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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21 0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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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赫伯特·R. 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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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传

加缪传试读:

前言

我以为人们也许是含着烟斗,坐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用鹅毛笔写传记的。然而,为了搜集本书的材料,我得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证人,并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保持多年的缄默,以及他的敌人或者无动于衷者,至少给予一个客观完整的见证。我得去发掘那些往往被人们珍藏着的原始资料,那些旧纸片、小册子、报纸剪报。当我重新找到一个断了的,然而很重要的线索时,或者当我使迟疑不决的见证人面对资料作出完全承认时,我的内心往往充满愉悦。我经常担心的是,那些大量已发表、流传广泛,然而完全错误的资料,如混乱的年代表、来往信件和手稿日期的不一。对加缪大量的研究都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的,因而每当我在大学附近某书店里看到这类研究作品时我就感到难过。显然,所有对阿尔贝·加缪感兴趣的人多少都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影响。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其结果之一就是使法国在那儿存在了一百三十年的痕迹逐渐被抹去。对为一名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成长、受教育的人写传记的作者而言,面对的则是档案的流失和毁灭,更不用说证人的失散或死亡。总之,加缪童年时代最好的见证是作家本人印象画派似的、略微小说化的回忆,而作家本人的保留态度使得传记作者的任务更加艰巨。这种法国人式的谦逊博得外国人尊敬,也惹他们恼火。

加缪的继承人让我查阅了他的文件和手稿,然而必须指出他们对我使用或解释这些材料的方式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们没读过,也没有同意过这本书,这与“授权”的传记丝毫没有关系。但我对阿尔贝·加缪夫人和她的姐姐克利斯蒂安娜·富尔的耐心深表感谢。本书就是我的谢意。加缪本人担心“生命的消失”,我想如果加缪能读到本书的话,他一定能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

文学传记的风险之一,就是读者会以为作家的主要东西在传记中都能读到,就不必再读他的书了,即使作家生命的精髓在他的著作中。一位作家的传记有时会像一场主宾也许会缺席的盛宴。因而传记作者有必要敬告读书去读原作,传记永远不能替代原作。阿尔贝·加缪 1913—1960年

加缪似乎拥有过一切,年轻,富有魅力,甚至很早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足以使他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妒忌)。他引起人们注意的首先是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而后出版的《鼠疫》使这位外国人荣誉与日俱增,在国际上获得了声望。抵抗精神给他带来了光环,战后,他成了一名年轻的英雄。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办的报纸《战斗报》是呼唤改革那一代人的精神导向。加缪多年的朋友(后成敌人),让-保罗·萨特在谈到加缪这一时期不可思议的魅力时说道,这是“个人、行动和作品令人钦佩的结合”。此语常为人们引用。似乎没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缪更能给法国、给世界青年人带来更多的希望。

他不躲避任何战斗。他是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的先驱之一,之后,他又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的受害者、青年叛逆者、为理想拒服兵役者伸出援助之手,并成了他们的朋友。瑞典文学院在向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说他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

他早早地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除了拉迪亚德·吉卜林获此殊荣时比他年轻)。《纽约时报》社论专栏评论员这样评论:“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然而,阿尔贝·加缪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他公开支持不得人心的运动所引起的争议,由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的个人困难,家庭成员和他本人的疾病,这一切都程度不同地妨碍了他,使他几年不能写作(即使他以大量的社会活动加以掩饰)。各种贬低加缪的左右翼人士利用此机会,断言他自以为是,自我满足,从此走了下坡路。而他,一个在贫穷、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拒绝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他不止一次地在一位他少有的知己(他的女秘书)身边哀叹道:“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

之后,他认为找到了出路,即搬进了新寓所,养成了新习惯。从此他可以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写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和他喜欢的戏剧工作。

就在这时,他离去了。第一部分 地中海人第一章 第一个人他隐约看见了父亲的轮廓。随后,一切都消失殆尽。最终,

什么也没有。在这地球上从来就是如此。——《第一个人》注解(援引自罗歇·基约《大海和监狱》)

1960年1月4日,当阿尔贝·加缪在回巴黎的路上死于车祸时,他带着一个多层的黑牛皮公文包,角上加固过,包上有一把他从不用的防盗锁。公文包在撞车的那棵树不远的公路上被找到了,沾满了泥土。在包内,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如他的日记、几封信和他的护照外,还有一部小说手稿,这是他新近隐居卢马兰后写的。这本书后来起名《第一个人》。加缪只完成了第一稿的一部分,密密麻麻地写了145页。根据当年年初制订的计划,他将在1961年脱稿。

加缪对正在撰写的这本书极度重视。在前十年内,他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作品:政治随笔集《反抗者》和简短、奇特的独白《堕落》。《堕落》被那些熟读他作品的人视作涉及作家个人最多的一本书,《反抗者》的出版掀起狂风暴雨,砸在他头上,引起了他和让-保罗·萨特的决裂。同时,加缪个人的危机和家庭成员的疾病又恰巧凑在一起。接着,1957年10月,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朋友和钦佩者为之欢呼雀跃,然而他感到更多的是苦恼,似乎从中看到他的重要作品已成为过去。总之,加缪政治和文学上的敌人很快就此大做文章。

然而,阿尔贝·加缪始终坚信他的作品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民族起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加缪感到无力去担当那些人对他的期望,无力在此事件中起一定的作用,在由此引发的抑郁紧张的精神状态中,他认为自己只能放慢写作速度。当然,他继续从事戏剧工作,改编和排练他人的戏剧;当然,他也不时地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和专论。但是,很显然,他无力投入地写出心中呼之欲出的关键作品,颇为痛苦。

加缪现在又开始写作了。他用诺贝尔奖奖金在卢马兰买了一所住房。卢马兰位于他喜欢的沃克吕兹省,远离公路。他决定在那里度过生命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段时期。1959年——这将是加缪生命中最后的一年,春天,他在卢马兰住了一段时间,盛夏时又回去过,然后从11月起便长住在那,整个年末一直在伏案写作。

因而,《第一个人》标志着加缪重新恢复创作,如同他(在日记中)向朋友和自己允诺的。然而,这创作的目标更加远大。他曾在朋友们面前严肃地宣布,准备写一部自己的《战争与和平》。他在日记里写道:“他生于1828年。在1863年至1869年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即在三十五至四十一岁这段年龄。”加缪生于1913年11月,尽管他对《第一个人》已酝酿了十二年,但当他真正投入创作时,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在整理加缪死后的文书中,人们发现了一份详尽的预卜,上面写着:“不朽的作品将诞生于1960年至1965年间。”无论如何,这也许就像他在斯德哥尔摩接受瑞典国王颁发的诺贝尔奖前几天对记者所说的:“这是我成熟的小说。”

托尔斯泰选择了以沙皇统治下日趋没落的帝国和拿破仑入侵为背景进行写作。加缪则准备写一部阿尔及利亚的鸿篇巨制,那时,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领土。加缪在那儿度过了大半生,他的成长时期,因而这本书也将是一本作家成熟时期的小说。

大部分阿尔及利亚的移民都是穷人,他们来自法国各地,但也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他们看到这是一个资源无穷尽的新国家,是他们淘金的好地方。阿尔及利亚曾是一个交汇点,如果说那些新到的移民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财富,那他们至少获得了在法国保护下的居住权,生活在占绝对多数的当地人中间。他们没忘记“新大陆”垦殖的情景。加缪(在他的《夏天》中)说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混血种。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希腊人聚集在那儿。大量的通婚就像美国一样产生了极佳的结果。”

他就是一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认为(就像后面所说的,这是没有根据的)他的父亲一家来自法国和德国世代拼杀的战场——阿尔萨斯。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有可能否认他们的祖籍。犹如一入伍就放弃国籍的外籍军团的士兵,犹如被社会所排挤、在离故土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的犯人,那些定居在北非城乡、生活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中间的移民都有机会从头开始他们的生活。他们可以把梦想变为现实。在同一时期,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而在欧洲大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用《第一个人》作为书名,暗喻第一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里面包括阿尔贝·加缪的父亲。阿尔贝不满周岁,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了。这里面也包括阿尔贝·加缪本人,他在文化、历史的真空中成长,父母目不识丁,家里没有一本书籍。1954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道:“因而我设想了第一个人,他从零开始,他没有文化,没有道德观,没有宗教信仰。可以这么说吧,这或许也(1)是一种教育,一种没有教育者的教育。”他告诉昔日的老师,他的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他在四十岁时,感到已可以写出卢梭那样的《论教育》一书。事实上,在他车祸发生前六年,他已经开始确定此(2)书的内容。加缪活的岁数不长,未能看到他的《第一个人》成为最后一个人。因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二十世纪中叶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信奉民族身份,在阿尔贝·加缪致命的车祸两年后就获得了民族独立。

从现有的内容看,《第一个人》详细地描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青年的欢乐与痛苦,他生活在神秘的父亲以及在不同时期取而代之(3)的严厉的外祖母、慈祥的舅舅、林肯式的小学教师的影响之中。加(4)缪曾想把这本书称作《亚当》,因为此书开篇几乎就是《圣经》耶稣诞生的场面:父母坐着马车来到他的出生地,新生儿就是阿尔贝·加缪,阿拉伯人围在四周,其中一人点亮了油灯,就像三博士朝拜初生耶稣一样。《第一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只能是阿尔贝·加缪的父亲,因为儿子寻根,不可能超越父辈以上。阿尔贝所知道的父亲和父亲的家庭情况几乎都是母亲和外祖母告诉他的,她们都不识字。文字记载的东西几乎没有。人们常说,也常写到,加缪一家来自阿尔萨斯;阿尔贝·加缪也坚信他的祖父母是阿尔萨斯人,在1871年选择了法国国籍,因而他在《时论之三》的前言中这样写。授权出版的加缪作品使人相信他家祖籍阿尔萨斯一说。在这本他临终前写的自传小说中,他试图赋予阿尔萨斯人的到来一种雄浑的史诗气势;尽管他也许无意将两者相提并论,但是小说未来的读者不会不想到“朝圣者”穿越大海、登上“新大陆”的传奇经历。根据家庭祖籍的另一种说法,阿尔萨斯将让位于洛林。阿尔贝的堂兄埃米尔·加缪是听他母亲这么说的。阿尔贝的哥哥吕西安也认为加缪和加尔穆瑞(他们的祖母出嫁前的姓)是典型的洛林姓名。他也记得玛格丽特阿姨说他父亲一家是“德国人”。这也可以指洛林人,因为摩泽尔的居民说德语。

是阿尔萨斯人还是洛林人?阿尔及利亚殖民化的历史并非因此有所改变。普法战争在巴黎遭围困、沦陷之后,于1871年1月结束,结果之一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法兰克福和约规定这两省的居民有权选择法国国籍和在法国生活。为接纳这部分居民,法国议会通过决议,用阿尔及利亚十万公顷的肥沃土地,安置选择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洛林移民。

阿尔贝·加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去拜谒过乌勒·费耶,他知道他的祖辈在那里生活过,希望在那里找到家族留下的痕迹。如果他找到的话,寻找到的结果一定会出现在《第一个人》的前几页里。然而,书中只字未提。让·格勒尼埃在写他的学生阿尔贝·加缪的书中写道,当加缪试图寻找祖辈线索时,他发现阿尔及利亚市政部门没有可供法国人查阅的资料。

祖籍混乱到阿尔贝·加缪家族这样的程度是很少见的。传记作者通过查阅各种家谱字典发现,在法国的许多地区,比如在洛林,在北部和东部地区,还有在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虽然彼此相隔遥远,却都有加缪这个姓氏。历史学家(所有的法国人都可以获得有关本人和家庭的资料)掌握着全部户籍档案,从18世纪末开始,户籍档案中记载了每一位法国公民生活中的大事件。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为其居民建立了同类档案。为什么加缪寻根时没有求助于户籍部门?个中原委,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事实上加缪传记作者掌握了加缪和他的家人从未知道的材料。这些材料明显地打乱了现有的传说,使加缪在阿尔及利亚的家谱再上溯一代人。如果加缪知道在他寻根时,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过一年多的地区,在他非常孤独之际经常去拜谒(5)或去休息的地区,找到自己的部分前辈,这是多大的讽刺!

据调查,第一位有证可查的姓加缪的人,名叫克劳德,1809年生于波尔多。他和妻子玛丽-泰蕾斯(生于贝来乌德)一起,在法国(6)向殖民地移民初期来到了阿尔及利亚。他们在离阿尔及利亚不远的德利·依巴音周围的一个名叫乌勒·费耶(阿拉伯语,意为费耶家的或者费耶部落的)乡村住了下来。德利·依巴音和乌勒·费耶村庄一样,坐落在狭长的丘陵带上,这一丘陵带被称作“萨赫勒”,它与地中海海岸平行,从阿尔及尔向西延伸至切尔切勒,长达一百公里左右。

我们可以猜到,克劳德·加缪在法国是个穷人,或至少没有土地。他们的儿子,就像我们下面要说的,从来没有读过书(新殖民地没有学校是原因之一)。无论他们期待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得到什么,那儿的生活要比人们向他们炫耀的艰苦得多。当时,法国人还未完全使阿尔及利亚平静下来。他们的军事征服行动在一连串真实和虚构的事件之后达到了顶峰,1830年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托马斯·布乔元帅率领一支十多万人的军队继续行动。从1841年至1847年,军队的行动主要针对传奇式军人阿卜杜·埃-卡德。当1848年法国发生革命时,法国人已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阿尔及利亚,但在卡比尔山与柏柏尔人进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857年。在此期间,殖民是受到鼓励的。到1848年,据统计,移民已将近十万人。对新到殖民地的人来说,那儿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当地的穆斯林百姓来说就更为艰苦了。人们蜂拥而至,到阿尔及利亚淘金,对此,法国政府鲜有良策去保护穆斯林民众。

克劳德和玛丽-泰蕾斯的儿子巴迪斯特·于勒·玛里尤斯·加缪于1842年11月3日生于马赛,而不是乌勒·费耶。我们可以想象,他母亲离开阿尔及利亚去马赛(有直通两地港口的定期班轮)是为了得到更安全的医疗护理,也是为了远离战争,当时法军正与阿卜杜·埃-卡德的军队激战。巴迪斯特·加缪(根据家族传说,就是他1871年以后从阿尔萨斯移居过来的)在乌勒·费耶村继承父业,继续从事农业耕作。

1873年12月30日,他在乌勒·费耶村政府与本村的一位姑娘玛丽-奥尔滕斯·加尔穆瑞结了婚。说是村政府,其实并不合适,因为在这类正式的场合,人们用的是废弃、老旧的小型防御工事。乌勒·费耶村庄太小,没有自己的村政府,因而是邻村德利·依巴音的村长和他的副手主持,完成了必要的仪式。小型防御工事同时也象征着当时已接近尾声的殖民战争。此后,一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在德利·依巴音竖立起了石碑和雕像,以纪念平定当地土著。石碑是献给拿破仑工程部队的一位工程师的,他为法军登陆描制了当地的地图;在一座山顶上,矗立着一座纪念1830年远征军的纪念碑,碑身是远征军将军德·卡尔公爵的半身像。

借助于户籍资料,我们还获取到了有关这场婚礼的其他信息:阿尔贝·加缪的祖父没有在婚姻证上签字,因为他不识字。

如果说加缪家来自波尔多,那么加尔穆瑞家来自什么地方呢?与阿尔萨斯、洛林有什么联系呢?没有任何联系。玛丽-奥尔滕斯·加尔穆瑞的父亲马迪-约朱特·加尔穆瑞是阿尔代什省人。马迪约1826年生于锡拉克(是朱利安·加尔穆瑞和伊丽莎白·杜蒙的儿子)。这是个丘陵地区,小农庄散落在山坡上,居民们以养牛、养羊、种植小麦和水果为主业。19世纪时,那儿的人口比现在密集。如果人们今天路经(7)锡拉克,不是因为迷路,就是要去相邻的维瓦赖省的维尔努地区,那里绿色苍苍的大山俯视着罗纳河,人们可以看到古代郎格多克国入口处的古城堡的废墟。无巧不成书,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加缪被迫远离家人和朋友,在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中,隐居在离锡拉克不远的地方。他当时住在利尼翁河畔尚邦,离他祖先的家乡不到五十里路。

阿尔贝的祖母玛丽-奥尔滕斯·加尔穆瑞1852年生于乌勒·费耶,是马迪约-朱特·加尔穆瑞和玛格丽特(生于莱奥纳)的女儿。当玛丽-奥尔滕斯嫁给巴迪斯特·加缪时,她的父亲刚去世一个月。虽然她刚满二十一周岁,她的母亲还是同意了,在结婚登记册上签了字。

在婚姻登记册上,巴迪斯特登记的职业是农民,而传说中他是个铁匠。也许他有些能耐,从事两种职业。他和玛丽-奥尔滕斯生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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