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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胸怀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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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史瞬间试读：

毛泽东读私塾的时候，一次塾师邹春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同学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春培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春培不禁连连点头。后来，邹春培诚恳地对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毛泽东对对联的故事，应该是他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这也正是他成大器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在笔记本上写下：“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一家有“两个党”

毛泽东说自己家里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由毛泽东、毛泽东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以及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社会的规矩。

在毛泽东13岁时，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就是与父亲辩论时，引经据典，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和他辩论。毛泽东的父亲常责备他不孝和懒惰。毛泽东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做父亲的应该慈爱。至于说他懒惰，毛泽东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小孩子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毛泽东大上三倍，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并且说，到了父亲那样大的时候，自己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说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真理，可能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也可能让对方容易接受。

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或是对抗。

毛泽东7岁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13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13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是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这是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口述了这件事情。毛泽东还说回家之后，出乎自己的意料，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他了，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这是毛泽东一次成功的抗议，享受到抗议所收获的成果。面对“压迫”就应该有抗争，而且要靠自己抗争，所以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婚姻上的对抗。毛泽东14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给他包办娶了一个20岁的媳妇罗氏。但是毛泽东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事”。父亲虽然不满意，但也只是徒呼奈何。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观念的反叛和抗争，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对一种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朦胧的最初追求。

毛泽东在1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毛泽东与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他，说他懒惰无用。这使毛泽东大发其火，继而离家。毛泽东的母亲在后面追他，劝他回去。父亲也追他，同时骂他，命令他回去。毛泽东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父亲威胁道，如果再逼近一点，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他的父亲一定要他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毛泽东提出要求说，如果父亲同意答应不打他，他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毛泽东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他用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他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他怯懦屈服时，父亲打骂得就更厉害。毛泽东的第一导师

毛泽东自小受母亲的影响，母亲的高尚风范，对他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人生。母亲无疑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导师。

毛母文素勤从小生长在一个和睦且充满亲情的家庭。她有一双慈祥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少年毛泽东有他父亲那样健壮的体格，但他那圆圆的脸庞、宽阔的前额、和善而充满智慧的眼睛，则更像他的母亲。

文素勤笃信佛教，并曾力图将宗教信仰灌输给毛泽东，曾使幼时的毛泽东一度成为一名对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信徒。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可见那时毛泽东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后来，毛泽东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毛泽东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他不该对神佛冷淡。不信神的毛顺生，有一天出去收账的时候，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立即惊逃而去，毛顺生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思索，他开始想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毛顺生对于菩萨恭敬起来，有时也烧烧香。但是毛泽东愈来愈不信神佛。

关于毛泽东的这段信仰，周恩来有这样一段文字：“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

作家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记载了毛泽东少年时代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故事。“一年冬天，毛泽东在去学校读书的路上，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在风雪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浑身直打战。毛泽东立即过去亲切地询问他家中的情况。当了解到他家境贫寒时，非常同情，毅然脱下自己的一件夹衣给了这位青年。等到假期回家，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问其原因，毛泽东才把情况说了出来。”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由于离家较远，和许多同学一样自带午饭。一天，毛泽东发现一位同学在大家吃饭时，独自跑到外边去捡柴，好像在有意回避大家。

原来这位同学因为家里贫穷，时常无米下锅，所以没有带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午饭分了一半给他。放学回家后，他放下书包就跑到厨房去弄饭吃。母亲以为是午饭带少了，第二天换了个大碗给他带饭，可儿子回来后还是跑到厨房弄饭吃来填饱肚子。母亲问他怎么这些天总吃不饱饭。毛泽东将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责怪他，还高兴地对他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对我讲清楚，给你带两份，省得你们两个都吃不饱。”

毛泽东一直记得这个情真意切的往事，给许多人讲起过他母亲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十分敬重母亲。在办完母亲的葬礼，回到长沙，毛泽东还饱含热泪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的一封信中给予了母亲高度的评价，信中写道：“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东山学堂的“建国才”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的东山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时，表哥文园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到：“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本源也应该从这而来。

在东山学堂期间，毛泽东写过《救国图存论》之类的作文，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志向，受到教员的赞赏，批语道：“视似君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其间，毛泽东为自己取名“子任”，既有以梁任公启超先生为师从事救国救民事业的意思，又蕴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信念。在名字中，毛泽东表达了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要担负这种责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校长李元甫知道后，大加赞赏：“我们学堂录取了一名建国才。”

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在东山学堂学习的情境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毛泽东曾感叹：“那一年，我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呢！”在东山学堂的这段学习历程，毛泽东从“四书五经”开始接受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对他的人生或思想是一个转折。“二十八画生”的交友帖

1915年9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落款《征友启事》，贴在长沙各校的告示栏中。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感到交际范围太小，决定到更大范围里去物色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毛泽东便用古典文体向长沙各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的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结尾处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分别出自《诗经》里的《伐木》和《正月》两篇。以古雅之意示人，表示所征之友当为不俗之辈。

这个启事曾给毛泽东带来了麻烦。当时一所女校的校长找到第一师范，打听毛泽东在学校的品行，怕他是闲着没事，借征友为名找异性朋友。

启事发出后，有关征友的情况，毛泽东在当年9月27日写信告诉好友萧子升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将此事也写信告诉了黎锦熙。可见，寻找具有共同信仰、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毛泽东心中是多么重要。

应征的人不多，但也有一些真朋友，如毛泽东二十多年后说：“一共三个半人。”其中之一是罗章龙。

罗章龙，当时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他看到启事后以“纵宇一郎”的化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庄子》上的话说：“空谷足章，跫然色喜。”

毛泽东接信后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见面。

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足足谈了三个小时，内容广泛，国内外政治、经济、宇宙人生、治学方略、新旧文学、史学评价等无所不谈。临别时，毛泽东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罗章龙返校后写了首题为《长沙定王台初晤二十八画生》的五言律诗：

白日城东路，嫏環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罗章龙后来在《椿园载记》中回忆到：

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治学和新旧文学的评价，谈到音韵改革，二人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宇宙，人生、国家、教育等，均有茫然之感，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究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

之后，他们交往较多，常约晤谈。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观览名胜古迹了。他们来到长沙和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屈原住过的玉笋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有一次，他们从朱张渡（因朱熹在岳麓书院，张栻在城南书院讲学，时常在此渡江而得名）过湘江登岳麓宫，一时兴起，便联句吟成一首五律：

共泛朱张渡，层水涨橘汀。

鸟啼枫径寂，木落鹤泉滢。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段经过说：

我这时感到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当时，毛泽东还同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陈绍休等人因联系较多、观点相近而成为好友。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研究治学做人修身救国的道理。交友互助的初步实践，使毛泽东更加感到：要获得更多的学问，开拓视野和活动范围，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同辈青年，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团体组织，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才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一提出来，立即得到普遍的赞同。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有萧子升、萧三、何叔衡、毛泽东、陈赞国、邹鼎丞、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讨论了发展会员的问题，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还讨论了会员出省、出国等问题。一个由志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充满朝气的进步团体诞生了。

当时，许多中国人纷纷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日本维新早，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早，且卓有成效。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上万人，其中湖南人也不少。新民学会决定派罗章龙等去日本学习，罗章龙在两年前就给自己取了日本名字纵宇一郎，去日本自然很愿意。

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来到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分别时，毛泽东又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化名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天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浩歌壮行，鲲鹏励志，罗章龙此次东行，实际上是代表新民学会在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邦之道，毛泽东希望罗章龙、新民学会的会友们，都能担当整顿乾坤的责任。因此，“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表述了毛泽东意识到历史内容的深刻，以及中国当时正处于需要产生历史巨人的时代。

罗章龙抵达上海后，正值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日本政府当局以暴力压迫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行动，迫使一部分人回国。罗章龙在上海滞留期间，接触到一些从北京、天津南归同学，得知北京一些学校正酝酿新思潮的动向，十分向往，后来进入了北京大学。24岁写成《心之力》《心之力》写于1917年，那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只有24岁，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并获得到了杨昌济老师的高度评论，给了他满分。

毛泽东在文章的开篇写道：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里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毛泽东用自己的宇宙观揭示了宇宙万物之运行规律，提倡促动并激发宇宙正义道德之思维能量。同时指出，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有更高的对世界和社会和谐关爱的精神信仰。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

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

在文章中，毛泽东揭露在倭寇和西方列强对中华国民习俗、心理、精神、文化和政治决策层群体方面隐秘误导与破坏下，中国统治阶层长期以来政治腐败，祸国殃民。毛泽东熟读历史，站在时空制高点高瞻远瞩，阐述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都是国家强盛的细胞，每一个平民的身心被压抑、被残害致使的衰弱都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

针对这些，毛泽东提出：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毛泽东同时提出，青年人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更要以“开放胸怀”接受西方文化，关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要引进和吸收优秀养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强国之梦。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毛泽东对东西方文化和产业强国已有深刻的认识，如何“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如何“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都有自己的主张。当年被称为建国之才的救世奇文《心之力》。

青年毛泽东其心境早已独步天下，以匡世济民之心，拯救人类之志而奋发进取，终于建立不朽的伟业。北大的“临时工”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去北京，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呢？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

到北京后，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准备就绪，当时已经在北大任教授的杨昌济看到毛泽东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便推荐他到李大钊主管的北大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北大的一名“临时工”。

毛泽东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每月不但有八块大洋的工资，“在这里能多读书，又能广交朋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毛泽东放弃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认为“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待在中国或许更有用”。

毛泽东在北京除见到了李大钊外，还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但是，由于“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出洋未能成行。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的，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一方面，他主张吸收西方知识；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这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也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当时，毛泽东对陈独秀非常敬佩，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其很大影响。

后来，毛泽东从北京辗转上海回到长沙。此时，同他去北京的时候已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从北京带回了许多新的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他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此时，毛泽东写文章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深刻变化。“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国的问题。他们下功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湖南，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以往，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在“五四运动”的有力冲击下，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这段文字就是有力的注解。

如果说“五四运动”让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那么北大这段“临时工”的经历则是对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一次有益的聚集和沉淀。第二章投身革命（1921年—1927年）第一次党代会上的“书呆子”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织召开党的一大的通知；月底，他和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参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党的一大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汉代王符《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道君主关键是要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古今一理，可见，毛泽东是智慧的，那就是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辨明是非得失；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信以为真，往往要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来看，一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二是确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三是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还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缺席会议但当选为书记的陈独秀，当时有一封给代表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现在看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一大代表，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有的背弃了自己最初的誓言；有的朝秦暮楚，一生在变节中度过。但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信仰奋斗终生，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虽说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同20世纪中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上的“书呆子”的历程，更是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毛泽东最早取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在1921年9月至12月，他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

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近万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

然而，组织工人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安源，组织和参与安源工人大罢工。

第一次到安源是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曾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毛泽东此行可谓是了解情况。

第二次、第三次到安源是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第三次还派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第四次到安源是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第五次到安源是同年9月初。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罢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

第六次到安源是1922年冬天。毛泽东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要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由此，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3年就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第七次到安源是1923年4月。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找矿局谈判，严正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他们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有大的反动举措。

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可见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对中国革命成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也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可以说在这期间已初见端倪。

毛泽东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到1922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想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他们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声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支持。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翔实情况，刊在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

赵恒惕事后对他手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从当时来看，赵恒惕这句话说出了毛泽东在湖南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赵恒惕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不仅在湖南“闹”得天翻地覆，日后还要在中国“闹”得天翻地覆，让整个反动政府没有立足之地，建立了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人民民主政权。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对于国共要不要合作的问题，与会者没有太大意见，讨论的焦点是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仍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此后，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毛泽东等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此前，毛泽东曾在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成一个大的民主派”的革命主张。这与当时的中央精神不谋而合。

大会还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以积累经验和发展壮大。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3年8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回到长沙，积极配合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

9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

原来同在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三大”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帮助国民党筹备湖南地方组织。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筹备员的名号，这就是上述信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1月28日，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的政策。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也表示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乃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结果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1/4。从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31岁的毛泽东也走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国共群英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也设在上海，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国共两党一大批风云人物集聚在这里，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有“国共群英会”一说。

国共合作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上海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此时，毛泽东在国共两党中都身兼要职，他一方面身负中共党内四项要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另一方面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是“国共群英会”的风云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已是身居要职了。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国民党一些右派分子自然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8月1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亦近纵容”。

此时，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加之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加大，他便向中央告假，在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为此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

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用简短的话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处事方式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有根”的地方。农民运动从教识字、珠算开始

在1924年2月，国民党成立农民部。这为热衷于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提供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毛泽东后来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机遇。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第一个可共事的人。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一次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更是影响了他。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去开展农民运动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农民运动”问题，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国焘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进一步举例说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基本上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不在于此，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

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成立农民部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却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农民，以及农民运动对革命的重要性。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韶山冲。他的农民运动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第一次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是从教识字、珠算开始的。

毛泽东听说自己的同学钟志申在1918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

毛泽东还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中共韶山支部成立，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

韶山农运为湘区党委领导农运积累了经验，也为毛泽东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

毛泽东在韶山开展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是搞得有声有色。农民拥护，土豪劣绅却恨之入骨，很快就惊动了省城。

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一心想抓革命党，当他得到土豪成胥生的密告，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立即秘密派人来韶山抓捕毛泽东。好在这个消息被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截获，他立即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毛泽东才得以脱险。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还在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

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农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本末倒置。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

毛泽东或许并不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宣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毛选》的开卷之作

中共“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1925年9月抵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便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之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戴季陶之流，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被清理出国民党，要么就是脱离共产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文章特别提醒，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文章的最后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的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更是独具特色。它首先明确敌我，然后再从环境出发对敌我之间的各个势力进行分析、评估。对各个阶级的革命性作出定位，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方向和之后的领导权问题。

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出了单行本。

数十年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开卷之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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