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古代中世纪卷(套装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西蒙·普莱斯 等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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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欧洲史”古代中世纪卷(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第二章 地中海、黎凡特和中欧：公元前1100年—前800年第三章 希腊人、腓尼基人与西地中海：公元前800年—前

480年第四章 希腊、欧洲与亚洲：公元前480年—前334年第五章 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化世界：公元前334年—前146

年第六章 罗马、迦太基与西方：公元前500年—前146年第七章 罗马、意大利半岛和帝国：公元前146年—公元14年第八章 罗马帝国：公元14年—284年第九章 罗马帝国晚期：公元284年—425年插图清单延伸阅读年代表返回总目录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

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导读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的“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是一本简明可信，因而开卷有益的地区史读物。

近些年来，字数不算多却叙述一个庞大主题的小书频频问世，成为国际出版界的一种现象，比如许多冠以“极简”（the shortest）历史的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专题史作品。这显然适应读者对某个学科方向的社会需求，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在几万个专业化的分支学科面前，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其实只需知道某个感兴趣领域的“皮毛”知识，获得一些入门的指导，了解认知对象的概貌也就够了。如果因此产生了进一步求知的欲望，那么每个学科自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数量众多的普及、半专业和专业的读物可供深入阅读。譬如在读过这本极简的《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之后，倘若读者仍有进一步了解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的愿望，那么仅相关的中文书籍，便有几千本之多可供选择。

需指出，“极简”某个研究学科领域的内容并不容易，它考验简化者是否具有把一个容量很大的复杂事物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要求作者能够“大题小作”，融会贯通有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善于筛选与剪裁内容，抓住要点，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进行高度的概括。它实际考验的是一个作者是否拥有智慧与表达技术。平心而论，《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的作者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是这样两位简化欧洲史的高手。他们把卷帙浩繁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浓缩在30多万汉字的一册小书中，线索清晰完整，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知识点一应俱全，词条般的说明与释义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注意照应古今之间的各种联系，不时点出古为今用的借鉴意义，给人合理信服的阅读印象。这一切表明作者不仅是自己所治专业的行家，还是思维清晰、视野宽阔，能举一反三、考虑大问题的学者。

书名中的主语“古典欧洲”是一个较新的术语，它借自“古典古代”或“古典文明”等惯用词组的形容词“古典”，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赞誉色彩的定语。“古典”是对英文classical一词的中译，这个词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的名称Classics（古典学）同出自拉丁文形容词classicus，原义主要指罗马高级别的公民，如“头等公民的”之类，引申义则意味出类拔萃、完美无缺、权威和典型。中文“典”字有标准、规则之义，与classical的意思大体相符。有趣的是，classical并没有“古”的时间指代，最初的中译者可能鉴于古希腊罗马早已变为古代事物，近现代西方人又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看作是为西方确立基本价值标准的时代，因此在“典”字前加一“古”字，倒也比较贴切地传递了近现代西方人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本认识。顺便说一句，对于近现代的一些文化艺术形式，如classical music，若译作“古典音乐”就与原义不符了，因为它涵盖的音乐作品均与古代无关，都是近现代的产物。

古典欧洲系指在公元前8世纪与公元5世纪之间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习称“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其空间最初局限在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地中海与黑海周边的广阔地带，后来则扩展到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东至幼发拉底河西岸，南抵北非深处，西到不列颠岛，北至今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用作者的话说，“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尼罗河谷，从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到亚美尼亚的山脉”。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统一在一个超大型国家之中，奠定了现代欧洲文明语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基础。用恩格斯的话说：“没有古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但是，欧洲人居的历史以及欧洲文明的历史却要比古典欧洲文明早得多。从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欧洲拥有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化石链。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昔克拉底群岛，随后文明中心转移至爱琴海中的最大岛屿克里特，也就是所谓的米诺斯文明，目前看时间是大约公元前2700年。所以欧洲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欧洲概念便出自克里特岛，因为古希腊主神宙斯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结合，在克里特生出了米诺斯王。

为什么《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一书却不远不近，从公元前1750年写起呢？原因也很简单直白，就是目前能够辨识与今天欧洲存在血缘联系的确凿证据——印欧语言，正是可定年在这个时间的线形文字B，之前的线形文字A，已知属非印欧语系。这是古典欧洲的源头，尚不是古典欧洲的开端，而是古典欧洲的孕育期。作者如此处理符合迄今已知的历史证据。

古典欧洲大体上是从出现希腊字母文字记载开始的，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间恰好与古典世界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亦即公民社会与城市国家的出现大体同步。为此，作者用了两章多、占全书约1/4的篇幅叙述爱琴宫殿文明向城邦文明转化的过程，主要依据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辅助以少量传统文字史料，这表明，出自牛津大学的两位作者十分熟悉自己所讲授的古希腊罗马史课程的细节，哪怕是缺乏文字史料的前古风时期的希腊史。然而，如果从全书布局来看，这样处理未免避重就轻、舍近求远，因为与后来古典文明的庞大内涵与浩如烟海的史料相比，特别是对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深远影响相比，给前古典欧洲一章的份额就足够了。或许是以往的希腊史对古典希腊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历史着墨太多，学界对前古典的希腊史因史料贫乏又不可信，向来草草带过。所以这本书“矫枉过正”，对已经积累起来的考古材料物尽其用，给前古典时代的希腊史更多的字数，把以往希腊史悬置未决的大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交代一番，比如关于“黑色雅典娜”、东方化、爱琴文明衰亡原因、多里安人入侵、特洛伊战争、海上民族、线形文字B与字母文字的转换等等问题的说明，自然两章也不够用。尽管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可靠的答案，但读者通过阅读获知，古典学家们并没有搁置这些问题，而是在积极收集线索，不断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希腊的古典时代是由希波战争开始的。战争促进了希腊人的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的认知，也因联合起来的小国战胜大国而产生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希腊城邦进入自身历史的繁盛时期，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但作者因为在写欧洲史，因此目光并未局限于希腊与波斯帝国，还分出篇幅书写国别史不会注意的东西地中海区域其他国家或文明民族的历史，比如色雷斯、马其顿、腓尼基诸邦、迦太基、意大利半岛的大希腊、埃特鲁里亚等，笔墨不多，但点到新材料、新视角、新诠释，而且拿出宝贵的篇幅，适时进行今昔对比，如亚历山大东侵与奥斯曼土耳其西侵的比较，古代马其顿与今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而且延伸了历史的深远意义。

这种叙述方法一直被有效地运用，直至书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比如在古罗马史四章中，插入但丁所用拉丁语与古今拉丁语的关系、福楼拜的《萨朗波》、马基雅维利与罗马、墨索里尼与罗马、莎士比亚所作古罗马题材的戏剧等等专栏，可谓妙趣横生，意味深长。后人对古人的利用和滥用，将古代和现代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该书与以往就古代只说古代的史书有所区别的鲜明特点之一。

再一个特点同样是在写法上。作者有意突出史学史角度的说明，即古希腊罗马人怎样记述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载。而一般史书却只关注历史的真实是怎样的。譬如，在《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一书的古罗马史部分，必定少不了独裁官恺撒的遇刺事件。书中述及古罗马人对谋杀的两种对立的认识：共和派和各哲学流派一致认为谋杀一个用不正当手段成为独裁者的僭主合乎正义；但恺撒的亲信安东尼和继承人屋大维则视谋刺为非法，并在战胜共和派后神化了恺撒。作者在交代古人如何记载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共和末期大史家李维是庞培的同情者，自然对击败庞培的恺撒不会有好感，这影响了他的代表作《罗马史》中的有关叙述。

再如关于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对犹太大起义的记载，作者认为与他参与犹太起义后被罗马军团俘虏、很快改变立场而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一事有关。所以他写到犹太暴动的起因时便有意为自己辩护，也有为犹太上层以及他皈依的主人辩解的意思。有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很有可能产生史学的参与感，认识古代作家的所思所想，对成文史的认识或许会有一个升华。

这本书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力求说明古代欧洲各个民族如何自我定义自己的身份，包括公民、种族、区域、文化和语言等社会文化成分的认同与不认同，比如犹太人、希腊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基督徒和罗马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眼中的自我认识与对外族群的认识。举例来说，作者认为犹太民族在罗马征服的众多民族中是一个独特的成员，多次顽强反抗罗马统治，血流成河。为什么犹太人的反抗如此激烈？作者很自然地要讨论历史信息的来源。犹太首次大起义的记载者是参与起义的史家约瑟夫斯，他把起因归于双方的几个害群之马的过激行为。这本书的作者当然不以为然，而是自己去探究历次起义的宗教根源。罗马政府为惩罚犹太人而单独制订“犹太人税”，全部用于卡皮托林山上的罗马主神朱庇特神庙的开支。这种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区隔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犹太人的不逊，而且在于犹太神与罗马神以及其他族群的神不能兼容，臣服罗马是犹太人的耻辱和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上帝保护其选民并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应许。因此这是民族信仰和现实的冲突。

近些年来，一些古典学专业以外的史学爱好者提出希腊罗马伪史说。按照这一说法，这本古典欧洲史也应被看作是建筑在虚假史料基础上的想象。希望他们认真阅读一下这本书，因为它比其他古典世界的史作更多地注意古代历史编纂的历史，更多地举证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的由来、呈现和意蕴，以及古代文本不同形态传世或发现的过程。特别对他们以及对广大古希腊罗马史爱好者和学习者有益的是，这本书还提供了“延伸阅读”的基本书目，其中包括详细介绍古代文本来龙去脉的专著和指南，这些著作指明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或19世纪西方学者的晚后编造无关。相信一个实事求是的读者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对古典欧洲的历史会有新的认识。

致谢

我们要对下面这些人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审阅过本书的一些章节，有的还审读了整本书：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约翰·戴（John Day）、彼得·海因斯沃思（Peter Hainsworth）、艾琳·莱莫斯（Irene Lemos）、伊丽莎白·尼克松（Elizabeth Nixon）、卢西亚·尼克松（Lucia Nixon，她对本书的影响无所不在）、米兰达·尼克松（Miranda Nixon）、约翰·诺斯（John North）、辛西娅·谢尔默丁、菲利普·索恩曼（Philip Thonemann）、萨拉·索恩曼（Sarah Thonemann）和罗杰·汤姆林（Roger Tomlin）。

正文中插入的附记探讨了现代人对古典时代的使用，这些附记得到了以下各位的帮助：露西·贝莉（Lucy Bailey）、海伦·巴尔（Helen Barr）、尼古拉斯·科尔（Nicholas Cole）、约翰·戴、迈克尔·多布森（Michael Dobson）、彼得·海因斯沃思、克莱夫·霍姆斯（Clive Holmes）、玛丽-尚塔尔·基利恩（Marie-Chantal Killeen）、伯纳德·奥多诺休（Bernard O'Donoghue）、尼古拉斯·施林普顿（Nicholas Shrimpton）和詹妮弗·伊（Jennifer Yee）。

在收集图表和插图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感谢很多人，他们是：威廉·范·安德林加（William Van Andringa）、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莫琳·巴泽多（Maureen Basedow）、亨利·赫斯特（Henry Hurst）、艾琳·莱莫斯、西蒙·洛斯比、伊丽莎白·尼克松、卢西亚·尼克松、米兰达·尼克松、达米安·罗宾逊（Damian Robinson）、爱德华多·桑切斯-莫雷诺（Eduardo Sánchez-Moreno）、伯特·史密斯（Bert Smith）、西里尔·托马斯（Cyrielle Thomas）、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和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还要感谢其他为我们提供插图的人，虽然这些插图最终没有被用到。我们也要感谢安奈林·艾利斯-埃文斯（Aneurin Ellis-Evans）为本书制作索引。本书最后的《废墟》引自R. F. 莱斯利（Leslie）主编的《三首古英语哀歌》（Three Old English Elegies，埃克塞特：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新版，1988年）。

最后，我们要铭记两位作者之间美好而和睦的合作。牛津2009年7月

前言

2005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所在地外面，人们为一座用钢铁、青铜和玻璃制作的巨大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雕像是克里特岛上的圣尼古劳斯镇（Agios Nikolaos）捐赠给欧洲议会的，描绘的是神话中的公主欧罗巴。由青铜铸造而成的欧罗巴骑在一头用钢铁和玻璃做成的牛背上。从前（据传说），主神宙斯爱上了这位名叫欧罗巴的美丽少女。为了赢得她的芳心，宙斯将自己变成一头膘肥体壮、高贵华丽的公牛，并将她背过大海，到了克里特岛。根据一些传说，欧罗巴和宙斯育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米诺斯（Minos），后来成为克里特的国王。因为欧洲大陆就得名于欧罗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标志着欧洲历史的真正开始，所以斯特拉斯堡的这座雕像优雅地象征着克里特岛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斯特拉斯堡这座骑着公牛的欧罗巴雕像给参观者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古典”欧洲的定义：一个以一位希腊神话人物（欧罗巴）命名的地区，而这个地区的第一个伟大文明则得名于她的儿子。当然，这个被现代人轻松接受的故事里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是对这个传说需要进行更加认真的考察。斯特拉斯堡的欧罗巴雕像与这个故事的希腊和罗马版本相去甚远。

在古代希腊世界，欧罗巴和公牛的故事广为人知。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提到了欧罗巴被诱拐之事，希腊的艺术作品也经常刻画这一主题，例如陶瓶画或雕塑。因此，这是泛希腊神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传说在希腊世界的不同地区广为人知，人们讲述的动机有很多种。这个故事最知名的版本正是来自克里特的。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克里特岛，很多城邦都铸造以欧罗巴为主题的硬币，有时她骑在公牛背上，有时则躺在一棵梧桐树下。显然，就是在这棵梧桐树下，欧罗巴和宙斯第一次躺在了一起。在宣称自己是这个故事的发源地方面，戈耳提恩城（Gortyn）尤其成功，而这棵树则成为那里一个十分显著的地标。在罗马时期，这棵树因为永不落叶而受到赞颂，人们剪下它的枝条，种植到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换句话说，通过宣称戈耳提恩是这个著名的泛希腊神话的发源地，戈耳提恩人为自己在广阔的希腊世界争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正是在戈耳提恩，就是在这棵树下，宙斯使欧罗巴怀上了米诺斯和他的兄弟。戈耳提恩与附近的克诺索斯（Knossos）和斐斯托斯（Phaistos）一直竞相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发源地，上述说法显然是在竞争中提出的。如果戈耳提恩是宙斯与欧罗巴发生激情故事的真正地点，那么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在这场竞争中就落败了。这段叙述提醒我们，希腊人没有把他们的神话视为“神话”或是虚构，而是将其视为关于遥远过去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可能植根于真实的地点和事件。在戈耳提恩城的旧址之上，这个故事的当地版本依然被当地导游所津津乐道。他们会指着某一棵大树，说就是在这棵树下，欧罗巴躺在了宙斯的怀抱里。

欧罗巴的故事也很受罗马作家的欢迎。在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腓尼基推罗（Tyre）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在海边与女伴们一起玩耍，宙斯看上了她，想勾引她，于是就把自己变成一头膘肥体壮的公牛，混进他事先安排在海边吃草的牛群。欧罗巴爱上了这头美丽的动物，很快就爬到了它的背上，之后公牛背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女孩越过大海，来到了克里特岛。在这里，宙斯恢复了原形。奥维德讲述的这个故事和戈耳提恩、克诺索斯和斐斯托斯当地的版本都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游移无根”的版本，没有偏向于克里特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只是构成《变形记》一系列变形中一个优雅（并且有点暗示性）的小插曲。正是因为奥维德对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神话故事的讲述是游移无根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日子里，它们才获得了正统的地位。正是奥维德的版本赋予了像提香和伦勃朗这样的画家以灵感。

这个神话成为欧洲文明的象征，实际上是晚近的事情。在古代，这个神话本没有这一含义。在古代，欧洲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格化，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才经常被人格化为骑在公牛背上的欧罗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欧洲的起源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现代产物。希腊人仅仅把米诺斯视为克里特岛早期的几批统治者之一，而不是一个原始文明的创始人。虽然斯特拉斯堡的欧罗巴和公牛雕像源自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故事，但是其文化意义和21世纪初的特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这本古典欧洲的历史从克里特岛上所谓的米诺斯文明一直讲到罗马帝国晚期，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虽然本书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尼罗河谷，从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到亚美尼亚的山脉，但是我们无意呈现今天被称为“欧洲”的整个地区的全部历史。我们探讨的焦点是地中海盆地北部的古老民族，即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此，我们无须为偏向性道歉，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推动古典时期发展的主要是爱琴海、巴尔干南部和意大利半岛的民族。本书的九个章节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因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要结合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把握。我们努力避免提出不受时间因素限制的说法，例如“希腊人的某某观”或“罗马人的某某观”。关于欧罗巴的古老神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唯一版本。即使是非常普遍的想法也植根于特定的情况和事件。

历史必须从某个点开始讲起，而本书的起点早于关于古典世界的大部分讲述。（本书最后的年代表提供了关键时间的简明摘要。）我们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宫殿时期开始讲起。我们也会考察它们和爱琴海东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邻居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的视野继续向西扩展，将整个中部地中海世界纳入其中。我们会考察宫殿时期崩溃之后的动荡时期（所谓的黑暗时代），以及希腊和意大利早期城邦的出现。第四章和第五章讲述的是从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历史。在此期间，希腊城邦的文化传播范围远远超出其爱琴海的家园，深入了亚洲的腹地。第六章和第七章又回到了意大利半岛，讲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海外治权的发展，最终，共和制崩溃，罗马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第八章是对罗马帝国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最后，在第九章中，我们探讨了公元4世纪帝国体制的转变、基督教对帝国与日俱增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化的态度转变。圣奥古斯丁试图将基督教文化与罗马的“古典”遗产调和起来，本书在这里结束正合适（“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下一卷将从这里讲起）。

因此，本书各章涵盖的地理范围会随时间而变化。每一章都从对背景和范围的简要阐述开始，并对所考察的区域范围做一些说明。每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一时期国家特征的讨论。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宫殿制、城邦制还是君主制？它的面积有多大？该地区有单一的中心，还是有多个中心？那里的聚落达到什么级别？这一区域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希腊和罗马历史上明显的中心地区（克诺索斯、斯巴达、雅典、马其顿和罗马）将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也会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其中包括一些城邦，比如马西利亚（Massilia，现在的马赛）、迦太基和米利都（Miletus），也包括一些地区，如克里特岛西南部的斯法基亚（Sphakia），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吕基亚（Lycia）和塞浦路斯岛。

虽然我们的讲述大致按时间顺序进行，但我们所努力提供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世界的一个简单陈述。我们的目的是在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探讨以下三个主题。

第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记忆”。本书是对记忆的历史研究，但是并没有简单化地在对过去所谓的“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之间划出界线。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记忆行为，历史学家试图将历史记录下来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正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开篇所说的那样）。对于研究历史的意义，可能还有其他的说法，但这一点无疑是最基本的。回顾过去，反对那些出于不良动机而改写历史的人，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但历史学家不能（或者说不应该）说自己就是客观真实的守护者。历史至少在部分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智力、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记忆和历史是一回事。历史学有严谨性的规则，为的是提出站得住脚的、符合真相的主张。历史叙事与记忆叙事的建构方式不同，但是记忆和历史之间也有相似之处。无论是记忆还是历史，对过去事件的讲述都不是直来直去的，关于过去，两者都有自己的版本，而两者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研究前人记忆的趣味在于它聚焦于特定民族的自我理解，这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他们的世界。对记忆的研究应该使我们离前人的心态更近，应该有助于防止我们对该时期做出不符合时代背景的解释，使我们能够看到人们所做的选择和他们自己对过去的看法有何关联。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过去的看法与现代历史学家大相径庭。例如，我们知道（或者认为我们知道），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希腊迈锡尼文明的结束，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的“黑暗时代”。最早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出现，它们对迈锡尼宫殿时期的文化和制度毫无借鉴；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是“白纸一张”。然而，在希腊人的集体记忆中，并没有一个长达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认为，他们所在的城邦是遥远过去（包括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宫殿国家的直接继承者。根据经验，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希腊人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时代与“英雄时代”之间连续的历史年表并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向往年表”。尽管如此，对于这个希腊人的“向往年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就希腊人的自我定义来说，他们对自己过去（无论是否真实）的认识至关重要。驱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希腊社会向前发展的，不是我们对他们早期历史的了解，而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因此，本书的目的是认真考察前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所呈现的是“滚动式的过去”。“记忆”这个主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考察。在试图表明希腊人和罗马人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过去的同时，我们也想探索后人是怎样利用古代的。例如，一边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备受争议的文化身份（是不是希腊人？），另一边是当前围绕该地区的文化身份以及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名称而起的政治争论，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他的陶瓷厂命名为“伊特鲁里亚”（Etruria）？为什么“波阿狄西亚”（Boadicea）能成为一个如此有力的英国民族认同感的象征？这一类例子作为附记穿插在正文中，以免破坏主要叙事的流畅性。我们自己对古典时代历史的使用（和滥用）形成一张网络，将我们和“古典欧洲”联系到一起。

记忆这一主题的最后一个方面涉及将某些特定的时间、地点或遗迹定义为“古典”。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公元前4世纪和前5世纪的“古典雅典”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时期，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古典雅典在古代就被认为是“古典的”吗？这种看法是谁提出的呢？自中世纪以来，维吉尔一直被尊奉为“古典”作家（毕竟，在《神曲》中，他是但丁在地狱中的向导）。在罗马帝国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吗？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共同体身份。对历史的利用是定义共同体身份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本书探讨了古代欧洲各个民族不断变化的自我定义的方式，其中包括公民、种族、区域、文化和语言等。我们特别关注罗马帝国治下人们的不同文化身份，包括希腊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罗马帝国曾试图在其臣民中培养一种特定的罗马身份吗？它成功了吗？罗马的许多臣民确实借鉴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罗马化”），但在帝国的不同地方，这种借鉴的形式大相径庭。我们将会看到，在公元后的前3个世纪，罗马西部各省的“罗马化”导致其历史记忆的广泛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罗马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成为真正意义上“没有历史的民族”。相比之下，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古典希腊历史的记忆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被赋予各种特权（并为罗马帝国政府所鼓励）。其他少数群体在他们共有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公共身份认同。我们会重点考察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两个群体，研究他们对彼此的看法、他们对过去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当时世界的看法。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空间和概念上的。如果记忆的主题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古典”不断变化的定义，那么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不断变化的“欧洲”概念的分析。从2004年到2007年，欧盟持续扩张（从14个成员国到27个成员国），“欧洲”的外部边界似乎令人不安地游移不定。十年之后，“欧洲”很可能与现代伊朗相邻。然而，尤其是在西欧，许多人在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旧欧洲”（早期欧盟的范围）的自然边界。当然，即使这个“旧欧洲”也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建构。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我们将探讨“欧洲”在古代是何时被定义的，以及是怎样被定义的，从最初为了将其和“亚洲”（赫勒斯滂海峡以东被波斯人统治的地区）区分开来而下的定义，到后来由从苏格兰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帝国所创造的新的空间体系。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里，“文明”世界的一个或多个中心发生了变化，对这个世界的边界也有过不同的界定，边界常常是由海洋、河流和山脉这样的自然特征决定的。*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定居点的大小相差很大，在整本书中，我们试图让读者对这些定居点的规模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尽可能指出具体的面积，而不是用像“小”或“大”这样模糊且毫无意义的形容词。我们使用的面积单位是标准的现代考古单位：公顷（1公顷即1万平方米，或者说是边长为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为了更直观地把握一公顷到底是多大，不妨说一个英式足球场的面积大约是一公顷，而一个橄榄球场的面积不到半公顷。如果你喜欢以英亩为单位来思考，将公顷数加倍（更确切地说是乘以2.5）即可。

当然，对于面积较大的地区来说，在脑海中将其与一些现代事物进行比较也很有帮助。例如，温莎城堡占地超过10公顷（26英亩），而巴黎在环城大道以内的面积是9 470公顷。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希腊名称的解决方案。我们采用了三种方式来处理。最常见的名称，比如“雅典”和“科林斯”，在英语里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写法。另外一些常见的名称，比如“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伊萨基”（Ithaca），保留其拉丁语形式，而那些罕见的名称，比如“凯阿”（Keos）和“伯巴瑞斯”（Peparethos），则保留了其希腊语形式。还有就是大力神在希腊语中的名字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在拉丁语中是“赫丘利”（Hercules）。 第一章爱琴海地区，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和特洛伊人：约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

让我们从特洛伊城和特洛伊战争开始说起，由于据说是荷马创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在欧洲历史上十分有名。根据这两部史诗，这场战争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起，因为他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武士阿喀琉斯对特洛伊的愤怒，《奥德赛》讲述的是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故乡伊萨基岛途中的冒险故事。我们知道，这两部史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在古代及以后，这些故事和后来对特洛伊战争的记忆十分重要。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都从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事件中追根溯源，可以说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开端。在考察特洛伊战争对后来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时期。

1822年，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生于今天的德国北部，他起初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后来转去经商，通过从事各种商业冒险活动来赚钱，也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他后来声称父亲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激励了他，在8岁时，他就立志有朝一日要对特洛伊遗址进行挖掘。这些说法可能是谢里曼为使自己更具传奇色彩而虚构的，不过在40岁左右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四处游历。1868年，46岁的谢里曼到了希腊和土耳其。次年，他出版了《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haka, the Peloponnese and Troy）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不远的希萨利克（Hisarlık），这和当时盛行的，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珀纳尔巴舍（Pınarbaşı）附近的观点背道而驰。他的观点部分建立在英国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的成果之上，在此前的5年里，卡尔弗特一直在那里开展挖掘工作。谢里曼决定亲自动手，1871年，在卡尔弗特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后来让他声名远播的挖掘工作。谢里曼的挖掘方法很原始，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他一下子把九层全给挖了，包括最靠近底部的那一层（从底层往上数的第二层），他认为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即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城邦。他还被指控伪造证据，至少是在记录挖掘发现时很不严谨。但是在1875年，他就此出了一本书，即《特洛伊及其遗迹》（Troy and her Ruins），并且又几次回来，继续从事挖掘。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挖掘工作和著作成功确立了希萨利克作为特洛伊遗址的地位。谢里曼还对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其他地点进行了挖掘：1876年，他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即阿伽门农的故乡，他还去了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萨基岛，他认为奥德修斯的宫殿就在此处。

虽然谢里曼的观点和证据有严重的缺陷，但是他做出了两项伟大的成就。首先是在年代方面。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西欧人认为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历史依据，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受过教育的人依然相信《创世记》里的说法应当照字面意思理解。17世纪时，大主教厄谢尔（Ussher）认定创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他的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公元前5世纪之前爱琴海地区复杂社会的存在。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种创世时间如此之晚的观点了，没有人类的过去世界被追溯到了无数个千年之前。现在已经证实，“智人”大约出现于13万年之前，而我们更加遥远的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大约出现于250万年前。到了19世纪中期，地质学家认为世界的历史比这还要悠久很多。谢里曼确凿地表明，爱琴海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史前”阶段，那是一个至少长达千年之久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定居点，有大规模遗迹，并且这些定居点之间有长距离的联系。谢里曼的第二个成就有更强的技术性。他意识到仅仅有遗迹并不足以确定这些新发现的时间段，而陶器不仅能够长期保留，而且不同时代的陶器会有不同的质地、形状和图案，因此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相对年代。按照相对年代排序的陶器至今依然是考古年代学的基础。

另外一个影响了我们现在对早期爱琴海文明看法的伟大人物是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爵士，他对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遗址进行了挖掘。谢里曼受到了荷马史诗的驱动，而埃文斯则是为了寻找早期的书写形式。阿瑟·埃文斯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牛津大学获得近现代史专业学位之后，他到北欧和东欧广泛游历。1877年，他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巴尔干记者。次年，他娶玛格丽特·弗里曼为妻，婚后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拉古萨（Ragusa，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定居。1883年，他去了希腊，在那里遇到了谢里曼，了解到他在迈锡尼几个遗址的挖掘工作。1884年，埃文斯成为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馆长，上任之初，他宣布自己的目标就是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古典时期之前，收集并展示更多种类的古代遗迹。

1894年，埃文斯第一次到达克里特岛。在为阿什莫林博物馆收集刻有文字的石头和印章的过程中，他对爱琴海地区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兴趣。他拜访了克诺索斯遗址，向当地的克里特考古委员会提出他想买下这块土地，亲自进行挖掘，希望能够在此发现早期文字的新证据。克诺索斯有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早在1739年，英国旅行者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就已经看到为数不多的遗迹。1878年，来自附近城市伊拉克利翁（Herakleion）的麦诺斯·卡罗卡莱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在此挖了几条沟，认为这就是传说中古老的迷宫，即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住处，后来这里被确认为宫殿的西翼。谢里曼也想在克诺索斯进行挖掘，他已经从克里特的土耳其当局获得挖掘许可，但是在经济赔偿的问题上却没能和土地所有人谈妥。

使埃文斯无法开始在克诺索斯挖掘的则是克里特的政治局势。克里特人当时为争取独立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1898年，土耳其人离开克里特岛，自治的克里特新政府成立。到了1900年初，埃文斯已经获得了克诺索斯遗址的挖掘许可，从3月23日开始启动挖掘工作。此时，他已经从到手的文物中意识到史前克里特的文化和迈锡尼文化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很大，甚至到了前者可称为“非希腊”文化的程度。于是，他借用欧罗巴和宙斯的儿子、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名字，用它来指代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他的看法。被他称为米诺斯宫殿的华美建筑，色彩亮丽的壁画和陶器，刻有后来被称为线形文字B的泥板，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从1900年到1905年，挖掘工作持续了5年之久，挖掘成果被发表在1921年至1936年出版的精美六卷本《米诺斯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中。

现在要想批评埃文斯很容易，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的确犯了错误。关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先是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地区占主导地位，后来迈锡尼文明在克里特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他永远不会接受的。在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复建的过程中，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有些复建是必要的，尤其是他发现的是多层结构，要考虑到进一步挖掘和游客的安全。虽然如此，埃文斯依然是克里特史前考古的重要人物，既因为他的远见卓识，也因为他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带入公众的视野。1941年，他误以为德国入侵者已经毁坏了克诺索斯遗址，伤心离世，而实际上德国人对其精心保护。克诺索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在整个欧洲牢牢确立。

克诺索斯和克里特的其他地方都属于所谓的第二宫殿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本书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讲起。在经历了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长期繁荣之后，到了大约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上的很多地方遭到武力破坏。在这一时期，最早的迈锡尼人从希腊本土来到克里特。如果将迈锡尼人的到来看作是对克里特的直接征服，未免过于简单化，新来者并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而是和米诺斯人精英进行融合与合作。在公元前1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4世纪，克诺索斯成为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希腊语成为新的行政用语。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迈锡尼文明继续繁荣发展，到了公元前1100年，也就是本章所涵盖的最后阶段，在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宫殿式组织形式就不再发挥作用了，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第二宫殿时期，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克诺索斯，但是到了公元前11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爱琴海地区分崩离析。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文明的重要性。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宫殿国家位于一个广大区域的西部外围，那个区域里的近东国家实力强得多，也成熟得多。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近东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是南部的埃及王国。经过一段中间期（前1795—前1540），中王国（前2116—前1795）被新王国（前1550—前1070）所取代。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很稳定，和南部的努比亚（Nubia，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之间有稳固的边界。在中间期，埃及受到外来的希克索斯人（Hyksos）的统治。这一时期的埃及与外界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非常弱。公元前1550年前后，希克索斯人被驱赶出去，新王国建立，埃及被重新统一，疆域南至努比亚，东北到巴勒斯坦附近，两地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 200千米。

此时，近东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互相竞争的国家。在篡权的希克索斯王朝统治埃及的动荡时期里，小亚细亚中部（今天的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公元前1590年前后开始，经过三代人的时间，城市发展已经降到了1 500年中的最低水平。人类社会被分解为不安全的小定居点，没有或者很少有更广泛的组织。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三个相对稳定的主要国家。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喀西特人（Kassites）成功占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巴比伦尼亚，这个长寿的王朝统治这一区域长达400年。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前1400年，亚述王国已经形成。亚述本来是以阿舒尔城（Ashur，面积约为50公顷）为中心的一个小国，逐渐发展为近东的超级大国。亚述人侵犯其南部的喀西特王国，并向北部和西部大肆扩张。在其疆域最大时，南北距离长达700千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古老的赫梯王国东山再起，以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巨大首都哈图萨（Hattusa，今天的博阿兹柯伊附近）为中心，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从公元前142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在此期间，哈图萨城的面积扩大到18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内有宫殿建筑群，还有专门的宗教区域，至少有30座神庙。赫梯统治者从这里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到公元前1220年前后，他们已经支配了广大的区域，西到爱琴海沿岸，东部和亚述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部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接壤，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皆有1 000千米左右。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下半叶，赫梯帝国是近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和爱琴海地区有活跃的外交关系。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后半期，这些伟大的近东帝国拥有许多看似很现代的机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从中心进行统治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埃及在过去的1 500年一直是一个领土国家，但是在巴比伦和亚述，以前独立的城邦失去了自主权，成为疆域更广的新国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赫梯王国更多是建立在附属王公的忠诚之上，而不是靠对附庸城邦的大规模兼并。通过援引历史先例、建构王朝谱系，占统治地位的王朝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些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相互间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例如，现存有350封信件的副本，记录着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前1353—前1335年在位）与埃及之外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就是所谓的亚马拿泥板书信（Amarna Letters）。其中大部分是阿肯那顿写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国的信件，但还有大约40封是他和其他被视为地位平等的统治者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大国王”（Great Kings）之间以兄弟相称，其中包括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统治者，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埃及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在必要时，外交事务还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便精确而详细地阐明它们的边界。各国内部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王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是一切事务的核心。人民需要服务于国王，向他提供捐税（比如牲畜、谷物或白银）和劳役（参与公共工程或服兵役）。在亚述王国，法律管控着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法律明确规定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从而建立起一个控制私人仇杀的公共框架。相较于这些近东的先进国家，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和米诺斯宫殿社会显得无足轻重。

爱琴海地区包括南部的克里特岛，至少是直到沃洛斯［Volos，位于古代的色萨利（Thessaly）］的希腊本土以及爱琴海南部的一些岛屿。支配克里特岛的是一系列宫殿，至少有七个，埃文斯所挖掘的克诺索斯是其中最著名的。它和斐斯托斯的确是最大的两个宫殿，但此外还有已知的或者是被认为存在过的十个宫殿。宫殿清单长短取决于定义宫殿的具体标准。米诺斯和亚特兰蒂斯埃文斯对克诺索斯的挖掘引起人们对米诺斯的广泛关注。埃文斯本人认为，他的发现表明了后期希腊神话的真实性：米诺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的宫殿就是后期神话中的迷宫，而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的故事就源自跳牛运动。1909年，一位学者在《泰晤士报》上提到柏拉图关于消失的亚特兰蒂斯王国的讲述。那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强大国家，曾对欧洲和亚洲发起远征，但是都没能成功，最后这个王国毁于一场自然灾害，被巨浪所淹没。他认为，这个传说源于人们对埃及有关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记载的误读。这种说法让后来寻找亚特兰蒂斯的人欲罢不能：近来有考古学家研究试图把亚特兰蒂斯与米诺斯的终结联系起来，与桑托林火山（Santorini volcano）的爆发联系起来（关于这次火山爆发时间的重估，见后文，第19页），甚至认为亚特兰蒂斯就在特洛伊。2004年，亚特兰蒂斯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被“发现”，2009年，谷歌地球把亚特兰蒂斯定位在大西洋靠近非洲西海岸的地方。在柏拉图的普通读者看来，柏拉图只是随意提到这个小故事，而人们却一再试图揭开其背后的“真相”，这实在很奇怪。一定程度上由于对克诺索斯的挖掘，20世纪的艺术家从克里特神话中得到很多灵感，他们以现代的方式处理古老的主题。例如，1919年至1920年，德国艺术家洛维斯·科林特（Lovis Corinth）对欧罗巴和公牛的形象进行加工，借此探讨当时热门的女性性觉醒的主题。克里特岛的其他神话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世纪30年代，毕加索开始着迷于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的形象，这部分是受到西班牙斗牛运动的刺激，也受到了在克诺索斯发现的斗牛壁画的启发。通过一系列的绘画和版画，巴勃罗·毕加索接着探索了性、暴力和死亡的主题，其中包括1935年创作的《弥诺陶洛斯之战》（Minotauromachie），这幅画被一些人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作。

克诺索斯遗址位于距离克里特岛北部海岸大约5千米的地方，在今天的伊拉克利翁东南部。在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的宫殿之前，曾经有过其他的宫殿。在公元前第三千年，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其中包括一座很大的建筑，和后来的宫殿在同一条直线上。第一宫殿是一座大型的综合性宫殿，建于公元前1900年以后不久，但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被地震摧毁。第二宫殿建于公元前1700年前后，和第一宫殿基本上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在公元前1430年前后同样被毁（见图1）。这里常常被用作仪式活动的场所，男女皆可使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跳牛表演，对于宫殿来说，这一仪式非常重要。宫殿的大门在西北方向，门外是一个台阶式的结构，这里可能被用来迎接来客进入西庭，这里与宫殿的西立面正好相对。从这里有一系列过道通向中庭，过道的墙上是华美的壁画。中庭是一片很大的开放区域（长50米，宽25米），用于举行仪式。这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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