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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群明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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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书论

微型书论试读:

微型书论

  序  伍杰  群明先生和我很熟,几次电告要我为他的大作写序,同时寄来了他的部分书稿。我实在有点惶恐,这倒不是谦虚,而是怕作不好,影响此书的发行。  群明先生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我知道他很忙,在繁忙中能挤出一些零碎的时间,写这么多小文章,没有坚强的毅力,是不行的,也就是俗话说的,要有钉子精神。他的这种精神,使我佩服和感动。这些文章许多都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见过,现在重读,更感亲切。  作者善于“小题大作”。这些文章虽多是几百字文、千字文,但针对性很强,很有现实意义,多是针对社会上文化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出版领域的某些不良现象发表议论,可谓切中时弊。比如作者批评“抄袭”说“自己抄自己的也不好气更不用说抄别人的了。他说“写作是一项严肃的事情,如果一时写不出来,最好不要‘硬写’或‘抄袭’,不妨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多引‘源头活水’,才能文思泉涌。”不仅说得在理,也很深刻。有些文章写得很幽默,他不主张出版丛书将时间拉得太长,因此,“丛书要成丛”。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家出版社出一套有二百个选题的文丛,“社里每年只能出两种,照此速度,要一百年才能出完。没有‘自信人生二百年’福份的编辑、读者,谁能编成、看完这一套丛书呢?”你看了这一段话,自然会捧腹大笑。大笑之余,不能不引起人对出版丛书的思索。他说“现在有不少丛书,只是理论上的丛书,实际上,短期内真正成丛出版供应的几乎没有。”这种相当普遍的“丛书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思,多么需要有人过问,并加以解决!  文章题目虽是信手拈来,却是选择生活中的焦点,有感而发,其意无穷。随笔小记,短小精练,一气呵成,文字流畅。读来不费时,却有物。掩卷深思,总有所得。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实属难得。  1995.8.28  

青年“顾问”

  刊物的请“顾问”,现在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故事大王》所请的“顾问”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青年“顾问”的名字。这位“顾问”要是用一般“公认”的“顾问”标准来衡量,很可能是“不合格”的:论“资格”,他没有读过大学;论“名气”,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论“牌子”,也不硬,在出版社里,他虽然曾被评为“优秀编辑”,但资历还不够;论年龄,离“德高望重”还差得远,虽然过了“而立”之年,也还属“青年”之列。但是有一条,他对于“故事”一行却的确可以称得上熟悉而内行了。他负责的刊物《故事会》由每期二十几万份开始,现在已经达到每期近三百万份了。由他担任《故事大王》的“顾问”,真是既可“顾”——随时去走走、看看,又可“问”——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名副其实!  因此,我以为《故事大王》敢于聘请一个无资历的青年当“顾问”,是值得钦佩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1983年4月6日)  

“自己抄自己的”也不好

  文坛上,抄袭的事似乎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了。但是,一般都以为抄袭是可耻的事。  这里所谓的“抄袭”,指的是抄别人的。如果是“抄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似乎本人和别人都还不认为这是一件并不光彩的事。譬如:有的人将整篇文章;甚至整本书“搬家”,或像七巧板似地不断重新“组合”,作为“新着”问世。某“高产作家”几年来发表的三百多万字中,竟有一百多万字是重复自选入“新书”的;有的作家将整篇文章略改几个字就作为另一“新作”,或者将这一作品的某一节改换人名、地名就移作另一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此等等。  创作贵在一个“创”字,如果把“创作”变成“拼凑”,作家变成组装“通用零件”的工匠,则他的高产,除了多收入一些稿费,于人于己又有何益?  据说,有人对于自己组装式的“创作法”受到批评颇为不服,引证古人为自己辩护。其实,世界之大,何所不有?就是要引证抄袭剽窃“有理”,又何尝无例可援?“千古文章一大抄”不也是“有力的”辩护么!  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一时写不出,最好不要“硬写”或“抄袭”,不妨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多引“源头活水”,才能文思泉涌。  (1983年12月)  

从“热销”到“特价”

  最近,市区有家新华书店临时开了个“特价门市部”。笔者闻讯,也去观光了几次,发现书架上竟然有着多种“探案”之类的书,其中鼎鼎大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记得刚出版时,是“热销”到“抢手”程度的,甚至要凭票或“走后门”才能买到,不料今日虽打了折扣,问津者仍不多。  笔者无意贬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的书刊,但是,对于前一阵某些同志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捧到天上去,一直不敢苟同。当时,社会上出现“探案热”,“科幻热”,有些同志或赶紧翻译,或高速“创作”,大量出版;当有关部门提出限制或批评时,还不服气。他们的重要“理由”,是这类书“拥有”多少多少读者。然而,读者难道真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直热衷于此吗?现在,当读者们冷静地挑选有益的读物时,这些同志总也可以冷静下来了吧。  有些出版社争出“探案”之类的书,目的之一是多赚钱。然而,书印出来之后要卖“特价”,却是亏本的买卖。这大概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特价书”的经济损失虽然是由新华书店承担,但作为“始作俑者”的出版单位,难道能无动于衷么?  (1983年11月80日)  

观点“相左”人“相亲”

  近读学林出版社新出的《天国史事释论》,作者邢凤麟、邹身城同志在《后记》中有一段话使我久久难忘。两位作者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他们编好集子后请着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写序,罗老欣然答应,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将序言赶了出来。作者在感动之余特地提出:“特别是集中有些文章的内容与罗老的观点相左,而罗老虚怀若谷还鼓励了我们,这种支持争鸣,求同存异,诚恳待人的高尚风格,尤其使人钦佩。”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特别是同道之间,党同伐异,更是常事。解放以后,此等恶劣风气虽然不断受到冲击,但遗风余韵,尚时有所闻,学人之间,因观点相左而导致关系紧张以至视如仇寇者也颇有人在,至今仍是学术界不团结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罗老这种观点“相左”人“相亲”的做法就显得特别可贵了!  如今提倡学术自由,观点相左的事将会日益增多。学人之间,应该向罗老学习,道不同也相为谋,观点不妨相左,人却更加相亲。如此风气一开,学术繁荣的局面不难到来!  (1986年3月9日)  

“热门”中的“冷门”

  有人说,近年来,我国文坛上有两大“热门”:一个是《红楼梦》研究,一个是鲁迅研究。这话大概有一定的道理吧。《红楼梦》且不说,研究鲁迅的着作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就在一百种以上,似乎是够得上“热门”了。但是这种“热”只能说是与其他作家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以鲁迅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的博大精深来说,应该说,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譬如关于鲁迅后期思想的较系统的研究文章就很少,专着就更少了。最近看到倪墨炎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缺门,可以说是“热门”中的“冷门”,是值得庆贺的。  “冷门”不等于钻牛角尖。本书不仅选的研究角度较好,而且的确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譬如关于鲁迅思想的分期,一般都是分为前后两期,以一九二七年为分界线,本书作者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为早、中、后三期的理论,似乎比较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符合唯物辩证法。又如对鲁迅与“第三种人”的关系、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等等,过去往往趋向极端,认为鲁迅一开始便把“第三种人”当敌人,而鲁迅与瞿秋白则是“完全一致”的,表面上是赞颂鲁迅的“立场坚定,态度分明”,但实际上是把鲁迅“神化”了。本书作者则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指出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鲁迅与瞿秋白的思想大同中有小异。,诸如此类,比较令人信服。  钻“冷门”要耐得寂寞。作者研究鲁迅有几十年了,可谓一往情深,近来先后出版了好几种有关鲁迅的书。其共同特点是材料丰富,往往有人所未见的内容发现。也许由于成书时间较长的缘故,在某些材料的使用上似乎还打着“时代的烙印”。譬如关于孔子的一些论述,就有着较明显的“批林批孔”的痕迹;对于鲁迅与人性论一章在当时诚然已属“大胆”,但今天来看,也还显得拘谨了些。这种“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但希望能在有机会修订时重加考虑,写出新的篇章来。  (1986年4月13日)  

“老专家”当“专家”的时候

  许多事情,不想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仔细想想,有时觉得也蛮值得“玩味”。  譬如说吧,我们现在一谈起“老专家”,脑子里立刻舍浮现一个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七八十岁的老人来。其实,“老专家”关键并不在“老”,而在于“专家”,不然,世上那么多的老人为什么并不都是“老专家”呢。那么,这些“老专家”成为“专家”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原来没想过,所以也不留心。最近看到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一书的后面,附录有张先生的着译目录,第一本是《中国声韵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出版。这时作者多大呢?二十七岁!到一九三二年作者三十周岁时,他又接连出版了《德国现代史》、《中国古音学》、《语言学原理》、《音韵学》等书,并且当上了教授,恐怕可以算得上“专家”了吧。  我怕这一例子不够典型,又有意去翻了一些书,发现我们现在所敬仰的许多“老专家”,竟绝大多数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专家”的。当时,他们并不“老”,用现在的标准看,还是“小青年”呢。  我想:要是当年的“张先生”们拿着他们题目大得有点吓人的书稿来找我们现在的出版社的同志,结果究竟会怎样呢?如果他们的书稿不能出版,那么“教授”的职称,“专家”的美誉又将从何而来?还有,如果他们第一本书稿没人要,是否还会继续“专”下去而不改行呢?……这样想来想去,真要“伊于胡底”了,还是打住,让读者自己去想吧,(1985年5月25日)  

“未来”与“过去”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图书问世之后,以它的独特的个性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最近,它的第二批书目又已推出,在没有见到书以前,读者的反响如何,当然尚难预料。不过有人看了书目后说:“连《张元济传》这样的书也列进去,看来,不是‘走向未来’,而是‘走向过去’了。”  这话颇有点幽默感,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未来”与“过去”,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连结它们的是“现在”。走向“未来”,要从“现在”出发,也不能忘记“过去”。这才是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正因为如此,“走向未来”丛书既有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又有对现实社会的描绘,还有对过去时光的追述,才足以给人以踏实前进的感觉。如果像某些“未来学”学者那样,只是一味凭空描绘“未来”的美妙世界,也许是够“动人”的,但“信徒”怕未必多吧。  至于《张元济传》该不该列进这套丛书,当然也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我是很佩服的:在当前人们有意无意地鄙视出版工作者的时候,他们竟然愿意把一个出版家的传记收入丛书。希望那些看不起这一行的同志看一看,知道一点出版家的究竟,减少一点隔膜吧。  (1985年6月1日)  

预订书刊应有优惠

  最近,偶然翻看一本国内出版的外文杂志,从该刊的广告中发现,外国读者预订该刊,时间越长,享受的优惠越多,预订三年的话,大体只需要两年的零售价钱。可惜,国内读者是否也可享受这种优待,未见说明。我想,多半是没有的。  这种“内外有别”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我以为,预订书刊应有优惠,这个原则似应普遍推行才好。  首先,这合乎“经济规律”。读者预付款项,等于义务投资,有关部门可以拿这笔钱用于生产流通领域,对此,本来就应看作是一种支持。再说,钱存于银行有利息,现在人家提前预付,给予适当的折扣优惠是完全应当的。  其次,这样做也可以刺激消费,有利于书刊发行量的增加。读者中有基本读者,他们选购图书和预订刊物有明确的目的,不管价格如何,都是要的。也有一部分读者,他们对某些书刊的需要不是很迫切,介乎可有可无之间,这时,如果书刊能够有一定的优惠折扣,这些人就有可能加入到买主行列中来,从而增加书刊的销售量。上海有几次书展以及上海书店有几次纪念性销售,实行九折优待,同样是那些书刊,销售量明显上升,就是一个证明。  预订优惠,在国外一直是实行的,解放前我国的书店也是这样做的,如今,为什么反而不能这样做了呢?当此改革之时,盼望有人能先来试试。  (1985年6月29日)  

高兴之余的思考

  满头大汗捧着一叠“特价书”,走出人头拥挤的“暑期图书优惠展销”的小屋子,禁不住为自己的“巨大收获”而感到高兴:五元多钱买了十几本书,真合算!  回去的路上,脑子被风吹着,大概温度略有下降,竟然冒出了几个念头。首先是:卖“特价书”为什么不能在平时细水长流地搞?譬如说,在新华书店的门市部里,辟一个“特价书专柜”,让读者从容一些选购,避免挤出一身大汗,岂不更好?其次,又想到,某些书不特价时,即使破损也得按原价出售,而一旦特价,明明是很有价值的书却一下子“惨遭”“二至五折”的命运,能不能采取点变通的办法弥补这中间的巨大差距?譬如说,某些书可不可以先以八折、七折的优惠推销一下?再其次,还想到:“有关部门”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譬如有些书本应是畅销书,但书店因仓库小、银根紧,只好忍痛抛售,那管“银根”的部门是否要关心并解决一下呢?有些书因为重复或粗制滥造或印数过多而无人问津,那有关的编辑等部门是否可以考虑作些调整呢?归根结蒂,书店受到的“损失”也是我们共同的损失呀。  想着想着,不知怎的,我觉得手上拎着的一扎书越来越重了。  (1985年8月24日)  

“一万八”与“四千”

  最近收到友人寄赠的《中国历代小说论着选,下册,翻开版权页一看,印数是四千本。而一九八二年底出版的上册印数是一万八,早已销售一空。以中国之大,如此可怜的印数令人扼腕且不去说它,我担心的是:那一万八千名购得此书的上册的读者将何以为好?他们之间将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买不到下册。没想到分册出版的书竟惨遭如此命运!毛病出在哪里?似乎值得认真研究并引起重视。  从出版社方面说,大部头的书分册分批出版,我总觉得不是个办法,尤其有些书拖上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出齐,实在没有道理。  从书店方面说,在征订时是否也要多考虑一下读者的利益:如果先出的分册并非滞销积压,那么后面的分册就不应该减少订数,为保证书店和读者的利益,不妨在出售上册时做好下册的预订预收手续,岂不两全其美?  总之,这种“头重脚轻”的畸形现象应该消除才好。  

盼望旧书市场繁荣

  最近,理出一叠书,却不知哪里可以收购,只好心疼地让它到废品回收站去“安息”。说“心疼”,倒不是因为少卖了几个钱,而是因为有些书本可以继续流通,只是敝人生存空间有限,每购进若干新书,便不得不忍痛割爱清出一些“老朋友”,眼看它们只能“粉身碎骨”化成纸浆,才未免有些心疼。  上海一些经营旧书的书店,现在似乎也以主要卖新书为“基本政策”了,旧书行业与“文革”前,以至解放前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广大读者则难免有失望之感:一则“淘旧书”之乐不复存在;二则如我之辈的那些“留之无地,弃之可惜”的图书忍痛化浆,于国于民,都是损失。  听说在上海书店等单位的支持下,“文庙”的旧书交易市场生意颇为兴隆。当然这也是一条出路。不过,要每个人都拎着书去直接交换,总未免有点“倒退”的味道。读者盼望有关部门特别是一些书店能多为读者着想,使旧书市场能逐渐繁荣起来。  (1986年4月12日)  

也说“热点”

  有同志提出:出版工作者要注意把握读者的“热点”,以便及时推出“适销对路”的图书。  这话不错。读者阅读的兴趣虽然五花八门,但从宏观的角度看,一个时期的确有一个时期的读书热。仅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读书热的“热点”就有过多次转移了:由科技热到外国文学热,科幻热、工具书热到通俗文学热,据说现在已经转到书画热和学术着作热了。这种“热点”转移的原因和后果,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大课题,姑且不论。作为出版部门,及时把握这种“热点”,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仅仅把握“热点”,还不完全。出版社还应有目的地引导并促成“热点”的转移,使之向着高雅、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某些暂时的、不健康的或不正常的“热点”(如一度出现的“探案热”、“武侠热”),就要持冷静的态度。如果不能浇一点“冷水”,至少不要往“热火”中添“干柴”吧。  (1986年4月26日)  

不妨搞些专题书展

  这次去京参加了“全国书展”,感到大开眼界,对于全国众多的出版社出版的众多的图书留下深刻的印象。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人太多,书也太多,好像置身在人的海洋、书的海洋,往往眼花缭乱,费了好大力气,还不一定找得到自己需要的书。其实,据我观察,真正对书展中所有的书都感兴趣的读者是很少的,绝大多数读者往往都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选择目标,他们发现目标之后,便一头扎了进去,而这时,往往又会觉得书太少了,不足以供选择。  由此想到:能否多举办一些专题性的书展呢?譬如,文学创作书展、文艺理论书展、古典文学书展、艺术书展、儿童读物书展等等,规模不一定太大,但品种可以相对地全一些,一方面可以展示这一类书刊的出版盛况,另外也可以满足目标明确的读者的需要,避免无须问津的读者的徒劳往返。有关方面,如果希望开开座谈会,收集信息反馈或者进行比较研究,也都是好机会。以上海而言,本来就有各种专业书店,以它们为基础,再适当联合其他力量,要办一次专题书展,似乎也不太难。不知有关方面以为然否?  (1986年5月17日)  

哲理和诗的统一

  有的文章很长,但看完之后,觉得很短。  有的文章很短,看完之后,却觉得很长。  我读伊人的《沉思与遐想》,首先“思”、“想”的就是:这本书很薄——只有八万多字,却有四十七篇文章,平均每篇不足两千字;也很厚——它蕴含的哲理和诗情,它给予读者的启示,远非一眼就能望穿或三言两语就能说完。  有的文章用华丽的辞藻、时髦的术语装饰着,然而它并不美。  有的文章朴实无华,但是记载的是作者的真情,真心、真意,所以,它很动人。  伊人的《沉思与遐想》,正如他给我的信中所说:“书中各篇都是自己想说的话。”唯其如此,它才那么耐看,那么令人喜欢。  去读读《沉思与遐想》吧,它会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清新之感。这不是“廉价的吹捧”,而是真话。  (1986年5月24日)  

“有书赶快读”

  这是一个“偷”来的题目,记得仿佛是邓拓同志用过的。使我想起这个题目的是最近碰到的一件事:  一个朋友颇喜藏书,每月总要花些钱购回一批书来,日积月累,渐至于到了“触目皆书”的地步。由于居室有限,几经犹豫之后,只好作出痛苦的决定:从中淘汰一批。当他“出送”这些书时,不无惋惜地说“不少书买来还没有看过呢。”  我在替朋友遗憾的同时,想出了这条“对策”:“有书赶快读”。我们虽不必悲观,说什么“人生几何”、“去日苦短,来日无多”,但毕竟要承认:人生有限,用于读书的时间也有限,如果不抓紧当前,而只是寄希望于将来,十有八九是要落空的。有的同志喜欢说:“这本书等我退休后再来看。”其实,多半是不能兑现的。因为,即使你退休后有了多余的读书时间,但那时,更好的书又大批涌现了,你怎肯“舍近求远”呢?  因此,我劝朋友们“有书赶快读”,不要让图书仅仅作为一种“文化装饰品“。这样,如果遇到非处理不可的时候,读过的书已存储进你的脑子里,成为你知识库中的一部分,也就可以少一点遗憾了。  (1986年7月12日)  

建议把多余的图书送给农村

  最近,我所在的出版社接连收到几封来信,谈的都是农村青年或农村文化室要求赠书的事。他们言辞恳切,要求并不高,不过希望寄一二本书刊而已。有人以为这是某些“头子活络”的人“打秋风”,我却不敢苟同。  目前,我国农村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也有所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就总体面言,农村中缺少文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严重。这也是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村人均购书只有块把钱,而且其中大头是学生购的课本。前不久看到一个材料,湖北某县购书数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而所购的书又几乎全部是课本和年画!  农村中图书少、缺,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经济上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一些偏远农村的同志想读书却买不起,有的即使想买,也无处可买。  由此,我想到,城市中有许多因各种原因而多余的公私图书,它们目前的唯一出路是进造纸厂“废物利用”,其实有许多是很可惜的。譬如笔者前不久因居室困难理出来的一批书刊(包括复本的马列着作),送旧书店,他们不收购,很想送给什么需要的人,却无处可送,只好忍痛送到物资回收站去。如果有一个机构来负责此项向农村赠书的工作,我相信,像我这样不贪回收站的区区几毛钱而希望让旧书发挥作用的人一定不在少数。至于公家处理的可送之书,应该说是会更多一些的。  这样一件好事不知谁能承担,特向贵报(按:指《文汇读书周报》)呼吁,希望能引起注意并产生一点实际效果。  (1986年7月19日)  

人们欢迎“探索”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性格组合论》,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的:在该书发行仪式上,上百的人排队争购,一百本作者签名本顷刻便争购一空;在新书发布会上,众多的读者围着只陈列不卖的一本样书“苦苦哀求”,希望“一购为快”。  为什么这本书会受到如此欢迎?是书价便宜吗?不,它平装要二元八角五分,精装四元四角,按时下的舆论,是“贵”的。是因为作者“名气响”吗?作为文学研究所所长,作者诚然名气很响,但他的其他着作却没有出现这种“轰动”。我想,恐怕主要原因是:作者这本书突破了传统的观念,从理论上作出了自成体系的探索的缘故。  多少年来,我们似乎听惯了“老调子”,也习惯了在规定的框框内走路,其实,内心里并非死水、枯井,深层意识中还是希望“探索”,欢迎“探索”的。尽管这种“探索”不那么完美,甚至不那么成熟,但比起千篇一律的“老调子”,总是提供了新的内容,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思考一些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唯其如此,才有前进,才有希望,才有光明。  从《性格组合论》受到欢迎这个事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活力,也看到了改革的光明前景。  (1986年8月23日)  

美观与实惠

  前不久,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儿有位编辑负责的一本书,校样排出之后,发现每篇之后有许多空白,就设法找了许多与本书有关的材料,打算作补白,认为这是给读者的一种“实惠”。可是有关领导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书搞补白,未免太不雅观。结果当然是领导“获胜”,但编辑同志心里也不见得服帖。  此事的是非暂且不论,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对那位领导的作法却不敢苟同。书籍要讲究外观美、形式美,是没有疑问的。但有些书在顾及形式美的条件下,多给读者以实惠,更会受人欢迎。现在有些书空白的地位太多,加起来常常有达到半个印张以至一个印张以上的,如果在编排技术上确实无法避免,那么,充分加以利用,登些补白之类的内容,只要设计得好,我想是不会引起“不雅观”的感觉的。只要看杂志,尽管密密麻麻地塞满了版面,读者照样欢迎,就可悟出一点道理来。为何图书就要摆出宁“空”勿“补”的架子呢?  既美观,又实惠,“鱼”与“熊掌”兼而得之,不亦乐乎!问题恐怕还是要有人带头干起来,见得多了,也许就不以为“怪”了。  (1986年9月15日)  

数字面前的困惑

  去年听到一则“新闻”:浙江省征订两位青年文艺评论家的集子,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竟是零!当时以为,也许是因为这两位青年评论家名气还不够响吧。最近又接连听到消息:四川一本名家集子,征订数是六本,上海一本名家的集子,征订数也只有一百多,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许多老祖宗的图书,征订数也大多在一千以下!  我不禁有些困惑了。不是全国有两千多个县以上的图书馆么?不是还有近千所大学,千多所成人高校,数万所中学,近十万所小学以及众多的文化、电影、医卫单位么?以中国之大,就是略去数以万计的个人读者不计,仅面对上述的需要图书的单位来说,按百分之一计算,需要数也在千本以上,现在居然出现零和六本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我说不上是惊愕还是悲哀!  听说,浙江对征订数为零的两本书,毅然印了二千册,结果很快销完,使一些希望得到的读者因买不到而失望。不知道四川和上海的那两位名家的着作最后遭遇如何?如果印数增大之后仍然卖得出去,甚至供不应求,那么,有关方面是否应该“有动于衷”呢?  (1980年10月11日)  

覆盖率能否提高一点

  写完《数字面前的困惑》,意犹未尽,再来饶舌几句。  一位朋友告诉我,新华书店对他们出版社所出图书的订货覆盖率,以前曾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后来降到百分之四十几,而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了。就是说,按平均计算,他们的书,全国三千多家县以上的新华书店,订货的只有六七百家,而空白点在二千以上!  这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字。这二千以上空白点中读者的购书欲望虽然也还可以通过邮购、托亲友或出差人员代办等办法得到满足,但大多数人不能不受到无可奈何的抑制。今年全国书市以来,各地大小书市不断,生意都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为什么?许多读者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书。这至少是原因之一。为什么没看到?也许就因为他们生活在“空白点”之内。  目前,全国每年出书四万多种,要求每个书店每种都订,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百分之二十几的覆盖率总是太低了一点吧。如果能想方设法再提高一些,无疑将是读者们馨香祷祝的好事。书店的同志能否努力一试呢?  (1986年10月18日)  

潜力有多大

  写完《数字面前的困惑》和《覆盖率能否提高一点?》之后,还想来补充几句。  目前读者购书欲望高涨与订数萎缩的矛盾现象同时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恐怕不能回避,就是:书店征订工作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最近看到沪渝书店一份材料,说有一本书,初征订时,他们报的数是零;重印征订时,他们要了两本样书,积极进行对口征订,不仅印征订单,还派人到有关单位去,结果征订数为三万五!从零到三万五,这是多么巨大的飞跃!  也许这是二个特例,一条“孤证”,不可能所有的书都能实现这种“飞跃”。但是,它至少说明:书籍市场的潜力和书店工作中的潜力都很大,大有挖掘的余地。问题就看我们怎样做工作,想办法,把大家这种潜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精神文化食粮的需要会越来越广泛,购书的潜力肯定会越来越大。愿书店的同志们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多想一些好办法出来,这不仅对读者有利,对书店和出版社都是大有好处的。  (1086年11月15日)

   

赞“小而全”

  “小而全”,是一个挨批评的坏名声;但是,如果把专业书店办成“小而全”,肯定是一件好事。  我们曾经艳羡日本八重洲,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外国着名的“大而全”的书店:存书品种达数百万种,全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几乎能满足任何读者的需要。这是多么好的事啊。而我国目前最大的新华书店陈列品种也不过几万种,至于一般的中小书店,品种就更少了。因此,品种不全、覆盖率不高等缺点就不能不是个普遍的存在。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建造许多“大而全”的书店,短期内看来是不可能的。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把那些小而不全的一般书店改成“小而全”的专业书店,在该专业的范围内,品种应力求齐全,备货应适当增加。这样,人一之,我十之,甚至百之、千之,对于解决读者买书难以及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加强与对口的出版社的横向联系、提高书店经营人员的素质和水平,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欣闻上海的专业书店越开越专,谨祝它们在专的基础上尽量求全,则读者幸甚!  (1986年11月17日)  

热闹的“鉴赏辞典”战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一炮打响,销数可观。尽管辞书界对这本书算不算“辞典”颇有异议,但也许是那百万以上的印数的巨大吸力在作怪吧,继之而起的各种“鉴赏辞典”近来竟纷纷问世了:某地为一本《唐宋词鉴赏辞典》大做广告,说是《唐诗鉴赏辞典》的“姐妹篇”,不久,我们便看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到处“敬告读者”,声明他们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才是正宗的“姐妹篇”,并且干脆列出了一大串尚在胎中的“妹妹”名字,大概是希望避免更多的人来“攀亲”吧。而最近,北方又冒出了一本《宋词鉴赏辞典》,我真担心,是否还有更多的“姐妹”正在梳妆打扮,准备“出阁”呢?  人家出了一本畅销书,生学习之心当然好,但原封不动地照搬、模仿,实在不算高明。天下之大,道路甚多,为什么要挤在一条路上呢?为什么不能动点脑筋另辟蹊径呢?现在,起码有三本《唐宋词鉴赏辞典》摆在读者的面前,就看读者的“鉴赏”水平了。但愿读者不要因此倒了胃口,弄得“三“败俱伤。  (1986年12月6日)  

“文通”赞

  据《文汇报》消息,广州中山图书馆最近将一万多册馆藏多年的港台图书拿出来供读者开架阅览,此事被誉为文化开放和交流中的“新事”。中山图书馆馆长佟德山把它称之为“三通”之外的第四通——文通。  书印出来本来就是让人读的,这不算什么新闻,但现在居然成了新闻,这实在也很发人深思。港台和海外关系,过去是个很可怕的罪名,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不过,有些同志对港台和海外书刊的看法,却还有所不同。诚然,我们不主张把港台或国外的图书,不分良莠,统统“拿来”,但应该看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今后会有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港台和海外书刊介绍进来。这对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是大有好处的。  平时,我们总爱说“自信心”,但在对待国外和港台文化方面,有些同志似乎“自信心”还不够那么足,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大陆的人能否经得起“冲击”不那么放心。其实,这种顾虑是完全多余的。  能杏以这次“文通”为起点,进一步沟通大陆与港台和外国的图书交流呢?  (1986年12月27日)  

不应该的冷落

  不久前,华东师大青年副教授陈琦伟的专着《国际竞争论》荣获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着作奖,许多中央与地方的报刊都发了消息或专访,可是,除了《文汇报》之外,竟没有第二家报纸提到这本着作的出版单位学林出版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能认为这是对出版者的一种冷落,而这种冷落,是不应该发生的。据我所知,这类有意无意地冷落出版单位的事并非个别,不能不迫使人来作点不平之鸣。  当然,一本专着的出版,主要是作者的功劳,但是出版社的劳绩也是不应该忘记的。就拿《国际竞争论》来说,为了让它能赶上参加评奖的时间,编辑和出版社其他部门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作者尚没有多大名气的时候,该社又不顾亏本,毅然将它列为“青年学者丛书”的第一种。这些,作者也曾多次认为是对他的支持,并表示了真诚的感谢,难道不值得“附带”一提吗?  记得有一阵子,社会舆论对于一些出版社不愿出亏本的学术着作颇有微词,仿佛那全是出版社的罪过;而当有的出版社认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做出成绩的时候,“舆论”却又把它们忘记了。这岂不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吗?  (1987年6月30日)  

“书市”虽好不宜多

  去年以来,为搞活发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办“书市”的热潮。记得曾经有同志以《多“市”之秋》为题,说了举办“书市”的盛况及其好处。今年,各地的“书市”也是此伏彼起,十分热闹。  “书市”的宣传和推销作用当然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但是,办得太多、太滥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譬如刚刚闭幕不久的上海出版社首届联合书市,订货和观销金额达四百多万,超过预计近一倍,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是,代价也是不小的:各出版社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书市”期间,各项开支约二十万元,分摊到各社,没有一个出版社不“亏本”,还不算各社赠送的书刊的费用;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书店,出版社同行前来参观、订货,差旅费相当可观,并且加剧了交通、住宿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帐,恐怕很少有人算,但似乎是应该算一算的。  如果全面权衡得失,结论怕只能是:“市书”虽好不宜多。  (1987年7月11日)  

多办些“不闭幕的书市”

  写完《“书市”虽好不宜多》,还想说几句,觉得办“书市”之风也可以改革一下,以保持“书市”的好处而避免副作用。  我设想的办法是:可以多办一些“不闭幕的书市”。“书市”,好处一是品种多,二是往往有一些读者向往的畅销书。因此,可否设想:一,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以一家规模较大的书店为基础,按“书市”的模式要求加以改造,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销售中心,使这里的书尽量做到品种齐全、畅销书多,缺书补充及时。这样,读者随时光顾,都有如逛“书市”之感,并能得到“书市”所有的各种便利。二,实行专业书店与专业出版社挂钩或联合经营的办法,使专业书店成为专业性的“书市”的替代物。在这两种书店里,既有“书市”该有的各种便利,又有“书市”没有的优越条件:它永远不“闭幕”。  至于这类“不闭幕的书市”经济上是否会出现困难,则尚难预料。我想,如果有的话,把办“书市”的钱拿一部分来补贴它们,恐怕总该是少一些而不会更多吧?  愚者之一得,不知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青睐否?  (1987年7月18日)  

学术着作通俗化的成功尝试

  邹韬奋曾说过:“极力使专门的学术通俗化,实在是专家对于大众教育应负的责任。”  复旦大学副教授黄霖的新着《〈金瓶梅〉漫话》就是学术专着通俗化方面的成功尝试。《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从内容到形式,从时代背景到作者,都有许多未解之“谜”,黄霖曾写出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在《〈金瓶梅〉漫话》中,他从该书的内容、形式、思想、艺术、作者、时代直到历来的评论、改编,国内外研究、版本等各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既有前人研究成果的述评,又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对于一般读者把握《金瓶梅》的实质,读懂它、读通它而不至于“走火入魔”,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就是对于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也不无借鉴、启发的作用。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的通俗流畅。即使是引用的文言文也表达得明白易懂,读起来如江河流水,毫无挂碍,终篇而不觉其长。  (1987年7月18日)  

书后不妨做些广告

  现在,报纸、刊物上做广告,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也成了报刊一项重要的财源。但是,在图书中作广告目前似乎还缩手缩脚,只限在《年鉴》之类的少数品种上。其实,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笔者最近看到一本日本的“岩波文库”本么孟子》,书后竟有整整十八页介绍“文库”的已刊书目(有书名、作者,可惜无定价)和一页新刊书目,还有相应的说明。我觉得,这决不会使读者有累赘感,反而有一种亲近感,并能促使他去从中选购更多的其他图书;对出版单位来说,好处何在就不言自明了。  对比我们的图书,却很少看到类似的“自我广告”,更看不到他人的广告,即使是同一种“丛书”也缺少“相互介绍”;有些书宁愿书后几页空白浪费,也不肯加以利用,据说是为了美观。其实,只要对书后的广告精心设计,美观是做得到的;同时又增加了实惠,于人于己,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要有一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人带了头,就会有人跟上。习惯成自然,美观与否的观念也会跟着改变的。  (1987年9月12日)  

插图要“动目”

  国外有人批评我们的出版物缺少插图。这个情况似乎已开始得到注意,因为书中的插图渐渐地多起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但是,就我所见,有些书虽增加了插图,不过在设计的美观度和印刷的清晰度方面,仍稍有欠缺。手头正有一本友人寄赠的《近世中国十大社会新闻》,内容的确十分精彩,也很有史料价值,书中收集了一些珍贵历史照片作插图,本是十分难得,可惜除了前面的插页之外,夹入正文的照片插图大都印得模糊不清,例如,第一八七页上的插图像一本书影,但只是凭猜测而已;第三六四页的杜祠内景和外景,第三九一页上的阮玲玉像,第四九七页上的剪报(无说明文字)等,都是影影绰绰,比“雾里看花”还要“朦胧”些。这显然是印刷厂在制版印刷时不精心所造成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有点遗憾。  三十年代邹韬奋编刊物,就以追求“插图的动目”为目标,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有条件做得更好些。  但愿更多的“动目”图本问世,让插图与文字相得益彰。  (1987年10月10日)  

书刊要带头规范化

  近两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十分重视规范化的工作,陆续颁发了一些文件和规定,有些还在报刊上公布了,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响和重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不过,从严来说,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还做得不很理想,就拿报刊来说,不规范的现象可以说是触目皆是。譬如新公布的简化字表有几点新的改动,其中“像”、“覆”已经不作为“象”、“复”的繁体字,因此,“好像”、“相像”、“覆盖”、“覆灭”等,已经不能再写成“好象”、“相象”、“复盖”、“复灭”了。可是书刊上对此似乎很少注意,仍旧按照以前的规定办;有时还出现把作者正确的写法改错了的情况。又譬如,关于数字的用法,也公布了一个试行规定,但遵守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以至于报刊和出版物中对数字的运用五花八门,甚至同一篇文章,同一张报纸上也不一致。更早的时候有过规定,年份要用全称,可是书刊上把“一九七八年”简化为“七八年”之类的大有人在,口头就更多了。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语言环境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十分重要。书刊是影响人民的最深远的工具之一,应该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才好。  (1987年10月17日)  

旧着不妨新读

  在前一阵子“文化热”中,我们看到过不少当今的和外国的“文化”书刊,脑子里被五花八门的“文化”(仅定义就有几百种之多)搅得晕乎乎的,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看到九旬老翁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了,不禁为之欣喜;纷乱的脑子实在需要理出一个概括的头绪了。  这是一本一九四九年的旧着,作者本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宗旨,按照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一行动”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地撰写,对中国文化的概念,特征、优点、缺点、改革的途径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等等,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见解,今天读来,仍会令你点头称善。  当然,旧着新读,不能没有遗憾或难以苟同之处——否则,何来社会之进步y但先生经世致用的用意仍会时的给我们以启示。  (1987年11月7日)  

“一年印一百多次”有感

  从报上看到,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着作《野火集》畅销之极,一年内重印一百多次。真是不胜惊愕之至。  主要倒不是《野火集》竟如此畅销令我惊愕。她的书我看得不多,但就看到的一点而论,我的确为她言论之大胆、直率、真诚而折服,她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这种作家的书畅销,是快事、好事,也应是意料之中的事。  令我惊愕的是:一年内重印一百多次!就算是一百次,则平均三天多一次,这速度的确是够可以的了。这不是“洋鬼子”干的,是我们的“同胞”创造的奇迹,似乎喝几句彩也不会招来“西化”之讥吧。  “缩短出版周期”的话,从一九七八年一个最高文件算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但出版周期却越“缩”越长,出版社安排出书计划,动辄以年计算。这种事实,给出版、发行、读者乃至印刷方面带来的种种不便和损失,大家都是知道的。何时才能想一点切实的办法加以改变呢。我们不妨先把标准订低一些:一年内能重版它十次甚至五次,怎么样?  (1988年3月26日)  

新书与重版书:一比十

  看到一份材料,里面说到日本的出版社很重视“长命书”,其中有个福音馆提出这样的口号:儿童书不是三代人读,就不是好的儿童书。其结果是,它们每年出的新书不超过五十种,而重版书达五百种,初版与重版书的比例是一比十。这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  据了解,我国的出版社,重版书能够占出书总数的一半就很不错了,个别的重版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少。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就是:这些出版社总是采取“尾随战略”:“尾随”一时潮流,赶时髦;“尾随”他人之后,学人样,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图书多半是“短命”的。  过去,我们的出版界追求的目标之一有“稳定性”一说,这是与出版事业的文化积累性质相适应的。要做到这一点,不断提高图书的重版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而随着重版率的提高,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以及在现实和历史上的地位也会不断提高。  进入了这样的良性循环,出版界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1988年5月7日)  

探索古诗哲理的奥秘

  “诗言志,歌咏言。”我们的先人这样说。  “诗是个人心灵的外化,是感情的结晶。”现代的诗人们这样宣称。  现在,有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一本书中说:当代的文艺思潮,都带有理性化的倾向,诗歌也在走向哲理化,并且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四十首古诗,从各个侧面论述这种诗歌哲理化的表现、特征、来由、性质……譬如他说:《诗经》中的名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历来的解说和引用各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并赋予了不同的哲理意义。毛亨说是一种治国的政治措施,朱熹说是“言憎当知其善”,程颐又认为是喻君子与小人的相处,而今天的引用者多半以之说明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来提高、丰富自己……如此这般,正是古诗哲理时代性的表现。  又譬如,他把杜荀鹤《小林》中“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的含义与汉代丁鸿的话对照,认为同一种物理引出了正反两种哲理;他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名句的剖析结果,得出了诗要空灵而哲理味更浓的结论;从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谈到古诗哲理的引申,从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探究古诗蜕变与哲理化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共有四十个之多,涉及了古诗哲理各个方面,不仅把古诗的意境挖深挖透,而且对诗与哲理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把古诗哲理的奥秘揭露无遗。  为这本书作序的蒋孔阳先生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也有同感。  哦,差点忘了,这本书名叫《古诗哲理》,林东海着,学林出版社刚刚出版。  (1988年5月91日)  

书摊主如是说……

  近日出差外地,带着职业习惯,访问了一些个体书摊主,同他们交谈之下,听到了颇为“惊世骇俗”的言论,姑摘若干如下:  “您是出版社的?出什么书?学术着作?嘿嘿,这玩意儿我们可不想闹,没人要买。您问我们希望出什么样的书?您看看我这个摊头上摆的就有点数了。据我的经验,你们出的书,要有一点男女关系的——当然,不要太露骨,那样,要被没收的;另外,再加一点打斗,从古代的武侠到现代的破案故事。这样,读者就多了。您再把书名取得好一些,最好把它用图画画在封面上,读者一看就被吸引了。——这种书,我们一家包个一两万没问题。您别看我这儿门面小,可是向我批的人不少。我们进货比书店要快得多,有些书刊,我们坐在印刷厂等,一印出来就发运,喏,像这本杂志,就是从××省弄来的,他们那儿的书店都弄不到呢。  “您要是有什么书觉得不好出,我们也可以合作,我们找人写,编好后,用你们的名义出,事情可以全由我们来办,你们开条件,我们可以淡谈……”  我当然没跟他谈“条件”,但我不能不承认他讲的是“实话”。同时,我还期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被他“不幸而言中”才好。  (1988年5月28日)  

图书岂能由作者“包销”

  近日收到一位友人来信,内称他有一部书稿,出版社认为内容不错,但要求作者包销一万五千册才能接受。友人哀叹;一介书生,不懂得如何“销”法,只好撤回书稿……类似这样要作者“包销”才接受书稿的例子还听到不少。对这种“新事物”,笔者是颇不以为然的。  出版社是否接受书稿,应以书稿的内容为准,如果内容的确好,就应该考虑接受,至于印数,那主要是出版社宣传发行部门和新华书店的事——当然,作者能够配合出版社作些工作,增加些订数,也是值得欢迎的,但似乎不宜作为先决条件。因为,这些要“包销”的书的作者,大多是一些只懂做学问而不懂生意经的学者文人,要他们“包销”,无疑就是断了他们的出书之路。再说,作者“包销”,也还有个“渠道”问题:他们不是书刊个体户,没有自行设摊的执照,如果贸贸然去“销”,说不定会被视为“非法。而请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如果委托书店“销”,还有个折扣问题;书店要六七折,而出版社给作者的优惠最多是七五折,如此“亏本”买卖,一般作者吃得消吗?  当然,出版社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们要自负盈亏,没有资本大量出赔本书;有些出版社实行了编辑个人经济承包,他们不要作者“包销”,很可能自己的承包就要砸锅。因此,作者“包销”问题,恐怕需要更高层次的干预和更广范围的思考才能妥善加以解决。  (1988年6月25日)  

一个难答的问题

  报上关于“外国畅销书”的讨论,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套句时髦的话来说,已形成了一个“热点”。街谈“车”议,到处可以听到。笔者长途乘车,无意中听到两位旅客的对话,觉得很有点“意思”,愿意偷录出来供大家议论时参考。  (炎热的车厢内,甲指着一张报纸对身边的乙说,乙即对答。)甲:报上说“外国畅销书”不能一概而论,讨论的人也说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现在不是作出结论了吗?有些书就是要禁止,出了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  乙:认为社会上的坏事是坏书造成的,这是古已有之的论点。但是,有些做坏事的人根本就不看书又如何解释呢?我在××地(听不清)搞“社教”时,有一个“贫下中农”是文盲,但也交代出乱搞了男女关系。  甲: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家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  乙:那么,这些畅销书所畅销的外国,人家的文化水平更高,为什么又可以出版呢,并且还可以被评为“畅销书”呢?据报上介绍,他们那里也并没有成为人欲横流的世界。  甲:资本主义性生活是混乱的……  乙: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报上不是说美国、英国一个什么大臣因为乱搞女人就被迫辞职么?而我们国家中,不也是有“第三者”和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吗?用个别来概括一般总不行。  甲:照你说,那些书不要“查禁”了?  乙:我想,淫秽读物确实应该取缔,这在卤外也是如此的。可是不能把“外国畅销书”都看成洪水猛兽,还是应该正反面都想想,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像这样弄法,只怕是越搞越糊涂,或者就是回到人人都吃“消毒牛奶”,“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局面。  甲:你想得未免太严重了些。  乙: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  偷听的内容因两位对话者下车而结束,不知是否有助于报纸讨论时增加一些议题?  (1986年7月30日)  

“以书养书”质疑

  最近,有好几位同志谈到“以书养书”的问题,也有同志提出要出版社变“暗贴”为“明贴”,那前提都是:出版社应该“养”亏本书。笔者对此颇有些疑问。  “以书养书”,过去叫做“以普养高”,就是用大印量图书赚来的钱“养”印数少但“学术水平”高的亏本书,作为扶持学术着作、繁荣文化事业的保证之一。当时,出版社是事业性质,国家不向出版社要利润,甚至还给予拨款。这样,“以书养书”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有条件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出版社改变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绝大多数不但要自负盈亏,而且还要上缴可观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养”亏本书视作是出版社应尽的义务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另外,“以书养书”还有一个不大合理的现象就是:养书的书的作者往往因为书稿属“普及”、“通俗”型的,不但评奖,评职称等等受到歧视,就是稿费也往往较低,而被养的书的作者一般倒享受高稿酬的待遇。创利的养者获利少,亏本的被养者获利多,即使后者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前者总是说不通的,是一种侵犯作者权益的行为。  如此显然不合理的“以书养书”理论是否还要在“正名”之后存在,似乎是一件大可研究的事。  (1988年8月13日)  

亏本书该由谁来“养”

  写完铲以书养书”质疑》之后,意犹未尽,再来说几句。出版社虽然没有义务“养”亏本书,但是,为了国家的文化事业,亏本书还得出,还得‘养”。那么,应该由谁来“养”呢?  首先,应该由国家来“养”。办法也不是要国库拿出钱来,现有这么几条:一、取消出版社上缴利润的任务,只让他们自负盈亏。出版社没有经济压力,就有可能更乐于承担出一些高质量学术书的任务。二、设立各种基金会,并把现有的一些基金会、奖金与出版挂起钩来,不仅是出书后奖励,而且要在出书时资助;不仅奖励作者,而更要奖励出版者。像目前这样,亏本书出不来怪出版社,出书获奖后又忘了出版社的做法,怎么会使出版社有积极性呢?三,亏本书作者单位提供资助。  其次,发动社会上有钱的有识之士和企业来“养”。现在,社会上有钱的单位和个人不少,但是愿意为文化事业投资者还不多,还没有形成风气。如果高质量亏本书的作者能够寻求他们的支持,出书后也能让他们名誉上得到补偿,我想,恐怕是会有人愿意干的。  再次,亏本书作者自己来“养”。借鉴自费出版的经验,有些亏本书的作者如果能够放弃稿酬(有些亏本书的稿费要占到所亏部分一半以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也许出版社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作者在这方面的亏损可以通过出另外的赚钱书来弥补,这倒是真正的“以书养书”!  (1988年8月20日)  

如何解决“供求错位”

  对于目前的图书市场,有人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供求错位”:出版社“供”的不一定是读者“求”的;读者“求”的,出版社则不一定“供”。因此,关键先要解决这个“供求错位”的问题。  实际上,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现在提出“供求错位”主要还是“错位”在通俗读物或曰“畅销书”上。这类书读者大量需要,但出版界却总是左顾右盼,不敢“供应”,而社会舆论目前则多半是视这类书为“格调不高”,有人还轻蔑地概括为“性、血、爱、杀的东西”,也确是出版单位怕“供”的重要原因。  如何解决这种“错位”?一种是强迫把我们想“供”的东西“灌输”给读者,采取摊派、公费购买、办学习班,发辅导教材等等老办法“大量发行”那些读者不想看的东西,造成虚假的“繁荣”和表面的“供求平衡”;一种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尽量禁止或压缩读者所“需”的东西,用以维持虚假的“一致”和暂时的“供求到位”。实践证明,这两种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恐怕我们需要寻求第三、第四种另外的办法。否则,供求之间的“位”将永远会“错”下去。  (1988年1日月24日)  

建议评“最佳出版社”

  这年头,五花八门的评选真令人眼花缭乱:“最佳电影”,“十佳记者”、“十佳期刊”、“好新闻”等等,层出不穷,也颇热闹。虽说其中也有追求表面热闹甚至弄虚作假的个别现象,但总体上来说,它们所起的正面引导作用和激励作用还是很大的。  出版业中,好书的评奖活动近年来也多起来了。从学科、装帧到印刷质量等等,细目性的评奖项目应该说是不少的,各种奖的得主也逐渐由作者而扩大到了编辑以至于出版社,譬如某本书得了个什么奖,也不忘给该书的出版社发个奖状。这都是比较重视了出版工作的具体表现。但是,从整体上来评比一个出版社优劣的工作,迄今尚无先例,而这确实是一项应该加以重视并切实进行的工作。  谁都知道,在声像出版物大量普及之前,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书刊,但长期以来书刊以及它们的出版者在文化领域中基本上是最受歧视(至少是轻视)的。出版社受到批评,指责、罚款、打击等等的事时常成为新闻,可一方面又要他们为建设两个文明做这做那,那情绪和滋味总是不大能好起来的。如果搞一点评最佳出版社的工作,既可让人们看到整个出版系统的正气,看到整个出版社的全局,不至于为某一局部的问题而障住耳目,又能鼓舞正日益低落的出版界同人的士气,使他们在日新月异的“禁令”,“低谷”造成的沉闷空气中能得到一点力量和支持。  (198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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