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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洵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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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为徒

与书为徒试读:

自序(代序)

自己的园地

昨天忽然提起周作人氏所说的“自己的园地”,心里便有些痒痒,半夜里翻书看看,才觉得有话要说。周氏说,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人认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这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我觉得他说的正如我说的一样。我翻的是钟叔河所编的《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本子,目录中有关“自己的园地”字眼的题目有三个,“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旧序,《自己的园地》重定本小引”,这时也才发现了编辑家的高明、细心,和缜密,其实第一篇文章是并不能算做序的,然而却被编入了《知堂序跋》,编辑家的苦心终究让细心的读书人会心一笑了,亦如明吴中张伯起谓昭明太子“他读得书多”罢。在自己的园地里,身心是自在的,轻松的,种下了什末,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都是不打紧的,只要自己喜欢,鼠标轻点,自由飞翔,应了现在的流行语,“我心任我游”,是很好的事情了。不过我想,也许我是幸福的。屈原当初想不想拥有自己的园地,用了力量去耕种,我们现在不知道,只知道他投了江;陶潜倒是到南山下种菊花了;王维到辋川写诗去了;岳飞想要有自己的园地却不可能;还有新近的一位贪官,叫什末大名不记得了,因贪污被判了死刑,不想死,就乞求人家说他想回家种地,好象晚了一点;奇怪的是那位姜子牙,他在自己的园地里钓鱼,后来却钓上了人。命运有时掌握在我们手里,有时掌握在别人手里,但不管如何,于我,还须庆幸自己的幸福了,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还能在自己的园地里尽着自己的天职,阿弥陀佛。周作人氏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说,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得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我仍然觉得他说的和我说的一样,我虽不是学人,权且在自己的园地里凑合着笑他一回。

第一辑

因 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林斤澜到天津开会,顺便拜访了孙犁老先生,问起作协组织作家出国,为什么他不想出去的事情,老人说,不会打领带。老人后来还站起来讲故事,说文革前他出国,每天都是李季帮他打领带,他个子高,李季个子低,他总要俯首,李季总要抬头,很麻烦的。他还不时地用拳头敲打敲打自己的腰。林斤澜都看在眼里。林斤澜在文章的最后说,行家认为,其实领带可以拉开摘下,再套上拉紧,是不必天天打结的。林斤澜文章的题目是,《不会打领带》。林斤澜还说,那时出国是热潮,多少人都想去,可孙犁老人不想去。不只不想出国,后来孙犁老人连津门也很少出了。我读孙犁的作品,觉得他老年连家门也很少出的。他在好多书信里,都告戒亲友同事,出门要管理好自己,以防上当受骗,人身安全遭受威胁。他对社会总是有一种担心,总是有一种不满意。孙犁在文革前出国的活动情况,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揣测不出老人在文革后不想出国的心理,但我想,事实上至少能够说明两点,一是老人不是那种喜欢凑热闹的人;二是出国至少对孙犁来说,个人的收获可能不是太大。还有,出国与不会打领带之间,因果关系听起来总还是有些滑稽,如果真要神经病般地细细思量,也许其间真有微言大义存焉。林语堂说,西服有什么好,冬天穿起来冷,夏天穿起来热。有人说孙犁是中国最后一位具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了,可能有些绝对,但目下的中国,象孙犁一样的文人,确实没有了。好多好多的文人,连“不会打领带”的俏皮话也说不出,遑论和孙犁的优点比,就是缺点,也比不上。林斤澜的文章很短,如果有人要编一部当代的《世说新语》,这一篇就不错。

李杜不齐名

施蛰存《唐诗百话》是一本好玩的书。他由七十三岁写到八十岁,一百个话题,把唐代三百年的诗风写完了,涉及到的诗学名词三百五十六个,书后加有索引,也方便查阅。更重要的是,全书风格是随意的,不象读教科书那样费劲。那年冬客居南国,总觉日子太长,就闲闲地翻着看,看了一半,却踏上了归途,后来放下不看了,心里总是有些憾意,直到这几天的夜里,翻着李白和杜甫的时候,才觉得以往读书的轻心,放走了李杜不齐名这个好题目。施先生说,在开元、天宝年间,人们只知道李白,而不知道杜甫,证据是《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里都只收李诗而不收杜诗,这是两部唐人所编的集子,由此知李杜在当时并不齐名。一直到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极力推崇杜甫,以为非李白所能及,尤其在韩愈作“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之后,论诗者才以李杜并称,而后,“李杜优劣论”便历代以来争论不休。(《唐诗百话》之“杜甫《哀江头》”)李白大杜甫十一岁,他出名很早,“李白于开元末年到长安,得到贺知章的吹嘘,玉真公主的提拔,玄宗皇帝的赏识,很快就供奉翰林,成为煊赫一时的宫廷诗人,每一篇新诗,都传诵天下。”而“杜甫在长安六七年,默默无闻。”(同上)施先生还说,一般人以为杜甫在当时就以诗著名,其实不是。他出名的时候,人家还不很欣赏他的诗,他是以上疏救房琯而著名的,因为当时房琯以兵败得罪,无人敢替他申辩,杜甫不顾自身危险,依然决然向肃宗上疏。他这一行动,震惊了满朝官员,一时朝野传言,使他出名了。他也被罢官,他的诗《旅夜书怀》中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句子,讲的就是罢官这件事,这件事是他一辈子的思想矛盾和牢骚,他用两个反语,很含蓄的发泄了。(《唐诗百话》之“杜甫《五言律诗二首》”)这件事,谷林先生在读《唐诗百话》时,着重地谈了杜甫的“名岂文章著”问题,也善意的把施蛰存先生“连坐”了,提起了当年施蛰存和鲁迅之间有关《庄子》和《文选》的文坛典故,说来话要长了,就不说了。对大先生,要论文章,没有说的,但要论及他和他的论敌,以我的才学,还是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回头说李杜的齐名与不齐名,原来不齐名,后来齐名了,是后来的人出于自己的需要,让事实改变了。虽然杜甫的诗作的很好,也足以和李白齐名,但在时间上,还是改变了事实。历史上,象这样的事情很多,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把死人与活人相提并论,把大人与小人相提并论,都是一路子的把戏;用于整人的目的也罢,用于颂人的目的也罢,也都是一路子的货色,只有到了后来,或者后来的将来,我们才慢慢地明白过来了,真是人生如戏呵。

无字碑

中央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正在播放有关乾陵的片子,题目是“无字碑下”,“无字碑”当然是指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了。这位女皇帝一辈子所干绝活无数,无字碑又是一件发生在她身上的顶尖绝活。其实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两位皇帝合葬,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年和老高去乾陵,站在无字碑下向上看,向上看,都要岔气了,看到的却是蓝天。一代名相魏征的墓前也有一座无字碑,高四点三米,宽一点一米,厚零点四米,横卧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魏陵村魏征墓前,碑本有字,是唐太宗令人推倒并磨去刻字的。魏征是一代名相,以犯颜直谏闻名于世,太宗一直是很欣赏他的,曾说过“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的话,他死后,丧礼的规格是很高了,太宗亲自到了魏征家里,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魏征的公子。不过到了贞观十七年七月,侯君集与太子承乾搞宫廷政变,而魏征生前曾向太宗推荐说侯君集有宰相的才能,太宗这时就怀疑他们结党营私了,大怒,令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并铲平了它。这就是魏征墓前的无字碑了,他这时死去才半年之久。过了两年,太宗亲征高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出师不利,损兵折将,此时却想到魏征,说:“魏征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又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复立所制碑。很富有戏剧性的。这两块无字碑,都出现在唐代,一前一后,是很有些意思的。无言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无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章。世上的一切有,只有在无中才能得以体现,才能得以永生,无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空间。人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座无字碑。无字。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李季兰

她六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蔷薇诗》,诗中有“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的句子,父亲见了说,“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后来果然一语成讖,她就做她的“失行妇人”了。她很有名气,中国历史上能出名的女人不是很多,她应该算一个。她姿容美丽,神情萧散,善于弹琴,专于笔墨,尤通诗律,是一位女道士。我在看到这些个文字,特别是“女道士”三个字的时候,脑海里就总能有些古典的情结,常能和武打专题片联系起来。不过她实在是一个有趣的人,她的圈子也很有意思,陆羽、刘长卿、僧人皎然等,都是唐代有名的人。说她有趣,是有一个有名的典故,在一次诗友聚会中,当得知诗人刘长卿患有疝疾时,她开玩笑说:“山气日夕佳。”刘终究算是有才气的人,也用陶诗回答说:“众鸟欣有托。”想来一定是为了减少痛苦而用布袋子将肾囊托起来的。这种玩笑话要比时下流行的黄段子文明多了,隐晦中不乏才气,至少也得背诵两首陶诗吧。她和皎然关系暧昧,皎然有首诗写到:“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没出息的僧人可能没有弄成事,就写了这隐晦的诗来调侃才女,也写得高明极了。不过她的才气终究还在于她的诗文,她的气质,她写有《八至》诗:“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尤末一句,于平淡中突见奇崛,就好得不行。她最有名的句子据说是在《寄校书七兄》中,“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称赞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兄长遨游书海,苦心造诣的,很多人都在传诵。她有诗集流传下来,让人总忘不了她。唐玄宗还因为她的诗才好,接她在宫中待过一段日子。她就是唐代的女道士、诗人李季兰,名李冶,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有她的传记,不长,后边的评论不错,把她和历代的才女做着比较。《唐才子传》中收录的女士不多,收进去了一定都是很有文才的女人,我的感觉里,就象现时的人要称某位女士为先生,才可以这样做的。《唐才子传》这本书,鲁迅先生当年曾经给青年许世瑛推荐过,许是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鲁迅共给他推荐了十二本书,《唐才子传》是第一本,现在的人拿它不太当回事了。鲁迅不给别人推荐必读书,当时是一桩文坛公案。后来李季兰因朱泚之乱受到牵连,被唐德宗下令乱棒扑杀了,也算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吧,想来是很可怜的。

小红

词人的词作的就是好,他的《惜红衣》中的句子说:“岑寂,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是好极了。还有那篇咏歌“江左名都”的《扬州慢》更是风流无比了。他谱了曲子,他也能唱,他的声音经岁月而不凋,还在流响。昨晚看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忽然就看到他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做官,靠自己写词谱曲过活,有一段时间,反复过好几次,他把自己寄居在范成大家里,范是年老退居,整日里闲来无事,养了一帮子乐工与歌妓,以声色自娱。词人觉得他就像梅花了,写了《暗香》、《疏影》两个曲子,取悦主人,主人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梅花了,飘飘然陶醉起来。有一日,忽然高兴,随手把身边一名色艺双全的歌妓赠给了他。歌妓叫小红。词人这回高兴地带着小红回家了,路过苏州城东的垂虹亭时,词人诗性大发,高兴地唱到:“自琢新词韵最高,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有了小红以后,词人也变了,他的词中就很少有国事愁怀的意绪,徽、钦二帝在异国他乡受罪,也用不着他来呼喊,词人从此后也不责备别人“偷安”,他带着小红“偷安”去了。偶尔也会说些爱国的词句,那明明是偷安者心满意足茶余饭后的余事了。词人是姜夔,歌妓是小红,小红是上帝关在笼中的一只灵狐,诗人范成大不小心放了出来,词人姜夔抓到了,小红改变了词人,小红也改变了自己。人间的烟火烧得正好。

如是我闻

青在座,我放下《柳如是诗词评注》,北京古籍的本子,仍然躺着,对她说:柳如是小时候被人诱拐,卖给妓院,好在她投靠的是明末浙江名妓徐佛,在她点拨下习字作画,十四岁时被返乡宰相周道登强索为妾,她年龄小且聪明,主人常把她放在膝上教以文艺,后来群妾都嫉妒她,加害于她,不到一年天气,她又被卖为娼妓,但她心高气傲,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浪迹吴越,过着游妓生活,十五岁冬天给名士陈继儒拜寿,和许多名士名姝相识而后来往,初次见到陈子龙,二人从此多有酬咏唱和。此时松江才子宋征舆曾追求过她,没有结果。十八岁时她和陈子龙相恋相知而同居,却受到陈之正妻及家人追迫,分开了。其后六七年间没有意中人。二十一岁时出了诗集《戊寅草》。后来见到当时名儒学士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大为惊叹,对人说:“吾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也听人说过柳,象是遇到知音,说:“今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诗如柳是者不娶。”二十四岁时她和钱结为夫妻,钱六十岁。婚后钱为她修“绛云楼”读书,“绛云楼”是有名的藏书楼。生活也还算好。许有三年的光景,清兵入关,一切就乱套了,南京失陷时,柳劝钱殉国以保名节,钱

怕水冷

跳下水又上来了,柳投水被人拦住,钱当时做着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率群臣降清。二人后又暗中反清复明,义军失败,终究没有指望了,钱于一六六四年病故。此前绛云楼失火,珍书秘籍几乎烧完了,柳曾在女儿出嫁后祝发入道。钱死后,钱氏家人索逼钱财,侮辱她,她以三尺白绫自尽,才活了四十七岁。青翻着书前插页柳如是的字和画,说,很安静。我说,她小时侯命不好,后来想好也不容易了。她虽有才,世人总是不把她看了。陈寅恪眼疾,看不见世人,只看见她。她的名字很多,我最喜欢柳隐如是这个。我这时忽然想到胡兰成,就起身拿了他的《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篇中给青读了一段:“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读完,我对青说,乱世不好。清代张潮在《幽梦影》里有段话:“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青无言。怕水冷钱谦益和柳如是,一位是名流,一位是名妓,他们二人的结合,在明末清初,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有关钱氏投水的事,终究还算是有着滑稽色彩的趣闻。清人江熙《扫轨闲谈》之《蘼芜记闻》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引用了这段文字,但他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考证说:“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看来是靠不住的。黄裳先生在《关于柳如是》一文中说,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大抵和牧斋关系密切的人还肯说些好话,此外大量的则是丑闻。但他对这则趣闻却还是持肯定态度,他说,“当然,这也是野史传说,难保没有出入。但我总想这也是假造不来的。钱牧斋的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不是任何‘天才’所能想象得出的。”这件事,在《虞阳说苑》里也有记载,《虞阳说苑》是民国年间常熟人丁初我编印的一种丛书,收入了记录当地晚明清初社会种种形态的几十种笔记、纪事 ,但对这件事的记录却似乎更加突出了柳如是。“乙酉(即顺治二年)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似乎是钱氏并没有下水,而柳隐则是想下水却被人拦住了,且有目击证人。还有就是没有指明投水地点。不过,《说苑》中还记录了一件逸事,似可和此事互相参补。其《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也,岂秦淮河耶?牧斋有恧容。”用黄裳先生的话说,柳冷笑着问钱:你当这是秦淮河么?只一句话,就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另外,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说,“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河东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大丈夫也哉!”当钱牧斋剃发降清后,与诸降臣及妻室北行去燕都时,柳隐是没有追随的。从上面的几则笔记可以看出,钱谦益的投水事件基本上是可信的。与钱谦益一样在朝廷更替的政治考验中表现的极为无耻的人物还有一位,龚鼎孳,同是晚明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纳妾名妓顾横波,余怀《板桥杂记》中的勾人心魂者,有人问他为何不当日殉难,他说:“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连几百年后的诗人郁达夫也吟诗说了:“莫怪临危难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钱的怕水冷和龚的怕小妾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女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作为大丈夫的男人,是不见得就做得出的,呜呼哀哉。

午后的闲话

前几天购得扬之水《诗经别裁》,是重印的本子,还来不及看,只是随便翻了翻止庵所作跋及作者重版后记,并不觉得有话要说。以前的本子,想必曾经想买而并没有买,也是无可无不可地记不来了。《诗经名物新证》倒是九五年从南京邮寄回来的,现在还压在书柜里,新得怕人,买书而不读书是我的一大嗜好,多年积习,改也难。不过扬之水的《脂麻通鉴》十余年来却翻得烂了,昨晚上又翻到有关吕碧城的一章,让人又心疼了一回,好苦命的一位才女。碧城问学于严复,严复给甥女的信中说,“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碧城终生未嫁,如严复所言,“心高意傲,举

所见

男女,无一当其意者。”(《与甥女书》)碧城以词名,一九四三年寿终于香港,一生都在“我已无家”的伤感中逡巡。最让人心痛处,是扬之水所记,“初时碧城曾愿埋骨香雪海,与梅相伴;后则遗嘱将骨灰搓成团饲海中之鱼,终不知魂归何处。”山河破碎,淑人飘零,而竟不知魂归何处,其可叹欤。她的诗,文中录有一首,《白秋海棠》:“便化名花也断肠,脸红消尽自清凉。露零瑶草秋如水,帘卷西风月似霜。泪到多时原易淡,情难勒处尚闻香。生生死死原皆幻,那有心情更艳妆。”此少作,却应了多少人生轮回,读之让人悲痛欲绝,怅恨不已。眼见得幽兰经霜飘落去,更能著人间几度风和雨。不说也罢。所见昨晚回去太晚,躺在沙发上看着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电视上讲《史记》,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醒来已是凌晨一点,王教授早走下了台。客厅的灯倒是亮堂,后半夜尤其显得亮,是日光灯的冷光,我不喜欢人在家里,家是黑的。再醒来已是清晨五点半了,就顺手拿了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来看。这位和宣统同年的夫子先生,戴着眼镜,穿着长袍,秃秃的顶,自信地笑着看看你,你也说不出他的好或者他的坏,他仍然对你笑着。我不时地要看看折页上的他的像,想从他文字的背影里搜寻浮在他面部的思想的痕迹,我对着他竟也笑了。这位张爱玲托付一生的人,终究是负了她了,民国年间走出来的奇女子,一辈子有着让人说不尽的冷艳的美,一生的爱恨情仇,都给了这张笑眯眯的脸。我对张爱玲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和恨,想着她在异乡的公寓里,离开人间那么久了,人间的人才发现了她,我就痛心而酸楚,也会心里骂上一回这个老是笑眯眯地看着人的人。他说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明明是一只寄生在她心里的虫子了。一九七九年他还评论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说,“《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着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国渐久渐远了。”明明是一个用枪瞄准目标的猎人了。一个人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相知不深,坏的是自己的作品,和自己倾心的人相知不深,坏的就是自己的一生了。他的文字,感性是多于理性的,他的感觉敏锐而细腻,又善于驾驭文字,在同时代的文人里,他的文字是非常个性化的,你通读了《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是不难感觉到的。至于说他晚年之后,思想有了变化,文风有了变异,我总觉得,褪了色的衣服,仅仅是褪色而已,色总是没有变的。他年轻时热衷于女人和政治,到老来奔波流浪,却大谈礼乐文章和天道人世,总说着中国古典的好,如同孔圣人老来修《易》,很有悔晚的意思了,然而,我又一回总觉得,两位圣人之叹,还是异曲而同工的,孔圣人是政治不喜欢他了,所以他才那么说,胡兰成是政治和女人都不喜欢他了,所以他才那么说。《中国文学史话》中最后一篇《女人论》,是他一九八一年写的,老成精了,他说,“学问是男人创造的,女人不曾沾得手,所以在于女人,只觉其是不亲切,凡女人都是反理论的,女人一旦上场她一定亡国,江青的无理其实凡女人皆多少含有的。”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书中《随笔六则》一篇也是挺有意思,把中国人的名字和号说的那么好,既热闹又酸苦,只有他扛鼎之笔才能写出。后边还说,“茅盾的《子夜》久而久之没有人看了,虽是革命文学批评家也说不出其所以然。巴金的作品还有人看,也犹之乎张恨水的作品还有人看。那点子烟士披里纯倘使加在《江湖奇侠传》上,也一定还有人看的,不过如此。”清晨上班从林荫道下走,车来车往,人也多了,可看者亦甚多,只见一人由东向西走过,裸了上身,将衣服手里提了,象是好几天没有洗脸,上身也更不消说,口里乱喊乱叫,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也觉得纳闷儿,但忽然就想起胡兰成在《礼乐文章》一篇中记着旧小说上的话:“那秀才自于潜到临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他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我觉得自己也是那秀才了。

读鲁迅

农历乙亥年,今年丁亥,该是一九九五年吧,我在清明次日买了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全集》,字体特别小,但却和砖头一样的厚,扉页右下角我写了这样一句话:爱鲁迅,并非爱书。时间写作“农历乙亥清明次日”,这让我可恼火,因为每次翻这书时都要换算它的公历纪年,还要想想当时购书的情与景,但实在也想不出什么来,它只是我无数次买书经历中最平凡的一次罢了,可人就是这么怪,越是认真,越是自己和自己较劲儿,自寻烦恼。我干脆把“1995”的字样大大地写在扉页上面,不让自己神经了。这本书放在办公室,是非常方便的,体积小,空闲时可轻轻松松地拿出来读,有一段时间,我曾要求自己每天读一篇,现在翻翻,也知道自己大致上通览了一遍,自己认为写的好的篇目,目录上已用红笔画出,是读过好多遍了。家里还有一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上下两册鲁迅杂文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卷本鲁迅文集,都是很喜爱的,还有些零散的鲁迅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同版本的册子,也常翻翻。没有一个作家让我这样喜欢过他,不厌其烦的重复购买他的集子。读鲁迅,于我来说,是读人心,读中国人的人心。尤其先生后期的文章,把中国人的心理拿捏得非常准,不容易。要看透一个人的心,是不容易的;要看透一群人的心,就更不容易了;要看透一个民族的人心,就更更不容易了。读鲁迅,于我来说,是读精气神。元气淋漓,真宰上诉,文字间充斥的血与火的气息,常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勾起我与生活周旋的勇气,强大的气场使我置身其间而难以自拔,期盼着生活的永生。读鲁迅,于我来说,是消遣。张潮说,世间之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鲁迅文字是匕首,是投枪,我玩不得真刀真枪,就只好以它来消遣了,以容忍世间之不平事。还有,就是消遣他的文字的美,他是中国一流的文字大师。除此之外,要还有什么意义,于我,是没有了。我忽然记起一个故事,一位大人问小孩子,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小孩说,想退休,象爷爷一样。我的心震撼了,这人世间到底有了怎样的变故,如果鲁迅先生在世不知有何想法,----我怎么也有了小孩子的心思?

施先生说

施先生说,我生于一九零五年,松江府人,我的学名是德普,名舍,字蛰存,号北山,别署舍之,斋名有无相庵、北山楼。另外用过几个笔名:施青萍、安华、曾敏达、陈蔚、薛蕙、柳安、陈玫、李万鹤。其中“施青萍”是最初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用的笔名。我生肖属蛇,“蛰存”取《易经》中“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之意。“无相庵”取佛经中“无人相亦无我相”,是我在抗战以前用的书斋名。“北山”见《文选`北山移文》,我不参加一切政治活动,故另署北山。施先生说,人生谈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角色的“阶段”性很强,都是一段一个时期,“角色”随之转换。传闻戴望舒和其妹施绛年有过感情纠葛,施先生说,几十年前的旧事,不值得一提。一个是我的大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态度,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绛年和望舒分手后,和一位常熟人叫周知礼结婚了,生活的很好,绛年于一九六零年十月病逝在台湾。施先生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我做了二十年的“元祐党人”,文章无处发表,书也无法出版,就沉下心来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同时开始了金石碑版学的研究和收藏,当然这亦是我逃避现实之一法也。我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成一回事,白天被斗,晚上就爬上阁楼看书、写文章,久而久之,我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施先生说,我一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集中从事一方面的工作,在二十年代我基本上在学校求学,三十年代的主要精力都在新文学创作与编辑,四十年代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在翻译外国作品,六十年代的兴趣治金石、藏碑拓,七十年代在研究唐诗和词学,八十年代主要是编书、写散文,九十年代做总结工作。这样我想到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概括为是开了“四扇窗”的工作,所谓“四窗”的“东窗”是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南窗”是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编辑,“西窗”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金石碑版的考索。然而前些年陆谷苇说我似乎忘记了“一扇窗”,应该在东南西北“四窗”之外,还要加上一扇“气窗”。所谓“气窗”是指我在几十年中写了许多杂文、随感、小品文字。上面的文字我抄自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我作了一回文抄公,前些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上面的文字用红笔划下来了,今天再读,仍觉新鲜,就抄了一回。还有,施先生一九二八年和陈慧华女士结婚,她比他大一岁,是他妹妹的同班同学,她在年轻时“是很赶时髦的”,很清秀,他们不离不弃,香草相依,牵手走过了七八十年的沧桑岁月。先生长寿的秘诀是,每天八颗红枣,一个鸡蛋。

亵语入正史

金性尧《伸脚录》颇有可看处,昨晚看《亵语入正史》一文,令人心悦。说匈奴头领冒顿修书吕后,书中就有些男人们嘴里常说的“愿以所有,通其所无”的亵语,吕后初大怒,后与陈平、季布等群臣商议,终究还是忍了恶气,反而用缠绵的口气修书,说了些“年老色衰”的推辞话,说得很有风度。金氏博闻,亦善思考,说冒顿以亵语修书是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吕后与辟阳侯审食其私通的事,刘邦生前就有,死后更是肆无忌惮,有着嘲弄的口吻。但亵语入正史终究让人感到新奇,此事《史记》不载,《汉书》才看得到,是很有意思的。金氏又说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卷专论此现象,说《战国策》、《后汉书》、《唐书》等正史中也能看到。在正经的文字中来一些调皮的话语,正说明了中国人的幽默,是能让人会心一笑的。毛泽东主席以俚语入诗,也能让人读出这样的味道,“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就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你不会感到粗俗,只能感到豪迈,豪迈之下的幽默。金圣叹临死前在狱中传出的遗嘱是:“吾儿,花生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亵语入正史的味道,让人读之,亦有 “火腿味”,总之是让人心悦的。金性尧《伸脚录》的书名,来源于明张岱《夜航船》中的一个典故,“待小僧伸伸脚”的话,自负的读书人是常说的,周作人氏亦是颇为欣赏,金性尧终究一代宿儒,博通古今,常于文史瀚海,探幽发微,伸伸脚的事是常有的,而且往往也伸得有理,读他的书是不难感到的。近来出外辛苦劳作,时遇异人,前天听一故事,兹录于下,以备忘:说有一神经病人在病院治病久了,准备出院,大夫与亲属对他进行检测。“如果给你一个漂亮女人,你最想干什么?”大夫问。“脱了她的上衣。”病人说。“下来呢?”“脱了她的裤子。”“下来呢?”大夫与家属很满意,接着问。“脱了她的裤衩。”“下来呢?”大夫与家属很高兴,接着问。“抽出皮筋做弹弓打她们家玻璃。”病人最后说。我读正史,总觉得它板着脸的时候多,一点儿都不好玩,每每于关键的时刻,就要“抽出皮筋做弹弓打她们家玻璃”,不见了自然的人性,为了找找乐子,就常常翻翻笔记一类的野史,去寻找些真正的人性,总还是有收获的,因而也常常乱发感慨,逗自己高兴了。

圆周圆心

吴晗得知自己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当即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回国后总理与他彻夜长谈,他被说服了。这件事情,是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的末篇《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一文中披露的。吴晗从此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了,他做了官。他早年写的据说是影射蒋介石的《由僧钵到皇权》,即后来《朱元璋传》的初版本,虽然是学术研究,和政治终究有些联系,但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尽管与他后来的经历应该是有关系的。读《读书》二零零八年第三期上黄裳的文章《忆吴晗》,作者也对吴晗从政的事情有着朋友的关心和看法,但他体谅着吴晗作为一位文人从政的难处,如说副市长因北京旧建筑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可见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直到后来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事件,是文人陷入了政治的旋涡而不能自拔的必然结局,是悲剧性的。吴中杰说到文人的从政,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碎话》)吴氏发挥说,“对于民众来说,学者文人是处于圆心,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又是处于圆周了,也是跟着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因而吴晗是进入了一个误区,他始终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鲁迅对中国人人情世态的观察,是何等的精深,他自有着他的剖析,他自有着他的批判的力。黄裳说他喜欢《由僧钵到皇权》,尽管有人评它为“影射史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从根本上来说,吴晗从最初,就已经是参与政治了,他的后来的命运,是他想摆脱也不能摆脱得了的,他以文人的身份在政治的圈子里混,就只能是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了。

悟性

扬之水、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看过已有许多时日了,昨天再看到它的时候,我忽然问自己,还能记起书中的什么内容么?梵澄先生的影像就在眼前晃动了,屋子里氤氲着书的气息,还有一种神秘的印度的气息。这几天正在读白石老人的随笔集子《煮画多年》,老人的口述自传中说他三十七岁那年正月拜见王湘绮,深得王氏垂青,而后终生受益。白石老人的文字中,崇敬的心情是厚重的。《梵澄先生》中两次说到王湘绮的同一个故事,都是扬之水女史在梵澄先生家里听到的,两次叙述的方式不同,我把第一次的文字抄下来:时有一和尚犯事,坐罪站笼。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乃贿于王,以求为之说情。一日,王拜会县令,说笑一回,起身告辞。主人送客,王见笼中和尚,佯称曰:“这和尚站得好!那日同他对弈,竟一子不相让。”言讫而去。和尚由是得免。---能与王对弈者,岂非友乎,县令固不愚也。王乃湘中名士,连县太爷也都是给面子的。不过这故事也是挺有意思,王是名士风流,县太爷却是心有灵犀了,两人真是棋逢对手。这里边的人情世故,是十分耐人琢磨的。不过说到底,我还是真真的佩服那县太爷的悟性,至于王的名士风流,那应还在其次,尽管这则故事是着重在说王的轶事的。天底下终究,悟性太好的人不多。梵澄先生一介大儒,扬之水女史造访,总能有好的故事讲与她听,而这故事讲了两遍,到第二次,女史“---此前曾听先生讲过,却是记不太清,所以很有兴致再听一遍”。我也很有兴致地看了很多遍,一直在思考这故事中的玄机,想来想去的种种,却总是不能让自己满意,最终还是愤愤的埋怨着自己的悟性不好,慢慢的也只好罢了,安慰自己道,天底下终究,悟性太好的人不多。噫吁戏。

毛主席的话

西北大学老礼堂舞台两侧影壁上,现在仍然保留着毛主席的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节目的人随时都能看到它。我以前的一位领导,是搞理论研究的,他极其推崇主席的这句话,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这句话的绝妙:领导力量明确,指导思想明确,干活去吧。他还说,主席真是太伟大了,任何话经他一说,就精妙无比,他顺口背了下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雷峰同志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还有很多,我听着也觉着它的好。老三篇我能背诵下来。有一段时间,我把四卷本的毛选通览了一回,是另外一位领导上完党校送给我的,我很珍惜。我一共接受过两位领导同志的赠书,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还曾送过我一册他们厂文革期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彩页是主席的照片,很好看,我现在还保留着。册子的扉页上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林的字写的不错,我常常叹息,以现在的标准,那时的人,怎么个个都是书法家。有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想,如果除去政治因素的话,毛主席的话何止一句顶一万句,还应该更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充斥在我们周围,我已经感到非常难受,语言垃圾、文字垃圾弥漫在这个世界里,我正在忍受着污染的痛苦。汪曾祺有篇《五味》的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说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很有名,毛主席曾去吃过,还说过一句话。文革期间,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自说与他说

偶然看到书堆中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份《万象》杂志,翻目录,又在似曾相识的疑惑中认真读了两篇文章,很有些好书不厌百回读的感喟,有生命力的文字总是常读常新。一篇是舒芜的文章《老吾老》。这篇文章是说文怀沙的,尽管文章的开头作者引用钟叔河的文字很有些春秋笔法,但通篇看下来还是能看明白的。舒芜与文怀沙建国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共同承担过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任务,文怀沙校注《屈原集》,舒芜校注《李白诗选》,顾学颉、汪敬之、张友鸾等也都各有其责。据舒芜说,文怀沙注《屈原集》出版后,臧克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文注格调低下,引起的后果是,“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舒芜写这篇文章,是“最近”看到一篇写文怀沙的访谈录中,文先生说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出版的《屈原集》的编注者,很是光荣,才说他对这件事还是略知一二的。另外一篇文章,是范旭仑的《“知兵法而能治军事”》。作者读杨绛的《我们仨》,看到杨绛称钱子泉“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遂援引杨文所记一段故实,辑录钱子泉其时刊布的文章中文字凡五节,其间光怪陆离,多及时政,而予以驳证,得出钱子泉“识见不天真”的结论,至于令人瞠目结舌。杨绛是学人钱锺书的夫人,钱子泉即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文怀沙说自己,是自说,作为他的同事的舒芜,认为文说并不符合事实,于是就撰文写出当时的事实;杨绛写钱子泉,是他说,范旭仑认为并不符合事实,就辑录史料,用本人的文字来校正他说的不确。以前读书,听人说“古书多回护”,也听钱锺书说,记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有时不解,现在好像就没有太多的疑问了,因而就常想到那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话;岂至于“古书多回护”,就是现世的人,所说的话,不管是自说与他说,也是值得客观对待的。舒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六岁了,文章的题目用《老吾老》,结尾只是感叹江河不返,世道变幻,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会发生的,比如,“萧红没有看到蒋遁倭降,冯雪峰没有看到粉碎四人帮,聂绀弩没有看到苏联解体。如果他们复生,把这些告诉他们,肯定他们会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但似乎仍对历史事实的辩证回归有着很足的信心,因而还引用了“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终于,第二年,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八月,他就去世了。杨绛老人还在世,仍然是可敬的老人。一部二十四史,看来是非常沉重的。

避讳

马治权先生发手机短信说,他的一位北京的研究民俗学的朋友向他报怨,出版社非要把他考证胡同的新书名字改掉,说是有敏感词,他的书名是,《北京胡同志》。看到这条短信,我觉得书名确实应该改,敏感词的因素还在其次,主要是书名让人在理解上能产生歧义,就是不很好。当然这条短信重点是在强调敏感词因素,不得不让人想到很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习俗,避讳。避讳现象的起源很早,一直有人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它起源于西周,因为《左传·桓公六年》中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的话。至后来的大一统,几乎就成了一种制度沿袭下来,唐宋最为讲究,清代则更加完密,只是民国,才勇力一反,彻底废除,但,百余年来,却还有影响,可见,世人所说的深入骨髓,积重难返是怎样的一回事了。避讳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我觉得它的词义还应该进一步地扩展和延伸,比如因为道德、审美的原因或可能遭到危险,以及考虑对方听到某些会引起不愉快的字眼而不愿说出,都应该是避讳的范畴。《公羊传·闵公元年》里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大致也把要避讳的对象表述清楚了,后人把它具体了一下就是,帝王,历朝历代的帝王;长官,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字;圣贤,孔子孟子黄帝老子等;长辈,父母及祖父母等。因而有人也把避讳现象大致分为三类,亦即国讳、家讳、圣贤讳,当然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历朝历代有关避讳的故事很多,有些是血淋淋的,以清代文字狱最为惨烈。湖州南浔庄廷鑨《明书》案,为清初第一宗文字狱,因直书努尔哈赤之名,株连冒名出版者以及修订、写序、印刷、藏书、官员等千余人入狱,审讯后死刑七十余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雍正朝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被人告发称“维止”二字为“雍正”去头,遂病死狱中,儿子处斩,兄侄流放。至于有宋一代,苏轼的“乌台诗案”就很有名了;太平天国则小兵只要与首领姓名一致,也要去死的。有些故事则幽默而有趣。汉吕后名雉,文书上只要遇到雉字,都要用“野鸡”二字取代的;唐代的那个大诗人李贺,因为他的父亲叫晋肃,“晋、进”同音,要避父讳因而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了,郁郁寡欢,二十七岁时死了,人称“诗鬼”,后来韩愈作了篇《讳辩》,其中就反驳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而五代时的冯道,历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在给门客讲《道德经》时,就把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因避己讳讲不下去了,门客灵机一动,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前几天读至《晋书·王恭传》,有一段也颇有意思,说朝廷要给王恭封以“平北将军”的称号,“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让表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于是改号前将军。”东晋小朝廷偏安建康一隅,北土五胡乱华,虽有收复失地的愿望和动作,但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弄不成事嘛,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士族阶层都忌讳“北”这个字了,即使朝廷要给个“平北将军”的荣誉称号,也是羞于接受的。因而伤人自尊的话,是要避讳的,即使要说,也可以委婉地说,中国的语言艺术非常丰富,避讳是修辞,修辞的方式方法正多,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的。避讳的本质还是在维护封建等级观念,一些有权有势的阶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和自尊而乐于延续这一习俗,有人以陋习视之,指出它种种的不足,但它也确实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关涉的内容太多,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人类的延续它恐怕还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延续中改良恐怕也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再回到文首的手机短信,我给马先生回复说,“给‘志’加一个‘言’字旁试试”,《北京胡同誌》,总得让人说话嘛。幽默一笑。

赠花

花赠有情人。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只选了陆凯的诗一首,《赠范晔诗》,大致他写得太好,不选不行了。不只文学,还关风俗。诗极其简单,说:“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看样子赠花的同时,诗也是一同到了友人手里。陆凯在江南,友人范晔在今秦地陇县西北,江南的梅花都开了,还在寒冬里的友人收到梅花和书信,会是怎样高兴的心情呵。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和题目都是有争议的。陆凯是三国时吴人,编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距三国时代近200年,不可能接受陆的赠花。唐汝谔《古诗解》又说:“晔为江南人,陆凯代北人,当是范寄陆耳。”更是让人云里雾里了。不说了,再说败兴。我们只是觉得诗好。赠梅好象是越人的习俗,西汉刘向《说苑》里说了一个故事,春秋时,越国的使节诸发出使梁国,在晋见梁王时,他手执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赠送给了梁王。当时梁王的臣属很不理解,认为献给堂堂一国之君的只是一枝梅花,哪有这样的礼数呢?后来许是理解了,大江南北便有了赠梅以表达友情的风气。梅花是高洁的,人人都爱高洁,赠人以梅,也定是手有余香了。长安画家翟荣强先生画牡丹,用梅枝作了花篮,装几朵牡丹,大大方方,题款道:山野无所有,赠君一篮春。颇有陆凯诗意,只是陆凯的一个“聊”字用的太好,让人难以企及了。诗画都是让人喜欢的。我的一位女同事的父亲忙于政务,她的母亲总是埋怨父亲不够浪漫,有一次终于浪漫了,买了玫瑰送与爱人,爱人高兴极了,父亲也很满足,隔了好长时间才听女儿说,你送的全是月季。但终于还是会送花了。

花影

周瘦鹃,这名字就好得让人拍案叫绝。山东画报零三年收了他有关花的文字集成一册,叫《花影》,不到五个印张,要二十六元,是出奇的贵了,我零五年才看到,在中山书城买了回来,还真躇蹰了一会儿。周的文字好,图片也精美,终究让人心安理得,闲闲地翻翻,也挺有意思。书的编目是以春夏秋冬为序,所写花的文字也按季节归类了,春有春花,秋有秋卉,倒是明白了了。我读周的文字,他每每要说“我家园子”、“我的园子”,是最让我心动处,常生企羡心。他家园子竟明明是我梦中的家园了,一年四季里永远有花开花落的声息,做园中人,该是幸福无比了吧。周的文字干净,有学究气,但又不刻意为之,闲闲散散地抛来掷去,把个花儿象佳人一样地写在眼前,一点儿情思,一点儿探源,一点儿描白,一点儿润色,无不恰到好处,分明是清丽澹静的画图了。书中彩图,多有明清大家精品,陈洪绶,吴昌硕,任伯年,等等,还有慈禧的一张牡丹,清丽可人。她国家治理得一团糟,作画还是不错,倒让人另眼把她看了。又有一幅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瘦金体的题款,也是一团的富丽豪华,倒是也让人另眼把他看了。画有趣,人亦有趣。书中摄影的彩图也多,但总不如画作的好。《问梅花消息》一篇,录清诗人宋琬约友看梅小简,颇有趣:“永兴寺老梅,花中之鲁灵光也。仆亟欲一往,而门下以花信尚早为辞。不知花之佳处,正在含苞蓄蕊,辛稼轩所谓十三女儿学绣时也。及至离披烂漫,则风韵都减。故虽怪风疾雨,亦当携卧具以行。仆已借得葛生蹇驴,期门下于西溪桥下矣。”大致周极有趣,所录之文不有趣也不行了。为之击节。我不会养花,但却爱花,一年里总是在案头放上一盆兰花。零四年冬天我出差回来,屋外大雪纷飞,兰花却象蝴蝶一样地开了,黄花黑蕊,满屋香气扑鼻,还奇怪花开的不合季节,不想零五年夏天浇水太多,一枝枝的黑根烂得让人心疼。后来左大知道,就又送了我一盆,说那是蕙,不是兰,去年冬里又是开了黄灿灿的蝴蝶花,满屋的香气扑鼻,小心加小心,今年夏天还是死掉了。办公室每隔两周老师傅会定时浇花,我把情况说与他,他笑了笑,有心无心地说,家里的花百分之八十都是浇死的。我明白,他的话是说,你啊,因为爱她,所以毁了她。

清玩

有心无心地想弄清兰和蕙的区别,真让我茶饭不思,回家用功甚勤,翻陈从周,翻邓云乡,还有四川文艺社的本子《清玩》,忙得不亦乐乎。不忙了,却躺着发呆,青笑着说,至于吗?连我也不理了?我还是看着她发呆。邓云乡《草木虫鱼》中有篇《话兰》的文章,说《红楼梦》大观园里香菱斗草,喊叫“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似乎说明白了。邓考证说看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后,才觉得曹雪芹的说法是来自黄山谷的,而李时珍批评这种说法“不识兰草、蕙草,遂以兰花强生分别”。我终于云里雾里,不想明白了。还是水流云在读的书多。《清玩》辑录了宋明清及现代人有关琴棋、茶酒、花草、鸟兽、拼图等“受用清福”的“玩”法的代表作,都是些清畅的文字。明高濂的《兰谱》看过一遍,让人神清气爽,有时暗自里偷偷地想笑,他给兰花起了那么好的名字,陈梦良,吴兰,仙霞,赵十四,夕阳红,名弟,黄八兄,等等,实在好玩。后有种兰奥诀,言简意赅,浇水肥泥分花等都说到了,“花盆毕竟两三日一番旋转,取其日晒均匀,则开时四面皆有花。若晒一面,则一处有之。”岂不是养花人心中密语?后附《雅尚斋重订逐月护兰诗诀》,读着也不错。沈复《浮生六记》里说自己爱花成癖,好友张兰坡临终时赠他荷瓣素心春兰一盆,不可多得,他外出,妻子芸娘亲为浇灌,一天忽然死了,“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法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我看着也心疼,不分就不分,也不应有置花于死地的狠心呵。人常谓为爱所伤,沈三白可一叹欤?玩是人之常情,但清玩就十分不易,人世间凡事都讲个境界,玩而又能做到清玩,芸芸众生里,大致是能数得来的。我是十分向往了。

行乐,还要及时

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一九五八年十月就出版了,一九七八年有了第二版,文字上作了些小修改,一九九七年又印了一回,余生也晚,手里握着的就是九七年的本子。这书好,好在诗选的好,注释注的好,该选的大致都选上了,该注的基本上都注了。今天读了《古诗十九首》的第十五首,全诗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後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诗浅显易懂,说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不行了就晚上加班,打着灯光游乐,得道升仙的事都靠不住,为后世子孙的生计发愁就更为后人耻笑了。读两汉魏晋人的作品,叹人生苦短的很多,但无名氏的突发奇想、及时行乐却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说《古诗十九首》中有消极的思想存在,这一首恐怕就躲不过。太复杂,不好说,不说了。其实人就是应该活得高兴些,世界上的任何政府,最终目的都应该是致力于这个目标的,除非它不是人民的政府。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中央台有一档节目的开篇词是,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与其不快乐,还不如快乐。大意是这样的,可能我不如它表达得好。但也何其难也,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自我调整的效果终究有限,以我领会无名氏的意思,管他呢,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吧,反正我要行乐。及时行乐的方法,中国人最懂行,李渔的《闲情偶记》就很经典了,很有意思的。但人的行乐,终究还应该积极一点的好,黄永玉在岳麓书院讲演,好象说过一句,吵也不怕,亲吻也不怕,没有文化我怕。我的意思,行乐,有些文化,也是挺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带着弟子们春天里在河里沐浴,唱着歌回来,是他理想中的行乐方式了,我觉得是不错的。我此时能清茶一杯,读着《古诗十九首》,也是不错的,我也在行乐,有没有文化,管不了了。

起 名

我的一位年长的同事给我说他女儿的名字是从《诗经》上取的,我也觉得很有诗意,正合了女子的心性。我听好多人对我说,给男娃取名,翻《庄子》,给女娃取名,读《诗经》,我认为很有道理,中国终究是中国,一些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事,轻轻翻动,都成文化。青常对我说“楚图南”这个名字起的太好了,我也找不出它的不好。不过中国有十三亿人,要取一个独特的名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名字二字,名是名,字是字,现代人不讲究那么多了。《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说晚上人看不见人的时候,就用语言来表明自己的存在。道出了人起名的原本意义。《仪礼`丧服传》又说:“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孩子出生三个月以后才取名字,因为他(她)和人有了简单的交流了。而“字”,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因而《说文》释字为“乳也”,《曲礼》上则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中国人讲究多,男女成人以后,就不宜在祭祀等社交场合直呼其名,一是尊重,二是避讳。有意思的是女子只有出嫁才可以取“字”,因而有成语说“待字闺中”。取名也有很多讲究,如根据出生时上天的授意,祥瑞之事,出生后的相貌特征,身边的物品之名,家族及长辈的期望等等,是非常严格的。字是名的衍生,和名可同义、反义、近义、相同等等。名只有一个,字就可以多个。名字之外,中国人还有官称,地望称,讳称,谦称,谥号,别号,室名,诨号等,作为他的商标或标签。我祖母一直没有名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人口普查时,叔父才给她取了一个,这位从民国年间走出来的小脚老太太,去年离开人世,活了九十岁。一个人几十年一直没有名字,想起来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中国人的名字问题包涵了很多社会内容,可研究的地方较多。拿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来说,我觉得就命名学而言,《三国演义》用“字”情况突出,《水浒》用“号”情况突出,《西游记》用“诨号”情况突出,《红楼梦》象是回到了真正的人间,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一篇文章,想必也不错。说点搞笑的。贾平凹有篇文章里说一个男子问一位女子叫什么名字,女子说叫松下裤带子,男子说,他叫龟头正雄。有点意思,两人名字都起的好。前几天还听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位女作家请一位知名的甄作家给她取一个笔名,甄作家说,除了“依山尽”三个字你不要叫,字典里的字随便可以取的。女作家半懂不懂地去问和甄作家相熟的刘作家,刘一笑说,你甄老师是为你好呢,你读过王之涣的诗吧,他怕别人老占你的便宜。女作家有些生气,脸上的表情明明在说,甄老师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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