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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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矛盾重重的王朝试读：
名家评论
李国文（著名作家）
梅毅在评骘论定某段历史事实、审知识鉴某个历史人物时，与时下某些史学家、某些文学家，刻意要将历史写成某种样子，以达到取悦谁，讨好谁，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个人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宁愿坐冷板凳，啃硬骨头，溯本追源，寻出真情，回顾返视，以求真知。有什么说什么，秉持史学家的直笔；有多少说多少，体现文学家的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
蒋子龙（著名作家）
梅毅英美文学专业出身，毕业后即入金融界工作，浸淫资本市场二十余载，风华正茂之年，信笔游缰，以“赫连勃勃大王”名头驰骋互联网，大哉壮哉！吾尝细谈其历史小说《南北英雄志》第一部《驺虞幡》，英伟雄健，如此笔力如此才，“茅盾文学奖”，不亦易乎！
高洪波（著名作家）“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家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
阎连科（著名作家）
从文学的角度讲，梅毅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印象和最主要的启发，就是他跨文体的写作。其实梅毅的作品既不是散文也不是随笔，它们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梅毅写作自由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21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要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读了梅毅的作品，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面对21世纪各种“主义”不断的产生，我们的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把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余绪和评判史实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熔于一炉。
王学泰（中国社会学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员）
梅毅没有像过去历史学家那样，只要不利的资料，都否定。梅毅的书附的史料也很多，包括一些当时人的记载，包括内部文件，还包括一些外国人的记载，给我们开阔了眼界，为我们理解某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评价平台。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把史学界的成果大众化了。从前教条主义的教育，对梅毅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框架，没有形成一个偏见。他的书里面的很多东西，虽然是近代史学界已经研究过的，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他的突出意义在于把它大众化。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梅毅虽然写得很通俗，有点像小说，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下狠工夫看过史料的，跟那些网络上完全演绎、完全口语化、变成现代化的历史叙述、根据一点东西进行演绎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的。……梅毅很注意那种历史细微的细节，你一看就感觉挺有趣的，实际上史料都有，但是过去没有人揭示这个。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梅毅的书比较可贵的地方在于，在整个的叙事过程中，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成败得失，是在历史的叙述中一环环展现出来，没有马上就进入一种历史判断。……按照历史情景的本身来展现双方的对垒的过程，实事求是地，可以说是相对平实地去展示历史。这样出来的效果，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像梅先生这一批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可能更了解现代人在想什么。……梅先生“一方面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方面留恋于历史的幽暗光线”，这种生活状态，这么一种冲突，在一个写作人身上体现出来，经过微妙的递嬗后，又去影响他们的文字，而这种文字，以其独特的韵味来影响现代人的心志。
雷达（著名评论家）
梅毅高产，又有见解，而且能辩证地看时代、文学的发展，这一点非常的棒。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内关于历史方面非常地“热”，电视热播、网络热聊、影院热映、图书热销。而他2003年底就已经开始写中国大历史，可见他极富预见性。
白烨（著名评论家）
梅毅的历史写作，基本上还是正史的写法，同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杂史、野史的感觉，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梅毅的大手笔，是他能在写事件时突出人物，以点带面，这种写法是他的首创。梅毅与众不同的历史写作，还在于他能用现代意识回顾以前的历史，他从人性角度细腻观察历史。
肖复兴（《人民文学》副主编）
梅毅讲述历史一点也不枯燥，正因为他是以人来贯穿的，并不是我们以从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断代史的研究。形象演绎是梅毅书写历史的专长，他写起历史来不仅好看，而且能活灵活现地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
叶延滨（《诗刊》主编）
梅毅的历史写作有两大优点，第一，他确实有见识，他的历史观察力非常奇特。如果讲历史史学的真实性，人们宁肯去相信枯燥的教科书，但是人们读梅毅的历史著作，主要是想读作者的见识。第二个优点，梅毅的历史写作以文笔取胜。
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我看“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而且风生水起，已成“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2010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
朱伟一（证监会研究员、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读了梅毅的历史书，我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深刻。……梅毅的视角独特，让人读之津津有味。
曹可凡（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他（梅毅）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当然他更多是在现有平凡的材料当中可以找出历史的端倪，这些可能显而易见，但是有时对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忽略，反而可以找出历史的真谛，这是梅先生的书突出的地方。……作为一个传媒从业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读者，通过这个书，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自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2016年11月30日，我作为中国作协九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话语入心，感受颇深！
联想到我本人的创作，从2003年到2015年，12年时间，正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找回中华民族那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中国最物质的南方城市深圳，我坐着冷板凳，独立完成了10卷本、500多万字的《帝国真史》系列丛书。
抚今追昔，纵观历史，如今，我静下心来，俯首思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民族！
回望中国历史数千年进程，特别是朝代更迭的那些铁血岁月，英雄鹰扬，豪杰虎跳，确确实实让后人无限神往！在每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伟大时代中，各类英雄横空出世，他们之间的纠葛、交结、争斗，无不充满了动人心魄的感人故事，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荡溢着历史的波谲云诡，迸发出惊人的感动力！即使在今天，无数中华历史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肝肠寸断的瞬间，那些汗与泪倾泻而成的故事，依旧晶莹闪耀……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物质时代，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可以治疗拜金主义的“软骨症”，可以治愈蝇营狗苟的精神瘫痪，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生活中重新体味诗性的、崇高的人性大美与激情，可以一砖一瓦地重新建砌我们民族精神的巍峨华殿，可以让我们在对英雄人物的遭遇中感同身受的同时，细细咀嚼诗性而永恒的苦难、孤独与崇高——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重铸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风骨！
我在“以人为本”“以人带史”的独特历史讲述中，总会给大家展示历史洪流中那些血肉英雄的一生传奇。大哉英雄，他们离奇跌宕的命运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恩义散场，连我这样冷静的写作者都每每为之流泪动容。我希望能够以客观的、现场感的讲述，消除流水账式干巴巴教科书的平铺直叙，一改宫廷史书荒诞不经的星宿下凡式的神化，一改旧时代民间叙事中英雄故事天命巧合的际遇铺陈，泯除昔日怪力乱神的“超现实”力量冲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重力突破传统中国通史写作那种老旧的格套，从崭新的、完全的、人性义理的角度，去描写、描摹历史中的“人”在乱世之中生存挣扎所遇到的矛盾、痛苦，从而进一步展示出那些伟大时代伟大英雄的反省、发愤、坚忍，展现乱世之中人性的恢宏壮美和平凡生命力的顽强不屈。
在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宏大画幅中，我们面对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有时候，确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波澜壮阔之间，我总会发现那些欢乐或悲伤英雄身上的熠熠闪光，他们高尚的友情、撼天动地的义气、深沉的亲情，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有这些，无不具体而形象地展现出我们国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价值观，体现出我们最原始、传统的道德。他们的英雄传奇，他们的侠义勇武，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无不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相契合，故而历久弥新！
以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纵轴、横轴构建传奇化的个人经历，确实非常不容易。为此，如同入群山寻宝，我只能对史料细细爬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仔细挖掘，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增添合理想象，还原历史，润饰附会，撷取那些细微、深刻而又不经意处的细节，继而细细雕琢，默默推想，最终来张扬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英雄楷模，体现出那些英雄们平凡中自然而然的感人情怀，挖掘出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复杂而伟大的人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在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力避当下坊间最流行的群氓庸俗搞笑史观，扬沙弃砾，以历史守护者的角度，切入中华大历史活生生的血肉肌体之中，从中发现每个伟大时代各路英雄的英伟、自我突破，甚至是狂狷的人格状态，探究辉煌乱世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英雄”的挣扎过程。
看啊，这些人，有血有泪，有悲伤有欢乐，有飞扬有落魄。看啊，这些历史长河中伟大英雄们短暂而辉煌、悲伤的人生历程，真实而丰沛的情感。今天的人们，肯定能够在谛听和仰视中，深刻感受我们伟大历史嬗变无常的命运，沉浸于历史戏剧性的快感中，体悟那些英雄在困境中的抉择和成长。
在我们为泪水所溅湿的笑声中，在惊回首的历史探望中，那些具有冰山大漠魂魄的英雄雕像，在中华民族雄浑壮美的历史背景映衬下，会越来越清晰而丰满！2017年8月6日于深圳导读伟大民族共同体的成型
十多年来，坊间诸多电视剧、电影对清朝皇帝的“戏说”和导游刻意为之的温情脉脉的溢美，加之几位学者、作家对于清朝统治者不负责任地过度美化，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清帝国历史，反而变成了最让人迷惘、最令人感觉时空混乱的历史；而恰恰由于入关之后的南北屠戮、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使得清末以来发轫的那种极具情绪化的“反清”思潮，依旧在“夷夏大防”的传统悖论下不断发酵。
清朝的历史，黑暗与光明，专制与开拓，偏狭与雄壮，相依相存。
梳理和分析过后，可以发现，所谓的康雍乾三朝“盛世”，其实是清朝三个皇帝对于国内民众极具机心的高压统治，绝对不似某几个教授、作家在电视荧幕上满含热泪宣讲的那般“深仁厚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这几个满洲皇帝与前代汉人王朝统治者民族地位迥异的特质，他们才能够创造性地构造出那种“多民族共同体”的宏大疆域格局。而且，他们独辟蹊径的“汉化”设计，他们为了政权“合法性”而努力开创的早期全球化视野，他们雄才大略地整合多民族于一体的“大一统”功绩，以及他们处心积虑为扩大帝国版图时所采取的无比清晰的政治统治术，至今让我们后人浩叹不已。
探究清史，我们可以发现，清朝上层统治者，在有关处理前朝遗产以及对汉民族的文化身份认知方面，有着他们卓尔不群的独到之处——相比“五胡”时代和元代的非汉族统治者，满洲统治人群透穿了“汉族血统论”的封闭隔膜，从王朝伦理的高度，吸纳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进而强化了他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推广了一种罩合宇内、恣肆恢宏的“中国”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且逐渐使得清王朝的治理技术日趋合理化。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清朝才能在千万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成功建立起独特的政治新秩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宣布，废除历代沿用了两千年的“万里长城”！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崭新觉醒，成为帝国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是对儒家思想彻底地推陈出新。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
康熙帝所撤除的“长城”关防，破天荒地从民族心理上拆除了甚于土石的华夷界限，一举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华夏意识。回首望去，这位清朝皇帝所撤除的，不仅仅是限隔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汉民族的建筑屏障，更是横亘了几千年的华夏民族内部分离的藩篱。此举空前扩大了中国政治地理的概念范畴，使得长久以来分割内外“华夷”的坚固物质实体，最终成为象征华夏民族巨龙腾飞的一个巨大的、崭新的心理坐标！
书写历史，特别是清史，肯定要遵循班固所向往的理念：“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此，只有尊重扎实可靠的叙事伦理和历史伦理，只有保持“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只有耐心倾听历史良心的声音，才能够揭示生活的真相，才能够发现历史中隐藏的那些灼人的秘密，继而写出人性复杂而深刻的本质。
如果要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清史，需要把清朝时代的人当作那个时代独特的个人来写。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不能曲意回护，也不能有目的性地刻意贬损。为此，笔者不单单要为作为胜利者的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也要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小人物纳入描写范围。
当然，在清朝历史写作中，笔者所追求的“客观性”，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历史不是摄像机，不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回放。笔者所要展现的历史，乃包含着自觉而高远的目的性，也就是竭尽全力要展现那些蕴藏在历史深处的、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
只有满怀着对一个时代的人、生活、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宽厚、平恕的态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冷静的描述；只有深藏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高而下的温柔怜悯，才可以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正义感的无畏精神，才能够让我们的写作洋溢着自由和伟大的性质，才可以使得我们的书写意志俨如淬火钢刃般锋利无比，才能画卷般地展示波澜壮阔历史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
所有这一切，缺一不可！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塔山阻击战中七千大明烈士
四月，是个美丽得让人忧伤的蓝色季节。在塔山城边淡绿色的野草丛中，一只母雁正温柔地趴在刚刚生下的几只蛋上，用自己的体温孵化它们。太阳是那样灿烂夺目，照在乱蓬蓬的草地和大雁那折射阳光的美丽翅膀上。
静谧之中，忽然间喊杀声起，一群大辫子骑兵以疯狂的速度冲过来。那只正孵蛋的大雁还未来得及飞起，就被疾驰的马蹄践踏在地，连同它的几只还没有孵化出来的幼雏，都被蹂躏成泥土一般的颜色……
这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暮春时分，明军和清军之间的松锦大战已经到了尾声。
在满语、汉语交织的呐喊声中，明朝的塔山城，终于陷落了。“砍死他们，杀死他们，一个不留！”
清朝亲王济尔哈朗、郡王多尔衮和豪格等人，无不声嘶力竭，高声指挥着攻入城内的满汉士兵。
城内的明朝军民，没有一个投降，他们即使手无寸铁，依旧徒手和手拿利刃的清军肉搏。多尔衮等人咬着牙，在马上挥舞着闪烁着瘆人光芒的长刀四处斩杀。
城门附近，一个身材高大的明将被济尔哈朗率领数的十个清军包围在中间，犹自拼死力战。他手杀数人，最终力竭，胳膊受伤，手中钢刀落地。喘息间，他伸手把头盔摘掉，露出了一张英俊、刚毅的脸。
在这个明将脸上靠左眼处，已经有一道鲜血淋淋的创伤。但他脚步稳健，神态从容，依旧英姿飒爽。城池虽然陷落，但他红润的脸上没有丝毫惧色。漆黑、漂亮的髭须，更显得他阳刚之气十足。
望着越涌越多的清军士兵，听着敌兵中有人用汉语说话，这个明将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了句：“降虏奴辈！”
济尔哈朗猛然纵马冲到明将近前，高举起手中马刀猛劈下去。明将下意识抬起右胳膊抵挡，血光一闪，利刃先劈断了他的一只手腕，而后又顺势落到他光洁的额头上。
受到重创的明将大叫一声，眉宇之间充满了痛苦和仇恨，缓缓欲倒。济尔哈朗兜转马头，又从他背后砍了一刀，鲜血飞溅，这位大明美男子轰然倒地。“杀死他们！把这些尼堪（满语，意为‘汉人’）全部杀死……”济尔哈朗狂呼道。
因这位明将壮烈战死而呆愣了片刻的清军队伍，忽然缓过神来，在济尔哈朗的命令下，潮水般继续往塔山城内猛冲。城内一片喧嚣，到处是格斗声、厮杀声、怒吼声，随即，是阵阵雷鸣般的火药爆炸声……松锦大战中的闪光点
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率领军队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定国号为“清”。同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狂杀一个多月后，掳掠大批汉人和财物退回关外。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第四次杀入河北、山东长达半年之久，明军大败；明朝所属州县大都不堪一击，唯独卢象升率领部下和清军激战，但最终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河北巨鹿庄战死。
经过多次战斗，皇太极发现明朝国力衰微，就下定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由此，松锦大战开始。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城，意图尽力一举，攻占此城，摧毁明朝锦州城的这个屏障。
清军在松山南台下扎营七处，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皇太极指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皆遭到守城明朝军民的英勇抵抗，清军伤亡惨重。
猛攻不下，皇太极恼怒至极。一方面，他派人回沈阳运来大炮二十七门，炮弹一万发，火药五百斛；另一方面，他指挥在松山城南穿地道，激励清军死战登城。
面对强敌，松山明军防守甚严，纷纷登上城头，誓死阻击清军。清军死伤无数，数名将领也被斩杀。
延至四月中旬，困于城下多日，皇太极深感攻守两难，只得罢兵退回沈阳。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沈阳城，死伤将士家属哭声彻天。
松山初战失利，皇太极深感明军宁锦防线确实坚固，非轻易可破。于是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由远渐近，重围明朝坚城锦州，以此迫使当地明军献城投降。
自从崇祯四年明朝大凌河据点被攻破之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成为明朝在关外的最前沿阵地。距离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是杏山城；杏山西南二十里开外，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乃明朝关外另一重镇宁远城。
可见，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既是锦州坚城的后盾，又为宁远藩屏。清军如果想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多年来，锦州城一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噩梦，他们率领军队猛攻过数次，均以失败告终。于是，此次攻打锦州，皇太极一改昔日强攻手法，改为长期围困。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修城筑屋，开始对锦州实施围困计划；同时派兵在锦州城外不断清除明军据点。
皇太极先派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前线总指挥，敕谕清军不得疏忽，堵死一切锦州外围道路。但在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士兵轮休，多尔衮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方略，他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可以还家一次，后来还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还家一次。围困间隙，多尔衮还下令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凡此种种，使得明军乘机偷运大批粮草进入锦州城，加强了防卫能力。
得知消息后，皇太极大怒，下诏严厉斥责多尔衮，并且把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还免除了他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而后，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锦州前线总指挥。
济尔哈朗很听话，他严格按照皇太极的作战意图行事，亲率四万余骑精兵，在距离锦州城只有六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为了达到包围的最佳效果，还在锦州城外每面设立八营，挖出长长的深壕，然后沿壕建筑垛口。
围城期间，济尔哈朗派人成功策反了锦州城内蒙古兵将诺木齐、吴巴什等多人，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攻占了锦州外城。明军虽然失去外城，依旧死战多时，最终成功退守内城。
此时的清军，不仅从蒙古购入良马万匹，还派掠来的汉人工匠根据从明军那里缴获的红夷大炮仿制了六十门新炮，并招募了善架云梯登城的敢死队千余人，铁了心要拿下锦州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被包围近半年的明将祖大寿成功派出一名通信兵，告知总督洪承畴说，城内粮食尚可支持，但喂马豆料缺少，希望明朝援军能及时赶到，以车营在外围声援；并特别叮嘱说，援军千万不要轻易和清兵交战。
当时，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位总兵，步骑共十三万人马，前往锦州解围。
作为统帅，洪承畴不敢轻易冒进，一直在宁远按兵不动，窥伺锦州势态。而朝中，在兵部尚书陈新甲撺掇下，崇祯皇帝以兵多饷艰为由，决定速战速决，便死催洪承畴进军。
明廷兵部尚书陈新甲为了加强监视前线将士执行命令的力度，命令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乃一轻佻喜事之人，自认知兵，认为锦州之围可立刻解之。不久，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军事。这位马主事也力赞边兵可战，致使崇祯皇帝心急火燎，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
洪承畴本来主张且战且守，但皇帝下死命令催战，便不得已提兵而前。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领全部明朝援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洪承畴命令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激战间，杨国柱中箭身亡。
虽然丧一总兵，但明军英武，在乳峰山大挫清军兵马，杀得清军几至溃败。
紧急关头，清兵坚壁不出，立刻向沈阳求援。皇太极当时重病在身，听到消息后忧愤呕血，在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的同时，他自己先率三千骑兵赴援，不顾鼻子一直淌血，昼夜兼行五百余里，最终抵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今辽宁凌海市齐家堡）。
到达松山附近后，皇太极指挥清军赶挖三重深八尺、广丈余的长壕，把松山明军紧紧包围在内。
可见，皇太极整个作战部署，依旧是“围锦打援”战术，但过去的重点是围困锦州，现在的重点则是打击明朝援军。如此，清朝大军一到，立刻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这样一来，锦州、松山、宁远三城各自孤立，无法互相援救。
从当时战争形势上看，清军至此由被动转为主动。
明朝总督洪承畴望见清军环松山成营，心内大惧。此时的明军，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只得收缩兵力，把七营步兵回撤，背松山城而营，企图趁机突破清军的重围。
八月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由于前期打败过清军多次，明军并不怯战。双方接战良久，杀伤相当，一时间未分胜负。
交战期间，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大批辎重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又被清军截断。至此，明将明兵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有气挫势穷的意思。
八月二十一日，明朝诸将开会集议，共谋对策。会议上，多数人主张先撤回宁远就食，朝廷派去监军的张若麒也力主此说。总督洪承畴并不主张退兵，他说，如今战亦死，逃亦死。如果奋力一战，或许能够死中求生。但是，洪承畴这个以决战来“解围制胜”的意见，遭到一些将领反对，他们坚持要先回宁远就食。最终，洪承畴同意率军撤回宁远，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在初更时分突围南逃。
而恰恰是这个以逃跑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严重动摇了明军军心。诸将由此各怀去志，不再想如何和清军激战，而在想逃遁过程中如何保全所率部众。
明军商议已定，皇太极很快就得到了准确情报。他立刻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严令诸将道：今夜敌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燕行录全集》卷24)
可见，皇太极对想要逃跑的明军已经设下天罗地网。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早为清军封堵。当天晚上，明朝总兵王朴胆小如鼠，在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前忽然率领部众先遁，致使明军各部大乱，马步军卒自相蹂践，弓甲弃置遍野。
逃跑过程中，明军遥见火光，才知敌营在前，复又仓皇退回，正好中了清军埋伏，遭到各路截杀。
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只得退守松山城。而冲杀出去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一带遭到清军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杨国柱身亡后代之）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民的渔舟逃回宁远；其余明朝残兵败将，仓皇间奔向海边。结果，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慌乱之下赴海溺死者，不可胜计。
八月二十二日，皇太极亲自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并指挥士兵在松山四面挖出深壕。当夜，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其间，只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这部明军突入皇太极营阵，拼死冲杀。激战良久，曹变蛟不敌，遭受重创后率军退入松山，也有部分明军闯出清营，逃入杏山城内。
为此，皇太极勃然大怒，下令斩杀守卫大营的门将，惩处了几百名掉以轻心的清军官兵，并下死令一定要把松山城围死、困死。
至此，锦州、松山二城皆为清军围困。当时，明军只有杏山城未被清军控制，城内收容了大批败退的明兵。思忖久之，皇太极决定拿下杏山。他命内大臣锡翰等人率军，一部埋伏于高桥大路，另一部埋伏于桑噶尔寨堡（大兴堡），准备阻截必经此路的杏山明军逃兵。
清军刚刚设伏完毕，就有一千多明军从杏山遁出南逃，恰好遭遇埋伏。清军边杀边追，一直追至塔山，斩获甚多。
八月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朴等人，率领手下残余部众向宁远方向奔逃，中途遭到清军的追击后，慌忙败奔高桥。其间，清军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基本对明军打了个歼灭战。吴三桂、王朴二人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城。
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皇太极命令清军穷搜山野，除斩杀大批残余明军以外，还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
至此，这次历时十二天的松山大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穷愁之余，洪承畴乃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以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万余人，蜷缩在松山孤城之内坚守。由于城外道路皆为清军所堵，供粮不继，城内很快粮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洪承畴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
坚守之中，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子为质，遣人密约皇太极降清，欲献城内应。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夏承德引清兵入城，并率领所部把洪承畴等明军高级将领悉数生俘，献给清军做“见面礼”。
松山城破后，明朝总兵曹变蛟和巡抚丘仰民等人被俘，宁死不屈，被清军斩决。一向以尽忠报国自诩的洪承畴，关键时刻却骨软投降。
松山既破，锦州明朝军民绝望。当时，锦州城已经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疲。三月八日，守将祖大寿左思右想后别无他法，只得向皇太极献城投降。
清军入城后，仔细甄别，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的明军，皆押出屠戮，共斩明朝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祖大寿所部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缴获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枚。
至此，松锦大战基本到达尾声。一般史书，对于锦州投降后的战斗，都只是象征性地附带说明一下：四月九日，清军攻克塔山；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朝守军投降。至此，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垮……
明朝在松锦大战中的失败绝非偶然，原因很多：第一，肯定要归咎于当时明廷政治的腐败；第二，人在北京不懂军事的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盲目催战；第三，身在前线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和军中监军张若麒不和，互相掣肘；第四，军事总指挥洪承畴关键时刻指挥失误；第五，总兵王朴、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等将官贪生畏死……
但在长期的明清战争中，明朝将士并非我们今天印象中那样无能和畏懦，其中还是有无数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勇士。就在那场史料缺乏的塔山战役中，就有七千多名大明守军浴血奋战，最终一个不降，集体殉国，悲壮惨烈。
但是，在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史书中，对于塔山战役的记述，却敷衍潦草：清军先以红夷大炮毁城，然后顺利攻入城内，尽杀七千守城明军……
在清朝所存的原始文件中，皇太极敕谕朝鲜国王以及蒙古诸部，大体都是如此说：（我军）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于城圮处攻入，将城中官兵尽行杀之。（《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73~474、477页，崇德七年四月）
而后，皇太极派使者送给杏山守将吕品奇及明朝守军一封威吓信，基本也是相类内容：因其（塔山明朝官兵）抗拒不顺，遂以红衣炮击而毁之，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68页，崇德七年四月）
如果从清朝这些肆意歪曲明军、极尽夸张吹嘘皇太极英明神武的档案文件推想，似乎塔山明军都是一群如待宰羔羊一般的懦夫，他们在城陷之后，任由清军屠戮。
松山大战之后，明朝国势日蹙，辽东之地尽失，一个失败接连另一个失败，也就没人留心塔山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和现在，国人也很少知晓松山大战临近尾声之时明朝将士在塔山所谱写的大明英烈传奇，甚至在反清最激烈的辛亥革命前后，都少有人追忆明朝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崇敬地追溯先辈的英雄事迹，确实要感谢当时的一批批朝鲜使臣——那些迫于清朝军事压力不得不臣服“奴虏”而不改衣冠的朝鲜士大夫们。为了入京朝拜和进贡，他们每每要经过塔山残毁的遗迹，面对残山剩水的大明故迹，通过和当地明朝遗民的交谈，知悉了更多、更真实的塔山英烈传奇事迹，并且诉诸诗文，一唱三叹，感慨万千。
1636年战败之后，朝鲜被迫臣服清朝。从此，朝鲜国王就必须派遣长子、次子以及贵族子弟到沈阳给清朝做质子。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无刻不忘对大明朝的尊崇，对于万历年间明朝帮助朝鲜却倭复国的恩德常怀于心，所以总是希望明朝最终能够反败为胜。
朝鲜这些作为人质的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在沈阳一直保持有相当的自由度。他们每每通过状启的形式，向朝鲜国王及时汇报明清军事进展情况。
松锦大战后，在沈阳的朝鲜人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得出如下描述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塔山之战的最终战报：塔山城一面，以许多红衣炮攻毁，众矢齐发，则城中不得支，自焚其庐舍，一时俱尽。余卒七千，并行厮杀，清人别无损伤，只放炮十余人中箭。（《沈阳状启》，壬午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们可以发现，这份状启，完全是客观描写战况，并没有过多的情感倾向，也没有战役细节描述，基本属于道听途说式的战况报告。但其中内容，已经和清朝皇帝颠倒黑白的谕旨有所不同：“余卒七千，并行厮杀。”——说明了明朝守军确实对清军进行了猛烈抵抗，而不是俯首待戮。
塔山战役的惨烈，已经在这份朝鲜状启中初露端倪。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六，朝鲜使臣成以性行经杏山堡，记录了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东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始终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阑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欤？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云。（成以性：《溪西先生逸稿》卷一）
在朝鲜使臣成以性的笔记中，他先是对塔山废墟大为唏嘘，而后对塔山的明朝烈士表示敬意，还详细记述了七千壮士在城内埋藏火药与清军同归于尽的壮烈事迹。最后，成以性表示说，不仅他自己，包括清朝百姓，都对塔山明朝守军气壮山河的抵抗精神大为称道，只是都不知道塔山明朝守军主将为何人……
过了六年，顺治八年（1651年），曾在沈阳做过质子的朝鲜麟坪大君李渲以“冬至使”身份出使北京，中途也经过塔山城遗址，留下了多首歌咏塔山的诗篇。其中两首盛赞塔山明军的爱国情操，气韵悲壮，格调高古，大有盛唐气象：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次子由塔山有述北塞兵尘起，边烽月晕时。天寒胡骑合，日暮鼓声迟。世事嗟何及，孤城竟不支。人人皆死节，定不愧羌儿。
从李渲《宿杏山所》一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清朝军队在攻陷塔山后对杏山城的占领，也并非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兵不血刃”，其实也经历了明朝守军的殊死抵抗：宿杏山所际夕投孤村，村荒烟火稀。旷野风萧萧，沙尘扑人衣。垣墙尽顿僻，架屋无所依。云是杏山堡，死守酷见夷。垒堑为平地，人物靡孑遗。天阴骷髅哭，夜黑燐火飞。……（李渲：《松溪集》卷二）
顺治九年（1652年），朝鲜使臣申濡在出使路途中，也写了一首长诗《塔山堡歌》。这首长诗的序言，对塔山战役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使得明朝塔山英雄的事迹日益清晰起来：塔山所守将不知姓名为谁（辽人言者不记其姓名），而当锦州失守，松杏连陷之际，独毕力拒守。及事急，（守将）集军民谓曰：“吾士卒死伤殆尽，而粮食且匮，若等知朝暮亡矣。吾义不生而辱，必先自刎，何以吾首举城而降，吾不忍满千人为鱼肉，而妻子俘虏也。”众皆痛哭，誓无一全者。乃令人缒出约降，掘地埋炮火遍坞中。翌日开门纳东兵（清军），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嗟乎！自古忠臣烈士婴城而死者非一，而安有至死出奇，杀身鏖敌，功谋之壮如塔山者乎？且当埋火，人知必死而无以事外泄者。彼其忠诚有所激也。余闻辽氓言过至流涕。因恐其事迹之泯焉，为诗若序，以俟他日为李翰者采焉尔。
在序言中，申濡通过类似今日新闻记者实地采写的形式，以文学笔法真实记录了他所发掘的塔山明军守城史实：锦州失守之后，塔山城顿显不支，困守愁城，主将召集城内居民说：“守城军士死伤殆尽，粮食匮乏，早晚城池必陷！我作为大将，必将为国死，待我自刎后，你们把我的首级献给清军投降，可以免于遭受屠戮！”听主将如此说，满城军民痛哭，誓不投降。于是，明军先派人出城诈降，然后在城内遍地埋藏炸药。待转日清军入城之时，明军四处点燃炸药，霎时间，山崩地裂，炮声隆隆，数千守城军民和先入城的清军皆同归于尽！
为此，申濡感慨道：自古忠臣烈士死守孤城的事例很多，但像塔山明军将士如此以生命作诱饵杀身歼敌者，真是太罕见了。而且，当其埋藏炸药之际，人人皆知必死无疑，依旧谋不外泄，可见主将激以大义的忠信感人至深！
申濡虽然对塔山明朝将士的壮烈事迹记载颇细，但也和先前的朝鲜使臣一样，没有办法得知塔山主将的姓名。为此，申濡在长诗之首一发感叹：塔山亦一障，城堑尽夷填。借问主将谁，义烈天下传。长围逼列镇，胡马塞河边。总兵衿甲出，军门肉缚前。松杏继摧陷，唇齿无一全。慷慨气吐虹，雪涕洒幽燕。资粮讵支月，斗士不满千。兵孤势自振，力毙守逾坚。矢尽鼓不起，瀛创但空拳。举言谓吏士，汝曹诚可怜。俱死顾无益，图生亦有便。刎颈为若德，反城与彼连。性命脱锋镝，妻子免系挛。富厚可立致，岂独安尔廛。众人前抱持，痛哭声沸天。死生惟将军，此言奚至焉。不敢惜身命，誓以同日捐。炮火遍沙尘，埋土不用穿。举城知必死，机事谁敢宣。开门约招纳，踊跃皆争先。平明千骑入，金甲走骈阗。烈火发地中，焱迅不及旋。城郭卷入空，人马随灰烟。杀身谅为仁，殉死士亦贤。何况并虏歼，奇功实独颛，忠过死保聊，义胜刎从田。中原乱无象，杀气亘西川。学士窜蛮荒，青简谁为编。仆本悲愤人，言之涕泗涟。停车立榛棘，欲去复回邅。再拜谢英灵，悲风竖我颠。挥翰写兹怀，浩歌以缀篇。（申濡：《竹堂先生集》卷六《燕台录》）
这首叙事长诗，气势磅礴，铺陈得当，凸显了塔山明朝守军人人奋勇、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临难不惊，计赚清军八旗兵马入城。当清朝千余人马拥挤入城之际，阖城明军点燃事先在城内填埋的火药，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
读毕此诗，我们眼前马上浮现出塔山军民的忠诚和胆略，闪耀着他们凛然的神情；而他们面临死亡的那种从容和壮烈，更让我们后人心怀敬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鲜使臣每每经临塔山等松锦大战的战场，都会迎风洒泪，凭吊明朝英烈。在英雄情结日益浓厚的同时，对于计出奇谋的明朝塔山守将究竟为何人，更是久久不能释怀。
于是，一代又一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这些朝鲜文人每每叹惋流连，揣测推算……
一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朝鲜使臣李宜显依旧在《塔山吊古》中不停惋惜塔山守将姓名的失落不传：月晕孤城夜，风霾万灶寒。将军死最烈，过客涕频弹。壮气晴空碧，忠心赫焰丹。何妨姓字泯，竹策永无刊。（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庚子燕行诗》）
到雍正九年（1731年），朝鲜谢恩使赵尚䌹在《哀杏松塔三堡守将》一诗中，依旧感怀旧事，倚剑酹酒唱悲歌，诅咒清朝“胡运一何长”：残礁破堞倒沙场，抚迹那堪过客伤。百万兵随城共陷，二三帅与国偕亡。千秋气作山河壮，永世名垂竹册芳。天醉至今醒未得，中州胡运一何长。（赵尚䌹：《燕槎录》）
至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朝已经在中原统治近百年，没有任何“胡人无百年运”的实现迹象。眼见昔日元朝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历史经验也逐渐失去效验，再回顾明末清初的松锦大战，朝鲜使臣们更是叹惋无限。
即使到了清朝日薄西山的咸丰十年（1860年），朝鲜使臣申锡愚在其《关外记》中，依旧提及塔山守将：洪承畴、祖大乐（祖大寿）守松山城，坚守二年，城外多埋火炮，清兵不敢近。及夏承德内应，城陷，大乐、承畴被执而降，松山、杏山一时俱陷。塔山守将知不可守，自投火而死，清人碑“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即指此也。常闻大凌河阴风凄雨，若有愁恨气。（根据朝鲜使臣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道光帝东巡之时，在松锦大战战场遗迹处立战胜碑，炫耀祖先事迹，其中载有道光九年己丑季秋所作七律一首：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
可见，时光荏苒二百多年，许多历史皆缥缈于遗忘之中，但朝鲜士大夫的英雄情怀依旧，他们道了又道，咏了又咏，叹了又叹。在他们心目中，明朝的塔山英雄，不仅仅是大明朝的历史记忆，也是朝鲜民族崇尚血性的英雄情怀的某种心理折射。
让我们扼腕的是，朝鲜人一唱三叹的明朝塔山英雄，我们中国人却似乎很少知道他们的壮烈英勇事迹。如果不是以朝鲜文人的歌咏为线索对清朝史料有意识地深入挖掘，那些先烈英雄，几乎就湮灭在遗忘之中……
那么，塔山守将到底是谁呢？七千英豪，又是如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血雨腥风的明末时代，他们是怎样度过那最惨烈的最后日子的呢？
根据《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简称《内国史院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的满文原始资料，崇德七年四月十二日，内秘书院学士额色黑，写有一封给皇太极的捷报奏稿：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钦遵上谕，率右翼将士及两翼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时叶臣旗马喇希牛录下布达里先登城，恩古里牛录下塔哈达第二登城，盈古德牛录下图美第三登城，随之众官兵登城克之。
城内副将终汉邦及蔡阔宪、游击刘思康、都司崔定国、备御王奇龙，守备魁德仁、刘世泰、江思威、绥国志、宗俊泰，富魁及从关内来援李总兵官、金都司三营兵丁，共七千名，尽行杀之。
这份奏折，所记述的清军攻陷塔山的过程，基本和其他清朝史料大同小异，但其闪亮点在于，终于点明了明朝塔城主将姓名——终汉邦！“终汉邦”，汉人有姓“终”的吗？有！西汉“请缨系南越”的青年英雄终军，就姓终。但“终汉邦”这样的名字，不可能出现在明朝——终汉邦，终结汉家邦也！再没知识的汉人，也不会给子弟起这么对于家国不吉利的名字！
所以，《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人名、地名的音译多有不确。我们如果想知道明朝守将的真实姓名，肯定要和明朝同时代的相关史料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
经过有关学者的多方考证，已经发现满文档案中的“终汉邦”，就是明朝将领“佟翰邦”！
在崇祯四年八月的《兵部题行稿簿》中，已经出现了佟翰邦的名字：城守坐营佟翰邦开报：据罩离山台兵杨兰报称：本月二十日夜四更时分，有奴贼（后金兵）深犯至本台东空徐家山台西空洋地方，有东来夜行班夫遇贼，砍死二十七名等情，卑职屡行查的以凭转报。
由此可见，作为驻守辽东的边将，佟翰邦在崇祯初年已经有所作为。
崇祯十二年七月，辽东巡抚方一藻上疏，请以步左营游击佟翰邦调补中左游营副将，并且夸赞说：（佟）翰邦胆气雄壮，所理火营未展厥略，改守冲地，制驭有余。是中左最相宜者也。（《兵科抄出辽东巡抚方一藻题本》）
从这封明朝辽东巡抚发往兵部的公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佟翰邦不仅胆识兼具，而且擅长使用炸药火器，这和他日后在塔山利用炸药与清军相抗的史实，完全符合。
当年十月初二，长宁堡备御汪起龙所发塘报又记载：本月初二日四更时分，据本堡远哨夷丁恳克力禀称，九月二十九日蒙中左所佟参将差百总押艾等，押同小的于初一日未时分哨至境外地方小凌河，离边二百余里，哨见奴贼五里路宽踪迹，从东往西南行走过去。随后复来达贼，看见小的等，追赶二十余里，星夜进境禀报等情。（《兵部行〈御前发下关宁总监高起潜题〉稿》）
汪起龙奏称，隶属长宁堡的蒙古族明兵恳克力汇报说，他曾在九月二十九日跟随佟翰邦等人远赴境外二百多里的小凌河附近侦察敌情。可见，时任中左所参将的佟翰邦，虎胆英雄，敢于深入敌人二百里的巢穴哨探敌情，这种行为，在明军将领中，确实卓尔不群！
而《蓟辽总兵官左光先塘报》中又称，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间：塔山参将游都佟翰邦、郭天胤、汪起龙、黄邦寀带领马兵驰至二台子助战，兼以我兵格斗终日，粮车人畜俱各保全。
可见，身居最前线的佟翰邦，一直身先士卒，并且能和清军拼死格斗，作战极其英勇。
又据《辽东巡抚叶廷桂塘报》，崇祯十五年二月：中左路副将佟翰邦，呈解投降真夷一名都什把。
崇祯十五年二月，松锦大战已经轰轰烈烈开打了好久。当月十八日，松山陷落，洪承畴等人尽数被俘。在战况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时任中左路副将的佟翰邦还有功可立，派人把清军中投降的一名叫“都什把”的蒙古士卒解递给上司辽东巡抚。
此次公文记录也是明朝文件中最后一次出现“佟翰邦”的名字。
梳理佟翰邦在明史资料中残存的记录片段，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大明边将一步一个脚印的军旅生涯，也可以看出他卓尔不群、刚毅英武的胆略和胆识。
当然，仅仅从额色黑给皇太极的奏折中，我们看不出有多少渲染明军英勇抵抗事迹的描述。还好，《内国史院档》中所记载的清朝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等派和托、钟古等人上呈皇太极的报功簿，记录了当时清军占领塔山城后的缴获清单。从中，有心人自可见出某些端倪：上等蒙古妇女二十口，汉人妇女八十口，俘获蒙古妇女一百六十六口，汉人妇女幼稚一千三百三十四口，共一千五百口；金十一两，银一千一百七两，珠子五两三钱，绫、纺、罗、纱衣裙一百六十六件，佛头青布、翠蓝布次衣八百一十件，红毡八条，马二百三十四匹，骡三十头，共二百六十四匹；牛八十二头，驴九十六头，共一百七十八头；甲二百六十副，盔二百顶，腰刀一百六十口，弓六十张，撒袋七十副，梅针箭四百支，鞍十副，仓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红衣炮子八十发，将军炮子二百九十五发，把子总炮子二千发，小炮鸟枪子弹九金斗，大红衣炮一位，发贡炮二位，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位，佛朗机炮三十七位，把子总三位，三眼枪十一杆，单眼枪四杆，大小炮共四百六十五位，火药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药坛六个。
细细研究这个报功簿，再结合额色黑的奏折，就可以基本勾勒出明军在塔山与清军激战的清晰场景：
从四月初八日开始，清朝亲王济尔哈朗、郡王多尔衮、豪格等人，率领右翼八旗军及两翼护军、专门掌管红夷大炮的八旗汉军等主力，对塔山实施猛烈炮轰，一直打到转天午时，终于轰垮了塔山城西墙体。在这一天半内，明朝守军并未龟缩畏战，而是顽强地和清军互射火炮，其间还弯弓搭箭，射杀清军炮手十多人。
当然，日后清军为了宣传，基本不说自己军队的损失，而是大张旗鼓宣称一举屠戮守城明朝军民7000多人。但从清朝军队上报给皇太极的缴获清单中可以看出，塔山大小炮共有465位，但清军缴获的炮弹却只有300余发。按照这些数字，缴获的炮弹比缴获的大小炮数目还少——显然，塔山明军一直在英勇抵抗，基本把“窖存”炮弹射空；当然，清军所缴获的另有较小类型“子总小火炮“3位，包括这种小炮的炮弹2000发。可见，这种小炮，似乎在明军守城战役中没有派上多大用场；但关键是，清军在塔山缴获的火药为数极少，只有一窖外加50筐，这与十天后请降的杏山城内明军残留火药数目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杏山城内所留火药有3.85万斤，硝万斤，黄药3万斤——显然，塔山城的火药，基本消耗殆尽。这和朝鲜使臣多年来从当地人口中得到的传说基本一致——塔山城内大明7000壮士，正是利用这些火药和入城的清军一起同归于尽的。清军所缴获的那一窖数目少得可怜的火药，应该是当时唯一失效而没能引爆的……
或许细读史料还会有所怀疑，既然最先入城的清军都被炸飞，为什么额色黑奏折中还有最先登城得胜的三个满人布达里、塔哈达、图美的名字呢？
这不奇怪。清军和当年的西夏、蒙古一样，每每打仗登城，都是先派汉军为先驱，充当人肉盾牌和填壕物等炮灰。塔山城开门后，肯定也是这些汉人“伪军”先入。所以，炸药轰然一响，死得最多的也肯定是汉军。
而损失人马大怒之余，清朝的王爷们并不会对于这些汉军人马太过“算计”。因此，我们后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被明军炸药炸死的清军汉军的具体人数……
无论如何，明朝的塔山守军确实一直在坚守自己的阵地，即使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兵临城下，即使弹尽粮绝，在主将佟翰邦的率领下，数千明朝守军依旧慷慨赴死，壮烈成仁，最终与城偕亡！灭绝屠杀惨人寰
关辅连绵千壁垒，人烟莽荡尽丘墟。回思明末清初那段惨痛的历史，我们仍感慨不尽。踏上昔日古战场的狭小之地，想到当初有那么多大明烈士英灵逡巡其中，更让我们后人无尽感伤。
松锦大战之后，特别是塔山战役后，清军极尽残酷之能事，大肆屠戮被俘伤员和妇孺百姓，而清军自己也并不讳言其屠杀之景，炫耀之情，每每溢于言表。
清军在东北地区的屠杀，每次皆波及妇孺，而遇到类似塔山军民的这种英勇抵抗，更会恼羞成怒，在克城后大肆屠杀报复。
其实，在辽东地区，自努尔哈赤以来，清军对汉人的屠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根据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朝末期辽东都司所辖地区人口600多万——其实这个估计还是偏少，当时的实际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以另外一种估计方法计算，如果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辽东人口700万为基础，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地区在51年之内，以人口年均5‰的增长率增长，也能达到900万以上。所以，万历四十六年以前的辽东，总人口应该有1000万左右。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兴起之后，在辽东攻城略地。按照当时他的传统手法，每克一城，肯定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屠戮。根据明朝档案记载，数年之间，后金政权的军队杀了300多万辽人。其后，当地汉人逃亡入关的人数有100多万，逃亡到朝鲜和东江群岛的（有许多人再通过东江转移到明朝内地）也有100多万。由此，在后金统治区内还剩下500多万汉人。
就是这残留的500多万人，经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不断屠杀，最终所剩无几。其中，后金军队对于辽东当地汉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天命十年，也就是明朝的天启五年（1625年）。
这次屠杀，很难在汉语所修的清朝历史档案中查索到，而在《满文老档》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努尔哈赤为了屠杀辽东汉人，曾经特地发有一篇布告：杀汉人时，汗（努尔哈赤）命出示彼等倡乱行恶之布告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小人修城，奸细难容，即使逃去，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即为是也。……”诸贝勒曰：“众汉官，着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后为聪睿汗（努尔哈赤）惜而止之，查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满文老档》，645~647页，中华书局，1990）
努尔哈赤主导下的这次大屠杀，应该把辽东大部分汉人都杀光了。痛快杀戮过后，后金政权忽然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内，人口严重短缺，甚至连维持正常生产的基本劳动力都严重缺乏。
为此，到了明朝崇祯时期，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曾经四次大举兴兵入关，到北直隶、山东等地抢掠破坏。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手段掳掠大量人口，以充实其根据地占领区的劳动力基数。
经过前后几次攻掠，皇太极总共掳掠了100多万汉人出关。到了顺治年间，多尔衮率领清朝军民全部出动搬迁到关内，总人口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可见，就算从关内掳掠的人口被虐待致死一半以上，最终在清朝屠刀下残存的辽东本土人口，加上后金（清）军队在内，也只有50万以下。这个数字，和万历四十六年以前辽东地区的1000万人口相比，竟然减少了95%！
因此，当清朝建立上百年后，中原到处都是大清顺民之时，朝鲜出使清朝的士大夫，依旧对于清朝早期的大屠杀耿耿于怀。乾隆十年，使者赵观彬回国途中，作《运石》《感怀》二诗：运石胡运岂能久，民生亦可怜。不知此天下，何日复正朔。感怀父母吾邦万历明，至今盛德荷生成。岛夷豕突三京陷，天将鹰扬一域平。环土不忘安堵惠，列朝靡懈拱丞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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