一台讲课机器,拉远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所以我做出决定,在视频课程中,学生们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看不到我本人。学生们只能看到我在电子黑板上涂写的内容(有时会穿插一些历史图片),他们看到的内容和我看到的完全一样。

人类会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面部,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我们会不断观察周围人的面部表情,以此判断谈话的气氛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方式。我们天生就会凝视他人,会在倾听他人的同时观察对方嘴唇的一张一合。养育过婴儿的人能够注意到,婴儿在看着母亲的时候精神特别集中,父母的面部也许是新生儿集中精神观察的第一样东西。

如果面部对人类来说如此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在视频中加入人的面部呢?这是因为,如果视频中出现了人,学生就很容易分神,无法把精力集中在视频中所讲的内容上。毕竟从本质上来说,还有什么比一对不停眨着的眼睛、一个不断抽动的鼻子和一张一说话就会动的嘴更容易让人分神的呢?如果我们在一个空间里看到一张脸和一个等式,那么我们的关注点会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注意力也会处于游离状态。有时,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时会不由自主地观察说话人的特征,而不是注意说话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相信这一点每个人都有过体验。

这并不是说面部(包括老师和学生的面孔)在教育过程中毫无作用。恰恰相反的是,在教室里,面对面的交流会让课堂体验变得更为人性化,让老师和学生双方都展现出其独特性。老师能通过面部表情向学生传递同情、认可及细致入微的关心;而学生的面部表情也能够透露出他们的压力和疑惑,以及理解知识后的喜悦。

不过,面对面的交流应从视频教学里分离出来。这两种教育方式并不冲突,而是应在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视频课程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不需要学生将大量时间投入传统课堂。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茫然地坐在教室里,而老师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判断哪个学生掌握了知识,哪个学生没有。如果学生在师生互动之前就已经学完了课程,师生在课堂上就有话题可以讨论,可以进行互动。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有些人担心,基于计算机的视频课程会取代老师,或者降低对老师技能水平的要求,事实与这种担心恰好相反。如果学生是在网络上接触到某个知识点的(不管是通过视频还是练习),那么老师的作用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老师可以与遇到困难的学生面对面地交流,摒弃枯燥的授课,将这样的交流变成指导、激励学生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多视角解决问题的途径。

上面的内容表达了我内心深处的教育理念:在教育问题上,我们应多采用新技术,而不是担心新技术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灵活、细心地应用新技术,网络课程就能够让老师做更多“教”的工作,课堂也会变成一个互帮互助的工作室,而非一个被动听讲的地方。精熟教学法

创新的本质在于,它虽在边缘之地诞生,但能被大众接纳和认可,也不会被正统体系的惯性所压垮。——凯文·凯利,《连线》创始主编

前文中,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可汗学院在选取教育方式方面遵循的一些原则,并提到了我在作出选择时依靠的直觉。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我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精熟教学法。

根本上说,精熟教学法实际上是指学生在进入更高难度的学习阶段之前,应充分理解之前所学习的概念。尽管这一道理简单直观且符合常理,但精熟教学法一直以来却饱受争议,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它再一次证明了教育体系的发展没有把其最好的研究结果和最合理的建议应用于实践;其次,虽然人们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提出并验证了精熟教学法的优势,但在过去,受到不够发达的科学技术的限制,精熟教学法的方法和技巧直到最近才能够在学校和学生中得到应用。

下面,我将简述一下精熟教学法的应用历史。在计算机、电视以及抗生素尚未出现的1919年,一位激进的教育家卡尔顿·沃什伯恩(Carleton W. Washburne)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温内特卡镇的学校负责人,温内特卡是美国当时最富裕的城镇之一。那个时间为创新提供了极好的时机,那个场所为创新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鼓舞了国民的士气,激发了美国人敢想敢做的精神,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温内特卡镇的学校规模很适合管理,不仅有实力展开试验,而且非常希望通过试验使其教育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领先。1922年,沃什伯恩在温内特卡镇采用了新的教学形式,也就是为大众所熟知的温内特卡计划(Winnetka Plan)。

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精熟教学法,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颇为激进。为什么呢?首先,它坚信,只要教学条件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那么所有学生都能掌握知识,任何学生都不会掉队或成绩不佳。

其次,在精熟教学法中,每节课并不是按照时间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解程度和成绩来确定的,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师生需要在固定的课时内完成对某个主题或概念的讨论,只要时间一到,师生就必须进入下个话题或概念。这种教育方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学生对材料的掌握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沃什伯恩提出的教育体制则帮助学生按照个人节奏实现了对知识的同等水平的掌握。学得快的学生可以做一些巩固练习,而学得慢的学生可以通过单独辅导、寻求同龄人的帮助或者完成额外的家庭作业的方式来赶上进度。

在此,我想强调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差异,这是支撑了我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理论的核心问题。按照传统的教育制度,用于学习的时间是个常量,而学生对概念的理解程度却是个变量。沃什伯恩倡导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教育制度恰恰相反。他认为,在教育中,常量应该是学生对知识和概念的高水平理解,而变量才是学生为理解问题所花费的时间。

20世纪20年代,温内特卡计划受到了极大关注,用于满足自学需求的教学参考书供不应求。卡尔顿·沃什伯恩成了当时教育领域内的杰出人物,被任命为美国进步教育协会会长,并进入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职。奇怪的是,没过多久,精熟教学法就被人们淡忘了,几十年后,它被彻底抛弃。

其原因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限制该教育理念发展的瓶颈中部分是经济因素。也许像温内特卡镇这样规模小而财力雄厚的学校系统能够支付新的教科书、练习册以及其他所需的教学材料,但纸质出版物仍旧非常昂贵,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教育改革有些不切实际。此外,教师的再培训也是个问题。精熟教学法需要老师掌握多种不同的技术和技能,所以除了大量的资金,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也不可或缺。

不过,将精熟教学法扼杀在摇篮里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懒于尝试,甚至排斥新潮并具威胁性的想法。1989年的一份研究着实令人震惊,该研究报告称:从1893年到1979年,教育领域(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基本保持不变(而实际上,教育体制从1979年到2012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老师和学校曾在课堂上试用过新的教学方法,但主流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难道就没人注意到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学生的教育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吗?

不管怎么说,精熟教学法似乎受到了传统教育理论的压制,因此这种新的教学理念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理念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只不过这一次,由发展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和他的一位优秀学生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lock)提出的新的教育理论对精熟教学法做了些改变。布鲁姆和布洛克建议改进考试模式,并提出了反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温内特卡计划的沿袭。学生应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在掌握了所需了解的概念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而老师的角色也有所改变,一改之前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他们在这种教育方式中主要承担的是指导的工作。这种教育理论还鼓励同龄人之间积极开展互动,这种互助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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